眼前的长安城再度运转起来，而李鸿运的视野中，也再度出现了新的史料。
“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之心，秦王不为兄弟所容，有功高不赏之惧。
“太子宽仁，多次向高祖求情，赦免秦王之罪。唯齐王一心力保太子之位，多次劝太子先下手为强诛杀秦王，太子不允。
“高祖虽有废立之心，然后宫张婕妤、尹德妃频频称颂太子仁德，使太祖摇摆不定。
“秦王乃使边将诬告太子谋反，高祖初而大怒，但太子负荆请罪后高祖醒悟，由此猜疑秦王日甚。
“秦王养寇自重，多以财货贿赂突厥使其退兵，权势日隆。然秦王府兵将多感于太子仁德，纷纷投效，秦王铤而走险发动玄武门之变。”
又是真假混杂的史料，需要玩家仔细甄别。
有了之前的经验，李鸿运知道这其中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对之后的游戏进程产生影响，于是开始逐字逐句地考虑。
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之心，秦王不为兄弟所容，有功高不赏之惧。
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直接就是史料中的原文。
但问题在于，这句话是以秦王作为主视角的《贞观政要》中写的。
前一句的时间“武德六年以后”没问题，后一句的“秦王不为兄弟所容、有功高不赏之惧”也没问题。
按照此时的时间节点，秦王已经是一战擒双王，封无可封，而突厥屡屡犯边，基本上都是秦王出马平定。
他的军功确实已经达到了顶点，甚至连梁高祖这个皇帝也都镇不住了。
但“高祖有废立之心”，这句话就有问题了。
如果按照一般的思维模式考虑，梁高祖若是此时有废立之心，应该是挺正常的。
毕竟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秦王立下的功劳实在太大。而与之相比，太子仅仅是坐镇后方，就算有保障后勤的功劳，这功劳还得跟梁太祖分一下。
二者在这个乱世中表现出来的能力，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如果天下太平，政治局势稳定，那么封建王朝毫无疑问应该立嫡长子，而非立贤才。
毕竟在太平盛世，皇子们的贤能很难展现出来。
但此时天下正逢乱世，虽然梁朝已经基本上平定了中原，但外面还有各种强敌环伺。
突厥、高句丽、吐谷浑、吐蕃，全都是横亘在梁朝广袤边境上的庞然大物，哪一个都不是善茬。
让太子接过皇位，他搞得动这些势力吗？
恐怕是不可能的。
所以，站在梁高祖的角度考虑，在乱世中将贤能、有能力的儿子立为太子，未尝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这句话看起来也没什么毛病。
但在李鸿运对这几名关键人物的性格特点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之后，他认为这句话的可信度并不高。
这有可能是站在秦王视角，为秦王说话的粉饰之词。
梁高祖就算是偶然出现过废立之心，甚至也许在某些关键时候对秦王给过一些没有明说的暗示，但他绝对没有真的动过废立之心。
说白了，梁高祖还是把秦王当成一个好用的工具人在用。
哪个地方叛乱了，让秦王去平叛；突厥人入侵了，让秦王去守边。
但要说因此就把太子之位给秦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梁高祖之所以这样考虑，李鸿运推测，动机主要有三个。
第一，古代封建社会传承一直都是立嫡长子为太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前朝因为废长立幼而导致偌大的王朝短短十余年就陷入崩溃，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前车之鉴。
第二，太子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过失，因此要废掉他，理由不足。更何况梁高祖明显对太子十分偏爱，在个人感情上，他喜欢太子要远多于秦王。
就像他之前斥责秦王“被读书人带坏了、不再是当年的二郎了”，正是因为他一直留守京师、没有上前线，而秦王一直在前线打仗，双方对于战争、封赏等问题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相较而言，还是听话懂事的太子更讨人喜欢。
第三，梁高祖的年纪并不算很大，他的身子骨还硬朗，根本就没打算这么早就退位。
若是立秦王为太子，那么太子的势力太强，对皇帝绝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梁高祖顶多是在拿秦王当工具人的时候暗示过可能会立他为太子，但绝对没有真的考虑过这件事情。
而这条史料记载，是秦王或者秦王手下的人，为秦王登基多增加一些合法性而已。
紧接着下面一句：“太子宽仁，多次向高祖求情，赦免秦王之罪。唯齐王一心力保太子之位，多次劝太子先下手为强诛杀秦王，太子不允。”
这条显然也有问题。
明显的问题在于，太子宽仁，向梁高祖求情赦免秦王之罪。
且不说秦王根本就没有什么罪责，就算强行说罪责，也不过是打下洛阳之后把府库中的财宝分给将士，而没有分给张婕妤和尹德妃。这所谓的罪责，根本就是诬陷。
更重要的是，太子不可能向高祖求情赦免秦王，他只会煽风点火。
事实上，在整个玄武门之变的过程中，太子都在拼尽全力地想要尽可能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
这个诉求看起来简单，很多人也会误以为太子完全处于一种被动防守的状态。但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太子已经意识到了秦王势力太过强大，对自己的太子之位产生了严重威胁，因而站在他的角度，只要他还想坐稳太子之位，坚持到梁高祖驾崩后正常接班，他就得想尽一切办法打压秦王。
如果他真的宽仁，又为秦王求情，那他不如干脆更进一步主动让出太子之位，那样也就没有之后玄武门之变的剧情了。
他确实只想要保住太子之位，但当时的局势，保住太子之位就意味着他必须弄死秦王。
秦王只要还活着一天，哪怕没有任何官职，对他也仍旧是巨大的威胁；反之，太子的位置一旦被废，那么他就对秦王不再有任何威胁。
这种优劣对比，并非因为双方的出身、地位，而仅仅是因为双方硬实力的巨大差距。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但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问题隐藏在暗处。
那就是齐王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齐王一心力保太子之位，多次劝太子先下手为强诛杀秦王，太子不允。”
后一句从事实上来看没什么问题，在太子和齐王的联盟中，齐王确实是比较活跃的那一个，也确实多次劝说太子诛杀秦王。
太子不允，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成功率不高，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但抛开动机谈结果，这么说也没什么大问题。
这句话的坑，其实是在前一句。
“齐王一心力保太子之位。”
这句话乍一看没什么问题，因为齐王帮助太子对付秦王。但问题在于，齐王最终的目标却并不是保住太子，而是谋求自己上位。
因为齐王是父子几人之中，最为了解秦王的人。
自从梁朝建立以来，梁高祖和太子一直都是坐镇后方，太子倒是有几次领兵打仗的经历，但要么是打必胜之仗去摘桃子，要么就是打得很不怎么样。
所以，太子和梁高祖，对于打仗这种事情，是很不了解的。
尤其是梁高祖，他看着前方传过来的一封封捷报，看着自家二儿子如此的百战百胜，自然会觉得，打仗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而一旦秦王打突厥时没有取得什么决定性的大胜，突厥还在继续犯边，梁高祖就会自然而然地觉得，秦王有养寇自重的嫌疑。
换一种说法，也可以认为梁高祖和太子对于秦王在战场上有多可怕，压根没有直观的认识。
他们呈现出一种：既轻视秦王在战场上的巨大作用、又为秦王在战场上获得的巨大权势而担忧的矛盾心理。
但齐王就不同了。
梁太祖出于种种考虑，多次让齐王跟随秦王出兵。而在这个过程中，齐王可是见过秦王虎牢关之战一战擒双王、五陇阪单骑喝退突厥人的。
这些齐王想都不敢想的神仙操作，秦王不止一次地打出来，而且还全都成功了。
所以，齐王与太子联合之后，才非常积极地希望太子尽快肉体消灭秦王。
因为他知道，一旦事情拖延下去，让秦王先动手，或者事情败露、秦王去地方上举兵造反，皇帝、太子和齐王的所有势力加起来，都不够秦王打的。
至于齐王的目的是什么？
显然，也是为了皇位。
从表面上看，他前面有皇帝、太子、秦王三座大山，太子之位怎么看都轮不到他。
但梁朝之前，可是很长时间的乱世。在那个时候，换皇帝如换菜碟，什么父子相残、兄弟反目，都是再常见不过的现象。
两方势力激战之后突然钻出来第三方势力渔翁得利的事情，屡见不鲜。
所以，对齐王来说，帮助太子干掉秦王只是他的第一步。至于接下来要如何干掉太子，自己获得储君之位，这应该暂时还不在他的计划之内，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太子与秦王火并、铤而走险杀死了秦王，而天策府的诸将为了自保而叛乱，又杀了太子，那他不就可以渔翁得利了吗？
这种可能性虽然很低，但也确实存在，试一试对他来说又没什么损失。
反正现在秦王的势力最大，那就先搞定秦王，对他怎么都有好处。
“高祖虽有废立之心，然后宫张婕妤、尹德妃频频称颂太子仁德，使太祖摇摆不定。
“秦王乃使边将诬告太子谋反，高祖初而大怒，但太子负荆请罪后高祖醒悟，由此猜疑秦王日甚。
“秦王养寇自重，多以财货贿赂突厥使其退兵，权势日隆。然秦王府兵将多感于太子仁德，纷纷投效，秦王铤而走险发动玄武门之变。”
后面这段就比较好分辨了，高祖实际上并没有废立之心，后宫张婕妤、尹德妃的枕边风只是让他更加倒向太子一边。
而秦王让边将诬告太子谋反这件事情，应该也不太现实，因为当时太子确实和边将共同做出了谋反行为，不是边将单纯的诬陷。要说做局，这些支持太子的边将为了帮秦王做局把自己的命都搭上，这未免也太夸张了。
秦王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有如此可怕的洗脑能力。
至于后面，秦王贿赂突厥让其退兵、秦王府的将领感念太子仁德纷纷投效等等说辞，就更不值一驳。
秦王在危急关头发动玄武门之变，并不是因为秦王府的诸将离心离德，而是因为太子和皇帝已经在想方设法剪除他的羽翼，秦王府的诸将并不是主动去投效太子，而是被更高层的力量直接拆散了。
李鸿运再度按照自己的理解，将这段史料记载的内容进行了一番调整。
在调整完成之后，整个长安城中的光点再度流动起来。
李鸿运注意到，一张庞大的网络以皇宫为中心，向着整个长安城的核心地带扩散开来。
不断地有光点在秦王府、齐王府和太子府之间往来流动，而这些光点还来到了城中许多功臣、勋贵的府邸。
也有一些光点在向着后宫流动。
显然，随着之前的一系列矛盾激化，此时双方势力的矛盾已经逐渐白热化。
双方都在想方设法地拉拢对方的人手，壮大自己的羽翼。
齐王府中，一个明显有些醒目的光点来到尉迟敬德的府上。
“将军，你与齐王一同南征北战，如今天下平定，北方仍有突厥为患，还需将军继续为国效命。这些金银赠与将军，另有太子的亲笔书信一封，希望能与将军结为布衣之交。”
负责送信之人显然是太子心腹，而在他奉上太子密信的同时，也将整整一车的金银财宝展现在尉迟敬德面前。
太子愿意与一位将军结为“布衣之交”，这姿态可以说是放得相当之低了。
然而尉迟敬德却亲自修书一封答复太子，同时将送来的一车金银原样奉还。
“秦王对末将有救命之恩，末将此生都誓死追随秦王！”
此时，尉迟敬德的几个记忆碎片，也出现在李鸿运的脑海中。
武德二年，尉迟敬德还在宋金刚手下，在夏县大败梁军，永安王、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唐俭以及数名将领都被尉迟敬德生擒。
然而，在美良川他遭遇了秦王，被打得仅以身免。
明明都是梁军，但前者不堪一击，后者如天神下凡，这给尉迟敬德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武德三年，尉迟敬德投降秦王。七月，秦王讨伐王世充，许多收降的旧将纷纷叛逃而走，梁朝诸将认为尉迟敬德悍勇难制，认为他也必然叛逃，就将他押在军中。
然而秦王立刻将他释放，将他带在自己身边，还赏赐给他金银珠宝。
而在虎牢关之战时，尉迟敬德跟着秦王一起冲锋陷阵，看到那个豪气干云的年轻人光焰万丈地说出了那句名言：我持弓矢，君持槊相随，虽百万众奈我何！
显然，尉迟敬德对秦王，不仅有生死交托的信任，也有发自心底的佩服。
想要用金银珠宝策反这样一个人，显然是想多了。
之后，太子和齐王又用继续策反秦王手下的诸多将领，手段也都与策反尉迟敬德如出一辙，无非是用大量的珍宝、财货以及礼贤下士的姿态，诚心拉拢。
然而这种拉拢几乎全然没有奏效。
站在这些将领的角度，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理由改换门庭。
论私情，他们是跟着秦王出生入死打天下，立下军功之后，秦王从来都不吝赏赐，甚至其中的大多数将领，还都在战场上被秦王救过。
在几次大战中，秦王都有翻身冲入敌阵救援己方将领，或是干脆自己断后的经历。
太子和齐王是什么？
太子久居深宫，压根没上过战场；齐王上过战场，但明显就是打酱油的。
在这群武将的观念中，实力为尊，这样的两个人，显然不足以让他们诚心诚意地信服。
论公义，他们是秦王的人，背叛秦王是为不忠不义。
论大势，秦王手下人才济济，虽然此时还不是太子，但明显各方面都处于优势，坚持下去仍有可能做从龙之臣。
就为了一车财宝，就出卖秦王？
这些武人只是耿直，但绝不蠢。能在浴血拼杀、九死一生的疆场中活下来的猛人，哪个是蠢人？
等辅佐秦王取了天下，什么样的珍宝财货不是应有尽有？
反之若是投靠了太子，即便成功干掉了秦王上位，身上也永远贴着二五仔的标签。现在太子是用人之际，自然表现出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可若是除掉了秦王、让太子坐稳了江山呢？
到时候太子身边还有更多更亲近的、早就跟在他身旁的人，还要拉拢梁高祖留下来的前朝遗老们，又有多少好处和利益分给他们这些二五仔？
反之，秦王策反太子的人，倒是轻松了很多。
秦王也并非是傻白甜，他是个手腕高超的政治家，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不可能被他忽略。
《旧梁书》中说秦王是迫于无奈才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对于这一点，李鸿运反而不信。
因为“迫于无奈”这种事情如果是真的，那未免也太侮辱秦王的政治手腕了。
在这样紧张的政治局势下，太子不断地尝试从秦王府挖墙脚，秦王自然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他同样用大量的珍宝财货去策反太子手下的人，而他的进展，显然比太子要顺利多了。
除了魏征等少数在这一阶段还死心塌地跟着太子的人，许多人都做了两面派。
显然，这些人都看出来了，秦王军功太高，声望也太高，别说是太子，就连皇帝梁高祖都有点压不住他了。
虽说他还不是太子，不能直接明牌倒戈，但对于秦王这样一个很有希望成为太子的潜力股，也肯定不能得罪。
他们支持太子，并不像那些武将支持秦王一样坚决。因为太子与他们并没有什么牢不可破的利益关系，更没有战场上一起挨过刀的交情。
就这样，李鸿运看着无数光点在长安城中往来，而支持秦王的势力，仍旧在不断地增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