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政治比较的维度
既然是一个比较政治学课程，在第一讲，我想有必要首先谈谈政治比较的维度。
前面在序言中我说到过，比较政治学的本质并不是非要拿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进行比较，而是以一个比较的视野来看待政治，把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看待。哪怕你只研究一个国家，也往往是在用一把隐藏的尺子来进行分析判断，而这个尺子本身就是比较分析的结果。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政治比较的尺度是在衡量什么？比较政治学到底在比较什么？这一讲，我想带领大家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一艘轮船在大海上航行，需要一个坐标系才能说清楚它的位置，同样，要说清楚一个国家在政治地图上的位置，也需要一个坐标系。
寻找政治比较的尺度
但是，建立一个政治比较的坐标系却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一个政治坐标系应该衡量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争议的政治问题——有人说我们应该比较哪个国家更强大，有人说应该比较谁更自由，有人说应该比较谁更清廉，有人说应该比较谁的治理绩效更好……结果就是众说纷纭，相持不下。
我们知道，当我们说经济发展的时候，什么叫“经济发展”，含义是比较清晰的，最常见的指标就是GDP或者人均GDP，有些人比较重视平等，那就再加上一个基尼指数。总之，指标清晰明了，而且容易量化，你GDP增长2%，我GDP增长8%，谁好谁坏，一目了然。但是，什么叫“政治发展”，却并非如此一目了然，甚至引起了各种理论混战。在这里，我只能谈论我学习比较政治学多年的心得，但未必是比较政治学的共识。事实上，翻遍比较政治学的教科书，也很难找到这种共识。
在展开我的看法之前，我们不妨从“联合国幸福指数”两端的两个国家说起：一个是北欧的丹麦，一个是非洲的布隆迪。显然，丹麦是这个指数中的“优等生”，长期停留在“联合国幸福指数”的前三名；而布隆迪则是其中的差生，一直在这个指数排名的底部徘徊。
丹麦这个北欧国家大家都知道，它经济发达，社会平等，环境优美，不但发展中国家羡慕它，连发达国家也嫉妒它。发达国家的反对党批评执政党时，就会经常说：你看看人家丹麦！比如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就经常以丹麦为榜样，批评共和党政府的种种政策。可以说，丹麦就是国际政治界中“别人家的孩子”，是那个让人自惭形秽的存在。
相比之下，布隆迪就是一个存在感特别低的国家了，能在地图上指出它的位置的人都不多。这个国家2017年的人均GDP只有32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50%的儿童会在小学毕业前辍学，更糟的是，这个国家从1962年独立以来，就一直冲突不断，图西族和胡图族一直在打来打去。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卢旺达1994年的大屠杀，知道这是图西族和胡图族的冲突，导致近100万人丧生。但是就在卢旺达的隔壁，布隆迪，图西族和胡图族其实也一直打得如火如荼，1972年就发生过图西族针对胡图族的屠杀，1993年又发生过胡图族针对图西族的屠杀，2015年又发生一次大规模政治冲突，几十万人逃到周边国家避难。这些冲突放在任何国家都是人间惨剧，只不过因为卢旺达的屠杀更加耸人听闻，布隆迪的冲突反而被“抢了头条”了。
现在，我们来观察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特点，或许这两个极端的对比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点线索，去分析好的和不好的政治体系差异在哪儿。虽然由个案很难直接推导规律，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那些在幸福指数上排名靠前的国家，大多数在政治体系方面靠近丹麦，而那些人民幸福感不强的国家，大多数在政治体系上更靠近布隆迪。只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一地分析说明。
布隆迪到丹麦的距离
丹麦的政治体系具有什么特点？首先，我想很少有人会质疑一点：丹麦是个民主问责的国家。事实上，丹麦从1848年开始，就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后来虽然有过民主倒退，但从1915年至今，除了“二战”期间，丹麦的民主制度几乎没有中断过。在今天的丹麦，可以说政府非常尊重民意——丹麦民众要求政府更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政府就制定了更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承诺2030年减排二氧化碳70%；民众要求增加产假时间，政府就延长了产假时间；民众不满右翼的医疗改革，2019年就把左翼的社会民主党重新选上台，而新上台的左翼政府撤回了一些医疗改革措施。
相比之下，自1962年独立以来，布隆迪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处于威权体制之下。只有两个阶段勉强尝试过民主转型，一个是1993年左右，另一个是2004年内战结束以后，但转型都是很快失败，重归威权政体或者陷入战乱。2005年，在布隆迪内战结束的大选中，恩库伦齐扎总统通过选举上台，他的父亲是胡图族，母亲是图西族，所以，很多人把他的上台视为一次政治和解和民主转型的机会，但是，恩总统像很多政治强人一样，不但打压反对派，而且到2015年该下台的时候，一意孤行继续参选，结果是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族群冲突再起，上千人丧生，40万人逃亡。[1]2018年，执政党干脆把这位恩总统命名为“永恒的最高引路人”。[2]
所以，丹麦和布隆迪政治体制的第一个显著区别，是它们的政体性质不同。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差异仅仅是民主与否吗？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不少国家也和丹麦一样，拥有竞争式民主政体，但是其治理绩效却远远不如丹麦。哪怕以布隆迪自身而言，当它1993年试图尝试民主化时，发生的不是丹麦式的治理提升，而是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血腥内战。当时，一个胡图族政治家通过选举上台，但是，他很快就被图西族的军人暗杀了，愤怒的胡图族发起了一场报复性屠杀，长达10年的内战由此爆发。所以，民主化的契机并没有改变布隆迪的命运。当然，布隆迪在威权时期同样发生过屠杀——1972年左右布隆迪已经发生过一次大规模部族屠杀，只不过那次主要是图西族屠杀胡图族。所以，这个国家的情况似乎是，威权也好，民主也好，什么政体都救不了它，它陷在一个灾难的旋涡里打转，出不来了。
问题出在哪儿？这就将我们带到了丹麦和布隆迪政治体系的第二个重大差异：国家能力。我们发现，在布隆迪这样的国家，无论政府以哪种政体形式存在，它都没有能力控制冲突、发展经济和提供公共服务。什么叫国家能力？在后面的课程里，我们会再回到这个问题，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但是在这里，我不妨指出一个最简单的指标：征税能力。简单来说，如果政府没有钱，那它就什么都干不成，教育、水电供应、基础设施建设、养老，包括给儿童打疫苗等。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征税能力，不是所有的政府都有能力征税。比如2000年左右的津巴布韦，政府的征税能力也很差，为什么？因为它60%的经济活动是地下经济，政府根本没有准确地收集经济信息的能力。
有一些“自由放任主义者”相信政府越小越好，但是，如果政府越小越好，那么布隆迪的治理应该比丹麦成功很多，但是事实却是刚好相反。据统计，2017年，丹麦政府的税收占GDP的比例是45.3%，而布隆迪的同一个数据是12.6%——这是它2014年的数据，也是我能找到的最近的数据。[3]也就是说，布隆迪的政府其实比丹麦的政府要小得多，但是，小政府并没有给布隆迪带来秩序和发展。
其实，征税能力低，不仅仅是布隆迪的问题，很多落后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中非共和国，税收占GDP的7%，尼日利亚也是7%，苏丹是5%。相比之下，其他北欧国家则和丹麦类似，瑞典，44%，芬兰，43%，都是穷国弱国望尘莫及的数字。
政治比较的纵轴与横轴
所以，从丹麦和布隆迪这两种类型的国家出发，我们能看到它们政治体系的重大差异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政体是否民主，一个是国家能力是否强大。因此，或许可以把民主问责和国家能力这两个指标作为政治比较的核心维度，将民主问责作为比较的横轴，将国家能力作为比较的纵轴，大致以此来确立各国政治发展的位置。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在布隆迪这样的国家，无论民主、威权好像都没用，我们只用国家能力这一个指标来衡量政治发展不就行了，何必还增加一个横轴？这个看法也有问题。因为如果国家能力越强大，一个国家的政治就越发展，那么世界上最好的政治体系应该是秦朝中国了。大家都知道，秦制是非常厉害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里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成年男子就得分家，为什么？怕你形成对抗国家的社会团体，而且还可以多收税。“不告奸者腰斩”，邻居犯罪你不告发连你一起斩。“大事毕……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安葬完始皇帝，怕工匠泄露墓葬信息，把他们全都关在里面，相当于活埋。也就是说，别说征45%的税了，就是征你的命你也没办法。所以秦朝2000万人口，可以强征50万人去修长城、70万人去修阿房宫，这样的国家，国家能力的确很强大，但是我们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吗？恐怕除了秦始皇本人，没有人愿意。
所以，衡量政治发展，应该是两个尺度，一个是衡量民主问责，一个是衡量国家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用一个比喻，或许可以说，国家能力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发动机，而民主问责则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方向盘。没有良好的发动机，一辆车根本跑不起来，方向再正确也没有用，它只能在原地打转，但是光有很厉害的发动机，一路狂奔，越跑越快，根本不听民众指路，最后也很有可能开到悬崖底下去。
有了这样一个坐标系，定位每个国家在政治地图中的位置，就相对容易了。比如丹麦，它很民主，同时国家能力也很强，处于第一象限。有些国家，它的国家能力可能很强，但是问责维度不够发达，比如俄罗斯；有些可能已经很民主，但是国家能力比较弱，比如印度；还有些最不幸的，既不民主也缺乏国家能力，像布隆迪。正是因为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处于不同象限，所以我们用“模式”来描述政治差异，而不是像形容经济发展一样，用“发达”“欠发达”来描述，因为“发达”“欠发达”这样的语言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线性的发展逻辑，但是政治发展不是线性的，它朝着不同方向开放。
本课的五个主题
说清楚了政治比较的维度，就比较容易解释这个课程的结构设计了。这里我稍做解释，帮助大家理解这个课程的结构层次。
首先，我会用一个知识板块去谈论宏观的时代背景和全球化。如果说后面四个板块是在勾画大海上的不同船只如何运行，第一个板块则是试图描画大海本身。大海本身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时代背景和全球化进程。尽管我们谈论比较政治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展开，但是国家从来不是一个一个相互隔绝的玻璃瓶子，尤其是在当代世界，各国通过高度全球化的进程编织在同一个网络中，在同一片海浪中颠簸，因此，在谈论每一个国家之前，我们必须先谈论这些国家所共同置身的这个网络。
接下来的两个板块，则围绕政治比较的两个核心维度展开：政治转型以及国家能力。在政治转型这个板块，我想带领着大家去俯瞰一下当代世界的转型图景。为什么30年前，也就是冷战结束之际，很多人还在欢庆“自由式民主”的胜利，而30年后的今天，却有很多人在哀叹民主的倒退？民主真的倒退了吗？在什么意义上倒退了？源于“西方世界”的自由式民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遇到了什么困境？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实现民主稳固，而另一些国家则刚上船就翻船了？
在国家能力这个板块，我则想引领大家去理解国家能力及其源头。什么是国家？为什么比较政治学会有一个研究“潮流”的轮回，在当代重新聚焦于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政府能力极其强大，而另一些国家政府却连基本治安都无法维系？从历史上来看，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是否只有一条通往强大国家能力的道路？不同国家的经验有何不同？是否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构建国家能力，然后再去建设民主，如何认识这种顺序论的说法？
在这两个板块之后，还有两个板块，分别是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为什么在讨论了政治发展的两个核心维度之后，还要去讨论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很简单，回到我在序言中非常强调的一点：政治在社会中——脱离政治的经济、社会、文化土壤，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政治。因此，我想通过“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这两个板块的知识，来推进大家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解。毕竟，特定政治模式的出现和变迁有其土壤，也有其后果，对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分析，就是试图理解政治变迁的土壤与后果。
可以说，比较的视野本质上是一种俯瞰的视野，从“此时此地”抽离，来到多样性的“上空”，从宏观开始领略，然后慢慢聚焦到微观，也就是从森林开始，慢慢聚焦到树木。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管你在分析多么具体的问题，在你脑海的深处，始终有一种比例感，有一片隐隐约约的森林，它提醒着你，你所见到的只是现象，而现象未必是真相。可能我思考得越多，就越相信，智慧的本质就是对事物比例的公正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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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ason Burke, “Burundi votes in referendum over president's 2034 power grab,” The Guardian, May 17, 2018.
[2]BBC News, “Pierre Nkurunziza: Burundi's leader to get $530,000 and luxury villa,” BBC, Jan. 22, 2020.
[3]该数据参见Government revenue dataset数据库。
2. 和平的“爆发”：一个黄金时代？
上次课我说到，比较的视野本质上是一种俯瞰的视野，从全景慢慢切入微观，以此获得认识事物的比例感。那么，这次课，我就想带着大家从历史的长河切入我们这个时代。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这一讲的标题叫作“和平的‘爆发’”。显然，这个词听上去有点奇怪，因为我们平时都是说“战争爆发”了。“和平爆发”是什么意思？和平怎么“爆发”？其实在这里，我正是想用一个不同寻常的说法来描述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那就是后冷战时代人类持续、广泛的和平。为什么说“不同寻常”？因为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战争是常态，和平是例外，但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和平是常态，战争才是例外。
可能立刻会有人想反驳我：等等，和平？这哪是什么和平年代？你没看到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也门还在战火纷飞吗？你不记得卢旺达大屠杀吗？你不知道前几天哪哪哪又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吗？
这些说法当然都没错，毫无疑问，地球上的很多地方还有战乱冲突，但是，回到上次课我讲到的，现象未必是真相，事实只有通过全景当中的比例感来获得。我们要理解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就必须首先了解历史。而历史告诉我们，相对于人类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绝大多数当代人仍然可以说非常幸运。
很多人可能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幸运之处，你们可能想到：谁谁谁的爸爸妈妈在北上广给他交了一套房子的首付，而我父母什么也给不了我；谁谁谁考上了清华、北大，甚至美国藤校，而我连211大学都没有考上；谁谁谁的专业特别好找工作，而我这个专业找工作太难了……总之，你可能觉得“幸运”这个词，和你实在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至少在有一点上你是非常幸运的：你投胎在了一个相当和平的时代。这一点对于命运的影响，其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你的家庭背景、你的高考成绩、你的专业背景。你的爸爸是不是富豪，可能只是影响你能不能随时去马尔代夫或者夏威夷度假，但是你到底是出生于1900年还是2000年，则可能直接影响着你会不会被饿死、能不能受到教育，甚至能不能长大，以及会不会被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
为什么和平“异乎寻常”？
世界在变得更加和平，这其实不是我的看法，而是一批学者的发现。比如，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图1-1），这是学者马克斯·罗泽（Max Roser）制作的图表，显示1500年到2015年“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年数比例。
图1-1 1500—2015年“大国间发生战争”年数比
（图片来源：Our World in Data网站）
大家可以看到，1500—1700年左右，至少70%以上的时间大国之间都在打仗，这个比例后来逐渐下降，到近期，几乎降为零了。虽然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战乱冲突，但是大多数是内战，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变得非常少了。内战固然也是悲剧，但是它的杀伤力相对于大国之间的战争来说，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再来看另外一个指标，战争死亡人数。这方面，学者平克（Steven Pinker）做出了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事实上，他专门写了一本书来告诉我们“世界正在变得更好”。这本书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叫《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这可能也是21世纪最重要的书之一。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词，叫作“政治性抑郁”，这本书可以说专治各种“政治性抑郁”。反正每次翻这本书，我整个人就都变好了，连血糖、血脂都刷刷下降了。
根据平克的研究，在前国家时期的原始社会中，每10万人中平均每年有500人死于暴力冲突，到中世纪的时候，这个数字降为每10万人中50人，到现在是多少呢？6～8人——而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现在还不到1人。如果不以每年的数字来计算，而用人口比例来看，在部落社会大约15%的人会死于战争，现在可能只是万分之几甚至几十万分之几。
可能有朋友会说，那两次世界大战呢？不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吗？怎么能说现代比古代更加和平？但是，根据平克的研究，即使是20世纪，把两次世界大战都算进来，有4000万人死于战争，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但是就地球同时期的总人口而言，也只是人口的0.7%。如果把与战争有关的瘟疫、饥荒、屠杀造成的死亡都算进来，则为人口的3%，仍然大大低于古代社会。
当然，这也是他的观点中最有争议的部分。有学者认为，关键的指标不是死亡的相对人口，而是死亡的绝对人数。古代社会就算10%的人口死于战争，那可能也是几百万人口，但是现代社会就算是1%，就是几千万人。难道几千万人的痛苦不是远远超过几百万人的痛苦吗？所以这里确实有个你用什么尺子来衡量的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就算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的诠释存在着重大争议，至少在“二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和平这一点，很少受到争议。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第二张图（图1-2），它展示每10万人中战争死亡人数从1940年左右开始到现在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说非常醒目。
图1-2 1940—2015年每10万人中战争死亡人数变化
（图片来源：Zack Beauchamp, “This fascinating academic debate has huge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world peace,” Vox, May 21, 2015）
这是一个不断走低的趋势，到现在，柱形图中的柱子几乎是完全贴着横轴了。这就是冷战学者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说的“long peace”，漫长的和平。
仔细想想，这些数字也合乎我们实际的生活经验。作为中国人，不妨对比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爷爷、甚至爷爷的爷爷的命运。我算了一下，我爷爷的爷爷应该出生于1850年左右，经历过太平天国的起落；我爷爷的爸爸应该出生于1880年左右，经历过八国联军侵华和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我爷爷出生于1920年，少年时代应该目睹过日本侵华战争；就是我父亲，成长的过程中也有朝鲜战争、中印战争；哪怕是我，小时候也感受到过中越战争的存在——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还穿着军装，载歌载舞地表演过《血染的风采》，那首歌就是献给中越战争中的中国士兵的。
可是，现在的90后、00后，你们身边有过什么战争吗？除了电视里的“手撕鬼子”，以及电子游戏中的“无敌战警”，你可能对战争真的没有什么切身感受。我有个朋友一直为这种长时段的和平感到不安，总觉得这是什么巨大灾难的前兆，他经常忧心忡忡地说：“过去150年，没有一代人可以和平地度过，所以，和平怎么可能持续？这不科学。”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大家再想想欧洲。今天我们想起欧洲，想到的基本上都是绿草如茵、风和日丽、国泰民安，所以梁朝伟连喂个鸽子都要去巴黎。但这是今天的欧洲，可不是历史上的欧洲。如果你穿越时空回到，比如说17世纪，你会发现整个欧洲打得热火朝天，A国在打B国，B国在打C国，C国昨天联合A国打B国，今天联合B国打D国；一会儿为宗教打，一会儿为王位打，一会儿为领土打，一会儿为贸易打。
大家可能都看过《权力的游戏》，都知道这个电视剧有多么血腥。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权力的游戏》中的大量情节其实是基于真实历史的改编，作者马丁自己也表示，他的故事原型很多地方是受到英国金雀花王朝历史的启发。所以，和平真的并非天经地义，它的前传是一页又一页“血染的风采”。
哪怕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如果我告诉你它其实也在变得更加和平，你可能不相信。但是，我告诉你一些数据，你或许会改变看法。2001年美军入侵后，据估算，2001—2019年，阿富汗的战乱死亡人数大约是15.7万人，[1]这当然非常可怕，但是1978—2001年，也就是苏军占领、内战和塔利班统治期间，阿富汗的战乱死亡人数是150万～200万人。[2]你可能会说，啊，阿富汗已经这么惨了，居然以前更惨？是的，阿富汗人民以前真的更惨。我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天生更关注现实而不是历史，而且我们习惯于用理想而不是过去来衡量当下。
世界不仅仅是变得更和平
其实，和平只是世界变得更好的一个指标而已。不妨看一看一些其他的指标，比如人均寿命。大家可以看一看下面第三张图（图1-3），世界各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哪怕到了1900年左右，也就是120年前，在有数据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也只是在20～40岁之间，因为那时候婴儿死亡率实在太高了。但是之后，这条线开始显著攀升，到现在，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到达70岁左右。哪怕是在人均预期寿命最低的中非共和国，也有53岁。
图1-3 世界各国人均预期寿命变化曲线图
（图片来源：Our World in Data网站）
再看看极端贫困率，1820年的时候，全世界94%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现在呢？10%左右。其他像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工作与闲暇时间比例，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想补充一个有趣的数据。我们都知道，北欧人是以身材高大而闻名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830年，荷兰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米64。1米64的北欧男子啊，同学们。所以，拿破仑真的不算很矮，他只是代表了他的时代而已。大家看好莱坞电影的时候，里面的中世纪骑士都是人高马大、英俊潇洒，女孩子们看看就好，心潮澎湃就不必了。
因此，从很多角度来看，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我知道一些人非常推崇“古典时代”，有的人向往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有的人则“梦回唐朝”，有的干脆是“民国粉”，这些怀念当然都有其道理，但是如果让我回去，我是绝对不会去的。因为我不想回到一个人均寿命30岁的时代，一个极端贫困率90%的时代，一个得了天花只能默默等死的时代，一个女性没有受教育权、就业权和婚姻自主权的时代。别说我不想回去做一个普通女性，你就是让我回去当皇帝我也不去。我在故宫也观察过所谓的龙椅，看起来真的是硬邦邦、冷冰冰，说真的，肯定没有宜家2000元一个的沙发舒服。知识分子们想象过去的时候，似乎假定自己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还会是衣食无忧的知识分子。其实，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结构，一个随机空降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农民、铁匠、马夫，换句话说，你“梦回唐朝”的话，不大可能成为“一将功成万骨枯”里的“一将”，更可能成为其中的“万骨”而已。
为什么过度悲观是问题
可能会有人说，好吧，就算我们的确生活在相对和平和富足的时代，那又怎么样呢？谈论这个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我们不应该聚焦于问题，从而推动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吗？关注问题当然非常重要，我们这个课程的后面也会谈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在一个恰当的比例感中谈论问题同样重要。为什么？因为失去比例感很可能意味着错误的药方。
简单来说，如果这个时代是一团漆黑，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革命，是极左或极右。在一个无可救药的世界里，激进是美德，越激进越推动社会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时代的巨大进步，并在这个前提下谈论战争、贫穷、饥饿，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改良，是耐心，是在现有国际体系、现有全球化基础上的修补。换一个说法，如果问题是主流，那么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就是“人类做错了什么”，但是如果进步是主流，那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人类做对了什么”，从中找到进一步解决问题的钥匙。
这也是为什么平克这样的学者站出来为“进步”辩护。写完《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后，他惊讶地发现，很多人拒绝承认这个时代的进步之处，“进步主义者憎恶进步”，到处盛行着一种悲观的、愤怒的、嘲讽的甚至是末日论式的话语。当你打开电视、网络、报纸，似乎到处都是战火纷飞，地球很快完蛋，民主在崩溃，世界越来越不平等，各国政治家都是王八蛋，经济危机如果没有到来也肯定是在路上……于是，在世界各国的街头，到处是愤怒的声讨，宣布“全球化不过是新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让整个世界堕落了”“民主只是权钱交换的游戏”……这些声音的初衷可能充满善意，但是，衡量现实不能仅仅以理想为尺度，而且要以历史为尺度，因为摧毁进步的不仅仅可能是所谓的保守势力，而且也可能是对完美乌托邦的迷恋。用英语中的一个常用句来说就是：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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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eta Crawford and Catherine Lutz, “Human Cost of Post 9-11 Wars,” A Cost of War Project report from Watson Institute at Brown University.
[2]Imtiyaz Khan, “Afghanistan: Human cost of armed conflict since the Soviet invasion,” Percep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7(4), 2012.
3. 天下与我：国际格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上次课我们讲到，从很多角度来说，和历史相比，我们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黄金时代：战争的频度和烈度在下降、人均寿命在延长、贫困率急剧缩小、受教育水平在显著提高等。面对这些进步，对现实过度悲观的判断可能带来错误的“药方”，反而可能摧毁已有的进步。
不过，有一点悲观主义者是对的：这些进步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然的。要知道，就拿中国来说，根据相关研究，哪怕到了20世纪初，人均GDP和西汉年间是相差无几的。[1]也就是说，2000年来生活水平虽然有起有落，但是最终而言是循环往复的。再看英国的人均寿命，从中世纪到19世纪末期之前，也一直是相差无几，基本上徘徊在30～40岁之间，直到20世纪初才显著改善，到今天已经是81岁。所以，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人类的生活水平基本上是原地踏步的，明显的“社会进步”是最近这一两百年左右的事情，认为生活应该越来越好、子女的生活应当比父母的更好，也都是非常晚近的社会观念。
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今天这个时代这么特殊？显然，对这个问题，学者们给出了无数答案。工业革命、技术进步、贸易自由化、政治体制的转型、文化观念的变迁……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答案，而且各自都非常有道理。但是今天，我想从国际格局的角度来谈谈这个变化。上次课是从历史的长河中切入今天这个时代，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国际格局的角度切入个体的命运。
为什么说国际格局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政治对于个体的影响，毋庸置疑。一个出生在当代布隆迪的人，无论如何具有创新精神，也很难成为比尔·盖茨；同样，一个出生在当代丹麦的人，无论本性如何邪恶，也很难成为一场集体屠杀中的刽子手。不过，当我们谈论政治的时候，总是不由分说地以国家为单位，其实仔细想一想，在一个具体的时代，就个体命运而言，国家未必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国际格局才是。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做两个思想实验，也就是反事实的假想。
第一个假想：如果“二战”不是同盟国取得胜利，而是轴心国取得胜利，“二战”后还会出现我们上一节谈到的“和平爆发”吗？对此我表示怀疑。我们知道，纳粹德国和日本是靠军事侵略来征服世界的，如果是他们取得了胜利，可以想象，他们必然也会诉诸军事手段来维持统治。事实上，如果他们联合起来打败了同盟国，说不定他们内部也会因为领土分赃而互相厮杀，毕竟扩张是帝国主义的本性。
第二个假想和第一个假想类似：如果冷战不是欧美阵营胜利，而是苏联阵营胜利，世界会怎样？大家都知道，美苏冷战，现实中的结局是苏联的瓦解。但是，如果结局是反过来的呢？如果是苏联胜利了，那么后冷战时代还会有同样的全球贸易自由化热潮吗？中国还会加入WTO吗？还会成为世界工厂吗？脱贫的速度还会一样快吗？对此我表示怀疑。可能有人会说，苏联不也有华约组织吗？但是，大家都知道，华约最后闹得四分五裂。更重要的是，苏联阵营所奉行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反自由贸易的，所以，很难想象在一个由苏联主导的世界中，会有同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
好，我们的思想实验到此为止。我想，大家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深深影响我们命运的，不仅仅是国家政治，而且是国际政治。很大程度上，国际体系影响国家的命运，然后再通过国家的命运影响个体。可以说，全球化是大海，国家则是海上航行的船只。对于个体而言，一个人到底坐在哪一条船上，当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命运，但是无论他坐在哪条船上，海浪更是深深地影响着每一条船的沉浮。
“二战”后的国际格局
要理解当代世界的这片海洋，我想引入一个概念——“自由霸权”。用英语来说，叫作“liberal hegemony”。“二战”以来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可以说，就是自由霸权逐渐崛起。什么叫“自由霸权”？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自由”，一个是“霸权”。顾名思义，所谓“自由霸权”，就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霸权国家”。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欧美阵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冷战时期，自由霸权还是主要局限于西方世界，到后冷战时代，这一霸权一度到达顶峰，波及全球。当然，目前这个霸权也受到种种挑战，这是后话，我们暂时不谈。
“自由霸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本发源于西方国家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社会自由不断向外传播，欧美内部的市场自由成为全球的市场自由，它内部的政治模式开始助推全球的政治转型，它内部的社会观念也向全球各个角落渗透。用国际关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话来说，自由霸权就意味着欧美国家试图在全球的规模上复制它自身。我们在“二战”之后所观察到的贸易全球化、西式民主的扩散、大国战争频度的下降，都与这一国际格局紧密相关。这种影响力是福是祸或许可以争论，但是其强势却无可置疑。
对于这种影响力，学者卡根（Robert Kagan）有过这样的表述，他说：“也许1950年以来民主传播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渴望民主，而是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恰好是一个民主国家。也许过去60年全球惊人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特定经济秩序的结果，而这个秩序由全球最领先的自由市场经济所塑造。也许我们所目睹的和平时代，与特定国家所拥有的巨大权力有一定关系……历史上的每一种国际秩序都对应着其中最强大国家的观念与利益，而当权力转移到观念与利益不同的国家时，国际秩序也随之发生变化。”
大家可以听出来，这段话非常有意思。我们常常认为，为什么会有民主？因为人们渴望民主。为什么会有市场？因为人们渴望交易。为什么会有和平？因为人们渴望和平。但是，卡根却说，不，光有渴望是不够的，历史上的人们和我们一样渴望权利、渴望交易、渴望和平，但是没有实力为这种渴望保驾护航，它就很难生根发芽。事实上，人们可能根本没有那么渴望自由、民主、和平，很多时候，人们更渴望的，可能是安全，是秩序，是大国崛起的民族自豪感。得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力量在引导甚至强加，人们的价值排序才可能发生变化。
所以，在卡根看来，与历史相比，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如此非同寻常，恰恰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国际秩序非同寻常。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自由霸权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霸权国家当然历史上常常有，自由国家在当今也不少见，但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同时是霸权国家，是历史上非常难得的组合。
要理解这一点其实没有那么难。大家想想历史上的霸权国家——从波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从罗马帝国到西班牙帝国，从德意志第三帝国到日本帝国，霸权国家的常态是什么？征服土地、殖民人民、榨取资源，对不对？极端的，像蒙古帝国的某些阶段：“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这是何等的可怖。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自由霸权的非同寻常之处。
《大西洋宪章》或许是理解自由霸权的一把钥匙。我们都知道，《大西洋宪章》是1941年英美两国在一艘军舰上签订的协议，内容是确立战后重建世界秩序的原则。《宪章》第一条：英美两国战后不寻求领土扩张；第二条：其他国家也不能随便寻求领土扩张；第三条：民族自决和人民主权；第四条：推动世界自由贸易……当然还有更多的，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地说了。
可以看出，《大西洋宪章》所构想的国际秩序与传统帝国非常不同。在古代世界里，为什么要打天下？打天下当然就是为了坐天下，打完了封土建邦、改装易服，这才是帝国风范。但是《大西洋宪章》约定，打赢了不寻求领土扩张，推动贸易自由，推动民族自决、人民主权，这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更重要的是，《大西洋宪章》不仅仅是几句口号，而是一系列国际机构和规则的基础。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核不扩散协议……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大西洋宪章》所描述的原则。
当然，这不是说欧美国家是出于理想主义情怀在推动这些变化，显然，他们没有那么雷锋。只不过，在这个秩序的缔造者眼中，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就在自由主义的扩张当中，因为贸易自由了，他们就有更多钱可挣；政体同化了，意识形态的摩擦就会减少；观念传播了，社会交往自然更加丰富。所以，自由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既是理念，也是利益。
要理解这种霸权的意义，不妨对比一下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和《大西洋宪章》的不同命运。我们在中学都学过，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了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十四点原则”。《大西洋宪章》里面的很多原则，其实并不是创见，而是来源于“十四点原则”，可以说，它是“十四点原则”的2.0版，比如说民族自决原则、限制军备、成立国际联盟等。
但是，我们都知道，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失败了，失败的标志就是“二战”的爆发；而《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推动了至今长达70多年的“相对和平”。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直接原因就是“一战”后，美国采取孤立主义的国际战略，或者说，美国当时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成为全球性国家，导致“十四点原则”缺乏实力的支撑，成为空谈；而“二战”后，欧美世界以其实力来支撑《大西洋宪章》原则的落地。所以，光有美好愿望是不够的，自由要有牙齿才能不被吞噬。
往更远里说，大家再想想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当然有各种原因，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格局。如果说今天的国际格局是自由霸权，当时欧洲的地区环境就是“王权霸权”。大家都知道，法国革命把整个欧洲的王室都给吓坏了，大家本来打得热火朝天，现在不计前嫌地团结起来，成立第一次反法同盟、第二次反法同盟……直到第七次反法同盟彻底打趴了拿破仑。法国革命一开始建立的是民主政体，后来演变成了恐怖政治，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四面楚歌的国际形势给逼出来的。所以，在一个“王权霸权”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孤岛般的民主政体很难一枝独秀地存活。
自由霸权也引发国际冲突
但是，“自由霸权”里不但有“自由”，还有“霸权”。有时候，这种霸权体现为硬实力，也就是“拳头政治”。大家想想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决定跟苏联走，而不是跟美国走的时候，美国的反应是什么？是挥舞拳头，一定要这些国家上它的船。冷战期间，美国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独裁政权的支持和资助，也是臭名昭著。
当然，这种拳头式霸权往往效果不好，事倍功半。拿越战来说，不但是久拖不决，打成了美国的一个噩梦，而且到最后，越南还是跟苏联走了。可以说，美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真正事半功倍的霸权其实是依靠软实力来争取人心，如果你经济发展、科技发达、人民生活更自由更幸福，其他国家往往会主动向你靠近，主动入股你的阵营，这才是聪明的霸权。
正因为欧美霸权常常借助于“拳头政治”，它也常常引发冲突。原因很简单：你想当老大，可别人不服啊。美苏争霸的过程引发全球无数的代理战争，这一点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即使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在推销其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也遭遇了无数抵抗，引发很多冲突，包括今天很多人都在反思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
米尔斯海默2018年写了一本书，叫作《巨大的幻觉》（The Great Delusion），就是批评美国的“自由霸权”政治。他的核心观点是，自由霸权行不通。为什么？因为民族情感，因为世界各国总有顽强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情感会抵抗外来的自由主义。他的观点，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美国不要再自作多情了，很多国家根本不想要西式的自由民主，他们想要的是民族自豪感，是宗教归属感，是文明的认同，你非要塞给人家你的自由主义，结果就是打打打，何苦要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有趣的是，这也正是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推崇“孤立主义”的理由。大家如果关注时事，可能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略知一二。这几年，他到处“退群”，四处“撤兵”，一会儿跟北约哭穷，一会儿从中东撤兵，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一句话：美国不干了。在他眼里，美国当了几十年的世界警察，自备干粮，四处巡逻，有人打911就得风雨无阻地赶到，没人打911，也一厢情愿地赶到。换来的是感谢吗？不是，换来的是世界各地人民烧美国国旗而已。所以，他决定，美国不如退回自己的老家，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用他的话来说，叫作“America First”。当然，他实际上是否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却不好说。毕竟，美国的国际霸权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不是个人意志的结果，也不是美国总统一个人能够收放自如的政策。
国际格局的新路口
无论是对自由霸权的推崇，还是对它的反对，或许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二战”以后，自由霸权的崛起的确塑造了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曾经对于今天的贸易全球化、民主的扩散、战争的局部化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霸权的崛起又的确是充满冲突，所到之处常常引发西式自由主义和各地民族主义之间的激烈对撞。遗憾的是，硬币总有两面，我们往往很难得到一面的同时拒绝另一面。
有趣的是，尽管卡根和米尔斯海默对自由霸权的认识不同，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美国的自由霸权难以为继。为什么？相对的实力衰落了。一个阿富汗战争，美国就砸进去两万亿美元，一个伊拉克战争又是两万亿，最后的结果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除了怨恨，美国几乎一无所获。美国作为一个准帝国，“过度拉伸”已经给它自身造成沉重的负担。何况，美国内部激烈的党争、欧洲的离心化、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强硬化，正在改变东西方的实力对比，美国的霸权地位的确是岌岌可危。
对此，卡根在他的新书《丛林回归》（The Jungle Grows Back）中表达了忧虑，他说：“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已经在自由秩序的泡沫中生活了太久，已经很难再想象世界另外的样子。我们觉得这是自然的、正常的甚至必然的。我们看到了自由秩序所有的缺陷，希望它变得更好，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其替代方案有可能远远更糟。”或许，卡根的观点过度悲观——“替代方案”未必是国际社会的丛林化，而只是以现实主义替代福音主义。但是，指出个体的命运背后是国家、国家的命运背后是国际体系，而国际体系可能稍纵即逝，却是必要的提醒。毕竟，我们不希望，一千年、两千年后，当人们回望我们这个时代时，会像伟大的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回望罗马帝国时代那样哀叹：文明曾经如此辉煌，为何重新坠入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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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Kent Deng and Patrick O'Brien, “China's GDP Per Capita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Communist Times,” World Economics Journal, 17(2), 2016. 根据这项研究，如果换算成1990年国际元货币，公元1年中国的人均GDP大约为450元，而1900年则为545元，相差不大。
4. 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全球化的经济后果
这一讲，我们来谈谈“经济全球化”。在今天这个时代，要讨论各国政治，全球化显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欧美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的上升，特朗普当选、英国退欧、欧洲一批右翼政党支持率上升，都是这个趋势的表现。对此，很多人感到困惑：为什么特朗普这么“不靠谱”的人都能当选总统？为什么英国在欧盟里好好待了那么多年突然要退出？为什么岁月静好的欧洲居然出现了极右的死灰复燃？人们追溯各种原因，找来找去，找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何以成为问题？
这个看法的逻辑是这样的：经济全球化虽然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给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带来了大发展，却牺牲了西方国家的蓝领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为什么？因为很多工作都跑到发展中国家去了，就算是留在发达国家的工作，工资也被压低了。这些被经济全球化抛弃的人一气之下动员起来，把右翼政治家选上了台。
先搁置这个观点的是非对错不说，这个观点的出现本身就让我非常感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核心论断是：西方发达国家，至少西方国家的底层，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我学的教科书是控诉全球化如何戕害了发展中国家。当时流行一个理论，叫作“世界体系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世界被分割成所谓的“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中心地带”由于贪得无厌，不断从“边缘地带”榨取资源，将其陷入永久的贫困。因此，所谓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本质上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通过全球化实现翻身。
所以，当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初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牺牲品，发达国家是受益者，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居然180度转弯，发达国家变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而发展中国家成了受益者。由于这个弯拐得实在太大、太快了，很多左翼人士都没反应过来——他们中很多人20年前还在抗议WTO、抗议全球化，但是现在，如果发生同样的抗议，针对同样的斗争目标，喊出同样的口号，这些抗议者可能不会再被视为“左翼进步主义者”，而会被视为“右翼民粹主义者”。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一些民众会把自己看作全球化的受害者？或许，“连通器原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变化。
大家在中学都学过“连通器原理”，就是相互连接的容器，如果我们把阻隔液体流动的关卡给撤掉，容器不同部位的水平面最后会趋于一致。全球化是什么？某种意义上，全球化就是构建一个“连通器”，它把世界各地之间的关卡都给撤掉了——撤掉之后，高处的水就哗哗流下来了，而低处的水则蹭蹭涨上去了。这一跌一涨，就出现了政治问题。哪怕各国生产率都提高，总体水位会上升，但是由于身处“连通器”的不同位置，也就是说初始位置不同，水位上升的幅度是大大不同的。
在这个水位变化的过程中，冷战的结束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冷战的结束打通了东、西两个阵营，两个大水池连成了一个大水池，推动了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1995年，WTO替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贸易自由化更上一层楼。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多边、双边的贸易组织和贸易协定也层出不穷地冒出来。所以，有学者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称为“超级全球化”，以区别于历史上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赢家与输家
这个超级全球化的过程，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正面的影响毋庸置疑，因为连通器“高处”的资本进来了、公司进来了、就业进来了，把经济给激活了。中国是这个变化的典型。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哪怕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比较优势也格外明显：人口规模、劳动力成本、教育水平、储蓄率、政府的动员能力、吃苦耐劳的国民性格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率急剧下降，有8亿人脱贫，虽然其中有很多原因，融入全球经济无疑是其中一个重大要素。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词，叫“中或最赢”，别的领域不好说，经济全球化方面很可能的确如此。
但是，在大洋的对岸，故事却要复杂得多。2016年，几个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很轰动的论文，叫作“The China Shock”（《中国冲击》）。根据这个研究，1999—2011年间，中国的进口竞争以及产业转移让美国失去了大约240万个工作岗位。当然，这个数字也受到一些争议，因为截取不同的时间段、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很可能非常不同。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传统制造业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一点，却没有很大的疑议。
除了就业，还有就是抑制工资的压力。对于美国的工人来说，本来他们在跟资本家谈判：“我们的工资很多年没涨了，今年的小时工资是不是该涨1美元了？”资本家还在那里头疼怎么回复呢，大洋对岸的中国民工举手了：“我能减10美元干同样的工作。”你说，资本家还会给这些美国工人加工资吗？
所以，在美国蓝领工人眼里，他们花了一两百年斗争换来的工人权益——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休假补助、医疗保障、集体谈判权……这些东西在全球化形成的连通器面前，突然变得没有意义了。全球化一个浪头就把他们打回了“丛林世界”。有研究显示，过去40年左右，美国蓝领阶层的真实工资水平，也就是扣除了通货膨胀之后的工资水平，没有变化。如果经济没有发展，那么真实工资不变也就认了，问题是，这恰恰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只不过CEO们财富爆炸性增长，白领阶层也与有荣焉，只有蓝领工人成为“没有赶上火车的人”。还有研究发现，21世纪以来，教育水平低的白人男子，也就是白人蓝领阶层，是美国唯一自杀率在显著上升的群体。或许，只有放在全球化冲击的背景下，这个奇怪而令人悲伤的现象才能得到解释。
顺便说一句，制造业受到冲击的其实不仅仅是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这是被很多人忽略的一面。有学者发现，过去几十年，制造业的转移其实并非一个笼统的“发展中国家”现象，而是一个“亚洲现象”。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制造”“越南制造”“印尼制造”，但很少看到“尼日利亚制造”“阿根廷制造”“墨西哥制造”。十年前在英国教书的时候，我有个南非学生，有一天他突然和我谈起“中国制造”如何导致了南非的去工业化，令我大吃一惊，我这才注意到故事的这一面。
不管怎么说，全球化的确把饼做大了，但是抢到这块饼的却不是所有人。于是，观念也随之分化。资本家阶层当然有理由热爱全球化，因为之前他们是在一个国家挣钱，现在是在100多个国家挣钱，本来微软可以卖给3亿人，现在可以卖给70亿人，本来麦当劳是开在一个国家，现在开在100多个国家，所以资本家肯定欢迎全球化。但是，工人阶层可能正好相反，他们本来可能是和100万人、1000万人竞争工作，现在却变成了和1亿人、10亿人竞争工作。
大家知道，瑞士的达沃斯有一个著名的全球经济论坛，每年都会开会，这已经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象征性事件。在这个论坛上，世界各国名流会聚一堂，马云和比尔·盖茨谈笑风生，贝索斯和索罗斯相见甚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全球主义者称为“达沃斯人”。但是，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工人阶层却彼此怨恨，觉得对方抢了自己的饭碗。所以有人说，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各国的全球主义者站在一起，与四面八方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当年，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事实却是，经过这一轮的“超级全球化”，无产者没有联合起来，全世界有产者倒是先联合起来了。
经济问题的政治化
问题是，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很快也成了政治问题。以美国来说，那些充满怨恨的蓝领工人，逐渐把他们的经济不满，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尽管他们的绝对人数未必很多，但是在地理分布上高度集中，主要集中在美国的所谓“铁锈带”上，而这些州很多偏偏同时也是美国大选中的所谓“摇摆州”。2016年，他们就那么轻轻一摇摆，不靠谱的特朗普就上台了。所以，如果我说中国的民工能够影响阿富汗局势你可能觉得莫名其妙，可是，中国的民工影响美国的蓝领工人，美国的蓝领工人影响美国的选举，美国的选举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世界就是这样普遍联系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发挥我们自己都浑然不觉的蝴蝶效应。
可能有人会说，谁让美国工人懒呢？自己不努力，难道还怪中国工人太努力？前两年有个大热的纪录片叫《美国工厂》，讲中国老板在美国开厂的故事。一些人看过这个纪录片，就得出上面这个结论。
这个说法，可能过于简单，因为在很多西方工人的眼里，问题不在于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了，而在于他们在“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说？就拿劳工状况来说，中国民工拼命干活、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住十几个人一间的宿舍、一年到头回家一次、把孩子扔在农村做留守儿童……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他们特别热爱劳动吗？还是因为在资方面前，他们太弱势，没有谈判能力？而这种权力不对称是否公正、是否值得效仿？
事实上，在很多全球化的输家看来，这种不公平是系统的，劳工状况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在他们眼中，存在着无数真实的或想象的“不公平”：你调控汇率，而他们汇率自由，不公平；你土地国有，可以轻松搞这个那个工业园，他们的土地私有产权受到严格保护，很难征用，不公平；你要求人家以“技术换市场”，他们觉得这是知识产权的强制转移，不公平；还有行业垄断、金融国有、产业补贴、出口退税、贷款优惠、环保政策……所有这些元素加起来，构成他们眼中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互竞争，不公平。
所以，特朗普这样的民族主义政治家自称，他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不公平的”贸易；他的目的不是关闭国门，而是各国国门打得一样开。但真要实现经济民族主义目标，特朗普这样的人也没有什么办法。为什么他特别热爱打关税战呢？因为在所谓“有限政府”的理念下，政府能动用的政策工具很有限：它不能限定汇率、很难盖工业园、很难指定产业补贴、税收和工资方面的影响力也很有限……所以看来看去，最方便下手的就是关税，而这一招恰恰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造成双输局面。
当然，这只是部分西方人的看法。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政府在经济中保持重大角色，经济保持相当的国有成分，本来就是中国特色，这就是我们的经济模式，为什么一定要按你们的模式来下棋？“发展型国家”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特色，诸多东亚国家在经济的起飞阶段，都有过这种政府强势干预的倾向。所以，相当程度上，经济水平竞争的背后是经济模式竞争，经济模式竞争的背后是制度甚至是文明竞争。
全球化中的“三难困境”
不管这个争论谁对谁错，它的后果是，一些西方国家发现，他们本来引以为豪的一些制度元素，比如自由金融、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反而成了竞争负担。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曾经用一个词概括西方国家在全球化面前的困局，叫作“三难困境”（trilemma）。我们都听说过“两难困境”（dilemma），但是罗德里克说，全球化带来一个“三难困境”，因为全球化、主权国家和民主政治很难兼得。
何以如此？根据罗德里克的说法，如果想要全球化和主权国家，就很难兼顾民众问责——问责政治捆住政府手脚，使政府很难大刀阔斧地行动，营造竞争性的投资环境；如果想要主权国家和民众问责，那老百姓可能就会选择关起门来，减少竞争压力，不搞全球化；如果想要全球化和问责制，那就得全球各国一起决定税率、工资水平、知识产权政策、汇率政策等，免得资本家到处寻找税收洼地、劳工权利洼地，但是，那样的话，就得放弃国家主权。因为哪一个都很难放弃，所以就构成了一个“三难困境”。
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悲观。超级全球化虽然给西方的蓝领工人带来一些挑战，但也给西方的广大消费者带来巨大而真实的好处。没有大量的“中国制造”，哪有沃尔玛里便宜到感人的生活用品？而且，中国的崛起，反过来也给西方国家带来巨大的市场，给他们带去了很多新的就业。更重要的是，有研究表明，过去几十年，对西方蓝领工人造成最大冲击的，其实不是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而是生产自动化，简单来说，更主要的，是机器让工人变得多余。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试图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无异于刻舟求剑，因为面对AI的崛起，别说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工人，工作也会受到冲击。
所以，很多全球化的挑战，本质是发展的代价。很多人都知道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名言：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创造性毁灭”。当年发明电灯的时候，肯定也造成了一批蜡烛工人失业，但我们会因此放弃电灯吗？显然不会。不过，一个好的社会的确应当尽量帮助那些蜡烛工人找到新的生计、过上体面的生活。市场竞争是残酷的，但是，当它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帮助无数人脱离贫困，激发人的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它或许又代表了另一种人道主义，一种更深的人道主义。在一个国家是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又何尝不是如此？
5. 为什么瑞典也如此排外？全球化与文化反弹
上次课我们讨论了全球化的经济冲击，这次课，我们来谈谈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我们知道，全球化不仅仅带来商品的流动，而且带来人的流动、观念的流动、文化的流动。但是，从一开始，这种观念的流动就不是对称的，过去二三百年，文化的流动主要是西学东渐，而不是东学西渐。比如我们熟悉的“德先生”“赛先生”都是西方来客，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
有文化传播就会有文化反弹
然而，只要有外来文化传播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个现象——文化反弹。我们都知道，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第一天开始，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向运动也随之开始。有了推广西学的严复，就有了捍卫传统的辜鸿铭；有了陈独秀、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有了章太炎、章士钊的文化复古派；有了自由主义，也就催生了新儒家。直到今天，这种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拉锯战也没有结束。比如，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经历，就是微信群里的“中医西医”大战，一边说中医是国粹，另一边说中医就是个安慰剂，最后当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常常以一批人“愤而退群”而告终。
西学东渐过程中出现文化反弹的，显然不仅仅是中国。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反弹同样激烈，甚至更激烈。为什么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高涨？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文化反弹。西方文化越强势、越流行、越逼近家门口，文化本土主义者就越需要强化传统文化来与之对抗。毕竟，人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也是认同的动物，他者越有可能吞没“我们”，就越需要强化甚至想象集体的“我们”来抵御他者。像塔利班这样的极端政权，干脆禁止西方音乐、电影，以这种方式来守卫他们心目中的伊斯兰文化。
可以说，越是曾经伟大的文明，面对外来冲击的时候，文化反弹越激烈。为什么？因为它自尊心强啊。你祖上还在穿麻袋的时候，我祖上就已经开始穿丝绸了，现在你来教育我什么叫文明？肯定不服对不对？反而是像非洲很多小国，历史上连国家都没有，有些甚至没有书面文字，你让他说英语他也就说了，你让他信基督教他也就信了，反正也没有太多的文化遗产需要捍卫。
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儒家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出现对西方世界的文化反弹，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过去20年左右，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现象，那就是：对全球化的文化反弹不再仅仅发生在东方世界，而且出现在了西方世界。换句话说，现在不仅仅是东方人在担心西化问题，西方人也开始担心东方化问题了——很多西方人开始担心中国模式的扩散，担心“一带一路”的影响力，但更主要的，他们开始担心西方世界的伊斯兰化。
因为这种恐惧，很多西方民众纷纷把右翼政党选上台，要求限制移民，要求保护传统，几乎所有的欧美国家政治生态都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讲，我不想谈论大家熟悉的英、美、法、德这些西方大国，我想谈论一个稍微有点偏远的国家——瑞典。
瑞典为什么从“优等生”变成了问题国家？
为什么谈论瑞典？因为瑞典向来被视为西方世界的“优等生”，如果优等生都出问题了，那问题就更值得深思。分析优等生问题出在哪儿，也有助于我们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右翼民粹主义一叶知秋。
说到瑞典，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反正脑子里会浮现出四个大字——和谐社会。和之前我提到过的丹麦一样，瑞典被视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经济发展、社会平等，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和谐社会”，过去几年突然有点乱套了。我不妨给大家念一下近年《纽约时报》关于瑞典的几个文章标题，一个是“极右派如何征服了瑞典”，另一个是“手榴弹和黑帮正在动摇瑞典的中产阶级”，还有一个，“瑞典曾经是道义上的超级大国，但这一点正在改变”。
显然，瑞典成了一个问题国家，不再是那个世外桃源。一个表现，就是瑞典民主党，一个反移民的右翼政党，民意支持率一步步攀升，2010年还名不见经传，但是在2018年的大选中，已经成为瑞典第三大党。在2019年的一次民调中，该党的支持率已经超过社会民主党，成为瑞典最受欢迎的政党，有人预测，下次大选它有可能成为瑞典最大的政党。
为什么瑞典突然从“优等生”变成一个问题国家？为什么短短十年左右，排外主义在瑞典会成为主流？有一点可以肯定：瑞典人绝不是天生狭隘的排外主义者。长期以来，瑞典都是人均外援数额最大的国家之一。2015年左右的欧洲难民危机，你们可能听说过，德国是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从难民人数和本国人口比例的角度来说，瑞典其实是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仅就2015年，就有16万难民申请者来到瑞典，这听上去不多，但是瑞典的总人口也就不到1000万。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在中国安置难民，相当于中国一年接收了两千多万难民，这可以说是非常“博爱”了。
其实，瑞典对难民移民张开怀抱已经很多年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瑞典就开始大量接收来自伊朗、前南斯拉夫的难民，21世纪初则开始接收来自阿富汗、叙利亚、索马里的移民难民。其心胸宽广的程度，从一个数字就可以看出来：2015年，瑞典有164万人口出生于国外，也就是其人口的16.8%。这个变化发生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应该说非常惊人。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老牌移民国家，现在也只有13.7%的人出生于外国，明显低于瑞典。当然，瑞典人的包容不完全是出于善心，北欧国家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移民正好可以弥补瑞典的劳动力缺口。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答案是融合很困难。移民容易，融合却很难，用一句流行歌曲的歌词来说，就是：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近17%的外国人融入其经济文化体系，其难度可能远远超出了瑞典人之前的心理准备。我们都知道，如果把一些小铁渣扔进一个大熔炉，它很快就会熔化，但是如果把一个巨大的铁疙瘩整个扔进去，它可能很久都熔化不掉。短时间内大规模地引进移民难民，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把一块巨大的铁疙瘩扔进一个熔炉。
融合的困难，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2019年，瑞典出生的人中失业率是3.8%，但是在移民中是15%。事实上，瑞典一半的失业人口是移民。对于这一点，在越新的移民中越明显，因为早期伊朗、前南斯拉夫移民中有很多是医生、工程师之类的专业人士，而新近涌入的大多是难民，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比较难找到工作。而且，难民要吃穿住行、要接受教育，许多地方政府慢慢发现，自己难以长期支撑这些项目，于是又多了一个财政问题。
不过，经济问题可能只是短期问题。很多研究显示，长期而言，移民带来的经济收益往往大于经济负担。更大的问题是犯罪率的上升。大规模移民难民涌入后，出现了一个具有瑞典特色的现象——手榴弹爆炸案的上升。2018年一年，瑞典就发生了162起手榴弹爆炸案，对于一个人口小国来说，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了，相当于在半个北京，平均每两三天就发生一起手榴弹爆炸案。因为瑞典不发布罪犯的背景信息，所以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中间有多少是移民所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确实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现象，而且主要发生在移民聚居区。
当然，很多人指出，瑞典犯罪率更高的往往是二代移民，而不是新移民。但是，如果第二代移民的犯罪率更高，恰恰说明融合的艰难。移民和融合并不是两个不相关的问题，“问题不在移民，而在融合”，相当于说“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婚姻，而在于他们相处不好”——恰恰是结婚带来朝夕相处的问题。
更糟的是极端主义的兴起。据报道，截至2016年，有至少300个瑞典志愿者以“圣战”战士的身份奔赴“伊斯兰国”为之作战。300个看似不多，但是，同样，因为分母很小，所以事实上，瑞典已经成为“圣战”战士输出比例最高的欧洲国家。要知道，极端主义的出现并非孤立的现象，它们背后往往会有一个社交和心理支持的网络，所以300个极端分子的背后，可能对应着3000个温和同情者，只不过这些人没有极端到拿起武器上战场的地步。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很多瑞典人慌了。他们发现，瑞典正在从一个“和谐社会”变成一个“二元社会”——两边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穿着不同的衣服，信着不同的宗教，生活在不同的阶层。而且，由于不同族群的人口出生率不同，那个陌生的世界似乎会越来越大，而他们传统的世界似乎在缩小。根据皮尤中心的一个温和估算，2050年穆斯林将占瑞典人口的21%。30年后是21%，100年、200年后呢？应该说，一些瑞典人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化被伊斯兰化也不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不但文化可能被改造，瑞典人最引以为荣的“高税收、高福利”模式也可能受到威胁。有研究指出，“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模式之所以出现于北欧，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同质性的人口结构——正是因为彼此文化、语言、宗教接近，才产生了深厚的社会信任，使得人们愿意交出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扶助那些穷困潦倒者，一旦社会“二元化”，人们不再把彼此看作兄弟姐妹，他们还愿不愿意交同样高的税收、进行同样程度的财富转移，就变成一个问号了。
多元文化主义：非一日之功
可能有人会说，社会多元化为什么就一定是问题呢？美国、加拿大都是移民国家，多元文化不但没有摧垮这些国家，反而成为其力量的源泉，对不对？确实，社会多元化本身未必是问题，但是，变化的速度则可能成为问题。不要忘记，美国是花了200多年的时间展开这个民族融合过程的，不是一代人的时间，即使是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是爱尔兰人、德国人、中国人、日本人、穆斯林的进入，都曾引发显著的政治和文化冲突。哪怕是岁月静好的加拿大，大家也都知道，著名的魁北克问题，英国移民和法国移民的斗争，到当代仍然是加拿大一个动不动发炎的伤口。
除了移民的速度，“文化距离”也可能成为问题。什么叫“文化距离”？就是文化和文化之间差异的程度。不得不承认，文化和文化之间的距离是不同的，比如，中国文化和韩国文化很不同，但是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之间的差异应该说更大。同样，瑞典文化和法国文化虽然不同，但是瑞典文化和阿富汗文化的差异显然更大。文化差异大的群体，和文化差异小的群体，彼此融合的难度系数是不同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历史上的“文化融合”成功，就直接判断今天瑞典的“文化融合”也肯定会成功，甚至不能因此就直接判断今后美国的“文化融合”也一定会成功。回顾一下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冲突、尼日利亚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冲突、缅甸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还有中西相遇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我们就知道，担忧不同的文化族群狭路相逢时可能引发冲突，是一个基于历史的判断，未必是种族主义的臆想。
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平衡
所以，在难民移民问题上，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毫无疑问，人道主义是普世文明，不但欧洲各国不应该对难民关闭大门，事实上更多有能力的国家，包括中国，或许都可以适度地接纳难民。我们都从媒体上看到过这些年叙利亚内战、阿富汗内战的惨状，也看到过无数难民在逃难过程中的艰难险阻。有一张照片大家可能都看到过，土耳其的海滩上，一个叙利亚儿童的尸体，穿着红衣服，大约只有三五岁，那真是非常让人心碎——因为他全部的过错就是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并非没有能力，只是没有足够的意愿去帮助这些不幸的人。中国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人类已经文明到开始推动“动物保护主义”，又怎么能对同为人类同胞的难民见死不救？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又不得不考虑，怎样的移民难民政策同时是人道的和现实的？如何在把落水者救到船上的同时，让船本身保持平衡和稳定？如果好不容易把一堆人从水里捞了上来，最后船本身因为重量超载或者文化冲突而翻了，那就事与愿违了。所以，人道主义很重要，但是对移民速度、移民去向、移民甄选标准、文化冲突、财政负担等问题的考虑同样重要。
其实，一个国家并非只能二选一——要么只能门户洞开，要么大门紧闭，或许还有中间道路，比如，以“涓涓细流”的方式来引进移民难民，或者，以“有张有弛”的方式来引入。细嚼慢咽而不是囫囵吞枣，因为只要囫囵吞枣，就有可能出现消化不良。没有哪个种族或者宗教的人天生就低人一等，但是教育、阶层、文化鸿沟的填平又的确需要时间。英语世界中有个说法，叫作“size matters”，如果借用这个句式，就是“speed matters”——速度很重要。
关于这一点，在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的书《苦海求生：改造崩溃的难民制度》（Exodus: How Migration Is Changing Our World）里，有个观点给我很大启发，他说，移民的速度和融合的速度可能成反比——移民的速度越快，融合得就越慢。为什么？因为一个族群越是大规模地、快速地进入他国，往往就越没有必要融入周边的环境。
对于这一点，说实话，我个人都有所体会。我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在那里拿的博士学位。我以前读《胡适留学日记》，吃惊地发现，100年前他留学美国时，融入美国社会的程度比100年后的我高多了。顺便说一句，胡适当年也是在哥大留学，所以，他也算是我“师兄”了。我看他的日记，发现当年他到处做英文演讲，参加外国人的宴会，读莎士比亚，等等。相比之下，我在美国的时候，倒主要都是和中国人打交道、参加中国人的聚会、吃中国人的饭菜，莎士比亚可真没时间读，因为天天忙着在中文论坛吵架。
为什么会这样？我后来想了想，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在哥大的时候，哥大有上千个中国留学生，整个纽约可能几十万中国人，而胡适在哥大的时候，可能只有10个中国留学生，所以，他不得不更多地和外国人打交道，而我除了学业外，完全可以生活在中国人的世界里自给自足。所以，这就是小铁渣和铁疙瘩的区别，越大的铁疙瘩扔进大熔炉，它就越难以熔化。
显然，如何平衡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没有标准答案。在瑞典当代的语境中，我不大愿意把所有对继续大规模移民有所怀疑的瑞典人都称为“极右”，因为瑞典已经接受了如此之多的难民移民，我们站在山脚下，凭什么指责爬到半山腰的人为什么不爬到山顶？我宁愿将一些瑞典人的右转称为“防御性民族主义”，不同于当年纳粹的“进攻性民族主义”。“防御性民族主义”，意味着大多数人并不想端着枪炮跑到外面去消灭异己，更多的是面对外来文明涌入时的一种文化反弹。
其实，这种“防御性文化民族主义”，这种在他者面前的自我回归和想象，过去100多年来，有谁比我们中国人更加熟悉？所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繁荣、带来了发展，但也给所有的民族带来了文明认同的危机，在这一点上，无论中西，人类真的终于是个“命运共同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