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还好吗?有想我吗?想和我聊几句天气吗?
我最近很好,我很想你,陪我聊会天吧,不只是天气,小意,我真的很想你。
我本以为临近贝加尔湖,大陆性气候会没那么明显。而到了这边,才切身体会到,东西伯利亚的气候真的很恼人——夏季的最高气温能高达四十多度,等八、九两月一过,便略过秋季,直接进入冷而无云的长冬。
前段时间下了第一场雪,天气越来越冷了。这种冷,冷得无比过分,不带有一丝一毫的唯美与温情,让人没有一丁点哀伤的心思,它是一种能够把希望和恐惧统统冻结的冷。
太阳出现的时间也开始越来越短,漫长的黄昏和永恒的夜,让原本可以被精确计量的时间无限放大和延长。
当寂静达到顶峰时,便会觉得月亮像条波澜着银光的秋白鲑鱼一样,不知疲倦地跃动着。亘古不变的日月星辰,反而成为冰雪世界里最顽强的生命力。
我一向以为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现如今都脱了轨。不仅时间在挣脱我的主观意识的束缚,连同想你这件事,也漫延到了我当前生命和生活的边界。
你曾和我说,“没有什么事是必须做的”。而在往日按部就班的秩序下,我总是摆脱不掉强迫自己进入正轨的想法。但在这里,一切失常和脱轨都变得理所当然。
俄罗斯的地域太广了,春风总是吹不到西伯利亚的东北部,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在不留情面地攻陷我脚下的土地。我开始盼望着春天的到来,盼望着科迪维耶村被黑夜笼罩的夜晚可以尽快结束,盼望着自己能够顺着已经脱离的轨道,辗转着回到你身边。
尽管如此寒冷,当地的哈勒米诺人仍然在进行着森林狩猎和破冰捕鱼的工作。对他们的模仿与融入,是我在启程之前就着手准备的事了。而不料,等真正到了考察地,棘手的麻烦还是会接踵而至。
预判天气,避免在毫无遮挡的室外遭遇暴风雪,是我们学会的第一个生存技能。但即便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没能完全摆脱寒冷带来的折磨。
蒋新明和许璐那两个孩子,一开始还会因为遭不住冷而抱团痛哭。可等天气冷到就连眼泪也是一种负担之后,便没人敢哭了。怪不得在俄国文学中,眼泪会比珍珠珍贵,就连悲伤都带着与生命紧紧相连的壮丽。大抵是因为,他们真的哭不出来吧……
冻伤在这里是很常见的事,我经常看着自己失去知觉的一部分躯体笑出声。躯体恢复知觉的过程很痛,比冻伤的那一刻还要痛,就好像手和脚原本并不是身体的一部分一样。
不过,也多亏这段痛苦的经历,我可以亲身体会到哈勒米诺人的物种观与人观,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们将“身体”作为“中间状态”的信仰。
哈勒米诺人对身体和感官具有一种天然的崇拜。每一个猎人在狩猎时,都会最大程度地去调动自己的感官,尤其是嗅觉。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气味去判断猎物的种类、位置、性别和年龄。
正因于此,每当我去设想,如果灵魂当真不灭,那我来生还有没有机会遇见你的时候,都会感到特别欣慰。因为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竟然可以在这偏远的科迪维耶成为现实——相隔万里的两个人,依然能够通过被夸张到可以凌驾在距离之上的嗅觉能力,捕捉到一丝佛手柑的香甜,去感知彼此的存在。
最近,我脑子里经常浮现出几句普希金和阿赫玛托娃的诗,我也常会去想,如果当初决定去西边的话,眼前的景色会不会更贴合书里描述的画面?
但住在贝加尔湖畔也没什么不好的。对我来说,这段经历好像不只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它更像是对内在自我的一种探寻——我开始接受了先前学者提及的“视角主义”,它让我毫无负担地抛却了执念。而我曾经苦苦思索而未得其解的那些问题,也随之变得无关紧要了。
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现在会觉得,这世上的万事万物,与我有关,却又没那么有关。可惜的是,我现在的思考程度,还不太敢去定义这种含混的思想是否就是世人论及的“中庸”,但我能确认的是,这种肩负责任却又一身轻松的感觉,让我非常的自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哲学家们从未停止过关于信仰与存在的争辩。他们常说“万物皆有灵”是仅属于土著人的一种信仰,而我却觉得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
尤其是在来到西伯利亚后,我会不自禁地去与非人类的生物共情——仿佛我和森林里的雪、松树、麋鹿没有任何的不同,就如同在我的世界里,你和夜空中的月亮,以及泛着暖光的太阳没有任何不同一样。
从我读博开始,便觉得学术研究是一件失望伴随着希望的事。因为理想只是少数情况,我们费尽心思研究的事物,得到的结论往往与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所以大多数时候,还是失望居多,希望占少。
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份悲观情绪太强了,就连我的学生竟然也都开始和我有着同样的心态。但我不得不感叹一句,她们的觉悟真的比我高太多了。
院里面的老师都觉得我爱惯着学生,其实我只是嫌麻烦,有些事交给她们去做,还不如自己一口气做完算了。可有时候连学生也爱夸我,说我相信女性身上的力量。这份夸奖实在是受之有愧,因为直到今时今日我才发现,我的这份“相信”远远不够,她们身上的乐观与坚强早已超越了我贫瘠的想象力。
起初,我还觉得带新明和许璐来这苦寒之地实在是难为她们俩了,而现在却变成了,项目缺少她们两个当中任何一个都不行。
项目一开始就是寸步难行的状态,初期的进展也并不顺利。老一辈的哈勒米诺人,有时连俄罗斯人都排斥,觉得非本族人身上天然缺乏民族归属的气味与标志。作为“外乡人”,我们贸然地闯入其中,少不了碰壁和抵触。
异国他乡,水土不服,忍饥挨饿……简直可以说是地狱难度的民族志调查了。
寒冷尚且可以克服,语言不通才是我们前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明明无数书籍和参考文献都在说,由于哈勒米诺人经历了政治的变迁和经济的变动,母语已失去了主导的地位。而实际情况却是,当地使用哈勒米诺语的村民仍不在少数。尤其是当他们谈及重要话题时,使用的语言一定是哈勒米诺语。
英语不通,法语不通,俄语使用的范围又极小,沟通又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横亘在我们与哈勒米诺人之间。
项目没有进展的可能性,我和柴老师都毫无头绪。
可我却怎么也没有想到,正当我想着怎么去安慰那两个孩子时,她们竟然莫名其妙地傻乐了起来。寂静的木屋瞬间塞满了她们无忧无虑的笑声。
人类真的很有趣,埋藏在人类心中的希望又是另一番魅力。大家明明上一秒还在咬牙切齿地怨念冻伤带来的折磨,下一秒就乐呵呵地开始谈天论地了。
后来,还是多亏了许璐。她找到了雅库特语和当地哈勒米诺语之间的像似性。技巧、语境和不得不快速学习的压力,让我们能够尽快习得这个陌生的语言,在无功而返的困境中,寻找到了一丝希望。
在建立了交往和信任关系后,我们终于被一家猎户接待——不只是主客之间的利益往来,而是完全的接纳与欢迎。
慢慢的,我们也积累了一些关于森林生存的必备技能,逐渐学会狩猎、学会捕鱼、学会制作当地的手工艺品。
忙碌开始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我每天再无暇用哲学基础去思考到底什么是生存,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杀戮,什么是牺牲……当地人朴素实在的实用主义,让我想丢掉一切理性思考和学术分析的框架,只执着于眼前的一条鱼、一口肉和一杯酒。
寄居森林让我觉得无比安全,我觉得自己终于和动物一样,蜷缩在天地一隅,四处为家,无所畏惧。或许人类本就应该属于森林,当本能被激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自洽感方能应运而生。
即便对学术研究再感兴趣,我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件相当枯燥乏味的事情。我说过,我原本无心丢弃量化的路径依赖,尝试质性研究只是闲暇打发时间的一种娱乐,但你的出现,让我越来越向往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理解”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试图理解”却太难了。个体的主观意识总会在理解的道路上给予各式各样的阻挠,以至于思维经常懒惰地选择停滞。我不知道自己承载了怎样一份幸运,能够鼓起勇气,再次走进人群、走至角落,更换一个崭新的视角,去重新理解人类与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它很枯燥,但又实在快乐。
从蒋新明成为我学生的第一天起,我便意识到,这是个比我更适合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人。果不其然,当她和许璐梳理出抛开结构主义的思路和我探讨时,我们的想法又不约而同地合到了一起。
这是个很好的预兆——预兆着研究材料的充盈,预兆着研究思路的一致,预兆着研究成果的突破性……更重要的是,它预兆着我能早些回来见你。
我最近经常想到拉里,去想他所追求的神秘与宁静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看来高中确实不是我与《刀锋》相遇的最佳时期。当时的我很难想明白,为什么在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困境制约下,拉里的追求仍未成为“批量生产”的思维范式?
而当身体健康开始成为我反思内心的契机之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或许内心的变动与外界的波折一样难以预料。就像哈勒米诺人常说的那样,在豺狼的认知中,人类才是与他们争夺食物的恶类。
我们总是活在语言的世界里,活在由他人审判的世界里。隐喻太多,以至于忘记事物发展的真实规律,错误地将表象以为是真实。在这样的状态下,或许自由和追求同样是束缚人类的枷锁。
所以我想试着放弃过往的一切执念。
既然生活已经因为抑郁症而脱轨,那么就让它随心所欲地行驶吧,它本就不应该受我的管控。
我不知道在你们精神病理学的领域里,“疾病”是如何被定义的。是否人类必然要遭受一定程度病痛的折磨?是否精神类疾病也像病毒和细菌一样,一旦出现就很难根除?
从确诊抑郁症到现在,我好像对它的恐惧感在逐渐降低,可能是因为我在试图习惯它,也可能是因为它也在不停地熟悉我。但总之,抑郁症越来越像我的一个邻居,一个情绪多变的朋友,一个想要逃避时的借口。
即便有蒋新明和闻越的转述,我还是想亲口和你说,我最近真的很好,既没有抑郁发作也没有躯体症状,有按时吃饭也有按时按量地在吃药。不用担心,什么都不用担心,和你之前说的一样,我没什么需要担心的。
你只需要照顾好自己,没事就多回家看看,替我喝一次芳姨做的虫草花蔬菜粥,好久没喝了,怪想那味的。
眼看着贝加尔湖要彻底结冰了,新明嫌弃附近城镇上卖的滑冰鞋不好看,缠着许璐和柴老师撒娇撒痴了小半个月,她们俩才同意陪她一起跑到伊尔库茨克买双红色的滑冰鞋。
买回来后,她便把它摆在了客厅正中央,不厌其烦地擦拭着,就盼着天冷些再冷些,然后赶上个晴好的天,去滑个大汗淋漓。
那双红色的滑冰鞋确实精致,不只是她,连我和木屋的主人在路过的时候都会多看两眼,觉得它像凌霜而开的梅花一样,给这个冬天赋予了它未曾拥有过的生命力。
原来生活中有趣的事情那么多,快乐与希望也可以来得这般轻易,或许我在离开西伯利亚之后,也应该静下心来,换一个视角,重新看看周围的一切。
我开始想念散落在家里阳台上的阳光;想念晒着日光,散发着白香皂和佛手柑香味的毛巾;想念刚穿上就起皱的家居服;想念月港的雨季,和下雨时永远晾不干的衣服;想念被你偷偷加了茉莉糖浆的咖啡,被你掺了气泡水的啤酒,被你吃光的辣椒酱空瓶,被你看了一半就丢在沙发下面还忘了收起来的《西方哲学史》……想念和你有关的一切。
也不知道你会在什么时候收到这封信。那天会不会下雨?会不会下雪?会不会突然降温?
在即便是腊月也不存在零度以下气温的月港,你会在冬季想我吗?
科迪维耶今天又下雪了,狩猎队肯定要在晚上起着哄地拉我去喝酒,已经推了太多次了,看来这次真的逃不掉了。
他们喝醉了之后喜欢唱歌,前段时间非要让我唱一首。我说不清为什么,在炉火和伏特加的作用下,脑子里忽然就冒出一个调来,却怎么也记不得歌词,于是只好混着俄语和哈勒米诺语胡诌了一个。
等回到我们住的小木屋时,柴老师才问我,怎么突然想到唱《虫儿飞》了,说那都是她之前哄儿子时唱的歌。
可我却是一脸的茫然,我不知道那首歌的名字,也从未听过,却对歌词和曲调无比熟悉,就好像也有人唱着这首歌哄过我睡觉一样。如果我真的忘记了什么,那么我想,能给我唱这首歌的人,也只有你了。小意,我猜对了吗?
哈勒米诺人总是对中国的爱情故事充满了幻想。蒋新明又乐此不疲地用蹩脚的哈勒米诺语,夸张地编撰她身边的人和事。再加上我在狩猎时,经常偷偷吓跑他们要猎杀的动物。以至于,居住在科迪维耶的每一个猎人,都开始谣传你是麋鹿变的,有着蛊惑猎人心灵的强大能量,如同宗教一样,浑身上下都是神秘玄奥的色彩。
而我知道,你既不是希腊神话,也不是十四行诗,你像“早安”、“晚安”和“明天见”一样,有着最简单、最直白的浪漫与力量。
目前的一切都很顺利,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便可以当面对你说出这三句话。
明天很快就到了,我冒冒失失地闯入了漫长的冬季,幸好有你,在远方的春夏等我。
祝小意平安喜乐,顺遂无忧。
戴岚
2023年10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