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有表达认知的权利

2019年2月9日，《卫报》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和我的外阴：100名女性全盘托出》的文章。1这篇文章介绍了劳拉·多兹沃思拍摄的一系列私密照片，她拍这些照片是为了让人们消除对外阴的羞耻感，帮助人们了解女性的外阴。她的拍摄对象包括顺性别女性和跨性别女性，也包括拥有相关身体部位但性别不明的人士。文章发表不久，一名男子觉得应该对文章的标题评论一番，这位名叫“保罗·布伦博士”的人在推特上发表意见说：“正确的词应该是‘阴道’。”很快就有人纠正了他的说法，而且为数不少：“外阴”在外部解剖图上当然是正确的说法，“阴道”是通往子宫的内部器官，相对来说比较难拍摄。一些权威人士也纠正了他的说法—比如妇科医生。2就连Dictionary.com网站也站出来解释—他们在推特上写道：“哦，事实是这样的”，然后加上一个关于“外阴”定义的网址链接。3

即便如此，保罗·布伦还是没有善罢甘休。他不依不饶，坚持认为他的用法才是正确的。他写道（那篇推文已经删掉）：“我认为最近那种试图用‘外阴’代替‘阴道’的做法很矫情。”4有人指出他这是一个特别恶劣的“男人解释”（mansplaining）的例子，面对这个合情合理的指责，布伦仍然顽固不化。“这里用‘男人解释’这个词不对，”他跳出来说，“我并不是想让这个词合法化，但根据它本身的定义，它不仅仅是指男人在解释东西，即使有些听众是女人。”(1)

布伦说“男人解释”不仅仅是指男人在解释什么东西，他这么说并没有说错。他的推文确实更符合“男性说教”的深刻本质。“男性说教”的典型行为是一个男人自以为是地向一个或一群更专业的女性说话者不正确地“解释”—用一种过分自信、傲慢或盛气凌人的态度，即使是在很有权威的人指出他的错误后，他仍然不肯让步或承认错误。所以，要了解什么是“男性说教”，保罗·布伦的推文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事实上，他事后的狡辩更证明了这一点）。

可能会有争议的是，一个有点偏离这个范式的行为是否仍然算是“男性说教”。和自然语言中大多数词语表达的概念一样，“男性说教”这个词的引申义可能有点模糊，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愿意把这里的关键问题理解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词？应该如何对其进行最有效的定义和理解？）5但就我们这里的讨论而言，我更感兴趣的是，是什么样的态度导致了“男性说教”形成并长期存在？6简而言之，我的回答是应得权利：和认知有关的应得权利，涉及知识、信仰，以及对信息的占有。

特别要说的是，我相信“男性说教”通常源于那些男性说教者身上无端的应得权利感，他们在对话中自动地占据知情人的位置：成为提供信息、提出更正、做出权威解释的那个人。如果他并没有这样的资格，那他这么做就很让人反感了：其他人，即女人，恰好比他知道得更多，而且他应该预料到这个可能性，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拥有在认知上的优越性。例如，保罗·布伦博士就应该预料到，那个拍摄了一系列照片、随后又接受“我和我的外阴”的采访的女人—劳拉·多兹沃思—当然知道这个用来指称其作品主题的正确术语，更何况，那是她自己的身体。7

在前文中，我介绍了米兰达·弗里克有关认知不公的概念—具体来说是“证言不公”。这个概念指的是，由于在相关知识领域（例如，她的身体体验、疼痛、疾病等），人们对社会群体中的某些成员（例如，黑人女性）存在歧视，她的话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作为那个领域中的知情人，她遭到了不公平的反驳或无视。我在这里介绍的“认知权利”(2)的概念显然与“证言不公”的概念密切相关，它们虽然不同，但又是互补的。“证言不公”表现为，处于弱势的说话者被不公平地忽视—通常是在她试图提出自己的观点后，而“认知权利”则表现为，一个有特权的说话者专横地认为自己有更大的话语权。8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认知权利”是“证言不公”常见的前兆和原因。9

在其他情况下，认知权利的表现可能会导致处于弱势的说话者决定在谈话中不发表意见，虽然她原本想发表意见，而且这个意见是恰当的。这种情况就会经常构成哲学家克丽丝蒂·多森所说的“证言窒息”（testimonial smothering），即说话者预判到，她的话不会被合理接受，反而可能使她处于“不安全或危险”的境地，于是选择自我沉默。10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可能是因为其证言中的某些具体内容从她这样的说话者嘴里说出来就是不安全或危险的。她选择自我沉默，可能是因为像她这样的说话者如果敢说任何话，或者敢打断男人的夸夸其谈，就会陷入不安全或危险的境地。一个男性说教者几乎是不容被打断的。

丽贝卡·索尔尼特在其经典而又振奋人心的文章《男人总爱诲人不倦》（“Men Explain Things to Me”）中，讲述了一件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事。（索尔尼特自己并没有创造 “男性说教”这个词，她只是表达了对这种现象的某种矛盾心理，但她的文章为这个词的诞生，以及后来的很多讨论提供了启示。） 有一次，索尔尼特和一位女性朋友去参加一个晚宴，晚宴后，那位年长而“尊贵”的男主人劝她留下来谈谈她的写作。他和蔼地对她说：“我听说你写了两本书。”听到这句话，她壮着胆子回答说：“实际上，是写了好几本。”“你写的是什么内容？”他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问她。索尔尼特后来说，他的语气“就像是在鼓励朋友家的七岁小女孩描述自己怎么练习吹笛子一样”。不过，她还是觉得应该回答，于是开始描述自己当时刚出版的一本书，写的是英裔美籍摄影师、电影先驱埃德沃德·迈布里奇的故事。但她并没有机会好好说话。索尔尼特回忆说：

在我提到迈布里奇的名字后，他很快就打断了我的话。“你听说过今年刚出的一本关于迈布里奇的重要作品吗？”我已经陷入他指派给我的小女孩角色中无法自拔，我很愿意接受这种可能性：有另一本相同题材的书与我的书同步出版，而我却没注意到。他已经开始谈那本非常重要的书了—他的眼睛凝视着某个模糊而遥远的地方，陶醉于他自己的权威之中，他脸上那副自鸣得意的表情我实在是太熟悉了。11

索尔尼特的女性朋友很快意识到，他说的那本非常重要的书其实就是索尔尼特写的。有那么三四次，她想要说话，但那位说教者没让她插嘴。等到他最后终于听到这个信息时，他的脸沉了下来，脸色变得铁青。索尔尼特写道：

我确实是那本非常重要的书的作者。他其实并没有读过那本书，只是在几个月前的《纽约时报书评》上看到过评论，现在知道这一点，一下子把他原先已经归整好的世界打乱了，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但也就闭嘴了那么一会儿，很快他又开始了高谈阔论。

索尔尼特在这里让我们深刻了解了“男性说教”的性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次对话中，两位说话者都被分配了难以挣脱的角色。索尔尼特的宴会主人当然是权威，而她自己是那个天真幼稚的人—“用某种表达受孕的淫秽隐喻来说，我是用来装［他的］智慧和知识的空器皿”，她这样写道。由于这种社会关系在起作用，要想改变他们之间对话的进程非常困难。即使是索尔尼特的女性朋友想要干预，这种干预能力也受到严格限制。如果没有她这个积极干预的局外人，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更正这个错误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索尔尼特是否有勇气告诉他，这本书其实是她写的—她自己也指出，作为一名优秀的多产作家（更不要说还是一名白人女性），相比较而言，她本应该更有鼓起勇气的可能。但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并非易事，包括我自己。还有至少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这还要看索尔尼特是否愿意打破社交常规，冒着被人认为不懂礼貌的危险来维护自己。当然，就算她这么做了，也是合情合理的—她完全有这么做的权利。但他们的交流建立在男主人具有认知权利这个前提之上，现在这种认知权利发生了偏差，在最终知道自己的错误后，男主人的脸色变得“铁青”。她陷入冒犯、羞辱他的危险之中。不过，他只是暂时闭了嘴：在那个他不熟悉的领域被毫不客气地剥夺了认知优越性后，他很快开始解释其他问题。

这些事件有力地提醒女性：“真理不是［我们的］财产，现在不是，从来都不是。”他们让我们要听话。当然，索尔尼特也坦率地承认，女性也可能会很傲慢，有时也会向更专业的人错误地做出“解释”。但这里的重点是，男性说教是系统性的，它是一个（更）广泛的系统的一部分。索尔尼特恰如其分地将这个系统描述为男性的“傲慢群岛”—我还要补充一下，这就是认知权利。

如果真理不属于我们，那么权威也不属于我们。听从女人的意见就不重要了，除非是作为某种手段—仅仅是一种表演，目的是安抚，或者也许是为了标榜自己的美德。当然，对那些在多个层面遭受多重压迫的女性来说，这个问题要严重得多，有时候是以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特雷西·麦克米伦·科顿姆有一篇精彩的文章《六个女孩》，写到她数了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和《纽约》杂志评论员乔纳森·蔡特当时在推特上各自关注的黑人女性人数，结果发现，他们每人关注了六个。只有六个，分别是总数322和370中的六个。麦克米伦·科顿姆写道：

一个聪明的专业人士竟然可以不需要读黑人女性的书，不需要采访黑人女性，不需要关注黑人女性，不需要想到黑人女性的存在。12

黑人女性不仅仅是没有得到重视，说到底，很多拥有过多认知特权的男性压根儿就没有注意过她们。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些人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自信，无所顾忌地维持这种认知的应得权利感；有些人则心存戒备地捍卫着这种权利感—有时候甚至表现出令人毛骨悚然、专横暴力的行为。其中，认知权利最阴暗的表现之一便是“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

“煤气灯效应”的表达取自1938年帕特里克·汉密尔顿的戏剧《天使街》（Angel Street），后来以《煤气灯》（Gas Light）为名搬上舞台。13这个舞台剧先后被改编成两部同名电影—一部英国版，一部美国版，两部电影都比原来的舞台剧更有名。但在我看来，原剧比任何一部电影都要丰富，所以构成我这里讨论的基础。

在舞台剧《煤气灯》中，杰克·曼宁厄姆似乎一心想要把他的妻子贝拉逼疯。他这么做的初始动机直到剧中第二幕才被明显揭示出来，但重要的是，他的行为从一开始起就是一目了然的，给该剧增添了一种压抑、恐惧、令人窒息的气氛。第一幕生动地描写了家庭生活中的恐怖氛围。曼宁厄姆先生经常会让妻子措手不及，打击她的自信心—在仆人面前羞辱她，不停地纠正她的错误，甚至指责她不该因为他说的话而感到焦虑，认为她的焦虑纯属莫名其妙，毫无根据。（曼宁厄姆先生：“贝拉，你为什么要这么担心？我并不是要责备你。”曼宁厄姆夫人：［紧张地……］“不不不，亲爱的，我知道你不是要责备我。”14不一会儿，他又继续责备—事实上是呵斥她。）

在长期极为残酷的一系列操纵行为中，曼宁厄姆先生经常藏匿家中的东西，然后责怪她弄丢了，通过这种做法，他让他的妻子相信她失去了理智，失去了理性能力。他不仅仅是让她为所发生事情的后果承担责任，还让她承担道德上的重担：他把她描绘成一个招惹是非、充满恶意的人，而且还糊里糊涂的，有妄想症（他还痛心疾首地指责她故意伤害他们的宠物狗，把她描绘成一个残忍无情、有暴力倾向的人）。这一大堆的指责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贝拉·曼宁厄姆多次试图向她的丈夫指出，如果她真是糊里糊涂的，有妄想症，没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就应该善待她，努力帮助她，而不是朝她发火。15但曼宁厄姆先生忽视了这一点，他也忽视了妻子为了得到他的善待而做的努力。她真的是无能为力，在家里完全受制于丈夫。在家庭之外，她一无是处，因为她的丈夫刻意把她与她的亲朋好友隔离开来。16因此，她别无选择，只能听命于他—即便如此，也无法平息他的火爆脾气。

曼宁厄姆先生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是，剥夺了贝拉自己陈述最基本的事实的权利感—他的这种可识别的虐待模式具有毁灭性，后来被称为“煤气灯效应”。为什么说这是一种虐待模式？原因在下文中很快就会谈到。在第一幕结束时，剧情可能略微让人失望，一个扭转乾坤的人出现了，一个侦探来看望她，最后告诉了她一个可以让她重获自由的真相，但非常可怕：她的丈夫其实是歹毒的悉尼·鲍尔，为了盗窃红宝石，杀了原来住在这栋房子里的爱丽丝·巴洛。15年前，他割断了爱丽丝的喉咙，让她永远不能说话。后来，他说服贝拉用她继承的钱买下这栋房子。侦探拉夫告诉贝拉这个真相时说，他怀疑鲍尔可能一直没有找到红宝石。也许鲍尔还在房子的顶楼寻找那些红宝石？那个顶楼一直门锁紧闭，她和仆人都进不去。贝拉意识到，他也许真的还在找那些红宝石：

曼宁厄姆太太：这听上去太不可思议了，［但是］晚上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有人在上面走路—［朝上看］就在那里—晚上，我丈夫出门的时候—我在卧室里听到声音，但我太害怕了，不敢上去—

拉夫：你告诉过你丈夫这些吗？

曼宁厄姆太太：没有，我不敢说。他会发火。他说我在胡思乱想—

拉夫：你难道从来没有想到过，在上面走路的有可能是你丈夫？

曼宁厄姆太太：我想到过—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我想自己一定是疯了。你快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拉夫：曼宁厄姆太太，还是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吧。

曼宁厄姆太太：是真的，是真的！我知道，我知道！17

贝拉·曼宁厄姆在内心深处确实知道她丈夫偷偷摸摸地在楼上。她继续向侦探解释了自己的感觉：每天晚上，他表面上离开家，十分钟后（事实上，他会马上通过天窗偷偷地回到他们的阁楼上），煤气灯的光线会变弱。在他从前门进来的十分钟前，煤气灯又会恢复到原来明亮的状态。这意味着屋子里的某个地方肯定有另一盏灯被点燃，然后又熄灭了—因为在另一盏灯点亮时，会抽走一部分煤气，原来的灯就会变暗。但贝拉·曼宁厄姆被迫否认她知道的事情，连在自己心里也不敢怀疑。她丈夫彻底控制了她的认知，让她不敢怀疑他的行动，更不要说是怀疑他的动机了。他要维护自己的支配权，主宰她的现实条件，他的这种认知权利感如此强烈，以至她会因为自己对她那卑鄙无耻、撒谎成性的丈夫产生一点点怀疑而感到内疚。从戏一开始，像下面这样的对话就显示了她根本没有权利去怀疑他的想法是否正确，他的行为是否仁慈。在第一幕中，她满怀希望地壮着胆子说：

曼宁厄姆太太：哦，亲爱的杰克，你最近对我好多了。你是不是开始明白我的想法了？

曼宁厄姆先生：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对你不好过，我对你不好吗，贝拉？

曼宁厄姆太太：哦，亲爱的杰克。没有不好，你没有对我不好。18

在整个剧中，她显然不可以质疑他的善意：这是一种特殊的残酷折磨。

因此，“煤气灯效应”除了认知维度外，还可能有一个独特的道德维度：通过各种方法，受害者可能会被有效地禁止对“煤气灯人”(3)的事件版本、他的叙述或他的观点提出质疑。19如果质疑他的权威，挑战他的知识，或者在某些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那么，她就会在他们的关系中犯下滔天大罪。20正如哲学家凯特·艾布拉姆森在她关于“煤气灯效应”的开创性作品中所论述的那样，“无视或否定证据的人与‘煤气灯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连质疑的可能性都不能容忍”。21

严重程度与上述虚构的“煤气灯效应”故事不相上下的真实案件并不罕见。这些案例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煤气灯效应在家庭及亲密关系中是常见的现象。以凯尔·斯蒂芬斯为例，她是密歇根州立大学体操队众多受到队医拉里·纳萨尔(4)性侵的女孩之一。她曾被迫向他道歉，因为她向自己的父母举报他有性侵行为，玷污了他的名声。是谁逼她道歉？她的父母。她的父母！他们不仅不相信她（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够糟糕了），还因为她站出来举报而惩罚她，认为她冤枉了那个好心的队医—他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完全无可指责。而且，像许多这类“煤气灯效应”的受害者一样，斯蒂芬斯后来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我开始觉得自己被洗脑了。”在2018年1月审判拉里·纳萨尔的法庭上做证时，她说：“就好像我从来没有指控过他，我觉得自己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控，开始怀疑那些性侵行为是否真的发生过。”她会在脑子里把那些对她造成伤害的事情一遍遍地重播，努力重新找回对真相的把握—这样她才会记得自己没有说谎。22

最近热播的播客《卑鄙约翰》（Dirty John）对另一个真实的“煤气灯效应”案例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约翰的受害者黛布拉·纽厄尔是一个年近60岁的离婚女人，在结束一段恋情后开始相亲。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名叫约翰·米汉的男子，对他一见倾心。他细心、浪漫，而且她相信他是个薪水丰厚的麻醉师。在两人同居并结婚后，黛布拉发现新婚丈夫的经历几乎全是捏造的（她的孩子们早就怀疑了）。23他并不是自称的麻醉师，甚至根本不是医生，而只是一个麻醉护士—并且早已不是了，他因为偷病人的止痛药而被吊销了执照（有些病人当时还在手术台上，因为止痛药被偷走而疼痛不止）。黛布拉和约翰第一次见面时，他刚服完盗窃药品罪的刑期—她当时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他长期对处方止痛药上瘾，而且和好几个女性都有过关系破裂的历史，包括之前的婚姻，她们都针对他申请了人身保护令。他是一个骗子，而且还不只是个骗子。许多见过他的人都说他的出现让他们感到非常不安，在其外表之下隐藏着暴力威胁。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他这个“卑鄙约翰”的绰号是怎么来的：

约翰会在交友网站上和女性搭讪，他经常用的网站是match.com或Plenty of Fish(5)。在约会时，他会穿着医用手术服，假装是个医生。他会诱使女人给他发私密照，然后再用这些照片来勒索她们。他把照片寄给她们的家人，寄到她们孩子的学校里。加州尔湾市的一个女性告诉我，他下载了她放在match.com上的照片并粘贴在纸上，然后在她所住的小区到处散发，骂她是荡妇，说她破坏别人的家庭。法官给她批准了五年的人身保护令，不让他靠近她。他为了报复，也要求针对她发出人身保护令。住在洛杉矶波特牧场的一名女性告诉警察，他给她写了一封匿名信，暗示他在她不省人事的时候强奸了她，而且还拍了照片。他写道：“我向你保证，你将成为我未来几年的大项目。你以为我在开玩笑？我要想尽办法毁掉你的生活。谢谢你的照片。”24

一位资深警察这样描写约翰：“他是我见过的最狡猾的人……最狡猾、最危险、最有欺骗性。”

在发现了他手头那些暴露其可怕历史的文件（警察报告、人身保护令和监狱记录）后，黛布拉搬出了他们在加州纽波特海滩的豪宅。她躲在酒店里—一位她寻求过帮助的侦探建议她，为了不被他跟踪，每隔几天就要换个地方。在那期间，约翰因为要做背部手术住进了医院，并且因为肠梗阻而卧床不起。《洛杉矶时报》记者、播客《卑鄙约翰》主持人克里斯托弗·戈法尔讲述了下面发生的事：

［约翰］开始发一些短信指责她［黛布拉］，而她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说她打了他，还从他的钱包里偷了一万美元。他威胁说要打电话向警察告她。他变得让她无法辨认……他曾经对她的美貌极尽赞美之辞，把她骗到了手。现在他开始诋毁她的相貌，嘲笑她的年龄，挖苦她到了59岁还在想方设法让自己保持吸引力。“结了五次婚，全家人都讨厌你。你想知道这次会怎么收场？你给我等着。你想知道这次你会有什么结局？你打了我。你还威胁我。”她答复说：“你给我闭嘴，你这个恶魔。”

尽管黛布拉一开始态度很强硬，而且那些指责完全不符合事实，但因为约翰持续不断地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不知不觉中，她最终还是尽弃前嫌原谅了他。以下是黛布拉对事情经过的描述：

黛布拉：过了23天［当时他在住院］，我只是想当面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走进病房，他说那些事都不是真的，他是被陷害的。他说了好多次，告诉我他是被陷害才进了监狱。他求我原谅，说自己只是觉得，在拿到所有证据之前我无法理解他。

戈法尔：一切都只是一个大误会？

黛布拉：一切都只是一个大误会，他能解释所有的事，而且都很有说服力；他的话非常有说服力，所以我想“好吧”。当时，他真的说服了我，他不是那个坏人。

戈法尔：即使有那些文件可以证明他做了坏事？

黛布拉：是的，所有的事实就摆在我面前，但他非常有说服力……我也是爱他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你的耳根子会变得很软。你会感情用事，会失去理智。

戈法尔：你有没有问过他的绰号，“卑鄙约翰”？

黛布拉：他说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能说服我，他精于此道，就好比一个大冷天，他能说服我那是35摄氏度的热天，他就是这么厉害。到最后你只能怀疑自己。

戈法尔：难道他让你相信，所有那些关于他的事实都是你的幻觉？

黛布拉：是的，他让我觉得是这样……他是好人，其他所有人都冤枉他了，他是这么说的……他总是，总是有话说。他告诉我，他怕失去我才撒谎的，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这么宽宏大量，他说我是他的挚爱，是我让他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就是这些话……我有点内疚，我和他结了婚，而他进了医院，但同时，我又很害怕……

戈法尔：你说说看，为什么内疚？

黛布拉：因为我有过承诺，我许过婚誓—福祸与共，不论好坏。

正如上面的对话所显示的，让人质疑自己的理性能力，或者干脆认为自己疯了，只是一种想达到认知控制的方法，这正是我所说的“煤气灯效应”的目的。25（当然，这也可能是经历了上面那些事情之后产生的一种连带效应；黛布拉确实怀疑自己的判断，虽然还没有怀疑自己的理智。）就像这个故事里发生的一样，有时“煤气灯人”可能会设法让受害者相信他的故事，让受害者觉得宽恕他身上的罪过是自己从道义出发必须要做的事。26他可能会把自己描绘成其他人的受害者，或是他的受害者本人的受害者，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弱势—在这里，约翰声称自己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但没有证据），并有潜在的自杀倾向，他否认自己是一个有嗜杀倾向的疯子（事实上他确实是）。

通过唤起她的忠诚感或同情心来使她屈服，可以产生与让她怀疑自己的理性能力相同的效果，因为她出于某种不该有的内疚感，不会去质疑他编造的故事，无论多么不可信。他想暗示，如果她提出质疑，就证明她有严重的问题—无论是在认知上（她是“疯子”，有妄想症，是偏执狂），还是在道德上（她是个无情的婊子，对人不信任，缺乏宽容心，诸如此类）。结果是一样的：她应该是一个不会质疑他也不可以质疑他的人。27

因此，“煤气灯效应”的结果是，受害者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责任相信他的故事，而不是自己的故事。她在认知上被支配了，甚至被“殖民”了，这种事情的邪恶程度一目了然。“煤气灯效应”不止于伤害别人，在得逞之后，还能让受害者无法说出自己受到什么伤害，是谁伤害了她。

约翰·米汉为了挽回黛布拉·纽厄尔，让她相信他那些牵强的谎言和借口，采用了各种常见的手段。他一次又一次地使用这些手段，甚至在她向他提出离婚之后。（他当时声称自己得了癌症，生命垂危。“我要死了，黛布，我在慢慢地死去。求你了，快想想办法，让我们能继续一起生活下去。”他给她发短信。“我过得不好，黛布。没有你，我过得很糟糕。我需要你。”） 根据克里斯托弗·戈法尔的说法，这些可怜的自我描述完全符合“约翰对自己生活的叙述，他是永远的受害者”。事实上，在此之前，约翰在拉古纳海滩市至少还害过其他八个女人，他使用了许多与对付黛布拉·纽厄尔相同的手法。他想要从她们那里得到的一部分是钱，这是确定无疑的。戈法尔采访了律师迈克尔·R.奥尼尔，奥尼尔试图帮助黛布拉·纽厄尔摆脱这种可怕的境遇：

戈法尔：他的目的是进入她们的生活，和她们结婚，然后获得她们一半的财产，对吗？

奥尼尔：不，他想要得到她们所有的财产……他认为，到最后他应该有这个权利。他有权得到所有的财产。

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约翰·米汉的应得权利感远远超出了金钱的范围。事实上，敲诈那些女性受害者可能只是他的一种手段，一种控制女性的经济手段—他在控制女性方面可谓欲壑难填。这正是他如此可怕、如此危险的原因。戈法尔说：

在这些［关于约翰·米汉伤害女性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他的施虐倾向和一意孤行的报复心。我们看到，他以掌握这些邪恶手段为乐，这似乎不仅仅是为了［勒索她们的］钱财，他似乎痴迷于羞辱任何违背他意愿的人。

撇开他喜欢的那些操纵手段不谈，“卑鄙约翰”在很多方面就是现实版的曼宁厄姆先生，而且在某些方面，他的动机至少更加明确。虽然他也想得到钱，但正如迈克尔·奥尼尔所说的，“他的终极游戏目标，就是游戏本身”。他下定决心要赢得这些女人的心，想到可能会输掉一场充满了诱惑、欺骗和支配的游戏，他觉得无法容忍。因此，鉴于他扭曲的视角，“煤气灯效应”是他用来解决眼前问题的一种独特方法：想办法让这些有独立判断力的女性维持一种幻象，以为她们自己拥有伴侣和对话者，同时又要破坏她们对抗他的能力。在播客的最后一集中，我们听到他对毁掉一个人、剥夺她的判断力毫无悔意—这一集详细地描述了他如何试图绑架并极有可能谋杀黛布拉的女儿泰拉。28但是，对于他的大多数受害者来说，他只是试图操纵她们，而不是采用更加粗暴的方式消灭她们，这么一来，他既能感觉到自己在吸引、控制和说服她们，同时又排除了被挑战的可能性。

正如凯特·艾布拉姆森所言，“煤气灯效应”通常是一个长期项目。要让对象产生一种认知义务感来支撑起“煤气灯人”具有操纵性的故事是需要时间的，通常也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虽然这种努力不需要有意识地以“煤气灯效应”本来想要达到的认知控制为目的）。29 但是，认知权利也可能导致错误的认识，即认为其他人没有权利表达相反的或具有威胁性的观点，即使他们事实上完全有权利这么做。这可能会导致某个男人试图有计划地让某个女人永远闭嘴，或者仅仅因为她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一时暴怒。但即使是在后一种情况下，那些愤怒的片刻往往也会表现出一种具有暴力或威胁性的暗流。丽贝卡·索尔尼特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她那篇有关男性说教的经典文章以一个看上去相对不那么可怕的事件开头，却以强奸和谋杀结束—一个女人因为试图为性侵犯的罪行作证而被永久禁言。30

不夸张地说，男人因为女人在网上发表意见而感到愤怒的例子俯拾皆是。我自己在很多场合也经历过来自男人的这种愤怒，已经渐渐地学会对这种厌女症有思想准备，并且学会容忍。即便如此，男人对我（以及对其他女孩和女人）的恶语相向有时候也几乎让我窒息。31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澳大利亚的一个右翼电台主持人艾伦·琼斯对新西兰女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提出了异议—长期以来，他一直发表仇恨女性的言论。32在由各国领导人参加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上，阿德恩非常正确地指出，澳大利亚要“对太平洋［岛国］负责”，鉴于澳大利亚目前在气候问题上的不作为，这些岛国将因为海平面上升而受到破坏性影响。她还重申了新西兰将尽力实现在2050年之前将碳排放量减少到零的承诺。33不出意料的是，这些言论引起了艾伦·琼斯的愤怒：研究表明，一旦涉及气候变化，保守的白人男性就会觉得自己特别有资格发表观点，无论这个观点多么不正确。他们的观点大意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发生34（这种对基本现实的否认在某些方面，就是试图对地球实施“煤气灯效应”式的操纵）。

所以，琼斯的愤怒也许原本就是可以预料的，但他选择的表达方式却成了头条新闻。“她在这里宣扬全球变暖，还说我们必须为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琼斯在他的电台节目上怒气冲冲地说，“我只是想知道，［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会不会把袜子塞进她的喉咙里。”35他希望用一个地位相当的男人来压制阿德恩。面对人们对这些威胁性言论的广泛谴责，艾伦·琼斯最初拒绝道歉，而只是试图以一种最不可信的方式来转移话题。他说，批评者故意曲解了他的话，他实际上是说阿德恩应该把自己的袜子塞进自己的喉咙里。他这么说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也根本不可信。36

有那么一种男人，他不能或者不愿意面对那些和他观点不同的人，那些人表达的意见威胁到他对已经发生或应该发生的事情的认知。这种男人特别不能容忍女孩和女人表现自己合法的认知权利，不能容忍她们说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或者应该发生什么变化，应该怎样进步。他们的反应不仅仅是对这么做的女孩或女人表示强烈反对，事实上，他们似乎常常缺乏能力或意愿，拿出任何理由来反对她。他们只是想让她闭嘴，或者，否认她所说的话有任何意义或优点（她是疯子，或者她是邪恶的，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她说的任何话都不值得考虑），这么一来，她连表示反对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或者，这样的男人会想象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和他的同伙们有能力逼她收回自己说过的话—在上面提到的例子中，是把什么东西塞进她的喉咙里，从而使她永远沉默。让人惊讶的是，他在整个过程中都有可能觉得自己是那个理直气壮—甚至是受了委屈的一方。

据《卫报》报道，澳大利亚反家暴机构“我们的守护”（Our Watch）的首席执行官帕蒂·金纳斯利表达了她对琼斯的 “口头暴力威胁”的担忧—她指出，“语言具有创造环境的力量，在这个环境中，针对女人的暴力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合理的”。 金纳斯利明确地补充说：“你可以与某人意见相左，但不要不许他们说话。”37

好吧，亲爱的读者，我想你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 * *

(1) 关于“mansplain”的注释请参见第一章“创伤永难抚平”。这里为了保留下文中保罗·布伦对该词的字面理解，译为“男人解释”，其他地方仍采用“男性说教”的译法。

(2) epistemic entitlement，也可译为“认知资格”。

(3) gaslighter，为了与gaslighting（煤气灯效应）保持一致，这里译成“煤气灯人”，指操纵别人的认知和情感的人。

(4) Larry Nassar，前美国体操队队医，在长达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以“医学治疗”为幌子对几百名女性进行性侵，受害者几乎都是未成年人。2018年1月24日，密歇根州首府兰辛市法庭判决纳萨尔入狱40至175年。 2018年5月16日，密歇根州立大学宣布，同意向遭到纳萨尔性侵的数百名受害者支付总额达五亿美元的赔偿。

(5) Plenty of Fish（简称：POF），加拿大的一家在线婚恋交友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