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普林斯海姆坐在钢琴前，两边分别坐着九岁的埃丽卡和八岁的克劳斯·曼。卡提娅坐在沙发上，穿着一袭黑色的织锦缎连衣裙。莫妮卡找到了一把勺子，她不顾别人的恳求，在一个从厨房拿来的锅子上敲敲打打。戈洛用略带嫌弃的神情看着这一幕。

“克劳斯，”他的舅舅说，“埃丽卡唱和声时，你别跟着她，要稳住旋律。必要时就提高声音。”

这是一首音乐厅曲目。

卡提娅在哥哥在场时，还是原先变化无常的性子。从达沃斯回来后，她就把精力放在孩子们身上，还监督着建房工程，他们在波琴格街上买了一块靠近河边的地。傍晚房子里安静下来时，托马斯就看到她坐在餐桌边看规划方案。但只要她的双胞胎哥哥一来，她就变回在娘家聚会上与他谈笑风生的那个女孩。她和克劳斯又摆出以前冷嘲热讽的姿态。他觉得他们是在取笑他。

“我们要的，”克劳斯转向托马斯说道，“是一个独立的慕尼黑，它要和法国联手对抗普鲁士人。这场战役必胜！”

“你会去打仗吗，我的小乖乖？”卡提娅问。

“白天，我是最勇猛的战士，”克劳斯说，“晚上，大家都会请我去给军队演奏鼓舞士气的音乐。”

他弹了《马赛进行曲》开头一段。

“我们有邻居，”托马斯说，“现在情势紧张。”

“我们有些邻居想打仗。”卡提娅说。

埃丽卡和弟弟克劳斯唱了起来。

我们讨厌俄国佬放大臭屁。

我们讨厌法国人老奸巨猾。

我们讨厌英国人冷冷的心。

德国兵会与他们奋战到死。

死，死，死，直到都死光。

他们在房间里列队行进，莫妮卡用勺子敲着锅子跟在后面。很快戈洛也跟了上去，迈着庄重的步伐。

“他们是从哪学来的？”托马斯问。

“有几千首这样的歌，”他的小舅子说，“你应该多出门。”

“托米喜欢世界自己走到他身边来。”卡提娅说。

“等到玛利亚广场改成法语名吧。”克劳斯说，“那就会有歌了，或者等到它改俄语名。”

托马斯注意到几个用人聚集在楼梯平台上。他后悔他和卡提娅给长子取的名字是克劳斯。一个克劳斯已经足够。他希望克劳斯·曼不要以舅舅为榜样。

一月，他们搬进新居。有段时间，出于迷信，托马斯特意没去房址。当卡提娅问他具体想法时，他说他只要一间有阳台的安静书房，让他能待在里面思考世界，如能有两间则更好。

“我想要一间自己的浴室，但我不会为此大动干戈。”

“在一切停当之前，不能让我父亲知道，否则对于最小的家具他也要大动干戈。”

“我想要吕贝克的书橱，不是你父亲设计的那些，还想要一扇从书房通往花园的门，好让我失踪。”

“我给你看。这就在规划里面。”

他笑着举起双臂，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势。

“从你给我看的规划中，我只看到了要花出去的钱。”

“我父亲 ……”卡提娅刚开口。

“我宁可向银行贷款。”托马斯说。

房子显得太过奢华。他想，这像是一个富人的房子，而这人像是在荷兰和英国旅行过，学到了那里的风格，并且满不在乎地炫耀自己的财富。他发觉自己既为拥有这样一栋房子感到骄傲，又担心别人的感受，比如海因里希。他还担心这会不会让孩子们被孤立。他们也许会在附近找到友伴，但会被视为来自一个挥霍金钱的家庭。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这种高人一等的态度。但现在他已经无能为力。他小心翼翼地不为此埋怨卡提娅，而卡提娅正开心地带娘家人参观房子。

“我们的小作家让你变成贵妇了，”克劳斯对她说，他饶有意味地冲着托马斯挤眉弄眼，“从寒碜的吕贝克人变成耀眼的贵人。别告诉我贷了多少款！没有一个作家有这么多现金。”

他们去巴特特尔茨时，托马斯只希望无人会提起战争的可能性。一离开城市，他就知道，不能对爱国主义开玩笑。在慕尼黑，他婚后就不常去咖啡馆了，也不聊政治。他总觉得打仗是不可能的。在他想来，英国想要一个更弱势、更不自信的德国，这场战争会让仍然渴望掠夺殖民地的英国成为最大赢家，他不认为法国和俄国会参与进去。

在去巴特特尔茨的路上，他们多次停下来吃点心，但没听到任何新闻。他们在下午四五点钟抵达，一到就忙于整理房子，连散步的时间都没有。但他们让大孩子在女佣的陪伴下去找他们的朋友，并严格限定在七点前回家。

托马斯正在书房整理他的书籍，埃丽卡和克劳斯跑进来了。

“他们打死了一个大公！他们打死了一个大公！”

起初，托马斯以为他们又唱起了哪一首歌。假期刚开始他就下定决心，不让两个大孩子得到过多关注。

他一把抓住克劳斯，威严地对埃丽卡伸出手指，这时他很庆幸卡提娅还在楼上。

“我不要听你们唱歌！不许唱歌！”

“克劳斯舅舅说我们可以随便唱。”埃丽卡说。

“他不是你们的父亲！”

“不过这不是歌，”埃丽卡说，“是真事。”

“他们打死了一个大公，”克劳斯说，“你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什么大公？”他问。

“谁在说大公？”卡提娅过来问道。

“他们打死了他。”埃丽卡又说了一遍。

“他死得透透了，”克劳斯接着说，“死，死，死，直到都死光。”

次日早晨，什么报纸都买不到。托马斯去找当地的报纸商汉斯·加勒，订了几份之后两个月的德国日报。曼家刚来消夏，加勒就骄傲地把托马斯的书都陈列在橱窗上。

他陪着托马斯走到街上，前前后后地观察，仿佛随时会冒出一支外国军队。

“刺杀斐迪南大公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塞尔维亚人，”加勒慎重地说，“他是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也就是说他是被俄国人收买的。如果此事是俄国人下令干的，那么英国人一定也插了一手。法国人太弱太蠢，无法阻止这种事。”

托马斯心想，加勒是从报纸上读到的这些，还是从某个顾客那里听到的。

每天早晨托马斯去拿报纸时，都发现加勒已经把几小时前读到的观点，加上自己的成见，整合了起来。

“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一场闪电战。我们应该在夜里去偷袭法国人。能打败英国人的唯一办法是炸沉他们的船。我知道我们在新型鱼雷上做了很多研究。那种鱼雷能撼动我们的敌人。”

托马斯笑着想到，埃丽卡和克劳斯唱着他们的歌来给加勒可怕的预测伴奏。

他研读的报纸越多，便越发认为英国、法国、俄国铆着劲儿要打仗。他骄傲的是，德国已经增加军备生产。他认为这是发给敌人的最合适的信息。

“我看德国不想打仗，”一天上午他对加勒说，“但我觉得英国人和俄国人认为如果他们现在不使足劲压过我们，那么永远都没机会和我们平起平坐了。”

“这里的人都很想打仗，”加勒说，“男人们都准备好了。”

托马斯没把他和加勒的谈话告诉卡提娅。他知道她不想在家里谈论战争。

他们不在慕尼黑时，房子里新建了一间浴室，托马斯不得不回城付钱给建造商。俄国动员令下达时，他正独自在波琴格街的房子里。

他去付钱时，建造商指了指浴室里的那几个人。

“这是他们最后一天在这里了，”他说，“我们正在加快进度，今晚要全部竣工。下星期世界就要大变了。”

“你确定吗？”托马斯问。

“下星期我们将要穿上军服，所有人都是。今天建浴室，明天就要对阵法国人。我为法国人感到遗憾，他们是一个悲惨的民族，但如果有一个俄国人在慕尼黑露脸，我保证我会给他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俄国人应该知道不能来这里。”

那天傍晚，托马斯早早地吃完饭就进了他的书房。他意识到，这些书架上每一本书里的每一个词，都是德语词。与海因里希不同，他从未学过法语和意大利语。他能阅读简单的英语，但只具备初步的口语能力。他取下几本从吕贝克时就有的诗集，如歌德、海涅、荷尔德林、普拉滕、诺瓦利斯。他把这些小册子堆放在沙发椅旁的地板上，觉得这也许是最后一晚他还能享有如此闲情。他寻找着结构简单，语调沉郁，关于爱情、风景和孤独的诗。他喜欢德语变化的韵词，令人愉悦的完成度和完美感。

要毁灭这些并不难。他觉得，德国尽管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却是脆弱的。它的存在是因为它的语言，也就是这些诗歌所使用的语言。在其音乐和诗歌中，蕴藉着精神的珍宝。它一直探索生活中的黑暗、艰难和痛苦。但如今它被与它毫无共性的国家所包围、孤立，变得岌岌可危。

他来到画室，翻找唱片。当他能放出在现场演奏中听过的音乐时，留声机才让他感到满足。他记得在刚结婚那几年，他被普林斯海姆家带去看利奥·斯莱扎克的《罗恩格林》。他在唱片里找了一会儿，找到了这部歌剧里的一首咏叹调，是斯莱扎克唱的《在遥远的国度》。他记得，当斯莱扎克在慕尼黑的歌剧院里唱完这首时，他的岳父大声鼓掌，引得周围人向他们注目。

声音中有一种渴望，令他思考当下随时都会失去的东西。还有一种感觉，它朝着光明或是瓦格纳笔下的知识前进，踌躇着，迟疑着，却也一心一意地进入这种精神。

他低下头。他想，迫在眉睫的战争，并非由一场误会而起。各方代表不可能会晤并慢慢找到共同立场。其他国家讨厌德国，想要它失败。他想，这就是战争的原因。而德国的强大不仅在军事力量和工业上，还在其精神之中，对自身灵魂的深入体察，对内在自我的严肃盘诘。他听到咏叹调末尾，知道德国之外的人永远不会明白此刻在这间房间里发生的事有何意义，为这段音乐入迷的人能从中得到多少力量和宽慰。

次日早晨，当他来到市中心，读过他的书的人纷纷过来与他握手，好像他是他们的领袖。穿军服的人已在街上列队行进。在一家咖啡馆中，当几名士兵进来时，他注意到他们相当年轻、稚嫩，对店员彬彬有礼。他们行动间稳重而谨慎，没有打扰到他读报。

他想写写这场战争对德国的意义，但一个下午消磨过去，他发觉自己该回巴特特尔茨了。他发现卡提娅并不讳言自己对战争的前景相当悲观。晚餐时，她问他有关建造商和浴室的事。他没告诉她自己傍晚独自和诗歌、音乐待在一起，也没说他正在写一篇关于战争的文章。

早晨，他看到加勒斗志昂扬地站在店门口。

“我给你留了所有的报纸。今天德国要宣战了。这很清楚了。这是我们国家的自豪时刻。”

他说得那么铿锵有力，托马斯不禁朝后一退。

“紧张是应该的，”加勒继续说道，“战争不可轻视，虽然有些人似乎这样想。”

他用谴责的目光看着托马斯。托马斯心想难道他的某本书中有什么触怒了这位报商。

“你是一个叫海因里希·曼的人的兄弟，对吗？”

托马斯点头。加勒走进店里，拿来一份两天前的柏林右翼的报纸。

“这类东西将会被审查。”他说。

海因里希的文章一开头就说，在一场战争中没有胜利，只有伤亡，只有死者和伤者。他接着惋惜德国增加了军需开支，但对能够改善人们生活的东西却拨款不多。文章最后说，如果德意志君主无法不开战的话，德国人应该声明自己的权利。

“煽动叛乱，”加勒说，“背后捅刀，他应该被逮捕。”

“我的哥哥是一位国际主义者。”托马斯说。

“他是人民的敌人。”

“是啊，他应该保持沉默，直到战争胜利。”

加勒尖锐地扫了他一眼，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曾有个哥哥，这一切本来是他的。”加勒说。

他指着这间小店，仿佛这是乡下的一片地产。

“我以前在一个大农场里工作。后来他决定去美国。没人知道原因。我们只收到过他的一张明信片。没有别的了。所以我现在站在这里。我们都有哥哥。”

托马斯被宣布为不适合服兵役，这几乎是在情理之中，海因里希也是如此，其实加勒也如此。但他二十四岁的弟弟维克托参了军，还有卡提娅的哥哥海因茨。

在巴特特尔茨，托马斯发现加勒已经把他支持战争的那些话传开了。一天他和卡提娅在大街上走，一群路过的中年人向他致敬。其中一个走过来告诉他，在危难时日，德国需要他这样的作家。他们听到这句话时，其他人都欢呼起来。

“他是什么意思？”卡提娅问。

“我想他的意思是，他很高兴我不是海因里希。”

托马斯和卡提娅从巴特特尔茨到慕尼黑去参加维克托的婚礼，维克托想在上前线前完婚。路上托马斯发现了一种轻松和愉快的气氛。在拥挤的火车上，如果有平民出现，士兵们立刻站起来让座。许多人，包括托马斯，坚持不让士兵让座。一名士兵站在座椅上对车厢里的人发言。

“我们为德国服役。这就是我们穿军服的意义。为了显示我们服役的决心，我们要站着，而不是坐着。”

其他穿军服的人欢呼，平民们鼓掌。托马斯发现自己眼含热泪。

在拘束的婚礼上，母亲告诉他，海因里希谈了一个捷克女演员，并打算结婚了。

“她叫米米，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爱的名字。”

托马斯没有说话。

“我没有看过他写的文章，”母亲接着说，“但我的邻居们看了。现在这时候我们应该团结起来。我为维克托感到骄傲。”

卢拉夫妇喝多了，勒尔让卡提娅建议父亲投资战争债券。

“若有人怀疑他不支持打仗，便可以此堵住这些人的口。”

“他为何不支持打仗？”卡提娅问。

“他不是犹太人吗？他的父亲不是犹太人吗？”

卡提娅成了黑市专家。她有了一个供货网，对有哪些现货都了如指掌。她说她看一眼鸡蛋的价格，就知道战争的进展，但接着她的理论失效了，因为鸡蛋买不到了，出高价都不行。

埃丽卡和克劳斯被勒令不得唱任何歌，不得对战争做任何评价，即便在家里也不行。

“他们把不听话的小男孩送上前线。”托马斯说。

“他们确实这么做。”卡提娅说。

托马斯觉得，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房子里的书房和客厅之间的距离变长了。他甚至不让孩子们出现在外面的走廊上。而克劳斯·普林斯海姆随来随往。他弹钢琴，逗孩子，聊轻松的事，但也不时地对战事或军事领导的发言嘲讽两句。托马斯小心翼翼地不与他争辩。后来，只要小舅子来家里，他压根不陪他们。

在书房里，托马斯能回到他喜欢的书籍中间。但在战争造成的混乱中，他无法继续写疗养院的小说。他艰难地写着战争之于德国及其文化的意义的文章。他有时希望自己拥有更多知识，他没读过任何政治哲学，对德国哲学也是一知半解。

婚后他只待在家庭圈子里，不与其他作家交往，也不参加文学聚会。卡提娅一直提防着试图攀援他的人，抱着怀疑的心态应付他们。没有什么比一个作家想要讨论该如何写作更让他泄气的了。

战前一年，作家恩斯特·贝尔特拉姆拜访过他几次。他想那是因为《死于威尼斯》，也许身为同性恋的贝尔特拉姆以为托马斯也是同类。后来他又以为贝尔特拉姆是追求上进。但最终发现他只是对德国和哲学感兴趣。他阅读广泛，有许多坚定的想法。他只想从托马斯那里得到关注。

贝尔特拉姆讨论时事时引经据典。他很少在陈述观点时不引用尼采。他引用俾斯麦、梅特涅，也引用柏拉图、马基雅维利。他提到出处总是很准确。他说到某段文字时，甚至能说出具体出自哪一页。

卡提娅对贝尔特拉姆并不友好。

“他对你非常感兴趣，”她说，“这超出常理了。有时候他就像一条摇尾乞怜，伸长了舌头的大狗。有时候我觉得他想带你私奔。”

“私奔去哪？”

“瓦尔哈拉 (注："瓦尔哈拉神殿位于雷根斯堡，是德国的名人堂。") 。”她说。

“他懂得很多。”

“是的，他懂得如何对人有礼貌，接着他会避开目光。但他只避开我的目光。我觉得他只想和男性交朋友。他太像德国人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有问题！”

渐渐地，贝尔特拉姆成为家里的常客，和孩子们、用人都混熟了。他是唯一一个被准许进入托马斯书房的人，如果他碰巧上午来的话。

贝尔特拉姆谈论德国的未来、文化土壤里的根基、德国音乐的表达及其提升德国精神的方式。渐渐地他们不再谈论尼采的作品 ── 贝尔特拉姆写过一篇关于尼采的论文，而开始讨论德国的独特性，其文化力量如何让邻国孤立了它。贝尔特拉姆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战争。只有战争胜利了，德国才能在欧洲施展其影响力。

托马斯同意这一点，瓦格纳的歌剧与尼采的作品以其兴奋和渴求感呈现了德国精神，但这种精神是不安定的，非理性的，充满内在斗争的，因此也更可感知，更有力。当贝尔特拉姆回应说，德国灵魂中的信仰永远都不满足于简单的民主，托马斯不禁点头称是。

贝尔特拉姆并不讳言他有一个男性伴侣，甚至私下里说他们睡在一张床上。有时他这么说时，托马斯发觉自己在想这个丑男人赤裸时会是什么样。他早晨醒来时，身边一定有另一个男人。托马斯想象着他们细瘦而多毛的腿交缠着，嘴唇亲吻着。这一形象令他着迷，但也让他退缩。他觉得和恩斯特·贝尔特拉姆一起睡不会有很大乐趣。

托马斯想自己也许会写一本关于德国和战争的小书。渐渐地，计划中的小册子越写越长，目标越发远大。托马斯以往经常让卡提娅参与他的长篇和短篇创作，一写完就大声朗读给她听，但他无法轻松地与她探讨一本政治题材的书，也无法朗读给她听。

“你能想象等克劳斯和戈洛长大后去参军，我们坐在这里整天等他们的消息吗？”她问，“而这一切都因为某种理念。”

当他们第五个孩子伊丽莎白出生时，很自然地，他们请恩斯特·贝尔特拉姆当她的教父。当时他是托马斯唯一的朋友。

托马斯一直关注战争进程，还发表了许多支持德国抗争的文章，他为参与了一场包括工人、商人以及全国各地人民的运动而深感安慰。当他在乎的整个价值观遭受各国威胁时，他如何还能继续创作小说？这些国家包括一个半文明的警察国家 ── 俄国，以及仍沉醉在十八世纪革命的浑浑噩噩的梦中的法国。

他写道，这场战争将使欧洲扫除腐败。德国好战是因为道德感，不是因为虚荣，或追求荣耀和帝国主义。德国将比以前更自由，更进步。他警告说，如果德国战败，欧洲将永无宁日。只有德国的胜利才能确保欧洲和平。

他的文章发表后，就收到前线战士的信，说他的话极大鼓舞了他们，这令他很高兴。然后在贝尔特拉姆的鼓励下，他努力完成了一本计划中的书。书名是《非政治人物的反思》。

战前，托马斯认为海因里希的国际主义是因为他在意大利和法国待了太久。如今随着德国的伤亡增加，托马斯以为哥哥将对德国遭受的威胁不那么无动于衷，将会抛弃他世界主义的姿态。

当托马斯去波林探望母亲时，他发现她已经给海因里希写信，让他别再说不利祖国的话。托马斯看到，这场战争为母亲的双目注入了新生命。她在村子里四处游走，拉住每一个人讨论德国的进程。她还喊爱国口号。

“每个人都拉住我问我儿子怎样了。他们问的是维克托，可怜的小维克托。在这之前他们只问海因里希和托马斯。但现在是家里这个当兵的。我一天出门散步两次，三次，或更多次。每个人都对我说要坚强。所以我很坚强。”

一九一五年末，海因里希在一篇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了小说家左拉，他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试图让同胞们认清一桩冤案。显然，海因里希是在自比这位法国作家。

让托马斯恼怒的并不是文章的论点，而是第二句话：“创造者总是晚熟，而那些看似正常并且在二十出头就老于世故的人，必定很快才华枯竭。”

他把文章给卡提娅看。

“这是对我的人身攻击。我是在二十多岁时赢得名声的。他说的就是我。”

“可你并没有才华枯竭啊。”

他不敢争论下去，因为就连《死于威尼斯》的成就都不如他的处女作，海因里希是在为此嘲讽他。

贝尔特拉姆来访时，他便毫无顾忌地指责兄长。

“他一直都那么记仇，无论是我凭那部书赢得了名声，还是我娶了一个富有的太太，还是我早就张罗好了房子，而他恋爱一再失败至今未婚。”

“他就像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贝尔特拉姆说，“愤世嫉俗。”

一天下午近晚时分，托马斯去波林看望母亲。天光已经黯淡下去，他走进起居室时，她正坐在半明半暗中。

“是谁？”她喊。

“托米。”他说。

他在身后关上门，她顿时激动起来。

“啊，托米？哎，我同意你的看法，他就像个小将军一样在指挥战斗。很快他就要吹着军号挺进比利时了！他怎么变得如此好战？我对他的妻子说，他应该冷静下来。而她只是看了我一眼！你知道，我从来就不喜欢卡提娅·普林斯海姆，我喜欢你的米米。”

“母亲，我是托米。”

她转过身，盯着他瞧。

“哦，是你啊！”她说。

在慕尼黑，他对卢拉说了此事，她哈哈大笑。

“母亲爱你们两个。在海因里希面前，她是罗莎·卢森堡，在你面前，她是兴登堡 (注："罗莎·卢森堡：德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社会主义哲学家和革命家。兴登堡：“一战”德国陆军元帅。") 。在我面前，她只谈针垫和棉布罩子。”

当卡提娅终于和海因里希的新婚妻子米米有了交往，开始彼此通信和交换礼物时，兄弟俩却断绝了联系。托马斯嫌恶地注意到，那篇左拉文章为海因里希赢得了支持者，让他成为勇敢的公众人物，所谓的极少数敢于对战争说真话的人之一。

海因里希早期的书大多数已绝版，而且没有一本卖得好。如今，十卷本的海因里希·曼作品集在书店上架，每一卷还出了平价的平装本。海因里希的反战立场让他在文学界声名鹊起。

甚至在米米生下一个女孩后，托马斯仍然没有联系他的哥哥。他听说，海因里希在利奥波德街的公寓是和平主义和新政治观爱好者的天堂。而在伊萨尔河的另一侧，托马斯的社交局限于恩斯特·贝尔特拉姆的来访。他仍然无法写小说。他关于战争的书越写越艰难，多次修改和重写。

如今兄弟俩在政治上公开对立，彼此间的矛盾也逐渐加剧。海因里希在年轻人和左翼活动家中的追随者越来越多，而托马斯发现即便那些曾经的热心读者，也对他略有微词。由于许多言论要被审查，人们很难公开地写战争。于是书面发表对曼家兄弟是非功过的评论，成为作家和记者表达各自战争立场的间接却有力的方式。

托马斯和卡提娅私下不讨论战争，但当他们和她父母兄弟在一起时，卡提娅不经意的几句话让托马斯知道，她认为德国会战败，而且她对德国大业并无忠诚之意。她言谈间十分确定，但也带着一丝轻松随意，让他无法与她争辩。

“爱德国是我们的责任，但读歌德《浮士德》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也是我们的责任，”她说，“对我来说，这些责任加起来就太重了。我爱我的丈夫和孩子们，我爱我的家人，这些就耗尽了我的精力。我觉得这让我变成一个很坏的人，人们应该避开我。”

托马斯开始变得沉默，不仅在普林斯海姆家，在他自己家、自己的餐桌上也是如此。孩子们总是吵闹惹事，尤其是克劳斯。与战前那些年不同的是，当时托马斯往往对一上午的写作感到满意，很有把握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来到餐桌前，准备陪孩子们说笑，如今他发觉很难不在一顿饭上不命令克劳斯要守规矩，要表现得像个十岁的男孩，也很难不给戈洛下命令，如果母亲问他话时他不理不睬，就一星期别想吃甜点。

但他严格管教孩子的努力经常落空。他仍然在餐桌上变戏法，还穿着魔术师的衣服，带着埃丽卡和克劳斯去参加聚会。几天后，他走进克劳斯的房间时，这孩子正在做噩梦，梦见一个人胳膊下夹着自己的脑袋。托马斯让克劳斯别看那个人，并且自信地告诉那人，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魔术师，说过一个孩子的卧室里容不下他，他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他让克劳斯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

次日一早，克劳斯对母亲说，他父亲会魔法，知道怎么驱鬼。

“爸爸是个魔术师。”他说。

“他是魔术师！”埃丽卡也说。

最初是个笑话或是餐桌上的谈笑，但他们父亲的新绰号就这么流传下来了。埃丽卡让所有的客人都和她一起用新名字称呼她的父亲。

战争还在持续，托马斯继续观察着海因里希的文章。他发现哥哥经常不直接写冲突，而是发表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看法，并留下足够的空间让读者明白当时的法国与现在的德国之间的关联。但随着反战运动的发展，托马斯留意到哥哥变得勇敢起来了。举个例子，海因里希同意参加在慕尼黑举办的反战社会主义者的会议，他认为战争不该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它没有促进文明和净化，没有创造真实和正义，也没有让人们更亲如兄弟。

托马斯详读了新闻报道里的每一句话，他相信“亲如兄弟”这个词是针对自己的。他知道无论是谁读到海因里希的文章，都会明白这是在影射兄弟间的宿怨。

战争结束时，餐桌上的主要话题是卡提娅不停地寻找食物，以及她对自己父母的担忧。

“因为某些原因，”她说，“鸡蛋很充足，但我买不到面粉。我能买到的唯一的新鲜蔬菜是菠菜。”

“我们不爱吃菠菜。”埃丽卡说。

“我不爱吃鸡蛋和面粉。”克劳斯也说。

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来波琴格街时，说他正在筹办一支由退伍士兵组成的乐队。

“我和其中几个人一起学过琴。他们以前都很有才华，但现在大多数人两手颤抖，肺也不行了，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活下去。我曾以为他们活下来是运气好，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

他提醒托马斯和卡提娅上街要小心。

“两天前有一群年轻人出现在我们的街角。他们穿成农民的样子，推着一车苹果。他们看到我父亲从学校回家，其中一个人就朝他扔苹果，砸到了他脑袋一侧。”

埃丽卡笑起来。

“他把苹果吃了吗？”她问。

“没有，我母亲把苹果扔进了垃圾箱，然后打电话报警。当时我已经在街上，我发现扔苹果的人根本不是农民，而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以这种方式显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他们朝你扔苹果了吗？”托马斯问。

“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但你们要当心，”克劳斯·普林斯海姆说，“警察不会帮你的，他们告诉我母亲，如果她担心人身安全，就去找私人保镖。我从一个音乐家朋友那里得知，扔苹果的人很快就会武装齐备，不需要再扔苹果了。”

“如果他们武装起来，”托马斯说，“就会有人对付他们了。”

“没人会对付他们，”克劳斯说，“他们能够在一转眼间夺取这座城市。这就是战争失败的结果。警察完全没用。”

“我们想让战争彻底过去，”卡提娅说，“那个叫恩斯特·贝尔特拉姆的人几天前来过，一脸的嗜杀好斗。我在门口把他赶走了。”

她挑衅地环视餐桌。托马斯原本还在想为何贝尔特拉姆没联系了，自己是否应该给他打个电话或写封信。

他打算餐后向卡提娅提提意见，但她早早地上床了，他只能独自待在书房，在书架上找本能让自己舒坦的书。

战争失败了。他的书写完了，即将在一个改变了的德国出版。半年前还弥漫着爱国主义，甚至民族主义热情，而现今人们只谈伤亡。新闻报道着配给和供应品。皇帝 (注："指的是当时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 下台了，但无人知道接替他的是什么。德国如今成了共和国，但托马斯觉得这是个笑话。

这不是读诗之夜。他也不想看他一直在看的哲学书。无论哪个德国人的话都帮不了他。如果贝尔特拉姆来，托马斯会问他，这场战争既然轻易失败，又为何开始。他想知道现在德国还有什么骄傲的资本。

反之，如果来的人是海因里希，他会问如果德国现在和其他地方一样，活在战胜国的控制下，那么用德语写作，在四壁排满德国著作的书房里写作，在傍晚听留声机上的德国音乐，还有什么意义？

他想到了装扮成农民向富人扔苹果的年轻人。这就是必然结果吗？戏仿、徒劳、愚蠢？这就是德国伟大计划的最终意义？

埃丽卡和克劳斯继续关注每日新闻。当战后第一次选举开始时，他们很高兴女性首次有了选举权，认为又有了在餐桌上怠慢长辈的机会。茱莉娅从波林过来时，埃丽卡就说，她听说所有已婚妇女都能和丈夫一样参加选举。

“我的小乖乖，她们也许会说一定去投票，”卡提娅说，“但选举是保密的。只有我的祖母除外，她已经公开说了她会怎么投票。”

“你会怎么投票？”克劳斯问他的祖母。

“我会理智投票。”茱莉娅说。

“那魔术师呢？”

数月以来托马斯头一次大笑。

“我会和你母亲一样投票，她也会理智投票的。”

“结果会怎样呢？”克劳斯问父亲。

托马斯还没来得及回答，卡提娅就说。

“德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她说。

“但社会主义者怎么办呢？”克劳斯问。

“他们会参与民主。”卡提娅坚定地回答。

“贝尔特拉姆先生是社会主义者吗？”克劳斯问。

“他不是。”卡提娅答道。

“我是社会主义者，”克劳斯说，“埃丽卡也是。”

“那么你俩就去守路障吧，”托马斯说，“那里还有很多位置。”

“他们还太小，不该跟他们讨论路障的事。”茱莉娅说。

“戈洛是无政府主义者。”克劳斯说。

“我不是！”戈洛大喊。

“克劳斯，坐正，”托马斯说，“否则离开餐桌。”

“你知道，我一直不喜欢皇帝，”茱莉娅说，“我相信，我会更喜欢新人类，只要他们不跟我说人人平等。我一辈子学到的经验不多，但我认为许多人有劣根性，包括那些自视甚高的人，我这个观点是不错的。”

“工人阶级将会掌权。”克劳斯说。

“谁告诉你这个的？”茱莉娅问。

“我们的克劳斯舅舅。”

“我确定他听到的消息不对。”茱莉娅说。

“魔术师和你看法一致。”埃丽卡说。

“埃丽卡，别说了！”卡提娅说。

“你支持哪一方呢？”茱莉娅问托马斯，“很难搞清楚。我遇到人问我这个。”

“我支持德国，”托马斯说，“整个德国。”

他抬眼看到卡提娅正在摇头。

他曾计划将《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作为某场大辩论的回应。可等到出版，辩论已经改换话题。一些评论不甚赞许，还有少数甚至特意批评此书。另一方面，海因里希的新小说备受称赞。

自从埃丽卡和克劳斯发现他们父母在政治上意见不合，家里的餐桌就硝烟弥漫。埃丽卡开始喜欢给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打电话讨论时事，送货员上门，她就下楼跑到厨房，打听今日慕尼黑街头有何动向。

“在吕贝克，在我小时候，”托马斯说，“一个十三岁女孩和她十二岁的弟弟都是安安静静的，除非别人和他们说话。”

“现在是二十世纪了。”克劳斯说。

“慕尼黑就要革命了。”埃丽卡说。

一天傍晚他正坐在书房里，卡提娅来问他是否记得一个名叫库尔特·艾斯纳的年轻作家。

“他是海因里希的朋友，”托马斯说，“就是那些因为分发印刷很差的煽动性小册子而被捕的人中的一个。”

“在厨房里，”卡提娅说，“他们在说他开始干革命了。”

“他写了什么吗？”

“他掌管了这座城市。”

几天后，用人们不再上门，卡提娅发现连黑市上都买不到任何食品。埃丽卡和克劳斯被禁止使用电话，但他们还是能跟进各种小道消息和猜测。

“这是苏维埃风格。”埃丽卡说。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托马斯问。

“他们枪杀富人。”克劳斯说。

“他们会把富人们从房子里拖出去。”戈洛也说。

“但你们是从哪听来的这些？”

“每个人都知道。”埃丽卡说。

库尔特·艾斯纳被右翼极端主义者枪杀时，托马斯大吃一惊。他觉得海因里希去艾斯纳的葬礼上致辞，是置身险境。

卡提娅发现他们的司机卡尔掌握的消息通常是最准的。一天早晨，她来到托马斯书房，拿着一张写着两个名字的纸。

“现在掌权的是这两人，”她说，“他们处置一切，但不管供给，因为我买不到面粉，牛奶也没得卖。以前卖给我牛奶的妇人都被警告了。”

“把名字给我看看。”托马斯说。

他看到她记下的名字是恩斯特·托勒和埃里克·米萨姆，不禁笑了起来。

“他们是诗人，”他说，“坐咖啡馆的。”

“他们在中央议会，”她说，“你想要什么，就去找他们。”

这天晚些时候，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来了。

“我绕路来的，”他说，“诗人们正在封锁街道，他们太可怕了。”

“你应该待在家里。”卡提娅说。

“家里没法待了。父亲受到了威胁。他们说他最终得交出房子和油画，但现在他们要他瑞士银行的账号。”

“我希望他拒绝了。”托马斯说。

“他惊呆了。我母亲认出了其中一个男孩，把他痛骂了一顿。她说，他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对他说，如果他不走，一定会有好瞧的。”

“他怎么做？”卡提娅问。

“他拿枪指着她，说不想继续听她废话。这时候我溜出来了。我装得像个用人。我以为我们会像罗曼诺夫家族一样被枪杀，我们的案子会轰动一时的。”

自从听说慕尼黑要革命，托马斯就闭门不出。但当他发现卡提娅的父母能随意地穿过城市走到他家门口，他寻思这场革命是不是真的。他发觉，经过这次变乱，岳父更喜欢他自己的声音了。

“他们宣传人人平等，这意味着他们讨厌所有和他们不一样的人，”阿尔弗雷德说，“他们想要我们所有人生活在一间屋子里，侍候我们的用人。哦，我们不想这样，我们的用人也不想。”

“哦，是他们大多数人不想。”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插话说。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放低声音。”卡提娅说。

“快了，”她的父亲又说，“但在我闭嘴之前，我能提醒你们注意那个勇敢的巴伐利亚非法新政府的所谓的财政部长吗？他宣布说他不相信钱。他要废除所有的钱。还有掌管外交部的利普博士，是个公认的疯子。当我们想到这些人正在管理慕尼黑时，我们应该浑身发抖。让我愤怒的是这群害虫还没有被抓起来关进去。感谢上帝还有瑞士，这就是我要说的。现在就带我去那儿！”

“也许我们应该保留我们的愤怒。”卡提娅说。

“是啊，”托马斯说，“我们也许过不了多久就用得上了。”

埃丽卡走进房间，她的外祖父母站起来想抱她，可她朝后一退。

“我听说外面宵禁了，如果你们现在不走，就会被捕。”

普林斯海姆夫妇似乎对她的严肃劲大感诧异。她看着他们，仿佛他们的命运掌控在她手中。托马斯发现，就连克劳斯·普林斯海姆也不得不沉默了。

托马斯过了好一阵子才接受这一事实，慕尼黑已有了一个正在运行的新政府，其成员是诗人、空想家以及海因里希的朋友们。令他安慰的是，德国其他城市里类似规模的叛乱都没有成功，这意味着军队也许会为了重振声威而镇压叛乱。

有时他坚信，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待。巴伐利亚是天主教的，也是保守的。它不会默默接受一群无神论顽固分子主持大局。而且他也相信，德国虽然战败，但假如有谁趁着战后余殃，在这段奇怪的、令人震惊的间隙中夺取权力，它并没有输掉发动精准、策略性攻击的能力。然而，也有这样一种可能，他们因战败而一蹶不振。

他希望在这些诗人和他们的朋友意识到他们即将面临处决或长期监禁之前，国家会采取行动。由于这帮革命领导人仍被他岳父这等人视为荒唐，托马斯觉得如果他们感到迫切需要被严肃对待，那这种嘲讽很可能会让他们变得非常危险。

最后国家军队准备发动进攻，叛乱者扣押了中上层阶级显贵家庭当人质。托马斯已经卖掉了巴特特尔茨的消夏别墅，只能继续住在波琴格街，但他不再午后散步，也无法把心神集中在自己身上。

他知道卡提娅已经对埃丽卡和克劳斯说过，不得和用人厮混，也不得给克劳斯舅舅打电话，或散布任何谣言。学校停课，他们在母亲的严密监管下学习。

但不知怎么，他们得知有些和他们父亲一样的人被捕了，有些和他们房子一样的房子被抢劫了。他俩不敢公然反抗，虽然卡提娅没想过要威胁戈洛，但戈洛在家里跑来跑去，嚷嚷“我们都要被枪杀了”。

托马斯想，领导层中一定有人知道他与他哥哥的嫌隙。幸运的是，当武装者在城市里搜捕那些言行上支持统治阶级的人时，其中几乎无人读过他的书。

最后军队准备进城结束革命。汉斯捎来的传闻说，暴徒已经草草地枪杀了几个人质。曼家和用人们都远离窗口。托马斯尽可能地待在书房里。如果这场革命再进行下去，他岳父的预言就要成真，一家人就不得不带上能带的一切，逃往瑞士边境。走运的话能逃走。

他差点气得敲桌。他突然想到，如果德国变成反叛、革命、混乱的中心，他压根就不关心德国。他意识到，他更关心自己和自己的财产。这场变乱把他降格为中产阶级，而在那之前他只是表面上过着中产的生活而已。

邻居都不来拜访，他也不去附近的人家。他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德国就像一个吸引了过多热度的小说人物，需要被处理掉。他想象着被武装好的、近视眼的、患有肺结核的诗人们拖出房子，这些人因为对美的兴趣而越发坚决、野蛮。他相信在那些日子里，监狱里关满了人，热情似火的年轻人会来处置这些囚犯。不久后他们会把一些囚犯拖出去枪决。他清晨醒来，听到外面在念即将被处决者的名字，联想到自己被关押的情景，不禁打了个冷战。

在迫近的危亡感下，过去几年中他所有的想法都失去了意义。他曾期待一个充满想象力和社会稳定的战争结局，但如今因为过于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命运而无法安眠。

叛乱久久没有结束，枪声让所有人担惊受怕，唯独除了戈洛，他听到声音就欣喜地鼓掌。汉斯对卡提娅说，托马斯应该在阁楼里找个地方躲起来，因为革命者快要失败了，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但托马斯仍然待在书房，餐食送进房间，并且他让卡提娅尽可能和他待在一起。

在慕尼黑革命的余波中，托马斯唯一的安慰就是婴儿伊丽莎白，她已经在学爬行了。每天早晨用完早餐，他就抱着她进书房。他跟着她打量房间，她的目光平静而聪慧。当伊丽莎白确定书籍和沉重的家具里没什么有趣的东西，她就朝关闭的房门爬去。直到此时她才表示自己知道父亲在房间里。她转过头，示意他应该开门，让她出去找哥哥姐姐们玩。

革命被镇压后，有个面容苍白的年轻诗人来找托马斯，说是海因里希派他来的。一个用人把托马斯叫出来，托马斯没有请客人进客厅或书房。

“海因里希自己不能来吗？”他问。

年轻人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

“我们需要帮助。我是恩斯特·托勒的朋友，他很仰慕您和您的作品。他可能会被处决。我被派来请您在请愿书上签名，请求为他减刑。”

“谁派你来的？”

“您的兄长告诉我，我应该来找您。恩斯特·托勒也问您会不会签名。”

托马斯转身看到卡提娅下了楼。

“这位年轻人是海因里希的朋友。”托马斯说。

“那么我们应该请他进来。”卡提娅说。

年轻人拒绝坐下。

“因为您的身份，”他说，“您是有影响力的。”

“我并不支持革命。”

那人笑了笑。

“我想我们都清楚这点。”

语气近乎嘲讽，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托马斯觉得来访者本来差点要走，但又收回了决定。

“您本来在抓捕名单上，”他说，“读名单时，我就在那房间里。是两位领导人坚持要删去您的名字。一位是埃里克·米萨姆，另一位是恩斯特·托勒。托勒大力赞扬您的美德。”

托马斯听到“美德”差点笑了，很想问问是何美德。

“他真好心。”

“他很有勇气。房间里还有其他人不同意。他和他们争执起来。我可以向您保证这点。我也可以向您保证，还提到了您兄长的名字。”

“怎么提到的？”

“提到后您就得救了。”

在他答应写信后，他意外地发现年轻人对协议书知之甚详，知道应该如何措辞，抬头该写谁。他说应该再抄一份留底，又说这份请愿书现在还不能公布。如果恩斯特·托勒需要其他帮助，他还会再来。

一天下午，托马斯准备出门散步，却在房子和花园里都找不到卡提娅。最后他听到楼上的喊叫声，循声找到了埃丽卡和克劳斯。

“你们的母亲呢？”

“她去见米米了。”克劳斯说。

“哪个米米？”

“只有一个米米，”埃丽卡说，“是我接的电话。母亲一放下话筒，就拿起帽子、大衣，出门去见米米了。”

她把“米米”说得好像这名字是编出来逗她开心的。

卡提娅回来后，推开托马斯书房的门。她还戴着帽子穿着大衣。

“现在，我要你写一张便条，”她说，“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写，你也可以自己写。你要把便条和花束一起送给你住院的哥哥。他已经脱离危险了，但他得了腹膜炎，他们本来以为他可能会死。米米还是六神无主。花束和便条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她递给托马斯一支笔。

“我有笔，”他说，“我会写便条的，但不是道歉信。”

便条和花束送去后，海因里希虽然身体虚弱，还是表达了他收到这些东西的喜悦。

海因里希出院回家后，米米致信卡提娅，说她丈夫很希望他弟弟能去看他。

托马斯去了利奥波德街，带着给米米的花和给海因里希的里尔克诗集。公寓门打开后，米米自我介绍。

“我是你的仰慕者，”她说，“我们是时候见面了。”

她的发型是时下流行的款式。她的口音更像法国人而不是捷克人。她的语气略显轻浮，但也随和而优雅。她风姿楚楚地陪他进起居室见他哥哥。

“我带来了一个老朋友。”她说。

公寓的装修风格显得它越发小巧紧凑。地毯是土耳其的。墙纸是红色的。到处挂着画，书橱上也靠着画，许多小桌子和边桌上都摆着小雕像和形状奇特的花瓶。深蓝色的地毯是生丝做的。

在一切图案和色彩中，在一排阿拉伯靠枕中，海因里希穿戴着西装领带和轻薄的白衬衫坐在那里。托马斯觉得他的鞋子是意大利的。他像是一个商人或一个保守的政客。

米米很快端来咖啡。咖啡杯很精致。咖啡壶是现代风格的。米米打量着兄弟俩的样子，心领神会地笑了笑，满意地离开了。起居室和书房之间是用玻璃珠帘隔开的。

卡提娅和托马斯事先约定，即使海因里希引发话题，托马斯也绝不讨论政治。但他发现，海因里希有了一种冷峻而高贵的魅力。他说他早几年就该结婚了，没有什么比家庭生活更好的了。谈笑间他双目放光。

他们谈论着母亲，她的健康状况不妙，收入因为通货膨胀而减少。他们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他们换了轻松的口气感叹弟弟维克托毫发无伤地经历了战争，而战前他是一个多么平凡沉闷的书呆子。

“我们都像维克托就好了！”海因里希说，“他没有因为读书多而头脑昏聩。”

他们边聊边喝咖啡时，一个小女孩走进房间。看到陌生人，她露出羞涩不安的神色，默默地走到父亲身边，把脸埋在他腿上。她抬头看时，托马斯玩起了他这些年一直在家里玩的把戏，让大拇指看起来像是突然消失了。她又把脸埋到父亲腿上。

“这是戈斯基。”海因里希说。

她的母亲也来了，她让戈斯基对叔叔道安。她站起来看他时，托马斯发现，女孩的黑眼睛和方下巴里有他父亲家族里的两代人的影子。他的姑姑、祖母、父亲都聚集在这张小脸上。

他朝海因里希转过身。

“我知道。”海因里希说。

“她是一个汉萨 (注："以吕贝克为首的商业、政治联盟，有汉堡、科隆、不来梅等大城市的富商、贵族参加。") 公主，”米米说，“是不是，亲爱的？”

戈斯基摇头。

“您的大拇指是怎么回到手上的？”她问托马斯。

“魔术，”他说，“我是魔术师。”

“您能再做一遍吗？”她问。

他对卡提娅说，他要见恩斯特·贝尔特拉姆，已经过了那么久了。

“让他当伊丽莎白的教父是个错误，”她说，“如果他问起她，最好说她在外祖父母那里。”

他们在书房里落座后，托马斯就告诉贝尔特拉姆，他和兄长联系上了，又说重叙亲情是脆弱而艰难的，他对此并不抱有幻想。他对贝尔特拉姆肯定地说，他的个人观点并没有改变，但他越来越相信人性的理念，并且想要弄明白这一理念在德国战败后的真实世界中有何意义。

贝尔特拉姆报之以冷冷的沉默，托马斯不由恼怒。

“我们生活在一个战败的德国，”托马斯说，“旧思想将无法维持下去。”

“失败只是表面的，”贝尔特拉姆说，“事实上这是迈向胜利的第一步。”

“是失败了，”托马斯说，“去火车站看看那些寻求庇护的伤者，缺腿的、盲眼的、失去人生意义的。问问他们这是胜利还是失败！”

“你说话口气像你哥哥。”贝尔特拉姆说。

卡提娅前一年又怀孕时，她的母亲建议她堕胎，并开始为此做安排。普林斯海姆家的看法是卡提娅已经耗尽精力了，她要打理一个家，对付麻烦的孩子，还要照顾一个把自己锁在某个德国梦里并写着一部天书的丈夫。

托马斯陪卡提娅去诊所商量堕胎的事。他注意到她询问过程及细节时十分冷静。他们约好时间，离开诊所后，卡提娅低声说：“我要生下这个孩子。”托马斯挽着她的胳膊走向汽车，没有说话。

分娩过程艰难。米夏埃尔出生后，卡提娅被要求卧床数周。托马斯在这段时间照看孩子们，他发现埃丽卡和克劳斯在母亲不在时，穿衣打扮都不同了，还学大人的样子。他发现埃丽卡的乳房开始发育，克劳斯的声音也变低沉了。他问卡提娅是否注意到了这些，她笑着说早几个月就开始了。

一家人和用人们都想尽办法让一岁的伊丽莎白和父亲一起去看母亲和她的新弟弟。但她一眼看到躺在母亲身边的婴儿，就蜷缩起来，要求离开房间。第二次托马斯想抱她进卡提娅的房间，她在楼梯平台上使劲摇头，一脸不容拒绝地指着楼下。

埃丽卡和克劳斯从小就喜欢一起做伴。戈洛学会阅读之后，就会找到莫妮卡，带她到房子的安静角落，读书给她听。但伊丽莎白坚决地无视米夏埃尔。他一哭，她就大惊小怪好像她的一天都被毁了。她找到最爱当首领的戈洛，要他陪着她，保护她避开小弟弟。据托马斯所见，在米夏埃尔人生的第一年中，伊丽莎白只要有可能就绝不会朝他看一眼。卡提娅和她母亲，甚至是埃丽卡，都觉得这是坏性格的征兆，但托马斯觉得不能把伊丽莎白的决心视为一个小孩子的任性。

伊丽莎白学会走路后，每天早晨自行出现在他书房。她一开门，就在唇边竖起手指，表示他和她都需要绝对的安静。她学会说话后，其他人就让她去给他传话。

埃丽卡和克劳斯在战争和革命岁月中长大，除了政治几乎不谈别的。他们抢在父亲之前去拿报纸。他俩都喜欢调侃父母对德国未来的意见分歧。

“民主有什么不好？”一天，克劳斯问。

“没什么不好。”卡提娅说。

“我们不需要外人强加的体系，”托马斯说，“让德国人决定德国人需要什么。”

“那么你是反对民主咯？”埃丽卡问。

“我相信人性。”他回答说。

“我们都相信人性，”克劳斯说，“但我们也相信民主。我相信，埃丽卡相信，我们的朋友都相信，我母亲相信，克劳斯舅舅相信，海因里希伯伯相信。”

“你怎么知道海因里希伯伯相信？”

“每个人都知道。”戈洛插嘴说。

“民主会来的，”托马斯说，“但我希望它会来自于德国对人性的信念。我相信我哥哥也是这么想的。”

卡提娅看着他，点点头。

数月后，他俩散步时，她提醒他曾对民主说过什么。

“你的读者会很想知道你对德意志共和国的看法。”她说。

“他们得等小说出版才能再次听到我说话。我上次和他们的沟通的努力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

“我认为你应该写篇随笔或评论，或者做一场讲座。你不必说你已经改变了想法，只是你对德意志共和国的支持，是你的思想在当代的直接延伸。你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的看法是固定不变的，特别是在当下，而你的看法一直都是动态的。”

“动态？”

“嗯，你可以用这个词。你也可以谈谈德国的人性，以及你对人性的信仰一直是你思想的根基。”

他点点头，心想他也许会照她说的做。他心里笑了笑，意识到卡提娅已经说完了想要说服他的话，不会再聊这个话题。他们转身朝家慢慢走去，想到慕尼黑再次平静下来了，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