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的官很多吗？

那是当然的！在朱氏朝鲜扫荡了李氏朝鲜的参与，顺道还搞了诸班平等和土地改革的同时。在朝鲜监国李翰章和朝鲜领议政闵致禄的主持下，重置了朝鲜的各级地方政府，同时又举行了一场科举考试以招募官员。

经过重置后的朝鲜地方从原先的8道变成了13道，下面除了府、郡、州、县之外，又增加了“镇”这个最低级别的行政机构。由于朝鲜的县本来就比较小，下面的“镇”的规模自然也不大，大约就是管理十几个村子，几千名百姓。而为了管理这些百姓，每个镇子都有至少十名有品级的官员和二十名没有品级的差役。整个朝鲜，光是近2000个镇，就需要两万名官员和四万名差役！再加上府、君、州、县四级地方官和朱氏朝鲜的中央官员，总数在十万之上，这样官僚队伍的确是有些庞大了……

不过，这样庞大的官僚队伍却是朱氏朝鲜维持统治所必须的！

“罗大人，恩大人，你们不了解我们朝鲜的情况，现在朝鲜的两班豪门已经荡然无存，乡村当中再没有豪门大户，都是差不多的小门小户，官府不可能再通过大户治理小户，只能直接出面管理，通常一个镇子都有四五千百姓，两三万亩耕地，另有一些工匠商人之家，没有三十名官员差役如何管得过来？”

在白龙岛海关监督衙门里面，一个姓朴名正南的朝鲜四品海关监督，正用一口洪武正韵在和朱济世、恩格斯这两位大明皇室财团的“大官”，解释着朝鲜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官。这个朝鲜四品官按照他的说法是潘南朴氏，祖上是新罗王朝的王族，在东学党之乱前也还是大户人家。而他是在东学党之乱时是站在朱氏朝鲜一边，所以才得了现在这个差事。

不过这个五短身材的矮胖子对现在朱氏朝鲜混同诸班，平分土地的政策，却是颇有一些微词的，而且还说得很有道理。

“以往我们朝鲜效仿中原，搞的是王与士大夫共天下。官府只到县，县以下都由地方名门管理，一县之官其实只需和几十个两班名门出身的大族之长打好交道，就可以把所有的政务都办妥了。朝廷的税负自有他们代征，地方的治安自有他们维持，就连教化百姓的书院私塾也都由他们主持。因而一县数名官员，十几个差役就足可以应付局面了。”

说着话，这姓朴的胖子就是一叹：“但是如今朝鲜混同诸班、土地平分，原本的高门大户全都威势无存，无法再替朝廷维持地方。因而一切事务，都需要官员自己去办理。如此官员数量当然要大增啦！

比如现在一镇的十名官员，二十名差役，看起来不少，可是却要负责征税、征役、捕盗、教化（教育），根本忙不过来。如果再按照原来的老办法，一个镇的地盘上，至少有十家两班大族的上百名子弟可以驱使。那时是以百人管数千人，而如今是三十人管数千人啊！要是再少，事情还怎么做啊？”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朱济世端起放在一张白木桌上的茶盏，品了一口好像用树叶泡的绿茶，思索着对恩格斯道：“弗里德里希，这个朝鲜人说得不错……士绅其实就最低级的封建主或是编制外的官僚，没有他们的帮助，依靠少量官员是根本没有办法治理如此众多的百姓。现在朝鲜的官民比例，包括士兵在内，不过是1：70，其实也算不得高。在日本，为了治理2700万人口，可有45万领俸禄的武士，还有数量更多的不领俸禄的武士，官民之比高达1：50。而在大明，因为汉地的一部分士绅仍然在维持地方，所以才能用三十多万个官，治理四万万几千万之人民。”

现在的大明、日本、朝鲜，大概是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大明其实还是官绅共治，只是官的比例在逐渐提高，而绅则在渐渐淡出……由于朱济世只是部分剥夺了绅的政治特权，而没有剥夺他们的土地，并且实行本地人做本地官，使得那些做了官的士绅可以非常有效的治理地方。

日本所采取的则是典型的封建制，封建主多得要死，狼多羊少，下面的羊苦得不行，但是却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所以日本的乱子大多是武士之间的斗争，老百姓总是被牢牢压制的。

现在的朝鲜，朱济世利用大明帝国的强权和朝鲜连年的动乱，一举将原有的士绅阶级扫荡一空，不仅取消特权而且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使得他们彻底失去了控制地方的力量。于是，所有的责任就一下子全都落到了朱氏朝鲜当局的身上。

而用十三四万官（士兵、差役）对不到千万人口的朝鲜而言，当然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了。现在朝鲜农民大约40％的收获，都要用来缴纳各种各样的赋税和摊派，日子虽然比过去李朝时候要好，但还是紧巴巴的。

“怪不得太平天国和李闯政权都没有办法建立起真正巩固的根据地，原来是官员数量不足造成的！”

朱济世看了看这个收了皇室财团300块钱贿赂的朝鲜四品贪官一眼，心想，“还好自己没有头脑发热去学后世的那位伟大领袖搞土地革命……这土地革命，根本就不是自己这种水平的造反派能够玩得了的！一个土地革命，意味着要用至少占人口比例1％的干部去取代原先占人口10％左右的地主富农。这个数字在中国，就是起码450万干部！！！就算每个干部平均一年只要开销100元，也要花掉4.5个亿！现在大明朝廷中央加地方，一年都未必有3个亿的财入。而且450万干部又要如何培养？如何产生？想想都是一件让人头疼异常的事情。

看来自己在朝鲜搞得这次‘土地改革’实验之所以能成功，完全是因为朝鲜人对中国这个压在他们头上几千年的庞然大物心存畏惧，不敢反抗。以后再别的国家，可千万不能再怎么搞了。”

恩格斯这时则掏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和一支钢笔，在上面记录着什么，似乎是在白龙岛一游的心得体会。很显然，到朝鲜的第一天，就让他发现了一个过去有些忽视的问题——官僚机构有可能替代地主和资本家成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剥削者。在朱氏朝鲜，这样的情况已经很明显的出现了。原来朝鲜两班地主从农民那里收取50％到60％的收获作为田租，而现在朝鲜官府从农民那里收取40％的收获作为税赋和摊派。虽然负担较之前为轻，但是其中到底存在不存在剥削呢？朝鲜的十几万官员他们的所得和付出是否对等？收取40％的收获作为税赋和摊派的标准又是谁定的？这个数字在未来会不会增加到50％、60％甚至是70％？

半封建的朱氏朝鲜的官僚机构一旦完全掌握了朝鲜的基层，会不会成为比原先的两班地主更可怕的剥削者？毕竟两班地主在一定程度上占有着农民的人身，总要顾及一下佃户的死活。而官僚只是替朱氏王朝工作，他们本身并不占有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点像大明和欧洲的资本家——工人（雇农）的死活和他们是没有太多关系的……

看来朝鲜的土改政策，还是有很大缺陷的，毕竟朱氏朝鲜是一个王朝而不是人民国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