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韩国电影中的革命：观念的水位与制度的变迁
从这次课开始，我们进入了下一个课程主题——政治文化。
在政治学中，有一个经久不息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引起制度变迁？前面讲民主转型的时候，我提到过，过去两三百年，全球的制度变迁进入一个加速度变化的进程。在古代，尽管王朝不断更替，但是制度却很少发生根本性的变迁，无非是这个朝代姓刘，那个朝代姓李，但是无论姓刘姓李，王朝的权力结构是类似的，制度本身并没有根本性变化。但是，到了近现代，变迁的就不仅仅是王朝，而是制度本身了。这也是为什么当清王朝遭遇西方枪炮时，李鸿章说，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种制度变迁在世界各国逐渐显现出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展成“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彻底改写了世界政治图景。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空前的制度变迁？
原因当然很多。我们前面提到过国际格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简单来说，这个世界的“老大”是谁，深深影响历史的前进方向，因为“老大”会试图在全世界复制自己的形象。经济发展也是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因素——政治学中有一个理论叫作“现代化”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经济现代化会带来政治民主化，因为经济发展了，资源丰富起来，权力不必高度垄断，民主也就有了物质基础。此外，政治精英的改革魄力也是一个常见的解释——根据这个理论，为什么会发生转型？因为开明君主高屋建瓴，看清了历史的方向，决定顺势而为。
这些因素当然都非常重要。不过，这次课，我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观念。在近现代社会，常常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可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韩国转型：观念驱动的变革
为什么观念变迁对于制度变迁很重要？观念变迁如何推动制度变迁？观念的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从一个国家讲起——韩国。确切地说，我想从几部韩国电影说起。
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其中，《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
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新兴民主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的转型故事。而且，虽然是沉重的政治片，并非什么娱乐片，但是据说，这些片子在韩国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每出一部，就往往是万人空巷。可见，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重返、朝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
为什么说这几部电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制度转型的观念根源？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几部电影中的“革命者”是谁。尽管这四部电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司机，有的是公诉人，但是，他们保护的对象，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学生。在这几部电影里，学生运动都是电影的背景，但却是汪洋大海一样的背景，他们时刻在窗外、在街头、在电视报纸上涌动，让所有的人无法扭过头去。
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旋涡的。不过，大家想想，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韩国，还是比较贫穷的，而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能上大学的都是什么人？一般来说，或者来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将成为社会精英。所以，如果这些人纯粹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必要去闹革命吗？没必要。他们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像《1987》里面被打死的朴钟哲、《华丽的假期》里的那个学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锦的青年精英。
不但他们个人前程似锦，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蒸蒸日上。我们往往认为，民众为什么会革命？因为民不聊生，对不对？的确，这是很多国家的转型导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现。但是，韩国并非如此，很多转型国家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的。
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观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翻译软件”系统。要理解这个“翻译软件”的重要性，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两个观念体系里，听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
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
图4-1 1987年1月14日，首尔大学学生朴钟哲的死，进一步促发了韩国社会的民主抗争
如果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6月10日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
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
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韩国现象，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都是如此。当初的美国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正如东德电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
从学生到全民：观念的扩散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关于这一点，这几部电影都有清晰的呈现。我们看到，在电影里，运动有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最开始只是学生，但是慢慢地，随着政府暴力的变本加厉，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层乃至街头的大妈大婶都开始加入。
《辩护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本来唯利是图的税务律师，因为一个朋友的儿子被刑讯逼供，最终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个司机，《1987》里那个清纯的女学生，《华丽的假期》里面的女护士……也都是本来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国家暴力而加入抗争。
所以到运动的最后阶段，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都是倾城出动了。大妈大婶给陌生人做饭送饭，司机们免费给伤员当志愿者，加油站让所有出租车免费加油，护士们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救死扶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非常令人动容。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司机们、厨师们、清洁工们、教师们、白领们……都成为“异议分子”，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所以，全民抗争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
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在《1987》里，公诉人拒绝给火化尸体签字，因为这个学生的死因过于可疑；在《辩护人》里，一个士兵成为扭转案情的最关键证人；在《华丽的假期》里，退伍前军官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体制内人物艰难的挣扎和变化过程，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
这种软化之所以会发生，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执着。要知道，韩国的民主运动不是1987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后才开始的。可以说，它断断续续进行了30年。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1987年，就有12万多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1]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名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有大量民众被殴打、被射杀的镜头，学生被刑讯逼供的情节。所以，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我记得1997年，我当时还在国内读研究生，给一个韩国留学生当家教，教他中文，不过，这个留学生年龄比较大了，大概有40岁左右。有一天我给他上课，那天正好是韩国大选的日子，课上到一半，消息传来，金大中获胜，我那个学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动得把我给抱了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三圈。我当时非常尴尬，觉得学生对老师这样不大合适吧。但是今天回想起这个细节，我才意识到，根据他的年龄，他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大学生，当年就是在街头被殴打、被喷催泪弹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当时是韩国最著名的反对派，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韩国会有那么多反映转型故事的电影出来，而这些电影在韩国会如此受欢迎，因为这个抗争过程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韩国精神”的一部分。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韩国不同，共同浇灌出来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很珍惜。说实话，在看这几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电影对历史过于简化了，黑白过于分明了。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而电影里的坏人也非常脸谱化，似乎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不过，这些电影可能本来就不仅仅是要讲历史，而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图腾。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话，韩国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们的民族神话。
观念从何而来？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了，谈什么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对此，当然存在很多的解释。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就论证说，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英格尔哈特也的确用大量的数据展示，大体而言，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韦尔策尔甚至写过一篇论文，驳斥所谓的“亚洲例外论”，因为根据他的发现，在经济发展带来观念变化这一点上，亚洲并不是什么例外。
但是，就韩国这个个案而言，经济发展的解释说服力有限。的确，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的发展，这可能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到80年代，民主观念逐渐从学生向全民扩散。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远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角色表示：韩国经济不够发达，现在还不能民主化。像《辩护人》中的一个海归商人，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男主角宋律师：韩国的国民收入至少还要翻三倍，才能启动民主化。宋律师的回答则是：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不这么认为。
相比“经济发展”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放在韩国的背景下，尽管自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制度。朴正熙的前两次当选，都是通过具有相当竞争性的选举上台的——他在这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这说明其竞争者有相当的政治空间。1971年议会大选，反对党赢得了44%的选票，同年的总统大选，反对派金大中赢得了45%的选票，这些都显示，韩国当时的政体其实更像是一种混合政体，而不完全是威权政体。
韩国实施完全意义上的威权统治，其实只有几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实施“维新宪法”之后。那之后，总统选举从直选改成间接选举，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几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了对公民社会残酷的镇压，包括绑架金大中、给他判死刑，都是这个阶段的事。但是，这样的铁腕统治也就维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就大致结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后，政府又做了很多让步，释放一批政治犯，让大批被开除的大学生重返校园，1985年还放开了国会选举。
所以，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选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各种以“学习小组”“兴趣小组”面目出现的学生组织也很多。此外，当时的韩国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都能看到牧师的身影。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
可能有人会问，就算是制度缝隙为民权观念的扩散提供了杠杆，那韩国人的民权观念，最初源头又是哪里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韩国、中国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欧美国家本身，答案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大家都知道，它所缔造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主权在民”。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后，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民众，所以被统治者驾驭统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史上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这场“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这场革命的支流而已。
可能有人会困惑，几百年前的几个白人男子，什么洛克、卢梭，他们怎么就这么能蛊惑人心？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就这么容易被几个西方思想家给洗脑了？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或许电影里的学生和教授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里面的律师、司机、加油站老板、护士、狱警……哪读过什么卢梭、洛克，他们只是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拿着警棍四处打人是不对的，死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不能被系统纠正的。
《1987》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她所暗恋的男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那个小女孩当然说不过他，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会想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他：你没想到民主运行的经济条件吗？你没想过转型后的裂痕动员吗？你没想过革命的时机和策略吗？你没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吗？……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 * *
[1]Byeong-Chul Park, “The Korean student movement: the mobilization process,” William & Mary Dissertation, 1989.
22. 何为民主文化？泰国困局
上次课，我们讨论了推动民主转型的观念动力，这次课，我们再往前走一步，谈谈民主稳固的文化基础。
注意，在比较政治学当中，“民主转型”和“民主稳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动力、机制和结果都不同。相对而言，“民主转型”更容易出现——它可能因为观念变迁或者经济发展出现，但也可能因为一场战争、一次经济危机、一个领导人的去世或者一次政变等随机性的因素而发生，但是“民主稳固”则要艰难得多，它往往需要各种结构性或者文化性的条件，比如需要各方政治势力具有妥协精神，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国家能力，可能还需要一定的国际条件等。这就像一个人去参加马拉松比赛并不需要很多条件，甚至可能一时兴起就去了，但是要以较好的成绩跑完马拉松，条件就太多了，你得有体力、有耐力、有策略、有训练、有相关的安全知识等。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可能有“偶然的民主转型”，但是没有“偶然的民主稳固”。
上次课我们讨论转型的观念动力时，使用的案例是韩国，这次课我们讨论民主稳固的观念基础，或许可以观察另一个亚洲国家——泰国。
泰国的政变之谜
现代史上，哪个国家发生政变的次数最多？
说实话，如果不是学习政治学，我怎么也猜不到是泰国。我们都知道，泰国基本上是个佛教国家，90%以上的国民是佛教徒，而佛教徒通常以安静祥和著称。事实上，泰国常常也被称为“微笑之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泰国旅行，我曾经去过一次普吉岛，普吉岛上的泰国人确实是印证了我心目中的佛教徒形象。他们对陌生人非常友好，经常是双手合十，一句温柔的“萨瓦迪卡”问候得你心都化了。
但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微笑之国”，居然成为现代史上政变最多的国家。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以来，泰国已经发生过21次政变，其中13次是成功的政变。也就是说，平均4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政变。说实话，看到这个数字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泰国的中学生好惨，他们背历史的时候怎么背啊，21次政变，这要考试的时候不出错也太难了。
不过，这里需要做一个说明，我们一听说“政变”这个词，往往会想到刀光剑影、血流成河，但是，其实很多政变是不流血的。泰国历史上的多数政变也是不流血的，包括2014年这次，也就是最近的一次。像印尼的苏哈托那样，政变完了杀几十万人，或者阿根廷那样，政变之后展开数年的“肮脏战争”，这在泰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泰国人的温柔，甚至可以说反映到了他们的政变里。
泰国那么多次政变，并不是每次推翻的都是民主政权，因为有时候是一个军政府推翻另一个军政府。但是，至少就过去四五十年而言，除了一次以外，所有政变推翻的，都是民选政府。2014年，政变推翻的是民选的英拉政府；2006年，推翻的是民选的他信政府；1991年，推翻的是民选的差猜政府；1976年，推翻的则是刚刚建立三年的民主政府。可见，在当代泰国，真正困难的，不是推动民主转型，而是实现民主稳固。转型本身对泰国人来说并不难，人家南非人奋斗五十年才推动一次民主转型，泰国人信手拈来就转了四五次。简直可以说，他们是一言不合就民主转型，但问题是，再一言不合，又民主崩溃。
为什么？为什么民主政体难以在泰国站稳脚跟？是因为军队过于强大和野蛮，以至民主难以维系吗？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是，大家反过来想一想，泰国不断在军人执政和民主政权之间摇摆，也恰恰说明军人政权没有那么强大。因为如果真有那么强大，那就不需要那么多次政变了，一次就搞定了，对不对？它能够允许民主转型不断发生，恰恰是因为它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垄断权力。事实上，泰国2014年和2006年的政变，正如埃及2013年的政变，军队并非真正的主导者，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在政治对峙已经造成局势失控的情况下出来收拾残局而已。
那么，为什么泰国的民主总是难以沉淀？这个问题可以从无数个角度去谈，社会结构、政治传统、经济模式等，不过，这次课，我想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我想借着泰国的民主困境，确切地说，泰国21世纪初的民主困境，来谈谈什么是民主文化。
参与精神=民主文化？
什么是民主文化？什么样的文化最有利于民主运转？关于这一点，比较政治学里面其实有很多种说法。比如，一个著名的理论，叫作“社会资本”理论，其代表性学者是帕特南（Robert Putnam）。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丰富与否，决定了它的民主能否走向稳固和良性运转。什么叫“社会资本”？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社会自发结社的习性。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很多人习惯于通过自发结社来解决问题，民主就容易走向稳固。为什么？因为自发结社培养公民的参与感、责任感、协商精神、合作精神等，而这些习性对于民主的落地生根都至关重要。哪怕这些社团并非政治性社团，而只是——比如说，读书会、爬山社、减肥小组，甚至广场舞大妈团体，它也可能通过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而给民主的运行提供润滑剂。
除了“社会资本”理论，另一个近年颇受关注的“民主文化”理论是“后现代文化”理论，其代表性人物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英格尔哈特。根据这个理论，当一个社会的经济模式从前现代模式抵达现代工业模式，然后再穿越现代工业模式抵达后现代模式，也就是知识经济、服务经济为主的模式，“后现代文化”就容易出现，而这种文化最有利于民主的运行。
什么是“后现代文化”？简单来说，就是“自我表达的文化”，也就是强调个体自主性和选择的文化。在英格尔哈特看来，工业经济强调流水线、纪律感、集体性、整齐划一，而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则要求个体的创造性、主动性和表达欲。当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自主的个体选择去塑造自身命运和社会命运，民主就越可能出现和稳固。他甚至通过数据回归分析，给这种可能性做了非常精确的计算。他的结论是：当一个社会30%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的价值”时，形式上的民主倾向于出现；而当一个社会45%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的价值”时，实质性的民主倾向于出现。当然了，社会科学家给的这些精确数字，大家参考一下就行了，不必过于较真儿，毕竟社会科学家也不是星相大师，不能指定民主转型的黄道吉日。
可以看出来，不管是“社会资本”理论，还是“自我表达”理论，其实都强调一点——参与精神。毕竟，民主和威权的最根本区别，就是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很多人说了算。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都不关心公共生活、不参与政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民主不可能运转起来。政治参与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可以是投票，可以是参加竞选动员，可以是上街游行或者签署请愿书，还可以是游说活动……甚至可以是写文章、转发文章、点赞跟帖。有一句话不是说吗，围观就是力量。当然了，用更新的网络语言来表达，就是“吃瓜就是力量”。其实没错，吃瓜就是力量。无论是政治家的监督、政治议题的设定，还是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往往都需要民众广泛的参与，而虎视眈眈就是参与的一种形式。
泰国民众的政治激情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参与精神是民主运行的根本性文化条件，那么泰国的民主屡屡崩溃，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文化中缺乏参与精神吗？其实，对过去20年的泰国政治史稍做了解，就会意识到，情况绝非如此。事实上，在当代泰国，不但整个社会不缺乏政治参与感，甚至可以说政治参与感过剩。要理解泰国人的这种政治热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代泰国政治极简史。
要讲述这个极简史，必须首先提及一个人物，泰国前总理他信。可以说，他是理解当代泰国政治的一把钥匙。这是个什么人呢？长话短说，他是一个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亿万富翁。泰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所以他信的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对农村和农民的各种倾斜，比如，给粮价提供大量补贴、给农民提供大量优惠贷款、在农村兴建各种乡镇企业等。
这些政策是好是坏，不是我们这次课要评述的内容，我们只需要知道一点，就是这些聚焦于农民和农村的政策，得罪了很多城市中产阶级，因为这些政策不但将更多资源导向了农村，而且将政治权力的重心从中产精英转移到了农民手里。这些城市中产和精英对此难以接受，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种间接的贿选，或者说政治腐败，他信以各种动听的名义给农民发钱，而农民把他选上台。
在此需要说明一点，相比很多其他国家，泰国的精英阶层是比较保守和右翼的。历史上，它的周边国家，像柬埔寨、老挝、越南，都发生过轰轰烈烈的左翼革命，但泰国却基本上绕开了这个浪潮，很可能与精英的保守主义倾向有关。
以上是背景。现在我们来看看过去20年泰国发生了什么。2001年，他信赢得大选，到2005年，他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地完成一个任期的民选领袖，并又以压倒性优势重新当选。看上去，似乎泰国的民主终于步入正轨了。然而，2005年后，泰国民主的命运急转直下，政治进入过山车模式。
第一次危机，是2005—2006年。他信的农村民粹主义早已得罪了一批城市阶层，到2005年，反对他的情绪终于有了一个爆发的导火索。当年，他信家族把一个企业卖给了一家新加坡公司。反对派认为这次收购事件涉及腐败和逃税，支持者则认为这完全是一场正常的商业交易。不管怎么说，这个事件点燃了泰国人的反他信热情，一场浩浩荡荡的反他信运动就此开始，著名的黄衫军登上历史舞台。经过近一年的抗议示威，军队坐不住了，2006年9月发动政变，他信从此流亡海外。当然，他信的支持者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也组织动员了起来，这就是著名的红衫军。
图4-2 黄衫军游行示威
从此，泰国的政治对决大幕拉开。黄衫军的主要构成是城市精英阶层，而且媒体、法官、军队甚至王室大体而言都站在他们这边，阵容非常强大。但黄衫军有一个弱点，而这个弱点在民主社会中恰恰是致命的——人数。毕竟，红衫军的核心成员是农民，而农民占泰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所以，红衫军什么都占劣势，但是他们人多势众。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无解的政治对峙。为什么无解？因为民主的两种逻辑在泰国这里打成了死结：一种是选票逻辑，就是多数说了算；另一种则是街头逻辑，谁呐喊的嗓门大，谁说了算。在选票逻辑下，红衫军是赢家；在街头逻辑下，黄衫军是赢家——毕竟，黄衫军生活在大城市，更容易动员起来占领街头。你可能会说，既然民主的核心机制是选举，那还是应该选票说了算吧？但是，当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涌上街头，愤怒地发出呐喊，你能说那不是人民的呼声吗？
图4-3 红衫军在街头游行
所以，选票逻辑和街头逻辑的这个死结，注定了泰国政治的困局。2006年，虽然他信被赶跑了，但是他的势力还在。2007年大选，被视为他信代理人的沙马克当选。黄衫军又不干了，轰轰烈烈又上街了。泰国法院以沙马克参加一个厨艺节目、有利益冲突为由，解除了他的总理职位。只在台上待了9个月，沙马克就下台了。
沙马克下台了，没关系。他信又有了一个新“马甲”，他的妹夫颂猜。2008年9月，颂猜通过议会选举上台，他信的势力又一次卷土重来。于是，黄衫军又一次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他们围困了议会，将几百名议员变成人质，颂猜本人不得不从议会的后门逃跑。最终，宪法法院解散了人民力量党，只在台上待了3个月，颂猜被迫辞职。
这下黄衫军终于迎来了春天。宪法法院解散人民力量党并禁止其领导人从政后，2008年12月，黄衫军阵营的领导人阿披实终于被任命为总理。然而，这个“春天”非常短暂。为什么？大家肯定猜到了，红衫军不干了。对于红衫军来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的人选上去，而你们一次又一次作废选举结果，现在你们想要岁月静好？没门。于是，红衫军又挑起了抗议的大旗，要求重新组织大选。抗议不断升级，最大的一次冲突导致近百人丧生，数千人受伤。阿披实本人的汽车也直接被红衫军攻击，差点未能逃生。最后，阿披实不得不宣布接受提前大选。
2011年大选的结果怎么样？大家恐怕猜到了。他信的第三个“马甲”，他妹妹英拉，又一次胜选。这里不得不感慨一下，他信一家真是打不死的小强，太有韧性了，前仆后继地去当总理。只可惜，虽然英拉温柔又亲民，也不能拯救她的哥哥。她上台后，可以说把她哥哥在任时的剧情又原封不动地演了一遍。
2011年上台，2013年年底，黄衫军抗议风云又起，又是占领政府大楼、占领电视台、堵路、堵机场，各种暴力冲突。最终，2014年5月，宪法法院解除了英拉的职位。什么理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宪法法院指控英拉政府某个大米补贴政策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而且她更换某个部长的程序是非法的。总之，英拉下台，军方接管。之后，军方执政至今。
民主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
从泰国当代极简史可以看出，我们可以批评泰国政治和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但是唯独不能批评泰国民众没有政治参与精神。2005—2015年这10年左右，泰国人民简直是无时无刻地在进行政治参与，黄衫军、红衫军，你方唱罢我登场，街头运动成为一个永不落幕的剧场。
既然泰国人的政治参与如此热情洋溢，而参与精神是民主文化的核心，那么，泰国的民主为什么会反复崩溃？问题出在哪儿？在我看来，问题恰恰出在泰国人太有政治参与精神了，让民主的街头逻辑碾压了民主的选票逻辑。没有边界感和节制感的政治参与，让泰国的民主每次都是刚刚被建立，就又被推翻。过度的政治热情、过高的政治要价、过于急迫的政治通牒以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战斗精神，每每让泰国的新生民主不堪重负，走向崩溃。
所以，真正支撑民主运转的，未必是无节制的参与精神，而更可能是一种有限度的参与意识。关于这一点，政治文化学者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说得很透彻了。他在《公民文化》这本书中，比较了五个国家的政治观念。虽然书中关于实证材料的部分已经过时了，但是他的基本结论，今天来看，却是历久弥新。什么是“民主文化”？我们通常认为，越热衷于政治参与的文化就越是民主文化，但这本书认为，实际上，真正的民主文化，恰恰是参与精神、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换句话说，民主文化未必是一种纯粹的“参与文化”，而是一种“混合文化”。
为什么参与和服从、热情和冷淡之间的混合对于民主运转非常重要？因为参与精神助推民主所需要的政治动员，而服从意识则助推民主所需要的政治秩序。热情形成政治改革的动力，而一定的政治冷感则给过热的政治氛围降温。
其实，观察相对成熟的民主政治，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国家，其民众不但政治参与意识很强，他们的规则意识、政治边界意识也相对较强，而后面这两个元素常常被忽略。以英国而言，2016年的退欧公投，几乎是恰好一半人支持退欧，一半人反对退欧，双方可以说势均力敌、水火不容，但是，当公投结果出来后，哪怕退欧派的优势非常微弱（51.9%比48.1%），留欧派是否诉诸了无穷的政治运动去推翻这个结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并没有。哪怕后来一度有民调显示，一部分“退欧派”其实后悔了，导致双方比例有所反转，但是公投结果就是公投结果，不能随便取消和抵赖。
相比之下，我们发现，泰国人对政治参与极有热情，但是缺乏一种对规则的服从意识来平衡。在这一点上，黄衫军阵营尤其明显。民主选举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事情，而黄衫军的表现却像个一输棋就掀翻棋盘的棋手。2006年，他们以他信家族企业变卖过程腐败为由，要求他下台，但是相关委员会的调查并没有找到交易过程中的硬伤。2008年，颂猜以合法程序上台，但黄衫军仅仅因为颂猜参加了厨艺秀，便坚持要他下台。在一次示威中，示威者冲进政府大楼，迫使政府转移到一个秘密空军基地办公。当颂猜按宪法规定，在入职15天内前往议会进行政策报告时，示威者又堵住议会入口，不让他完成其宪法职责。最后，黄衫军干脆堵高速公路、占领机场，导致无数人无法出行。2014年，黄衫军又因为争议性的经济政策要求英拉下台，英拉同意解散政府、提前大选，但是，因为黄衫军知道自己每选必输，所以他们最后的招数就是，不但自己罢选，而且到处组织纠察队堵住投票站，不让红衫军的人投票，导致宪法法院作废选举。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黄衫军不断将自身的派系诉求放到既定的规则之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最后，只有政变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目标，于是，他们几乎是邀请了政变。我们知道，独裁者常常因为“一己之私”而破坏民主，其实，社会力量也可能因为“一群之私”而摧毁民主。
过度的政治热情使得泰国的政治制度化变得极其困难。黄衫军与红衫军对峙的那些年，泰国民众简直可以说陷入了政治高烧状态。年轻人去占领机场、堵高速公路也就罢了，连农村老太太都成群结伙地赶到首都，声援抗议队伍。有个细节就体现了这种政治激情的程度：在一场红衫军的抗议中，组织者决定把抗议者的鲜血洒到政府门口，以示他们视死如归的心情。结果数千人排队去献血，尽管只是一人一小管血，但最后足足收集了1000升血，全都哗哗地倒在了政府门口。
这种政治激情对于民主稳固可以是致命的。民主政治要走向稳固，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转型过程中“广场政治”慢慢过渡为“常态政治”。所谓“广场政治”，就是万民上街，为制度的那关键一跃提供助推力，它的力量来自激情；而“常态政治”则意味着，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公众从街头逐渐隐退，将政治驾驶的钥匙交给其政治代表，它的力量来自协商。这种移交不仅仅是因为公共政策有一定的专业性，往往需要颇为专业的讨论协商，也因为很多时候，退出广场，必要的政治妥协才可能达成。
固然，即使在常态政治中，街头政治也有其功能，但是，街头政治本身的常态化和无限化，使得维系民主稳固的政治妥协极难达成。为什么？因为谁也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示弱对不对？几千个人的血洒政府门前了，还怎么妥协？任何妥协都会被视为背叛，越极端越被视为英雄主义。于是，运动只能进不能退，泰国的政治温度越升越高，最后，军队的出动成为局势唯一的冷却剂。
所以，什么是民主文化？它既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精神，也是一种对规则的服从精神，还是一种“允许专业之人办专业之事”的政治节制感。激情燃烧，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可能助推制度的跃迁，但是在民主的基本框架已经落地之后，激情过度燃烧则可能把这个框架本身也烧掉。泰国的民主，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地被过度的政治热情给烧毁的。
其实，过度的政治动员和参与热情导致民主崩溃，不仅仅发生在泰国。民主的街头逻辑倾覆民主的选票逻辑，是新生民主崩溃的一种常见模式。回顾近现代世界的第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法国大革命，能看到其民主走向崩溃也是沿着相似路径。在1792年选举出来的国民公会中，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大体势均力敌。派系斗争虽然激烈，但并不注定民主崩溃——英国革命中的托利党和辉格党，美国革命中的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都是一边斗争一边维系了民主稳固。但是在法国革命中，这一派系斗争却导致了革命的“脱轨”。何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就是无套裤汉们无度的街头运动颠覆了民主的制度化运行。1793年6月，无套裤汉们在雅各宾派的煽动下包围国民公会，要求逮捕所有的吉伦特派，在这个关键节点之后，法国革命无可挽回地滑向了恐怖统治。
在当代，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我们之前谈到过的埃及，情形类似——政治世俗派拒绝等待下一次的选举机会，拒绝穆尔西的妥协方案，以数百万人的超级动员推翻了穆尔西政府，但同时也推翻了埃及的新生民主。很多国家的历史上，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情节，西班牙第二共和国、韩国第二共和国、当代乌克兰与玻利维亚等，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我们常常说，某某革命失败，是因为革命不彻底，其实，很多革命的失败，恰恰是因为它太追求彻底。仔细想想，这也并不奇怪。物极必反是个朴素的道理，却包含无穷的智慧。资本主义需要从“丛林资本主义”中拯救自身，宗教信仰需要从“原教旨主义”中拯救自身，爱国主义需要从“沙文主义”中拯救自身，民主，也同样需要从过度的政治激情中拯救自身。只可惜，无数道理，每一个国家、每一代人，往往都需要亲自撞得头破血流才能真正领悟。有时候，甚至撞得头破血流也难以领悟。或许是因为，很多时候，耐心比勇气更难达至，节制比热情更需要技艺。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对公民美德的嘉奖，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挽留它的途径。
23. 恶真的平庸吗？暴民考古学
为什么人会作恶？这恐怕是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最经久不息的问题之一。无数学术问题最后往往演变为学者们内部的文字游戏，但是，“为什么人会作恶”，确切地说，“为什么人会在特定情境下变得邪恶”这个问题，却翻越了学术的高墙，成为令几乎所有人着迷的大众话题。
人们试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卢旺达大屠杀、达尔富尔大屠杀、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剧？为什么会有火刑或者凌迟，而所谓“群众”会去津津有味地围观这些酷刑？为什么战争过后，胜利方会活埋几十万的俘虏？为什么会有奴隶制？为什么ISIS会把砍头拍成录像，再放到网上去传播？等等。我们之所以着迷这些话题，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话题本身的重量，而且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邪恶不是一两个独裁者所能做到的，往往需要密密麻麻的普通人去参与。令人惊悚的是，在另一个时空里，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可能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友，甚至，可能是我们自己。
“平庸之恶”
在所有关于人类邪恶的历史事件中，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恐怕是德国纳粹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杀。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本身的恐怖程度，而且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启蒙运动发生了两百年之后，发生在诞生了康德、黑格尔、贝多芬等伟大人物的德国。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现代文明的腹地，人会突然变成野兽？某种意义上，过去70多年，人类从未真正从对这一邪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
我们一遍遍地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去解释这种荒诞的邪恶，解释普通人为什么会参与其中，但是解释完之后我们又总是感到不满足，又不断去寻找新的答案，似乎如果我们真的完成了对它的解释，这种理解本身也构成对受害者的背叛。
在不断浮现的各种理论中，有一个理论抓住了很多人的心，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概念——平庸之恶。大家可能知道，这是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发明的概念，用来形容一个叫作艾希曼的纳粹党人。事实上，她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或许，分析艾希曼这个人，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会作恶”这个问题，帮助我们探测当下的自我和那个潜在的邪恶自我之间的距离。
谁是艾希曼？这是德国纳粹党中的一个中层官员，虽然职务不算很高，但是位置很关键——他负责整个帝国的“犹太事务”，相当于“党卫军犹太事务办公室主任”。第三帝国早期的犹太政策是强制驱逐，而不是屠杀，那时候艾希曼主要负责组织犹太人的驱逐和财产没收，后来帝国政策转为所谓的“最后方案”，也就是集中营毒气室杀戮方案，他就负责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登记、集中、运送到集中营去。
作为一个反犹的枢纽型人物，艾希曼可以说罪大恶极，理应作为战犯被审判。但是，“二战”之后，他神秘消失了。直到15年后，也就是1960年，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在阿根廷的一个小镇找到了他。于是，摩萨德绑架了艾希曼，把他押送到耶路撒冷，之后，以色列展开了对他的审判。在这场全球瞩目的审判（图4-4）中，阿伦特作为《纽约客》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参加了庭审，并记录了她的观感。这就是那本书的由来。
图4-4 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
（图片来源：USHMM Photo Archives）
为什么阿伦特用“平庸之恶”来形容艾希曼？因为她通过观察发现，艾希曼似乎并不是什么天性残忍、头脑扭曲的变态狂魔，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路人甲，用阿伦特的原话来说，艾希曼身上充满了“奇怪的空白”（bizzarr vacuousness）。精神医生对他的分析报告也显示，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心理或精神疾病，对工作、对家庭，甚至颇有责任心。
在其逃亡过的一个小镇里，人们记忆中的艾希曼是一个爱拉小提琴、喜欢给儿童巧克力，还时不时帮助邻居维修各种器械的“暖男大叔”。他的罪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执行上级命令、做了本职工作而已”。在他的叙述里，他既不是这场屠杀的编剧，也不是它的导演，更不是它的制片人，他只是其中一个可以随时被替代的“演员”而已。
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平庸之恶”。这种恶不需要创造性、戏剧性、思想性或任何所谓“恶之花”的美感，只需要一点盲目而已。在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解读里，一个最关键的词汇，就是“不假思索”（thoughtlessness）。在她看来，无法反思性地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艾希曼罪恶的核心要素。在艾希曼的眼中，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传达一些信息，执行一些命令，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他反复强调：“我从来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事实上，我没有杀过任何人。”
然而，这个似乎只是“传达了一些信息、执行了一些命令”的人，却是一个漫长迫害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个链条中，就每一个具体的环节而言，他们都没有杀人。角色A，只是负责登记犹太人的信息；角色B，只是依法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角色C，只是负责把犹太人送上火车；角色D，只是集中营的保安……甚至，角色Z，可能什么也没有干，只是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把头转了过去。但是，如果这些艾希曼们能够跳出自己的身份碎片、跳出“此时此刻”，从一个更高、更大的图景去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会发现，是的，“我”，作为一个个体，的确没有杀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却杀了无数人。
很大程度上，这正是邪恶政治的秘密。它把邪恶切成一小份一小份，小到每一份邪恶的实施者完全感受不到邪恶的分量，他们只是恪尽职守，把面前这一块画板画好，但是，当所有的画板都画好，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拼图时，一个极其恐怖的画面却出现了。这也是为什么艾希曼觉得特别冤。
事实上，在我看过的所有纳粹历史记录中，几乎所有的纳粹分子都觉得自己很冤，在他们看来，我只是一万分之一，做了0.001%的恶，你们却把我当作100%的恶棍来审判，这也太不公平了。殊不知，他可能对每一个受害者的死只需要负0.001%的责任，但是他要对几百万个人的0.001%负责，即使从数学上来说，他手上所沾染的鲜血也是无数生命了。
集体作恶的1+N模式
这也正是“平庸之恶”最惊悚的地方。我们发现，邪恶的上演并不需要多少真正的“坏人”，只需要金字塔顶端的导演，和无数略微有点“近视”的普通人——为什么说略微有点“近视”？就是他看不到“大的图景”，更确切地说，拒绝看到“大的图景”，就盯着眼前这一张办公桌、这一节车厢、这一张表格。这就是邪恶的“1+N”模式。普通人就普通在，如果有人让我们去杀一个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胆量也没有足够的恶意去做这件事，但是，如果只是让我们去传达信息、去维持治安、去登记财产、去清理骨灰、去注射某种药剂……我们中的多数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去执行。
然而，邪恶真的仅仅是“平庸之恶”吗？当张三的“不假思索”和李四的“不假思索”，还有王五的“不假思索”……彼此相连，就会形成汹涌澎湃的邪恶吗？还是，或许更重要的，不是他们各自的蒙昧，而是将他们相互连接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什么？是权力，巨大的、失控的权力。金字塔尖的“一”往往通过无数的“N”去传输邪恶，但是最终，也正是那个“一”，将所有的“N”连接起来、转动起来。没有那个巨大的纽带，再多的螺丝钉也只是一堆废铜烂铁，无法构成一台轰鸣的机器。“平庸的恶”的背后，是“激进的恶”。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藐视民众的概念，乌合之众、暴民、愚民、群氓，等等，似乎普通人天生狂野、贪婪、愚昧。其实，此类含混不清的概念最大的困境，就是难以解释变化。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人狂野愚昧，似乎符合那个乌合之众的概念，可是为什么到了2015年，德国人成了整个欧洲最欢迎难民移民的博爱主义者？难道德国人的基因突变了？显然，真正变化的不是德国人的基因，而是金字塔上方的那个“一”。
其实，我相信在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一定比例的所谓“坏人”，构成“暴民”的基础，但是观察历史，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暴民，如果没有插上权力的翅膀，其危害往往比较有限。比如说义和团，早期一直是华北农村不成气候的民兵组织，只是在慈禧撑腰之后，才发展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烧杀运动。当“暴民”现象成为洪流，其驱动力往往是权力，而不是抽象的人性。
权力如何制造“暴民”？不妨将其机制拆解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暴力和高压，其次是利益诱惑，再次是意识形态。
生产“暴民”的机制一：高压
首先来看高压的力量。在系统的政治杀戮或迫害中，暴力的普遍化甚至仪式化往往是关键一步。历史上对酷刑有组织的围观，各种批斗大会，都是这种仪式化暴力的表现。纳粹一上台，其国家暴力的特性就显露无疑。1933年，纳粹开始推行所谓抵制运动，冲锋队四处出击，禁止德国人进入任何犹太人经营的场所。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禁止犹太人和日耳曼人通婚，禁止犹太人在诸多行业从业。1936年开始，对经济体系进行所谓“雅利安改造”，直接剥夺犹太人的财产。1938年的“水晶之夜”，更是将暴力赤裸裸化，数百个犹太人被杀，数千个店铺被烧毁，数万个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有了这一切的铺垫，1941年后对犹太人的强制隔离居住、1942年后实行所谓“最后方案”，就是水到渠成了。
图4-5 20世纪30年代末，维也纳，犹太人参加强制劳动
这些暴力或暴力威胁给普通人带来的震慑，我们不难想象。“二战”结束后，很多普通德国人声称自己不知道对犹太人的屠杀，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其实，所谓“不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想知道”，而“不想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敢知道”。只要稍微想一想，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一批批的犹太人消失了，而在消失之前，他们被辞退、被剥夺财产、被隔离、被殴打、被羞辱……然后，他们消失了。
即使想不到其中的细节，也能想到那是一条非常黑暗的隧道。何况在消失的途中，无数普通人不断接手他们：隔离区的工作人员、警察、火车站工作人员、医生、狱警、厨师……也就是说，有无数的艾希曼们，而这些艾希曼们很容易把所见所闻告诉亲友以及亲友的亲友……但是，因为恐惧，人们不去想，不敢想。
政治学中有一个词汇，叫作“理性的无知”，通常用于分析选民的投票行为，但是，用在这种极端恐惧下的思想自我屏蔽，同样恰如其分。什么叫“理性的无知”？意思就是，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生产“暴民”的机制二：利益
恐惧只能制造沉默，而利益诱惑则能造就积极分子。这是权力制造暴民的第二个台阶。在艾希曼的自述中，以及阿伦特对他的描述里，艾希曼似乎只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公务员，被动而茫然地执行着命令，因而“不知不觉”犯下了罪行。果真如此吗？还是，当权力向社会撒下利益的诱饵，他是努力跳起来去够那些诱饵的人？
1932年，纳粹党赢得大选之际，艾希曼即刻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1934年，他又加入纳粹的安全部门。这都是他主动的选择。之后，因为工作积极、表现出色，他不断获得升职，成为整个帝国的“犹太人事务”的第一执行人。到最后，党卫军的“犹太人事务管理办公室”直接被叫作“艾希曼的办公室”。
比职业升迁带来更大满足的，是心理上的成就感。26岁加入纳粹党之前，艾希曼可以说一事无成。虽然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可能是学习不够用功，也可能是不够聪明，艾希曼甚至高中都没有毕业。而且，由于长了个犹太人式的鹰钩鼻，他从小还是小伙伴们的嘲笑对象。从职业学校毕业后，他找到了一个汽油推销员的工作，但是没过几年，又被解雇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成为其中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虽然到最后，艾希曼的正式职务并不是很高，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处级或厅级干部，但是，由于其位置的特殊性，所以权力巨大。当时的犹太人团体，是走是留，如何走、如何留，走到哪儿、留在哪儿，他往往具有生杀予夺之权。所以，从1939年开始，就有报纸称艾希曼为“犹太人的沙皇”。一个犹太人这样记录艾希曼当时留给他的印象：“艾希曼进来了，像一个年轻的神。他那时很帅，高大，黝黑，闪闪发光。他的行为也像是神——他决定着逮捕或者释放谁，取缔或者放行某个机构，创办或者审查某个犹太人报纸，甚至最终，决定着谁能动用犹太人的银行账号。”
大家想想，这是何等的光环，一个33岁的年轻人，一个签名，一句话，决定着无数人的命运，而仅仅是在7年前，他连一份推销员工作都没有保住。所以，哪怕战争结束，他已经逃亡到阿根廷，从“神”重新变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养兔专业户”，他依然沉浸在昨日辉煌中。最后他之所以暴露自己，被摩萨德抓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实在忍不住向当地的其他德国移民炫耀自己是谁。在一张送给朋友的照片背面，他郑重其事地签名道：阿道夫·艾希曼——党卫军军官（退休）。
所以，艾希曼绝不仅仅是个被动的螺丝钉，“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罪人。他是高高举手要求成为螺丝钉，他是主动跳进那个杀人机器。在法庭辩护中，艾希曼不断强调自己只是个政策的执行者，却不谈论他如何把自己放到执行人的位置上去，这显然是避重就轻。这就像一个醉汉不断宣称，自己因为别人劝酒而喝醉了，却不提及是自己主动走到“别人的”酒席中去。艾希曼的恶，不仅仅是“平庸之恶”，而恰恰是“不甘平庸之恶”。
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艾希曼是那个向利益诱饵走去的人，当权者则是诱饵发放者。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作恶会带来无穷的好处：升官、发财、虚荣心的满足。一切极权体制招募打手的机制，都是对权力和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垄断，从而使得有抱负的人放眼望去，只有这扇门可以敲开。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抱负或甚至有虚荣心的年轻人想向上流动，想从nobody变成somebody，而是在一个资源垄断的体制中，这些年轻人获得成功的最便捷途径，甚至唯一途径，就是加入一场恶的游戏。
生产“暴民”的机制三：意识形态
恐惧、利益是普通人作恶的两个台阶，第三个台阶，则是意识形态。恐惧让人沉默，利益让人积极，意识形态则令人狂热。意识形态是什么？我们之前也讲到过，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把一个混乱的、无序的世界“翻译”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很少有普通人愿意去作恶，但是，如果有一种意识形态把恶“翻译”成善，或把“主动的大恶”翻译成“不得已的小恶”，那愿意作恶的人就不但乌泱乌泱的，而且慷慨激昂了。
纳粹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翻译软件。我们今天可能觉得，纳粹的种族淘汰论简直愚不可及，德国人怎么会接受如此荒诞的意识形态？但是，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纳粹主义并非完全不可思议。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尔文主义思潮盛行全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一弱肉强食的法则，不但适用于动物界，也适用于人类，不但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国族。
因此，从一开始，纳粹主义就是以“生物进步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它宣称，其宗旨是要将人类最“优秀”的基因，也就是所谓雅利安人基因，发扬光大，而“劣等民族”，比如犹太人，则应当从人类的基因库中被抹去。阅读纳粹德国史就会知道，他们消灭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一系列配套的“生物进步主义”措施，比如，对老弱病残实行安乐死工程，绝育工程，消灭精神病人，消灭吉卜赛人，各种优生学措施，等等。
我以前读《纳粹医生》这本书，有一个细节印象深刻。作者说，在整个德国纳粹史上，尽管杀人无数，官方文件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杀死”（kill）这个词，永远都是“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正面或中性词汇。也就是说，纳粹从来避免以屠杀者的身份出现，他们试图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以“科学理性”的面目出现，以“进步推动者”的面目出现。用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而已。”
因此，当时很多普通德国人，正是通过这种“生物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看待纳粹之恶，而通过这个“翻译软件”看到的恶，就不再是恶了，是为了迎接美好明天进行的“大扫除”。艾希曼之所以如此热情洋溢地投入到反犹工作中，也正是因为接受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在20世纪50年代的访谈中，他明确表示：“在完全理解《凡尔赛条约》的耻辱之前，我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了。很大程度上，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超级民族主义。”他甚至表示，他是康德的信徒，不过，他说，“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应该臣服于国家的法律。”
其实，岂止纳粹主义，几乎所有的政治迫害，都会有一个将其迫害正当化的意识形态话语。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推行所谓“快速土改”时，任何反对他的人都被视为“新殖民主义者”。在袭击平民的恐怖主义者眼中，他们是捍卫神圣宗教、反抗世界霸权的“圣战”战士。在缅甸军方针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中，罗兴亚人则被说成是恐怖主义暴徒。在卢旺达屠杀中，胡图族将被杀害的图西族称为蛀空国家的“蟑螂”。当萨达姆针对库尔德平民使用化学武器时，他宣称库尔德人是分裂祖国的罪人。之前的课我们谈到过韩国电影《辩护人》，在电影中，那个安全人员把宋律师打倒在地，并呵斥道：“你知道你们为什么在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吗？是因为有我这样的人。”在所有这些情节中，意识形态成为现实的过滤器。复杂的现实穿越意识形态抵达每个人的头脑，就像阳光穿越大气层抵达人们的眼睛时，只剩下美好的蓝色。
所以，普通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恐惧，因为利益诱惑，因为观念的魔法。个体的恶或许乏味，但是集体的恶从来并不平庸，它前面往往是权力的指挥棒在呼风唤雨，而燃料则是被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所点燃的激情。也就是说，艾希曼或许并不像阿伦特所说的那样“不假思索”，在高压、在利益面前，他始终进行着精密的计算，而动听的意识形态则给了这种计算一个合理化的外衣。所谓盲目，与其说是个体的“不思考”，不如说是系统的“反思考”。它不是任何人天生的无能，而是制度所施加的近视。
因此，面对恶的蔓延，面对高压，面对诱惑，尤其是面对那种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一旦你了解人之为人的脆弱，一旦你认出自己在极权主义当中的倒影，作为个体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听听不到的，去寻找更大的图景，就不仅仅是一种兴趣，而且是一种义务。
24. 文明的冲突：一个过时的预言？（1）
一般来说，一个知名学者通常以一两本代表作扬名天下，很少有学者几乎每本书都引起轰动。亨廷顿却是一个例外。他的几乎每本书都像是一颗小型原子弹，在公共领域激起激烈的辩论和持久的关注。这未必是因为他的某个具体观点本身多么深得人心，而是因为他是个超级“议题设定者”——也就是说，你同意他也好，不同意他也好，你总是在情不自禁地讨论他抛出的问题。
大家可能有印象，我们这个课程就屡次提到过他。在讲“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时，我提到了他，因为这个概念是他发明的。在讲“重新带回国家”的时候，我也提到了他，因为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引领了一个思想潮流。这次课，我们又要以他为引子，来谈论另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文明的冲突。
一个不合时宜的预言
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叫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其实已经包含在标题里了，大意就是：冷战结束了，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冲突走到了尽头，从现在开始，文明将成为政治冲突的分界线。换句话说，以前是左右之争，现在是文化之争。他把世界文明分为七八个板块：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印度、拉美等。但是，如果进一步简化，他实际上是把文明分成了三个阵营：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东方，还有就是一堆“骑墙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the West vs. the Rest”（西方对其他），以及一堆swing civilizations（摇摆的文明）。
今天来看，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它的具体观点，而是它的发表时间。这本书出版于1996年。事实上，亨廷顿在1992年就做了“文明冲突”的报告，1996年的书，只是对这个报告的拓展。也就是说，几乎是冷战刚刚结束，当时整个西方还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亨廷顿却不识时务地抛出了这个冷峻的观点——“文明的冲突”正在到来。
当时，他的观点一抛出，立刻受到了无数批评：有的批评他好战，在煽动战争；有的批评他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文明看得高人一等；有的批评他不区分政治和文化，将政治的冲突统统归结为文明的冲突；甚至有人批评他不过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但是，一个事件的发生，让无数批评的声音愣住了，顷刻间，在一些人眼中，亨廷顿从一个沙袋变成了一个“预言家”。什么事件？大家可能猜到了：911。
911的发生，让很多人开始正视“文明的冲突”这种可能性。纽约的世贸大楼，几乎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象征，眼睁睁地被两架飞机撞倒，而劫持这两架飞机的，是19个伊斯兰极端分子。人们可以从无数个角度诠释这个匪夷所思的事件，但是无疑，文化冲突是其中一个重要视角。
911是一个戏剧化的事件，另一个事件，不那么戏剧化，而是缓缓发生，但是它的冲击波，同样被视为是“文明冲突论”的论据，这个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在一些人看来，近年中美矛盾不断升级，似乎是印证了亨廷顿的观点。特朗普上台之前，中美冲突还只是时隐时现，特朗普上台之后，由于他“酒驾”般的施政风格，冲突开始白热化。从中美贸易战到科技战，从香港问题到新冠病毒之争，双方不断地陷入剑拔弩张的状态。我们有种感觉，窗外的历史似乎不再闲庭信步了，而是开始加速奔跑，至于它将要跑到哪里，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速度本身，就足以让人感到紧张。同样，中美矛盾的清晰化，或许有各种原因，但是无疑，文化的冲突是其中一个重要逻辑。
所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被很多学者判了死刑，在21世纪却起死回生了。救它的不是别的学者或者理论，而是现实本身。现实曲曲折折，却还是绕到了亨廷顿的笔下。人们不情愿地发现，the West vs. the Rest，这个说法虽然如此粗糙，如此经不起细节的推敲，但是，作为一个大致的框架，却似乎比25年前，也就是亨廷顿刚刚写下《文明的冲突》的时候，更有说服力了。更重要的是，人们担心，这种“说服力”仅仅是刚刚开始。
到底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个先知性的预言，还是过时的危言耸听？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时间关系，这次课，我想谈谈在我眼中，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在哪儿。下次课，我将谈谈我认为这个观点的问题在哪儿。
显然，我们真正关心的，不是亨廷顿本人或其著作的命运，而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处于一个文明对撞的时刻。因为照亨廷顿的说法，似乎西方国家已经吹响了集结号，而东方国家也终将因为“共同的敌人”而走到一起，双方将沿着一条“文明断层线”迈向决战时刻。如果这个画面是真的，那我们也不可能岁月静好下去了。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当然要关心，我们所面临的，是怎样一场风暴。
亨廷顿对在哪儿之一：政治文化差异真实存在
现在，我来说说，我认为亨廷顿对在哪儿。首先，我非常同意亨廷顿的这个看法：就特定历史时刻而言，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什么叫政治文化的差异？简单来说，就是政治价值排序的不同，或者价值权重的不同。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同政治文化存在价值差异，这还用说吗？这不是废话吗？其实，这还真不是废话。即使原则上同意“政治文化存在差异”的人，在涉及具体问题时，也常常否认这一点。在具体问题上，他们常常说的是：“别看谁谁谁怎么怎么样，其实它怎么怎么样”，因此结论往往是“其实都一样”。
一种常见的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就是以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去否认一个文化总体的价值倾向性。比如，如果我说，中国人倾向于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可能立刻有人会说，“我就认识谁谁谁，他完全没有民族主义观念”；或者如果我说，穆斯林世界对同性恋更缺乏宽容，可能立刻有人会说，“我就认识哪个哪个穆斯林，他们完全能够接受同性恋婚姻”。显然，我相信，每个文化内部都会有多元的声音，但是，我理解的文化差异，不是指每个文化铁板一块、万众一心，而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每个文化圈的“平均观念水位”或者“中间观念水位”的位置不同。
另一种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是以每个文化内部的演进性，去否认一个文化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倾向性。比如，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说到巴基斯坦的“荣誉谋杀”。所谓“荣誉谋杀”，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一个男性，因为他某个女性亲属做出什么“有伤风化”的事情，比如通奸、私奔，甚至仅仅因为穿着有点暴露，就直接把这个女人给杀了。讲到这个现象时，我表示很愤怒，我这个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基督教国家以前也非常歧视女性，中国不也是，等等。
显然，基督教世界历史上有过烧女巫现象，中国古代也有过将通奸女性“浸猪笼淹死”的现象，这和今天巴基斯坦的“荣誉谋杀”相比，其残忍程度，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当我们谈论文化差异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特定的历史时刻”的差异，也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的横切面里，不同文化是否存在着价值差异。毕竟，文化的冲突是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刻，400年前的英国人可能比今天的巴基斯坦人更加保守，但是他们不会相遇，会相遇的，是今天的巴基斯坦人和今天的英国人，所以特定历史时刻的文化落差很重要。
第三种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是以“普世价值”去否认文化差异的存在。根据这种观点，世界上存在着普世的价值，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是人嘛。因此，我们能够观察到文化差异，“其实”仅仅是政治差异，无非是一些统治者以高压方式蒙蔽人心，一旦高压消失，“虚假观念”也会随之消失，普世价值自然就浮现出来了。
老实说，我觉得“普世价值”这个词有点偷懒。显然，全世界的人都热爱自由。用秦晖老师的话来说，如果自由不是“普世价值”，为什么全世界的监狱都要上锁？全世界的监狱都要上锁，说明全世界人都渴望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当然是普世价值。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或许不是全世界民众是否热爱自由，而是当自由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比如当自由和平等发生冲突时、当自由和秩序发生冲突时，人们如何排序？面对价值的冲突，也就是所谓“诸善之争”的时候，价值的排序或价值序列中的权重不同，就带来政治文化的差异，这才是“文明冲突”的起源。
比如，有些文化重视秩序超过自由，有些文化则重视自由超过秩序；有些文化认为主权比人权重要，有些文化则认为人权比主权重要；有些文化更重视平等，有些文化更重视效率；等等。我在清华大学工作，如果我问我的学生怎么看待“港独”“台独”，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会义愤填膺、拍案而起，但是我记得在英国工作的时候，我也问过N个我的英国学生，如果苏格兰独立，你怎么看？结果他们大部分都表示，他们想独立就独立呗，慢走不送。
至于各种文化差异背后有没有政治因素，当然肯定有。但是，即使是一定体制内形成的民意也可能内化。为什么？因为为了避免认知失调，人们往往会说服自己，自己被动相信的东西其实是自己主动相信的。这一点，在纳粹德国是常见现象。之前我讲到艾希曼、讲到“理性的无知”，就是类似的道理。而所谓“虚假观念”，一旦形成，它也可能构成真实的、有重量的“社会事实”，反过来成为特定政治的文化支撑。这就像“地球是平的”这个说法，即使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多数人这样认为，这个观念本身就构成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是有社会后果的。
所以，其实人们有很多种方式去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真实存在。不过，政治文化差异的真实存在，并不是亨廷顿的或者我的“看法”而已，而是可以被验证的经验事实。比如，跨国民意调查就可以提供大量相关信息。举个例子，关于男女平等的看法，在世界观念调查2010—2014年的数据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当就业机会稀少时，男人比女人更有权得到工作。你是否同意这个看法？”美国人同意这个判断的比例是多少呢？大约6%。中国人多少呢？38%。巴基斯坦多少呢？75%。可以看出，对同一个涉及男女平等的问题，今天的西方文化、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反应是不同的。
再举个例子，皮尤中心2015年的一项民调，有个问题涉及言论自由的限度，当问及“人们是否有权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时，95%的美国人表示同意，巴基斯坦表示同意的人则只有54%，而当问及“人们是否有权公开冒犯我的宗教”时，77%的美国人表示同意，但是只有20%的巴基斯坦人表示同意。[1]可见，不同文化目前对“言论自由的边界”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还有一个例子。在盖洛普2017年的一项民调中，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愿意为你的国家而战”，中国表示“愿意”的比例是相当高的，77%，而欧美国家普遍不太高，美国是最高的，44%，加拿大是30%，英国是27%，说明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可能不如中国人这么热烈。
此类的例子很多，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我想，大家已经大致理解我的核心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政治文化差异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上，在追踪全球观念变化方面，最著名的两个政治文化学者英格尔哈特和韦尔策尔，他们干脆根据这些差距，画出了一个“世界观念地图”（图4-6）。
图4-6 世界观念地图（2020）
（图片来源：World Value Survey网站）
图中，纵轴是从传统价值到世俗理性化的分野，横轴是从生存价值到“自我表达价值”的分野。在这个“文化地图”中，信息非常复杂，但是有一点相当明确：不同的文明确实在价值谱系上的位置有所不同，并且具有一定的“板块性”。比如，新教国家倾向于集中于这个图的右上角，也就是说，它们的政治理性化程度和自我表达价值都比较高；而儒教国家倾向于出现于图的中上方，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政治理性化程度较高，但是自我表达的价值程度居中。以此类推，确实可以大致看到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板块”的分布。
亨廷顿对在哪儿之二：政治文化差异可能引发冲突
上面是我想说的第一点：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现在，我来说说我同意亨廷顿的第二点：政治文化的差异可能会带来冲突，在一个全球化加速的时代尤其如此。关于这一点，大家可能又会觉得是废话：显然啊，差异可能带来冲突，这有什么争议吗？事实是，这有争议。不但有争议，而且近些年人们还争得如火如荼。争论的一方，当然是亨廷顿的观点，认为在一个不同文化狭路相逢的时代，可能爆发激烈的冲突，而争论的另一方，则是一种比较理想主义的“文化多元主义”观念。
根据这种观点，不同文化如果彼此尊重，完全可能和谐共处。因此，移民难民的加速化不会带来什么文化的冲突，少数族裔也没有必要向主流文化靠近、进行文化同化。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话来说：多样性是我们的力量（Diversity is our strength）。所以，为什么要害怕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恰恰应该是一个社会应当庆祝的事情。
显然，特鲁多的说法非常有吸引力，我们都向往一个不同文化和谐共处、各美其美的社会。但是，这种和谐的前提是“相互尊重”，而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常被现实打耳光的“如果”。如果塔利班能够接受民主选举，阿富汗就不会再打内战；如果埃及人都接受穆兄会的胜选，那么埃及民主就不会崩溃；如果乌克兰人都承认欧盟比俄罗斯更好，乌克兰内战就会迎刃而解……但问题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省心的“如果”。
成功的“多元文化主义”需要所有文化群体同时恪守自由、宽容、民主的底线，而这是一个极高的底线。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种族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不断发炎的政治伤口。印度作为发展中世界的老牌民主国家，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近年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华裔在那里已经扎根数百年，仍然成为时不时爆发的反华浪潮的受害者。在尼日利亚，基督徒和穆斯林从独立开始就不停冲突，直到今天，几乎每次大选都因为族群关系而成为火药桶事件。显然，在这方面，相比其他国家，加拿大相当成功，但是即使成功如加拿大，其魁北克问题也曾引起严重撕裂。到今天，它也有移民难民的限额，有择优过关的移民过滤标准，而在难民涌入有失控迹象之际，它也开始悄悄地调整自己的政策，把门关得更紧。更重要的是，到现在，加拿大仍然是个文化同质程度相当高的国家，其有色人种的人口比例远远低于美国，非法移民问题更是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加拿大已经成功应对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不如说真正的挑战可能还没有到来。
事实上，文化在相互遭遇的过程中发生冲突，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对此，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有长达200多年的切身体验。当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访，一个跪还是不跪的问题，就引发了巨大的外交危机。这个危机的背后是什么？是价值的冲突。对当时的大清王朝而言，连大臣见到皇上，都得三跪九叩、自称“奴才”，何况你一个外国使节？而对英国使节来说，我连自家国王都不跪，为什么要给你们跪？不同的权力观，带来文化的冲突。马戛尔尼访华暴露的礼仪冲突，只是后面200多年巨大文化冲撞的一个引子而已。
今天，全世界的文化冲突仍然无处不在。一个典型例子，是2015年的“查理周刊事件”。这件事大家应该都知道，法国的一个杂志《查理周刊》，因为刊登冒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遭遇极端分子的报复，10余人被打死。2020年10月，一个法国教师又因为在课堂上展示这个漫画，被一个穆斯林极端分子砍头。对于法国主流社会来说，言论自由是至高的价值，哪怕这种自由有时候意味着对虔诚宗教信徒的冒犯；对于极端主义穆斯林来说，宗教信仰是至高的价值，哪怕这意味着有时候要抑制言论自由。于是，不同价值排序的文化相互遭遇时，冲突爆发。
图4-7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
1793年，马戛尔尼（McCartney）觐见乾隆帝。双方就礼仪事宜产生多次争执，最终达成协议，英国作为独立国家，其使节行单膝下跪礼，不必叩头。
所以，文化差异造成冲突，这是一个不断上演的历史事实，而不仅仅是保守主义者的臆想。在一个全球化程度不高的时代，观念不同的人还可能相安无事，毕竟，大家相距遥远，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全球化则把远在天边的“异己者”带到了眼前。从经济上而言，全球化对于绝大多数人显然是好事，毕竟，全球化可以通过把蛋糕做大而实现双赢。但是，文化全球化则不同，因为价值观念常常只能非此即彼：你不能既认可同性恋的婚姻权，又反对同性恋的婚姻权；既认同退教权，又不认同退教权；既相信主权高于人权，又相信人权高于主权。这就是为什么文明的冲突常常到达你死我活的程度。2013年的一项皮尤调查显示，64%的巴基斯坦穆斯林，63%的埃及穆斯林，78%的阿富汗穆斯林认为退教——就是离开伊斯兰教——可以被判死刑，如此强烈的宗教情怀，一旦与宗教自由的世界观相遇，冲突可以说在所难免。
遭遇不但可能带来冲突，甚至可能会造成观念的两极化。这一点，我想所有在网上辩论过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前谈到瑞典的时候，我曾经讲到过一个概念——“文化反弹”。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为了抵御西化威胁，东方各国多少都出现了“传统复兴”现象；而最近20年移民难民浪潮的出现，同样也开始激发西方世界的右翼民粹主义，以此抵御他们心目中的“东方化”威胁。这种各自保守化的趋势恰恰是“文明遭遇”的阶段性后果。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我们谈到过的阿富汗，一个本来正在走向世俗化的国家，为了抵制苏联带来的极左意识形态，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狂热，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他国家可能没有那么极端，但是保守力量崛起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常见趋势，印尼、土耳其、印度、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国家都有此迹象。哪怕是中国，这些年对传统文化的强调，大家也都有目共睹。我记得我小时候，学校是不学《三字经》《弟子规》的，但是现在我女儿，小小年纪，在那摇头晃脑念：“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搞得我还得偷偷百度，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当然，对外来文化，各国的态度不一定仅仅是抵制，更多的时候是“半推半就”：一边抵抗，一边学习；今天抵抗，明天学习；一部分人抵抗，一部分人学习……这种半推半就的暧昧态度，其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所有文化都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变迁。但是，这种殊途同归的现象，是否意味着文化冲突不会爆发？有趣的是，未必。事实上，英格尔哈特和韦尔策尔的研究就发现，虽然世界各国民众都在或多或少向着更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价值移动，但是文化冲突的风险仍然可能增加。为什么？因为移动的速度不同。简单来说，如果跑在前面的人跑得更快，就算跑在后面的人和他方向一致，双方的距离还是会越来越远。遗憾的是，从“世界观念调查”的数据来看，这恰恰是当下各文明演进中所发生的情况。
总结一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认为，在两点上是对的：第一，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即使这种差异可能是特定政治制度、历史条件、经济水平等因素的产物，而不是什么亘古不变的“民族性”或者“宗教特征”，但是，作为一个因变量存在的它，也可能作为一个自变量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的稳定性。第二，在一个全球化加速的时代，文化差异可能带来激烈的冲突。哪怕我们都认为A和B都重要，但是，当你相信A比B重要，而我相信B比A重要，你我在一起生活，就可能出现各种摩擦。事实上，相互遭遇不但可能呈现矛盾，还可能造成观念的两极化。当代世界各国，无论东西，都出现了保守主义的复兴，就是这种两极化的一个表现。即使这种保守主义的复兴，只是文化演进大方向中的旋涡，由于不同文明演进的速度不同，文明冲突的风险仍然有可能不断增加。
认可上述两点，是否意味着认可亨廷顿的总体性判断，也就是说，一场东西文明的大对决即将上演呢？大家可能都看过《权力的游戏》，都知道这个故事的大致发展轨迹：一开始，是无数分散的势力相互混战，但是慢慢地，大鱼吃小鱼，合并同类项，最后演变成了小龙女和瑟曦在君临城的对决。其实，亨廷顿所描述的未来世界，有点像“权力的游戏”：不同文明圈大鱼吃小鱼，合并同类项，最终，世界格局走向the West vs. the Rest的对垒。国际格局真的会这样演变吗？未来世界真的会如此好莱坞吗？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我们下次课再讨论。
* * *
[1]Richard Wike, “The boundaries of free speech and a free press,”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Attitudes and Trends, Nov. 18, 2015.
25. 文明的冲突：一个过时的预言？（2）
上次课，我谈到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合理之处。第一，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第二，不同的政治文化在相互遭遇时可能会发生冲突，而全球化的加速可能会使冲突也加速。但是，最后我也说到，尽管我认可这两个判断，但对亨廷顿所描述的“东西文化对决”，还是不认同。为什么？为什么亨廷顿的判断未必是一个必然趋势呢？
在这里，我先说出我的结论，然后再试图分析为什么。在我看来，冷战后，文化冲突的确越来越成为全球性政治冲突的一条主线，但是，对冲突的阵营，亨廷顿却产生了误判。冲突的双方未必是以“历史文明圈”为基础的西方与东方，而更可能是各个文明圈、各国内部的“现代派”与“传统派”。也就是说，这场文化冲突越来越表现为各文明圈、各国内部的“文化内战”，而不是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说各大“历史文明圈”之间没有重大的政治文化差异，而是说在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历史文明圈”并非文化冲突的主要组织者。
好，我把我的结论已经说出来了，现在，我来解释为什么。
理论上，文化战争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文明圈之间，也就是同一个历史文明圈的国家联合起来，与其他文明圈展开斗争，比如，伊斯兰国家联合起来，或者儒教文明圈联合起来，对付基督教文明圈。这也是亨廷顿的论证方向。第二，国家之间，尤其是文明圈内部的核心大国，“代表着”各自的文明圈展开斗争，比如中国作为儒家文明的代表，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或者伊朗作为伊斯兰文明的代表，彼此为价值差异展开斗争。第三个层面则是国家内部，也就是每个社会内部出现激烈的文化冲突，现代派和传统派之间、进步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斗争。现在，我想依次分析这三个层面“文化斗争”的现状和趋势。
文明圈内部：离心力在增强
显然，在亨廷顿的书中，他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层面。在他看来，未来的冲突是以“文明圈”为阵营展开的。国家不再是斗争的主角，文明才是。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超越了国界的文化共同体。美国和加拿大有矛盾，英国和法国有历史恩怨，但是，面对中国时，它们就是共同的文明圈。中国和韩国是两个国家，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也有不同制度，但是面对西方，它们同属儒家文明圈。伊朗和伊拉克打过仗，土耳其和埃及有各种纠纷，但是面对西方，它们同属伊斯兰文明。总之，兄弟可能打架，但是碰到外人时，他们还是会团结起来并肩作战。事实上，亨廷顿甚至认为，不但同一个文明圈内部会团结起来，儒家文明圈和伊斯兰文明圈也会策略性地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基督教文明圈。
乍一看，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也有现实的痕迹。比如，最近中美矛盾加剧，许多西方国家，虽然自己也和美国存在着种种矛盾，但是在中美之间，大多还是选择了美国这个“带头大哥”。加拿大，配合美国逮捕华为的孟晚舟；澳大利亚，要求WHO调查中国的新冠来源；英国，加入美国封杀华为；等等。另一方面，中国也似乎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与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更加紧密的纽带，让很多穆斯林国家乃至非洲国家产生了认同感。这似乎印证了亨廷顿说的“东西对垒”格局。
然而，这个判断经不起仔细推敲。观察过去25年左右的国际关系会发现，各个文明圈内部，都是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在增强。
西方曾经作为一个整体走出冷战，但是今天，英国退欧，象征着欧盟的松动。难民危机，造成东西欧之间的巨大裂痕。俄罗斯，作为亨廷顿笔下的“摇摆文明”，与西方渐行渐远。甚至西方内部最重要的同盟，美国和欧盟之间，在特朗普在任期间，在无数问题上也出现了裂痕：伊朗核协议问题、巴黎协定问题、北约军费问题、贸易关系问题等，连加拿大和美国，都打起了贸易战。要知道，特朗普翻脸不认人起来，可是不分东西南北的，他是在360度无死角地制造敌人。特朗普下台后，美欧关系稍有缓和，但是，特朗普插曲也让世人意识到美欧关系的脆弱性。
伊斯兰文明圈内部就更不用说了，过去1/4个世纪，穆斯林各国完全没有走向团结的迹象。大家可能知道，伊朗和沙特，分别代表着什叶派和逊尼派，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数国展开代理战争。塔利班、基地组织和ISIS这些极端组织的出现，撕裂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库尔德人分别与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开战。近年来，土耳其和埃及因为各种原因闹翻。2020年阿联酋等国与以色列的建交，则成为伊斯兰世界分裂的又一个标志。
儒家文明圈呢？似乎也没有拧成一股绳。在2019年皮尤的民调中，[1]全球对中国的正面印象比例最低的，居然是日本——只有14%的日本人对中国印象正面，而85%选择了负面。其他邻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韩国选择正面印象的为34%，印度为23%，印尼为36%……事实上，亚太地区对中国印象正面的比例，平均而言，比非洲、拉美甚至欧洲更低。可见，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未必是同盟的保证。事实可能相反，距离有时候反而更产生美。
所以，以历史上是否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或宗教背景，作为“文明冲突”的阵营划分标准，目前来看，非常可疑。为什么？因为在当代世界，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越来越被其政治制度或者经济水平塑造，而不仅仅是被历史所塑造；共同的种族、语言和历史文化并不能保证你们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
新加坡的主体是华人，和中国一样也算是广义上的儒家传统国家，但是中国和新加坡民众政治观念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同样，土耳其和阿富汗同属穆斯林国家，但是因为经济水平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其政治观念也截然不同。我在上次课讲到，2013年皮尤中心的一个调查显示，阿富汗有78%的穆斯林认为退教者应该被处死，土耳其的同一数字是多少呢？2%。可谓天壤之别。最鲜明的对比，恐怕还是朝鲜和韩国，历史上，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应该非常接近，但是今天，它们的政治文化相似吗？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一个动辄抗议，总统不下台决不罢休；另一个则安静得多。可见，就塑造政治文化而言，政治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有可能比传统文明的力量更强大。亨廷顿仅仅因为某些国家在历史上属于同一个传统，就把这些国家在当代也划入同一个文明圈，这一点看上去越来越可疑。
国家间冲突：未必是文明的冲突
在第一个层面，历史上的文明圈内部，各国未必团结起来。那么，文明的冲突会不会在第二个层面，也就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层面上展开呢？比如，最近受到热议的中美矛盾，会不会就是“文明的冲突”？
显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着重大价值差异。比如，港台问题、新疆西藏问题，不同的价值排序带来无穷的政治摩擦。我们中国相信“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他国说三道四，更不容他国插手干预。但是对于美国来说，“二战”后它就以“世界警察”的身份自居，国界线在它眼里如若无物，根本不是它传播自身价值的障碍物。
又比如，前面讲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我说到过，中美贸易战背后，相当程度上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而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背后，又有价值观的冲突。纪录片《美国工厂》，其实就深刻地反映着这种价值冲突。在中国工厂，加班加点被视为“吃苦耐劳”的美德，而在美国工厂，则被视为侵犯劳工权利，这种观念的差异，可以说体现在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
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强调一点：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未必就是“文明的冲突”，只有当冲突是因为“价值差异”而发生时，我们才说这是“文明的冲突”。这一点大家能理解吗？不同的文明之间完全可能因为利益、因为权力而打架，这时候，我们就不能说这种冲突是“文明的冲突”。比如巴以冲突，我们能说这主要是“文明的冲突”吗？虽然它的确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但是更主要的是生存空间的斗争，和价值排序没有太大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说中美目前的矛盾在多大程度上是“文明的冲突”，在多大程度上是利益的冲突、权力的冲突。比如华为和TikTok的争端，这里面“文明的冲突”成分可能很少。简单而言，就是两大强国在科技前沿、科技市场份额上的利益竞争。老实说，华为当年努力学习IBM的管理模式、TikTok体现的娱乐主义，这里面借鉴的，恰恰是当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如果不是因为利益竞争，美国应该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而高兴才对。
各国内部：“文明冲突”的主要战场
现在，我已经简要分析了两个层面，“文明的冲突”并没有在“历史文明圈”的层面上发生，国家层面上的冲突又未必是“文明”的冲突，也可能是利益的冲突、权力的冲突。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文明的冲突”最真实而激烈地存在？在各个国家的内部。
这是我要分析的第三个层面。在我看来，在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主要是以“文化内战”的形式在各国内部展开。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中东、拉美，或是东南亚，哪怕是我们中国的互联网上，我们都能看到，政治观念的极化和冲突成为一个全球性趋势。换句话说，“文明的冲突”未必以国家决战的形式出现，更未必以国家联盟决战的形式出现，而越来越以“文化巷战”的方式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这场斗争的性质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传统和现代之争。当然，也有很多其他方式表述这个斗争：全球主义对民族主义，进步对保守，自由主义对社群主义，理性主义对经验主义，等等。大家可能还记得，我讲到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曾经讲到过一个词，叫作“达沃斯人”，指那些具有精英色彩的全球主义者。各国的“文化内战”，本质上就是“达沃斯精神”和“本土特色”的斗争。如果说从传统到现代，这个连续谱是从0到100分布，有些国家是站在10的人和站在70的人打，有些是站在40的人和站在100的人打，有些是站在30的人和站在80的人打，等等。重要的不是某个群体的绝对位置，而是“本土派”和“达沃斯派”的相对距离。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不要简单地把现代和传统之争看作正义和邪恶之争，并不是说，现代的就一定比传统的要好，或者全球的就一定比本土的要好。现代主义走到极端，可能成为狂热的乌托邦主义；传统价值走到极端，也可能成就压迫性的等级制度。历史上，无论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还是极端的进步主义，都曾带来巨大灾难。避免妖魔化任何一方，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前提。
显然，过去几百年，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的斗争，在世界各国一直存在，但是，或许是因为全球化加速，或许是因为社交媒体的兴起，这一斗争近年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动员以及势均力敌的状态。比如英国退欧，支持者接近52%，反对者差不多48%；埃尔多安在土耳其修宪，支持者51%，反对者49%；埃及2012年大选，穆尔西支持率52%，他的对手支持率48%；委内瑞拉2007年公投，支持者49%，反对者51%；等等等等。这种势均力敌又不断升温的政治角逐，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频繁上演。
观察近年各国的政治，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比如，埃尔多安赢得了无数土耳其人的热爱，但是在伊斯坦布尔2019年的市长选举中，反对党两次都获胜。奥尔班是很多匈牙利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但是，在首都布达佩斯的市长选举中，奥尔班支持的候选人败下阵来。在俄罗斯，普京的地位相当稳固，但是莫斯科却时不时爆发抗议示威。这种都市在乡镇当中“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现象，正是各国“文化内战”的表现。
不妨来看两个小例子。一个是土耳其前些年的“头巾战”。大家可能知道，从凯末尔时代以来，土耳其就一直是一个强力推行“政治世俗主义”的国家。1982年，土耳其军政府出台了一个“头巾禁令”：所有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女性，不得在工作场所戴头巾。1997年，政府又将此禁令扩大到大学。在政治世俗派看来，既然宪法规定土耳其是个世俗国家，那么公职人员不戴头巾，正是土耳其“政教分离”的象征。
但是，过去二三十年左右，土耳其出现了伊斯兰保守主义的回潮。2002年，代表保守势力的埃尔多安赢得大选，于是，土耳其也和我们之前谈到的埃及一样，陷入了政治世俗派和政治伊斯兰派之间的“文化内战”。在政治伊斯兰派看来，戴不戴头巾是女性的个人自由，我们并没有强迫所有女性都戴头巾，你们凭什么强制公共部门的穆斯林女性不戴头巾？埃尔多安上台后，立刻开始推动解除禁令。
结果就是，围绕着小小一个头巾，土耳其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政治拉锯战。2008年，议会通过议案，允许女性在大学里戴头巾。此举立刻引发了抗议浪潮，随后土耳其宪法法院判决新法案无效，因为它“违反了土耳其的世俗政治原则”。2011年后，政府卷土重来，再次成功推动解除头巾禁令。尽管一波三折之后，保守派在这场“头巾战”中最终取得胜利，但这是一场极其艰难的胜利。事实上，土耳其的“文化内战”体现在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头巾到卖酒，从学校教材到通奸能否入罪，到处是硝烟弥漫的战斗。有一年有个保守的政府官员批评年轻人在街头接吻“有伤风化”，结果呢？一堆恋人聚集到安卡拉地铁站进行“接吻抗议”。你不是说我们有伤风化吗？我们就吻给你们看。
再来看美国的一个例子。2012年，一对男同性恋者在筹办婚礼时，他们走进了科罗拉多州的一家蛋糕店，要求定制一个婚礼蛋糕。不巧的是，这家店的店主杰克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他看来，基督徒不能认可同性恋婚姻。于是，他拒绝制作这个祝福的蛋糕。事实上，他表示，你可以从我这里买走其他现成的糕点，但是，我不能专门给你们制作一个祝福婚礼的蛋糕。
这对同性恋者非常受伤，以“被歧视”为名向政府发起了投诉。科罗拉多州政府支持了他们的投诉，认为蛋糕店的做法是对同性恋者的歧视，要求蛋糕店整改。蛋糕店也不服啊，杰克反过来起诉了科罗拉多州政府，认为它强迫自己给同性恋者制作婚礼蛋糕，是对其宗教和言论自由的侵犯。最后，最高法院以7:2的判决，支持了蛋糕店主。
这个案子具体谁对谁错，不是我们这次课要讨论的。值得关注的，是这场斗争中激烈的价值冲突。在支持同性恋者权利的一方看来，他们的平等权利被杰克给践踏了；在支持杰克的一方看来，他们的宗教和言论自由被州政府给侵犯了。一方要平等，一方要自由，这是典型的价值冲突。大家都知道，过去几年，这种冲突在美国愈演愈烈，从历史雕塑到变性人的称谓，从奥斯卡的获奖标准到教授们的言论尺度，处处都是文化战争的号角。
“文明的冲突”现在进行时
所以，“文明的冲突”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什么时候会发生的问题，而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而且是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老欧洲、新欧洲、穆斯林世界、南美、印度、印尼……处处是“达沃斯人”和民族主义者交战的身影。我们中国其实也并没有绕开这场斗争，只不过在中国，因为种种原因，这场斗争不像很多其他国家那样剧烈而已。大家想想，2019年一个火箭队，造成多少撕裂？2020年的疫情，在网上又引发多少口水战？别说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了，我的朋友圈中，因为特朗普决裂的，都有好几拨了，真的是“人生何处不绝交”。
这种冲突的形态，和亨廷顿当年的描述显然非常不同。亨廷顿的描述，指向一种全球性的、大规模的、最后很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的东西文明对垒，但是，在现实中展开的文化冲突中，西方碎裂了，东方也碎裂了，相向而行的星球不但没有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因为内部的张力而不断分解。一场大的冲突分解成无数小的冲突，一场总决战分解成渗入日常生活的延绵斗争。
一场大冲突分解成无数小冲突，“文化外战”变成“文化内战”，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某种意义上，它将冲突化整为零，是一件好事，毕竟，我们谁都不想目睹那种“行星相撞”的灾难性时刻。但是，这种分散的“文化内战”，后果仍然非常严重：它在世界各国造成持续的撕裂和动荡。欧美近年的政治撕裂我们有目共睹；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拉锯，我们在课中也多次提及；港台问题的棘手，或许说明中华文明圈也不能幸免。
所以，根本而言，价值观冲突不是因为某些文明被历史囚禁或者被宗教绑架，而是因为每种文明消化现代化的冲击都艰难无比。只不过，某些文明更早地被冲击、被改造，所以对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和传统之争一度表现为所谓的“东西之争”“内外之争”。但是，随着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他者”更深地进入各国内部，矛盾开始内化，它不再是“内外之争”，而是转化为社会内部的现代派和传统派之争，在社会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内部展开。即使是在发达国家，这种斗争也方兴未艾，因为当保守派走向进步，进步派早已绝尘而去，更加进步了，两者之间的相对距离还是在那里，甚至在拉大。
可以说，这种价值冲突是所有文明都不得不穿越的风暴。危险的不是观念差异，而是这种差异的极化。最好的可能性当然是，进步主义者走得更慢一点，等等自己走在后面的同胞，对身后的传统抱有更大的温情，而保守主义则走得更快一点，对未知和陌生更加开放。遗憾的是，人类往往要经历无数撕裂才学会宽容，要被激情的烈焰烫伤后才意识到激情的危险。在一个价值迅速变迁的时代，世界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好，但是在此之前，它常常会变得更糟。
* * *
[1]Laura Silver,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are divided in their opinions of China,” Pew Research Center, Dec. 5,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