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特权男性的权利
这里就有一副滥用权利的嘴脸。53岁的布雷特·卡瓦诺(1)满脸涨得通红，一副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样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在不耐烦地吼着回答问题。显然，在他眼里，这种诉讼程序不能把他怎么样，不过是场闹剧而已。那是2018年9月，51岁的克里斯蒂娜·布莱西·福特(2)博士指控卡瓦诺在他们都还是高中生时曾对她进行过性侵，卡瓦诺因此正在接受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质询。这次质询不仅关系到他是否能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将考验美国如何直面性侵行为、男性特权（male privilege）以及厌女症等问题。
美国在这次考验中的表现让人大失所望。虽然有确凿证据证明，卡瓦诺在36年前确实性侵了当时15岁的福特，卡瓦诺还是以微弱优势获选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福特作证说，她曾遭到卡瓦诺的性侵，当时和卡瓦诺在一起的还有他的朋友马克·贾奇，他们在马里兰州的一次派对上把她“赶进”卧室。福特指控卡瓦诺把她压倒在床上，乱摸她的身体，骑在她身上使劲蹭。她说他试图脱掉她的衣服，还用手捂住她的嘴巴不让她呼救。福特说，她很害怕卡瓦诺会失手让她窒息丧命。后来贾奇跳到床上，把他们挤翻到床下，这时她才得以脱身。1
在描述这个事件及其产生的创伤后遗症时，作为大学心理学教授的福特说：“他的笑声深深地印在我大脑的海马体上，无法抹去。”可是，就算有很多人表示相信她，福特的经历还是无法让像卡瓦诺这样一个有背景和名望的男人失去他被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2 当然，也有一些人拒绝相信她的话，说她要么是撒谎，要么就是弄错了。3
在卡瓦诺的听证会成为头版新闻之前，我已经对有关男性特权及其对女性的伤害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这个案件似乎浓缩了我一直在研究的那些社会互动行为（social dynamics）。它完美地阐释了“应得权利”（entitlement）这个概念：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有特权的男人理应得到某些东西，甚至是像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这样的显赫职位。4 从听证会上卡瓦诺愤愤不平、气势汹汹、时而近乎狂乱的行为来看，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福特博士在回答议员们提出的问题时，举止冷静温和，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努力让自己的回答能“有所帮助”。截然相反的是，在听到问题时，卡瓦诺表现得十分恼怒，尤其是当其中的一个提问者还是个女人的时候，他似乎格外恼火。埃米·克洛布查尔和他之间的问答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你是说，你从来没有喝醉酒后完全不记得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发生的一部分事情吗？”“你是在问我有没有过断片儿？我不知道，你有过吗？”卡瓦诺用一种极其藐视而且不耐烦的语气回答。5
这一案件也突出体现了“同情男性施害者”(3)现象：那些有权有势的男性在实施性侵暴力行为或其他厌女行为之后，经常比女性受害者得到更多的同情和关心。听证会上，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表现得义愤填膺，完全就是一种同情男性施害者的态度：
格雷厄姆：［对着民主党人］你们不就是想要毁掉这个人的生活吗？好给自己腾出位置，指望2020年获得大选……［对着卡瓦诺］你没什么可道歉的。如果你看到索托马约尔(4)和卡根(5)，告诉她们，林赛向她们问好，因为我投过她们的票。［对着民主党人］我绝对不会像你们对待这个人一样对待她们……［对着卡瓦诺］你是轮奸犯吗？
卡瓦诺：不是。
格雷厄姆：我无法想象你和你的家人所经历的痛苦。［对着民主党人］伙计，你们都想要权力。天啊，我希望你们永远得不到。我希望美国人民能看清这种把戏……你们并不想保护福特博士—没有人想这么做。［对着卡瓦诺］她和你一样是受害者。天啊，我真不想这么说，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走到这一步，你还想要得到公平对待吗？我的朋友，你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来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你认为你这是在接受工作面试吗？
卡瓦诺：如果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6)的功能算工作面试的话。
格雷厄姆：你觉得自己是在进行工作面试吗？
卡瓦诺：我根据宪法规定经历了“意见和同意”的过程，这个过程—
格雷厄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了一场噩梦？
卡瓦诺：我—我做了一场噩梦，还远不止如此。
格雷厄姆：这不是工作面试。
卡瓦诺：不是。
格雷厄姆：这是一场噩梦。
在格雷厄姆看来，为了得到一个代表美国最高道德权威的位置，让一个处在卡瓦诺这种地位的男人不得不去回应严肃可信的性侵指控，并且要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实在是可恶，甚至可笑。上面对话中格雷厄姆表达的观点是—要抓住一切机会让大家同情自己，卡瓦诺显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格外肆无忌惮。格雷厄姆对福特及其家人完全没有这样的同情，虽然他在口头上也表示，她在这个过程中（指民主党人为了政治利益企图败坏卡瓦诺的名声）和卡瓦诺“一样是受害者”。格雷厄姆后来在《福克斯新闻》上谴责说：“福特小姐有她自己的问题，毁掉卡瓦诺法官的生活并不能解决她的问题。”6
对男性施害者的同情似乎让格雷厄姆认为卡瓦诺是整个事件中真正的受害者。让一个像卡瓦诺这样的男人无法得到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位就等于毁了他的一生，而不仅仅是让他失去一个机会。7 宣扬这种论调、对克里斯蒂娜·布莱西·福特进行中伤的，不仅仅是林赛·格雷厄姆这样的男性，还有很多是女性，包括其他议员、记者和非专业人士。8
说到底，卡瓦诺案突出表现了厌女症若干方面的本质和功能。我在我的前一本书《不只是厌女》里指出，厌女症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强烈仇恨心理，而应该理解成父权制（patriarchy）在“执法”层面的分支—一个用来监督和执行性别规范和期望的制度，让女性相比其他因素，更由于她们的性别而受到极其严重或明显的恶意对待。9 克里斯蒂娜·布莱西·福特所遭受的性侵（我郑重声明，关于这件事，我相信她）完全符合这种描写，因为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遭受这种侵犯。10此外，厌女症是人们在女性破坏了性别“法律和秩序”时所做出的典型反应（虽然不能说绝无例外）。福特因为指控了一个有权势的男人侵犯自己而受到辱骂和死亡威胁，就是这种惩罚的典型例子。11
总的来说，我觉得厌女症有点像为了让狗乖乖待在电子防护栏内而戴的电击项圈，这种隐形的防护栏在郊区越来越普遍。厌女症肯定会造成痛苦，而且经常造成痛苦。就算有些时候厌女症没有直接伤害某个人，它还是会阻止女性去冒险打破边界。如果我们偏离常态或犯错，我们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下场。12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有理由认为，福特站出来作证是多么勇敢。
相对于厌女症，我认为性别歧视是父权制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支，它是指那些让父权规范和期望变得合理自然的看法、观点和假设—包括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以及在那些历来都是男性拥有权力和权威的领域内，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支配。虽然这本书的重点是厌女症，而不是性别歧视，但这两者总是共同发力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但我们应该知道，一个有厌女行为的人不一定对女性抱有性别歧视。布雷特·卡瓦诺在面对不当性行为的控诉时为自己辩护，其理由是他雇用了相当数量的女性员工，但这根本不能成为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13 男人可以相信女人有胜任法律、商业或政治领域工作的智力，所以愿意让她作为下属在这个领域为自己服务，但同时仍然对她或其他女性施加厌女行为—比如性侵。更广泛地说，男人可能会愿意把一定范围的权力交给女人，前提是她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或带来挑战。但如果她威胁或挑战了他，他就可能采取厌女行动让她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且因为她产生了越界的想法对她进行惩罚。在我看来，他的表现属于厌女行为，而不是性别歧视。
总的来说，我对于厌女症的论述旨在强调，不要把重点放在厌女症的个体施害者身上，而要放在厌女症的被攻击对象和受害者身上。这么做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一些厌女事件根本就没有个体施害者，厌女症可以是一种纯属结构性的现象，通过社会机构、政策和更为广泛的文化传统来实施。14 其二，要认识到厌女症更多是关于女性面临的敌意，而不是男性在内心深处感受到的敌意，这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心理的不可知性问题。如果不是作为某个人的治疗师，要想知道这个人内心最深处的状态和最根本的动机往往是很难的（即使是作为治疗师，这样的了解也可能不可靠）。但我对厌女症的讨论不要求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感受之后，才能指出他们在实施厌女行为或成为厌女症的帮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某种我们更有条件确认的东西：女性正由于她们的性别而面临极其严重或明显的恶意对待，原因是，她是一个身处男人世界的女人—换句话说，一个身处历来都是由父权主导的社会中的女人（我相信，这涉及大多数女人，虽然不是所有女人）。15 我们不需要去讨论她受到这种恶意对待是因为在男人心目中她是个女人—有时候并不是这么回事。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女人和男人一样都可能实施厌女行为—比方说，有些女人会瞧不起其他女人，或者宣扬某种让男人逃脱罪责的道德观，但对有同样行为的女人却会严加指责。
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最好是把厌女症主要视为女性所处社会环境的一个特点，在这样的环境中，她们往往因为自己的性别，在很多情况下还因为与性别有关的“坏”行为，遭受到充满仇恨和恶意的对待。即便如此，我不想否认，有一些人作为个体确实应该被称为“厌女者”。应该承认的是，“厌女者”是一个具有评判性的贬义词，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滥用这个词，以免让这个重要的语言武器失去它特有的“冲击力”和影响力。所以，我提议把厌女者定义为实施厌女行为的“高手”：那些和相同环境中的其他人相比，格外频繁、格外执着于实施厌女行为的人。这样的定义有助于让我们承认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厌女性社会结构的同谋。但同时，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积极采取行动反对厌女现象的人来说，不加区分地把他们称作厌女者是错误的。这个标签应该留给那些罪魁祸首。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见识到很多这样的人。
在写《不只是厌女》的时候，我把重点放在一个抽象的观点上，那就是，厌女症应被理解为所面对的敌意，这种敌意可以用来监督和执行那些基于性别的行为规范和期望。但这个定义引发了很多问题，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厌女症所监督和执行的那些基于性别的行为规范和期望到底是什么？特别是在我自己所处的这个号称人人平等的社会环境里（美国），又是怎样的情况？16 厌女症所产生的、那些有时显得非常微妙的社会关系，如何在生活各个领域里限制女性以及非二元性别者的可能性？在这个体系的日常具体运作中，男性如何以不公平的方式获益？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整个过程中，我越来越认识到，厌女症与许多相关的社会弊病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这也是金伯利·克伦肖(7)所倡导的交叉性理论(8)提醒我们要注意的。这些社会弊病包括种族歧视（特别是白人至上论）、仇外情绪、阶层主义、恐同症、跨性别恐惧症和残疾歧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17
这世上并不存在通行的厌女症经验—尤其是因为基于性别的行为规范和期望总是和其他不公正的制度交叉在一起，从而使得不同群体的女性可能面临各种不同的压迫方式。接下来，我希望能够对美国的跨性别女性和黑人女性所面临的特殊厌女症—分别是厌跨女症和厌黑女症做一些阐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权威）。作为一个顺性别(9)的异性恋白人女性，我从塔利娅·梅·贝特彻、特雷西·麦克米伦·科顿姆、贾丝明·乔伊纳和很多其他对这些话题有深刻见解的重要学者那里获益良多。
《应得的权利》这本书讨论了厌女症、同情男性施害者，以及男性应得权利感（male entitlement）这些现象如何以各种方式与其他压迫性体制合力产生不公平、不合理，有时甚至是离奇的后果。这些后果很多都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期望女性为指定的、往往是拥有特权的男性（privileged men）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商品（例如性、护理、养育、生育），同时要避免从男性那里拿走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商品（例如权力、权威、对知识的掌控）。渐渐地，人们就会心照不宣地认为这些商品是特权男性应得的，这些男人如果以不正当的手段从女人那里得到了这些商品，作为施害者的他们还经常会得到同情—特别是在涉及性的时候，虽然绝不只限于性。
总而言之，这本书表明，男性不合理的应得权利感催生了一系列厌女行为。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给某个男人他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她常常会面临惩罚和报复—可能来自这个男人，可能来自支持男性施害者的人，也可能来自她深陷其中的社会结构。
不仅如此，在这个体制中，女人经常被不公正地剥夺她们真正应得的商品，包括女性化商品和男性化商品。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包括身体疼痛得不到足够照护，难以取得传统上属于男性的重要职位，在自己专长的领域里无权发表观点。
下面的部分章节主要聚焦男性应得权利感的不合理性，而另一些章节则关注女性，以及非二元性别者如何被剥夺真正应得的权利。在这本书里，这些问题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虽然它们经常需要有所不同的分析和解决办法。
揭示上面这些道德偏见及其他道德偏见的深层次逻辑，有助于我讨论下面的这些问题：反堕胎运动和反跨性别运动有何相同之处？为什么现在仍然主要由女性承担家庭中的“第二轮班”(10)？为什么有些男人在性侵了女性以及其他弱势群体之后，总是能够毫发无损地逃脱罪责？为什么“男性说教”(11)仍然如此普遍？18
在这本书中，我将一一揭示让厌女症得以长盛不衰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而且无处不在。在很大程度上，女人是因为敢于站出来直言问题的真相而受到惩罚和责难—遭受厌女行为的攻击。很多人觉得，男人不仅仅应当在被证明有罪前被视为无辜，就算他们真的做了坏事，也应该被视为无辜。不仅如此，厌女症留下的印记和伤害也许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克里斯蒂娜·布莱西·福特不仅仅因为最初遭受的性侵行为而深受伤害，而且很可能为了行使她所认为的公民义务站出来作证，而再一次受到伤害。在听证会后，她和家人收到死亡威胁，因此不得不搬离原来的家。19反观，布雷特·卡瓦诺不仅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而且可能很快以最高法院的名义给予反堕胎运动以关键性支持。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唐纳德·特朗普被指控对十多位女性进行性侵和性骚扰，而且证据确凿，但他那时还是这个国家的总统。20
然而，幸运的是，要取得进步不需要所有人都认为只有明确不公正的事情才是不公正的—我们不能有这种想法，也从未有过。与此相反，我们能够—而且我越来越相信，我们必须—以日常生活中富有勇气和创造力的行为为榜样，以正在进行中的政治抵抗为榜样，无论这些榜样来自个体还是群体，来应对这些不公正现象。我无法知道，这样做是不是能够带来正确的结果。但我知道：我们一定要抗争，这很重要，也很值得。而且，如果知道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才能更好地与之斗争。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我写下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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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ett Kavanaugh，他曾经是美国大法官肯尼迪的法律助理，现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2) Christine Blasey Ford，美国帕洛阿尔托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3) himpathy，这是本书作者曼恩造的词，指对男性的过度同情。曼恩另一本书Down Girl的繁体中文版《不只是厌女》中将其译为“同情他心”，本书根据该词表达的意思译成“同情男性施害者”。
(4) Sonia Sotomayor，2009年5月26日获奥巴马总统提名，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拉美裔最高法院大法官。
(5) Elena Kagan，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6) advice and consent，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总统有权缔订条约，但须争取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有权提名，并在取得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后，任命大使、公使、领事及最高法院的法官。”
(7) Kimberlé Crenshaw，“交叉性”理论之母，也是非营利组织“非裔美国人政策论坛”的创始人。她于2015年发起了两项十分有力的倡导行动：#黑人女孩同样重要（#BlackGirlsMatter）及#说出她的名字（#SayHerName）。
(8) intersectionality，女性主义的一个分支理论概念，指的是，一个个体遭受到的性别压迫，往往是和其他维度的压迫交叉在一起发生的。性别、性取向、经济社会地位、种族、婚姻状态等维度，都会产生压迫，并且这些压迫会共同发生作用。
(9) cisgender，跨性别的反义词，通常指认同自己的生理特征和生理性别的人。
(10) second shift，指下班后在家庭中承担各种家务，如同再上一轮班。
(11) mansplain，字面意思是“男性解释”，由男人（man）和解释（explain）两个单词合成。指向某人解释某事，即使听者知道的比讲话者更多，尤其是用于男人向女人解释的情况下。此时男性的态度或是居高临下，或是散发着带有优越感的友好。该词2012年被美国《纽约时报》列为年度热词，2018年被《牛津英语词典》和《韦氏词典》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