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智利：皮诺切特之后
从这次课开始，接下来的四讲，我们谈谈政治经济学的话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出现了地区性的民主退潮，一批国家发生了军事政变，建立了军政府，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秘鲁、巴拿马等，莫不如此。不过，在所有这些军政权中，如果让大家列举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事强人，大家会想起哪些人呢？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恐怕只会想起一个人：智利的皮诺切特。
为什么皮诺切特能够从众多模糊的身影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形象清晰的军事强人？显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铁腕专制。毋庸置疑，从政治上而言，皮诺切特的统治是残酷的。在其在任的17年间，也就是1973—1990年，据调查，有3000人左右因为政见被处决，有近3万人遭受酷刑，有数十万人流亡海外。电刑、水刑、直接打死、消失、强奸等国家恐怖主义，在皮诺切特时代司空见惯。
但是，这种残酷迫害不仅仅是智利独有，在当时的拉美很常见。阿根廷的军政府下，“消失”的左翼人士甚至高达3万人，是智利的10倍。巴西军人统治时期，残酷的虐待和杀害也时有发生。我去年看过一部电影，叫《一个12年的夜晚》，讲乌拉圭军事统治时期的历史，据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才发现原来乌拉圭的军政府也极其残忍。但是，这些国家的军事首脑并没有成为广为人知的“国际名人”。可见，皮诺切特的特殊性，并不仅仅在于他的政治残酷。
图5-1 皮诺切特时代的“芝加哥小子”
那么，皮诺切特特殊在哪儿？应该说，主要在他的经济遗产。直到今天，说到皮诺切特，人们会自动联想到哪些关键词？芝加哥小子、新自由主义、弗里德曼，对不对？把这些词串起来，就是这样一个印象：皮诺切特上台后，逆转了阿连德政府的极左经济政策，重用了一批被称为“芝加哥小子”的经济学家，启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也就是降低关税、解除进出口审批制度、削减政府开支、私有化、去管制化等，而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智利的经济起飞。
独裁者常有，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却不多见。在一个经济民粹主义盛行的地区，开风气之先、启动自由化经济改革，更需要相当的胆识。于是，皮诺切特成为一个亦正亦邪的历史人物，而不是“泯然众独裁者矣”。
故事的这个部分，是大家所熟悉的，已经无须我多言。一个更有趣、或许大家也更好奇的问题是：皮诺切特下台之后呢？毕竟，他已经下台30年了，我们对智利的印象不能停留在30年前。
智利转型之后的经济表现
显然，我们关心智利的现状，不仅仅是因为智利本身，而且是因为这里面埋藏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民主转型是否影响了智利的经济发展？毕竟，智利的经济起飞是在威权体制下出现的。事实上，不仅仅智利的经济起飞是在威权体制下出现的，历史上一批右翼威权国家都出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两蒋时代的中国台湾地区、苏哈托时期的印尼、弗朗科统治后期的西班牙，等等。针对此类国家或地区，一些人提出一个看法：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威权体制是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或地区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显著发展，恰恰是因为铁腕政治压制了左翼政治力量，预防或者逆转了经济民粹主义，从而使其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得以展开。不妨把这个观点称为“威权增长论”。
显然，与“威权增长论”相对的，是“民主衰退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这个看法，那些依靠威权体制发展起来的国家，一旦走向民主化，其激进左翼力量就会依靠人数优势上台，通过民主程序实施激进左翼经济政策——劫富济贫，国有化，推动贸易保护主义。而这些政策的结果就是财政崩溃、通货膨胀失控、投资者被吓跑……总之，经济衰败指日可待。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政治民主还是要经济发展，似乎只能二选一，很难鱼和熊掌兼得。
那么，这种“民主衰退论”的情况在智利出现了吗？有趣的是，皮诺切特自己提供了揭晓答案的机会。1988年，或许是因为经济发展带来的过度自信，或许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局势的变化，皮诺切特居然同意了就其去留问题接受公投。结果，令皮诺切特大跌眼镜的是，智利民众并没有对他任下的经济发展感恩戴德，而是以56%对44%的比例选择让他下台。面对国内外舆论压力，皮诺切特咬咬牙接受了公投结果。1989年，智利举行了近20年来第一次自由选举，皮诺切特下台，基督教民主党上台，智利自此走上政治转型道路。
于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悬念出现了：智利会不会随着皮诺切特下台而逆转经济自由化改革？政治转型后智利会不会选出新的阿连德，通过“多数暴政”来杀鸡取卵、导致经济衰退？或者说，智利人是不是通过1988年的那场公投，决定了在“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选择前者，放弃后者？
对这些问题，智利之后30年的发展轨迹给出了回答。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图5-2）。图中上面的这条线，是智利1970年到2019年近50年的人均GDP变化情况；下面这条线，是拉美同时期人均GDP平均变化轨迹。通过观察，你们会发现，这个图片里包含着两个重要的信息。
图5-2 1970—2019年智利人均GDP变化与拉美人均GDP平均变化
（图片来源：世界银行）
第一，智利最大幅度的经济发展，是在1989年转型之后，而不是之前。皮诺切特在任期间，虽然经济也有发展，但是其实并不像很多人传说的那么神奇。1973年他上台时，智利人均GDP是1640美元，1990年他下台时是2500美元左右，上升52%，的确是一个显著发展，但是谈不上是重大奇迹。仔细观察这个阶段的经济变化轨迹，会发现，早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后，在1981—1985年间，有一个大的下滑，这是因为当时智利遭遇了一场重大金融危机。之后，1985—1989年间，智利经济虽然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7%，但是，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之前衰退基础上的反弹性增长。智利经济真正的“奇迹”，其实发生在1990年民主转型之后，人均GDP从2500美元左右一路上升到2019年的近15,000美元，涨了接近6倍。
第二，智利的经济，是在1990年左右才开始甩开拉美的平均水平，大体而言一路上扬，成为拉美世界的佼佼者。近年，智利已经成为南美洲最富有的国家，而1990年时，智利在拉美只是处于一个中游水平，甚至不如当年的古巴。与周边几个国家对比，可以看出来，1990年智利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的人均GDP大体不相上下，但是到2019年，当智利的人均GDP到达15,000美元左右时，巴西是8700美元，阿根廷是9900美元，墨西哥是9950美元，智利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政治转型未必伤害经济自由
如何解读这些信息？我想，一个清晰的结论是，政治转型和经济发展并不必然矛盾。事实上，不但智利没有出现转型后的经济衰退，许多其他威权国家转型后也没有发生此类变化。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张图（图5-3），这是一组右翼威权国家转型前后的经济发展轨迹。注意，我刻意选择了一组转型前为“右翼威权主义”的国家，就是为了观察转型后是否会出现“左翼民粹主义”的浪潮。
图5-3 1965—2019年智利、西班牙、韩国与印度尼西亚人均GDP变化
（图片来源：世界银行）
印尼1998年启动转型，从1998年到2019年，人均GDP从500美元左右上升到4100多美元。韩国1987年启动转型，从1987年到2019年，人均GDP从3500多美元升至31,000多美元。西班牙的轨迹类似，佛朗哥1975年去世，当时西班牙人均GDP是3200多美元，2019年则变成29,000多美元。总之，一些人所预言的“民主衰败论”，至少到目前为止，在这些国家似乎并没有发生。
经济没有走向衰败，经济自由度也没有随着民主转型而倒退，传说中的“杀鸡取卵”“多数暴政”“利用选票打土豪、分田地”，在新兴民主当中显然有，但是并不多见。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有一个经济自由度的评估数据库，叫作“经济自由度指数”（Economic Freedom Index）数据库。根据这个数据库，在新兴民主的有可对比数据的国家中，几乎所有国家转型后的经济自由度都超过了转型前。当然，经济自由度的不同维度的变化趋势未必完全一致，其中，贸易自由度的增加最为明显；市场管控和政府规模方面，自由化程度相对小一些；法治和产权保护方面，甚至出现先升后降。但不管怎么说，总体而言，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在转型后出现了经济自由度的上升而不是下降。这其中就包括了智利。转型前，智利的最后一个经济自由度评估数据是1985年，5.6分，到2016年经济自由度升至7.8分。
“经济自由度”这样的概念可能还是太抽象，不妨用一个更清晰的指标来观察变化趋势——最高边际税率。毕竟，针对收入最高的人收多少税，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劫富济贫”的激进程度。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图（图5-4），这是我根据经济自由度指数数据库中的税率信息，针对一组前右翼威权案例做的图。可以看出，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最高收入税率都出现了下降，也就是说，转型后蛋糕并没有被切走更多，反而切得更少了。以智利为例，2016年其最高边际税率是40%，虽然并不低，但是1985年，这个数字是56%。
图5-4 右翼威权国家/地区转型前后最高边际税率变化（1975—2015）
（图片数据来源：经济自由度指数数据库）
可见，政治转型的到来未必意味着经济的民粹化。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民主转型一定有利于经济自由化。学过社会科学的人都知道，要区分相关性和因果性。毕竟，冷战结束后，不但民主国家，威权国家也出现了经济自由化。尽管在有数据的国家中，新兴民主的经济自由度的平均升幅比威权国家还略高一点，但是二者是在一个可比的范围内。这说明，很可能在这个历史阶段，经济自由化与政体类型没有必然关系，它是一个全球性变化，源于全球观念的变化和国际体系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智利这类国家的变化轨迹显示，民主并不必然带来民粹，它完全可能和经济自由主义兼容。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未必需要二选一。
为什么智利经济在拉美地区脱颖而出？
不过，问题又来了，如果政治转型与经济发展可以兼容，为什么智利的经济发展在拉美地区卓尔不群？要知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地区步入民主进程的可不仅仅是智利。智利1989年开始转型，阿根廷是1983年，墨西哥是1994年，巴西是1985年……智利只是这个浪潮中的一员而已。为什么在所有这些转型国家中，智利的经济表现突出，而其他诸多国家或者经济增长乏力或者经济大起大落？
以阿根廷为例，1983年转型以来，经济基本上处于过山车模式，1989年、2001年、2014年、2019年都曾陷入重大经济危机，结果就是，阿根廷1998年人均GDP就到达过8200多美元，但是到2019年，也就是20年后，人均GDP也只有10,000美元左右，只有微弱的上升，而同期智利的人均GDP增长了近3倍。巴西的起点和智利差不多，21世纪初也曾一度经济显著增长，但是2011年后，经济一路下行，人均GDP从13,000多美元跌至2019年的8800多美元。委内瑞拉的经济噩梦就更不用说了，下次课我们还会再详细分析。
智利与这些国家有什么不同？简而言之，智利政府虽然抛弃了皮诺切特的政治威权主义，但是继承并坚持了他的经济自由主义遗产，而其他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卷入了一场所谓的“粉红色革命”。
什么叫“粉红色革命”？顾名思义，就是尚未走到极端的左翼民粹主义。1999年，激进左翼政治家查韦斯在委内瑞拉上台，开启了拉美地区的“粉红色浪潮”。此后，21世纪初，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国家纷纷把“粉红政治家”选上台。在一个阶段内，这些国家都因为财政扩张的“兴奋剂”效应，以及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经济显著增长。但是，随着国际市场的下行，以及国库的坐吃山空，经济危机逐一显现。在委内瑞拉，国际油价下跌后，经济成为一片废墟。在巴西，“卢拉繁荣”后遭遇转型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2015—2016年出现过严重的负增长。在阿根廷，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数次主权债务违约……
智利却躲过了大规模的经济灾难。从1990年到2018年，智利的经济平均增长率维持在4.7%左右。对于一个起点已经是中等收入的国家，这是很好的表现了。更可贵的是，智利在经济实现相当增长的同时，经济不平等程度还有明显的下降，基尼指数从1990年的0.57降至2017年的0.44。虽然仍然很高，但是相比周边那些大刀阔斧实施左翼经济政策的“粉红国家”，降幅一点也不小。
智利经济脱颖而出，是其温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1990年后，无论是基督教民主党政府，还是社会主义党政府，经济上都坚持了自由主义经济思维。这一点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这两个政党名义上都是左翼或中左翼政党，直到2010年后，智利才有中右政党赢得总统大选。但是，智利无论哪个党上台，经济上都默默坚持守成道路。2020年，根据经济自由度指数数据库的数据，智利排在全球第14位，在所有拉美国家中遥遥领先。
这种经济自由主义路线，表现在很多方面。财政纪律方面，智利吸取自身历史上债务危机的教训，2001年以来，建立了“结构性平衡规则”，政府不仅仅根据当下的财政收入，而且根据可预测的将来收入来决定财政支出，从而将国际市场的周期性风险纳入财政政策考虑。因此，与阿根廷、委内瑞拉那种“有钱时大手大脚、没钱时外债高筑”的做法不同，智利实行的是“反周期财政政策”。这种居安思危的做法，结果就是当周边国家频繁陷入债务危机，智利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反而是在很长时间内呈下降趋势。
智利的货币政策也相当稳健，由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始终受到尊重，银行没有成为政府的印钞机。因此，智利的通货膨胀率总体呈持续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26%降至2018年的2.4%；这与同时期委内瑞拉的天文数字形成鲜明对比。
对外开放方面，智利更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税率不断降低，与诸多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其中，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于2005年签订，现在智利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中国。大家在超市里应该都看到过物美价不廉的智利樱桃，应该就是这个贸易协定的结果。
对待私营企业，智利也明显比周边国家更加友好。世界银行“经商容易度指数”2020年报告显示，在拉美，创办一个企业所需要的天数，玻利维亚是39天，巴西是17天，阿根廷是12天，智利只有4天。税费占利润的比例，玻利维亚是84%，巴西是65%，阿根廷甚至是106%——说实话，企业每挣100元，上交106元，我还真没看懂是怎么回事，可能阿根廷人的数学是探戈舞老师教的。智利是多少呢？34%，远远低于周边国家。
所以，从数字上看，皮诺切特时期的人均GDP虽然未必那么惊人，但是他确实是给智利切换了一个经济轨道，并以路径依赖的方式把智利嵌入一个新的历史惯性中。从这个角度来说，皮诺切特的确是将智利塑造成了拉美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当然，皮诺切特的经济遗产也并非都是正面的，比如，他的私营养老金体系到目前已经千疮百孔，致使智利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老年人贫困问题。智利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不是教条式的，转型后的民主政府也出台了一定的扶弱济贫政策、限制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政策等。
不确定的未来
所以，政治转型诅咒经济发展吗？未必。但是，民主转型一定带来经济发展吗？也未必。从智利和“粉红国家”经济表现的分叉可以看出，本质而言，决定经济发展前景的，更可能是政策取向，而不是政体类型。这就又回到了我在讨论印度的时候提到的概念——政体有限论。民主转型既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洪水猛兽，它作为一种政治程序如何运行，取决于我们往这个程序中输入什么样的“数据”。
但是，政策取向来自哪儿？归根结底，来自观念。简单而言，一个社会是更期待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管制和再分配成为“拯救者”，还是更相信千千万万个体的创造力和生产力？这是一个答案永远在流动的选择题。正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流动的，自由取向的经济政策也是脆弱的。尤其在拉美，极其深厚的民粹主义传统始终阴魂不散，因此我们并不清楚，今天智利独特的经济自由倾向，是对地区性文化的一种超越，还仅仅是一种随时可能调整回去的偏航。
遗憾的是，近年智利明显有经济民粹主义重新抬头之势。2010年以来，智利开始出现各种要求免费这个、免费那个的抗议。2019年底的超大规模抗议，则是这种情绪的一次总爆发。这次大游行，大家可能有所耳闻。2019年10月，基于其财政平衡原则，政府宣布公车车票涨价30比索，也就是不到4美分，这个貌似无关痛痒的决定，却意外地触发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全国性抗议，在有些地方甚至演变为大规模暴力骚乱。抗议的目标从车票逐渐扩散到物价、养老金、贫富悬殊、医保、最低工资等。总之，对30比索的抗议，最后演变为对所谓“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集体声讨。据报道，抗议浪潮中最流行的口号之一就是：不是因为30比索，而是因为30年。
显然，智利的经济模式并不完美。它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智利的贫富悬殊依然严重，它的私有化养老金体系捉襟见肘，它的经济结构仍然过于单一……这些都需要改革。但是，点滴改良的必要性是一码事，推翻整个经济模式则是另一码事。当一些人认定智利的问题症结是“30年的新自由主义”，不要忘记，正是这种令其唾弃的“新自由主义”，让智利成长为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佼佼者。我们不能假定，当我们把一棵树推倒，它的果实还会继续生长。
面对抗议巨浪，为缓解局势，智利政府不但很快宣布停止车票涨价，同时还承诺对富人加征税收、提高养老金、提高最低工资、降低药价、扩大公共医疗系统、增加水电补贴、降低公务人员工资等。这些改革，有些或许有必要，有些则仅仅是对政治压力的妥协。无论是智利还是其他国家，恐怕都不能忘记一个历史教训：在现实世界中，选择往往不是在“更好”和“最好”之间，而是在“更糟”和“不那么糟糕”之间。环顾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的经济发展轨迹，我怀疑，如果自由经济模式在智利被连根拔起，在废墟中生长出来的，未必是光明的未来，而更可能是人们早已熟悉的过去。只不过，由于人类惊人的健忘，陈旧的过去看上去常常像是崭新的未来而已。
27. 委内瑞拉：如何毁掉一个国家？
上次课我们讨论了智利，这次课，我们来谈谈另一个拉美国家——委内瑞拉。同为拉美国家，可以说，智利和委内瑞拉在过去二三十年来，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道路。智利在走向民主转型的同时，经济也获得了长足发展，而委内瑞拉在民主崩溃的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崩溃。将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会带来丰富的理论和政策启示。
一个当代经济噩梦
上次课我们讲到，智利转型以来，经济从拉美的中下游水平一路上升到名列前茅，贫困率从46%降到3.7%。委内瑞拉则正相反，1999年查韦斯上台之际，它的人均购买力GDP在拉美顶端，但是20年后的今天，委内瑞拉经济成为一片废墟，贫困率高达90%。
当然，这片经济废墟，你光从委内瑞拉的官方GDP数据上是很难看到的，因为委内瑞拉经济从2015年左右开始崩溃，于是，政府从2015年开始停止发布GDP数据，可谓现代版的掩耳盗铃。但是，网上流行的一句话说得好：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是不可能隐藏的，喷嚏、爱情还有贫穷。委内瑞拉经济现在糟糕到什么程度呢？有几个数据可以反映。
一个是通货膨胀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2018年这一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000,000%。这是什么概念？就是钱几乎没有意义了。你一个月的工资可能只能买两盒鸡蛋，三个月的工资买一瓶橄榄油，所以，才发生委内瑞拉老百姓宁愿用钱当厕纸用也不去买厕纸的情况，因为厕纸比钱贵多了。有一个CNN的记者，为了取钱，2018年的一天花了4小时、跑了4家银行，才取出来1万玻利瓦尔。而100万玻利瓦尔当时也就买一杯咖啡。
更糟的是，历史上的超级通胀，大多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委内瑞拉的超级通胀，从2016年左右开始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还没有结束。我备课的时候专门去查了一下，最近的数据是2020年8月，通货膨胀率还是2,000%多。这几乎是现代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超级通货膨胀了。
除了通货膨胀，另一个指标是难民数据。说起难民，我们通常想起哪些国家？叙利亚、也门、阿富汗之类的战乱国家，对不对？但是，另一个我们几乎从不谈及的难民危机，发生在委内瑞拉，而它的规模与叙利亚的难民危机旗鼓相当。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报告，叙利亚内战导致480万难民外逃，委内瑞拉呢？截至2019年底，有460万人，也就是其人口的16%外逃。委内瑞拉医生去哥伦比亚端盘子，律师去秘鲁扫大街，老人儿童在墨西哥沿街乞讨，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和平年代出现如此之多的逃难者，委内瑞拉的确是创造奇迹了。
其实，即使委内瑞拉政府不发布GDP数据，纸也是包不住火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从2013年到2019年，委内瑞拉的真实GDP缩水了65%，几乎是过去半个世纪左右全球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唯一比它更严重的衰退是内战期间的利比里亚。要知道，这些数字不仅仅是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命运。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3%的委内瑞拉人因为饥饿体重减轻，减幅平均高达23磅。所以委内瑞拉人开玩笑说，“马杜罗餐”是历史上最见效的减肥餐——马杜罗是他们的现任总统。
在我读过的各种报道中，印象最深的是两条：一个是说委内瑞拉的小学门口经常是救护车的呼啸声，为什么？因为上课的学生不停地因为饥饿而晕倒。另一条是一个需要做癌症手术的老太太，医生对她表示，你可以来做手术，但是，你必须自带手术用品——绷带、药品、麻醉剂、消毒剂等，因为医院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样的荒诞，可以说小说家都编不出来。
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蓝图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何以至此？为什么拉美地区曾经最富有的国家，在短短20年间，会走向经济崩溃？毕竟，委内瑞拉是个先天条件很好的国家，盛产各种矿产资源——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委内瑞拉是世界上石油储备最丰富的国家。它的石油储量，甚至超过沙特阿拉伯，这也是它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走向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油田是什么？油田就是一个哗哗地往外喷钱的地下取款机，但是，明明抱着一个取之不尽的取款机，委内瑞拉经济却走向了崩溃，为什么？
这就必须从一个人讲起：委内瑞拉的前总统查韦斯。查韦斯，何许人也？一言以蔽之，一个左翼民粹主义者。这个人是个贪污腐败的窃国贼吗？其实不是。不但不贪，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同情心爆棚的现代罗宾汉。他曾说：“当我看到社会不公的时候，看到孩子因饥饿而死去的时候，我会痛哭。”他的一生，也是与“社会不公”斗争的一生。
1992年，还是一个普通军官的他，因为对委内瑞拉的贫富悬殊不满，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充满怨恨，加入了一场政变。政变失败了，当时，他作为军人代表在电视直播中表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达成目标，我对失败承担全部责任。”事后，他被投进监狱。但是，当时全国民众都记住了这张年轻、勇敢的脸庞。1994年他被新总统特赦出狱的时候，受到了民众英雄凯旋般的欢迎。1999年，人们干脆抛弃了那些传统政党，以压倒性的优势把这个现代罗宾汉选上了台去。现在，他终于可以抛弃“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大刀阔斧地施展自己的经济蓝图了。他给这个蓝图起了一个名字，叫作“21世纪的社会主义”。
“21世纪的社会主义”，使命是什么？就是打击豪强、扶弱济贫、实现“社会正义”，用查韦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挑战特权精英，把权力交还给穷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一边改组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企业PDVSA，以确保石油收入能够流入国库当中；另一边用滚滚而来的石油收入，建设各种扶弱济贫的“社会项目”。左手取钱，右手撒钱，可谓行云流水。
我简略介绍几个此类社会项目，大家就能明白为什么我说查韦斯是“现代罗宾汉”了。第一，Mission Mercal。这个Mission Mercal是干什么的呢，是针对穷人的食品补贴项目，保证穷人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食品。据报道，全国1.6万个商店加入该计划，高峰期雇用了8万多人，1000多万穷人受益于该项目。第二，Mission Barrio Adentro。这是“走入贫困社区”的医疗项目，用意是改变医疗资源的贫富悬殊。报道称，数千个社区医疗诊所建立起来，高峰期有3万多个医生在其中工作，包括1万多个外援的古巴医生。第三，Mission Robinson。这是针对贫困人口的教育扫盲运动。为达成目标，政府动员大量士兵深入偏远地带，挨家挨户去普及识字。第四，Mission Zamora。这是一个土地改革项目，不但农村的土地大量再分配，城市贫民窟的“临时搭建”住房也都统统被追认了产权。此类项目还有很多很多，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仅仅从我列举的这几个，大家应该已经能够看出，查韦斯真的是“一颗红心为人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确保这些项目不被既有的官僚集团颠覆破坏，查韦斯还专门成立了无数的“社区委员会”，在农村是数十家一组，在城市是数百家一组，让普通民众加入这些社区委员会，由他们来参与决策，决定政府分配的资源怎么用，并监督官员是否公正、清廉。截至2010年，全国成立了大约两万个这样的“社区委员会”。除了“社区民主”，查韦斯也特别强调“企业民主”。用他的话来说：“工人在一个工厂工作，却不知道公司怎么运转的，这是不对的！生产计划是什么？如何管理的？资源如何分配的？……整个的生产过程，都应该由工人来控制！”
经济上扶弱济贫、打击豪强，政治上推动基层民主、打击官僚，外交上，查韦斯则是个不畏强权的“反美斗士”。他在电视上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把同时期的美国总统小布什称为“魔鬼”和“蠢驴”，布莱尔则是“帝国主义走狗”。与此同时，和他一样、敢和美国叫板的阿萨德是“兄弟”，穆加贝是“自由战士”，而卡扎菲则是他心目中的“革命烈士”。
正是因为这些激进左翼理念和措施，让查韦斯在委内瑞拉赢得了无数人心。1998年，他以一匹黑马的身份赢得大选后，成为无数委内瑞拉人的精神教父。之后，接下来的15年里，除了一次公投和一次议会选举，查韦斯和他支持的力量赢得了几乎所有选举或公投。即使是那次失败的公投，也被后来的公投推翻。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查韦斯越来越受到底层民众的爱戴。1998年，赢得总统选举时，他的领先优势是16%；2000年大选，优势提升到了22%；2006年，26%。2012年的选举虽然只领先11%，但这是在他公布了癌症消息后得到的选举结果——对一个体力上已经无法胜任的人委以如此重任，民众对他可以说是“一往情深”。2013年他去世时，上百万民众深夜守候十几个小时，无数人声泪俱下，只为给他送葬。哪怕他去世几年之后，也就是查韦斯模式已经走向破产的时候，2017年一项调查仍然显示，有79%的委内瑞拉民众选择查韦斯为其“最喜爱的总统”。
不但在国内深受爱戴，查韦斯在国际上也“粉丝”无数。美国政治家桑德斯曾表示：“现在是委内瑞拉更可能实现美国梦。”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则认为，查韦斯“展示了一种不同的、更好的道路，它叫作社会主义、叫作社会正义”。查韦斯去世时，好莱坞演员西恩·潘写道：“全世界的穷人失去了他们的领路人。”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则表示：“我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哀悼。”
委内瑞拉何以至此？
这样一个“穷人的领路人”，一个“真正的英雄”，为什么将委内瑞拉带入了经济灾难？可能有人会说，查韦斯2013年去世，委内瑞拉经济危机2014年后出现，问题肯定完全出在他的继任者马杜罗。这种说法其实不对。为什么？因为无论是经济路线、外交政策还是政治倾向，马杜罗都完全继承了查韦斯的遗产。他自己也是查韦斯一手栽培，在他任下一路担任议长、外交部长、副总统，最后成为查韦斯指定的接班人。所以，查韦斯虽然死了，但是查韦斯主义还在。
当然，马杜罗虽然继承了查韦斯的遗志，却没有他的个人魅力，结果就成了一个东施效颦版的查韦斯。但是，这两个人真正的区别还不是个人魅力，而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国际石油价格。查韦斯那一套“左手取钱、右手撒钱”的经济模式之所以搞得下去，是因为他在任期间，刚好赶上国际油价的大幅上升。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页的国际油价变化图（图5-5），1999年他刚上台时，油价是20美元左右一桶，到2013年他去世时，爬升至110美元左右，最高峰期甚至到达过170美元左右。马杜罗却没有这个运气，他一上台，国际油价就开始节节下跌，从110美元左右跌到现在的40美元上下。倒霉的马杜罗，接过了查韦斯办得如火如荼的盛宴，却发现冰箱里已经开始弹尽粮绝。
图5-5 1990—2020年国际油价变化图
（图片来源：Macrotrends网站）
正因为查韦斯运气绝佳，在任期间，他那些民粹主义经济政策一度对经济起到了一个“兴奋剂”的作用。短期来看，各项经济数据似乎都不错，2000—2013年，经济年均增速是3.5%，人均GDP从4800多美元升至12,000多美元，贫困率从23%降至8.5%。总之一切看起来都欣欣向荣，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桑德斯、科尔宾等人都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篇章给查韦斯纷纷鼓掌。
但是，好运气不可能永远持续。事实上，在国际油价大跌之前，也就是查韦斯还活着时，通货膨胀、短缺经济、民营部门萎缩等“民粹经济病兆”都已经开始显现。查韦斯最骄傲的政策之一，是通过补贴保证穷人买到廉价食品，但是到2011年，委内瑞拉的食品价格已经是2003年的9倍，而平均工资只增长了不到40%。贫困率、犯罪率也已经重新开始上升。某种意义上，查韦斯的英年早逝是一种“幸运”，因为命运没有残忍地让他亲眼看到自己的革命全面破产。
虽然国际油价下跌是“查韦斯主义”的拐点，但这并非它破产的最根本因素。道理很简单：这个世界上石油国家很多，但是没有哪个像委内瑞拉摔得这么惨。哪怕是俄罗斯，由于国际油价的下跌，普京的经济奇迹最近几年失去魔力，但是在俄罗斯，后果也只是真实收入水平的停滞，而不是GDP缩水65%这样恐怖的情形。上次课我们还讲到智利，智利的支柱性产业是铜，也是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但是，由于智利长期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模式，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所以尽管国际市场大起大落，仍然保持了经济稳定与增长。至于马杜罗天天挂在嘴边的美国制裁，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石油制裁从2017年左右才真正开始，这时候的委内瑞拉经济已经在暴风眼当中了。而且，委内瑞拉也找到不少绕开石油制裁的办法。
委内瑞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其经济理念，而不是外部因素。为了实现所谓“社会公平”的伟大理想，查韦斯犯了一些教科书式经济政策的错误。第一，过度开支，寅吃卯粮。反正大地在喷钱，不花白不花。于是，委内瑞拉的社会开支一路攀升，直到地下取款机突然停电为止，毕竟，中了一次奖的人不会一直中奖。第二，大搞国有化，打击民营经济。本来，石油产业萎缩，如果其他行业、企业能够顶上，经济或许也能挺住，但是查韦斯严重削弱了民营经济。据统计，查韦斯政府征收了一千多个企业和农场，征收价格往往严重低于市场价格；那些没有被征收的，也因为政府的种种管制政策而破产或主动关门，比如政府强行要求企业低价出售商品，不断提高最低工资，要求企业“民主化管理”，要求银行必须提供“社会性贷款”……总之，私有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有报道称，1999年委内瑞拉有49万个私人公司，但是到2018年，只剩28万个。第三，煽动经济民族主义。比如，他坚决要收回石油公司的美资股份，当美国的两大石油公司拒绝转移股权时，他一纸令下，以极低的价格强征了这两个公司。
马杜罗上台后，这一套经济民粹主义更是变本加厉。就任后，他在经济政策方面的第一个举动是什么呢？就是发动所谓的“经济战争”。什么叫“经济战争”？很简单，不让商店和企业涨价。根据他的理论，委内瑞拉的经济困难是因为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囤积居奇，以此破坏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挽救困局的办法就是不让涨价。你非要涨价怎么办，那就派军队来“占领商店”。
大家想想看，一边是生产成本急剧地通货膨胀，一边是商品不让涨价，结果是什么？结果当然是商店关门大吉了。于是，委内瑞拉的短缺经济变得更加严重。我看相关报道的时候，有一个小细节印象很深，因为短缺经济造成人们到处排长队买东西，而政府觉得超市门口到处排长队太有损国家形象了，于是发明出各种办法限制排队，比如，只能在超市后门或者车库排队，或者人们按照身份证号码轮流出门排队，比如，身份证尾号是1，周一排队，尾号是2，周二排队，等等，可以说是各种荒诞不经。
经济乌托邦主义倒推政治独裁
我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查韦斯主义出了问题，不是因为经济模式有问题，而是因为查韦斯和马杜罗走向了政治独裁，所以，政策是好的，但是好鸡蛋被坏大厨给炒坏了。我认为，这个说法也不对。的确，查韦斯和马杜罗的统治越来越威权化，这与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同步发生，但是这里面的因果关系，主要不是他们的威权政治打破了经济蓝图，而是他们的经济蓝图倒推出了威权政治。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的经济理念太依赖一套“敌我话语”了，他们的经济模式也太依赖政府集中资源了，所以必须要依靠强力去“专政”那些反对派势力：强取豪夺的资本家、囤积居奇的商店老板、新自由主义的阴谋家、给美帝国主义代言的媒体……而所有的政治反对派和公民社会批评者，一定都是捍卫等级压迫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为了神圣的“人民利益”，镇压这些强大的、邪恶的势力，实属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这就像你想要让一颗石头一直向上滚去，就必须形成强大的助推力。
查韦斯上台后，通过各种方式打击制衡他的反对派力量。2000年，支持他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议会从此成为橡皮图章。事实上，为了绕开碍手碍脚的议会反对党，议会曾经四次授权总统实行“政令统治”。什么叫“政令统治”？就是允许查韦斯无须经过议会批准就制定公共政策。简单来说，就是议会选择周期性地“自杀”来成全查韦斯的大权独揽。
搞定了立法机构，再来搞定司法机构。查韦斯一上台，就对司法系统展开了“大换血”，无数法官被解职。为了让最高法院臣服于执政党，查韦斯把大法官从20个增加到32个，从此保证了最高法院的政党忠诚。此后，面对司法系统，查韦斯可以说如履平地。对付不听话的市场媒体，政府也有各种办法：拒绝续发经营许可证、罚款、起诉、禁止国有企业发放广告、给支持政府的电视台发放补助等。
所有这些做法，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记忆力好的朋友可能已经想起来了，我前面讲到过一个概念——不自由的民主。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是不自由民主的又一个典型。不过，从2009年左右开始，大多数的国际政体评估机构已经不再把委内瑞拉视为“民主政体”，哪怕是不自由的民主。
然而，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权力不仅仅来自对反对派的打压，也来自对民意的征服，查韦斯的集权化背后，同样有着汹涌的民意。2002年反对派发动政变，查韦斯的支持者立刻上街声援总统，他们身穿红T恤，把委内瑞拉的大街小巷染成了红色的海洋。2004年，反对派发起“总统召回”公投，近60%的民众用他们的选票挽留了查韦斯。2009年，通过又一场修宪公投，民众赋予了查韦斯继续连任总统的权力。总之，查韦斯不是什么一意孤行的“独夫”，他是在个人崇拜中被其拥戴者抬上了神坛。当政治强人的权力被道义包裹，他的感召力变得所向披靡。
马杜罗没有查韦斯式的魅力，于是，他更多地诉诸强力。查韦斯去世后，2015年反对党赢得议会选举，委内瑞拉终于迎来了转机，很多人以为委内瑞拉会从此走出查韦斯主义。结果，马杜罗通过最高法院剥夺了新议会的权力，另立了一个听话的议会。2016年，反对派发起总统召回公投，这次，马杜罗控制的选举委员会中止了公投。2019年初，反对党领袖瓜伊多宣布另立政府，但是没能争得军队的支持。核心的反对派领袖要么被抓捕，要么被迫流亡海外。
为什么马杜罗垄断权力如此得心应手？并不仅仅因为他政治手段高明，而且因为查韦斯事先已经为权力全面垄断做好了铺垫。有一种看法认为，马杜罗是独裁者，而查韦斯则是民主英雄，这实在只是一种自欺。当马杜罗利用最高法院来剥夺新议会的立法权时，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当年查韦斯对司法系统的驯服。当马杜罗面对新议会“急中生智”另立“制宪议会”时，这不过是对查韦斯1999年做法的“复刻”而已。经济灾难如此深重，为什么军队还不倒戈？同样是因为查韦斯当年在军队中安插了无数亲信。马杜罗和查韦斯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断裂，他们俩只是一个栽树，一个乘凉而已。
最神奇的是，很多国际观察者以为经济灾难会让马杜罗政府垮台，但是，他却神奇地把经济崩溃变成了他的政治资产。为什么？因为当经济极度短缺，而政府控制了有限供给，资源分配就成了政府控制民众的武器。从2016年开始，马杜罗政府每个月给困难家庭发一篮救济食品，尽管只是杯水车薪，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这是唯一的救生圈。为了防止这唯一的救生圈被拿走，很多民众更加“听话”，甚至感恩戴德。我看到过一个报道，一个从委内瑞拉逃离的医生回忆道，政府明确表示，不给政府投票的，医生不许给他们看病。
海妖塞壬的歌声
所以，委内瑞拉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虽然起点在查韦斯，但是，是因为查韦斯的个人贪腐吗？并非如此。查韦斯生活简朴，工作勤奋，直到去世，仍然是两袖清风。他热爱底层人民，底层人民也热爱他。如果你生活在当年的委内瑞拉，打开电视，会发现他一会儿出现在工厂，一会儿出现在农田，和底层人民打成一片，甚至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当他说“看见饥饿的儿童，我会痛哭”时，没有理由怀疑他的真诚。
可以说，委内瑞拉走到今天，不是源自“坏人”的贪婪腐败，而恰恰是源自“好人”的道德激情。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当平等成为唯一的宗教，恶的大门也可以被善的手指敲开。历史上，无数通往悲剧的道路由斩钉截铁的道德激情所铺陈，恶只是意外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动因。遗憾的是，恶一旦被启动，会形成越来越深的旋涡，因为恶往往需要更大的恶去掩盖。所以，我们发现，委内瑞拉人似乎生活在一个无法醒来的噩梦中，至今还在下沉。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种道德激情的顽固。到现在，很多一贫如洗的委内瑞拉人，家里还挂着查韦斯的肖像，在马杜罗组织的聚会上，还有无数人为其摇旗呐喊。拉美的民调显示，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的多数民众都认为，自己的国家“还不够社会主义”，全球许多国家的年轻人都在急速左转，看起来，“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方兴未艾。
这让我想起那一著名的希腊神话。在这个神话里，海妖塞壬的歌声实在太动听、太美好了，所有路过的船员都会被魅惑，在歌声中触礁沉没。于是，奥德修斯在路过那片海域时，让人把自己给死死绑住，无法偏航，这才得以安全通过。某种意义上，委内瑞拉的故事就是一个当代的希腊悲剧。塞壬的歌声实在太美好了，人类一再被其魅惑，为其触礁，而海底的每一艘沉船，都是对人类理性之傲慢挥之不去的讽刺。
28. 新镀金时代？不平等的幽灵（1）
这一讲和下一讲，我们来谈谈另一个当前非常热门的话题——经济不平等。
关于这个话题，我想从一部电影说起。2019年有个大热的好莱坞电影——《小丑》，想必很多人看过。电影的主角名叫阿瑟，出身贫苦，和母亲相依为命，还有个奇特的毛病，就是动不动会大笑不止。阿瑟一心想成为脱口秀演员，却处处被凌辱，他被老板解雇、被脱口秀大腕嘲笑、被警察追捕、被市长殴打，甚至他的精神支柱——母亲对他的爱和邻家女孩对他的钟情，后来也被证明是假象。绝望中，他开始报复社会，把那些羞辱过自己的人逐一杀死。最后，他成了整个城市的反抗者象征，电影在他所引发的全城暴乱中结束。
显然，这部电影是一个寓言，其寓意直指我们今天的话题——不平等。电影中的小丑阿瑟，代表着一无所有的底层民众，他们被羞辱、被嘲笑、被所有的大门关在外面，而电影中的市长、老板、华尔街恶棍以及脱口秀大腕，则代表着对大众疾苦视若无睹的精英阶层。导演和编剧似乎是想通过这部电影向社会发出一个警告：不要无视底层的痛苦，他们的愤怒最终可以把整个社会烧毁。
《小丑》不是一个孤立的电影作品，它代表着一个潮流。最近这些年，大家可能注意到，全球关于不平等的讨论越来越多，从电影到学术，从媒体报道到文学记录，对不平等的愤怒日益升温，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观察现实政治，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无论是早些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前两年的黄背心运动，无论是特朗普上台，还是英国退欧，似乎都和不平等上升所激发的社会怨恨有关。我们在这个课程开头，说到过今天这个时代的种种进步，战争的减少、贫困率的下降、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但是，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却像是这个“黄金时代”的一道裂缝，不但给进步蒙上一层阴影，而且，这条裂缝如果不断扩大，甚至可能将所有的进步化为泡影。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平等？我们是否在重返100多年前的“镀金时代”？它的成因是什么？是罪恶的经济系统，还是高速发展中难以避免的代价？它的后果又是什么？会不会让我们的现实沿着《小丑》的剧情向下发展，以致所有人同归于尽？这些都是非常沉重的问题，这次课我们就来啃一啃这个硬骨头。由于时间关系，这一讲，我想先谈谈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和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下一讲，我则想掉过头来，给这个话题降降温，分析一下为什么当代不平等问题未必像有些人认为的那么可怕。
“黄金时代”的裂缝
关于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在当今世界，恐怕没有哪个学者比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更有影响力了。可以说，他是那个“吹响集结号”的人。他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一本700页的学术作品，居然一面世就风靡全球，据说两年内就卖了200万册，在整个学术史上非常罕见。某种意义上，这本书的热销，可能比这本书的内容本身更值得关注，因为这种热销背后，标志着社会思潮的重大变迁。
在皮凯蒂的书中，有一张流传极广的图片（图5-6）。图中的曲线呈现出U形，一头是20世纪初，也就是“镀金时代”的尾声，收入前10%的美国人，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40%～50%，中间这个比例不断下滑，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回升，到21世纪初，又回到了40%～50%。
图5-6 1910—2010年美国经济不平等曲线图
（图片来源：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
这张图的信息极其清晰：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在绕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了“镀金时代”。“镀金时代”，大家知道，声名并不美好，象征着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丛林状态。我在早先的课中谈到美国时，曾经用过一张20世纪初煤矿童工的照片，照片里那些衣衫褴褛的儿童，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如果今天的美国在社会公正维度上回到那个年代，那真是“辛辛苦苦一百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当然，不平等的上升不仅仅是一个美国现象。在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趋势类似，只不过美国的变化最具代表性而已。类似的变化当然也发生在中国。我们中国的历史数据没有美国那么完整，但是哪怕只对比改革开放前后，也能清晰看出来变化趋势。根据谢宇教授的研究，中国的经济不平等在2010年左右到达顶峰，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54，甚至超过同时期的美国。当然，最近10年左右，全球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出现了不平等又温和下降的趋势。
数字听上去很抽象，数字背后的故事却非常沉重。拿美国来说，以前我们不大清楚西方社会的贫困问题，这些年由于相关报道的增加，问题慢慢浮出水面。据研究，有90%的美国人过去50年左右，真实收入——就是排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1]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奋斗了大半辈子，也只是做到了原地踏步。根据美国自己的标准，美国有12%左右的贫困人口，其中很多是working poor，什么意思呢？就是尽管有工作，甚至工作很辛苦，但是因为工资太低，仍然摆脱不了贫困。另外一些数字，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很吃惊，比如，美国有近30%的人几乎完全没有存款，只有20%左右的人，存款够他们生活6个月以上，也就是说，80%的美国人难以承受失业6个月以上。[2]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美国人，一旦失业或者生重病，就立刻陷入贫困，甚至因为付不出房贷房租而变得无家可归。
另一方面，则是富人的收入扶摇直上，尤其是最顶部的那些人。上图（图5-7）展示了不同收入人群的真实收入变化。可以看出来，越是分布在顶部的家庭，真实收入增加越显著。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个真人秀节目，主角是个白富美，名叫帕丽斯·希尔顿，这个希尔顿就是希尔顿酒店的那个希尔顿，这个女孩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在一次节目中，大家聊到沃玛特——沃玛特，大家知道，就是美国最常见的平价超市，但是，希尔顿当时的反应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她说：“什么是沃玛特？是卖墙上用品的吗？”当时，美国舆论哗然。居然这个富家千金长到20多岁，不知道沃玛特，她得是生活在什么样与世隔绝的玻璃温室里，才能保持如此纯净的无知？
图5-7 1945—2012年不同收入人群真实收入变化图
（图片来源：Frank Lysy, “Why wage has stagnated while GDP has grown,” An Economic Sense, Feb. 13, 2015）
中国也面临相似的挑战。我记得前两年网上流传过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的一个研究报告，讲中国的城乡教育差距，他在里面讲到了中国农村的初中辍学率——大城市的孩子上高中的比例是90%，而某些省份的农村只有37%。在他的报告里，有个小细节，我记忆犹新。他说，农村有些孩子学习不好，仅仅是因为明明近视了却没有人给他们配眼镜——或者是因为贫穷，或者是因为父母出去打工没人管孩子，总之，一个可能很有天赋的孩子，仅仅因为眼镜这么一个极小的物质障碍，人生可能就走向了拐点。这其中的不公平，实在令人痛心。
不过，说到不平等，其实最严重的既不是发生在美国，也不是发生在中国或者任何具体的国家，而是发生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全球各国之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却很容易被人忽略的视角，因为我们常常把国家作为思考的容器，而这个容器有时候对思维会构成障碍。这方面，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根据他2011年发表的研究，美国最穷的5%的人口，和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的收入重合，也就是说，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平均收入和美国最穷的5%的人口的平均收入差不多。喀麦隆顶部5%的人口，和德国最穷的5%的人口重合；英国最穷的人和津巴布韦最富的人，有8%的重合度；等等。所以说，富国的穷人对于本国的富人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对于穷国的穷人来说，又是相当幸运的。
当然，他这个研究出版于2011年，研究相对于现实又有滞后性，所以数据可能有些陈旧，但是，其中的核心信息，我想是没有过时的，那就是：投胎太重要了。上图（图5-8）揭示的就是这个观点。在1870年时，阶层更能影响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但是到了2000年，出生地的权重和阶层相比，已经是5:1了。我们常常觉得，出身于哪个阶层是抓彩票，其实，更大的彩票是出身于哪个国家。从新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穷国的穷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富国，其实，某种意义上，这真是一种理性选择，因为只要你能成功偷渡并且在富国存活下来，你自己、你的孩子就改变命运了，把世界大多数人口甩在后面了。换了我，如果是穷国的穷人，没准也会去冒这个险。
图5-8 1870年与2000年阶层与出生地对全球不平等的影响
（图片来源：Branko Milanovic, 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贫富悬殊问题一：道义上不公平
毫无疑问，财富高度不平等，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全球，都是一个严重问题。之所以是一个严重问题，首先是因为“这不公平”。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主要被他的出生地点或者出身阶层决定，这不合乎人类的道德直觉。大家可能和我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很多年轻的快递、保安、保洁、阿姨、服务员等。这些人大多应该是农村的留守儿童出身，通常是从小父母出门打工，没人管他们的教育，初中辍学，之后外出打工，四处漂流。有时候，从他们手里接过快递的时候，我会忍不住想：这里面有多少人本来可以是科学家、律师、作家、歌手？其中有多少被埋没的马云、马化腾、柯洁、王菲？我一直相信天赋、才华在人群中大体而言是均匀分布的，但是，由于出生不平等、教育不平等，事实是，我们都知道，科学家、律师、艺术家从留守儿童中出现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城市中产家庭。如此之多的才华、天赋、梦想，仅仅因为出生而被埋没，真的是细思极恐。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不平等的自我强化倾向。更多的钱可以买到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教育带来更好的前途，更好的前途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造成阶层的固化。而且，越是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固化可能就越严重。为什么？因为梯子越长，对于底下的人，爬到顶部就越难。前两年有个斯坦福丑闻，大家可能记得，一个中国大款通过一个中间人给斯坦福捐了650万美元，中间人教这个大款的女儿简历造假，帮她进了斯坦福大学。不过，最后事情败露，大款的儿女也被开除学籍。这样的事情，非常伤害人类朴素的道德情感。什么都靠拼爹，那奋斗有何意义？奋斗都没有意义，那文明究竟是什么？
更糟的是，经济不平等还可能传导到政治系统，成为政治不平等，腐蚀公共决策。这一点，在威权体制下，相对容易理解，毕竟，当权力被垄断，资本主义很容易成为“裙带资本主义”，有钱人通过关系搞定各种工程、项目，是司空见惯之事。但是，在民主制度下，经济不平等也可能腐蚀民主的根基。比如，学者吉伦斯（Martin Gilens）写过一本书，叫作《财富与影响力》（Affluence and Influence），就是表达这个观点。他研究了美国1981—2002年的公共政策，对比公共政策和不同阶层的政策偏好，发现当穷人和富人偏好不一致时，政策合乎富人偏好的概率要大得多。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美国政治本质上其实是寡头政治。不少其他学者观点类似，他们的结论都是：一旦一个社会高度不平等，哪怕它采用了民主的外衣，依然可能会沦为寡头统治。当然，这些观点也受到一些争议，我们下一讲还会再涉及。
贫富悬殊问题二：影响经济发展
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道义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有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只能二选一，为了效率，就不得不牺牲公平。也许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话有一定道理，毕竟，资源极度稀缺时，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再分配，就意味着投资的枯竭，经济发展失去动力。
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过度不平等不但无助于效率，甚至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为什么？很简单，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投资，也需要消费。如果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很穷，也就是消费能力低下，那么经济发展同样会失去动力。你这边拼命投资生产，那边没人花钱消费，资本家迟早也会走向破产。
大家可能听说过凯恩斯的一个观点，叫作“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趋势”。根据这个观点，越穷的人边际消费倾向越强。同样是1000块钱，交给富人，他们可能根本注意不到，1000块不过是存款数额尽头一个难以察觉的数字，但是交给穷人，他可能立刻拿去买必要的生活用品了，因为富人不需要10部车、20个电脑，多半一年不会滑30次雪，但是对于穷人，他的一切需求都是刚需，所以他的钱会更快地回到经济循环当中去。
这些年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产能过剩”，其实，对于很多行业来说，所谓“产能过剩”，换一种说法，就是“消费不足”。为什么消费不足？李克强总理说了，有6亿人的可支配月收入也就是1000人民币左右，这怎么刺激消费？所以，所谓产能过剩，背后相当一部分原因，还是经济不平等。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新冠疫情，很多国家启动了“直接发钱”的项目。美国每个中低收入者收到1200美元的疫情补贴，有孩子的还另外加钱。一个三口之家大约能收到3000美元。这种直接发钱的做法，固然有人道主义救济的成分，但其实也是在“救经济”。政府很怕疫情暴发后，人们因为缺钱而消费锐减，结果就是经济发展失去动力。
所以，平等不是增长的敌人，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增长的朋友。大家可能都听到过一个说法，叫作“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甚至它是否存在，存在着很多争论，但是，至少有些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发生，原因就是高度的不平等。为什么？因为观察显示，凡是能够从中等收入水平“毕业”，进入发达国家阵营的国家，比如东亚一批国家、中东欧一批国家，都是经济相对平等的国家，而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止步不前的国家，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之类的，都是贫富悬殊非常严重的国家。道理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当大多数人在贫困中难以自拔，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后劲。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规训，也是一个经济原理。
贫富悬殊问题三：政治极化
贫富悬殊不仅在道义上不公平，还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现在，我们来说说它常常带来的第三个严重后果——政治动荡。在这一点上，历史上的教训就太多了。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到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暴力革命的标准导火索。如果说在古代，宿命主义的世界观还让民众对不平等具有更高的容忍度，不到快要饿死了就不起义，启蒙运动以来的平等主义世界观，则使得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大大下降。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政治虽然比古代更平等，但是却更脆弱了，因为人们不是根据自己的绝对处境，而是根据“相对剥夺感”而采取政治行动的。
这一点，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之前我们谈到智利时曾经说过，尽管智利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不平等其实也在下降，但是因为人们更加重视平等，由不平等产生的怨恨却反而增加了。2019年爆发的大规模抗议，就是这种怨恨的一个表现。巴西，同样是一个被不平等问题长期困扰的国家，基尼指数高达0.53，即使是在普遍高度不平等的拉美，也是名列前茅了。我在之前的课上讲到过，因为贫富极度悬殊，巴西的富人都活成了笼中鸟，给家里装上各种复杂的安保系统，防偷防抢防要饭。作为这种经济不平等的后果，巴西的政治这些年也是非常动荡，左右撕裂非常严重。左翼力量代表、前总统卢拉，在下台后居然还被以贪腐的罪名送进了监狱，而他的接班人罗塞夫干脆被弹劾，右翼势力代表、现总统博索纳罗，被称为巴西的特朗普，自2018年当选以来，不断遭受各种抗议示威、调查弹劾。双方的群众基础则在街头经年不息地发生对抗。
发达国家也因为贫富差距而出现政治撕裂。近年西方右翼民粹主义上升，助推力之一，正是高度的不平等。我们前面讲经济全球化的时候讲到过，一边是“达沃斯人”，冲出本国的小市场，走向全球的大市场，财富直线上升；一边是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因为产业转移、技术更新、移民竞争，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人”，于是，怨恨点燃了右翼民粹主义。
经济不平等不但激活了激进的右翼势力，也激活了激进的左翼力量。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We are the 99%”的口号响彻云霄，此后，左翼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财富再分配。2015年，以“社会主义者”自称的桑德斯还是民主党人中的一个异类，当时民众对他有“正面看法”的只有12%，但是到2018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53%，在18—34岁的年轻人中，更是接近60%。2020年8月有个新闻，因为对亚马逊最低工资不满，有抗议者到贝索斯家门口架了一个断头台。虽然只是一个仿制品，但这里面的寓意，还是令人不寒而栗。所以，一边是右翼民粹主义上升，一边是左翼的激进化，经济两极化造成政治的两极化。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第一，过去40年左右，不平等在显著上升——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全球；第二，不平等的上升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道义上不公平，长远来看抑制经济发展潜力，还可能带来政治动荡。
说到这里，你们可能会觉得，那解决办法很简单啊，“打土豪、分田地”，大规模地再分配财富，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如果有人拦着这个方案，那他一定是非蠢即坏，为“既得利益集团”摇旗呐喊。然而，事实是，只要是社会问题，答案几乎从来不可能“简单”。尤其是一个断断续续存在了几千年的社会问题，如果至今悬而未决，一定不是你一拍脑袋就能想到解决方案的，不然为何前面几千年从来没有人想到？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平等”到底有多严重？是一个炎症还是一个癌症？是制度根部的腐烂，还是树枝的病害？甚至，是否存在着“合理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的不平等”之分？在这些问题上，其实都大有争议。这一讲，我们讨论了争议的A面，下一讲，我们再来讨论它的B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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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rank Lysy, “Why wage has stagnated while GDP has grown,” An Economic Sense, Feb. 13, 2015.
[2]Amanda Dixon, “A growing percentage of Americans have no emerging savings whatsoever,” Bankrate, Jul.1, 2019.
29. 新镀金时代？不平等的幽灵（2）
上次课我们说到经济不平等的上升，以及它带来的种种问题。但是，我们只谈了问题的A面，没有触及B面。B面是什么？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A面。在这一面，一个简化版的叙事框架是这样的：由于富人的贪婪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公，全球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人无论如何辛勤工作也不可能浮出水面，只能在生死线上挣扎，而富人不但独享发展的果实，而且往往收买权力，防止穷人改造这个不公的体系，最后，矛盾必将导致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内爆。我们上次提到电影《小丑》，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叙事框架是否正确？我的看法是，它过于简单，过于光滑，而现实并非如此黑白分明。为什么？我们不妨把上面的叙事框架分解为三个要素，然后一一观察它们是否完全合理。第一个要素，是关于不平等的严重程度，可以被概括为“悲惨世界”叙事。电影《小丑》中的阿瑟，就合乎这种“悲惨世界”叙事。电影一开始，我们发现，他的命太惨了；后来我们发现，他更惨了；到最后，简直惨不忍睹。第二个要素，是关于不平等形成的原因，可以被称为“受害者”叙事。为什么阿瑟那么惨？一切都是他人的错，坏老板、坏同事、坏市长、坏明星、坏观众……最后，连他最爱的母亲居然也是个“坏人”。第三个要素，是关于不平等的后果，则是“阶级战争”叙事。无辜的受害者和冷酷的精英，两者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冲突只能不断加剧，最后鱼死网破，所有人同归于尽。
就当代世界的不平等状况而言，这三种叙事，能够完全成立吗？在这次课，我想往这个黑白分明的画面里添加更多的色彩，目的当然不是全盘推翻这个叙事框架，而是试图在一切可能的解决方案前面加上“小心翼翼”这个状语。历史如果真的带来什么教训，这个教训并非仅仅是“要有与邪恶作斗争的勇气”，而且是“要有与狂热作斗争的自我警醒”。
“悲惨世界”叙事的另一面
首先，我们来看看“悲惨世界”叙事。上次课我们展示了皮凯蒂那张著名的图，一张关于美国不平等程度的U形图，一头是镀金时代，一头是21世纪，两头高、中间低，说明今天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回到了100多年前。这个结论看似清晰，但是，如果加入更多的背景知识，我们会发现，现实其实模糊得多。
第一个背景知识是，不平等是什么经济水平上的不平等？不同经济基础上的不平等，其分量是很不同的。简单来说，穷得吃不起饭，和穷得去不起夏威夷度假，含义很不同。如果我的生活能维持小康，那么我其实不介意比尔·盖茨比我富有1000倍、1万倍、100万倍。但是，如果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盖茨就算只比我富两倍，我也会感到义愤填膺。当年中国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其实很多地主富农的财产，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几乎是一贫如洗，但是这并不妨碍贫下中农对他们充满怨恨，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经济学家曼昆（N. Gregory Mankiw）说，真正重要的，本质上是贫穷问题，而不是不平等问题本身。而我们当代社会，相比100多年前，大大缓解了贫穷问题。我之前的课也讲到过，19世纪时，全球贫困率是90%多，而现在是10%。在这个意义上，拿今天这个时代的不平等和镀金时代直接类比，存在着误导性。
第二个必要的背景知识是，对贫困是否存在社会救济？不平等在加剧，但是，政府和社会对于处于底部的人，是否有救济措施，对于我们理解“悲惨世界”到底有多悲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镀金时代，是不存在福利国家的，公共服务也少得可怜，那时候的绝对贫困，就意味着在生死线上挣扎。但是今天这个时代毕竟不同。
皮凯蒂的图片是税前收入，并不包含财富转移信息。事实上，美国贫困率的计算标准，也不包括这个信息。但是，一旦加入这个信息，“悲惨世界”的悲惨程度，就可能显著下降。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如果她有一份最低工资水平上的全职工作，其年收入接近14,000美元，确实属于美国标准的贫困。但是，她从食品券、育儿补助、税收补贴、政府医保、住房补助等方面得到的救济，加起来甚至可能与她的工资收入差不多。在无视这些社会救济的情况下，对一个人生活的悲惨程度做判断，可能会形成很不完整的印象。
事实上，当代世界各国，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扶贫和福利项目。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页的图（图5-9），展示的是发达国家的社会支出增长状况。最初，也就是镀金时代，这个支出几乎在零的位置，而在当代，它已经大大提升。这种救济够不够，当然可以讨论，但这确实是今天和镀金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之处。
图5-9 1880—2016年发达国家公共社会支出占GDP比例
（图片来源：Our World in Data网站）
第三个背景知识是社会流动性。如果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同时出现，那的确非常可怕。我们在北京的写字楼看到一个年轻保安，内心有不安，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的收入和技能，很难帮助他实现向上流动，我们知道他被“困住”了。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哪怕他欠一屁股债，多半也不会感到同情，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贫困是暂时的。更形象地说，如果住在一楼的人和住在三楼的人在不停地交换位置，哪怕一楼和三楼的层高在不断拉长，这个越来越长的距离本身，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的确存在着阶层流动性不足问题，这的确令人忧虑。但是，不平等是否加剧阶层固化，情形却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么清晰。哈佛大学教授哈吉·柴提（Raj Chetty）的研究就意外地发现，虽然美国在过去四五十年经济不平等明显上升，阶层流动性却并没有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下降，甚至还略有上升。底部1/5的人口，如果生于1971年，成为顶部1/5的概率是8.4%，但如果生于1986年，这个概率反而上升为9%。[1]顺便说一句，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这个数字是7.3%。[2]与此同时，出身于高收入阶层的美国孩子，如果生于1984年，比穷人家孩子上大学的概率高75%，但如果出生于1993年，这个概率反而下降到69%。
所以，住在一楼的人并不总是住在一楼，住在三楼的人也并不总是住在三楼，他们还在相互交换位置。事实上，研究显示，美国收入前20%的人，20年后还在前20%位置的，只有56%，阶层之间还具有相当的流动性。
第四个背景知识，不平等到底是什么的不平等？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比收入或财富不平等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消费不平等，而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在很多国家低于收入不平等。为什么消费不平等更值得关注？因为消费才真正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本质上指的就是消费不平等。
为什么消费不平等可能低于收入不平等？因为现代的穷人，有前面说到的社会救济支持，还可能通过金融借贷支撑消费，这种借贷机制，对于那些暂时的穷人，就是一个巨大的过渡性帮助。房贷、车贷就不用说了，甚至买手机、家具现在也可以借贷，最近我发现，哪怕买个30块钱的外卖，美团都执着地敦促我借钱买。
另一方面，富人的生活似乎也在中产阶级化。镀金时代的富豪，往往让人想起来巨大的维多利亚式庄园、庞大的用人团队以及富丽堂皇的枝形吊灯，但是今天，乔布斯穿的黑色T恤，看上去和快递穿的好像也差不多；巴菲特据说在一个几十万美元的普通房子里住了几十年。当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这么简朴，但是，我观察我一些有钱朋友的生活，惊喜地发现，除了坐不起头等舱，我和他们的生活品质好像没有什么重大区别，而头等舱再舒服，它不就是一张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单人床嘛，也没有太多可羡慕的。
所以，皮凯蒂那张看起来信息非常清晰的U形图，加上所有这些背景知识——全球贫困率的大幅下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社会流动性的稳定，以及消费水平的中间化等，似乎就没有那么清晰了。不平等在加剧，但是，至少就发达国家而言，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普通人生活在“悲惨世界”，就未必那么清楚了。
受害者叙事的另一面
再来看不平等形成的原因，我认为，“受害者叙事”同样有偏颇之处。在“受害者叙事”中，富人的贪婪以及他们所买通的权力，是不平等加剧的核心原因。这话当然有其道理，资本的全球化极大地压缩了蓝领工人的谈判权，这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资本家的贪婪，是否全部的事实？或甚至主要的事实？同样存在着很大争议。
理论上，不平等可能存在着“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之分。比如，姚明和赖小民都是巨富，在中国来说肯定都是top 1%，甚至top 0.01%。但是，姚明那么有钱，我们会感到怨恨吗？多半不会，因为他的钱是靠汗水和天赋挣来的，我们内心深处觉得，he deservesit，他配得上。但是，赖小民就不一样了，他是大贪官，被抓之前，据说他专门租了个别墅存放赃款，放了两亿现金。这种富豪，我们就义愤填膺了，对不对？因为他的钱是贪污受贿来的。所以，贫富分化是否令人义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差距的形成机制。
就美国而言——我解释一下，我大量用美国举例子，不是因为美国更重要，而是因为美国的相关研究最成熟。但是，在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下，各国贫富悬殊形成的机制很不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举一反三。不过，就美国而言，贫富差距拉大是怎么形成的？一些学者认为，最近几十年，美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原因，是技术进步。
为什么技术进步会带来贫富悬殊？因为技术越进步，生产越自动化，工人就越多余。此外，技术进步还通过一个巨大的规模效应让富人的财富几何增长。很多研究者都发现，美国的贫富差距明显拉大，本质上不是前面那10%的人的收入发生了飞跃，甚至不是前面那1%，而是最前面那0.1%，甚至0.01%。顶端1%到10%的财富总数占全国总量的比例，过去40年左右其实在减少。哪怕是0.1%到1%的人，这个比例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真正变化的，是那0.1%，0.01%。而这一小撮人的暴富，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你看美国现在的十大富豪，从贝索斯、盖茨一路下来几乎全都和技术进步有关。中国其实也有类似之处，马云、马化腾、雷军等，都是这样积累的。
问题是，这些人财富的合理性，是更接近姚明还是更接近赖小民呢？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他们在暴富的同时，也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毕竟，我们天天都在用淘宝、微信、美团，享受了它们带来的极大便利，美国人的生活现在也是极度依赖Amazon、Facebook等。所以，虽然这0.01%大大加剧了贫富差距，但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了回到一个更平等的世界而放弃这些便利呢？说实话，我不愿意。
除了技术进步，另外一个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同样以美国为例，这个变化也是双向的，既发生在穷人这边，也发生在富人这边。就穷人来看，一个致命的变化就是单亲家庭比例的上升以及过早的生育年龄。我看过一些反映美国贫困问题的纪录片，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大多数贫困家庭是没有父亲这个角色的，常常是一个很年轻的母亲，自己几乎是个孩子，带着好几个孩子，又要工作又要养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家庭怎么能不陷入贫困？有些信息，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大吃一惊：美国非婚生的儿童，平均是40%，在黑人中比例甚至高达72%。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是美国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2018年，有正常婚姻的美国家庭，贫困率是4.7%，但是父亲缺失的单亲家庭，贫困率则接近25%。
前两年美国有本畅销书叫《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是一个贫困单亲家庭长大的白人男孩写的回忆录。里面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对父亲角色的渴望。他母亲不但吸毒酗酒，而且不停换男朋友，每次他和某个临时爸爸刚刚建立感情，他就很快消失了，以至到后来，他变得恐惧和对方培养情感纽带，因为知道很快又会失去。
与穷人家庭单亲化对应的，是富人家庭的一个变化，英文叫“assortive mating”，翻译过来就是“同类结婚”。什么意思呢？就是富裕家庭不但婚姻更稳定，而且富人往往和富人结婚。四五十年前，女大学生没有那么多，所以男大学生毕业后往往找个邻家女孩或者中学时代的sweetheart结婚，对方更可能是护士、秘书之类的中低收入者，结婚后她们往往辞职做家庭主妇，所以整个家庭只有一份收入。现在不一样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把精英男士给截流了。于是，律师和医生结婚，医生和公务员结婚，公务员和金融分析师结婚，像某些家庭，还有教授和教授结婚。这种情况下，婚姻大大失去了阶层流动的功能。
于是，一边是一家两个稳定的中产收入，而且晚婚晚育少子；一边是一家只有一个不稳定的微薄收入，而且早婚早育多子。有研究显示，如果2005年美国的婚姻模式是完全随机的，而不是同类相吸，那么美国的基尼指数立刻会从0.43降到0.34，也就是和加拿大差不多。[3]可见，婚姻模式是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不平等加剧的成因非常复杂，不是“富人贪得无厌”那么简单。其实，和很多人心目中的脑满肠肥的寄生虫形象不同，今天的富人平均而言，更可能是一个主动或被动的工作狂。研究显示，受到大学教育的人比高中毕业的人一周多工作8小时。[4]蒂姆·库克，苹果公司的CEO，每天3:45起床工作；马斯克，每周工作80～120小时，也就是一天工作11～17小时。甚至，富人还更爱读书。在一个采访中，有人问巴菲特的成功秘诀，他随手指指旁边的书堆说：“我一天读500页书。”总之，贪得无厌、不劳而获的富豪形象，与今天的很多富人形象并不相符。
阶级战争叙事的另一面
最后，我们来看看不平等加剧的结果，是否合乎“阶级战争”叙事。根据这个看法，政治权力被经济寡头劫持，而贪婪的寡头必然会通过政治权力将自己的财富永久化和扩大化，所以，所谓“体制内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最后只能是《小丑》剧终那种鱼死网破。
这个看法，也大可商榷。上次课，我谈到过学者吉伦斯的书《财富与影响力》，根据吉伦斯的观点，美国政治本质上是寡头政治，他的依据是：对比1981—2002年的公共政策和各个阶层的政策偏好，会发现，当富人和穷人政策偏好相抵触时，前者“得逞”的概率大得多，所以，美国民主其实是寡头政治。
不过，很快有其他学者指出，这个说法夸大了美国的阶级斗争程度，为什么呢？因为高、中、低阶层，政策偏好80%的时候都是一致的，而顶部10%的人和中间选民的偏好，90%的时候一致；不但政策偏好一致性高，而且不同政策之间的排序也非常接近。换句话说，上中下层没有那么对立，他们在绝大多数时候还挺意气相投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页的图（图5-10），灰线是底层民众的偏好，黑线是顶层偏好，二者距离相当接近，变化趋势也非常一致。
图5-10 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政治偏好
（图片来源：John York, “Does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threaten democracy?,” Heritage Foundation, 2017）
进一步看，当高收入者和中间选民意见分歧时，他们各自“如愿以偿”的比例是1:1，谈不上寡头政治。而当中高收入者和穷人意见分歧时，的确，前者更容易如愿以偿，“得逞”比例大概是4:1，但这一定是坏事吗？至少对美国左翼来说，未必，而左翼恰恰是最在乎政治影响力平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穷人的政策偏好更倾向于贸易保护、更反对移民、更反对堕胎、更怀疑全球变暖，而今天的左翼恰恰支持全球化、支持移民、支持堕胎权、支持环保主义等，所以，恰恰是不平等的影响力，也就是决策中的精英主义成分，使得他们的政见更有机会实现。如果说这是“寡头政治”，也未必是一种“坏的寡头政治”。
当然，更富有的阶层以及游说集团具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需要改革的事实。但简单地把美国政治说成是寡头政治，有很多现象就解释不通。比如，美国的社会和福利支出为什么会不断扩大？既然权力都被富人劫持了，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蛋糕分出去？要知道，2017年，top 1%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21%，但是他们交的联邦收入税，占联邦收入税总额的38.5%，也就是说，他们收入高的不成比例，但是他们交的税更不成比例。事实上，top 1%交的联邦收入税，超过底部90%的总和。下图（图5-11）传达的正是这个信息。
图5-11 富人收入税与国家福利支出
（图片来源：John, York, “Does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threaten democracy?,” Heritage Foundation, 2017）
其实，抛开数字，观察实际的富豪，就会发现，“阶级斗争”论存在漏洞。盖茨把几千亿美元捐出来做慈善，是为了什么阶级利益？要知道，盖茨基金会的年度预算和世界卫生组织旗鼓相当。巴菲特则主动抱怨他的税率太低，强烈要求政府给自己加税，又是为了什么既得利益？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主张给富人减税，而拜登主张给富人加税，如果华尔街人士坚决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他们应该一边倒地支持特朗普对不对？但事实是，到2020年大选前，金融界给拜登的捐款比给特朗普的捐款多出了5倍。[5]所以，和我们前面谈到韩国时的情况类似，观念的力量有时候会战胜利益的考虑。
因此，阶级战争叙事并不坚固，美国的穷人没有那么仇恨富人，富人也没有那么压制穷人。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阶级斗争”的话语不断传播、扩散，它却可能构成“自我实现的预期”。什么意思呢？就是“阶级斗争”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动员机制，当这种话语传播得足够广、足够深、激起足够的愤怒，它可以使得不平等状况从一座“死火山”变成一座“活火山”。现实很重要，但是比现实更重要的，往往是我们如何诠释现实。
诸善之争中的平衡
总结一下，不平等问题非常复杂，它有A面，也有B面。《小丑》中的悲惨世界叙事、受害者叙事、阶级战争叙事，虽然逻辑很平滑，但套到现实中，却有很多“不合身”之处。可能有人会说，把问题说得严重点有何不可？这有助于社会形成改革共识，不是好事吗？其实，这就又回到我们在前面讲到过的，不成比例的悲观主义或许满足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激情，却可能带来错误的解题思路。
如果更重要的问题是贫困而不仅仅是贫富差距本身，那么解题思路就应该注重激励投资和就业，也就是创造财富，而不仅仅是再分配财富。如果问题相当程度上是家庭结构而不仅仅是再分配不足，那么部分答案就在于鼓励一种稳定、负责的婚姻观，而不完全是更大更多的政府。如果技术进步驱动着不平等的上升，那么，为了保护技术创新，“改造世界”更多的应该是政策微调，而不是将特定的经济模式连根拔起。如果富人其实已经并且正在接受相当程度的财富再分配，而不仅仅是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更合理的做法是继续协商改良，而不是发动基于“敌我话语”的阶级斗争。
说到底，不平等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为平等并非我们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它只是我们所珍视的各种价值之一。如果平等是唯一目标，那事情就好办了。大家知道最能“让所有人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的机制是什么吗？是战争。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血雨腥风，一打完仗，大家都平等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这是平等的贫穷，而我们真正想要的，不是“向下的平等”，而是“向上的平等”，不是把上面的人拉下来，而是把下面的人拉上去。而在“向上的平等”中，平等就必须和其他价值并存：自由、秩序、创新、责任感，等等。
这种平衡才是最艰难的。我们希望那些年轻的保安、快递、保洁中被埋没的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能够有机会实现自我，但我们也害怕过于均等的社会让潜在的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失去奋斗的激励机制。我们不想看到饥饿和无家可归，因为在财富剧增的今天，这是不必要的残忍，但我们也担心，过度再分配成为委内瑞拉式的杀鸡取卵。我们恐惧贫富悬殊引发的政治动荡，但是我们也恐惧劫富济贫自身引发的政治动荡。诸善之争是人类最大的困境，所有的答案都只是特定情境下的“权宜之计”。
诸善之间能否实现平衡？当然可能。比如，北欧国家既高度发达，又相当平等，说明鱼和熊掌可能兼得。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北欧模式有无数的社会、历史、文化甚至地缘条件，也可能带来某些经济社会成本，而许多其他国家的类似追求却一再失败。从王莽改制到法国大革命、从苏联极左的扭曲到柬埔寨的噩梦，从南欧债务危机到拉美的“粉红革命”，历史一再展示，追求平等这件事，我们或许有一种方式把它做对，却有1000种方式把它做错。如果我们相信历史是值得敬畏的，而文明常常是一座脆弱的纸牌屋，那我们就不得不怀着谦卑和审慎，去寻找隐藏在荆棘深处的第1001条道路。
* * *
[1]Raj Chetty,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NBER Working Paper, Jan. 2014.
[2]Dan Kopf, “For all its economic dynamis, China's income mobility is bad and getting worse,” QUARTZ, Jul. 31, 2018.
[3]Jeremy Greenwood, et al., “Marry your like: Assortive mat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Jan. 2014.
[4]The Economist,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out,” The Economist, Apr. 19, 2014.
[5]Brian Schwartz, “Wall Street donors line up behind Biden in massive third quarter-fundraising haul,” CNBC.com, Oct. 16, 2020.
30. 政治的可能与不可能
《可能性的艺术》这门课已经结束了，在此我来做个总结。这门课的内容涉及古今中外，怎么总结呢？我还是想回到这门课的标题，也就是俾斯麦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俾斯麦为什么说这句话？据说，俾斯麦是在1867年一次谈话中做这个表述的，而那正是德国统一大业成败未卜的时刻。这时候，俾斯麦正在欧洲各国之间联合纵横，各个击破，为了实现目标，他常常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为了争取国内的民意支持，作为一个反民主人士，他却主动开放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作为一个反社会主义人士，他却完成了福利国家的奠基。正是俾斯麦的这种灵活性，让他赢得了“政治现实主义大师”的标签。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表达的正是这种政治现实主义主张。据说，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这样的：“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the attainable - the art of the next best.”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可行性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这个完整说法，更清晰地呈现了它的“政治现实主义”指向。
关于这种政治现实主义，我举个例子。今天的中美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们指望两个国家换届领导人，就能通过运筹帷幄使中美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这就是art of the impossible了，不现实。但是，如果两国政府趋利避害，小心避雷，保持不温不火的和平，却是可能的，这就是art of the possible了。换句话说，政治是一种艺术，但不是一种魔术。
我刚才举的例子，是在国际关系语境下，但是，放在比较政治学当中，政治现实主义也同样适用。我们这个课程，如果说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或许可以被概括为：“政治创造可能，但是政治亦有其边界”。关于政治所蕴含的“可能”和“不可能”，我甚至有一个可能非常主观的判断，那就是：政治“可能”让一个国家成为地狱，但是它却“不可能”让它变成天堂。换句话说，政治所能抵达的上限不会那么高，但是它所能抵达的下限却可以非常低。
大家也许会对我这种“不对称的”的说法有点困惑，为什么政治可能让社会变得非常糟糕，却未必会让生活变得非常美好？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政治可能扼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但是它却不可能替代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政治非常糟糕的时候，比如一个极权政府掌控一切，它可以摧毁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自发的社会组织、家庭乃至人性，使所有人的生活变成一场噩梦。
可是，另一方面，当政治非常好的时候，它也只是制定一个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我前面讲到过，一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公平的游戏规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绝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除了游戏规则，还要取决于球员们技艺是否高超、配合是否默契。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政治注定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后一半则取决于社会、市场、文化以及每个人的努力。这种不对称，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现实主义”。
遗憾的是，在当代世界，人们普遍缺乏这种“政治现实主义”。我们经常听到一类说法，比如，“某某国家不是国家能力很强大了吗？怎么环保还没有搞好？”“某某国家不是都民主化了吗？怎么还会爆发冲突？”“某某国家不是已经换新的领导人了吗？为什么公共服务还是不行？”在此类的提问中，都蕴含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假定，就是政治可以神奇地解决一切难题，而政府有义务包揽所有人的幸福。
但是，政治没有那么神奇。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经济学家索维尔（Thomas Sowell）的一句话，他说，经济的第一原理就是稀缺性，因为从来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但是政治的第一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忽略经济的第一原理。这话虽然是句调侃，但道理却非常深刻，因为他指出了政治浪漫主义往往忽略“约束”问题。
政治存在什么约束？当然很多，我们这个课程里就谈到很多，试举几例。第一，社会结构的约束。当一个社会由极端对立的二元阵营构成并且任何一方都缺乏妥协精神时，鲜有任何政治力量或制度可能突围。我们在讲埃及的“裂痕动员”时，讲到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间轰轰烈烈的对立，如何摧毁了埃及短暂的民主实验；泰国红衫军和黄衫军是另一个例子，红衫军的人数优势和黄衫军的街头优势，使泰国政治陷入僵局。第二，历史的约束。在讲国家能力的时候，我讲到历史上的战争频度烈度，如何深深地塑造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而这个影响可以延续千年而不灭。在讲文明冲突的时候，我也说到过学者英格尔哈特与韦尔策尔所画的文化地图，上面刻画着挥之不去的历史烙印。第三，地理的约束。比如，阿富汗多山的地形使它难以形成强国家的传统，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使它步入经典的“资源诅咒”，而美国缺乏天敌的地缘位置，使其能够相对从容地“先发展民主，后建设国家能力”。
但是，或许因为我是个“准文化决定论者”，在这个课程中，我强调最多的还是“文化的约束”。这种约束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在印度，“表亲的专制”削弱政治竞争的有效性；在阿富汗，宗教极端主义的阴影使得民主转型难以落地；在委内瑞拉，经济民粹主义观念的盛行，让民主制度最终走向自杀；在泰国，对程序正义的蔑视，让它难以摆脱不断政变的循环……换句话说，当观念的水位太低，所谓宪法就成了一张随时可以撕掉的废纸而已。
我在课程中反复强调一点：“政治在社会中”。其实，“社会”在这里是一个笼统的表述，分解开来就是“政治在社会结构中”“政治在经济中”“政治在历史中”“政治在地理中”，以及最重要的，“政治在文化中”。中国人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样，好的政治很难在逼仄的社会、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空间中长成参天大树。很多人期待制度的改写或者政府的更替可以一夜之间让“大地旧貌换新颜”，这种心态，说好听点，是一种浪漫，说难听一点，则是一种懒惰。真正的政治变革不可能仅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它必须同时自下而上地生长。在人们学会宽容、学会耐心、学会同情性理解、学会从各种集体主义的轮椅中站起来迈出个体的步伐之前，没有什么政治可以成为改造生活的魔法棒。好的政治给每个人一张船票，但是它无法也不应该把每个人带到他的目的地。
不过，政治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政治虚无主义。政治是有限的，但并不是无用的。这一点，我在序言中说到过，对比朝鲜与韩国、东德与西德、海地与多米尼加、今天的委内瑞拉与20年前的委内瑞拉、今天的德国与80年前的德国、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我们都能清楚地感到政治作为一种“艺术”的力量。相似的历史、相似的地理、相似的社会、相似的文化，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下，可以发展出截然不同的道路。改善的游戏规则未必会使一场球赛精彩纷呈，但它至少是一切可持续比赛的前提。
在课程中，我谈到了“政治创造可能性”的各种路径。比如，政治选择的路径——在南非，虽然社会结构极度撕裂、历史记忆充满创伤，但是新旧两个政治领导集团通过妥协与分权，使南非实现了转型的软着陆。还有经济政策选择的路径。智利身处经济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在右翼威权政府倒台后，仍然坚持了温和的经济自由主义路线，使得智利经济成为拉美地区的佼佼者。我还谈到集体行动的路径。美国国家能力的建构，和许多其他国家不同，不是缘起于密集的战争或发达的文官制政府，而主要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社会运动。在韩国，新的政治可能性则来自观念的变迁——当观念水位不断上升，人们甚至超越其经济理性，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重新缔造制度。
在所有这些故事中，我们发现，尽管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构成政治发展的约束，但这些约束不是牢笼，每个社会对其政治未来，都有一定的选择余地。这个余地一开始也许只有10厘米，但是，通过行动的勇气与智慧，它可能扩展为10米、100米、1万米，直到打开新的天地。
哪怕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的政治文化，似乎是一个国家的胎记，但是，就像我在“文明的冲突”那两次课中所说的，文化不但可能变迁，在一个大发展和全球化的时代，它甚至可能非常快速地变迁。80年前的德国人，默许了纳粹政府屠杀600万犹太人，但是今天的德国人，成为整个欧洲最欢迎移民的群体。90年前的日本人，忙着刺杀一切有和平主义嫌疑的政治家，但当代有跨国民调显示，日本人成了全球最不愿“为祖国而战”的国民。历史是文化的作者，但绝非它的唯一作者，甚至可能只是它的第二、第三、第四作者。
当然，反过来，政治在“创造可能性”的同时，也时常收缩可能性，把本来辽阔的空间从1万米缩成100米、10米、10厘米。我们谈到过阿富汗，20世纪70年代时本来处于现代化的入口，但是，极左力量的崛起引发苏军的入侵，苏军的占领激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引发内战，政治多米诺骨牌效应让一个国家的道路越走越窄，直至山穷水尽。我们还谈到过伊拉克，萨达姆不是什么伊拉克救星，他的统治下也没有很多人想象的发展与和平，事实上，正是他把一个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拉进了无穷的战火。我们也提到过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的时候，充满希望、百废待兴，但是，穆加贝的族群政治、民粹主义以及大权独揽，让一个非洲粮仓沦为通货膨胀的传奇。政治是艺术，但它可能是非常糟糕的艺术。
在卓越的和糟糕的艺术之间，是政治行动。行动需要勇气，需要道德觉醒，需要有一个小男孩以及更多小男孩冒着巨大的危险，从人群中站出来说：对不起，国王，你并没有穿衣服。在关于“平庸之恶”的讨论中，我讲到过，恶的泛滥未必需要多少“坏人”，往往只需要一个“魅力四射的疯子”加上无数“不假思索”的人。在这个“1+N模式”中，一个普通人要从“不假思索”中出走，他必须跳出“此时此刻”，获得一个更高更远的视角，足以看到历史深处的亡灵，以及道路尽头的悬崖。
但政治行动不仅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节制。泰国反复的政体振荡说明，狂热的政治激情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摧毁民主，以自由的方式摧毁自由。而委内瑞拉式的经济崩溃则说明，善的感召如果失去缰绳，可以像海妖的歌声，把无数船只引向触礁与沉没。很多时候，比左右之争、东西之争、普世与民族之争更重要的，是狂热和温和之争，是斩钉截铁和怀疑主义之争，是感叹号和问号之争。
最后，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可能是因为我常常在公共领域写作，而且尽量用非学术化的语言和读者交流，所以常常被贴上一个标签，叫作“政治学常识的普及者”。说实话，我对这个标签有点不适。为什么呢？因为仔细想想，政治学几乎没有常识。你对政治学了解越多，就越会意识到，政治学没有常识。你觉得“民主”是常识，但是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反民主——麦迪逊甚至说：“如果所有的雅典人都是苏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会仍然会是一群暴民。”你觉得“自由”是常识，但很多左翼会追问：谁的自由？哪有没有阶级属性的自由？你觉得“平等”是常识，可是历史上对平等的追求，常常带来一败涂地的悲剧。我能普及什么呢？更多的时候，我普及的不是所谓“常识”，而恰恰是迟疑。
有时候，我会为政治知识的这种“原地踏步”而绝望。在其他领域，人类的进步令人惊叹。直到现在，坐飞机的时候，我仍然感到难以置信：人类怎么这么聪明？居然能造出这么一个笨重的家伙，而它能在天上飞十几个小时？吃到改良水果的时候，我也特别感恩：他们到底对葡萄和西瓜做了些什么，怎么这么好吃？全球气候变暖运动的扩散，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地球平均温度200年里上升1度，这么微妙的变化，居然被人类发现了，而且分析出它的前因后果，发展出轰轰烈烈的全球运动。有一年我看一个舞台剧，表演和特技、音乐结合得太完美了，我几乎热泪盈眶，感慨人间真是不虚此行。
所有这些文明的成果都让我敬畏，但是，转身看一眼政治，立刻泄气了：虽然人类已经能够上天入地、呼风唤雨，但仍然会为能不能退出一个宗教打得头破血流，为一句刺耳的言论付出沉重代价，为一句口号沦为无法退出的实验品，为一场选举而反目为仇。同一个物种，居然会同时如此智慧和愚蠢、伟大和狭隘、勇敢和懦弱。
不过，另一些时候，我又觉得，没有常识未必是一件坏事。为什么？因为如果知识是确切的，专制就是必要的。恰恰是知识的不确定性，让我们需要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情境中不断重返基本的道德问题和历史经验，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并以这种思考成就人之为人的尊严。
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在建造一座层层累加的高塔，社会科学的知识则更像是西西弗斯在推石头，推上去，掉下来，再推上去，再掉下来。或许有人认为西西弗斯的努力是一种徒劳，殊不知原地踏步或许正是对自由落体的抵抗。政治复杂到令人绝望，但也正是这种复杂，让思考充满乐趣，让自由成为必要，让未来涌现无穷无尽的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