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坐在汽车后座离开纽约时，卡提娅一直沉默，似乎不愿搭理他。司机在交通灯前停下来时，托马斯听到她低声叹息。他想，她一定和他一样，在想此刻他们虽是在回家的路上，但目的地是普林斯顿的出租房。

他从慕尼黑的房子里运来了他的书和老书桌，还有一些代表他旧日生活的物件，但这里的书房远不如他真正的书房。他每天早晨写作时，就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仿佛从未离开德国。只要他把语言和思维带上，那么理论上他就能在任何地方写作。然而书房之外是一个外国。美国不属于他，也不属于卡提娅，他们已经年纪太大，无法顺应改变。他们无法接受新事物，也不能欣赏这个新国家的品格，他们生活在逝去的时间中。

他想，至少他们是安全的，他应该为此心存感激。只要所有的孩子、海因里希和卡提娅的父母都脱离危险，他就可以更轻松地呼吸了。

他朝卡提娅靠过去。她安抚地捏了捏他的手，但随即收回手，像是怕冷似的抱起了胳膊。

夜深了，路上几乎没有车。起初他什么都看不到，除了偶尔对面驶来的车的灯光。他累了。前一天的晚宴令他感到疲惫。他关于灾祸迫在眉睫的英语发言受到众人好评，但他感觉自己的语气有几次迟疑不定。这不仅因为他英语讲得不流利，更因为他的讲话方式太过严肃，掩盖了他的不确定感。

每天下午，普林斯顿大学德语系一个研究生的年轻妻子会来给他和卡提娅上两小时的英语课。傍晚，他们复习学过的内容，努力每天背二十个单词。他们读英文童书，卡提娅觉得这比但丁的《地狱》更有启发。

他闭上眼，觉得自己快要睡着了。

他醒来时，看到了山麓那边成排房子里的灯光。也许那是个村子或小镇。他试着想象那些房子里的场景，围墙里正在上演的美国人的生活，他们在聊着什么，想着什么。然而他看到的不是人，而是彻底的空白，打破沉寂的只有电器的蜂鸣声。他完全不知道人们怎么住在这里，他们在想什么，晚上在干什么。

如果这是在德国，那里就会有一座教堂、一个广场，若干条巷子和若干条大街。房子都有阁楼窗户。厨房里有老式壁炉，起居室里有镶瓷砖的壁炉。有些房子里有书，这些书勾起了另一番感觉，如同传奇、歌谣、诗歌、剧本所勾起的，也许还有小说。

过去被这些街道的名字或是这些家庭的姓氏唤起，还有那些持续了数个世纪的钟声，它们轻柔地敲响每一刻钟。

他多么想让车子掉头，悄悄地驶入这样一个广场，一个沉淀着古登堡的作品、路德的书、丢勒的画的地方。那里沉淀着千年的贸易，长居久安只偶尔被瘟疫和战争打断，战马扬蹄，炮声隆隆之后，就会签订和约，重返和平。

他想，如果这次旅程能一直在夜里进行，如果他和卡提娅可以在沉默中驶过美国，不必面对在抵达普林斯顿后必须面对的陌生和脆弱感就好了。他相信，他们的房子建得容易，要摧毁也容易，尽管表面上它是多么富丽堂皇。

他突然想到，他们居住的这个新的陌生空间，其实是无辜的，就像德国村庄的空气已被无辜毒害。他一念及此，不禁颤抖起来，不安地想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他希望普林斯顿之旅赶紧结束，他可以走进新家明亮的房间，走进他的书房，舒舒服服地待着，享受私密和安全感。之后他可以现身，与等着他的卡提娅、伊丽莎白一起安静地共进晚餐。

在他既往的平稳生活中，这样突如其来的情绪变化是很不寻常的。但如今他的心思就是捉摸不定，白天如此，夜晚尤甚。

他望见地平线上又出现房子的灯光，觉得应该问一问。

“打扰一下，”他朝前俯身，“我们此刻在什么地方？”

“这地方叫新泽西，先生，”司机干巴巴地说，“新泽西。对，就叫这个名字。”

司机沉默片刻后又开口。

“新泽西。”他刻意加上重音，仿佛在做重要宣言。

托马斯听到卡提娅轻微的喘气。他转过头，看到她正在努力忍笑。他的提问和司机的回答，将会被卡提娅当成故事讲给伊丽莎白听，而伊丽莎白会逼着父亲再问这个问题，让她母亲如实重复司机的回答。伊丽莎白或卡提娅还可能会写信给即将和克劳斯一起来纽约的埃丽卡。而埃丽卡会加油添醋一番，把这作为一个绝佳案例讲给每个人听，说她父亲 ── 困惑的魔术师 ── 在长期的努力之后，仍然无法在美国找到正确的语调。

新泽西。是的，这就是他们所在之处。

托马斯想，唯一的慰藉是莫妮卡不在这儿。她在意大利，正准备嫁给一个匈牙利艺术史学家。莫妮卡只要听到父亲任何滑稽的轶闻，都会说个不停。最后卡提娅只能让她停下。但唯一能克制莫妮卡的人是她的妹妹伊丽莎白，这个孩子安静、有耐心、爱观察，她的智慧似乎无所不及，她已经准备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世界。

伊丽莎白让他想起旧世界。她有一种三代相传的气质。车子驶近普林斯顿时，托马斯期盼见到她。

他此刻想到，不久后埃丽卡和克劳斯会来普林斯顿拜访他们。克劳斯总是在显示他比周围任何人，包括他父亲，都更关心政治。一桩非法的事会让他拍案而起，他会滔滔不绝地谈论某些新闻，还有德国或意大利犯下的新的暴行，然后会质问小说家在这种时代怎能安心写作。难道他们不知当下的悲剧？小说能管什么用？克劳斯就算当着客人和普林斯顿显贵们的面，也毫不客气，那些人自然会把话传给其他人。

车子驶入普林斯顿的主街时，托马斯下定决心，在克劳斯来访期间，他们不会邀请任何客人来用餐。克劳斯若要针砭时事，发表小说无用论，听众就仅限几个家人。

他得把这事和卡提娅沟通一下，但要择机而行，不能惹她生气。他不胜其烦的长子，偏巧是母亲的心头肉。

伊丽莎白在起居室的一角布置了一张小餐桌。她告诉他们，她让厨师提前回去了，她亲手为他们做了一顿冷餐，有芝士和熏肉，还有沙拉和腌黄瓜、洋葱。

“希望你们期待的不是一顿大餐，否则我就犯错了。”

“亲爱的，你总是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托马斯边说边亲吻她，然后让她帮他脱下大衣和围巾。

“这里至少不冷，”卡提娅在门厅里忙，“我得过一会儿才能缓过来。”

“我先去洗手，然后你陪我一起喝杯酒，让你母亲去缓缓。”托马斯对伊丽莎白小声说。

“酒已经开好了。”她也小声回应。

“你俩的话我都听到了，”卡提娅笑起来，“我年纪越大，就越觉得小声说话能听得更清楚，反而大声嚷嚷听不清。你俩去喝吧，我准备好后就来一起喝。”

托马斯和女儿坐在沙发上，她询问他从纽约一路过来的细节。最细小的事她都觉得有趣。

晚餐后，卡提娅给托马斯斟酒，他注意到她和伊丽莎白心照不宣地交换了眼神，她们似乎有种紧张不宁的情绪。他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戈洛、莫妮卡或米夏埃尔有什么事，甚至可能是克劳斯和埃丽卡。

他再次抬眼，看到卡提娅正对伊丽莎白点头。看来她们正在说什么悄悄话。

他抿了口酒，椅子朝后一推。

“我也能听听吗？”他问。

“本来我们说好，先让你去书房，我们想把事情告诉你时，会叫你的，”伊丽莎白说，“可是母亲似乎忘了之前的约定。”

“我怕你父亲今晚是不会去书房了，”卡提娅说，“他会直接去睡觉。”

“果然有事？”托马斯问。

“嗯，是伊丽莎白的事。”

他想，如果只是伊丽莎白的事，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我最爱的孩子有事？”他问。

伊丽莎白抬眼，调皮地看着母亲，一瞬间，仿佛他早已过世的妹妹卡拉坐在桌边。

“如果你不说，你的母亲也会说。”他故意板起脸说。

“伊丽莎白要结婚了。”卡提娅说。

“嫁给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托马斯说，“还是罗斯福总统。”

“据我所知，这两位都已经有妻子了。”伊丽莎白说。

她的语气一下子严肃起来，几乎有些悲伤。她用一只手捂着嘴，望着远处。她看起来不止二十岁。

托马斯开始回想有哪个年轻人来过家里，但他能记起的只是伊丽莎白在一个同事家里遇见的几个普林斯顿的学生，他们并不欣赏她的羞怯，她也不喜欢他们的自以为是。有个年轻人问她，如果他和家人夏天去德国远足，是否安全。她告诉他，只要他和他家人不是犹太人，就很安全，他说：“天呐，不，我们不是犹太人！”接着伊丽莎白问这个年轻人，他和家人是否可能是共产主义者，气氛仍然没有好转。他强烈否认后，她便说他和家人会在德国度过美好时光，只要远离某些地方即可，在那些地方，人们被从自己家里拖走，被穿军装的歹徒当街暴打。

伊丽莎白认为自己这番话说得很平静，但她也不得不承认，她和那个年轻人的谈话也许导致了那场聚会提前结束。没人再邀请她和普林斯顿的学生聚会。

卡提娅和伊丽莎白都不再开口，在餐桌上沉默下来。托马斯问女儿，她是否改变心意，喜欢上了那个打算和家人去德国的学生，就是那个“天呐，不”的男孩。

“她要嫁给博尔杰塞。”卡提娅说。

托马斯和卡提娅一对视，立刻知道这不是在开玩笑。朱塞佩·博尔杰塞，芝加哥的罗曼语教授，反法西斯领军人物，他最近来家里聊过政治，之前当曼家刚搬到普林斯顿时也来访过。

“博尔杰塞？她是在哪见到他的？”

“在这儿。我们都是在这儿见到他的。”

“他只来过两次啊。”

“她也只见过他两次。”

“这个‘她’正坐在桌边，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伊丽莎白说。

“这进展太快了。”托马斯对她说。

“也很合乎礼仪。”她回说。

“这是谁的想法？”

“我认为这是一件私事。”

“所以博尔杰塞第二次又来？是为了见你？”

“我相信这是一部分原因。”

她羞怯而自嘲地笑了笑。

“我还以为他是来见我的！”

“我们两个他都见到了。”她说。

托马斯差点要说朱塞佩·博尔杰塞虽然年龄比他略小，可看起来老得多，但他忍住了，只是说：“我以为他全身心投入到了文学和反法西斯事业中去了。”

“他确实是。”

“也许并不如他表面那样专心一志！”

“我与他订婚了。如果你寻求专心一志，那么你可以认为，我才是拥有这种品德的人。”

伊丽莎白的辛辣语气，平时深藏不露，此刻猛然发作。

“你在和他写信吗？”他问。

“我们日常通信。”

“这么说，埃丽卡嫁给了奥登，而你要嫁给博尔杰塞。”

“是啊，”伊丽莎白说，“莫妮卡也要嫁给她的匈牙利人，而米夏埃尔比我还小，他就要和格蕾结婚了。人大多是这样，长大了就要结婚。”

“你二十岁，而他呢 …… 几岁？”

“五十六。”卡提娅插嘴说。

“只比你可怜的老父亲小七岁。”他继续说。

“结婚会让大家都高兴，”伊丽莎白说，“只要你不扮演可怜、郁闷的老父亲的角色。”

“我没有那么想。”他说。有一瞬间，他几乎要落泪了。

“那为什么呢？”

“我怕失去你。我只是在想我自己和你母亲。如今我们连说话的人都没了。”

“你们还有其他五个孩子。”

“这就是我的意思。只有你 ……”

他想说，只有她见识过人，脾性温柔，又冷眼旁观世事，他本以为她会找不到良配，会陪伴他们终老。

“母亲和我决定了，当我未婚夫上门时，你必须表现完美。”伊丽莎白说。

他差点笑了。

“你们做此决定花了很长时间吗？”

“我们一路走到威瑟斯庞街，再走回来就决定了，当时你在写作。”

“你真的想和他结婚？”

“是的，就在普林斯顿，在大学教堂里，很快就结婚。”

“我希望我的母亲还在世。”他说。

“你母亲？”

“她喜欢婚礼。她一直喜欢。我觉得这是她嫁给我父亲唯一的愉悦。”

伊丽莎白没有回应这句话。

“我问过博尔杰塞，他现在来访是否会感到紧张，”她说，“他回答说，奇怪的是，他一点都不紧张。”

“那就简单了，一切都定下来了。”

“我们还没定下日期。”

“还有谁知道？”

“米夏埃尔知道，”卡提娅说，“我们给他写信了，等克劳斯和埃丽卡来了，我们也会告诉他们，再然后写信给戈洛和莫妮卡。”

“告诉我一件事，”托马斯问，“博尔杰塞之前结过婚吗？还是这是他第一次尝试进入神圣的婚姻？”

“我没有从你的语气中觉察出讽刺，”伊丽莎白扬眉说，“有些不好的人会这样。这让我感到高兴。不过朱塞佩会问我，当你听到这个喜讯时，是否恭喜了我。我会说是的。因为我还没对他说过谎，那么 ……”

“我给予你 ── 我的爱女，我最诚挚的祝福。”

“我也是。”卡提娅说。

“你俩都计划好了，”托马斯说，“之前一点口风都不漏。”

“当然了，”卡提娅说，“你在纽约要考虑的事已经够多了。”

“而现在这时候，”伊丽莎白说，“你通常会从桌边站起来，一脸忧思地去书房。”

“是的，我的孩子。”托马斯说。

“所以我来收拾餐桌，明早我们再聊此事。”

“现在你订婚了，变得大不一样了，”托马斯笑着说，“我本来觉得埃丽卡才是那种霸道的女儿。”

“我们都有脾气不好的时候。我肯定莫妮卡来这里也会有耍脾气的时候。”

“我本以为你会一直从他们手中保护我。”他说着叹了口气。

伊丽莎白站起来，嘲讽地朝他一鞠躬。

“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吗？”她问道，他没来得及回应，她就离开桌子，走出了房间。

“那只老山羊！”托马斯说，他确定女儿已经走远听不到了。

“我和他俩一起散步时，博尔杰塞几乎不说话。”卡提娅说。

“这往往就是一个迹象。”

“他没显露任何迹象。他只是咕哝着天冷。”

“那也往往是一个迹象。”

卡提娅笑了。

“等他下次来见我们时，我打算对他怒目而视，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她说。

“如果他要找我，就去我的书房。”托马斯说。

他站起身。

“伊丽莎白也不容易，”卡提娅说，“我们一直搬来搬去，那些年里没顾上她。”

“如果我们不是如此处境，如果我们一直住在慕尼黑，她不会嫁给一个老头，”托马斯说，“她会找个年龄相仿的人。”

他有点希望卡提娅质疑他把博尔杰塞说成“老头”，但她接受了这个悲伤的事实。

“我想，我们是没办法了吧？”他问。

“没办法了。”

他准备睡觉时，卡提娅来到他房间。

“还有件事我没说。”她开口说。

“是别的事吗？”

“不，还是伊丽莎白的事。我确实相信她会在自己的新人生中获得满足。”

“也许我们应该告诉她，无论她何时回心转意，想回到我们身边，我们都非常欢迎。”

“她不会回来的。”卡提娅说。

他朝她笑了笑，叹口气。

“我收到一封克劳斯的信。”卡提娅说。

“从哪寄来的？”

“我想他是在起航前寄出的。信写得不清楚，有些字都认不出来，一定是匆忙间写的。但我很担心他。”

“我在他这个年龄时，每天上午写作四小时，吃一顿简单的午饭，然后出门散一会儿步。”

“他失去了他的国家。”

“我们都失去了自己的国家。”

“他来的时候，我们得多关心他。”

“埃丽卡也来信了吗？”

“没有，她只是寄来了她的爱意。”

“她会照顾好他的。”

卡提娅闭上嘴，收紧下巴。他知道，她这个表情是从她父亲那儿学来的。

“他来的时候，我们得对他多加关心。”卡提娅又说了一遍。

然后她轻轻地吻了他，道了晚安，回去自己房间。

上午早餐后，他俩一起复习英语词组。卡提娅在一张纸的正面写词组，反面写例句。她随意挑出一个考托马斯。

“忍受。”她说。

“我无法忍受阿格尼丝·迈耶。”

“穿上。”

“我会穿上我的新大衣。”

“检查。”

“我会再检查一遍我的新小说。”

“释怀。”

“我无法释怀伊丽莎白要嫁给博尔杰塞这件事。”

“放弃。”

“我很快会放弃对普林斯顿的任何人示好。”

“‘放弃’得跟动名词，不是不定式！”

“你确定？”

他预约了要去普林斯顿的签证和外国人事务办公室，卡提娅给他画了一张地图，让他可以找到那栋楼。她提出要陪他去，但他说最好让他独自处理这些事。他有种感觉，如果一个德国作家带着他同样口音浓重的妻子一起去，还不如让十年前刚拿过诺贝尔奖的作家单独去更受欢迎。此外，卡提娅总是敢于质疑规则，这也许会触怒普林斯顿校方。他觉得，他们对完全不了解他们底细的人，会更有同情心。

他确定自己是按卡提娅的示意图走的，但走着走着就来到校园中心，朝纳索大街走去，而其实应该朝反方向走。他快赶不上约定时间了。他向一个学生求助，被告知可从学校体育馆和游泳池附近的斜坡下去。

他从敞开的窗口听到里面传来一声喊叫，愉悦的欢呼声回荡不绝，像是有人跳进了水里。他记起克劳斯曾告诉过他，学生们会在泳池里裸泳。此刻他匆匆经过，不由眼前浮现出这一幕，一群年轻人一个个弓着背，伸展胳膊，双腿稍稍分开，准备跳入水中。还有一些人正从水里钻出来，展示他们腿部和臀部的肌肉。

对一个年长的德国教授而言，出现在他们中间，甚或过多思考这个场景，都是不合适的。然而他一路走着，便看到自己也在水中，游完一圈后，转身只见一群学生刚脱光衣服准备跳水。

在他的书房里，书桌对面的墙上挂着霍夫曼的画《源》，这是他从慕尼黑的房子里拯救出来的，一路带到了瑞士和美国。画上有三个岩石上的赤裸青年，其中两个弯着腰，整个身形和下半身的曲线清晰可见，他们纤美的腿，甚至比咖啡还更有效，在早晨为他注入能量，也激励着他用句子填满纸页。

他打定主意，如果签证面谈不顺利，那么他就要从记忆中请出这幅画来安慰自己，如果那还不够，那么他就会想象刚才路上遇见的这些学生 ── 穿着衣服的高个子年轻美国人 ── 并把他们想象成赤裸身子的，正要从更衣室去室内游泳池的样子。

他找到了签证办公室，推门进去。前台一个人也没有。片刻后，他坐了下来。终于来了一个女人，她瞅了他几眼，然后打了个电话。她打完电话后，他起身走到桌前。

“我和芬利女士约好了的。”他说。

“约的什么时间？”

“恐怕我已迟到了十五分钟。我迷路了。”

“我去看看她是否还有空。”

她让他站在桌边，自己去了内室。回来后，她领着他进了另一处等待区，示意他坐下。

他看着人们来来去去，没有人注意到他，后来来了一个中年女子，手里拿着文件，高喊他的名字，尽管只有他一人等在那里。他说明身份后，她让他跟她进了一间办公室，她在那里翻看文件，然后一言不发地站起来走出房间，把他独自留下。

从敞开的门里，他能看到这个女人 ── 他估摸着她就是芬利女士 ── 一直在与一个同事聊天。他心想应该答应让卡提娅陪他来的。卡提娅会有办法让芬利女士明白，她应该专心工作，而不是闲聊。但他只能直着眼望着远处，时不时地看看芬利女士是否还在那里谈笑。

有一会儿他想溜走，不打招呼地回家，等着看普林斯顿校方会如何反应。但校长办公室已往家里打过数次电话，要求他处理签证，否则就无法支付他薪水，他在美国的处境也会有危险。鉴于此，这种行为不仅粗暴，而且有勇无谋。他只能等到芬利女士尽兴为止。

她终于回来，坐到他对面的桌边，随意地翻了翻文件夹。

“不，不，”她说，“这不对。这份文件说你是德国国籍，但我看你的护照上写的是捷克国籍。问题是两份文件都是你签名的，这就有严重的法律问题。我得把文件送交另一个部门。”

“我有捷克护照。”他说。

“这里也是这么说的。”

“但我是在德国出生的。”

“没人问你在哪出生。关键是你的国籍。”

“我失去了德国国籍。”

“我们接待了很多人，”她又开始看文件，“都是从那些国家来的，我都弄不清楚。”

他冷冷地看着她。

“哦，对了，这里，你的妻子，她也有这个混淆的问题。我想她也是捷克人吧。”

“和我一样 ……”

“我知道，”她打断他的话，“你不必解释德国的事。我不确定对捷克公民的规定是怎样的。这封信说你和你的妻子都是德国人。”

她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封信。

“如我所言，我们都曾是德国人，直到 ……”

“直到你们不是为止。”她说。

他站起来。

“我们得另外安排一次面谈，”她说，“好了，你的地址不变吗？”

“是的。”

“电话号码不变？”

“是的。”

“我不知道会要多久。你得确保不换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们可能会临时通知你见面。”

他等着她说他可以走了，他尽量保持冷淡和自尊，同时也露出难过和窘迫的样子。

“以后，你就是捷克人，”她说，“捷克人，捷克人，捷克人。你的妻子也一样。你不能在任何地方写‘德国人’。最好是从头开始，把这些表格都扔进垃圾箱。现在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一样的表格。”

她又离开了房间。

他发觉自己气得发抖。

“没有，当然没有，”她边说边回来，“当然没有！我得去要表格。所以我会和你再联系的。但我得警告你，如果你再次把表格填错，又签了名，那将会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移民局不会对此宽容的。你可能就会登上下一班回捷克斯洛伐克的船了。”

他差点要告诉她，捷克斯洛伐克是个内陆国，但他意识到，这将是一个讲给卡提娅和伊丽莎白听的好故事，也大可讲给一两个同事听。他努力忍住不笑。

“我想你已经认识到严重性了？”

他点点头。

她又开始看文件。

他不确定该走还是该留。他尴尬地站在那里。她抬头看到他，皱起眉。

他鞠了一躬离开了，心想回家路上经过游泳池时，得走得慢些。任何一个泳者发出的声音，或是溅水声，都足以令他心生安慰。

克劳斯和埃丽卡要来的那天上午，他问卡提娅他们乘的是哪班火车。

“我想他们是坐车来的。”她说。

“他们开车吗？”

“他们雇了个司机。”

他笑他们奢侈。尽管他们没钱，他也觉得他们是不会搭乘公共交通的。他想，埃丽卡这方面更胜克劳斯。

他听到有车驶上车道时，刚好站在前窗，看到卡提娅正在付钱给司机。他看到克劳斯缓缓挪出汽车，像是一个身患病痛的人。当卡提娅和埃丽卡忙着搬行李时，他袖手站在一边。

托马斯从窗边走开，回到他的书房。

片刻后，埃丽卡敲他的门。他已经习惯了伊丽莎白腼腆、委婉的样子，所以当他看到埃丽卡长驱直入，在身后关上门，大咧咧地坐到他的沙发椅上，他便觉得好笑，精神都振作了几分。

她立刻问起他正在写的书，要求看看第一章。他正在翻找手稿，她又提起了伊丽莎白与博尔杰塞订婚的事。

“我刚才问了伊丽莎白，但她直接转身走出房间。”

“她已经决定了。”他说。

他递给她一摞纸，她看了起来。

“你的字没有一点进步。只有我才认得出你写的是什么。”

“克瑙夫出版社给我找了个打字员，”他说，“可她总是犯可怕的错误。”

埃丽卡已经读了第一页。

“你是一个神奇的老魔术师。可你知道我现在要说什么吗？”

“是的，亲爱的，我知道。”

“你会写一部以当下为背景的小说，它会预示我们未来的事。”

“我对当下没有感觉，太混乱了。我对未来一无所知。”

“那就写写这种混乱吧。”

“在这本书之后，我要写一部关于《旧约》的书。”

“你可以开始为一部小说做笔记了，小说是关于在慕尼黑那些年里，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导向那个人的崛起，但我们几乎无人识破的故事。你当时在那。”

“我当时忙于照顾孩子们成长。”

“亲爱的父亲，我们没人经常看到你，除了在饭桌上。所以你一定在干别的。你为何不写一部关于我母亲家庭的小说？”

“我对他们一无所知。”

“是的，但你一直观察他们。”

晚餐时，他问克劳斯在哪，卡提娅和埃丽卡不安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他身体不适。”卡提娅说。

“也许他在纽约时会深夜出门？”托马斯问。

“我们见朋友，”埃丽卡说，“也在谈一本新杂志，但他确实身体不适。”

“等到《生活》杂志的记者和摄影师来时，他就会好了，”卡提娅说，“他知道他到那时必须好起来，所以现在他休息了。”

“是啊，他在为一篇写我们快乐团结的一家人的专题文章做准备。”伊丽莎白冷冷地说。

“我们都会面带微笑，”托马斯说，“至少我们能做到这点。”

“博尔杰塞是美国国籍吗？”埃丽卡问伊丽莎白。

“是的。”伊丽莎白说。

“好极了。几年前我在某次会议上见过他。如果我想到这事的话，我会自己跟他结婚，”埃丽卡说，“然后你可以跟奥登结婚。”

“我不想跟奥登结婚。”伊丽莎白板着脸说。

“我也不想，”埃丽卡说，“但他会来这儿，作为我们快乐一家的一分子来拍照。哦，上帝，如果他们知道的话！”

“我相信我们像其他家庭一样快乐。”卡提娅说。

埃丽卡朝托马斯瞟了一眼，他俩都偷笑起来。

托马斯为埃丽卡回家而高兴，但她在餐桌上和起居室里心绪不宁，让他觉察到她不会在他们身边待很久。他猜测，她此来是为了见他们，但也是想为某次旅行或项目要点钱，再让他为没能更深入地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而内疚。等诸事完毕，她会再次启程。突然间，他想和她一起走，把卡提娅和伊丽莎白留在安静的普林斯顿。他会喜欢和女儿一起旅行，感染她浑身洋溢的活力，和她一起在外面待到很晚，认识新面孔。

但他知道，这种冲动会很快过去。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怀念书房里的独处时光，还有他孤独的床。

夜里，克劳斯在阁楼房间里碰倒了一件家具，把他们都吵醒了，接着他笨拙地摔倒在楼梯上。托马斯听着卡提娅劝他。他从床上起来时，克劳斯开始大声吼母亲和过来插手的埃丽卡。

“我只是下楼吃一块三明治，因为我饿了，”他说，“我不懂你们大惊小怪些什么。”

“大惊小怪是因为地板很薄，你把整个房子里的人都吵醒了。”卡提娅说。

“房子造得不好是我的错？这又是我干的？”

“克劳斯，吃你的三明治，”埃丽卡严厉地说，“然后安静地上楼去睡觉。”

“我一点都不想来这儿，”他说，“我不是小孩子，你知道。”

“你是小孩子，亲爱的，”埃丽卡的语气有点不悦，“你是一个没规矩的小青年。所以安静一点，让我们睡个觉。”

托马斯回到床上，但睡不着。他自问如果希特勒没有掌权，克劳斯和埃丽卡会是什么状况。他记得，当时他俩十八九岁，战争已经结束，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俩似乎与所处的时代十分契合，都是公开的双性恋，都对出风头和出丑闻有着天生的敏锐，都对名声孜孜不倦地追求。

他们以前也和现在一样，定期回慕尼黑的家，一身疲惫但精神振奋，脑袋里装满尖锐的观点，心里怀着对下一次冒险的渴望，这让他感到嫉妒。

如果德国的局势一直稳定，能够容纳这种异议和闹腾，他想，那么他们是否会一路顺风顺水。早在十八九岁时，他们便已脱出他的掌控。克劳斯在那些年里出版了头几部书，发表文章，几乎不提及他的存在，而埃丽卡视他为老派、古板、保守、消极。克劳斯崇拜伯伯海因里希，更多是和他在一起。

托马斯想，如今长子长女回归他的羽翼之下，是因为缺钱，或许也因为他们想知道，如果他们自己的世界分崩离析，能否在这里找到庇护。

他们离开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国土。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还是容易的，但他们的新潮在美国渐渐失去其价值，他肯定，这个国家不会进一步接纳他们。他们所支持的自由、他们激进的政治观念，都不会受欢迎。

现在他们三十多岁，不能再被写成后生可畏的曼家少年，而是无法立足于世的成年人，想要世界给予他们不相配的尊崇。当希特勒的危险性越来越明显时，克劳斯和埃丽卡还打着“我早就告诉过你”的旗号，就变得令人厌烦。他确信，很快没人再有兴趣听两个过气的天才少年说话。

在记者和摄影师要来的那天，他们约好在采访和拍照之前，奥登和他的朋友伊舍伍德来普林斯顿和一家人共进午餐。克劳斯和埃丽卡会开车去普林斯顿火车站接他们。

埃丽卡回来时，她的父亲正在门口。

“我们的客人呢？”他问。

“他们去游泳了。”她说。

“去哪游？”

“在普林斯顿的泳池里。奥登说他经常坐火车来这儿游泳，克劳斯说他也知道那个地方。我问他们是否带了泳衣，他们说带了，但我确定克劳斯没带。”

“也许他们会借泳衣。”他说。

“这可不卫生。”

“我知道讲卫生对你丈夫来说不重要。我知道他有很多优点，但这个不是。”

午餐准备好后，这三人还没到。起初托马斯、卡提娅和两个女儿还坐在桌边等，但很快就挪到有大窗子的客厅里。

“《生活》的人在午餐后就到，”卡提娅说，“校长办公室里有个女人，一天打了两次电话来安排日程。克劳斯和奥登迟到可真不行。”

“你认识罗斯福办公室的人？”埃丽卡问，“真棒！”

“不是，别傻了，”卡提娅回道，“我说的是普林斯顿的校长 (注："英语中“总统”和“校长”是同一个词。埃丽卡误以为卡提娅说的“校长”是指“总统”。") 。他比美国总统重要多了。看来学校想趁我们在这儿，得到尽可能多的曝光。”

“在他们把我们遣返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托马斯说。

“坐船回去。”埃丽卡补充了一句。

克劳斯和两个客人终于出现，三人都气喘吁吁，头晕眼花。

托马斯端详着诗人，觉得他像是自己曾在巴伐利亚乡间看到的某条瘦狗，毛色发黄，眼神警惕，总像在讨食，要不就是轻吠几声吸引注意力。

他朝奥登笑了笑，和他握手，然后朝奥登的朋友伊舍伍德欠身致敬。

“抱歉，我们迟到了，”克劳斯说，“我们需要锻炼一下。”

“我在游泳后就焕然一新，”伊舍伍德说，“准备接受世界的挑战。”

奥登瞅着屋子，仿佛这里有什么东西很快会归他所有。

“看到各种各样的男孩总是如此美妙。”他说。

“这可以成为一首诗开头的佳句，”伊舍伍德说，“亚历山大体的 (注："亚历山大体：一种法国诗歌的格律，每行十二音节，在第六音节后有顿挫。") 。”

“不行，‘美妙’里的重音不合律。”奥登回道。

托马斯在餐桌上注意到这两个英国人很是轻松自在。他想，他们一定经常出去吃午饭，或者觉得自己是回到了某一家著名的公立学校。克劳斯正相反，他紧张局促，数次离开餐桌，回来时他告诉奥登，他在策划一本新的国际文学杂志，议程是反法西斯。

他问奥登是否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相熟，能否请她为创刊号写稿。

“认识她？我是否认识弗吉尼亚·伍尔夫？”奥登问。

“创刊号我想邀请第一流的作家。”

“这样的话，”伊舍伍德插嘴说，“只要写信给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就行。我的意思是，不会有第二个她。”

“你能想象吗，”奥登问，“如果我们找了一个同名的人来给周刊写文，结局会怎样？”

“你不欣赏她吗？”埃丽卡问。

“哦，恰恰相反，我非常欣赏她！”奥登说着便拔高音调，模仿一个英国腔的女人说话，“达洛卫要自己去买花，因为她的女仆利蒂希亚有很多活要干。哦，是的，她要去！多棒的一天，像翻滚的波浪一样清新，那些浪头胡乱地流动，像卷心菜一样胡来，长着多余的菜叶，在田野里横生，田野奇怪地沉默着，发出奇妙的嗡嗡声，在一片黑暗、甜蜜、绵延、眩晕的垂直感中，或者达洛卫夫人病态地想，这不该是水平的吗？啊，是的，我是真的欣赏她。” (注："此处是戏仿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的开头。")

“这是你写的，还是她写的？”伊丽莎白问。

“我有失公允了，”奥登回道，“伍尔夫夫人对一本反法西斯杂志来说是完美的人选。事实上，我想不出还有谁能比她更合适。你知道，我是真的欣赏她。”

克劳斯放下刀叉，再次努力想让奥登听他说话。托马斯觉得奥登显然没把克劳斯当回事。

“我是说，如果她能供稿的话，就太棒了。我们一定还能约几个年轻的英国作家，然后再约几个国际上的作家。”

“是的，国际上的。”奥登说。

“我们会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发行创刊号。”

“都是英文的吗？”卡提娅问。

“我们还会出一个法语版，”克劳斯说，“也许还有荷兰语版。我在阿姆斯特丹有朋友。”

“嚯，别傻了。”奥登说。

托马斯觉得是时候转变话题了。

“你了解普林斯顿吗？”他问奥登。

“只了解泳池，”奥登说，“我喜欢泳池。”

托马斯没料到会在自家餐桌上被嘲讽。

“也许你最好还是不要对《生活》的记者说起泳池的事。他很快就来了。所以建议你慎重。”

他神色凝重地盯着奥登。

“泳池有什么问题吗？”伊丽莎白问。

“只是个普通的泳池，”托马斯说，“普林斯顿大学官方很是为之骄傲。”

他挑衅地瞪着奥登，谅他不敢反驳。

“穆罕默德和我，”奥登指了指伊舍伍德说，“在火车上讨论了一些事，我很想问问。我们觉得有三个重要的德语小说家，穆齐尔、德布林，和我们的男主人。他们彼此都是朋友吗？”

“不是，”埃丽卡说，“他们非常不同。”

“那么就是敌人了？”奥登问。

托马斯确定自己被嘲弄了。他把视线投向花园里的某一处。

“我们只是好奇而已。”伊舍伍德说。

“当我的丈夫脸上出现这种表情时，你们可以随便好奇。”卡提娅说。

“我们在伦敦见到了米夏埃尔，”克劳斯插嘴说，“他现在非常讨厌希特勒。真正的，个人的讨厌。”

“就是说他完全不喜欢希特勒？”奥登问。

“有什么特别原因吗？”伊舍伍德问，他看了一眼奥登，寻求他的赞同。

“有的，”克劳斯说，“他告诉我们，在他整个童年，他都向自己许诺，他会尽快去美国，为的是可以远离他的父亲，而现在，为了希特勒的缘故，他终于可以去美国了，但他的父亲已经在这里了，而且会在码头等他。”

克劳斯哼哧哼哧地笑起来。

托马斯差点想告诉餐桌上的人，他不仅付了米夏埃尔的路费，还付了他未婚妻的，还帮他们办了签证，但他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桌子那头的妻子，而她面露愠色抬眼望天，这时克劳斯又开始讲另一个故事。

午餐后，他们等着记者和摄影师来，这时伊舍伍德走到他面前，讲起了德语。托马斯听了一会儿，得出结论，伊舍伍德讲德语的方式，对一个学英语的人极为有益。他直接使用英语的句型，只是把英语词替换成了德语词，并痛苦地念出每个词。他个子矮，但自信心丝毫不少。

托马斯想到，自从一九三三年后，他很少随意冒犯他人。流落异国他乡后遭遇的日常琐事，让他必须时刻把微笑挂在脸上，并且很少开口。然而此刻他不觉得有任何理由表示礼貌。他是在自己家中，而这个矮个子英国人相当粗鲁无礼，他很想看看他的反应。

“恐怕我根本听不见你在说什么。”他用德语说。

“啊，你的听力有问题吗？”伊舍伍德说。

“没有任何问题。”

他说得很慢，让伊舍伍德能听清每一个字。

“好了，你和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女婿 ── 不管怎么称呼他，能否在记者和摄影师来时好好表现？你们能否尽量表现得像个正常人？”

伊舍伍德面露困惑。

“你没听懂吗？”托马斯用英语问。他在伊舍伍德胸口轻轻锤了一下。

伊舍伍德的脸色阴沉下来，他迅速走开去找伊丽莎白聊天了。

当记者和摄影师来时，伊舍伍德和奥登的变化让托马斯愣了神。他俩不再讲笑话，也不再嬉皮笑脸。他们站得笔直，就连身上的西装也似乎不那么皱了，领带也不那么古怪了。大家都过来拍集体照时，他看得出这两位早就习惯被拍照，也喜欢这种体验。公众场合的曝光似乎让他们变得更和善、安定，少些胡闹。

杂志想要一张正式的全家福。他们都按角色摆好姿势，奥登和埃丽卡是年轻夫妇，克劳斯和伊丽莎白是孝顺而满足的子女，托马斯和卡提娅是模范父母。

摄影师让他们讲个笑话，他们顺从地配合了。接着他请托马斯站起来，作为一家之主站在中间，于是他右侧沙发上坐了三人，左侧矮凳上也坐了三人，包括伊舍伍德。摄影师让他们放松表情，拍了很多照片。

当记者问他们，伊舍伍德和这家人是何关系时，埃丽卡压低声音说，他是他们的皮条客。

在书房里，他们拍了托马斯的书桌。他们看到了墙上的霍夫曼的裸体青年画，但并没有问。这种画无助于他想要展示的稳定和睦的形象。他们只是拍了很多托马斯收集的唱片、他的拐杖，还有他荣获的奖牌和奖状。

托马斯告诉记者，他正在申请入籍美国，摄影师一边拍照一边听着。他对普林斯顿大为赞赏，说他经常和妻女去纽约听古典音乐会。他热情地提到了他们在普林斯顿组织的文学之夜，但也强调了他的个人生活规律，说他长久以来一直整个上午独自待在书房里写作。

当记者说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反法西斯作家和发言人时，他并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说他在美国寻求的是安静之所，让他可以创作更多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尽管他也知道自己肩负着其他责任，那么多同胞正处于危险之中，生死未卜。但他强调说，他不想卷入党派政治。他的任务是与许多论题拉开距离，以便能够就最重要的论题做出主张，那就是呼吁自由、坚持民主。他说，这对他而言是唯一值得努力争取的论题。

采访结束时，他庆幸之前关上了书房的门。他不想让克劳斯和他的两个客人听到这番甚至对他自己来说都显得浮夸而自矜的话。但他知道这篇文章会在华盛顿流传，也会在普林斯顿和纽约流传，而他应该在华盛顿受到礼遇。

他喜欢记者的认真劲。他身边的人不是像奥登那样把每句话都浸泡在冷嘲热讽中，还和朋友伊舍伍德一唱一和，就是像他儿子那样周身散发着紧张愠怒的气息，终于有人不是这样，他为此感到欣慰。他仿佛是在和普林斯顿的学生说话，许多学生是认真思考的，所有学生都态度端正。他和这位记者也是如此，觉得可以卸下心防。问题很简单，没有陷阱，因此对美国人审慎地展示自己并不难。

他们回到客厅时，卡提娅和伊丽莎白已经不在那里了。克劳斯、埃丽卡、奥登和伊舍伍德正在探讨什么灵性话题，但他们一看到他和摄影师、记者，立刻放声大笑。他想，等这两个英国人去纽约，他才能松口气。

他们只能等记者和摄影师先走，因为这两个杂志社的人被告知，模范丈夫奥登是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普林斯顿，而伊舍伍德是来家里做客的。他们说这个快乐的大家庭期待着共进晚餐，之后也许会开一个文学朗读会。

记者和摄影师离去时，奥登小声说，他们会一直等到彻底安全再走。

托马斯告诉卡提娅，之前他在门口迎接的那些人，他不需要与他们道别，然后他去了书房。但当他听到客人们离开时，他走到前窗，看着他们上了车。埃丽卡开车送他们去车站。甚至他们关上车门，大声说再见时，他能看出他们正在笑话些什么。他觉得这一联想并不过分：他们笑话的对象不仅仅是他们适才参与其中的披上伪装的家庭生活，更是他本人、他们的男主人。他觉得如果是他来做客，也会觉得自己滑稽可笑。当他退入书房后，那里的寂静比平时更令人宽慰，因为他的客人走了。

一个月过去了，他没有从签证和外国人事务办公室得到任何消息，他对卡提娅说他为此焦虑。

“我已经去交涉过了。”她说。

“和那个以为捷克斯洛伐克是沿海国家的女人吗？”

“我和她没什么可谈的。我去见了校长本人。去之前我收集了一些论据。我给爱因斯坦打了个电话，重叙我们的老交情。我发现他也被那个女人推来推去。在他的支持下，我不打招呼就去了校长办公室，要求见多兹博士。他们问我为何要见他，我说我是代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前来，有紧急事务。”

“你见到他了吗？”

“他们一口咬定他不在。于是我说我会等到他回来。他们又说他要离开数日，于是我要他们和他电话联系。他们让我等了大概一小时，直到我告诉他们，如果多兹校长无法获悉我要对他说的话，这对校长甚至对普林斯顿大学都会有极其严重的后果。一番忙乱之后，他的一个助理来了。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自我介绍是劳伦斯·斯图尔特先生。他带我进了一间办公室，我向他阐明了我的要求。”

“恐怕，”斯图尔特先生对我说，“普林斯顿得按规矩来。”

卡提娅原本坐在餐桌旁，这时她站起来，一手指着托马斯，给她的故事增添戏剧性，仿佛他是劳伦斯·斯图尔特先生，而她是一个更强硬的卡提娅。

“斯图尔特先生，”我说，“我代表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我知道，曼夫人。”

“哦，你有没有比身上这件更好的西装？”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你有更好的理发师吗？”

“曼夫人，我不明白您为何问我这些。”

“好，我来解释。你应该回家，换上更好的西装，再剪一个好发型，因为《生活》杂志的记者和摄影师很快会来普林斯顿给你写文章、拍照，你是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在美国生活沦落无助的那个人。你有妻子孩子吗？”

“我有。”

“他们看到文章后，不会为你骄傲的。那两个摄影师和记者刚采访过我们，我只要打一个电话，他们就会回来，向你扑过去。只要一个电话。”

“你真的说了‘扑过去’？”托马斯问她。

“是的，我和爱因斯坦的秘书布鲁斯小姐练过这段话。”

“后来呢？”

“这位劳伦斯·斯图尔特先生让我第二天再去，到时他的同事会在那儿。我同意了。我第二天再去，他们变得毕恭毕敬。此后签证事宜都来问我和布鲁斯小姐。我们直接与校长办公室联系，不和其他人联系，很快就会收到让我们申请入籍的表格，你只要签名就好。布鲁斯小姐和我已经从头到尾检查了每一个细节。上星期，我还被请到校长办公室去见他。”

“那么，事情都解决了？”

“只除了一件事，”她说，“之前爱因斯坦因为这件事愁得睡不着，现在他心里石头落了地。他拥抱了我。然后说如果我打算离婚的话，优先考虑他。”

“他向你求婚了？”

“嗯，差不多吧。布鲁斯小姐也在屋里，所以他只是暗示了一下，没有大声说出来。但当她走后，他靠过来在我耳边低语，因为我如此高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安排一些其他的事，适合我俩的事，如果我理解他的意思的话。然后他看着我的眼睛，朝我眨眨眼。我觉得他是个真正的天才。”

“他和老山羊不相上下。”托马斯说。

“是的，我回家路上也这么想过。”

“我们一定要请他来吃晚饭。我相信我们会和他相处得很愉快。鉴于我们家已经有了一只老山羊博尔杰塞，让他俩见个面应该不错，我们可以准备起来了。”

“是的，我想爱因斯坦也很寂寞。我们还可以请布鲁斯小姐。她很爱好文学。她说她把你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读了三遍，很想见见你。但我想，最好不要让我和爱因斯坦长时间独处。他人非常好。可是这个家里已经问题够多了。”

“即便你不和一个科学家私奔？”

“我们去哪呢？”卡提娅问，仿佛她已经在规划更广阔的世界中的未来。“可是也许我们应该等证件都到手后再想这类问题。我很喜欢爱因斯坦的胡子和眼睛，可我觉得他的头发太乱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修理头发。”

她走过来，热情地在托马斯的脸上落下一吻，然后走出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