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七七年年中，我感觉到这个国家政局在动荡，社会舆论和民众的行为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办公室里，在大街上，尤其是在大学中，越来越多的人在发表越来越大胆的言论。监狱中的条件也得到改善。哈米德和其他囚犯都得到了更多生活上的便利，给他们送衣服和食物的限制也在减少。但在我残破的心中，依然没看到一丝希望的曙光，而且我完全无法想象有多么巨大的事件正在暗中酝酿。

距离新年只有几天了，空气中洋溢着春天的气息。我心不在焉地走进家门，却看见一番不同寻常的景象。在门厅中央有几袋大米、几只装食用油的大罐子、几袋茶和豆子，还有另外一些食物。我有些惊讶。公公偶尔会给我们送大米过来，但肯定不包括其他东西。自从印刷厂关闭以后，他们也在承受着经济压力。

西亚马克看到我惊讶的表情，就笑着说：“你还没看到最好的事情呢。”然后他递给我一只信封。我能看到信封里是一沓一百土曼[1]的钞票。

“这是什么？”我问他，“从哪里来的？”

“你猜！”

“是的，妈妈，这是一场竞赛，”马苏德也欢快地说，“你一定要猜一猜。”

“你们的祖父送来的？”

“不是！”西亚马克说。

两个男孩一同笑了起来。

“帕尔瓦娜送来的？”

“不是。”

他们还在笑。

“帕尔文太太？法蒂？”

“都不是！”西亚马克说，“你绝对猜不到……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你了？”

“是的！是谁送来的？”

“阿里舅舅！但他说我应该告诉你，这些是马哈茂德舅舅送的。”

我大吃一惊。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我问道，“他在梦里预见到什么了？”

我拿起电话，给母亲家打过去，然而母亲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让我和阿里说话，”我说，“我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阿里接过电话，我问他：“出什么事了，阿里阿迦？你们在接济穷人吗？”

“别这样，姐姐。这是我的责任。”

“什么责任？我从没有向你们要过任何东西。”

“那是因为你善良而且高尚，但我必须履行我的责任。”

“谢谢，亲爱的阿里。”我说，“但我和孩子们什么都不需要。请马上来把这些东西拿走。”

“拿走它们做什么？”阿里问。

“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以把它们送给有需要的人。”

“你知道，姐姐，这和我没关系。是马哈茂德哥哥送过来的，你和他谈吧。他不只给你送了，还送了同样的东西给其他许多人。我只是负责转送而已。”

“真的！”我说道，“那位绅士大发慈悲了？这可真是难以想象！别告诉我，他发疯了！”

“这是什么话，姐姐？我们都好好的。你应该认为我们是在做一件好事！”

“你们已经为我做了够多的‘好事’了。谢谢你们。还是快点过来把这些东西拿走吧。”

“只有马哈茂德哥哥命令我，我才会把那些拿走。你应该亲自和他谈谈。”

“当然，”我说道，“我这就和他谈！”

我给马哈茂德家打了电话——我给他家打电话的次数简直屈指可数——吴拉姆-阿里接了电话。在热情地问好之后，他把电话递给了他父亲。

“你好，妹妹！真是惊喜啊。是什么让你终于想到我们了？”

“实际上，”我干巴巴地说，“这正是我想问你的。是什么让你终于想到我们了？还给我们派发了救济品！”

“别这样，妹妹。那不是救济品，而是你应得的。你的丈夫为了争取自由而与那些不信真主的人作战，因此他才被关进监狱。我们没有力量参与这场斗争，也受不了监狱和酷刑，但我们至少有义务照看那些勇士的家人。”

“但我亲爱的哥哥，哈米德已经在牢房里蹲了四年。至今为止，我还能维持生活，并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有真主的恩典，将来我应该也能继续这样过下去。”

“你是对的，妹妹。”马哈茂德说，“我们为此感到惭愧。一直以来，我们都只是蒙着眼过日子，忘记了自己的义务。你一定要原谅我们。”

“行行好，哥哥。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过得下去，我不想要我的孩子们依靠别人的施舍长大。请派人来把这些东西——”

“妹妹，这是我的责任。你是我的亲人，哈米德是我们的骄傲。”

“但是哥哥，哈米德还是本应该被判死刑的叛国罪犯。”

“不要说反话了，妹妹。你还在记仇，对不对？我已经承认，是我曾经无知愚昧。现在对我而言，任何与暴君战斗的人都是值得赞美的，无论他是穆斯林还是异教徒。”

“非常感谢你，哥哥。”我强硬地说，“但我还是不需要这些食物，请派人来把它们拿走吧。”

“把它们送给你的邻居吧，”马哈茂德气愤地说道，“我没有人可以派到你那里去。”

然后他就挂了电话。

随后几个月，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明显了。办公室里本来不应该有人知道我的丈夫是政治犯，但人们或早或迟还是都知道了。一直以来，他们对待我的态度都是充满戒备，轻易不会来我的办公室。但现在，所有的谨慎和拘束都消失了，人们似乎不再害怕和我接触。我的朋友圈子迅速扩大了。我的同事们也不再抱怨我的旷工和我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很快，这种变化更加显著，我的家人、大学里的朋友和同事们都在公开谈论我的生活和处境。他们向我询问哈米德是否安好，向他表达同情、关心和赞美。在社交聚会上，我经常被邀请坐在首席。我发现自己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对此我感到很不舒服，但西亚马克感到很骄傲。他兴高采烈地公开谈论自己的父亲，自豪地回答人们的问题，向他们讲述他是如何被逮捕的，还有我们家遭到搜查的那个晚上。当然，以他的年纪和想象力，他经常会给自己的回忆添枝加叶。

刚开学还不到两个星期，我就被叫到了西亚马克的学校。我很担心，以为他一定是又打架了，说不定还打坏了同学。但当我走进学校办公室的时候，立刻就发现这次被找来的原因肯定和以前不同。办公室里有几位老师和主管向我问好。他们关上屋门，确保校长和其他行政人员不会察觉到我来了。很明显，他们不信任那些人。然后他们开始向我询问关于哈米德的事情还有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暗中发生的改变以及革命。我惊呆了。他们仿佛将我看作正在秘密策划一场暴动的人。我将哈米德和他被逮捕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但对于其他所有问题，我只是不停地重复说：“我不知道，我并没有参与其中。”最后我才搞清楚，西亚马克一定是在学校谈论过他父亲和革命行动的事，还说我们也参与其中。他一定说了不少夸张的话，所以这些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找我不仅是为了证实他的话，而且还想要和真正的革命者建立直接的联系。

“有那样的父亲，当然会有西亚马克这样的儿子。”一名老师眼含热泪地说道，“您完全无法想象他的话语是多么美丽而充满激情。”

“他都告诉你们什么了？”我很想知道西亚马克会如何向陌生人讲述他的父亲。

“他就像是一个成年人，一名演说家，毫无畏惧地站在我们面前说：‘我的父亲是为了反抗压迫、争取自由而战。他的许多朋友都为了这项事业而牺牲，他已经在监狱里被囚禁了许多年。虽然敌人对他施加了无数酷刑，但他一个字都没有说。’”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中充满了矛盾的情绪。我很高兴西亚马克对自我的肯定。他赢得了人们的关注，并为此感到自豪。但我也很担心他会无端编造各种英雄事迹，不喜欢他这种鼓吹英雄崇拜的个性。他一直都是一个很难相处的孩子，而且他眼下正处在刚刚进入青春期那种混乱又微妙的阶段。他曾经受到过那么多污蔑和羞辱，现在又会如何理解人们对他的赞美和支持？这是我最为忧虑的。他尚未成熟的心智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起伏吗？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关注、赞同和爱。我已经尽可能把这些东西给予他了。

人们对我们的尊敬和钦佩还在与日俱增，这种情绪显得越来越夸张和牵强，让我怀疑这些人并不仅仅是出于好奇。不管怎样，我已经开始感到在人群中间难以容身了。有时候我会因自己的虚伪而感到愧疚。我会问自己，我是不是正在利用人们的这种情绪欺骗他们？我常常向大家解释，说我对丈夫的信仰和理想并没有太多了解，也从没有参与过他们的活动。但人们不想听这种事实。在单位和大学里，人们在每一场政治辩论中都会将我作为榜样。在每一次选举中，他们都会推举我做代表。每一次我说自己知道的并不多，和革命组织没有什么联系，人们都认为这只是我本性谦虚。唯一不曾对我改变过态度的人只有扎尔加先生，他一直在小心地观察着我周围发生的变化。

终于有一天，我们部门的雇员决定要推选出一个革命委员会，宣布他们支持汹涌澎湃的民众运动。一名不久之前对我还只会小心翼翼地说“你好”“再见”的人发表了一通激情洋溢的演讲，赞美了我的革命行为、博爱精神和对自由的热爱，并提名我为候选人。我站起身，带着在以往种种艰难的社交环境中所练就的自信，向发言者表示感谢，却拒绝了他的提议。我真诚地说：“我从没有参与过革命。是生活让我遇到了一个对于政治有着独特见解的男人。当我第一次接触到他的信仰，对那种信仰的基础和体系有了粗浅了解的时候，我还感到头昏目眩呢。”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有几个人在为我鼓掌。

“相信我。”我说道，“我说的都是实话。正因如此，我丈夫从不曾让我参与到他的活动之中。我全心全意祈祷他能够得到释放，但是说到政治观念和政治影响力，我实在是不甚了了。”

刚刚提名我的人高喊着表示反对：“但你受了许多苦。你的丈夫承受了多年牢狱之灾，是你一个人支撑起一家人的生活，养大了你们的孩子。难道这不正是因为你和他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仰？”

“不！如果我丈夫是因为盗窃而被关进监狱，我也会做这些事。这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和母亲，我有责任维持我和孩子们的生活。”

人们开始议论纷纷。但是看到扎尔加先生赞许的神情，我知道自己做对了。最终大家还是推选了我，但他们现在认可的是我的谦逊和真诚。

革命的狂热情绪在不断高涨，随着革命范围扩大，我的心中每一天都在绽放出新的希望。莎哈扎德和她的同志们付出生命、哈米德这么多年身陷囹圄、遭受无数折磨所追求的事业，会不会有可能真的要成功了？

我的兄弟们第一次和我站在了同一个阵营，盼望着同一件事情。我们彼此理解，感觉真正亲密了起来。他们终于像是亲兄弟那样开始支持我和我的儿子们了。马哈茂德甚至无论给他的孩子买什么，都会给我的儿子们也买上一份。

母亲眼含热泪地感谢真主：“真可惜啊，你们爸爸没看到你们这样相亲相爱。他一直都很担心你们。他说过：‘如果我死了，孩子们可能一年都不会见一次面。我的女儿一定会最孤单，因为她的兄弟们完全不会帮她。’真希望他能看到他的儿子们现在是如何照顾他们的姐妹的。”

马哈茂德的人脉关系让他能够得到最新的消息和官方报道。他还能搞到各种传单和录音带，阿里会复制这些材料，而我则会在工作单位和大学里分发它们。与此同时，西亚马克和他的朋友们在街上高声呼喊口号。马苏德绘制各种图画，并在上面写上大大的“自由”两个字。到了暑假，我们开始参加各种集会、进行演讲，反对沙阿的统治。我从没有想过是什么团体或组织在推动这些事。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团结一致，是为了达成同一个目标。

每过去一天，我都觉得距离哈米德又近了一步。我开始相信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的孩子们会有一个父亲。所有这些都将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我非常高兴哈米德还活着。看见他饱经磨难的面孔时，我已经不再怀疑他是不是应该和他的战友一同牺牲，那样就不必在这么多年里承受如此沉重的摧残。现在我开始相信，他受的苦不是毫无意义的，很快他就能收获自己的战斗成果。他们的梦想就要成为现实了。人民已经站出来，正在街头呐喊：“我不会活在暴君的压迫之下。”曾经哈米德和他的朋友们谈论这样的时代时，它仿佛还是那样遥远，那样理想化，那样不真实。

随着革命浪潮的力量越来越强，我发现孩子们越来越不听话了。他们变得和他们的舅舅非常亲密。马哈茂德会来我家，带孩子们去听演讲和辩论。他的身上迸发出一种让我感到非常陌生的激情。西亚马克很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总是兴高采烈地跟随着舅舅。而马苏德很快就开始和这些事拉开了距离，用各种借口逃避它们。当我向他问起原因时，他只是说：“我不喜欢。”我继续追问，他告诉我：“我觉得很不安。”我无法理解他为何感到不安，但我决定不再逼问他了。

西亚马克却变得越来越有热情。他每天都兴致高昂，也不会在家中制造任何麻烦了。看样子，他已经借助喊口号释放了心中全部的怒气和沮丧。慢慢地，他开始严格地遵循宗教礼仪。以前清早起床对他来说一直都是一件难事，但现在，他会按时起床进行晨祷。对于他的这种变化，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担心。他还会关掉收音机，不再听音乐，拒绝看电视，这让我回忆起多年以前马哈茂德的宗教狂热。

到了九月中旬，马哈茂德宣布，他打算为父亲举行一场正式的纪念仪式。尽管父亲过世周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但没有人表示反对。大家都愿意对那个亲爱的人表示崇敬，为了纪念他纯粹的灵魂而出力。因为政府实行了戒严令和严格的宵禁制度，我们决定最好是在周五的中午举行仪式。为此我们全都忙碌起来，热心地烹煮食物，准备仪式所需的一切。宾客越来越多，我心里很感谢马哈茂德在这个混乱的时候还有勇气如此大费周章地追悼我们的父亲。

举行仪式的那一天，我们从清早就开始在马哈茂德家忙碌。伊特兰-萨达特现在越来越胖了，她气喘吁吁地来回奔忙着。我正在削土豆皮的时候，她终于跑到了我身边。“真是麻烦你们了，”我对她说，“谢谢，我们全都很感激你们。”

“哦，不要这么说。”她说道，“毕竟我们应该为爸爸进行一场正式的祈祷了。愿真主让他的灵魂安息。而且以现在的情况，这也是一个让大家聚在一起的好办法。”

“亲爱的伊特兰，我多问一句，我哥哥这些日子怎么样了？请别介意，看样子你们两个已经不再有什么矛盾了。”

“别这么说！我们早就不那样了。我很少能看见马哈茂德，所以根本不想再和他吵架了。每次他回家的时候，都累得不行，心里还装满了其他事，根本不理我和孩子们，也不会为任何事抱怨。”

“他还是那样一门心思只想着教义教规吗？”我问，“他洗浴的时候还是会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必须再做一遍’吗？”

“但愿魔鬼的耳朵是聋的。他现在好多了。现在他实在是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重复洗手和脚。知道吗？这场革命把他彻底改变了，就好像他的伤痛都被治愈了。他说：‘依照阿亚图拉的话，我正在革命的最前线，我就是真主名义下的吉哈德，我将得到真主最伟大的奖赏。’实际上，现在他一门心思只想着革命了。”

演讲是在午后开始的。我们都在后屋，听不清他们说了些什么。因为害怕街上的人会听见，所以没人使用扩音器。起居室和餐厅里全都是人，前院的窗户外面也都站着人。有两个人讲了关于革命、政府的暴虐统治和我们有责任推翻这种反动政府的话，随后伊特兰-萨达特的叔叔说话了。他是一位广为人知的毛拉，因为自己的公开言论曾经被关进监狱几个月，所以被视作英雄。他先是赞美了几句父亲的美德，然后说道：“这个光荣的家庭多年以来一直在为信仰和国家而战，并因此而受到无数苦难。一九六三年，六月五日事件发生，阿亚图拉霍梅尼被逮捕。他们的生命安全遭到威胁，因此被迫离开了在库姆的家园，迁居到这里。随后，他们又经受了死亡之痛。他们的儿子被杀害，他们的女婿至今还在监狱里，只有真主知道他遭受了什么样的刑罚……”

随后几秒钟时间里，我陷入了困惑。我无法理解他说的是谁。我戳了戳伊特兰-萨达特，问她：“他说的是谁？”

“当然是你的丈夫！”

“他说的那个被杀的年轻人是……”

“哦，他是在说艾哈迈德。”

“我们的艾哈迈德？”我惊呼道。

“当然！难道你没有仔细想过，他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死去？还横尸在大街上……他们在三天以后才通知了我们。当阿里去验尸官办公室辨认尸体的时候，在他身上看见了被袭击和殴打的伤痕。”

“他可能是因为争夺药物和另一个瘾君子打了架。”

“不要这样说死者！”

“那些说我们从库姆搬出来的胡话又是谁告诉你叔叔的？”

“你不知道吗？那是在六月五日事件之后，你们全家离开了库姆。爸爸和马哈茂德当时处在危急关头。你当时也许太小，不记得了。”

“事实上，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气愤地说，“我们是在一九六一年搬到德黑兰的。马哈茂德怎么能对你的叔叔撒这种谎，这样利用人们的热情？”

现在那位演讲的毛拉说到了马哈茂德。他说马哈茂德是一个不曾辜负父亲期待的儿子，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都献给了革命，从不会在艰辛与牺牲面前退缩……他在经济上支持了数十个政治犯的家人，像父亲一样照看他们，而他们之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亲妹妹一家。他替他们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从没有让他们感到过匮乏和孤独。

这时，伊特兰-萨达特的叔叔向西亚马克点头示意。西亚马克一下子从人群中站起来，走到他身边。看样子西亚马克似乎受到过训练，很清楚应该在什么时候站起来，表演他的角色。那位毛拉抚摸着西亚马克的头说：“这个天真的孩子就是一位英雄的儿子，那位英雄已经在监狱里被囚禁多年。政府的罪恶之手让这个孩子和千百个像他一样的孩子都变成了孤儿。感谢真主，这个孩子有一位仁慈的、无私奉献的舅舅——马哈茂德·萨迪吉先生。是他填补了这个孩子父亲的空位，否则只有真主知道这个饱受苦难的家庭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感到一阵恶心，仿佛我的衬衫领子勒住了我。我下意识地抓住衣领。衣领上的第一颗扣子被拽掉了，落在地上。我带着强烈的愤慨站起身。母亲和伊特兰-萨达特全都警觉地盯着我。伊特兰拽了拽我的恰多尔说：“玛苏姆，坐下。为了你挚爱的爸爸的灵魂，坐下。这样不合规矩。”

马哈茂德就坐在毛拉身后，面对着人群，他有些担忧地看向我。我想要尖叫，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西亚马克看上去又惊又怕，他离开毛拉，朝我走来。我抓住他的手臂怒斥道：“你不为自己感到羞愧吗？”

母亲拍打着自己的面颊说：“愿真主带走我的生命吧！女儿，不要让我们蒙羞。”

我愤怒地看向马哈茂德。我们之间有太多事情要说清楚。但突然间，吟诵挽歌的声音响起，所有人都站起身，开始拍打他们的胸口。我抓住西亚马克的手臂，穿过人群，走出马哈茂德的房子。马苏德抓住我恰多尔的一角，跟在我们身后。我真想把西亚马克狠狠揍一顿，揍得他满身青肿。我打开汽车门，把他推进去。他一直在问我：“出什么事了？你是怎么了？”

“闭嘴！”

我的声音一定非常严厉和恼怒，以至于两个孩子在回家的路上都没有再吭过一声。我在心里问自己：这个可怜的孩子做了什么？他又应该为这些事担负什么罪责？

到家以后，我诅咒了大地和天空，还有马哈茂德、阿里和伊特兰。然后我坐下来，泪流满面。西亚马克坐在我面前，看上去无比羞愧。马苏德给我端来了一杯水，说如果我喝些水，也许会感觉好一些。他的眼睛里也带着泪水。慢慢地，我平静下来。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难过，”西亚马克说，“无论我做了什么，我都很抱歉。”

“你是说你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告诉我，马哈茂德带着你就是一直在做这种事？他们就这样把你展示在人们面前？”

“是的！”西亚马克骄傲地说，“所有人都在赞美父亲。”

我苦恼地重重叹了一口气。我不知道该怎样对我的儿子说，只能竭力保持镇定，不要吓到他。

“听着，西亚马克，你爸爸不在家已经四年了，我们一直在努力生活，从没有需要过其他人，尤其是你的马哈茂德舅舅。我竭尽全力，让你们能够正常地成长，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和接济，这样才不会有人把你们看作可怜的没有爸爸的孩子。至今为止，我们一直都在靠自己的双手活着。我们确实过得很难，但我们守住了自己的尊严和荣誉，还有你们爸爸的尊严和荣誉。但现在，那个满口谎言的马哈茂德为了自己的名声，把你像洋娃娃一样展示给别人，他却在不断从你这里捞取好处。他想要人们为你感到悲伤，然后称赞他说：‘真主啊，他是一个多么好的舅舅啊。’难道你没有问问自己，为什么过去七八个月里，马哈茂德突然对我们有了兴趣，而在之前那么多年中，他却从不曾过问我们的生活？听着，我的儿子，你必须变得更聪明，不要让任何人利用你和你的情绪。如果你爸爸发现马哈茂德在以这种方式利用你和他，他一定会非常伤心。他和马哈茂德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也绝对不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成为马哈茂德这种人手中的工具。”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马哈茂德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但我不允许孩子们再跟他来往，也不再回他的电话。

到了十月中旬，学校开始经常性地停课。再有一个学期，我就能得到学士学位了，但我的这段求学之路仍然仿佛无尽漫长。接二连三的罢工、罢学和示威游行，让所有学校都没办法正常上课了。

我参加了不同的政治集会，仔细听过各种演讲，努力判断其中是否有哈米德可以得救的希望。有时候我很乐观，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光明又美丽。但另一些时候，我又完全丧失了信心，觉得自己仿佛正在被拽进一口深井。

只要有人发起维护政治犯的活动，我都会冲在最前线。孩子们也会在我身边扬起他们的拳头，就像挥舞着两面旗帜。在承受了那么多痛苦、愤怒和哀伤之后，我竭力高呼：“政治犯必须得到自由。”泪水涌出我的眼眶，但我的心却感到更轻松了。看到身边的人群，我感到无比兴奋。我想要抱住每一个人，亲吻他们。这也许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我的同胞生出这样的感情。我觉得他们全都是我的孩子、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

很快就有传闻说，政治犯将会被释放。人们都说他们将会在十月二十六日沙阿生日的那一天被释放。希望再一次在我的心里扎了根。但我还是不敢去相信那些消息，因为我承受不了再一次的失望了。公公也在为解救自己的儿子而努力着。他收集到了越来越多的请愿书，将它们寄往政府。我们不断分享自己获得的消息。我以百分之百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担负起了属于我的责任。

通过各种奔走打听，我们终于得到确切消息：会有一千名政治犯被赦免。现在我们必须确保哈米德的名字出现在那份名单上。

“这会不会只是一个玩弄民众的政治游戏啊？”我有些犹豫地问公公。

“不会！”他说道，“以现在的局势，政府不可能再欺骗民众了。他们至少要释放一些有名望的囚犯，让人们亲眼看到他们的诚意，这样才有可能安抚汹汹民意，否则局势就会变得更糟。要怀有希望，我的闺女，要怀有希望。”

但我非常害怕心存希望。如果哈米德不在赦免名单上，我一定会崩溃的。而让我更为担心的还是孩子们。我很害怕怀有这么多的希望和期待，他们可能无法承受挫败与失望带来的打击。我竭尽全力向他们隐瞒消息，但各种传闻已经如同洪水一般淹没了大街小巷。西亚马克总是会兴奋得满脸通红地跑回家，将最新得到的消息大声喊出来。而我只会冷静地回应他：“不，儿子，这些只是政府为了安定民心做的宣传，现在他们还不太可能兑现。以真主的意志，等到革命成功，我们就能亲手打开牢门，接你们的爸爸回家。”

公公很赞同我的处理方式，他也在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婆婆。

时间越接近十月二十六日，我的期待就不由自主地变得越强烈。我冲动地为哈米德买各种东西，越来越难以抑制自己的幻想。我甚至开始计划起他被释放之后我们都会做些什么。但就在十月二十六日前几天，在我连续奔忙、参加了许多集会之后，公公来到我家。他看上去沮丧又疲惫。等到孩子们出去之后，他才对我说：“赦免名单快完成了。很明显，他们没有将哈米德列在上面。当然，我也得到了保证，如果局势这样持续下去，他也会被释放。但这一次能够轮到他的机会非常渺茫，名单上大多是宗教人士。”

我克制住喉头的哽咽，说道：“我知道。如果我能那么幸运，我的生活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一眨眼的工夫，我的希望全都变成了绝望。我流着眼泪再一次关闭了心头已经打开的希望之窗。公公离开了。然而，要向孩子们隐藏起深深的哀伤和失望实在是太困难了。

马苏德一直追在我身边问：“出什么事了？你头痛了吗？”

西亚马克也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坚强，必须再多等待一段时间。但我觉得整幢房子都在向我压过来，要将我碾成粉末。我无法在这个充满哀伤和孤独的家中待下去了。我牵住孩子们的手，走出家门。清真寺前面正有一大群人在呼喊口号，我被他们吸引过去。广场上挤满了人。我们挤进人群中。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无法理解他们在喊什么。但这都不重要，我有我的口号。我在怒火中强忍住泪水，高声喊道：“政治犯必须获得自由。”我不知道我的声音里有些什么，但片刻之后，我的口号变成了所有人的口号。

几天以后是一个法定假日。天还没有亮，我却已经厌倦了在床上辗转反侧。我知道现在外面管得很严，我不应该出去。但我就是无法让自己躁动的神经平静下来。我必须做些事情。一直以来，做家务都是我逃避现实的港湾。我想要将自己全部的力气都花在不需要思考的辛苦劳作中，缓解自己的焦虑。我掀起床单，摘下窗帘，把它们都放进洗衣机。然后我又擦干净窗户，打扫了房间。我毫无耐心地要孩子们去院子里玩。不过我很快就察觉到，西亚马克正打算要溜出家门。我将他们叫回到屋里，让他们去洗澡。然后我又清洁了厨房。我没有心思做饭，好在昨天的剩饭也够我们吃了。比比的身子越来越弱，吃得也越来越少，无论我做什么，她都只是吃一碗酸奶加上一块烤馕。我在糟糕的心情中喂饱了孩子们，洗干净碗碟。现在我没事可做了。我想要打扫和清洗一下院子，但我的身体已经累得快要撑不住了——这正是我想要的。我拖着身子去了浴室，将水打开，然后开始哭泣。这是我唯一能够放心痛哭的地方。

我离开浴室的时候，已经快到下午四点了。我的头发还湿着，但我不在乎。我将一只枕头放到电视前面的地上，躺了下去。孩子们在我身边玩耍。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我看见屋门开了，哈米德走了进来。我紧紧闭上眼睛，希望这个甜美的梦能够继续下去。但我的身边响起了说话声。我小心翼翼地将眼睛睁开一道缝隙。孩子们都在目瞪口呆地盯着一个面庞清瘦、须发花白的人。我的身子僵住了。我是在做梦吗？我的公公正喜气洋洋地站在一旁，用有些沙哑的声音将我们三个从震惊中唤醒。

“看啊！”他说道，“我把你的丈夫领回来了。孩子们，你们怎么了？快来啊。你们的爸爸回家了。”

当我将哈米德抱进怀中时，才感觉到他甚至快要和西亚马克一样瘦了。当然，我在这些年中见过他许多次，但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瘦弱和憔悴。他看上去如此触目惊心，也许是因为他骨瘦如柴的身上挂着的这些衣服。现在他就像是一个男孩穿上了自己父亲的衣服，每一件至少都要比他的身材大上两号。他的裤子被腰带系在腰间，堆出了许多褶皱。他的上衣肩部都垂了下来，袖口一直遮住了指尖。他跪倒下去，将孩子们抱在怀中。我扑在他们身上，努力想要把我深爱的这三个人都抱住。我们全都在哭泣，在倾泻各自所承受的痛苦。

公公抹着眼泪说：“好了！起来吧。哈米德非常累，身体也很不好。我是从监狱医院里把他接出来的。他需要休息。我会带他妈妈来看他。”

我来到公公面前，拥抱并亲吻他，将我的头倚在他的肩膀上，一遍又一遍地哭着说：“谢谢您，谢谢您……”

这位老人家是多么好，多么睿智啊！这些天里，是他在独自承受着外面的所有纷争和困苦。

哈米德在发烧。

“我帮你脱衣服，先睡一会儿吧。”我说。

“不，”他回答，“先让我洗个澡。”

“是的，你说得对。你应该把监狱里的那些污秽和苦难都洗掉，然后安下心好好睡一觉。我们很幸运，今天有柴油，而且热水器从上午就一直开着。”

我帮他脱下衣服。他实在是太虚弱了，几乎站都站不稳。随着衣服一件件被脱下来，他看上去越来越瘦小。最后，我惊恐地看到他身上几乎没有一丝肉，只有薄薄一层皮挂在骨头上，上面布满了伤疤。我让他坐到椅子上，给他脱下鞋。看到他枯瘦、变形的双脚上面破烂的皮肤，我终于失去了控制，抱住他的腿，将头靠在他的膝盖上哭了起来。他们对他做了什么？他还能够恢复健康，做一个正常的人吗？

我给他洗了澡，帮他穿上新的汗衫、短裤和睡衣。这些衣服都是我在充满希望的时候买的。它们对他来说还是太肥大了，不过至少没有像那些衣服一样挂在他身上。

他慢慢地躺倒在床上，就好像他想要享受此时此刻的每一秒钟。我给他盖好被单和毯子。他将头放在枕头上，闭上双眼，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真的是睡在我自己的床上吗？这么多年了，我每一天、每一秒都在盼望这张床、这幢房子和这一刻。真无法相信，这一切成真了。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爱意、敬佩，又有一点同情和心疼。他将他们叫过来。两个孩子坐到床边，开始和他们的父亲说话。我煮了茶，又让西亚马克去街角的点心铺买些油酥点心和烤馕回来。然后我又榨了一些橘子汁，热好了剩下的汤。我一直在给他拿东西吃。终于，他笑着说：“亲爱的，等一下。我吃不了太多东西。我还不适应一次吃这么多食物，只能一点一点来。”

一个小时以后，哈米德的母亲和姐妹们都赶来了。婆婆欢喜得简直要疯了。老人家像蝴蝶一样在她儿子身边转来转去，一边哭，一边温柔地和他说话。哈米德甚至没有力气抹去自己脸上的泪水，只是不停地说着：“妈妈，不要这样。为了真主的爱，不要这么激动。”但婆婆还是将他从头到脚吻了个遍，断断续续的话语也完全变成了哭声。最后，她的身子靠住墙壁，又慢慢坐到地上。她头发散乱，眼神有些呆滞，面色苍白得可怕，甚至呼吸也变得困难了。

曼妮吉哈急忙伸手抱住她的母亲，高声喊道：“快拿热水和糖来，快！”我跑到厨房，拿来一杯热水和蜜糖，喂进婆婆的嘴里。曼索耶在她的脸上泼了一些冷水。婆婆打了个哆嗦，泪如泉涌。我望向周围，寻找孩子们。他们都站在门后，满是泪水的眼睛一会儿看向父亲，一会儿又看向祖母。

大家激动的情绪终于慢慢平静下来。婆婆拒绝离开卧室，不过她答应不会再哭了。她将一把椅子放在床脚，坐到上面，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哈米德，偶尔会有一颗泪珠沿着她的面颊滚落，被她抬手抹去。

公公走进厅里，和比比坐在一起。比比正在无声地做着祈祷。公公伸开双腿，疲惫地把头靠在一个垫子上。我知道，这一整天他一定都在竭尽全力地四处奔忙。我给他端上一杯茶，按住他的手说：“谢谢您，今天您辛苦了，您一定累坏了。”

“能有这样的结果，一切努力和辛苦都是值得的。”他说道。

我能听见曼索耶在安慰她的母亲：“为了真主的爱，妈妈，不要这样。你应该感到高兴。为什么你要像被悲伤击倒了一样哭个不停？”

“我很高兴，我的闺女。你无法想象我有多高兴，我从没有想到还能够活着看见我唯一的儿子回家。”

“那你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这要让他的心都碎了。”

“我只是看到那些恶棍对我的孩子所做的这一切。”婆婆伤心地说，“看看他的情况有多糟糕，他一下子就老了这么多。”然后她又对哈米德说：“真希望真主能允许我把自己的生命给你。他们是不是虐待你了？他们有没有打你？”

“没有，妈妈。”哈米德有些心神不宁地说，“我只是不喜欢那里的食物。我着了凉，有些感冒。仅此而已。”

在这一片混乱中，连续几天没有从我这里得到音信的母亲打来电话询问我们的情况。当我告诉她哈米德回家了，她大吃一惊。还不到半个小时，大家全都带着鲜花和点心来看我们了。母亲和法蒂一看见哈米德就哭了起来。马哈茂德假装我们之间那些事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他亲吻了哈米德的面颊，拥抱了孩子们，高兴地向所有人表示祝贺，并且立刻就掌握了现场的主导权。

“伊特兰-萨达特，去准备茶盘，尽量多煮一些茶。”他说道，“他们很快就会有许多客人了。阿里，把起居室的门打开，摆好椅子和小桌子。还要有人准备水果和糕点。”

“但我们并没有想要招待谁，”我惊讶地说，“我还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

“你不需要告诉谁，”马哈茂德说，“被释放的囚犯名单已经公布了，人们会知道的，而且马上就会过来。”

我立刻就明白，他一定是在计划着什么。我愤怒地说：“听着，哥哥，哈米德的身体很不好，他需要休息。你也能看见，他还发着高烧，呼吸都很困难。你不许叫任何人过来。”

“我不会叫，但人们还是会来。”

“我不会让任何人进这幢房子，”我厉声说道，“我现在就告诉你，以免得之后有人会感到难堪。”

马哈茂德像是突然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瞪着我。然后，他仿佛想起什么似的说道：“你的意思是，你甚至不想叫个医生来看看这个可怜的人吗？”

“我想叫医生。但今天是假日，我要到哪里去找医生？”

“我认识一位医生。”他说，“我会打电话请他过来。”

他打了电话。一个小时以后，医生来了，另外还有两个人跟着他，其中一个人拿着一个大照相机。我向马哈茂德投去责备的一瞥。医生请所有人离开卧室，然后开始给哈米德做检查。那个拿相机的人开始给哈米德身上的伤疤拍照。

最后，医生诊断哈米德患上了慢性肺炎。他写下一张长长的处方单，叮嘱哈米德要严格按时服药和打针，又告诉我必须非常缓慢地增加哈米德的饮食量。他在离开之前给哈米德打了两针，又留下一些药让哈米德在晚上服用。马哈茂德把药方给了阿里，让他明天早上就把一切药物都买好，送到这里来。

直到这时，人们才突然想起如今正在实施戒严令和宵禁制度。大家全都迅速收拾好自己的物品离开了。婆婆不想走，但公公还是拉走了她，同时承诺第二天一大早就会带她过来。

所有人都走了之后，我恳求哈米德喝下一杯牛奶，又给孩子们吃了一顿简便的晚餐。我实在太累了，根本没有力气收拾散落在家中的碗碟，只是拖着身子躺到哈米德身边。医生给哈米德注射了一针镇静剂，他很快就睡着了。我看着他消瘦的面庞，心中很是感恩他能回来。然后我又转身望向窗外的天空，全心全意感谢真主，并祈求他一定要让哈米德恢复他本来的样子。但没等祈祷完毕，我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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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伊朗货币单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