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王允之少年时有军政才，而且被人所知，从《晋书》记载来看，王舒在荆州的时候王允之就跟随在他身边，看着父亲统率西府，等到王敦之乱平定，皇帝想让他出仕，他的父亲王舒代替他拒绝了这次任官，理由是年龄还小——“臣子尚少，不乐早官”。
苏峻之乱中他刚刚成年，第一次参与直接作战就一战成名，事后清点战功论功行赏，王允之受封番禺县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领受的官职则是建武将军、钱唐令、司盐都尉，仍在父亲王舒辖制的会稽郡之下，只是从有实无名的父亲幕后帮手变成了有实有名的明面主事，不像其他王氏子弟一样先到建康领五六品的官职，担任朝官。
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任官，和他妹妹王琅积极主动谋划，精心设计路线的做法截然不同，可见王舒“不乐早官”的话语只是一种借口，功名利禄在他眼里自始至终被看得很淡。
但此后他依然连续出镇地方，成为王家在地方军镇的实权人物，并逐渐对东晋朝局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和他妹妹王琅的积极仕宦态度是分不开的。
或者可以认为，正是王琅在军国大事上的志向和才能，促使他不得不违逆本性出仕，发挥自己的军政才能。
前文已经论述过，他和妹妹王琅的感情很好，在心理上对王琅有严重的依赖情绪。以东晋当时的情况，王琅想要有所作为，他这个兄长的扶持和帮助非常关键。
事实也正是如此。
当兄妹两人相继出镇以后，王家很惊讶地发现，这对兄妹使用起来竟然比过去王家势力全盛之时，子弟遍布显要州郡的情形下还要灵活有效。
过去王敦、王含、王舒、王邃、王廙、王彬虽然是同族，彼此同气连枝，相互照应，但各自才能不同，志向也不同，只是在王敦的尊名威望之下听从他的指令，等王敦和王导离心之后，瞬间化为一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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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允之和王琅不一样，两个人都有军政上的才华，感情又亲密无间。王允之本人并没有政治野心，只是为了帮助妹妹，维持王家的门户地位而不得不出仕，对妹妹的政策全盘继承，甚至连属官和麾下的将校兵卒也可以任意互换。两个人看似分驻两地，实则是两人分驻哪里，哪里就会被连成一片，形成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
两人早期经营的扬州、江州本来都在建康的控制范围之下，但是地方刺史权力极大，两州政治、军事、经济上都相互独立，没有太深合作。而在王琅、王允之分别出镇两地之后，三方全部被打通，宛如秦汉最强盛时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可以彼此协同调剂，官员调任也不用再顾虑猜忌，反正都是一家之臣。
唯一的问题在于兄妹二人从此聚少离多，很难再有重聚共话之时，就像天上的参星和商星一样，难以同时出现在同一片天幕上。
语林里记载了王允之常在月圆之夜独自到窗前吟诵左思的诗句：
伊我之闇，晞妹之曜。
惟我惟妹，寔惟同生。
这两句诗出自左思的《悼离赠妹诗》，写于妹妹左棻入宫第二年。
左思早年丧母，与妹妹感情深厚，兄妹两人又都文才出众，有共同爱好。晋武帝听说左棻的才名，召入宫中纳为修仪。宫闱深重，从此兄妹二人再难相见，虽然都在洛阳，但有如相隔天堑。
左思两年没见过妹妹，忍不住写下两首长长的四言诗，托人递给身处深宫的妹妹，怀念妹妹在家时的往事，叙述骨肉分离的哀痛与对妹妹的挂念，选段大意如下：
“举起酒杯无法下饮，哭泣得涕洟纵横。相会的日子何其短暂，分隔的日子何其长久”、“你且拿着我的诗，就好像兄妹见了面。”
妹妹左棻收到以后反复翻阅，作《感离诗》回应兄长：
“仿佛又见到了你的容貌，啜泣着难以自持。什么时候兄妹才能当面相见，再次一起快乐地读书谈诗。”
与妹妹长期分离两地的王允之想必对两人的感受深有体会，他所反复吟诵的两句应当与原诗含义不同，是他自己的想法：“使我失去阳光陷入晦暗，使妹妹的光彩照耀世人。只是我和我的妹妹，确实是同生兄妹啊！”
而王琅听说这件事以后的反应是“泣下交颈，遂行驿改，事皆亲筹，至唐无可增益，但促其畅而已”（眼泪滴在脖颈上交错，于是推行驿政改革，事情都亲自筹划，一直施行到唐代还没有任何可以改进的地方，只是维护修缮她过去规划的路线，使道路保持畅通而已）。
王琅改良驿政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给哥哥写信，从她一路走来的历程看，驿政无疑是她宏图远略中的一部分。
但两人在驿政改革中投入的资源、心力都非常巨大，远远超过其他政务。
王允之本人治理地方简略而有威惠，不喜欢多兴事端。但在驿政上他主动推行，每赴任后都当做头等大事，竭力协调资源促成。
而王琅做事向来以简贤任能为主，很少亲自参与实施，可对于驿政，她却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做出了很多天才横溢的设计。
历代评述这件事，都认为东晋道路的通畅与兄妹二人渴望保持通信的感情驱动是分不开的。唐人就有诗认为兄妹二人被迫分离虽然很让人同情，但对此后几百年的离人而言却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天教二王参商绝，从此九州音息通。”（上天让王氏兄妹如同参商般分离隔绝，从此人间传信道路变得通达）
从王允之的角度，他不一定会在乎后人书信往来是否便利，但他一定很希望和妹妹保持通信，见字如会面。
（四）
琅邪王氏是东晋第一门阀，人称“势门”，历代子弟大多积极仕宦，维持门户地位。
王允之兄妹恰好处于王家势力的中空期，王导一辈的家族中坚力量大半折损于王敦之乱，外部又有以外戚身份强势崛起的庾家紧密逼迫，不得不将维持门户的责任提前压给下一代。
其中拥有方镇之才，能够压服地方握住兵权的仅仅王允之和王琅兄妹二人，与王敦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王允之原本不乐仕宦，年少时就亲身体会过权力斗争的险恶，对王导维持第一门阀的努力怀有一定不满。
晋书里记载了王琅与王导长子王悦早年的一段对话：
“小王将仕，王长豫曰：‘渊猷必当恨我。’小王怪之，乃曰：‘夺其日光，固所当然，须我死得解。’后令出西，渊猷叹曰：‘使长豫在，何得至此’。与导后人终生相善。”（王琅即将出仕，王悦说：“渊猷一定会恨我。”王琅觉得奇怪，王悦解释说：“夺走他的日光，怨恨我也是理所当然，等我死后怨恨就会解除了。”后来王琅被逼迫外放为荆州刺史，王允之叹息说：“如果长豫还在，哪里能落到这个地步。”于是与王导的后人终生交好。）
王悦先于王导病逝，不久王导、庾亮、郗鉴三人同年去世。王家同时失去朝中支柱与地方上的强援。
而庾家的领门人庾亮虽然去世，还有庾冰在朝中，庾翼在地方。接替王导主政的何充无论声望、才干、资历都不如庾冰，主要起到调节王、庾两家矛盾的作用，不足以与庾冰抗衡。
王家陷入处境最艰难的时期，王允之被调任吴国内史，王琅则被调配至荆州，对外要应对北方与成汉的威逼进犯，对内要接受朝中掣肘。
当时的情况是就算作战能打胜，荆州的实力也一定会被损耗，功劳归于担任中书监主政的庾冰，而一旦战败，庾家立刻就能将她受捕问罪，名正言顺地废黜她，再次入主荆州。
权臣一旦失势，感受到的不仅是世态炎凉，更是政敌不死不休、唯欲除之而后快的打击。
王敦病逝后家族中还有王导支撑，王导离世后，王家的门户压力就直接落到了王允之兄妹身上，无论两人是否愿意。
王允之想必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而怀念起过去在朝中事事为兄妹二人提供臂助的王悦，改变了自己原先对王导这一支的看法。
后来他升任卫将军，王导孙辈王珣兄弟先后担任他府中的主簿、长史，受到他的提拔，是他性格里重感情一面的辅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