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1）
从这一讲，我们开始讨论政治转型这个话题。转型从来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但是最近几年，这个话题可以说格外沉重。为什么？因为近年来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现象——民主衰退。如果这几年大家关注国内外的媒体，会发现到处是这样的新闻标题：“民主在全世界衰退”“民主在崩溃的边缘”“全球民主又遭遇了糟糕的一年”……《华盛顿邮报》干脆从2017年开始就起了一个副标题，放在网站最显眼的位置，叫作“民主在黑暗中死去”。
这些标题看上去有点耸人听闻，但是显然，它们都事出有因。最近10年左右，人们看到了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看到了很多新兴民主的挣扎和冲突，看到了一些威权国家的威权深化，所有这些现象叠加到一起，构成了“民主衰退”现象。现在，民主悲观主义如此普遍，几乎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新共识。
然而，25年前左右，也就是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之前，人们对民主前景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上，那时候人们的看法刚好相反。当时冷战刚结束，苏联垮台，西方到达其影响力的顶峰，人们对自由式民主的前景充满乐观主义情绪。政治学者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正是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代表作。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人类历经千山万水，探索了各种政治制度，现在不用找了，最终的制度选项终于找到了，它就是自由式民主。固然，不同国家抵达这个制度的过程有快有慢、有长有短，但是，在目的地已经明确了这个意义上，历史已经终结了。用最近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正确答案已经有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抄作业了。
今天，福山的这种乐观主义看法备受嘲讽，似乎所有谈论民主的人都要先押着福山的观点游街示众一番，然后再阐述自己的观点。甚至，福山自己也进行了自我反思。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最近，很难不感到全球民主的表现不足。首先是最发达和成功的民主，在2008年左右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陷入了低增长和收入停滞的泥沼。许多新兴民主，从巴西到土耳其到印度，在许多方面的表现也令人失望，正经历着它们自己的抗议运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曾经带来希望，但是已经堕落到新的专制、无政府状态甚至极端主义。”
所以，这一讲的核心问题是：全球民主真的衰退了吗？在何种意义上衰退了？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问题，但又是任何一个关心全球政治未来的人必须直面的问题。在展开之前，我要做个小注释：因为在前面一个知识板块中，我们实际上是花了两节，从经济和文化两个角度，讨论了发达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所以为了避免重复讨论，这次课我们在谈论民主衰退时，主要是聚焦于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新兴民主中的民主衰退，不再讨论发达国家。
第三波民主化
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衰退，首先我们要讨论这种衰退的背景，也就是说，我们得知道民主是从什么位置上开始衰退了。说到衰退的起点，就必须涉及一个概念，叫作“第三波民主化”。什么叫“第三波民主化”？这是政治学家亨廷顿发明的一个概念。1993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叫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在这本书里，他用三个浪潮描述了现代代议民主制扩散的过程。
第一个浪潮是一个长波，从19世纪早期的美国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左右，卷入这个民主化浪潮的主要是西方欧美国家——英、美、法等，它们率先进入民主或准民主体制。第一个民主化浪潮之后紧跟着第一波民主衰退，也就是“一战”“二战”之间的民主崩溃浪潮，魏玛共和国崩溃、日本法西斯的崛起、西班牙内战等，都是第一波民主衰退的表现。
第二波民主化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卷入这一波民主化的主要是西方的一些卫星国，比如南欧、拉美诸国，还有一些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同样，第二波民主化之后也紧跟着第二波民主衰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出现政变、内战、革命，许多新生的民主政权纷纷垮台。
紧接着，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亨廷顿甚至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起点精确到1974年4月25日零时25分，为什么这么精确呢？这是1974年葡萄牙政变的发动时间。据说，当时发动政变的军官们约好，以广播台开始播放某一首歌曲为政变信号，于是，这首歌的播放时间，被亨廷顿定义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起点。
可以说，当年葡萄牙的军官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偶然确定的一个政变时间点，从此以后标志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类变革的起点。为什么说史无前例？因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规模和速度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张图（图2-1），这是根据跨国政体数据库V-Dem（Varieties of Democracy）整理出来的全球政体变化趋势。
图2-1 全球政体变化趋势图
（图片来源：Our World in Data网站）
如图所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和威权政体的数量出现非常显著的变化，民主政体数量显著上升，具体来说，1973年，地球上自由式民主国家的数量是37个；到2018年，这个数字变成97个，与此同时，威权国家数量显著下降，从119个降到了82个；到2000年左右，威权国家数量已经少于民主国家。
当然，不同的数据库标准不同，具体数字会略有差距。但是，无论使用哪个数据库，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会显示一个极其显著的（民主政体数量的）变化趋势。站在历史的长河往下俯瞰，这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变化。如果搁置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这个曲线意味着，我们人类花了五六千年发明了大规模疆域上的代议民主制，然后用了近两百年时间将这一制度发明传播到近40个国家，但是再之后，仅仅用了40多年时间，就将这一制度扩散到大约100个国家。这个加速度的变化，可以说是世界政治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而这个堪称“民主大跃进”的变化，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民主衰退”现象的起点。
所以，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历史上，自由式民主并非人类政治制度的常态。如果把5000年文明史看作一天24小时的话，是最后这一个小时才出现了大规模疆域上的代议民主制及其扩散。可能因为民主的观念现在已经非常深入人心，我们很容易忘掉这个基本的事实：历史上的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时期，民主是一种人们闻所未闻的东西，就像人们对火车、汽车、宇宙飞船闻所未闻一样。而在极少数有过民主实践的地区，比如古希腊，它的直接民主制与今天的代议民主制也很不同，而且很快走向了衰亡，成为历史尘封的记忆。在这个大的历史图景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就显得格外突兀。
民主衰退的表现之一：民主崩溃
理解了这种突兀，或许就比较容易理解当今的民主衰退。简单来说，任何突然而剧烈的变化，都可能出现“消化不良”问题。我们今天讨论的民主衰退现象，可以说就是一场巨型的“消化不良”反应。
我们知道，民主是一种制度，制度的变化相对容易，但文化、社会、经济的变化则相对缓慢。组织一场选举，可能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文化观念、社会习俗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则往往需要好几代人。结果就是，当许多国家热情洋溢地拥抱民主，却出现了制度和习俗的脱节。这就好像医学上的器官移植，移植一个新的器官到人体，这本身或许没有那么难，难的是你的身体真正接受它，不发生排异反应。
遗憾的是，在第三波浪潮中，排异反应的确常常发生。这种排异反应常常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是民主崩溃，一种是民主质量上的伪劣化。
首先来看民主崩溃。民主崩溃，顾名思义，就是一些国家刚刚步入民主转型历程，就因为政治斗争而政体崩溃。对此，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就经历了这个过程。辛亥革命前，仁人志士发起数次“请开国会运动”，最后干脆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清政府，并且模仿西方的宪法制定临时约法，进行了选举。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转型的尝试，如果用亨廷顿的时间分类标准，中国也进入过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由于国民党和袁世凯之间的政治斗争，以及后来各路军阀势力之间的斗争，新生民主很快崩溃，之后是长达数年的军阀混战。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转型后民主迅速崩溃的情形，可以说比比皆是。我自己做过一个统计，发现在第三波浪潮后出现的新兴民主中，每五个就有两个经历过民主崩溃。崩溃的“死法”各有不同——有的是急性心肌梗死而死，比如苏联的一些成员国，白俄罗斯，还有各种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都是刚转型立刻就民主崩溃，一点都不拖泥带水。有的则是慢性病而死，比如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查韦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很长一段时间，委内瑞拉甚至被视为改善民生的楷模，但是随着经济政策的激进化，民主慢慢呼吸衰竭而死。有的则是过山车式死法，今天死，明天救活，后天又死，大后天又救活，比如泰国、海地、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一直在民主和威权之间反复震荡。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民主化本质上是从权力垄断走向权力竞争。这意味着，权力不再是代代相传的私有财产，而变成了一个抛向空中的绣球，在抢这个“绣球”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争斗，你说你抢到了，他说他抢到了，你说他作弊了，他说你作弊了，结果就是爆发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乃至游戏终结。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需要透明公正的规则，需要可信的法治，需要各方势力之间的信任和妥协，而所有这些机制的培育都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只要有一方破坏游戏规则，就会引发旋涡状的恶性循环，劣币驱逐良币，直到整个棋盘被掀翻。
威权体制的文化遗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威权制度下的权力分配，往往是一次性的，一朝得势，长期得势，比如，苏哈托1965年成了印尼的老大，1975年他还是老大，1985年还是老大，1995年也还是老大，直到1998年他被民众推翻。在这种一次性的游戏中，政治行为很容易形成什么样的规则？你死我活。因为我不把握这次机会，我就没有机会了。事实上，就印尼而言，也的确是你死我活。据估算，苏哈托上台后，清洗了50万左翼反对派。他的政治生命，的确是建立在无数政敌的尸骨之上的。
而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可重复博弈”，理论上本不必你死我活。但问题在于，由于威权体制下的文化遗产，转型国家中的很多政治力量，都愣是把一个“可重复游戏”玩成了“一次性游戏”。这次我赢了？太好了，我得把这次的胜利果实转化为永久的胜利果实，这就是袁世凯的做法。这次我输了？不可能，这不是真的，我要二次革命。这就是国民党的做法。于是，一个本可以是“风水轮流转”的故事，又变成了一个“你死我活”的故事。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崩溃历程，尽管细节不同，逻辑却往往相似，它们往往都有自己的袁世凯和国民党，自己走向脱轨的辛亥革命。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民主崩溃在第三波浪潮后，并不是匀速发生的，而是加速度发生的。我做过一个计算，1974—1996年，也就是第三波的前半场，民主崩溃发生过18次，但是1996—2018年却发生过35次，可见越到后面，民主崩溃的发生就越频繁。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第三波民主化最早是发生在南欧、拉美这种相对发达的地方，它的政治文明离西方传统也比较近，相当于西方的表亲国家。英语里有个词叫作“low-hanging fruit”，“挂得比较低的果实”，意思就是比较好摘的果实，这些西方的表亲国就相当于“挂得比较低的果实”。但是后来，第三波浪潮逐渐扩散到东亚、东欧，然后是东南亚，这个时候虽然风浪渐起，但也大致平稳。不过，当第三波浪潮抵达非洲，尤其是最后抵达中东时，就常常是刀光剑影了。每一步进展之后，果实都挂得更高了，变得更加难以采摘。
民主衰退的表现之二：民主的伪劣化
再来看民主衰退的另一个表现：民主的伪劣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新兴民主虽然不至于民主崩溃，但是它的民主质量节节倒退，退到了一个“既够不到民主也不能算是专制”的灰色状态。其主要表现，就是虽然这些国家还有周期性选举的形式，但是它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都往往严重倒退，以致它的选举成了一种极其不公平的政治竞争，相当于一个自由奔跑的人和一群戴着镣铐的人进行跑步比赛。
这种“民主的伪劣化”现象，在新兴民主中非常普遍。从委内瑞拉到巴西，从匈牙利到菲律宾，从南非到尼加拉瓜，都有它的踪迹。有一个叫作Freedom House的机构长期对各国的政治自由度进行评估打分，我曾经根据它的数据，对新兴民主中十个人口大国的政治自由度进行过分析，发现在这十个国家里面，有九个政治自由度从它们转型后所到达过的最高分值跌落。十个里面有九个经历了政治自由度的倒退，这就是民主质量的伪劣化表现。
不妨以土耳其为例做一个说明。自1983年民主转型以来，土耳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伊斯兰世界的民主之星。历史上，土耳其长期在民主转型和军事政变的怪圈中打转，往往是刚刚民主化，没过几年就又被军事政变打断，重新民主化，又被打断。但是，1983年这次民主转型，它似乎终于打破了这个历史怪圈，走向了民主稳固。1997年土耳其再次发生政变时，人们吃惊地发现，此政变非彼政变了，没有杀人流血，没有街头对抗，甚至没有解散议会，就是总理被迫辞职而已。于是，这场堪称文质彬彬的政变被称为“后现代政变”。到21世纪初，土耳其的民主前景看起来如此确定，以至土耳其政府已经开始和欧盟进行积极谈判，土耳其已经一只脚踏入欧盟了。
可是，正当人们开始庆祝中东地区终于有了一个相对稳固的民主政体时，土耳其民主却开始节节倒退。埃尔多安2003年上台之后，的确压制了军方势力，但是却唤醒了土耳其的伊斯兰保守势力。可以说，前门赶走了狼，后门又进来了虎。为打压反对派，埃尔多安政府越来越打压媒体、打压司法独立、打压反对派……这种倒退到2016年到达了顶峰。大家可能知道，2016年夏天，土耳其发生了一场未遂政变。这场政变之后，埃尔多安趁机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数万公务员和法官被解雇，很多反对派人士包括议员被抓捕。我看到过一个报道，讲政变后因为抓的人太多了，抓了十几万人，一个一个审判效率太低了，于是土耳其这几年就开始搞集体审判，一次拉三百、五百个人去审判，就跟开运动会一样。大家想想这个画面，哪还像一个当代民主国家。
但是，另一方面，土耳其的民主完全崩溃了吗？也不完全是。2017年，埃尔多安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推动修宪公投，改议会制为总统制。尽管百般操纵，修宪的支持率也只达到51.4%，而反对率高达48.6%，两方势力如此接近，说明反对派还是有相当的动员空间。2019年伊斯坦布尔的市长选举，更是让埃尔多安政府狼狈不堪——3月份选举，执政党推出的候选人输了，他们不甘心，作废了选举结果，推动了第二次选举，结果第二次选举反对党以更大的优势再次当选。埃尔多安政府虽然恼怒不堪，但也无可奈何。所以，土耳其的民主也没有完全崩溃，它只是伪劣化了而已。
从民主浪漫主义到民主现实主义
土耳其绝不是民主倒退的孤例，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菲律宾、匈牙利、巴西等，都有民主倒退的不同表现。时间关系，在这里不能一一讲解。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无论是民主崩溃，还是民主伪劣化，在21世纪初都的确频繁发生了，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衰退的确是一个不容否认的现象。有学者认为，正如历史上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之后出现了第一波民主衰退，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之后出现了第二波民主衰退，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的第三波民主衰退。历史总是“进两步，退一步”，这次也不例外。
因此，广泛存在的民主悲观主义，显然有它的现实依据。以前人们可能觉得，民主转型有一个目的地，道路虽然曲折，前途必然光明，所有的动荡都只是“转型的阵痛”而已。现在看来，这种目的论本身就存在问题，阵痛有可能成为长痛，成为慢性病，甚至成为癌症。道路必然曲折，前途却未必光明。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人眼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破产了：自由式民主不但没能终结历史，自己却似乎被历史给终结了。民主乐观主义被民主悲观主义取代。某种意义上，越是极端的乐观主义者，越有可能转化为极端的悲观主义者，因为最强烈的乐观容易陷入最深的失望，而最深的失望通向最强烈的悲观。
无论历史走向何方，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下的民主衰退让很多人重新审视民主转型的难度。20多年前，很多人低估了这个难度，以为“扔到水里自然会游泳”。事实是，扔到水里，如果没有正确的泳姿、没有体力和耐力，如果碰到激流和风浪，一个人可能是淹死而不是学会游泳。现在的问题只是，这种悲观是历史对自由式民主的终审判决，还是和之前的乐观一样，只是历史循环的一个驿站？历史如此神秘莫测，或许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却永远不可能抵达它的谜底。
7.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2）
上次课我们讨论了“民主衰退”现象，讲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受到了广泛的质疑。那么，“历史终结论”真的被终结了吗？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用什么尺度去衡量。如果你的尺度是理想，根据这个理想，民主转型的过程应该风平浪静，民主转型的结果应该是处处莺歌燕舞，那么第三波转型显然是个巨大的失败。但是，如果你的尺度是真实的历史，那么，称之为失败则或许为时过早。
转型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峡谷
我经常看到这样一类困惑：为什么自由式民主在西方社会发展得风调雨顺，但是一旦离开西方，就到处带来动荡和冲突？这个看法虽然很常见，却遗忘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历史。如果我们留心西方的民主转型史，就会发现，不仅是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过程常常伴随着冲突，其实在西方历史上也同样如此。也就是说，民主转型的过程几乎在任何国家都伴随着混乱和冲突。
其实，不但民主转型如此，威权转型也一样，当民主向威权政体倒退，或者一种威权政体向另一种威权政体转型，也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混战和冲突。大家想想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想想西班牙内战、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伊朗1979年革命，哪个国家的政体转型不是伴随着巨大的动荡？原因很简单，政体转型根据定义就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组，这种抢人饭碗、砸人饭桌的事情，怎么可能一片祥和？
不妨以法国为例来看看西方的民主转型历程。今天，法国被视为一个发达的民主国家。但是，它的民主转型顺利吗？当然并非如此。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法国的第一次转型努力，但是众所周知，它一点都不风平浪静，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内战、外战、“大恐怖”，断头台几乎成了法国革命的一个象征。最后结果是什么？王权复辟，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民主崩溃。之后的事情，我们的中学历史书里也都有，法国又经历了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一战”“二战”，都充满了动荡，直到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法国的民主转型才能说是尘埃落定，而这时候距离法国革命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
法国转型的艰难不是孤例。德国、日本转型的法西斯道路，美国建设民主过程中的独立战争和内战，西班牙1936年的民主崩溃及其引发的西班牙内战……所有这些国家的历史，都显示民主转型的艰难。即使是被视为“和平转型”典范的英国，也并不真正是和平转型。1689年的光荣革命被视为“不流血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做到不流血，恰恰是因为之前的英国内战流血太多了，到了1689年各方都实在是打不动了，才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君主立宪。根据历史学家的估算，英国内战中大概有8.5万人死亡，加上战争带动的瘟疫流行，又死了10万人，有近20万人在战争中死亡，不要说占当时的人口比例，即使是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个绝对数值也是非常惊人。
所以，当很多人对当代民主转型的艰难表示吃惊时，我倒是觉得，更令人吃惊的，可能不是转型的艰难，而是居然这么多人认为它不应该如此艰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主转型从来没有一帆风顺过，它往往是风风雨雨、跌宕起伏，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候甚至是进两步、退三步。在历史上，它也很少有一次闯关成功的，常常像是运动场上的撑杆跳，一次跳不过去，两次、三次甚至数次才跳过杆去。
历史坐标系下的第三波转型
所以，把历史作为坐标系，我们发现，第三波转型浪潮未必那么失败。上次课讲到的民主衰退只是故事的一面，而故事的另一面则是民主的韧性。这种韧性体现在很多方面，不妨指出其中三点。
第一，就转型过程而言，与历史相比，第三波转型其实反而是相对平稳的，或者说，“水花”相对较小。和法国大革命所激起的狂热战争相比，苏联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解体几乎无声无息；和20世纪30年代惨烈的西班牙内战相比，西班牙70年代末的这次民主转型也是相当平静；和日本历史上脱轨的民主化道路相比，东亚地区80年代的民主转型也算是和平过渡；相比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内战，巴西、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80年代的转型都没有引发战争……当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也有战火，像伊拉克、阿富汗的战火，这些我们后面的课程还会再讲到，但是，经历战火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基本上都是内战或地区性战争，其杀伤力波及范围有限。所以，站在历史的长河上空往下俯瞰，与历史上的政治转型相比，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动荡程度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如果和历史上的各种威权转型或改朝换代相比，就更是如此了。我们之前的课讲到，苏哈托1965年开启他的独裁统治，代价是50万人的生命；柬埔寨的红色高棉1975年上台，带来200万人的死亡；沙皇倒台后的苏联内战，至少150万人死亡，如果加上后面的饥荒、疾病而死的人数，则可能高达800万人。我们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生命代价就更不用说了，什么黄巢起义、张献忠起义，那真的是血流成河。
第二，就转型成果而言，与历史相比，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呈现出相当程度的“民主沉淀”现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浪潮退潮之后，真正留下来的民主成果很有限，许多重大的转型成果都很快崩塌，并且在这个崩塌的过程中引起国际秩序地震式的变化。但是，第三波民主衰退虽然存在，它留下来的成果也更多更稳定。用更简单的话来说，它的“夭折率”更低。并且，那些夭折的新兴民主也并不像当年大革命后的法国或者魏玛崩溃后的德国那样，构成对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冲击。
上次课我说到过，在当代的转型国家中，有2/5左右经历过民主崩溃，这说明当代的民主转型绝对不是一帆风顺，但同时它也意味着，3/5的国家并没有经历民主崩溃。即使是那2/5经历民主崩溃的国家，不少也重新民主化。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此之多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期内，走向民主的沉淀，这是非同寻常的。
一个有趣的标志是，政变现象在世界各地的急剧减少。大家可以看看上图（图2-2），这是两个比较政治学者制作的一个图，展示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政变数量的变化。灰色的柱形是不成功的政变，黑色的柱形是成功的政变，大家可以看出来，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政变数量，无论是成功的还是未遂的，都在显著下降，直到今天，政变已经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越来越多的权力角逐者是在放弃“武装夺权”的观念，转向了政治的战场。
图2-2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政变数量变化图
（图片来源：Adam Taylor, “Map: The world of coups since 1950s,” The Washington Post, Jul. 22, 2016）
阿根廷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典型。历史上，它的民主转型不断被政变打断，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曾发生过七次政变，平均每七年左右就发生一次政变，但是1983年最近一次民主化以来，近40年再也没有发生过政变。当然，阿根廷至今也充满了政治斗争和冲突，但是，确实没有发生政变了，这和它自己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还有韩国，从1948年建立第一共和国开始，韩国政治就进入了过山车模式，在民主、威权之间不断摇摆、动荡，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第三共和国……40年里，一口气建立过六个共和国，但是，1988年这次转型之后，尽管韩国政治也是风波不断，但是它的政体形式却沉淀了下来。
阿根廷、韩国的情况并非例外。相当一批拉美、东亚、中东欧国家或地区，在过去40多年里走向了民主稳固。连撒哈拉以南非洲也趋势类似。有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大约一半权力更替是通过政变发生的，到90年代降到四分之一，到21世纪则进一步下降到13%。对于我们比较政治学者来说，不但“发生了什么”值得研究，“没有发生什么”也值得研究，甚至有时候，“没有发生”的事情比“发生”的事情更重要。
民主韧性的第三个表现，或许可以被称为“民主反弹现象”。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尽管不少国家存在着民主崩溃现象，但是它们中很多在民主崩溃后重新民主化。这也是历史上少见的。历史上，一旦民主崩溃发生，篡权者往往是赖在台上不走，就算其中的相对开明者最终决定还政于民，也往往是磨磨蹭蹭、拖泥带水，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1973年发动政变，到1989年才还政于民，中间是16年；巴西1964年发生政变，到1985年才回归民主，中间是21年。
但是在新的民主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民主崩溃都指向较为快速的民主反弹。比如马里2012年政变，2013年民主回归；洪都拉斯2009年政变，当年就重新组织选举。用学者伯米欧（Nancy Bermeo）的话来说，在21世纪，连政变都常常成了所谓“约定式政变”，也就是一边政变一边承诺将重新引入民主选举，显示了政治合法性观念的转变。
因为上述三个现象的存在，“民主衰退”这个说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异议。有学者指出，从民主政体的数量而言，21世纪以来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一点，无论用哪个政体评估数据库来衡量，结论类似。民主政体数量的变化曲线，只是从一条显著上升的曲线，变成了一条比较平的线，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还有学者认为，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出现了显著的民主衰退，是因为他们之前把一些根本没有民主化、只进行了一些“民主化妆术”的国家当作了民主化国家，甚至有时候直接把威权崩溃当作了民主转型——这就像一个人穿上了高跟鞋，我们就说他长高了，当他脱去高跟鞋，我们又说他变矮了，而事实是，他从来没有真正地长高过，又谈何“身高倒退”？根据这类学者的观点，对于描述当代的转型状态，比民主衰退更合适的说法，可能是“民主拉锯”——转型从扩张期进入了平台期，从吸收期进入了消化期。
民主韧性从何而来？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当代民主会展示出这种韧性？历史上的民主化成果往往很快被倾覆，那么当代的民主化过程为什么“水花”更小、更具有顽强的沉淀性和反弹力？
原因当然很多。经济发展是一个原因。当代的经济水平和历史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当一个社会僧多粥少的时候，权力格局的变动显然更可能引发巨大的动荡，十个人分一碗粥，很容易你死我活，但是如果经济发展了，十个人分五碗粥、六碗粥、八碗粥，大家就更容易心平气和了。国际格局是另一个原因。我们之前讨论过，“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全球进入了一个自由主义处于优势地位的时代，而这个罕见的国际格局对于第三波转型浪潮也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除此之外，还有技术发展的原因。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兴起，大大降低了社会动员的成本，以前你用鸡毛信闹革命，信还没送到，人可能就先被杀了，现在你发个twitter、发个facebook，可能立刻万众响应。
所以，在当代，有各种经济的、国际秩序的、技术发展的原因在支撑民主的韧性。但是今天，我想格外强调一个因素——观念的因素。一定的制度能够得以存活，往往需要一定的观念去支撑。当代世界民主的制度韧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代世界各国人民在观念上更认同民主。
在2014年的世界观念调查当中，有一个问题是：“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对你来说有多重要？”答案从1到10分布，数值越大就意味着越重要，如果我们把分布在7—10的回答归纳为“很重要”，那么美国人回答“很重要”的比例是78%，德国是88%，阿根廷是85%，土耳其是88%，伊拉克有77%，连卢旺达都有73%，其他国家也大同小异。所以，非常清晰的是，在当代几乎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大多数人都认为民主是一种很重要的价值。
可能有朋友会说，各个国家的民众都认同民主，但是大家对民主的理解不一样，土耳其人、伊拉克人、卢旺达人想要的民主，未必是英国人、德国人或者美国人想要的民主，不是选举民主、竞争民主、程序民主，而更可能是绩效民主，是政府解决民众就业、是安全、是水电供应。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缺乏实证依据，因为观念调查显示，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民众并没有把“程序性民主”和“绩效性民主”对立起来，他们这两种东西都想要，并不是说想要这个就不想要那个。
事实上，如果一定要做个比较，大部分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众，对民主的理解更多的是程序性的，而不是绩效性的。在世界观念调查2010—2014年的问卷中，也就是最新一轮公布的问卷中，有一组问题的设计恰恰用来检测人们对民主的理解，这组问题是这样的：“很多事物都是令人向往的，但不是所有这些事物都是民主的本质特征。针对下述事物，请告诉我你认为它对于民主来说有多重要。”然后问卷分别询问了人们对民主的不同理解，其中包括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也包括对民主的绩效性理解。
时间关系，我不可能详述问卷的内容和答案分布，但是这个调查中反映出来的结论是，对于新兴民主国家，尽管民众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和“绩效性理解”都高度认可，但是在其中多数，民众认同“程序性理解”的比例仍然清晰而显著地高于“绩效性理解”。可以说，程序性民主观念，已经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独特观念，而是一种在诸多发展中国家也深入人心的大众观念。这其实也不难理解。绩效是绩效，程序是程序，二者未必是一码事，就像我们会把文景之治或者贞观之治称为开明皇权时代，但不会说它们是民主时代。
所以，第三波转型浪潮的动力来自哪儿？归根结底，来自观念的变迁。过去两三百年，启蒙运动所创造的“主权在民”观念，像一匹巨大的马，把世界从走了几千年的既有道路上拽出来，往另一个方向拉去。起先可能举步维艰，因为任何新制度的启动都非常艰难，所以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都更加缓慢、更加颠簸，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加速，随着观念传播的加速，尤其是随着早发民主国家的民主稳固，这匹马越跑越快，最终出现了壮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人心之变”不但是理解制度变迁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制度沉淀的入口。当政体缺乏观念的支撑，它就像是空中楼阁，很容易倒塌。比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哪有什么支撑民主运行的文化土壤？上面或许有孙中山、宋教仁在为民主而斗争，下面却是赵太爷和阿Q们的等级世界，因此辛亥革命脱轨成军阀混战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当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它往往为民主的存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甚至，哪怕在经济水平、国际秩序或者技术变迁都存在着不足时，它也可能作为一个代偿性的力量在支撑民主的运转。1789年美国建立第一个现代“准民主政体”时，经济水平可能还不如今天的肯尼亚；印度在1947年建立民主政体时，哪有什么中产阶级？但是，在某些情境下，观念的“顽固”可以弥补经济社会条件的“赤字”，进而助推民主的落地生根。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与历史上的第一波、第二波转型时期相比，滋养民主观念的经济、社会和国际条件更加丰富。经济发展让权利不再奢侈，技术让观念传播更加高效，城市化让社会动员成本降低，而中产阶级往往成为政治动荡的缓冲剂。在这些因素的加持下，现代人越来越相信政治道义与社会自主性相联系，民主话语越来越成为政治合法性话语的“缺省设置”。毫无疑问，在许多国家，人们的耐心尚未匹配其愿望，民主的“技艺”抵达不了其决心，理想主义激情常常淹没现实主义策略，因此出现了广泛的民主衰退现象。但是，那种对“制度化的承认”之渴望会被一时一地的政治潮流终结吗？尽管历史的风向永远在变化，对此我还是感到怀疑。
8. 法国往事：转型浪潮中的第一艘泰坦尼克号
在前面两讲中，我们谈到当代新兴民主遭遇了各种转型困境，历史不但没有在冷战结束后终结，“历史终结论”反而被现实的变迁给终结了。不过，人类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是把自己这一代人所遭遇的困境，当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每每夸大它的重量与高度。事实是，民主稳固的困境不是当代现象，自启蒙运动开始播散人民主权观念后，在政治近代化过程中，几乎所有老牌民主国家都遭遇过今天新兴民主国家所遭遇的“稳固困境”。比较政治学不仅仅是比较不同的国家，也是比较历史与当下，从中获得一个更辽阔的认知尺度。为了抵达这一视野，或许可以从第一波转型中第一艘“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说起。
什么是第一波民主转型浪潮中的“泰坦尼克号”？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众所周知，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等并驾齐驱，构成近代史上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起点。就民主化的深度而言，法国革命其实比美国革命走得更远，但是，其结局却比美国革命要惨烈得多。革命后的美国，虽然也充满党派斗争，奴隶制问题更是在后来引发了内战，但总体而言，其民主走向了稳固和深化，美国宪法穿越200多年的时空，至今仍然有效，并护佑美国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相比之下，法国革命经历了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共和国、帝国再到复辟的过山车历程——讽刺的是，到了19世纪，类似的过程又循环了一遍。于是，从1791年到1852年，法国产生了七部宪法、两部宪章和一个补充条例。托克维尔曾讽刺道，法国60年里制定了九部或十部“永久性的”宪法。
更重要的是，法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人道主义代价。在1793年《惩治嫌疑犯条例》下，抓捕的政治犯可能高达50万人，占男性人口的5%，死于恐怖统治时期的人数大约在3.5万～4万之间——作为一个注脚，在290个著名革命家中，43%死于暴力，29%被执行死刑，其中大部分被送上断头台。[1]受难的也绝不仅仅是“反动贵族和教士”，研究显示，在巴黎革命法庭上被判死刑的人中，71%来自第三等级。革命引发的欧洲战争更是伤亡惨重，据估计，1792—1814年，由法国革命引发的战争导致欧洲大约30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大约140万法国人。[2]不但民主覆灭，它所引发的政治海啸可以说是遮天蔽日。相比之下，今天新兴民主转型的失败在“震级”上反而是小巫见大巫了。
更彻底的民主革命
法国革命是近代史上的第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英国革命虽然比法国革命早100多年，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和国王之间分权的一场斗争，直到1832年选举改革后，英国还存在选举权的各种财产门槛，著名的宪章运动正是英国工人争取普选权的抗争。美国革命虽然和法国革命几乎是同时爆发，并将大规模代议选举写进了宪法，但民主并不是美国宪法的最核心原则——最核心原则是自由。美国宪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二字，在阐释美国宪法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多处出现警惕“多数暴政”的观点。法国革命的“人民主权”精神则非常清晰。1789年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主权归属于人民，任何机构或者团体不得行使人民所未授予的权力”，“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参与法律的制定”，此类表述是英美《权利法案》中完全没有的。
作为这种人民主权观的体现，法国革命在民主实践方面比同时期的美国革命要激进得多。美国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之后——也就是革命半个世纪之后，才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而且仅仅限于白人，但在法国革命的1793年宪法中，成年男子投票权的财产限制已经被彻底废除，甚至，在这一版的宪法中，出现了一些其他同时期革命都没有的崭新原则——公共救济原则、工作权、公共教育权等。这个宪法的通过方式本身——公投——也体现了法国革命的民主性。美国宪法虽然也由各州通过才得以确认，但毕竟是由各州的议会投票通过，和法国革命中的全民公投不可同日而语。
法国革命的民主性不仅体现在制度设计上，也体现在革命实践中。与英美革命相比，法国革命是更根本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尽管革命始终有精英主义色彩，从君主立宪派到吉伦特党、雅各宾派、督政府再到拿破仑，都可谓革命先锋，但是“群众”的身影，尤其是“无套裤汉”们的身影，却比同时期其他革命中要显著得多。从攻占巴士底狱到进攻凡尔赛宫，从冲击巴黎王宫到包围国民议会，街头运动的力量都功不可没。这种力量最经典的表现，莫过于1793年6月2日无套裤汉对国民公会的武装包围。当时，雅各宾势力和吉伦特党人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为清除吉伦特党人势力，雅各宾派发动巴黎公社8万民众包围国民公会，要求驱逐并逮捕吉伦特党人。当国民公会主席传话出来要求结束这种武力威胁时，起义军的总指挥回话道：“告诉你们的蠢货主席，他和他的议会去死吧，一个小时之内不交出那22个人（吉伦特党人），我们就炮轰他们。”[3]最后，“群众”当然胜利了。这个“群情激奋、万众一心”的画面可以说是法国革命的一个生动缩影。
此外，法国革命也更“彻底”。严格来说，英美革命本质上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法国革命则既是政治革命，也是经济革命、社会革命。美国革命改君主制为共和制，但基本的产权制度、经济关系、宗教体系、文化风俗却不是革命的目标，而法国革命却涉及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一系列改造：废除贵族和教会特权，大量充公贵族和教会的财产，甚至采取发行“指券”、限制商品价格等计划经济措施。最能体现这种革命彻底性的，莫过于革命者对时间的“改写”了：为了取代“腐朽”的基督教日历，革命者把一个月改成三个星期，一个星期十天，一天十个小时……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提到法国革命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很美的月份名称：雾月、果月、芽月、牧月等，据说这是专门找了一个诗人来取的名字，表达法国摆脱宗教束缚、向“大自然”回归的革命精神。
或许正因为法国革命更民主、更彻底、更具颠覆性，它才获得“大革命”的尊称——我们没有听说过“英国大革命”或者“美国大革命”，但是法国革命却成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革命”。也正是因此，无数同时代的思想家、改革派曾对法国革命寄予厚望——杰斐逊曾参与法国《人权宣言》的起草，贝多芬曾给拿破仑写过交响曲，而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说法，恰恰是来自黑格尔对法国革命的惊叹。
不自由的民主
然而，这样一场更民主、更彻底的革命却“沉船”了。固然，从民主理念、民族主义思潮、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传播的角度而言，不能说法国革命失败了，但是就法国民主政体的稳固而言，法国革命显然失败了。如前所述，历经1789年革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1年革命，法国都没有建立可持续的民主政体，法国的民主稳固直到20世纪中叶才实现。
为什么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转型运动失败了？理解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在我看来，法国革命不但是现代革命的原型，其失败也是现代革命失败的原型。也就是说，理解法国民主革命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过去300年其他民主运动的源头，而理解其民主稳固的失败，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过去300年——包括当下——很多国家民主稳固失败的机制。战场上讲“擒贼先擒王”，其实，做社会科学研究也差不多，抓住一些重量级的事件，观察它的变化轨迹，分析它的发展逻辑，或许有利于我们理解同类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机制。
法国革命何以“翻船”？几百年来，学者们已经对此进行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我不可能一一介绍，但我觉得有一个概念，对其失败机制有相当的概括力，那就是“不自由的民主”。
什么叫“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其实是当代记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提出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新兴民主中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些明明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治家，却挣脱权力的制约机制，打压反对派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以此实现权力的巩固。1997年，扎卡利亚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名字就叫“不自由民主的崛起”。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西方，民主意味着自由式民主，其特征不仅仅是自由公正的选举，而且是自由主义，也就是法治、分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财产保护等；今天，自由式民主的这两股力量，曾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合二为一，却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分为二。民主在崛起，宪政自由主义却没有与之同步。”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扎卡利亚提出“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是因为他发现，民主的发展和自由的发展未必同步。我们常常假定，民主必然带来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市场自由，但是扎卡利亚发现，在新兴民主中，民主的出现未必伴随着这些自由的出现。所以，“不自由的民主”是一条腿走路的民主。一方面，它具有民主的外壳：它承认普选权，追求政治平等，热衷于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这是它与传统威权体制不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通过民主途径产生的执政者又限制政治自由，以民主的名义打压反对派，压缩政治选项，从而取消民主政体的实验性特质。
注意，扎卡利亚这段话在涉及西方时有一个状语：“近一个世纪以来”。也就是说，将民主和自由融合起来，对于西方来说，其实也是近一个世纪的事情，在此之前，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也是或者重自由而轻民主，或者重民主而轻自由。在一个启蒙理念已经相当普及的时代，“重民主而轻自由”的危险则格外清晰。为什么？因为以捍卫王权的名义打压自由已经失去道德魅惑力，但是民主理念中所包含的平等激情、集体激情、动员激情却可能为碾压自由提供道德合法性。
观察法国革命的高峰期，“不自由民主”的种种特性清晰可见。固然，法国革命比英美革命更民主、更彻底，但其民主的高歌雄进与自由的日渐凋零可以说如影随形。在革命的高峰期，《惩治嫌疑犯条例》呼吁逮捕“所有发表反动作品的专制和封建残余分子”，另一项法令则禁止发表挑战救国委员会的言论，《杜申老爹报》《老科德利埃报》等报纸被封，言论出版自由不复存在。集会结社自由也随着雅各宾派的集权化而消失——“群众”的力量曾经是雅各宾派清除异己的助推力，但是随着清洗的结束，罗伯斯庇尔下令关闭全国各地的辩论俱乐部，连无套裤汉们也失去了组织基础。
于是，解放运动成为人人自危的政治恐怖主义。遍布全国的“监察委员会”负责搜集所有人的言行情报，革命法庭则可以逮捕任何“自由之敌”。谁是“自由之敌”？标准模糊不清：阴谋反叛、价值观扭曲、意见不一致、发表不当作品，甚至拥有一幅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作都可能入罪。“1793年6月21日，在圣安托万郊区的工人阶级生活区，人们听到一个男人叫喊：以前，香皂只要12苏，现在香皂要40苏。共和国万岁！”他因此被捕。[4]在这个过程中，法治自然被抛之脑后，对吉伦特党人的审判没有出具任何文件，也没有任何辩护律师，甚至许多被指控的人被禁止发言。当丹东、德穆兰等相对宽容的雅各宾派对革命大开杀戒表示不满时，他们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宗教自由远在大恐怖时期之前就已经被侵蚀。1789年国民议会决议将教会财产“交给国家支配”；1790年的《教士公民组织法》则要求牧师宣誓效忠新政权，并日常宣读议会的所有法令，成为革命政权的“宣讲代表”。到了革命的高峰期，针对教会的“破四旧”轰轰烈烈地展开，教堂里的十字架被砸掉，含有圣徒名字的街名地名被更换，巴黎圣母院则干脆改名“理性殿堂”。可以说，革命自身成为一种新的宗教。
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凋零也成为必然。尽管《人权宣言》中宣称了对财产权的保护，但是战争、叛乱、经济危机等一系列困境还是使得这些条款被束之高阁。逃亡贵族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富人被强行“借款”，面对民众要求粮食限价的呼声，国民公会出台法令予以支持，对此罗伯斯庇尔表示：“财产权并不等于让市民同胞们忍饥挨饿！大地的粮食，就像空气一样，属于每一个人。”[5]
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法国革命中的民主原则更加激进，民主实践更加深入，但另一方面，革命的风暴卷走了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宗教自由、法治精神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所确立的民主政体，是一种“不自由的民主”，或者用学者塔尔蒙（Jacob Talmon）更早发明的概念来说，是一种“极权主义民主”。
善与恶的“捆绑销售”
为什么一个如此高远的民主理想在实践中变形为“不自由的民主”，乃至最后民主自身也灰飞烟灭？显然，战争局势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美国革命也历经了战争，对自由的碾压却从未到达法国革命的程度。将法国革命的悲剧都推卸为雅各宾派乃至罗伯斯庇尔的个人专权也并不恰当——如前所述，雅各宾的崛起与巴黎无套裤汉们的热烈支持有关，否则它很难在国民公会中战胜吉伦特党人和其他中间派，成为权力垄断者。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普通民众会支持这样一个压制自由的政治势力？毕竟，自由是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首要原则。
或许这是因为，人们放弃自由的时候从来不是因为热爱专制这种“恶”，而是因为人们在热爱自由的同时相信有更高的善值得追求，比如平等，比如正义，比如认同，比如面包，比如救亡，以至自由作为次要的善可以“暂时”被舍弃，从而换取那个更高的善。甚至这种“交换”可以被表述为：牺牲暂时的自由来获得长远的自由，牺牲形式的自由来获得实质的自由。这或许可以被称为政治当中的“善恶捆绑销售”原则。我们知道，如果有人在街上向我们兜售一堆酸苹果，我们多半不会去买，但是，如果有人把一堆酸苹果和一堆甜樱桃放在一起，说买五斤苹果、送五斤樱桃，那我们可能就一个箭步冲过去买了。在任何国家，面对民众，恶都是很难被推销的。打压异己、剥夺自由是一种恶，直接推销它很难奏效，但是，当恶与善捆绑出现，人们却有可能为它慷慨解囊。
在法国革命的情境下，这种更高的善归根结底可以被概括为“公共意志”（general will）。众所周知，卢梭是法国革命的精神导师，革命中不管哪个派系都以援引卢梭为荣，“公共意志”理论正是他的学说。为什么说卢梭的“公意”学说通向“不自由的民主”？和美国的开国思想家们一样，卢梭在构建其社会契约论的时候就敏锐地意识到，人民主权观念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政治的派系化——如何防止民主堕落为不同政治势力追逐私利的竞技场，是两国革命者共同的难题。美国的开国思想家们的解决方案——正如《联邦党人文集》所揭示，是“以野心对抗野心”，以派系制衡派系，所以美国宪法的要旨在于各种政治制衡。但是，卢梭的方案则是诉诸“公共意志”，即每个派系依靠美德，超越各自的私利，抵达一个最合乎公共利益的“公共意志”。这种“公意”与私利和私利之间相加减形成的“众意”显然不同——“众意关注的是私利，不过是各种特殊利益的加总而已”。受到卢梭的影响，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明文表示：“法律是公共意志之自由而庄严的表现”。
固然，卢梭的学说表达了对民主困境的清醒认识，但其方案却为“不自由的民主”埋下了伏笔。“公共意志”本质上假定了理性的“客观性”、“唯一性”和“真理性”，它以美德的名义否认了人性的局限，以“公共”的名义取消了社会的多元性。正如塔尔蒙所言：“公意对于卢梭就像是一个数学事实……一个人不被邀请去表达个人偏好，也不被询问他是否赞同一个提议，而是被询问该提议是否合乎公意。”[6]可以说，法国革命中后来发生的雅各宾权力垄断乃至恐怖统治，都是这种“客观真理论”的展开形式而已。
不幸的是，自由注定是多元的、喧嚣的、混乱的、充满差异和冲突的，正是基于对自由的这一现实主义理解，美国的开国之父们构建了一种以接纳私利、接纳派系、接纳冲突为前提的民主体系，但对于法国的革命家而言，将各派思想统一到神秘而模糊的“公共意志”中则是当务之急。在革命走向失控之际，罗伯斯庇尔写道：“我们必须拥有单一意志。这个意志只能是共和的意志或是保皇的意志……内部威胁来自资产阶级，要打败资产阶级，我们必须发动人民。一切已经准备就绪，要将人民置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要让共和国的捍卫者在断头台上死亡。”[7]于是，革命的恐怖不但可以被接受，而且成为一种道德义务，“没有道德，恐怖统治会毁灭一切；没有恐怖统治，道德便毫无用处。恐怖统治就是正义”。
可见，在法国革命中，“不自由民主”的崛起，与其说完全是某个或者某些政治强人操控权力的结果，不如说它内置于革命者们如何理解政治、如何理解社会，乃至如何理解人性。这种民主模式的构建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就“上”而言，统治者往往需要打压异己者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就“下”而言，民众则往往渴望一种万众一心的“短平快”救世方案。这也是为什么不自由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威权—民粹主义，它的一头是威权，另一头则是民粹。
遗憾的是，不自由的民主绝不仅仅是“法国往事”。几百年来，在新兴民主当中，它是一种流行病。无论是第二波民主化中的德国或西班牙，或者第三波民主化中的诸多新兴国家，相似的模式不断浮现：民主在上升，自由却成为其牺牲品。一个运动型的政党在一个魅力型领袖的领导下，通过民意赢得权力，再通过打压自由来赢得更多选票，下次胜利后更加严厉地打压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民主不但没能约束权力的滥用，反而为滥用权力提供了合法性。
然而，失去自由的民主真的能够得以维系吗？这就像只有一个品牌的电脑市场会出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吗？即使会出现，恐怕也不如竞争压力之下的产品改良那么有效率。民主的智慧来自演进的可能，而演进需要试错的空间。或许法国革命中的一个细节提供了暗示：1793年宪法——也是最民主的雅各宾宪法——6月份刚出台，10月份就被搁置了，公共安全委员会以情势紧急为由，宣布暂时搁置宪法，但为了表达对宪法的诚意，他们郑重其事地把宪法文本放到了雪松木箱子里以备后用——只是，这部宪法再也没有被拿出来过。
显然，扎卡利亚是对的：民主和自由有交叉之处，但它们并非同一事物。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遗憾的是，学习民主可能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而后者是一种习俗。制度改写易，移风易俗难，这种不对称或许正是为什么新兴民主常常掉入“不自由民主”的陷阱。在任何国家，当政治制度迅速变革，它都可能与既有的政治习俗脱节，只能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遗憾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变迁没有捷径，它必须穿过千千万万人的心灵。
* * *
[1]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鄢宏福、王瑶译，天地出版社，2019，第351—352页。
[2]Geoffrey Ellis, The Napoleonic Emp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121-122.
[3]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0, p.1286.
[4]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2019，第180页。
[5]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2019，第181页。
[6]Jacob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Mercury Books, 1961, p.41.
[7]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2019，第199页。
9. 埃及：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阿拉伯之春”，大家应该都知道。2011年初，突尼斯小贩布阿齐齐的死像一根火柴，点燃了一场席卷整个阿拉伯地区的革命，这场革命被称为“阿拉伯之春”。在这场风暴中，阿拉伯地区的威权政府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先是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倒台，然后是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然后是利比亚的卡扎菲，然后是也门危机、叙利亚危机，等等，连沙特阿拉伯这种常年昏昏欲睡的国家，街头也一度涌现出很多抗议民众。
一开始，无数人感到欢欣鼓舞。毕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了全球，却迟迟没有触及阿拉伯地区，以至比较政治学界存在着一种“阿拉伯地区例外论”——注意，是“阿拉伯地区例外论”，不是“伊斯兰地区例外论”。为什么呢？因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不仅仅是阿拉伯地区，还有印尼、印度的相当一部分人口、土耳其、南欧部分地区、中亚各国等，而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也进入了民主化浪潮。“阿拉伯地区例外论”认为，由于阿拉伯地区的石油经济，它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加上对伊斯兰教的保守主义诠释等因素，阿拉伯地区走向民主的可能性不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伊斯兰文明的其他地区。
但是，“阿拉伯之春”猝不及防地出现了，一个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威权政体居然倒塌了。穆巴拉克在位已经30年，本·阿里在位25年，卡扎菲在位42年，但是，一个小贩之死就唤醒了民众，人们发现，原来这些铁腕强人不过是“纸老虎”，大多不堪一击、在抗议声中丢盔弃甲。所以，一些人认为，原来阿拉伯地区也并不是什么例外，只不过解冻得比较晚而已。
威权倒台≠民主转型
显然，今天回头看，这种看法过于乐观。虽然第三波民主化在所有地区都充满了挑战，但是像阿拉伯地区这样几乎可以说是全军覆没的，却是绝无仅有。为什么说“几乎全军覆没”？我们看一看阿拉伯各国的政治现状即知：在埃及，短暂的民主实验之后很快发生政变，新的军人政体甚至比穆巴拉克时代更加高压；在利比亚，卡扎菲倒台后，出现了多个政府，陷入内战；在也门，陷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内战，成为伊朗和沙特两个地区性大国的代理战场；在叙利亚，根本没有来得及转型，就陷入一团乱麻的内战……唯一的例外是突尼斯，在最初几年的挣扎之后，它的民主政体终于站稳了脚跟，但它的治理绩效也乏善可陈。所以，纵观整个阿拉伯地区，短短十年，“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阿拉伯之冬”。
看来，正如人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出现没有心理准备，它流星般的坠落同样令人错愕。为什么会错愕？或许是因为，在当代世界，人们倾向于直接把威权倒台等同于民主转型，把民众反叛等同于民主革命。这是一个常见的认知陷阱。当我们看到一个专制政府被推翻，我们往往直接假定之后会是民主崛起。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威权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见的后果是另一个威权体制的建立，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战乱的出现，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专制倒台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民主政体。
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当然是这样，现代社会也常常如此。清王朝垮台之后，建立的不是民主政体，而是出现了军阀混战；伊朗1979年革命，巴列维王朝倒台后，出现的也不是自由式民主，而是神权政治；1989年苏联撤出阿富汗，最后迎来的更不是自由式民主，而是塔利班政权……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并不是什么意外，它只是又重复了一遍常见的历史而已。娜拉出走之后，未必就获得了解放，很有可能她只是进入了一个更不幸的婚姻而已。
埃及短暂的转型实验
问题是：何以如此？既然威权政府已经被推翻，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如此之难？原因当然很多，各国的转型困境也未必相同。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个常见困境，我把它叫作“裂痕动员”。关于这个困境，最恰当的例子可能就是埃及。
讨论埃及转型，我想从一个人的死说起。2019年的6月，有一条关于埃及的新闻，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但是我读到后心里一沉。这条新闻是埃及前总统穆尔西的死讯。据报道，已被关押6年的穆尔西在庭审过程中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去世，终年67岁。报道还说，穆尔西有糖尿病、高血压，但是政府对他的关押方式极不人道，很大程度上穆尔西是被虐待而死。
为什么读到这个消息，我会心里一沉？因为穆尔西的死，可以说象征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在许多方面，穆尔西都是“阿拉伯之春”的象征，他象征着“阿拉伯之春”昙花一现时的光芒，也象征着它速朽后的凋零。如果他还活着，不管政府怎么关押审判他，剧情或许还有反转的机会，但是，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政治篇章真的被画上了句号。埃及的下一次转型机会，如果有的话，也将是遥不可期。
为什么说穆尔西是“阿拉伯之春”的象征？因为他是“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整个阿拉伯地区第一个民选产生的总统。加上埃及这个国家的分量，它在整个阿拉伯地区的重大战略地位，所以穆尔西的象征意义非常重大。然而，他2012年夏天当选，仅仅在位一年，对他来说也是漫长而痛苦的一年，2013年就被推翻了。
谁推翻了穆尔西政府？表面上看，是军方。2013年7月3日，埃及军方首领塞西下令逮捕穆尔西。当这个举动激起了穆尔西支持者声势浩大的抗议之后，暴力镇压开始了。镇压的高峰期，一天之内就射杀了800多人，之后，军政府更是发起了大规模抓捕，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几乎所有的活动家都被捕入狱，有些甚至直接被判死刑。然后，2014年，通过一场举世公认的伪选举，塞西以96%的高票当选总统。
但是，军方政变只是表象。事实上，在推翻穆尔西的过程中，军方几乎是最后上场的。在军方出动之前，街头针对穆尔西的抗议已经持续数月，到2013年6月份，也就是穆尔西下台前，据报道，整个埃及的抗议人数高达1400万，是埃及历史上最大的抗议，比两年前赶跑穆巴拉克的声势还要浩大。
所以，某种意义上，不是军方主动出来推翻穆尔西，而是军方在抗议民众的邀请下出面推翻穆尔西。到他们出来收拾残局时，简直可以说受到民众的夹道欢迎。当时很多人高喊的口号就是：“军队人民手牵手！”“军队人民在一起！”政变的消息传出来后，很多公众人物对军队表示感谢，无数人自发地把社交媒体头像换成塞西。所以，2013年的夏天，是军队和民众合谋、而不是军方一意孤行地推翻了穆尔西。
大家可能会奇怪，等等，为什么民众要和军队合谋推翻穆尔西？不是他们自己一年前刚用选票把穆尔西给选上台去的吗？答案很简单：此民众非彼民众。选举穆尔西上台的那批民众和推翻穆尔西政府的那批民众，不是同一批人，而最戏剧化的是，他们在人数上，几乎旗鼓相当。这一点从选举结果就可以看出来，在2012年总统选举的最后一轮投票中，穆尔西的票数是51.7%，而其对手的票数是48.7%。两个数字的接近程度，正说明埃及社会的巨大裂痕。
民主转型的常见困境：裂痕动员
现在，我们终于抵达了这一讲的核心概念——裂痕动员。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民主必然意味着政治动员，因为每个政党都需要“发动群众”才能吸引选票，对不对？但是，当“发动群众”发生在一个社会裂痕清晰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动员就可能意味着社会裂痕的扩大甚至撕裂。
我们经常使用一个概念，叫作“人民”。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似乎假定了所有的民众构成一个整体，似乎只要推翻了独裁者，民众就会手牵着手建设民主。遗憾的是，民众从来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多元的，甚至是两极化的。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这种多元性可能反而会变得清晰，甚至可能强化，而当社会撕裂到达一个水火不容的程度，民主就走向崩溃。这正是2013年埃及所发生的事情。
在不同的国家，社会裂痕的分界线有所不同，有的是所谓左右之争，有的是民族之争，有的是地区之争。在埃及，这个裂痕沿着宗教的政治角色展开。
我们知道，埃及是个穆斯林国家，90%的人口都是穆斯林，所以矛盾的焦点并不是是否应该信奉伊斯兰教本身，而是伊斯兰教在政治当中的位置。根据人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埃及社会大体可以分为“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顾名思义，“政治伊斯兰派”强调政治与宗教的结合，更加保守，而“政治世俗派”更强调政教分离，更加世俗化。
在现代埃及，正如在许多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一直存在着“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的斗争。不过，几十年来，“政治伊斯兰派”一直处于下风，因为政权一直被军方的强硬世俗派把持，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时代一直如此。一个标志就是穆兄会，一个相对保守的穆斯林组织，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在埃及现代史上，它几度试图登上政坛，每次都被军方打回去，只能在非政治的领域——比如教育、社区服务等领域展开活动。
但是，2011年革命之后，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这股长期被压制的政治力量被释放出来了。2012年埃及展开选举时，其他政治力量根本来不及组织起来，只有穆兄会是一个现成的全国性组织，一夜之间，它就完成了政治化过程，成立了自己的政党，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也就是穆尔西。于是，通过选举，穆兄会的力量一口气成了议会多数、制宪会议多数，最后拿下了总统选举。
对于“政治伊斯兰派”来说，被压抑了几十年之后，他们终于从地下走到地上，扬眉吐气了。但是，在裂痕的另一边，“政治世俗派”却觉得，是他们的广场斗争推翻了穆巴拉克的独裁，现在，革命成果居然被穆兄会给窃取了，宗教势力成了“上山摘桃子”的人。于是，有了2012年到2013年长达一年的政治对峙。无论是街头，还是议会，“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的对抗愈演愈烈。
从穆尔西的角度来说，他通过公正自由的选举上台，当然有权决定国家前进的方向，于是他在政府部门安插了很多穆兄会的成员，推动制定新宪法，在遇到巨大阻力时，宣布制宪会议不受宪法法院裁决影响。从“政治世俗派”的角度来说，他们担心埃及的世俗政治传统被推翻，担心埃及会像伊朗、沙特那样政教合一化，因此，对于穆尔西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从这个有色眼镜出发去诠释。哪怕穆尔西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做出了妥协，他们也不依不饶，开始是推动军队、解散下议院，后来是退出制宪会议，最后是坚持要刚上台不到一年的穆尔西下台。某种意义上，穆尔西做了什么已经不重要，“当选”就是他的原罪，他只有下台才能“谢罪”。
在这个对峙过程中，军方是那个打破平衡的力量。不过，埃及军队从来不是一个中立的力量，它显然是“拉偏架”的，因为长期以来，军队是埃及政治世俗化的中流砥柱。2011年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政府，但是并没有推翻他手下的军队，所以有人说，革命只是吹走了埃及政治的表层纹理，从来没有动摇过所谓的“deep state”（就是所谓的“深层国家”），而这个deep state的代表就是军方。起初，军方“拉偏架”还比较含蓄，比如通过法院去解散穆兄会掌控的议院，但是，当街头对抗愈演愈烈，它就有了发动政变的最好借口。于是，就有了2013年7月的政变。
因此，纵观埃及短暂的民主历程，我们发现，所谓军民对抗的背后，是社会本身的裂痕。我们常常听说一句话，当鸡蛋和高墙对峙的时候，要站在鸡蛋的一方，因为鸡蛋是弱者，对不对？但问题是，在很多民主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对峙不是鸡蛋和高墙的对峙，而是鸡蛋和鸡蛋的对峙。一半鸡蛋要左转，另一半鸡蛋要右转；一半鸡蛋要民族主义，另一半鸡蛋要普世主义。在埃及的背景下，一半鸡蛋要政治伊斯兰化，另一半鸡蛋要政治世俗化。这种多元社会结构下的“诸善之争”，才是自由社会最大的困境。
裂痕动员造成的转型困境，显然不是埃及独有。在整个中东，土耳其、伊朗、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情形和埃及相似，而在也门、伊拉克这样的地方，战线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展开。如果放眼全世界，五花八门的裂痕动员就更多了，什么黄衫军和红衫军的对立、亲俄派和亲欧派的对立、蓝营和绿营的对立、黑衣人和白衣人的对立……冲突太多，我感觉颜色都快不够用了。哪怕在欧美，我们都知道，也存在所谓留欧派和退欧派的对立、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立、反移民和支持移民的对立，等等等等。
民主政体自我颠覆的潜质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政治动员容易暴露甚至深化裂痕，靠政府保持社会团结，把整个社会拧成一股绳子，问题不就解决了？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呢？在很多情形下也未必。比如，纳粹德国一度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但是，我们会把它当作理想的政治模式吗？多半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珍视社会团结，但我们也珍视自由，而自由必然包含着多元性，正如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说，“自由之于派系，如同空气于火……只要人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理智，就会形成不同意见。”并不存在作为整体的人民，只有形形色色的群体。
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有房子的人希望房价涨，没房子的人希望房价跌，那有房子的人和没房子的人，谁不是人民？农民希望粮价上涨，城里人希望粮价下跌，那农民和城里人，谁不是人民？环保人士希望关闭化工厂，化工厂工人希望继续开工；有人相信上帝，有人相信安拉；有人热爱中医，有人鄙视中医……所有这些对立阵营里，谁不是人民？所以，只要一个社会存在着阶层之分、存在着观念之分，就不可能存在着万众一心的“人民”。一个社会的自然状态一定是多元的、矛盾的、吵闹的。如果你觉得“万众一心”是好事，一定是因为你不是那第10,001个声音。
现在，问题来了。一方面，自由的社会一定是多元的、有裂痕的；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政治动员，而政治动员可能暴露社会裂痕。这两个现象结合起来，是否意味着民主制度天然具有自我倾覆的危险性？不幸的是，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民主常常非常脆弱。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极左和极右的社会裂痕；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灭亡，同样是因为左右之争；土耳其历史上的数次民主崩溃，都是因为“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间的斗争。埃及的民主崩溃，则是类似悲剧的又一次重演。我们观察历史，不得不承认，民主制度是脆弱的，而且它常常是亡于内爆，也就是被社会内部的撕裂倾覆。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民主必然摧毁它自身？当然也未必。至少就过去100多年而言，我们的确看到，相当一批民主国家走向了政体稳固，并且，总体而言，民主的国家经济也相对发达。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民主政体会被“裂痕动员”颠覆，而另一些时候能够突破“裂痕动员”的诅咒？这个问题，下一次课我们继续探讨。在这一次课，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对于民主转型，推翻威权政府只是民主革命的上半场，克服社会撕裂则是民主转型的下半场。对于很多国家，下半场比上半场还要艰难。这或许是因为，推翻威权政府只需要推翻一个统治集团，而克服社会撕裂则需要所有阵营同时保持克制。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只有起点但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每一代人接过接力棒时，都需要以其勇气但尤其是以其宽容，重新证明自己能够承受自由的重负。
10. 南非：转型何以软着陆？
上次课我们讲到“裂痕动员”，讲到埃及转型仅仅两年，新生民主就因为巨大的社会撕裂而崩溃。这次课我想讨论另外一个例子，一个也是社会裂痕极其清晰的国家，但是它的民主转型却出人意料地实现了软着陆。这个国家，就是南非。通过这两次课，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来思考：为什么同样是社会裂痕清晰的国家，有些能够实现转型的软着陆，而另一些却走向了民主崩溃？
南非民主转型的软着陆
今天的南非，绝不是一个理想国家，它贫富悬殊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堪忧，但是在一点上却构成了一个奇迹：1994年转型以来，它建立并维系了民主政体，没有发生埃及式的民主崩溃，更没有发生利比亚、叙利亚式的内战。事实上，相比转型前四处开花式的暴力冲突，今天南非的暴力冲突也显著下降了。比如，以开普敦市而言，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10年间发生了30起大规模抗议或骚乱事件，但是2000—2010年的10年间只有9起此类事件。
我常常看到一种说法，说南非黑人当政后，经济就一落千丈。这也并非事实。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4年南非的人均GDP是3445美元，2019年是6001美元，如果看人均购买力GDP，则从6328美元增至13,000美元。如果看GDP年增长率，1970—1993年种族隔离阶段平均是2.2%，1994—2018年则是2.8%，虽然都不算高，但是转型后实际上平均增长率还略有提高，也不存在一些人印象中的“白人治下经济蒸蒸日上，黑人治下一落千丈”的情形。所以总体而言，南非的转型实现了软着陆。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奇迹，是因为南非的所有社会条件似乎都诅咒了它的转型。我们知道，转型之前，南非实施了长达40多年的种族隔离政策，这种制度性羞辱的恶果，就是南非社会充满了弥漫性的暴力。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面对持续上升的国内外抗议，四面楚歌的南非白人政权越来越诉诸暴力镇压来维持秩序，各种绑架、暗杀也层出不穷。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页第一张图（图2-3），这是种族隔离时期警民冲突的画面，可以想象当时的政治气氛。变本加厉的白人暴力，也反过来激发了黑人民众的暴力复仇主义。当时南非非常惊悚的一种私刑，是所谓的“项链审判”，就是把轮胎挂在对方的脖子上，浇上汽油点燃。而且，矛盾不仅仅是在黑人和白人之间，白人内部也有极右派和温和派的斗争，黑人内部也有激烈冲突，尤其是祖鲁族聚居地的分离主义，一度发展为激烈的武装冲突。下一页的第二张图片（图2-4），就是祖鲁地区因卡塔党的武装战士。
图2-3 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警民冲突
（图片来源：Emma Clancy, “Sharpeville: Brutal Massacre that galvanisedanti-apartheid movement,” Anphoblacht, Mar. 25, 2010）
图2-4 南非祖鲁族聚居地因卡塔自由党的武装战士
（图片来源：Suzanne Daley, “The Day Apartheid Died,” New York Times, May 8, 2019）
所以，南非转型的背景就是几十年的仇恨以及逐渐失控的暴力冲突。20世纪90年代初，曼德拉带领非国大和德克勒克政府谈判期间，经常是屋里在谈判，外面是各种怒吼和燃烧弹。有一次，一个极右组织干脆开着一辆全副武装的车冲进了谈判现场。
让种族冲突雪上加霜的，是经济裂痕。我们知道，基尼指数是衡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世界上基尼指数最高的地方是哪里呢？无论是1994年还是现在，都是南非，而且是甩第二名很远的那种独孤求败式冠军。所以，种族仇恨加上贫富悬殊，南非的社会裂痕不是一道缝隙，而是一个深渊。
如果裂痕动员能够颠覆埃及的新兴民主，那么基于同样的逻辑，它就更应该颠覆南非的转型了。这一点，其他转型条件类似的国家也可以构成一个参照系。比如南非的邻居津巴布韦，也是脱胎于白人政权，权力移交给黑人多数，也是族群裂痕深刻，转型的结果是什么？内战、族群屠杀、逆向种族主义、经济崩溃、超级通货膨胀。又比如卢旺达，和南非一样，也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和谈进程，但是，就在南非举行大选的同一年，卢旺达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大屠杀，近百万人被屠杀。所以，南非的和平转型绝非“必然如此”。
共同的底线：胜利者的宽容
为什么南非能够突破社会裂痕的诅咒走向转型软着陆？或者说，为什么任何国家能够突破社会裂痕的诅咒，实现平稳转型？我把答案总结为一个词——共同的底线。民主运转起来并不需要全社会就所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不需要“万众一心”，但是它需要人们就“如何对待分歧”达成共识。这就像足球赛，比赛双方可以对抗，甚至激烈对抗，但是他们需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否则一场足球赛迅速会演变成大型斗殴。对于民主运行来说，这个“共同的底线”是什么？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胜利者保持宽容，失败者保持耐心。
首先我们来看“胜利者的宽容”。如果胜利者上台之后，开始追求赢者通吃，走向“多数暴政”，那么结果是什么？重则民主直接崩溃，轻则走向我们之前谈到过的民主伪劣化。这正是津巴布韦所发生的事情。津巴布韦的穆加贝上台之后，首先是打压曾经和他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并肩作战的战友恩科莫，为了清洗恩科莫的政治势力，在其家乡展开屠杀。然后是打击白人，推动所谓“快速土改”，其实就是鼓励黑人“打土豪，分田地”，结果可以想象：白人纷纷逃亡，占人口比例从5%左右一路降到今天的“可以忽略不计”。之后，穆加贝政府又对反对党“民主变革运动”进行各种打压和骚扰。这一切打压完成之后，津巴布韦实现了所谓的“威权式增长”吗？没有。政治专制并没有给津巴布韦带来经济增长，而是带来了经济崩溃，通货膨胀则一跃成为银河系第一。
但在南非，胜利者却保持了宽容的底线。我们都知道，南非转型，胜利者是曼德拉、非国大和黑人民众。1994年大选，非国大赢得了63%的选票，而前执政党南非国民党只赢得了20%的选票。事实上，选举对于白人来说，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游戏，因为1994年他们只占全国人口大约14%，之后，由于出生率的差异，这个比例只会越来越小。所以，只要政党按族群划分，白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通过“下次选举”掰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胜利者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他们是以一种“痛打落水狗”的姿态秋后算账，还是以一种宽容的姿态给少数群体营造政治安全感，直接决定了社会裂痕会走向扩大还是弥合。在这个问题上，曼德拉政府的做法堪称表率。
他的做法首先是权力共享。既然白人少数很难再通过选举成为赢家，那么通过制度设计给他们划出一定的“权力保留地”就非常重要。比如联邦制，虽然非国大在全国层面上拥有绝对人数优势，但由于联邦制的安排，在个别省份，比如白人聚居度比较高的西开普省，第一次大选后南非国民党仍然是最大党，而祖鲁人聚居的夸祖鲁——纳塔尔省，因卡塔党获得优势地位。
又比如行政分权，在很多国家，行政权力是赢者通吃式的，比如美国，共和党总统一旦赢得大选，那么所有的部长职位都是共和党总统任命，不会因为民主党赢了一半大众选票而把职位分一半给民主党。但是南非采取了比例原则，这样，在新政府中，南非国民党就获得了副总统职位以及数个关键内阁成员的职位，从而给了他们在关键政策上的协商权甚至否决权。
其次是财产安全的保障。南非白人恐惧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担心杀鸡取卵式的财产再分配。毕竟，南非贫富悬殊极其严重，担心民众通过民主投票来“合法抢劫”可以理解。津巴布韦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恰恰说明了这种担忧的合理性。为了安抚这种恐惧，非国大接受了在宪法中写入财产保护条款，即宪法第25条：只有出于公共目的才能征用私有财产，并且征用私有财产必须给予合理补偿。这也算是给南非的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最后是情感上的和解。曼德拉非常重视通过一些象征性行为去消除敌意与仇恨。比如，他会去观看英式橄榄球比赛，为运动员欢呼，而传统上，英式橄榄球被视为是“白人的运动”。他还去看望维沃尔德的遗孀，维沃尔德是谁呢？他恰恰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缔造者。他甚至去学习阿非利卡语，也就是南非白人的语言……不要小看这些象征性的行为，看似平淡无奇，放在一个国家领导人身上，就可能因为他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而具有乘数效应。也不要觉得一个领导人作作秀还不简单，事实是，作秀会为他赢得很多人心，也会让他失去很多人心。到今天，还有很多南非人批评曼德拉过于讨好白人了。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就批评曼德拉，说他“too saintly”。用今天很多人的话来说，就是太“圣母婊”了。
宽容的姿态，还体现在南非著名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转型之际，如何处理几十年来种族隔离政权中的压迫者？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头疼问题。完全放过他们，有违正义原则；但一个一个去审判，则有可能让历史成为社会持续撕裂的伤口。非国大最后选择的方案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让作恶者用“坦白换大赦”：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是要求他对公众交代清楚其罪行，用交代清楚让受害者受到一些心灵的抚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仅仅是针对迫害黑人的白人统治者，而且也讯问参与暴力活动的黑人，让这个和解的过程更加平衡。
正因为曼德拉政府的这一系列做法，南非的新生民主没有像很多国家一样滑向很多人担忧的“复仇政治”或者“多数暴政”。今天很多人怀念曼德拉，是因为他推动了南非的民主转型。其实，我一直认为，曼德拉真正的可贵之处，不是他启动了转型过程，而是他让这架飞机安全着陆了。因为要说启动转型，革命斗士其实很多，但是“斗士”的问题是，他们太有战斗性了，以致常常刹不住车，无法将“革命政治”转化为“常态政治”。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手里举着个锤子，最后看什么都像是钉子”。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的时候，穆加贝也是一个反殖民主义的“非洲英雄”，当时他也号召和解、号召团结，如果他在1980年因病去世，可能就是历史上另一个曼德拉了，但是就是因为他太有战斗性了，太能“痛打落水狗了”，最终没能让津巴布韦的故事善始善终。
共同的底线：失败者的耐心
胜利者的宽容，只是南非转型故事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失败者的耐心。很多时候，民主转型成功与否其实不取决于胜利者，而取决于失败者。失败者不接受失败，因为输棋而掀翻棋盘，成为无数转型走向失败的拐点。其实这也不难理解，破罐子破摔是一种很常见的心态，俗话来说就是，“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埃及2013年的政治僵局，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政治世俗派愿赌不服输，本质上不接受穆兄会胜选。于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使政府陷入瘫痪，直到最后干脆欢迎军事政变。
在南非，显然，转型的失败者是德克勒克及其领导的南非国民党。不过，正如曼德拉一方表现出宽容的底线，德克勒克一方则表现出耐心的底线。
众所周知，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是从德克勒克1989年上台开始的。上台之后，他宣布停止南非的核武器项目，解除党禁，释放了包括曼德拉在内的一批政治犯，然后用4年时间去和曼德拉一方展开转型谈判。当然，我们可以说，德克勒克推动转型是万不得已，因为当时南非已经内外交困，但是，即使推动转型是迫不得已，能够成功驾驭这个过程却不容易。为什么？因为谈判是可以破裂的，历史上的谈判破裂、协议被撕毁司空见惯，大家都记得重庆谈判的结局，对不对？卢旺达屠杀的发生，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和谈的失败引爆的。
德克勒克政府与曼德拉配合，小心翼翼地驾驭了这个谈判过程。为了压住白人阵营的极右声音，1992年，他在白人内部组织了一场公投，结果是69%的民众同意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这个结果让他有了放手谈判的砝码。然后，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德克勒克政府和非国大开始协商转型细节。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权力保留地”条款，比如联邦制、行政分权安排、财产保护条款、大赦条款，还有军队和公务员的留置条款等，都是德克勒克推动的。可以说，他把这些最有可能成为转型地雷的地方给预先“排雷”了，为后来的平稳转型开拓了一大片安全地带。
1994年后，南非国民党毫无悬念地从第一大党变成第二大党。此后两年，德克勒克以副总统的身份，带领国民党参与民族团结政府，辅佐非国大执政。可以想象，非国大作为长期的“革命党”，执政经验不足，这个时候，南非国民党作为前执政党的辅佐就特别重要。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国民党成为新内阁的核心力量，这为南非的平稳过渡创造了重要条件。所以，与很多转型国家经济一落千丈不同，南非在转型后的最初15年左右，恰恰是其经济增长态势最好的时候——GDP年均增长率4%左右，虽然不是那么高，但是对比苏东阵营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大滑坡，对比转型之前以及最近10年，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正如我们不能把曼德拉政府的包容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德克勒克一方的妥协视为理所当然。一个政党在被全世界道义唾弃的情况下，和对手协商自己的消亡，并不容易做到，其领导人完全可能心理失衡、破罐子破摔。德克勒克在回忆录中曾描述，他和曼德拉1993年同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领奖过程中，曼德拉如何受到英雄般的接待，而他如何被冷落，甚至被抗议人群诅咒。哪怕在竞选的过程中，他也直接被人用石头砸伤过。但是，最后，德克勒克超越个人恩怨，带领南非国民党，成为新生民主制度“忠诚的反对派”。虽然后来南非国民党陨落了，德克勒克也退出了政坛，但是在转型最关键也是最脆弱的时候，他成为转型极其重要的减震力量。
共同的底线让“可能性”成为“艺术”
南非的转型软着陆之所以被很多人视为奇迹，或许就在于胜利方和失败方同时守住了政治的底线。我们中国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对立阵营中只要有一方守不住底线，就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开启恶性循环。
我后来看德克勒克的访谈，特别感动的一点，是他谈到他和曼德拉的私人友谊。尽管在权力交接过程中两个人曾经发生很多摩擦，但是退休后，他们反而成了好朋友，经常互相拜访、聚餐，生日相互问候。但凡两个人中有一个心胸狭窄，怎么可能跨越如此深刻的历史恩怨，成就这种传奇般的友谊？
当然，转型从来不可能一劳永逸。今天的南非，在很多方面，相比曼德拉和德克勒克的时代，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政治家的腐败丑闻不断，经济增长率相比转型初期不升反降。更糟的是，政治越来越被极端的声音劫持，穆加贝式的左翼民粹主义开始抬头，强征式土改被提上日程。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今天我们关注的重心，是转型初期的过渡问题。
南非转型初期的故事，说明了社会深刻裂痕下转型软着陆的可能，而很多国家，像埃及、津巴布韦、叙利亚、伊拉克等，却没能跨越这种裂痕，都是车一拐弯就掉悬崖底下去了。社会裂痕可能诅咒转型，但是，如果胜利方保持谦卑，失败方保持耐心，再深刻的裂痕也可能被跨越。
所以，政治是什么？回到我们这门课的标题——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在这里，关键词是“艺术”，从不可能中拯救可能的“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说，曼德拉、德克勒克这样的人，是真正的政治家，而不仅仅是政客或者官僚。他们头顶一堆盘子，脚踩滑轮，小心翼翼地去穿越一条细细的钢丝。当然，转型的软着陆不可能只靠政治家，它需要所有重要的政治力量保持宽容和耐心。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我想它是对的，它说：自由从不降临于人类，人类必须上升至其高度。
11. 印度：民主为什么“不管用”？（1）
对于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者来说，印度是一个神奇的国家。神奇在哪儿呢？神奇在它的民主制。大家可能都知道，印度在1947年独立之后，就选择了选举式民主制。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二战”以后的制度选择。不过，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新兴民主纷纷垮台，拉美、非洲、东南亚都是这种情况，也包括和印度同时独立的巴基斯坦，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课程提到过的“第二波民主衰退”浪潮。
但是，在这个民主衰退浪潮中，印度的民主制居然稳固了下来。除了1975—1977年有过21个月的所谓“紧急状态”，70多年来，印度的民主从来没有中断过。这就好像同时出发的一个车队，其他的车纷纷爆胎、翻车、重启好几轮了，印度民主的这辆车，虽然性能不怎么样，却非常憨态可掬地开到了今天。
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喜欢分析事物存在的条件。关于民主维系的条件，学者们进行了各种研究，有的说主要是经济发展，有的说是社会平等，有的说是特定的宗教文明底色，有的说是同质性的社会结构，等等。但是，印度有什么呢？学者们找来找去，找不到任何这些条件。它经济落后、社会不平等，也没有同质性的社会结构——事实上，它有二三十种语言、六大宗教、成千上万种神灵，陆陆续续有六个地区在闹分裂——也就是说，它的社会结构是一盘散沙。民主化之初，它也几乎完全没有中产阶级，90%的人口是文盲……总之是一手烂牌。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始终维系着民主制度。所以说，印度是个非常神奇的国家，简直可以说超越了地球引力。
民主没有解决印度的治理问题
然而，民主的维系是一码事，它是否带来良性的治理绩效则是另一码事。在这方面，印度可以让人“吐槽”的地方就太多了。比如印度的经济水平。其实，直到20世纪80年代左右，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都相差无几，但是到2018年，中国是印度的4.8倍，即使是看人均购买力GDP，中国也是印度的2.4倍。印度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方方面面都严重落后于中国。以健康领域来说，中国的婴儿夭折率是每1000人7人，印度则是30人；每1000人的医院床位数，我能查到的最新数据，中国是4.2张，印度是0.7张；2018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印度则是69岁。
但是印度最令人诟病的，恐怕还是它基础设施的落后。大家可能都从媒体上看到过印度人坐火车的照片，那简直是一场大型杂技表演，非常惊心动魄。我们中国的高铁与之相比，可谓天上人间。还有印度人的“厕所问题”，大家可能也从媒体上看到过报道。由于缺乏抽水马桶系统，长期以来，印度很多人是露天上厕所的。不过，据说过去五年左右，莫迪政府发起的“厕所革命”大体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拖了70年才解决一个厕所问题，也可见印度政府能力之低下。
除了落后，还有腐败。在2019年国际透明度的腐败排名中，印度在180个国家中排在第80位，虽然不至于垫底，但是对于一个民主国家，实在也算不得一个好成绩。而且，印度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印度特色的问题，就是它的议员存在着大量的犯罪指控。据报道，印度2019年当选的议会中，43%的议员处于被起诉状态。[1]似乎如果一个人没有被起诉，都不好意思去参加竞选了。当然，事实上他们有没有犯罪还不知道，因为印度法庭的效率太低，所以议员等到任期结束，审判结果都未必出来。但是，如此大量的政治家是潜在的罪犯，可以说是非常尴尬了。
由于上面所有这些问题——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落后，腐败、公共服务匮乏，人们当然会忍不住发问，印度怎么了？一个已经民主化70多年的国家，为什么民主“不管用”？
政体有限论
其实，这个问题本身问得可能就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成问题的“假定”：似乎一个国家民主化，它就应该会带来经济发展、政治清廉、公共服务提升。为什么说这个假定“成问题”？因为它错误地理解了民主的功能。
民主的功能是什么？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不同，我的理解是，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给民众制度化的发言权，来解决统治者任意妄为的问题。或者用现在的常见说法，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它的核心功能。它并不自动保证所有的公共问题会被解决，就像你难以要求一个治胃病的药包治百病一样。
因此，质问为什么民主没有带来经济发展、政治清廉、公共服务提升，几乎相当于质问，为什么老虎都关进笼子里了，猴子们还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的确，老虎被关进笼子，猴子们更安全了，但是，香蕉树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结出更多的香蕉，老天爷也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下更多的雨，隔壁树上的猴群更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放弃争抢地盘。民主不是一个魔法按钮，一按下去就人间变天堂。
当然，这不是说，民主肯定无法带来治理绩效的提升，只是说，它能否带来治理绩效的提升，取决于很多条件，因为归根结底，民主是一种决策程序，而不是决策本身。虽然这个程序有其内在价值，也就是尊重民众的价值，但作为一个程序，它会产出什么，取决于你向这个程序输入什么。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学校非常开明，让学生们自己决定，午餐食堂应该提供什么，这是民主对不对？这当然体现了对学生的尊重，但是，如果学生们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每天午餐就吃薯条、炸鸡和可乐，最后学生们都吃成了不健康的大胖子，那么，民主当然“不管用”了。
所以，民主作为一种程序，体现对民意的尊重，但是民主的质量则取决于参与者的判断力和合作能力。一旦这种能力严重欠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民主一定会带来更好的治理绩效。我把这个观点称为“政体有限论”。民主是否重要？当然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受到尊重，希望统治者不能任意妄为。但是，一个球赛的规则再公平，也不可能保证球赛一定精彩好看。球赛好不好看，规则非常重要，但是最终而言，取决于球员会不会踢球。
为什么强调政体的有限性？因为我发现，人们解释一个国家的成功或者失败时，倾向于过分夸大政体的作用，而忽略人们往政体这个程序里输入什么。这种夸大，有时候表现为“民主浪漫主义”，似乎一旦民主化，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有时候则表现为“威权浪漫主义”，似乎一个国家只要采用威权政体，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就会手到擒来。
但事实上，政体只是影响一个国家治理绩效的各种因素之一而已。很多情况下，甚至可能是次要的因素。有些国家，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似乎都建设不好，比如阿富汗，过去几十年，从极权到威权，从神权到君权，从美式民主到苏式威权，各种政体神农尝百草一样全都试过了，但是没有一个模式“管用”。所以，政体不是万能药，当水质已被严重污染，无论什么鱼都很难在里面被养活。
印度的经济政策与民主绩效
具体到印度，民主之所以对于治理绩效“不管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过去70年，尤其是前面40年左右，输入到民主程序的“原材料”出了问题。什么问题？一个是经济政策问题，一个是社会文化问题。时间关系，这次课我们分析第一个问题，下次课再分析第二个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印度的经济政策。说到计划经济，我们很自然地想到苏联、东欧，想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但是冷战阶段，对计划经济模式情有独钟的不仅仅是苏东国家。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也真心相信，苏联式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的未来，并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它的经济模式。印度就是其中之一。印度宪法开篇就宣布：印度要建成一个“社会主义世俗国家”，其中，“社会主义”这个词相当醒目。
印度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世纪90年代之前，印度经济具有高度计划经济的特点。和苏联体系一样，印度一直有“五年计划”。虽然计划的程度可能比苏联略逊一筹，但同样是官僚们和经济学家们坐在一起规划，每个行业应该发多少许可证、发给谁，每个工厂的产量应该是多少、价格多少。这种计划经济的痕迹，从印度很多“部委”的名称都能看出来，直到今天，印度还有“纺织部”“煤炭部”“铁道部”“钢铁部”等以产业命名的部委。这些名称，中国40岁以上的人可能都会觉得似曾相识，而中国的计划委员会是1998年就转型了，但印度的计划委员会是到2014年才废除。
为了自上而下地规划经济，改革前的印度也和之前的中国一样，无数行业，尤其是影响国计民生的行业，被国有化，造成严重垄断。更著名的，是印度密密麻麻的审批制度，无论是投资、工业、贸易，处处都要政府审批。企业运转的首要目标不是争取获得市场，而是争取获得审批。我看到过一个报道，有一个印度企业家抱怨，在改革前，为了购买一台进口计算机，他花了一两年时间，跑了新德里50趟，才获得了批准。可以想象，这样的审批制度，除了经济效率的损失，还会带来什么？严重腐败。因为如果你不想跑50趟才买到一台计算机，你能怎么办？行贿可能会帮你抄个近道。
为了摆脱殖民主义的阴影，印度早期还追求所谓的“经济独立”，抗拒对外开放。改革前，印度工业产品的平均关税税率是113%，很多商品关税税率甚至高达400%。所以，不奇怪的是，1947年的时候，印度贸易额还占全世界贸易总量的2.2%，但是到了1985年，反而降到了0.45%。也就是说，印度在很长时间里都陷入“闭关锁国”的状态。
这样的经济模式，后果可想而知。1947年后的30多年里，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只有3.5%左右，比同期的亚洲四小龙低一半。由于人口的暴涨，贫困率则几乎没有变化，一直停留在接近60%的水平。到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还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当时为了能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印度不得不抵押自己的黄金储备，据说往英国央行运了一飞机黄金，又往瑞士央行运了一飞机黄金，才借到了救命钱。
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后的印度经济模式不但借鉴苏联模式，而且它借鉴苏联模式的时期比中国还长。我们知道，中国1978年就开始改革开放了，但是印度对苏联经济模式的模仿一直坚持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直到苏东阵营倒台，印度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所以，印度的改革开放，其实比中国晚了十几年。别小看这十几年的时间，从人均GDP来看，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印度2018年的人均GDP和中国2006年的人均GDP持平，刚好相差12年。
1991年后，印度终于也开始改革开放。虽然细节和中国不同，但是方向却大同小异，都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等。就拿著名的审批制度来说，以前一个企业家要得到近80个部门的各种批准才能创办一个公司，现在获得四五个部门的审批就可以开工了。对外开放度明显增加了，平均关税税率一路从之前的100%降到了不到10%。
不奇怪的是，和中国一样，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开始提升。1992年以来，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6.4%，远远高于改革开放前。大家可以看看上面的印度人均GDP增长图（图2-5），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条线几乎是平的，但是之后，却呈现出了非常清晰的上升趋势。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经济改革进一步加速，2014—2018年的这五年间，印度经济的增速甚至略微超过中国。相应地，贫困率也大幅下降，2006—2016年，印度有2.7亿人脱离贫困，目前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也就是日消耗1.9美元以下的人口低于3%。照这个速度，以后印度可能也会像中国一样走向全面脱贫。
图2-5 印度人均GDP增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所以，每次听到人们大义凛然地批判新自由主义，我都觉得非常吃惊，因为中国和印度，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制度不同、文化不同，但都通过自由化改革使数亿人摆脱贫穷，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上固然有种种可以改善之处，但是总体而言，这场改革的正面效应难以辩驳。
当然，改革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开关。今天印度的经济还有无数问题，基础设施的瓶颈问题、公共服务的落后、垄断、各种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等。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当印度人开始往民主这个程序输入不同的政策时，它的产出也出现了不同。
抵制用政体解释一切的诱惑
所以，印度经济的落后，与其说是民主政体的问题，不如说是长期错误经济政策的后果。可能有人会说，印度错误的经济政策不就是民主的结果吗？那不还是怪民主？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民主必然带来错误的经济政策，那如何解释印度的经济改革？如果威权主义必然带来正确的经济政策，又如何解释左翼威权主义？所以，回到本次课程的核心观点：政体有限论。一定要抵制用政体解释一切的诱惑，不要轻易在两点之间画一条直线。
“政体有限论”的另一个说明，是对比印度和巴基斯坦。我们前面讲到过印度的种种落后，但是，别忘了，我们的参照系是中国，而且是最近三四十年的中国。这三四十年的中国，不但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而且处于中国自己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所以，你拿小明去和班上成绩最好的孩子比，而且是和那个孩子发挥最好的那几次考试去对比，当然小明成绩不行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和印度最有可比性的不是中国，而是巴基斯坦，因为它们同时从英属印度独立出来，地理、历史因素都更接近，而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印度相差非常远，应该说，和中国最有可比性的，其实是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而和印度最有可比性的，则是同属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
如果把印度和巴基斯坦、孟加拉这样的南亚国家对比，我们能得出“因为民主，所以停滞”的结论吗？那就不一定了。过去70多年，巴基斯坦经历过四次政变，有一半的时间是处于威权统治之下。但是，它的经济发展更好吗？2018年，印度的人均GDP是大约2000美元，巴基斯坦不到1500美元；印度的婴儿夭折率是每1000人30人，巴基斯坦是57人；印度的人均预期寿命是69岁，巴基斯坦是67岁。所以，如果拿印度和巴基斯坦来对比，我们的问题可能不再是“为什么民主不管用”，反而变成“为什么威权不管用”了。
所以，社会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它往往具有极其复杂的成因，仿佛10匹、20匹、100匹马在拉一辆车，不要轻易指着其中一匹马说，都是因为它。民主当然很重要，它通过将协商精神嵌入决策程序而体现出对普通人的尊重，它给权力套上缰绳，要求执政者平视而不是俯视民众。但是，民主不是从天而降、背着一大袋礼物的圣诞老人。事实上，我们知道，圣诞老人并不真的存在，一个圣诞老人的口袋里藏着什么，取决于千千万万个父母在圣诞节之前花费了多少心思。所以，不管是什么制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永恒的道理。民主没有那么神奇，甚至，它也不应该那么神奇，因为如果有一个制度按钮按下去可以一劳永逸，那真是对人性之复杂以及复杂之美的蔑视。
* * *
[1]Anand Patel, “Nearly 50 percent MPs in the new Lok Sobha have criminal records,” India Today, May 25, 2019.
12. 印度：民主为什么“不管用”？（2）
上次课我们讨论了印度——为什么民主化70多年了，印度的治理绩效仍然千疮百孔？我试图传达的观念是，民主是一种公共决策程序，但不是公共政策本身。作为一个程序，它输出的结果是什么，要看人们向它输入什么原料。这就像做饭，锅具怎样固然重要，但是如果食材有问题，那无论是什么锅具都无法拯救这顿饭。我把这种观点称为“政体有限论”。
上次课我主要从经济政策的角度，去分析印度民主的“原料”出了什么问题，今天，我想切换一个角度，谈谈印度社会。在这个课程中，我始终强调一点——政治在社会中。政治就像是一条鱼，是养在经济、社会、文化的水池当中的，所以，要理解政治的健康程度，必须从理解这个水池的水质开始。在印度的案例中，不但是经济政策有问题，它的社会文化也存在重大问题。
“表亲的专制”
什么问题？我想借用人类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er）用过的一个词汇，叫作“表亲的专制”（“tyranny of cousins”）。什么叫“表亲的专制”？或许可以从一个小事说起。
2018年6月的一天，是印度的一个小伙子索兰奇结婚的日子。一大早，他带着亲友团和一个乐队，就坐车赶到了新娘的村子口，然后在路口换上了一匹马，新郎骑大马很气派，对不对？但是没走几步，突然村里窜出来十几个壮汉，愤怒地让他下来。为什么呢？原因是索兰奇是一个达利特人，而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达利特人是不配骑马的。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新郎不得不报警。警察赶到后，冲突才没有发展成一个流血事件。最后，警察留下来，给婚礼当保安，婚礼才得以安全进行。
大家注意一下，这件事发生在2018年，不是1958年、1978年或甚至1998年。也就是说，民主化70多年之后，印度人居然还是被分为有资格骑马的和没有资格骑马的。但是，这样的故事，在印度社会司空见惯。甚至，某种意义上，索兰奇一家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没有在冲突中受伤，还办成了婚礼。
但不是所有的达利特人都同样幸运。当达利特人与所谓的高种姓族群发生冲突时，他们被围殴甚至被打死的情况都屡见不鲜。有因为穿了不该穿的衣服而被打的，有因为去了不该去的寺庙而被打的，有在错误的河里游泳而被打的，甚至有因为眼睛“直视”对方而被打的……据说在我们中国东北，人们打架的理由之一是“你瞅谁呢”，居然在万里之外的印度，“你瞅谁呢”也可以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可能有人会问：达利特人是什么人？他们怎么这么悲惨？答案并不复杂，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的“种姓制度”。在印度教中，根据职业身份，人被分为四大种姓。这四大类种姓之下，还有一类人，就是“达利特人”，也就是所谓的贱民。这些人占印度人口的15%～20%，也就是两亿人左右，规模相当庞大。这些人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叫作“不可接触的人”（untouchable）。为什么叫“不可接触的人”？因为自古以来，他们被规定做最肮脏的工作，比如扫厕所、屠宰牲畜、搬运尸体等。上面这张图片（图2-6）显示的，就是一个达利特人在做下水道的疏通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与污秽有关，所以高种姓人群认为他们很脏，是一种类似于瘟疫的污染源。于是，凡是他们碰过的东西，高种姓人都不能碰。这就叫“不可接触原则”。
图2-6 一位达利特人正在疏通下水道
（图片来源：UNDARK，2019-09-20）
其实，很多国家历史上都有过类似的“职业世袭身份制”，像在英文世界里，叫Smith的就是铁匠出身，叫Miller的就是磨坊主出身。中国某些历史阶段也有过类似的制度安排，比如明朝就有军籍、匠籍、灶籍等职业身份。但是，在其他国家，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这种制度就慢慢瓦解了。可是在印度，这种“职业身份制”却非常顽固。为什么呢？因为它被写进了宗教文本，内嵌于印度教，被神圣化了，所以打破它格外困难。我读到过一个报道，说一个新德里大学教授去喝茶，服务员还是会问他：“你是什么种姓？”当他说出自己是达利特人时，对方告诉他：“那麻烦你喝完茶自己洗杯子。”所以，即使这个人已经身为教授了，在高种姓的人看来，你碰过的东西，我还是不能碰。
其实，对达利特人的歧视，只是种姓歧视里比较极端的一种形式而已。种姓制度里的层级非常复杂，所谓四大种姓，里面还有无数细分，达利特人内部也还有很多细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漫长、复杂甚至堪称精致的鄙视链。这个鄙视链，就是我这一讲所说的“表亲的专制”。
为什么叫“表亲的专制”？众所周知，当我们使用“专制”这个词的时候，通常它的主语是“政府”，某某政府的专制、某某皇帝的专制，但是实际上，压迫一个人的可能不仅仅是政府，也可以是他的老板、他的家长、他的导师、她的丈夫等。“表亲的专制”，就是用一种形象的方式，概括这种非官方的压迫。
如果说政府的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关系，“表亲的专制”则用来形容来自水平方向的社会压迫。如果说政府的专制，它的后盾是国家的暴力机器，而“表亲的专制”，其后盾则往往是社会习俗，或者用经济学家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的话来说，叫作“规范的牢笼”（cage of norms）。
为什么说印度的社会问题是“表亲的专制”？在刚才我讲到的那个“新郎骑马”的故事里，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细节：在这件事中，警察不是站在那些围攻者一边的，他们是站在达利特人这一边的。他们赶到现场，制止了村民对新郎一家的围攻，甚至给这个婚礼当上了保安。这种关系格局非常说明问题。它显示，在当代印度，种姓歧视的主导者已经是社会，而非政府。当然，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肯定也还有选择性的歧视，但是，至少这种做法是无法可依的。
社会压迫常常比政府压迫走得更远
事实上，印度从建国开始，就明确了政治世俗化原则。也就是说，印度并不把印度教作为国家宗教。法律上，印度也早就将所谓“不可接触原则”明确列为非法行为。甚至，为了纠正历史上的歧视，政府还出台了各种平权法案，也就是在大学录取、公共部门录用等领域刻意给低种姓群体留下一定的配额。到今天，印度已经有一半左右的联邦政府或公立大学的位置，专门保留给各种“低种姓阶层”。所以，印度政府“扶弱济贫”的决心还是很大的，以至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批评、抗议政府走得太远、矫枉过正了。
但是，法律是法律，习俗是习俗。习俗甚至比法律更难改变，因为当压迫来自政府时，民众可以聚集到政府门口，去抗议示威，去推动立法改革，但是，当这种压迫来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分散的人群时，你向谁去抗议？你不可能到几千万个家庭门口、挨家挨户去敲门抗议对不对？所以，当制度的发展超前于文化，文化必然会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去把规则悄悄地扭曲为潜规则。
其实，种姓歧视只是印度社会歧视的一种。在印度，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宗教歧视也很严重。尤其是莫迪政府上台后，或明或暗地推行印度教沙文主义。比如2019年印度政府新颁布的“公民资格法”，提出给周边国家的被迫害宗教群体提供公民权。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个法律又规定，只给基督徒、佛教徒、锡克族等提供避难，不给穆斯林提供，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印度有1.7亿穆斯林，这种公然歧视穆斯林的政策进一步激化了印度宗教族群的对立。莫迪政府之所以敢于这么做，显然是因为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歧视在民间非常有市场。
还有印度的“牛肉战争”。大家都知道，印度教把牛视为圣物，他们是不吃牛肉的。你们不吃就不吃好了，但是，近年在印度，越来越多的地方也不让穆斯林吃牛肉或者做牛肉生意。民间出现大量自发的“护牛纠察队”，到处去查谁家吃牛肉了，谁家杀牛了，哪里卖牛肉了，并对有吃牛肉嫌疑的人大量展开私刑，有时候甚至直接打死。这就又成了“表亲的专制”了。
“表亲的专制”绝不仅仅是印度现象，它普遍存在于很多国家，只不过在不同国家，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比如在印度的邻国巴基斯坦，“表亲的专制”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穆斯林极端分子对非穆斯林乃至温和穆斯林的压迫；在缅甸，则表现为佛教徒压制穆斯林罗兴亚人的歧视；在东南亚，民间排华则是一种常见势力……总之，在发明鄙视链方面，不同社会可以说是争奇斗艳、百舸争流。尽管政府常常在这种社会性歧视中扮演着相当的角色，但是在很多案例中，社会歧视比政治歧视往往走得更远，常常是政府迈出一步，社会就已经冲出去十步，以至在很多时候，政府常常不得不像印度政府一样，充当一个缰绳的作用，把社会给拉住。
从“表亲的专制”到民主失灵
可能有朋友会说，OK，我知道了，很多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表亲的专制”，存在着社会性压迫，但是，这和“民主不管用”有什么关系呢？社会性压迫为什么会导致民主机制的失灵？
当然有关系。首先，也是最显然的，“表亲的专制”会带来政治冲突的加剧。你欺负我，我不服，对不对？在古代社会，你还可能以宗教、宿命、轮回等观念来告诉我，我做牛做马是应该的，但是在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世界里，你告诉我你能骑马而我不能，这怎么能被接受？
就印度而言，种姓之间的鄙视链，早已成为政治冲突永不枯竭的源泉。今天达利特人抗议被歧视，明天高种姓的人抗议达利特人的抗议——你们能够得到平权法案的照顾，那我们呢？后天另外一些低种姓的人抗议，为什么达利特人能够得到照顾，而我们却得不到照顾？……如此循环往复，冲突永不枯竭。所以，“表亲的专制”加剧政治冲突，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表亲的专制”抵消选举的意义。“民主是个好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允许政治竞争。在市场经济中，我们通常把竞争当作一件好事，对不对？因为竞争带来优胜劣汰。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计算机厂商，那全世界的计算机可能就永远停留在386了。所以在经济世界中，竞争是好事。那么，为什么在政治当中，竞争却常常不管用、未必带来优胜劣汰？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上次提到的，印度的政治家中潜在罪犯的比例非常高，如果优胜劣汰机制管用，这些人就不应该被选上。但是，他们偏偏上台了。
原因何在？这和“表亲的专制”大有关系。简单来说，我称之为“认同逻辑对理性逻辑的碾压”。什么是“理性逻辑”？谁能干、谁清廉，我选谁，这就是理性逻辑。什么是“认同逻辑”？只要是“我们的人”，管他好不好呢，不好也好；只要是“他们的人”，管他坏不坏呢，不坏也坏，这就是“认同逻辑”。
所以，一旦“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民主的竞争机制就会失灵。这就像我们有些粉圈女孩，她喜欢某个歌手不是因为他唱得好，而是因为他长得帅，他很可爱，“他的眼神很迷人”——如果很多粉丝都是根据这个逻辑选择偶像，音乐市场怎么可能优胜劣汰？所以，“表亲的专制”削弱选举的意义，这是第二点。
因为同样的逻辑，“表亲的专制”还会将公民社会瓦解为“部落社会”，这是第三点。这里，我说的“部落社会”，不是指古代那种部落，而是指民众视野的狭隘化。我们知道，民主的运转需要公民社会的监督，需要民众对政治家虎视眈眈。但是，一旦存在着四分五裂的身份认同，民众的监督能力就可能会大大下降，为什么？还是因为“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只不过这一轮碾压不是发生在选举过程，而是发生在选举之后。理性逻辑是：这个政治家太腐败了，我们一定要把他拉下马。认同逻辑则是：呃，虽然他不对，但他毕竟是我们的人，为我们说话，那无论如何得把他给留下。
所以，“表亲的专制”当然影响民主的质量。它可能加剧政治冲突，磨损政治竞争的意义，还瓦解公民社会。把这一节和上一节的内容结合起来，我们大致就能解释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了：为什么印度的民主“不管用”？或者说，为什么“不那么管用”？当一个国家选择错误的经济政策又充满了“表亲的专制”，民主很难带来良性的治理绩效。
民主是一个试错过程
因此，民主绝不是一颗只要往那一撒就能茁壮成长的种子，它需要浇水，需要施肥，需要好的经济政策，需要超越“部落主义”的公民群体，还需要很多我们这里来不及分析的条件。世界上的某些制度可能比另一些制度更体现人的尊严，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让一个社会偷懒。并不存在着一个“制度键”，一键按下去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坐等天上掉馅饼。
所幸的是，印度的经济政策和社会习俗也在慢慢地掉头。上次我们讲到，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度开始推行经济改革，它的经济表现也因此显著提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印度社会的种姓观念也开始有了明显的松动。市场经济有其解放性的社会后果，这一点并不奇怪，毕竟，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村庄里的时候，谁是什么种姓，一目了然。现在，你去孟买的麦当劳买一个汉堡，总不能先把后厨的揉面师傅叫出来，先问问他的种姓再下单吧？“不可接触原则”就这样无形地被解构了。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多么邪恶，其实，虽然资本主义在财富方面制造不平等，但在消除传统社会等级方面，它又恰恰是一种平等化的力量，因为它根据你为市场所提供的价值，而不是你的种姓、宗教来决定你的位置。你如果是个吃苦耐劳的达利特人，资本家多半不会去雇用一个好吃懒做的婆罗门种姓；你家超市物美价廉，我多半也不会因为他家超市的主人姓什么而去他家购物。
而且，市场经济消除种姓歧视的效率，似乎远高于政府的法律条文。根据一个调查，到2015年只有27%的印度人还在使用“不可接触原则”，城市里则显著更低。从1991年到2016年，要求达利特人单独就座的婚礼，比例从77.3%降到了8.9%，经营自己小生意的达利特人比例从6%上升到了37%。目前，大量的达利特人开始成为商界、政界精英。2018年，在印度下议院中，15%的议员是达利特人，这已经接近他们在人口中的实际比例了。
当然，印度花了几十年来实现这个转向，这个速度令很多人失望。不过，慢，或许就是民主制的特点，因为它依靠试错而不是强制来实现进步，而试错需要时间。根本而言，试错依靠人心之变来实现变革，而人心很少一夜之间180度转弯。相比之下，威权政体的特点则是快，它的好处和坏处都立竿见影，因为它靠自上而下的动员来实现目标，只要统治集团下定了决心，整个社会就破釜沉舟、“all in”了。所有的力量投入到一个方向，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它的结果往往要么是大治，要么是大乱。
当然，“政体有限论”不等于“政体无用论”，它的用处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社会进步？我们愿意把命运交给谁？很多时候，社会和政府同样不可信任，“表亲的专制”和政府的专制同样残酷，但是，区别在于，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有机会去改变社会，而当权力被垄断，我们却很难改变政府。
其实，在70多年的历史中，印度不是完全没有试过威权统治。1975—1977年，印度有过21个月的“紧急状态”，那是英迪拉·甘地总理的一次短暂的威权实验。当时，因为同时遭遇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英迪拉·甘地决定实施紧急状态法，印度建国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新闻审查、禁止政治集会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等。但是很快，紧急状态遭遇到风起云涌的抗议。迫于压力，英迪拉·甘地不得不宣布提前举行大选，而在1977年这次大选中，印度国大党遭遇惨败，第一次失去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英迪拉·甘地本人也失去了总理职位。也就是说，民众选择了回归民主，并以选票惩罚了不尊重规则的政治家。看来，至少就印度民众而言，他们选择了将命运交给自己，虽然这注定了是一场无尽的冒险之旅。
13. 伊拉克：铁腕强人是救星？
前面的课我们谈到过，由于一系列民主衰退的迹象，全球曾经的民主乐观主义已经逐渐转变为悲观主义。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有一些国家可以说“贡献”最大，比如南斯拉夫、阿富汗、乌克兰、委内瑞拉，这些国家都以不同形式的转型失败给民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即使在这些转型失败的国家里，有一个国家仍然“脱颖而出”，成为各种失败的“集大成者”，给民主乐观主义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创。这个国家，就是我们这一讲要谈论的伊拉克。
说伊拉克迄今为止是个转型失败国家，大概很少有人会表示异议。2003年5月，当美国前总统布什宣布伊拉克战争取得胜利时，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伊拉克本身，都曾欢欣鼓舞。伊拉克终于摆脱了萨达姆的独裁，终于结束了国际孤立状态。作为一个产油大国，它也不应该缺钱，卖卖石油，应该就可以过上安逸的土豪生活。
然而，希望逐渐变成失望，失望逐渐变成绝望。首先出现的，是萨达姆残余势力对美军的报复性袭击。然后，是伊拉克内部什叶派和逊尼派斗争的兴起。同时，库尔德分离主义也开始抬头。最触目惊心的是，国内的权力真空加上叙利亚局势的恶化，造成了“伊斯兰国”的崛起。
2014年，“伊斯兰国”像沙尘暴一样来袭，伊拉克一度大片国土沦陷。我们都知道，“伊斯兰国”是一个中世纪式的神权怪胎，动不动就集体砍头，再把砍头录像放到网上去炫耀，连一些老牌恐怖组织都看不下去，因为“伊斯兰国”太残忍而与其划清界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文明的怪胎，一度在伊拉克落地生根。
为什么伊拉克的转型如此失败？原因当然很多，但是其根本逻辑，无外乎我们前面说到过的“裂痕动员”。只不过，在别的国家，裂痕可能沿着一条线展开，而在伊拉克，几条裂痕同时扩大；在别的国家，仇恨被升温到60度，而在伊拉克，由于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以及各种历史积怨，仇恨被升温到沸点。
所以，过去十几年，在伊拉克，逊尼派打什叶派，什叶派极端分子打温和分子，逊尼派极端分子打温和分子，库尔德人打阿拉伯人，土库曼人打库尔德人，美军打叛军，叛军打美军，土耳其人越过国界来打库尔德人，伊朗人暗中支持什叶派极端分子……可以说打成了一锅八宝粥，整个伊拉克成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丛林世界。2003年以来，到2019年，伊拉克有30万左右的人在战乱中死去，[1]在一个整体而言走向和平的时代，这是一个触目惊心并且令人悲伤的数字。
萨达姆时代令人怀念？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种声音逐渐浮现：当初就不应该推翻萨达姆，像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就应该由一个铁腕人物来统治，只有一个铁腕人物，才能搞定这些派系斗争，维持稳定和发展。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似乎怀念萨达姆已经成了一种潮流，似乎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虽然不民主，但是和平稳定、欣欣向荣。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苏联笑话，它说：未来如何确定无疑，但是过去怎样，却难以预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未来早就写进了政治纲领，它不容置疑，但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不好说了，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而且往往也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
无可否认，伊拉克的政治转型相当失败。但是，现在很糟糕，并不意味着过去很美好。萨达姆时代真的和平稳定、欣欣向荣吗？我们不妨一起稍微回忆一下伊拉克的萨达姆时代。
1979年，萨达姆以副总统身份逼迫当时的总统辞职，自己就任伊拉克总统。他正式就任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召开了一次复兴党高层会议。会上，他宣布在党内高层发现了叛国集团，并让人当场宣读这些叛国分子的名单。这些人一个一个被当场带走，而萨达姆则坐在台上抽着雪茄。可以想象，那些没有被读到名字但是可能被读到名字的人，当时是什么心情。一些求生欲特别强的官员，当场就站起来不断高呼“萨达姆万岁！”。最后，在三四百人中，有68人被带走。所有这些人都被定罪，其中22人被判死刑，而且是当天执行。这就是萨达姆上台后确立其权威的方式。
他上台后的第一个重大国际行动又是什么？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发动两伊战争。1980年，出于对伊朗革命的恐惧，加上历史上的边境争端，萨达姆发动了两伊战争。他本以为几个月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是，实际上这场战争打了8年。过程极其惨烈，据估计，最后大约有75万伊朗人、50万伊拉克人死于这场战争。有个战争刚结束时访问巴格达的记者回忆道，当时的巴格达街头，到处是缺胳膊少腿的年轻男子，画面非常恐怖。100多万的生命换来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换来，最后基本上双方打成了平手。8年的血雨腥风之后，伊拉克从终点回到了起点。
两伊战争中，萨达姆有个举世震惊的“壮举”，就是使用化学武器。为了抵挡伊朗的人海战术，伊拉克1982年开始使用化学武器。据估算，有超过100万伊朗人暴露于毒气的侵害之下，直到今天，还有成百上千伊朗人在为此接受治疗。但是，萨达姆最令人诟病的，还不是对外敌使用化学武器，而是对自己的人民使用化学武器。1988年，为了镇压库尔德人起义，萨达姆再次使用了化学武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是1988年3月的哈拉布贾屠杀。在这场屠杀中，有5000个平民直接死于毒气，之后又有1万多人死于各种并发症。这是历史上针对平民规模最大的一次化学武器袭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顺便说一句，除了化学武器，萨达姆政府在执政期间也大力发展核武器，只不过，它的核项目被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和后来的国际制裁摧毁了。大家可能知道，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核心理由之一就是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后来美军进入伊拉克后，没有发现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因此也被千夫所指。美国情报系统的误判和在误判基础上的草率入侵当然值得谴责，但是，萨达姆在武器使用上也的确是劣迹斑斑。
回到刚才的时间线，1988年，伊拉克、伊朗终于打累了，签订了停战条约。本来，任何国家经过如此漫长而徒劳的战争，要做的第一件事都是休养生息、恢复国力。但是萨达姆的选择是什么？众所周知，入侵科威特。1990年，萨达姆再次误判形势，入侵科威特，又一次将伊拉克拖入了战火。这次战争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在付出4万人的生命代价之后，伊拉克战败而退。
和两伊战争一样，对外战争伴随着对内的血腥镇压。1991年，南部什叶派起义，萨达姆又采用了他常用的策略：为了镇压叛乱分子，展开对平民的无差别袭击。这次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有各种估算，从几千到十万不等，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对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的屠杀。直到最近，卡尔巴拉在修路盖房子的过程中，还会时不时挖到当年被集体埋葬的尸骨。
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是极富争议的国际制裁。当时，在美国的带领下，联合国发起了对伊拉克政府的经济制裁。经济制裁造成缺医少药、食品短缺，让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引起很多争议。但是，即使国际社会需要对制裁负相当责任，账不能只算一头，发起战争的是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是萨达姆，将伊拉克陷入国际孤立状态的也是萨达姆，把所有这些链条省略掉、只谈国际社会的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后来还有研究显示，其实制裁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之所以看上去如此，是因为萨达姆又一次操控了人口数据和媒体信息。[2]
之后的事情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我刚才也讲到了，911、美国情报系统的误判、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伊拉克的各种派系斗争、“伊斯兰国”，伊拉克进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状态。直到今天，伊拉克仍然没有从战争中恢复元气。
我之所以对萨达姆时代做一个速记式的回顾，是想说明，伊拉克在萨达姆时代并不存在很多人想象中的欣欣向荣、国泰民安。自萨达姆正式上台以来，伊拉克人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争、一个冲突走向另一个冲突，生活在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中。
需要注意的是，伊拉克发动的两次国际战争，都是它主动挑起的，并不是迫不得已的应战。至于对本国国民使用化学武器，更是难以洗刷的污点。从造成的战乱死亡人数来看，萨达姆在位期间的悲惨程度，其实远远超过他被推翻后。今天伊拉克人所面对的很多政治死结，很大程度上也是萨达姆时代打下的，库尔德问题、什叶派问题、和邻国的矛盾冲突问题，无一不因为他而大大恶化。
至于经济，1979年萨达姆上台时，伊拉克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但是2004年萨达姆倒台时，其人均GDP不到1500美元。顺便说一句，伊拉克现在的人均GDP是6000美元，显著高于萨达姆时代。人们倾向于因为当下的悲惨而美化过去，但是，伊拉克的过去并不美好，可以说血泪斑斑。
威权浪漫主义
当然，我想讨论的，不是萨达姆这个人有多坏，而是那种颇具诱惑的威权浪漫主义观念。在民主悲观主义盛行的当下，破解民主浪漫主义并不是那么困难，毕竟，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民主不是万能药”，但是，对这一点矫枉过正，却可能产生另外一种浪漫主义，就是威权浪漫主义。那种“某某国家就适合铁腕人物统治”的说法，那种“萨达姆回来就好了”的期待，正是这种威权浪漫主义的表现。
之所以把这种看法称为“浪漫主义”，是因为它包含着对政治强人的两种想象：一种是对其道德智识水平的想象，一种是对其统治能力的想象。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想象。一说起政治强人，很多人都会想起李光耀这样的人物。大家都知道，李光耀是个政治强人的典范，他充满使命感，又具有卓越的判断力，带领着新加坡民众，把新加坡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港口建设成一个举世闻名的大都市，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铁腕人物都是李光耀。事实上，每一个李光耀可能都对应着一个或甚至多个萨达姆。威权强人里有李光耀，但是也有穆加贝，一个将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送到天际线之外的领导人；还有蒙博托，在一贫如洗的扎伊尔，他个人却积聚了几十亿美元的个人财富；还有波尔布特，为了他的极左蓝图，抹去本国数百万的人口，等等等等。在这门课的开头，我就说过，比较政治分析，一个非常常见的认知陷阱就是“优胜者偏见”，聚焦于最成功的案例，然后从中得出普遍性结论。这一点，既适合于分析民主政体，也适合于分析威权政体。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威权体制下治理绩效的巨大方差问题，就是说，碰到明君，它可能是大治；碰到昏君，它可能是大乱。但是，我们不能用“平均值”来看待这种大起大落，因为从长线历史来看，治理的平均水平固然重要，治理表现的稳定性也相当重要。一个体重始终维持在150斤左右的人，和一个去年100斤、今年200斤，但是“平均150斤”的人相比，后者的健康显然更令人担忧。
而且，大乱和大治出现的概率并不是均等的。学者里齐奥（Stephanie Rizio）等人通过研究发现，虽然威权政体既擅长制造发展的明星，也擅长制造发展的噩梦，但是它制造“噩梦”的概率显著超过制造“明星”的概率。[3]这一点，其实我们看看古代中国的王朝历史也可以看出来。古代中国有几百个皇帝，但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仁宣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
不是所有的政治强人都智慧仁慈，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对威权主义的第二种浪漫化想象，却未必同样清晰，那就是对威权统治者“统治能力”的想象，我称之为“强独裁者想象”。长期以来，我们倾向于将“威权”等同于“强大”，将“独裁”等同于“有力”，却忽略了历史上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那就是“弱独裁者现象”。
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说法听上去很奇怪，有点像“方的圆”——他都独裁了，怎么可能会“弱势”呢？但是，仔细观察历史会发现，“弱独裁者”非常常见，甚至比“强独裁者”还要常见。逻辑或许复杂，我举个例子，或许有助于大家理解。比如，大陆时期的蒋介石政府，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弱独裁政府”。一方面，它的确是独裁的，这一点，从它对其他党派、对异议分子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当时的南京政府在很多方面又是相当软弱的，比如，它无法控制各路军阀对它的挑战，大家都知道当时阎锡山、冯玉祥这些人是如何挑战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征税，有很长一段时间，它真正能收上来税的省份不超过五个。它还无力控制当时中国的文化教育系统，更不用说无力应对日本入侵了。所以，当时的蒋介石，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弱独裁者”。
蒋介石式的“弱独裁者”，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其实非常普遍。一旦看清了这个现象的广泛存在，我们就更能理解所谓“威权强人”常常是靠不住的。不但他们的道德、智识是靠不住的，连他们所谓的铁腕也是靠不住的。我们想象一个“铁腕人物”冉冉升起，打倒一切反对派，一统江山，所有厮杀混战就此平定，从此社会走向安定团结，想这么做的威权统治者可能不少，能这么做到的，却寥寥无几。哪怕是萨达姆这样的“狠角色”，连化学武器都用上了，他搞定了本国的江湖吗？1988年，他对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1991年库尔德人再次拿起武器反抗。
当然，“弱独裁者现象”不仅仅是威权统治者个人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土壤的问题。回到我们这个课程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政治在社会中。民主制度往往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才能运行，同样地，威权制度其实也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才可能有效。
比如，今天美国的党争非常严重，可以说鸡飞狗跳，但是如果从天而降一个萨达姆，能够搞定美国吗？我认为不可能。更可能的后果不是从此风调雨顺，而是血流成河。为什么？因为在一个热爱自由的土地上，要推行所谓的铁血政治，就得踏过无数人的尸体。
同样，当年苏联体制征服了苏联、征服了东欧、征服了亚洲数国，但是它居然征服不了一个小小阿富汗，为什么？因为你有飞机大炮，我有《古兰经》，你有革命，我有“圣战”，所以即使强大如苏联也无可奈何。威权再强大，在很多国家仍然有可能水土不服。
政治强人下的俄罗斯轮盘赌游戏
所以，寄希望于“威权强人”来实现和平发展，不是没有可能，历史上也的确时不时发生，但是这种希望有点像俄罗斯轮盘赌。俄罗斯轮盘赌，大家应该都知道，在手枪的六个弹槽中放入一颗或多颗子弹，任意转动转轮后，游戏者对着自己的头扣动扳机。这个游戏的关键词就是“赌”，而且是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种“豪赌”。你可能抽中李光耀、抽中文景之治，但是综合历史和地理上的概率分布而言，你更可能抽中的，是穆加贝、是萨达姆、是万历崇祯。威权体系所包含的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性，或许可以被称为“威权体制的俄罗斯轮盘赌法则”。
民主体系当然也包含巨大的不确定性，它可能走向当代欧美那样的繁荣富强，也可能出现印度那样的治理绩效低下。但是，大体而言，当它治理表现不佳时，多半不是因为“运气”，而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原谅我使用一个比较粗陋的说法，“自作自受”。因为在民主的情形下，一个社会如果治理绩效一团糟，常常是人们因为错误的观念选择了错误的领导人，采用了错误的政策，从而带来恶劣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民众不像威权体制下的民众那么“冤”。
“自作自受”的另一面，则是民众可能通过试错找到一条通向良性治理的道路。只不过，既然是试错，这个过程注定漫长而曲折，往往要撞了无数南墙才会回头。但是，这个过程是开放的，是一个无尽的省略号。这种开放性，是其区别于威权强人体制的基本特征。威权体制下虽然也有适应性学习，也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但是，它的纠错不是制度化的，往往要靠某个领导人去世、某场政变、某次战争或者某个开明领导人的胸怀和智识，才能实现航向的转变。
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的研究显示，民主的价值与时间的“厚度”相关，它倾向于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浮现。比如学者吉尔林（John Gerring）等人把民主视为所谓的“存量资本”，[4]什么意思呢？就是民主的历史厚度比起当下的民主程度更重要，因为摸索不同的政策和规则，常常需要在99个错误路口之后找到那个正确的出口。
回到伊拉克，尽管这个国家经历了各种失败与创伤，但是，不能说它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希望在哪儿？在萨达姆式人物的回归吗？我很怀疑。伊拉克不需要新的两伊战争，不需要新的海湾战争，不需要新的化学武器，不需要新的集体坟墓，也不需要再来一个领袖抽着雪茄看着自己的手下一个个被拉走枪毙。
伊拉克有丰富的石油、有年轻的人口、有相对世俗化的政治传统……但是它最大的财富，或许是过去这么多年所经历的各种失败，这些失败，以极其沉重的代价告诉伊拉克人，怎样的公共生活是死路一条。现在，逊尼派知道萨达姆再也回不来了，什叶派知道自己不可能独霸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梦想搁置了，“伊斯兰国”也被赶跑了，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似乎所有的势力都打累了，都气喘吁吁地坐在废墟上。这或许正是伊拉克走向新生的一次机会。真正的救世方案，不是某个政治强人的铁血政策，而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不论民族、教派、阶层、党派，真正理解“和而不同”之道，艰难地学习如何与不同的人，哪怕是所仇恨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 * *
[1]Neta Crawford and Catherine Lutz, “Human Cost of Post 9-11 Wars,” A Cost of War Project report from Watson Institute at Brown University.
[2]Tim Dyson and Valeria Cetorelli, “Changing views on child mortality and economic sanctions in Iraq,” BMJ Global Health, 2(2), 2017.
[3]Stephanie Rizio and Ahmed Skali, “How often do dictators have positive economic effect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June 1, 2019.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423821
[4]John Gerring, Strom Thacker, and Rodrigo Alfaro, “Democracy and Hum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74(1),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