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男人有权利让女人做家务

“男人就是觉得他们有权利享受我们的劳动。”达茜·洛克曼在《所有的愤怒：母亲、父亲，以及平等伴侣关系的神话》（All the Rage：Mothers，Fathers，and the Myth of Equal Partnership）中这样写道，“这种应得权利感的光彩如此炫目。”1 这也给许多异性组合家庭蒙上了一道长长的阴影：拥有男性伴侣的母亲，在抚养子女和承担家务中付出的比例要比她们的男性伴侣多得多。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过一个说法—“第二轮班”，用来描述女人每年多做的一个月家务，这样的劳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并没有被编入家庭预算。

这种家庭关系不平等的残酷现实可能会令人惊讶。在描绘当代异性伴侣时，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个有现代意识、积极参与家务的父亲形象，但不幸的是，这个形象具有误导性。虽然从1980年到2000年，美国男性在家庭育儿中的参与度确实提高了（因为女性劳动参与率急剧上升），但随后却出现了停滞。在一项有关这方面情况的代表性研究中，社会学家吉尔·亚沃斯基、克莱尔·坎普·杜什和萨拉·朔佩－沙利文发现，对于父母双方都全职工作（大约每周40小时）的家庭来说，第一个孩子的出生会让父亲在家承担的工作量每周增加约10小时，而母亲的工作量则增加约20小时。所以，从工作量的角度来看，做母亲的代价要比做父亲的代价大一倍。不仅如此，父亲在这些情况下承担的新工作都属于和孩子一起时相对“有趣”的那类工作—例如，和小宝宝玩。父亲们做这些事的时间是平均每周4小时，因而在相同的时间段，做家务的时间就减少了5小时。母亲每周做家务的时间只减少了1小时，但需要增加大约21小时的育儿时间，包括15小时的体力活，例如给婴儿换尿布和洗澡。母亲和婴儿互动的时间仍然会更多，大约平均每周6小时。2

皮尤研究中心和美国劳工统计局收集的时间使用日记统计也显示了类似情况。2000年，他们发现，有工作的女性承担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家庭儿童保育工作，她们的男性伴侣承担了其余三分之一的责任。这里也同样可以看到，女性做了双倍工作。令人不安的是，在过去的20年间，这些数字一直保持稳定。3

乐施会(1)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仅比男性多从事一倍无偿护理工作和家务劳动的女性还属于少数。在世界各地，女性从事的这些工作平均是男性的2到10倍。这项工作的全球价值估计为每年10万亿美元。4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要想实现男女之间在照顾孩子方面的平等，估计还要再等上75年（这是“男子关爱”运动(2)提供的数字）到让人更为沮丧的200年（这是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数字）。5研究表明，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男女在家务劳动方面会接近平等：她全职工作，而他没有工作。即便如此，这里的关键词是“接近”。她仍然要多做一点。即使是在所谓主张人人平等的美国社会中，平等仍然是难以企及的目标。

说真的，时间使用研究（time-use studies）对男性在家庭中参与度的描述可能过于美化了。“我对从时间使用日记上了解的信息表示怀疑，”坎普·杜什告诉洛克曼说，“我们在同一天观察这些夫妻，结果模式并不相同，我们的模式表明，男性所做的其实更少。”7与此相一致的是，男人们似乎高估了他们在分担家务劳动方面的贡献。《经济学人》最近对西方八个国家的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46%的父亲认为自己承担了一半的家务，但只有32%的母亲认同他们的看法。8当然，有可能是女人在时间使用日记中少报了其伴侣的贡献，而不是其伴侣多报了自己的贡献。但社会科学家们认为这不太可能，正如社会学家斯科特·科尔特兰所说：

由于共同承担家务可能带来的好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迅速提高，以及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婚姻中平等理念的认可，许多人……预言家务的分工将变得更加不分性别。然而，研究报告……似乎并没有为这个看法提供多少支持。这给研究人员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未解之谜：“为什么男人不多做一点家务？”9

男人之所以不承担更多家务，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察觉到这一点—这是一种故意的而且是比较幸福的无知状态。坎普·杜什在解释自己的研究时这样写道：

有趣的是，新手爸爸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没有跟上伴侣不断增加的家务量。当我们询问时，男人和女人都认为，在成为父母后，每周用于家务的时间各自都增加了30多个小时。但更准确的时间日记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事实上，生养孩子给女人增加的家务比给男人的要多得多。10

男人不承担更多家务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尽到自己的本分就已经很费劲了。

在《所有的愤怒》开头，达茜·洛克曼讲述了导致她写作该书的一件事。她曾要求丈夫乔治让她在母亲节那天暂时喘口气：请他带着两个女儿去看望他的母亲，让洛克曼有难得的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他们心照不宣地认为，乔治将负责收拾孩子们的行李箱—这是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六年半以来，他第一次做这件事。洛克曼回忆道，当时乔治问她有没有忘记什么东西，她尽可能心平气和地回答，但心里却感觉非常沮丧。没过一会儿，她就开始感到内疚了。她写道：

我心中的魔鬼，一个在听了几十年有关女人、女人的责任和女人相对地位的聒噪之声后内化于心的魔鬼跳了出来：你这样对他不公平。他毕竟要带孩子出门。你就随便收拾些东西，只不过是在外面待一个晚上的东西，你只要30秒就能搞定，有什么了不得的？我拿了iPad和一些玩具，塞进包里，交给我心中的那个魔鬼，交给我的丈夫，我只希望能够对他公平。11

这种内心的对话生动描写了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所需付出的复杂代价。情绪劳动包括很多—密切关注各种信息、提前计划很多事情。这些工作经常都落在女性身上：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谁需要什么、杂货清单、家庭预算、家庭活动安排等—更不用说，还要收拾没完没了的包，小到尿布包，大到行李箱（在洛克曼拒绝提供更多帮助后，她的丈夫忘了拿两个女儿的睡衣，最后只能穿着泳衣睡觉）。

现在一个普遍的做法是，把所有这些形式的工作都归到情绪劳动的名下。在最近一份针对男性受众的情绪劳动指南中，这个概念被定义为：

女性为了密切关注生活中的小事所做的免费而无形的工作，这些工作加在一起就成为生活中的大事：情绪劳动是把家庭甚至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12

诚然，这一术语的延展使用受到了该术语始创者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的抵制。她最初使用这个术语时是指需要维持一定情感效果的有偿工作—例如，空乘人员应该保持令人愉快的态度。13 但在我看来，为了跟上语言使用者的需要，术语的意义发生了变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绪劳动自然而然地被解释为一个涵盖很多内容的概念。正如《受够了：情绪劳动、女性与未来之路》（Fed Up: Emotional Labor, Women, and the Way Forward）的作者杰玛·哈特利所说的：

家务并不是唯一成为拖累的事情。我还要安排各种日程，预约各种活动，随时知道日历上的内容。我丈夫把钥匙放哪儿了？婚礼是什么时候？应该穿什么类型的衣服？我们还有橙汁吗？那件绿毛衣在哪里？谁谁谁的生日是哪一天？我们晚饭准备吃什么？我是那个知道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的人。我的脑海中装着详尽无遗的各种清单，并不是我想这么做，而是我知道没有其他人会做这些事。14

情绪劳动也包括为了完成以下这些任务所要求的管理情绪的工作：例如，不要指出男性伴侣做了什么错事以免激怒他，避免在家庭中过多要求他的“帮助”或“支持”。因此，许多女性面临着一个无法挣脱的窘境：如果对他没有要求，你就要多承担很多体力劳动、家务劳动和情绪劳动，你会被牢牢套住。如果你真的对他有要求，你就违反了心照不宣的社会准则，这种准则要求女人保持平和，照顾他人，对人不要苛刻。哈特利写道：

如果你提出要求，而且是用正确的方式提出要求，你也得多费一番力气。如果你要分派任务，很多情况下得重复很多遍，这往往会被认为是唠叨。有时候那点事根本不值得一次又一次地问，还要一直用正确的语气问（就这样也可能被人嫌弃是在唠叨），所以我就干脆自己做了。15

哈特利的书一开始讲了一件与洛克曼的开篇故事惊人相似的事情：母亲节那天，她提出要找人来打扫她与丈夫、孩子共用的卫生间和地板。她解释说：

对我来说，这个礼物并不是清洁工作本身，而是有这么一天我可以不用管家里的事。我不需要打电话，不需要比较不同的报价，不需要研究和审查每项服务，不需要安排付款，不需要预约时间。我真正想要的礼物是摆脱一直萦绕在脑海里的任务，摆脱这种情绪劳动。干净的房子只是我的附加收获而已。16

可惜，事与愿违。哈特利的丈夫选择省钱，他要自己给卫生间来个大扫除。在他打扫的时候，她的任务是一个人照顾孩子们，而家里的其他事情完全陷入了混乱。她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愤怒：“这么多年来，我们家一直只有我一个人在管事。”17

这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只存在于第一世界的问题，这么想的话就转移了视线。这里要比较的不是这些第一世界的女人和那些处境较差的女人，后者毫无疑问确实面临着许多独特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更多的问题后面会讨论。我们要比较的是，女人和那些没有平等承担家庭护理责任的男人，而且也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男人为何在这方面没有尽到责任，毕竟，那种认为男人和女人在育儿方面有“天生”差异的倾向或喜好的假说已经被揭穿，甚至完全是一种不动脑筋、图省事的性别歧视。之所以这样说，一部分的原因是，有研究显示，大脑是有可塑性的，当男性成为主要照顾者时，他们的大脑与那些作为主要照顾者的女性的大脑相似。18虽然如此，男性还是无法真正地参与家务和育儿劳动，这似乎影响到了所有人口群体中的女性。19当然，这并不是说，贫富状况不同的女性受到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当高收入、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男性不能照料家庭，而他们同样富有的（通常还是白人）女性伴侣疲惫不堪、倍感绝望时，他们往往会“放下身段”，请经济状况不如他们的非白人女性来做这些事。所以，享有特权的白人男性的失职，不仅对其妻子产生了有害影响，而且还延伸地影响到了更加弱势的女性，这些女性可能会受到剥削，去做那些本来就不应该由享有相对特权的女性独自完成的工作。20

男人不仅仅是在家庭里未能照顾或拒绝照顾他人，他们甚至非常不愿意从事有偿的护理工作。经济学家观察到，男人们宁愿失业，也不愿从事护理工作（例如，当护士的助手）、照顾老人或成为家庭保健助手。但是，这些工作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需要有人来做，因为传统的男性蓝领工作已经从美国经济中消失了。《纽约时报》2017年6月的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传统上由男性从事的工厂工作正在枯竭，美国经济中增长最快的是那些通常由女性担任的工作岗位。为什么不找男人来做这些事呢？”21

毋庸置疑，男性参与有偿护理的一个障碍是，男人认为自己应该从事传统上更具阳刚之气的工作：换句话说，一定要做工厂里的工作，特别是对于白人男性来说。但另一个障碍可能是，他们的女性伴侣也认为这些工作与男性伴侣的尊严不相称。社会学家奥弗·谢朗发现，即使一个失业的中年职业男士愿意从事传统上属于“女性行业”的低薪工作，他的妻子往往还是会鼓励他继续寻找工作。22与此同时，完全处于失业状态的男性（相对于有工作或者虽然没有工作但积极找工作的人）的比例已经翻了一番—从1950年的15%上升到2018年的30%出头。23

关于现代美国男人（主要是白人）的男子气概危机，已经有很多研究。在许多社区，特别是在农村社区，越来越多的白人男性不工作。他们患抑郁症、依赖药物（特别是依赖阿片剂），自杀的风险也在增加。除了其他的解释之外，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是价值危机的结果：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男性找不到感觉有意义的社会角色。事实上，护理工作不仅需要做，而且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工作本质上没有剥削性，和很多传统的、被认为有男子气概的蓝领工作相比，还有其他优势：一般来说，这种工作对身体和环境的伤害往往更小。在这种情况下，男性的应得权利感不仅伤害了其他弱势群体，也伤害了男性自己，并阻碍解决岗位供需之间的差距问题，这些岗位空缺急需填补。

如果说，男性常常觉得自己有权从事某些有偿工作，那么与女性伴侣相比，他们也觉得自己有权享受更多的休闲活动。正如达茜·洛克曼所指出的那样，多项研究发现：“工作时间长的父亲，其妻子会承担更多的育儿工作；而工作时间长的母亲，其丈夫会睡得更多，并且看很多电视。”24

这就回答了男性在带薪工作之外如何安排时间的问题。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仍然存在：男人家务做得这么少，是因为他们比其女性伴侣参与更多的休闲活动吗？或者说，他们是为了少做家务才去参与更多的休闲活动吗？

当杰玛·哈特利的丈夫罗布被解雇时，他们约定由他来接管早晨的日常家务，以便她能写完手头的书。她描述了做出这个安排大约一个月后的某个下午：

当我从家里的办公室出来时，两岁的孩子还没有吃午饭。我慌忙给他做了拉面，然后迅速安顿他睡觉，而罗布则换上了他的骑行装备……乱放的涂色书、蜡笔、记号笔、打印纸……铅笔屑，还有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摊在餐桌上，我不敢看里面成了什么样子。有两种颜色的动力沙（kinetic sand），都一小块一小块地散落在原来装沙子的托盘外面，满地都是。早餐吃完后没洗的盘子，碗里吃了一半的食物，还有木头桌面上已经结块的牛奶……屋子不只是有点乱，简直就是一团糟。

当哈特利在努力收拾烂摊子的时候，她的丈夫出门骑山地车去了。《受够了》一书明确指出，这种情况绝非罕见。

詹西·邓恩的丈夫汤姆也很喜欢骑自行车：在他们的女儿西尔维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就养成了长途骑行的习惯。邓恩的这本书有个不太吉利的名字，叫《有了孩子后如何不恨你的丈夫》（How Not to Hate Your Husband After Kids），与洛克曼和哈特利的书相比，这本书没有那么学术。它的读者对象也比较特殊：不是那些行为可恶、做事不公的男人，而是他们的女性伴侣，她们得想法子不去讨厌自己的丈夫。尽管邓恩和她的丈夫都是报社的自由撰稿人，有着差不多的日程安排，但他却只做10%的家务。邓恩写道：

我倒也希望他这10%的努力就够了，但事实上远远不够。我觉得他就像是我开的酒店里的客人。我一直抱着沉默的女权主义者的态度，看他会不会多做点事帮帮我。那个10%从未改变过。更让我不满的是，每个周末，汤姆总能够像个快乐的单身汉一样晃来晃去。对他来说，一个普通的周六首先是和朋友们踢一场足球，或者是骑五个小时的自行车（他似乎是在我们的宝宝被剪断脐带那一刻就开始了耐力运动，剪断脐带的声音就像是发令员手中的枪，让他赶紧跑）。运动好之后，他会悠闲地洗上20分钟的澡，吃一顿晚早餐，睡上一个长长的午觉，然后把各种期刊翻个遍。而与此同时，我却在当车夫，把女儿送到各个生日聚会和小伙伴那里。周末的晚上，汤姆不和我商量就去和朋友们聚会喝酒，他就那么轻轻松松地出门了，认为我会搞定孩子洗澡和睡觉的所有事情。26

邓恩想知道，鉴于她“之前允许这种模式存在”，她现在这样对出现的后果感到愤怒是否公平。在我看来，她的愤怒当然是公平的，因为她的丈夫确实是那个做了错事的人。邓恩和她丈夫在那期间去咨询过一位波士顿著名的婚姻咨询师和治疗师—特里·里尔，他对他们的情况也毫不客气地做出了和我类似的判断。要想听到里尔的判断和分析，那可是要付出每小时800美元咨询费的。里尔让他们描述一次典型的争吵。邓恩说，有一次汤姆去意大利的乡村骑车旅行，为的是给杂志写一篇文章。回到家后，由于时差原因他睡了整整两天，邓恩只能一个人管孩子。等到汤姆终于睡醒后，邓恩很生气，对着他大吼大叫。“我来告诉你我怎么想，”里尔对邓恩说，“我站在你这边。”27

治疗师也并没有为邓恩在对丈夫的“自私和娇贵”（里尔是这么说的）做出反应时的一些行为开脱。事实上，里尔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邓恩使用了语言暴力（她经常骂汤姆“混蛋”和“笨蛋”）。但里尔也明确判定说，虽然邓恩表达愤怒的方式可能不可取，但她的愤怒本身是合理的。里尔对邓恩的建议是，“情绪多变的女人通常会觉得别人不听她的意见”。28

最近的研究表明，男人之所以能做这么少的家务而不受指责，部分原因可能是人们对异性伴侣中女性的要求高于男性。29也就是说，女性更容易因为家里乱七八糟、孩子穿着怪异，或者在每个上学日没有给孩子准备完美的便当而遭到羞辱、受到指责。30另一部分的原因也许是，即使男人家务事做得少得可怜，但相对而言，他们都是好人。正如洛克曼所说的：

虽然近几十年来，双亲家庭中父亲的参与度有所提高，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是没有父亲的。显然，那些能坚持在身边爱护和照看孩子的男人，不应该遭人诟病。31

在好男人的标准总体上如此低的情况下，人们禁不住会把在场的男性伴侣和父亲，与不在场的男性伴侣和父亲做比较，并且认为前者在道德上令人钦佩而非有所不足。另一个令人反感的比较是：现在的父亲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通常所做的。现代父亲的平均参与度的确远远高于前人。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确一点，这里要做的是一个道德上相关度最大的比较：男性伴侣和女性伴侣。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仍然负担过重，而男人却往往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这种情况现在尤为严重，因为男人的女性伴侣如今更有可能拥有水平相当的收入，从事同等时间的有偿劳动。32所以，既然其他方面都是平等的，她为什么就应该比他承担多得多的家务呢？答案当然是：不该如此。

尽管如此，像詹西·邓恩这样的女性也并非很容易就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们长达五小时的马拉松式治疗过程中，里尔问她和她的丈夫，既然他们有类似的职业角色和责任，为什么不平摊家务呢？他指出，只有五五对半开才是公平的。有趣的是，这时邓恩开始为她丈夫找借口了，她小心翼翼地说：“不过，我觉得五五对半开对于男人来说是有点困难。”里尔回答说：“我们现在说的不是男人，我们说的是汤姆。”接着：

［里尔］问汤姆如果平摊家务是否有困难。“呃，有时候会有点混乱，我……”汤姆还没说完，里尔就打断他。“行了，我知道你在说什么，”里尔说，“惯性、懒惰，还有就是觉得自己有这个权利。但是这种想法很愚蠢。”33

这次交谈也让我们看到了男人经常可以少做家务而不会受到指责的另一个原因：许多女人在不知不觉中附和并认可了男性伴侣那种错误的应得权利感—他们认为自己有权享有她的劳动，有权享有闲暇时间。尽管她很沮丧，但她传递给他的信息是含糊不清的，而且她还不愿意坚持做出更公平的安排。她表现出对男性施害者的同情—过多地或不恰当地同情一个对女性受害者有厌女行为的男人，或者说，我现在想补充一点，一个认为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利用女性受害者的男人—即使她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的受害者。邓恩写道，他们的咨询刚开始的时候：

让我非常尴尬的是，我突然泪流满面。“我想对汤姆好一点，”我抽泣着说，“但我也希望他能多做一些家务，不要让我一个人做。”我揉了揉眼睛。“我涂了睫毛膏，我看上去是不是很傻？”里尔把一盒纸巾推到我面前。34

邓恩还回忆了里尔在批评她丈夫时她的情绪状态：她同情他，甚至想保护他，“我插嘴说，和女儿在一起时，他非常无私、善良、细心”。当然，这些美德都是有益的，但正如里尔指出的那样，现在的问题是汤姆应该如何对待邓恩，而不是他如何对待他们的女儿。而且，鉴于这个问题面临的严峻现实，她的同情肯定是错误的，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还与他们的问题密切相关。当一个女人把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照顾别人作为应尽义务，并且还把这种义务内化时，这会给她的情感和行为带来副作用。她很可能因为要追究男性伴侣的责任而感到内疚和羞愧—而且，正如洛克曼所指出的，她会对他产生过度的感激之情，即使是在远没有达到公平的情况下。35

那么，这里的部分问题可能是女性的应得权利感—或者说是缺乏应得权利感。有些女性也许觉得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公平的家务分工，没有权利拥有和丈夫一样多的闲暇时间。或者她们可能觉得在理论上她们有这个权利，但在现实中却无法坚持，因为周围的社会力量告诉她们不要坚持，要永远“一个人来承担”。在《有了孩子后如何不恨你的丈夫》中，詹西·邓恩甚至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吃饼干盒里完整的、未碎的饼干。她把碎饼干吃了，把整块的饼干留给丈夫和孩子。在书的结尾处，她学到了一件事：

你不必总是吃碎饼干。

我不得不做的、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是养成自己的一点应得权利感，并且承认我需要有人帮忙做家务，需要休息和闲暇时间。我很难摆脱随之而来的愧疚感，我会觉得，不管怎么样我都应该能够处理好所有的事……［但］当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后，我又复活了，可以做一个我想做的那种母亲。通过照顾自己，我成为一个能更好照顾别人的人。36

虽然这可能是一种进步，但这里的表达还是有一点让人难过。一个女人有权从男性伴侣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帮助”或“支持”，她完全有权为了自己去享有和他一样多的休息时间和闲暇时间，而不只是为了成为一个能更好照顾别人的人。37

对于邓恩来说，她写这本书的14个月，也是她为自己的婚姻努力的14个月，在这14个月结束时，丈夫的投入仍然少得令人沮丧。在书的结尾部分，她为处于相同处境的女性列出了一些好的建议，包括接受婚姻咨询。（邓恩写道：“特别是，找到一个对你丈夫大喊大叫的治疗师：‘别以为什么都是应该的，整天指手画脚的，什么都不做，帮她一起做家务！’”38）除了讨论明显困扰他们婚姻的男性应得权利感外，这本书的很多地方也深入探讨了一些能解决其他不那么紧迫的问题的建议。其结果是采取一个格蕾琴·鲁宾(3)式的夫妻幸福计划，而不是进行平等改革。邓恩和她的丈夫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练习—从 “性试验”（连续10天做爱，其理论是做爱次数越多，你就越想更多地做爱）到清理他们的公寓，再到让他们的女儿参与家务。她甚至鼓励汤姆采用美国联邦调查局官方的“劝降”策略来缓解她的愤怒。同样地，在我看来，无论她的表达手段是否可以接受，她的愤怒是有道理的。最后，她叙述说，汤姆已经习惯了每周做一顿晚餐；他偶尔会带女儿去公园玩45分钟；他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了家长会；他还带女儿去看医生。邓恩写道：

我不在乎我们不平等—我感觉获得了支持，这种感觉很重要。我会因为汤姆的一些主要是象征性的表示而感动，这让我感到惊讶（有时也有点沮丧）。他不需要真的和我一起做很多事。39

现在，邓恩仍然是“不太甘心的家务管理人，而且很可能永远如此。我仍然必须不断地坚持，平静但坚决地要求汤姆在家里做他该做的事”。40据她的报告，他仍然没有这样做。尽管如此，邓恩在书的最后还是表达了对他的深深感激：“最重要的是，我永远感激我的丈夫汤姆。一想到你对我有多么重要，我就忍不住伸手去拿一盒纸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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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xfam，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联盟，成立于1942年，跨越种族、性别、宗教和政治界限，专注于减轻贫困问题，并让贫穷人群得到尊重和关怀。

(2) MenCare，一项促进父亲参与育儿和家务劳动的全球运动，以此实现家庭幸福、性别平等，改善母亲、父亲和孩子的健康，支持女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

(3) Gretchen Rubin，一位经常讨论幸福和人性的作家，作品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四个倾向》《比以前更好》《幸福计划》《在家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