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男性有权利让女人同意

“婊子。”这是克丽丝滕·鲁佩尼安的短篇小说《爱猫人》（“Cat Person”）的最后两个字—是男主人公说的。2017年末，这篇小说一下子蹿红。1故事生动地描写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性接触：罗伯特，34岁；玛戈，20岁。那天晚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是两厢情愿的，这一点非常清楚。但这不意味着发生的事情在伦理上没有问题—不是因为使用了暴力或遭到胁迫，而是一些更加微妙的因素。

当然，关于罗伯特，整件事中他有很多地方都为人指摘。至少在我看来，他太老了，不适合和玛戈约会。为了吸引她，他还使用了骗人的小把戏：谎称养了两只猫，假装自己很有爱心。还有就是在玛戈和他分手后，他爆发出那种教科书式的厌女症。他们之间的性本身呢？无比糟糕，让人恶心，压根儿就不该发生。然而，我们很难责怪罗伯特没有意识到玛戈费尽心思要隐瞒的事情：在最初的热情消退之后，她不想和他有进一步的发展。她和他上床，只是为了，或至少主要是为了，不想让罗伯特尴尬。

作为读者，我们真的不知道，如果当时玛戈有礼貌地拒绝，罗伯特会是什么反应（虽然我们可以很容易从他最后对她说的话里猜到，如果她说了实话或者干脆离开会发生什么）。既然我们认为他的反应会很恶劣，这种猜测说明他的性格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评价他的行为。如果参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巴里·韦斯对另一个不同但有些许关联的案件的评论，有些人也许会认为，罗伯特错就错在他没有读心术。2

韦斯评论的是在《爱猫人》引起全球关注几个星期后被曝光的一个真实案件，他认为案件中的被告人无罪。一位化名为“格蕾丝”的23岁女孩向Babe网站的记者爆料，称34岁的喜剧演员阿兹·安萨里曾在一个夜晚让她受到严重伤害。3但与《爱猫人》中的虚构情节不同的是，格蕾丝屡次推脱，制止正在发生的事情：她想找个托辞，但安萨里无视她的意愿。关于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有各种不同的想象—可能是通过胁迫发生的性侵，也可能是不道德但合法的性行为。但如果我们相信格蕾丝的话（至少，我是准备相信的），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如果安萨里刚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格蕾丝不愿意和他发生性关系，他至少可以多做点什么确认一下。他很有可能知道她不愿意，至少心里是知道的。4如此看来，韦斯对安萨里案件的评论非常不妥，甚至极其虚伪，而且还令人讨厌地表现出对男性施害者的同情。就性行为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道德义务是要主动了解你的性伙伴在内心深处是不是想要这么做。如果真的不确定，还是小心为妙，赶紧收手。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还是会有某种可能性：那种明确而热情的同意（不管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这就是《爱猫人》促使我们去想象的。罗伯特的身体，他笨拙的动作，他糟糕的亲吻，还有他在性行为方面自欺欺人的表现，所有这些都让玛戈感到恶心（他自己说“好硬”，而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但她还是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对付过去，甚至还因为觉得罗伯特在她年轻性感的身体上得到了极大快感，而设法让自己也获得一些性愉悦。为了达到效果，她表面上充满热情，实际上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一切，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审美角度来看，都让人感到极不舒服，但这就是现实。这让人关注到一个现象，有的性爱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发生的，甚至是被逼迫的，但这种逼迫却不是来自某个具体的人。这种压力来自父权社会的规章，以及人们认为男人有权获得性爱的普遍看法，这使得玛戈觉得自己丢下罗伯特会很无礼甚至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想象，换一个人会怎么做，他可以正确地对待女性对于性的自主权，可以用体贴又体面的方式来处理这种令人尴尬的后果。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出于根深蒂固的社会成规，玛戈不知道还有别的可能，或者是不想让自己显得“骄纵任性”，她还是会有相同的表现。

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会把男人可能受到伤害的感受看得如此重要、如此神圣不可侵犯？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女人有责任保护和照顾他们的感情？

“臭婊子！”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开始的方式和《爱猫人》的结尾如出一辙：一个男人在推特上发了这句话给喜剧演员萨拉·西尔弗曼—没有说为什么，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西尔弗曼回应说，她认真看了这个人在推特上发的东西，知道他处于病痛之中：她看到他了，她表示同情，她相信他，诸如此类。她原谅了他，并且愿意为他的康复项目支付费用，来帮助他戒掉对处方类止痛药的依赖。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正如很多类似新闻标题中的一个所描述的那样，确实，这是一个“大师级的慈悲之举”5。

据我所知，媒体上没有一个人道出一个明显的事实：西尔弗曼无疑是善意的，她按照普遍接受的（而且可以说是有性别歧视的）社会规范行事，但却纵容了这个男人的恶劣行径。可是，她没有因为这么做而受到批评，反而大受赞誉。

情况就是如此：如果女人确实照顾到了男人受伤的感情，她们会得到回报。如果她们没有照顾到他们的感情，就会受到惩罚。

凯特琳·弗拉纳根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题目是《阿兹·安萨里的屈辱》，她为格蕾丝这种“愤怒的年轻女人”所拥有的“短暂力量”感到悲哀—她在该文的副标题里写道，这样的女人突然变得“非常非常危险”。6文章开头表达了格蕾丝的故事给她带来的困惑（“你了解这些词汇和句子结构，但所有这些事情都好像发生在外太空，让你看不懂。你已经太老了”）。文章紧接着令人惊讶地转向一个热点话题（“就像最近《纽约客》上的短篇小说《爱猫人》—这篇小说写的是两个主要通过短信认识的男女之间没有感情、令人失望的性关系，小说引起了众多年轻女性的强烈共鸣和兴趣” ）。弗拉纳根自己对事件的描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谁才是她最终的同情对象：她完全支持安萨里，而不是其行为的受害者，虽然弗拉纳根自己也承认，安萨里的行为是“不光彩的”。7

［晚饭］ 后几分钟，［格蕾丝］坐在厨房的备餐台上，显然是情愿的，［安萨里］为她口交（读到这里，年纪大一点的读者一定会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因为这是昔日“一夜情”里不可能发生的第一步），但根据她的说法，他接下来开始向她施压，要以各种不光彩的方式与她发生性关系。那天夜里的事让她情绪崩溃，最后，她对他说，“你们都他妈的一个德行”，然后哭着离开了。我觉得这句话是这个故事里最重要的：这种事在她身上发生过很多次了。是什么让她相信这一次会不一样呢？

弗拉纳根除了对受害者进行老掉牙的指责外，还对她的话胡乱发挥。在格蕾丝的故事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如弗拉纳根猜测的那样已经在她身上发生过“很多次”了，那句话只是泛泛地表达了格蕾丝对男性认为自己有权得到性爱的各种行为感到失望。

接下来，弗拉纳根建议女性应该采取上一代女性在这种情况下会采取的行动：斥责她这个著名的约会对象“放肆”，扇他一巴掌，然后扬长而去。过去，我们的文化还会为女性提供可以接受的“托辞”来摆脱让她不舒服的性接触，尽管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她的贞洁，而不是为了保护她的自主权。而现在，我们的文化连这种以错误的理由采取正确行动的做法也不再鼓励。格蕾丝也许和小说中的玛戈有相同的担心：怕因为挫伤了男人的性自尊而被看成是一个无礼的人，甚至是“婊子”。弗拉纳根有一点没说错，缺乏证据证明格蕾丝“手脚僵住，惊恐不已，不知所措”（虽然，如果她真的有这些感觉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她找不到可以被社会接受的方法抽身而去。她肯定知道，如果那么做，她就是犯了大忌，这正是弗拉纳根如此生气的原因，她最终还是犯了大忌，虽然是用不同的方式：“羞辱”安萨里，给他带来痛苦，攻击他的“好男人”形象。她本应该大步走出安萨里的房间，走入一个认为女人既无能又不负责任的世界，女人之所以获此恶名是因为她让人们注意到男性约会对象真正的既无能又不负责任的行为。她将成为那个被指责的人，而他则很快会被原谅。弗拉纳根这样指责格蕾丝：

她和帮她撰稿的人共同创作了一个3000字的色情报复故事。文中毫无同情心的细节描写不是为了佐证她的叙述，而是为了伤害和羞辱安萨里。这两个女人也许已经一起毁掉了安萨里的事业，这种毁掉事业的做法现在已经成为惩罚所有男人不端性行为的通用手法，无论他们的行为是怪诞的，还是令人失望的。

仅仅就在弗拉纳根发表以上这些可怕的文字六个月之后，网飞（Netflix）的原创内容主管辛迪·霍兰在谈到安萨里的电视剧时说，“我们当然很愿意和安萨里再拍一季《无为大师》(1)”。8随后，该流媒体平台还制作了安萨里的另一部脱口秀特别节目。当然，我们可以猜测，如果是一个白人男性，可能会有更多同情男性施害者的人为他辩护(2)，并且，他将拥有一条更可靠的公共救赎之路。或者，就像前文提到的针对爱德·维斯特维克的强奸指控一样，指控甚至可能对他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他的金童名声基本上毫发未损。

回到无礼这个问题：只是为了避免这个看上去非常微不足道的社会后果，一个女人为什么要采取那样偏激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那么做是完全违背她本人意愿的）？但是我们从社会和道德心理学中知道，事实上，人们往往确实会竭尽全力去避免扰乱某种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在这种社会情境中，他们的行为受到文化脚本的约束—特别是由某种权威人物规定或建议的文化脚本。

20世纪60年代初进行的米尔格拉姆实验可以对上述观点作出最淋漓尽致的揭示。在这个著名的实验中，参与者在实验者的指导下对一个看上去很无辜的人进行一系列不断升级的电击9（这个人其实是实验者的合作者，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演员）。不明真相的参与者见到他，和他握手，大多数人都觉得他很可爱。这是一个被称为“体罚对于记忆的效用”的实验，实验者让参与者试着体验了45伏电击是什么感觉，这样他们就会大致有个概念，知道如果受试者对他们的提示给出了错误答案会得到什么惩罚。尽管参与者都意识到他们会给这个“学习者”造成什么痛苦，三分之二的参与者都继续全程听从实验者的指令，对他们无助的假受害者（他一直答错）进行了一连串不断升级的电击。他们把电压升级到450伏，按下上面写有“小心：非常危险”，以及干脆只标有“×××”的按钮。尽管他们听见受试者在呻吟、喊叫、痛苦地尖叫，求他们停止，听见他在敲打墙壁，最后只剩下诡异的沉默，他们仍然没有停下来。更糟的是，那个受试者曾抱怨说自己有心脏病。

这个实验的结果现在已经众所周知。但鲜为人知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值得反思的是，绝大部分参与者显然对自己完成的任务感到发自内心的愧疚。按照米尔格拉姆的说法，即使是在进行实验的时候，“他们并不赞成自己正在做的事”。10他们绝非对自己造成的痛苦无动于衷，也没有以机械死板的“奉命行事”的心态操作设备，大多数人都抗议过，试图摆脱当时的困境。在最近一项涉及117名实验参与者的音频分析中，98%的人在实验的某个时间点说过“我不想”或“我不能”之类的话。11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实验者的提示下被说服了，继续实验。那些完成任务的人一边实验，一边以各种形式表现出压力：浑身出汗，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忍不住地哭泣；有一个人还像念经一样自言自语。

这个念经一样自言自语的人说的话很耐人寻味：“我得继续下去；我得继续下去。”12这证明了米尔格拉姆在《对权威的服从》（Obedience to Authority）一书中详细论证的观点：参与者受制于一种虚假但强烈的道德义务感去遵守实验者的命令。13这并不是说人们在当时失去了道德良知，而是很容易被灌输一种错误但高于一切而且与自己原先的想法相冲突的责任感，使得他们去服从一个以实验者形象出现的临时权威人物（在这个实验中，是一个穿着白大褂、自称是耶鲁大学科学家的人）。14实验参与者从未见过这个人，他以后也不会在他们生活中扮演任何可预见的角色。他们做这些事只得到了4美元的报酬（加上50美分的车费）。然而，大多数参与者还是把遵从他的意愿看作他应得的权利。当参与者提出异议并试图叫停实验时，实验者会按以下顺序发出提示语：

请继续。

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下去。

你要继续下去，这很必要。

以及，作为最后的一招：

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15

有趣的是，最后一句带有最明显的胁迫性的提示语，似乎也是最没有效果的。每个听到这句提示语的实验参与者都选择了离开。16

这些实验揭示了社会脚本的力量，尤其是当权威人士参与其中时—要想摆脱这些社会脚本，就得毫不客气地抗拒这个权威人物。17这类情况可以使完全正常的普通人对无辜的受害者施以酷刑，哪怕会受到最强烈的良心谴责。米尔格拉姆实验能告诉我们的不仅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对别人做什么，而且还能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身不由己地做什么。

在两分钟的时间里，哈维·韦恩斯坦对24岁的女模特安布拉·古铁雷斯说了11次“求你了”。这是一段秘密录制的音频，2017年底被公开，这导致了韦恩斯坦的彻底倒台。18在录音的前一天，65岁的韦恩斯坦摸了她的胸—这让她决定报警，并同意在他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戴上窃听器。他执意要她去他的宾馆房间，一开始他的语气明显带有胁迫性。（韦恩斯坦：“我现在告诉你，你给我马上进来。”然后，过了一会儿：“你现在必须进来。”“不。”古铁雷斯马上就很坚决地回答，但还是听得出来有点为难。）接下来，韦恩斯坦突然狡猾地换了语气，变成了像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第一种提示语那样的措辞。（他接下来说的是“求你了”。）随着他重复这个“求你了”（比如，“过来吧，求你了”），古铁雷斯越来越难以坚持拒绝了—因为再拒绝就越来越不能为社会接受了。这就是韦恩斯坦看上去很温和但实际很冷酷的施压。显然，他不仅对古铁雷斯越来越强烈的痛苦无动于衷，事实上他希望造成这种痛苦，使她屈服于他。确切地说，并不是说古铁雷斯的“不”对于韦恩斯坦来说意味着“好的”，而是说她的“不”毫无意义—听到这个“不”只会让他继续要求，继续催逼，继续纠缠。他反复提醒她，他很了不起（“我是个名人”）；反复提醒她，她在违反某种社会脚本（“你这么做让我难堪”）；她拒绝听从指挥；她难以共事。

韦恩斯坦有强大的人设—即使是在他的行业权力之外，他也能用它达到任何目的，让他的很多目标轻易成为他的猎物。这样的人很容易让一个比他地位低的女性产生一种错误的义务感，还有（通常是有理由的）恐惧，使她们无法抗拒他的建议。她甚至可能会被说服，积极参与到他对她身体的性控制中：她不愿意和他有性关系，但却更不愿意继续对他说“不”。所以，她可能最终还是和他发生了她不想要的性行为，不是为了让自己得到什么好处，也不是为了性本身—全然不是。她这么做是为了避免社会规范要求她必须规避的后果。

韦恩斯坦把另一个目标埃玛·德·科内引诱到他的宾馆房间，并沿用了他的惯用伎俩。他洗完澡出来后让她和自己躺在床上，她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吓了一跳。“我们什么都没做！”她记得他这么说。他试图说服她，说这个场景很浪漫。他说：“这就像迪士尼电影一样！” （另一个受害者称他的骗局是“糟糕的童话故事”。） 德·科内用尽了全身力气：“我看着他说—我鼓起最大的勇气说：‘我一直很讨厌迪士尼电影。’然后我就离开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尽管如此，她还是心神不宁，浑身颤抖，惊恐万分。19

能够行使这种权力的并不只是那些拥有超级特权的男人。这样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婚姻里也会存在。在最近发表于沃克斯（Vox）网站的一篇文章里，一名女性描写了她自己“心灵最深处最阴暗的事实”，这是她在结婚很多年后最终在婚姻咨询时才透露的：在八年的婚姻中，她感觉自己被丈夫性侵了。20 “这种我不想要的性时常让我感到恶心，” 她说，“有一次，我不得不直接从床上跑到卫生间里，对着马桶吐了起来。”可是，在那次咨询之后的15年里，她仍然很难承认这些糟糕的现实。她不敢告诉丈夫她不想和他有性行为，不敢拒绝他，甚至自己也不敢承认这发生的一切。于是，她写道，“我尽可能讨价还价，找借口不和他睡在一起。我甚至因为生病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他而高兴”，虽然“理智告诉我，我有权拒绝”。实在没办法拒绝的时候，她就让丈夫一个人在她身上忙活，她自己看书分散注意力。她拒绝他的亲吻。“我和他讲好：你可以干我，但不能亲我，而且我不需要假装我愿意。他接受了。”她继续写道：

这个人知道我不愿意，这个人知道我为我们之间缺乏情感交流而深深痛苦，这个人知道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侵犯—我很清楚地告诉过他，而我还要接受他的性要求，这让我非常伤心。他在我不想要的性里仍然可以得到享受，仍然感觉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知道这一点让我对婚姻失去了信心。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性玩偶。我觉得失去了自我。

但我还是会自责。

直到“MeToo”运动期间她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那时她早已离开了她的丈夫。她写道：

在那么多其他人的故事里，女性在性关系中受到羞辱、胁迫和霸凌，我看到了她们的愤怒……我在想：我的丈夫听到我说的话［关于被他性侵的话］—哪怕是一次，哪怕我说得小心翼翼，他那天晚上怎么还能睡得安稳，甚至还要继续坚持和我上床？

我的答案，当然是所谓的应得权利。但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让一个女人去抵制这种在她心里已经内化的男人对性爱的权利是多么困难。“如果你行使权利的代价是让别人痛苦，你怎么还能够继续？”这个作者问道。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真正的答案。

最让人意外的是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虽然一直没有透露姓名，但我们知道她是一位经常讲授女性主义理论的人文学科教授。然而，她坦白说：“我读的所有这些女性主义文本都不能让我摆脱社会和大众文化灌输给我的观念—不管我自己的感觉如何，让丈夫满意是我的义务。”

除了担心面对可怕的社会后果—从职业报复到婚姻关系疏远，女性可能会承受因为拒绝男人带来的强烈负罪感和羞耻感，因为男人们觉得他们不仅有权得到性爱，而且还有权得到她积极的同意和参与。

这么看来，凯特琳·弗拉纳根为阿兹·安萨里所受的屈辱感到担忧可谓是黑白颠倒了，她的担忧很奇怪（但很典型）。在这种事情发生后，感到羞耻和屈辱的往往是那个违背男人意愿的女人，而且那些痛苦的感情也许会让她们保持沉默。21

演员萨尔玛·海耶克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那篇写哈维·韦恩斯坦的文章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在那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里，她打破长久的沉默，曝光了他对她的虐待。22韦恩斯坦先是让海耶克觉得她可以实现自己的创作梦想，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然后，当她没有满足他的要求时，就开始残酷地报复，对她进行各种打击。特别是在她拒绝了他的性要求，在很多情况下对他说了“不”之后，他就开始了各种虐待—贬低她，威胁要杀掉她。他的性胁迫只是他武器库里的一种。23

据海耶克描述，由于没有为韦恩斯坦扮演一个足够性感的弗里达·卡罗(3)，她惹恼了这位著名制片人。在受到挫败后，他爆发了：他孤立她，羞辱她，逼着她表演让她的身体产生极度不适的裸体性爱场景。她写道，想到他的眼睛正看着自己裸露的身体，她惊恐不安，止不住地呕吐和哭泣，感受到了一种发自肺腑的羞耻—这种羞耻感正是这一类男人经常用来对付女人的武器。

但是，话又说回来，并不仅仅是像韦恩斯坦这样有权有势的人才能这样做（这么说并不是否认有权有势的人更有影响力）。还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有权利得到一些东西，却因为整个生活或特别是因为女人对他们的反应而感到愤愤不平、灰心失望。克丽丝滕·鲁佩尼安小说里的罗伯特就是这样的例子，他是一个有点崩溃而且很容易受伤的人。另一个例子是HBO电视网播出的《都市女孩》（Girls）中的人物查克·帕尔默。24在2017年初播出的《美国婊子》那一集中，汉娜·霍瓦特去了这位著名中年作家的公寓。帕尔默被指控在各地大学做讲座和上研修课期间，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和本科生上床。这种性关系是否两厢情愿并不十分清楚，这一点正是争议的一部分。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同意让他这样的男人得到他想要的性爱是天经地义的，至于那些在伦理上他们可能需要负责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问女人同意不同意。25确实，两厢情愿还是未经同意的区分已经成为合法性行为和违法性行为的界限，即使不是有意做此区分，也算是默认如此了。但对合乎道德的性而言，仅仅不犯法是不够的，这一点在人类生活和道德行为的大多数领域都一样。例如，要想做一个诚实的人，仅仅做到不欺诈、不入室抢劫或不盗窃是远远不够的。

在剧中，汉娜（由《都市女孩》的创作者莉娜·邓纳姆扮演）自己也是个作家，27岁，比帕尔默年轻很多，还没有成名。汉娜为一个不知名的女性主义网站写了一篇有关帕尔默的轻率行为的文章—他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行为的。虽然帕尔默有年龄和职业地位上的优势，他还是认为自己成了汉娜的受害者，也受到了年轻女性群体力量的高度伤害。她们现在获得了权力，能够把他的性剥削作为一种剥削形式揭露出来。他邀请汉娜到他位于曼哈顿的奢华高雅的家中，目的非常明确：作为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他深受焦虑折磨，他要告诉她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不是强奸，不完全是，但确实她是不情愿的，非常不情愿”—这也是J.M.库切的小说《耻》（Disgrace）中，52岁的教授戴维·卢里对自己和20岁的学生梅拉妮之间的性关系的描述。“她好像已经决定放松下来，在整个过程中她的心已经死了，就像一只被狐狸的利爪抓住脖子的兔子。”26梅拉妮还帮了他一下，她甚至抬起屁股好让戴维给她脱衣服，但并非是情愿的。那天下午，当戴维来敲她的门时，她穿着拖鞋，吓了一跳，她被扔进了一个男人的性欲望高于伦理道德的文化脚本之中。

梅拉妮本应该态度强硬，坚决拒绝戴维。可是，当时梅拉妮没有抗拒，她措手不及，完全吓傻了。后来，戴维因为不端性行为与毫无悔改之意的态度，很快名誉扫地，被迫从大学辞职。

梅拉妮的反应使得这次性侵犯不完全是强奸，但在道德层面上却让人更觉恶心，即使戴维本人也觉得恶心。在离开梅拉妮的公寓后，他趴在汽车方向盘上，满心沮丧和羞愧。他知道，如果她对他的袭击有所防备，这也许就是强奸。更准确地说，如果梅拉妮多一点行动力，多一点有权拒绝他的意识，她很有可能反抗。这一点戴维是知道的，他显然是侥幸占了便宜（这是一个过时的表达，但在这里确实如此）。

事实上，他到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她根本没想办法阻止他。“她只是躲避着，不让他亲吻嘴唇，不去看他的眼睛。”她转过身去脱衣服。“这样的话，他对她做的事情就好像是在远处发生的，与她无关。”27他就这样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他达到了性高潮，他复活了。

后来，梅拉妮突然来到戴维家，问他自己是否能住在那里。在那短暂的时间里，她表现出一种热情，想要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一个角色，仿佛要改写那一次在她公寓里发生的丑陋和暴力。“但就算他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在一起，他也是那个说了算的人，她只能顺从。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这么告诉自己。28他的话毫无诚意。

在这个米尔格拉姆式的性实验里，在这种对相关领域社会公认的权威人物的顺从中，完全没有情愿不情愿这回事—这也不仅仅局限于性。最明显的是，这种情况延伸到其他形式的虐待，可能是和性有关的，也可能是和性无关的，但不管怎么样，都是一种专横的占有。在英语老师莱斯基先生对自己过分亲密地动手动脚（我又用了一个过时的词，但这个词实在是意味深长）时，11岁的汉娜·霍瓦特和梅拉妮的被动反应是一样的。汉娜说她并不介意，甚至喜欢他那么做：只是他选择了错误的理由、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方式，和亚里士多德著名的说法正好相反(4)。她对查克·帕尔默回忆说：

他喜欢我，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完成了特别的创意写作：写了一篇像小说那样的东西。有时候，他在对着班上的学生讲课时会站在我身后，摸摸我的脖子。有时候他会摸我的头，摸我的头发。我不介意，这让我觉得自己很特别，觉得有人注意到了我，他们知道我会长大，会非常非常与众不同……总之，去年在布希维克的一个仓库派对上，有个人走过来，对我说：“［汉娜］霍瓦特，我们一起上的中学，在东兰辛！”我说：“哦，我的天哪，你还记得莱斯基先生的课吗？太可怕了，他简直就是在骚扰我。”你知道那个小子怎么说？他像法官一样看着我说：“汉娜，这可是很重的指控。”说完他就走开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戴维在听到梅拉妮后来的指控时的反应—他慢条斯理，带着评判的眼光，不仅心怀戒备，还有深深的蔑视，非常傲慢：

侮辱：他一直在等着有人说这个词，用因为正义而气得发抖的声音说出来。她看着他的时候看到了什么，能让她气成这个样子？是一群可怜无助的小鱼中的一条大鲨鱼？或者她看到的是另一幅画面：一个身材高大、骨骼粗壮的男人压在一个小女孩的身上，用一只大手堵住她的嘴不让她哭喊？真是荒唐！他想起来了：昨天他们也坐在这同一个房间里……梅拉妮的身高还没到他的肩膀。不平等：他怎么能否认这一点呢？29

戴维怎么能否认他们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呢？但他最后肯定这一点的依据竟然是—身高，这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令人气愤。相关的不平等现象是父权文化的产物，那些抵制和挑战男性权威人物的意志的女性，将会受到威胁和惩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厌女症内化后的一种特殊方式：女人经常因为没有保护那些恶意对待我们的男人而感到羞耻和内疚。“我们不想伤害他们，不想让他们失望，我们想做个好女人。”

在之前提到的《都市女孩》中，查克·帕尔默很快就让汉娜迷上了他，放下了戒备。他们站在那里聊天，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菲利普·罗斯(5)写的《当她是个好女人的时候》（When She was Good）(6)。汉娜说她喜欢这本小说，喜欢罗斯，虽然他有厌女情结。汉娜告诉帕尔默，这本书还有一个名字，叫“美国婊子”。他当场给了她这本书的签名本：作为她不是美国婊子的一个小小奖励。

在下一个场景中，帕尔默躺在床上，让汉娜躺在他边上。他说，他只是想身边有个人，他一直睡不好，他很孤独。他背对着她躺着，他俩都穿着衣服。突然，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他转过身去，没有解开牛仔裤就开始把已经半勃起的阴茎在她大腿上蹭。他期待着—汉娜本能地把手伸过去帮他手淫。然后她跳了起来，叫道：“我摸了你的阴茎！”她重复了好几遍，感到极度羞辱。

看着汉娜站在那里大叫，查克·帕尔默嘲讽地咧着嘴笑，甚至带着施虐的快感。他赢了，他知道他赢了。她为质问他的性侵行为而来。他向她展示了他是如何做到的，同时还侵犯了她，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而她却被摧毁了，她感到恶心，深受伤害。

* * *

(1) Master of None，美国喜剧电视剧。2018年1月，阿兹·安萨里凭借此剧获第75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音乐/喜剧类剧集最佳男主角。

(2) 安萨里是印度裔美国人。

(3) Frida Kahlo（1907—1954），著名的墨西哥画家。2002年，米拉麦克斯影业公司（Miramax）发行了以弗里达为主角的同名电影，由墨西哥演员萨尔玛·海耶克扮演。

(4)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表达是：“正确的理由、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方式。”

(5) Philip Roth，美国作家，曾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小说奖、普利策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6) 这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露西出生在一个父亲无法承担责任的家庭。精神上十分孤独的露西在长大之后，热切盼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愿意负责任的男人。她认识了罗伊，在被罗伊诱奸之后，两个人结婚。但是，她很快发现，罗伊和她父亲一样没有责任感，她走上了和逆来顺受的母亲一样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