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叛乱平定后，皇帝赐张鹤鸣以太子少师作为奖励，同时还晋升黄石为左都督、少保兼太子太保、并赐蟒袍玉带。此时毛文龙因为在辽东的顽强抵抗已经被升为太保，在全国的武将当中，也就仅有他在加衔上比黄石还稍高一筹。
崇祯元年正月，辽阳
今天皇太极来到几个兄弟面前后，冲着他们扬了扬一封信：“明国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又来信要求和我们议和了。”
“又？”阿敏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字。
“是的，去岁是一个月，明国东江军攻下海州后，毛文龙就派人来说要议和。”
“骗子！”莽古尔泰跳了起来，切齿痛骂道：“他们东江镇都是骗子。”
“五哥你先别着急，听我慢慢说。”皇太极把莽古尔泰安抚着坐下了，对着屋内的几个说道：“我当时也觉得毛文龙是来进行缓兵之计的，如果他想议和又怎么会打我们的海州？所以我把他的使者杀了。不过没想到毛文龙又来信了，现在他的海州城已经巩固了，我觉得似乎有点奇怪。”
“有什么奇怪的，东江镇都是骗子。”莽古尔泰嘟嘟囔囔地说道，代善和阿敏则一起瞪了他一眼，莽古尔泰斜眼看着天花板，不过倒是闭上了嘴巴。
“毛文龙这次又强调是密信，他说还没有把两次的通信上报给明廷，好像是在私下和我们沟通。”皇太极着重咬住了“私下”这两个字，因为这样的沟通太容易加以利用了，所以皇太极颇有尝试一番的意思。
阿敏和代善对视了一眼，还是由阿敏进行提问：“毛文龙提出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退出边墙，毛文龙他负责钳制东江镇官兵，保证不报复我们。”皇太极面不改色地把毛文龙的条件说了出来。
“骗子、奸贼！”莽古尔泰像是被红烙铁烫了一下般地跳了起来，这个条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了，所以莽古尔提激动得几乎失去自制能力，他扯着脖子冲皇太极喊道：“把使者游街，然后千刀万剐，我来主刀！”
“住嘴！”皇太极还没有说话，代善和阿敏就齐声呵斥了起来，莽古尔泰脸涨得通红，怒气冲冲地大步走出了帐篷去，撩开帐篷门的时候他还愤愤地抛下了一段话：“你们从来不信我的，反正我告诉你们了，东江镇就是一伙儿无赖，你们尽管去和毛文龙斗心眼吧。”
等莽古尔泰离开后，代善点了点头：“我觉得可行，明国前任辽东巡抚……就是那个袁崇焕，上次他在朝鲜被打的时候，他跟明国朝廷说朝鲜地处边远，丢了也没有什么，朝鲜已经心寒。但因为有毛文龙这个恶霸在身边，所以朝鲜一直不敢显露出和我们和平共处的意思。现在毛文龙如果开始议和，那朝鲜估计就更不会有信心和我们耗下去了。”
皇太极抚掌笑道：“大贝勒所言和我不谋而合，我也建议试试看，如果我们真能让毛文龙和我们议和，那我们的处境就又会好转不少。”
“嗯，不错，毛文龙太讨厌了，每次我们和蒙古动手分不开身的时候，他就要跑来做坏事。现在他占了海州我们还拿他没有什么办法，如果能议和那是最好不过了。”
既然阿敏也表示了同意，那四大贝勒中就是三个人赞成和东江镇议和。皇太极告诉另外两个贝勒，一会儿他亲自去给莽古尔泰做工作，保证也能把他说通。
阿敏一脸不在乎的表情：“说不通也无所谓了，反正老五就是一个人，我们有三个呢，不过你可要派得力的人去，务必要把毛文龙说晕了。”
“放心吧，我会先同意毛文龙的意见的，只要东江镇肯谈就好，只要能让明国的藩属看见就好。”
……
与此同时，黄石已经回到了福建，他发现眼前的形势已经变得一团糟。福建官军同荷兰军在澎湖激战后，虽然迫使荷兰人放弃了澎湖，但福建官军也因为得到了荷兰人的具结保证而以为高枕无忧，所以也从澎湖地区撤退出来。
这样从泉州、漳州到马尼拉之间就出现了一段势力真空区，整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北端都是不设防的，海贼就迅速兴起填补了荷兰人和明军留下的这块空白领域。目前最大的海贼头目就是郑一官，福宁镇在击败荷兰人后，就把澎湖舰队立刻解散掉了，郑一官遂出大批银子雇佣这些退役军人，几乎尽收原福宁军的海上精锐，连福宁军的战舰也被他拉走了大半。
到天启七年上半年时，郑一官开始在福建沿海设卡，规定每一条通过这条海域的商船都要向他交税。到天启七年下半年时，郑一官每月收入已经达十万两白银以上。到天启八月为止，福建的大型商船出海四十三只，被郑一官掳走了其中的十二只，获银货近二百万两，实力变得更加雄厚，并试图完成荷兰人未成的事业——彻底垄断中国同西班牙的海上贸易。
天启七年八月，福建巡抚朱一冯见海贼势大，遂命令福宁镇水师南路副将、加衔总兵官俞咨皋重新组建水师出兵讨伐。结果仓促组建的闽省大明水师在九月中连战连北。被严词谴责的俞咨皋惶急无奈，干脆建议“以夷制盗”，租借荷兰船只和水手讨伐郑一官。
十月，俞咨皋书面保证一定替荷兰人向天子申请贸易许可，荷兰人闻讯后尽数拼凑了在台湾的全部战舰，进攻福建铜山岛的郑一官。此时郑军人数已经超过两万，其中半数是福宁镇的水师老兵，荷兰水师一触即溃，七艘战船被击毁一艘、俘虏四艘，还有两艘连台湾都不敢回了，而是直奔巴达维亚而去。
击溃荷兰人后，郑一官继续花重金从福建和日本招募水手和士兵，准备完毕后他便开始进攻福建海澄，驻守的一千官兵全军覆灭，辎重船舶尽数为海盗所有，福建巡抚朱一冯哀叹道：“徒党皆内地恶少，杂以番倭骠悍，三万余人矣……”
十一月攻破海澄后，郑一官积聚近两万水兵，船只五百余艘，在十二月强攻福宁镇南路副将驻地厦门，数千官军抵抗数日后总崩溃，俞咨皋逃亡泉州。郑一官收编了福宁镇水师后继续攻掠漳州、泉州等地，闽南上万福宁军瓦解投降。郑一官把能带走的船只尽数带走，不能带走的则付之一炬，“官兵，船，器俱化为乌有，全闽为之震动”。
天启七年十二月底，郑一官从沿海攻入福建内地，“海寇结伙流突内地，如沿海浯洲，烈屿，大嶝，澳头，刘五店，中左等处焚掠杀伤，十室九窜，流离载道。”福宁镇南路崩溃时，绝望的俞咨皋派人向福宁镇本部求救。此时黄石的三营兵力还在路上，赵慢熊手头根本就没有兵马可用，所以就只能拒绝了俞咨皋的要求。
郑一官歼灭了闽南福宁军后，倒是把被俘的明军军官都好好释放了，同时还让他们带信给朝廷，表示他愿意接受招安，为大明“戍守海防”。放走了明军的军官后，郑一官就在闽南设立告示，宣布过往商贩他都要收税，出海当然也要交他一份保护费。
福建布政司奏疏朝廷：“遍海皆贼，民无片帆可以往来，商贩生理断绝。”这份奏疏抵达京师后，崇祯立刻下令逮捕俞咨皋问罪。
同时朝廷里也吵成了一片，有些人力主让黄石亲自出马，清剿闽海一带的海盗，但也有不少人主张招安郑一官，提拔他为福宁镇的海防官。眼下的局面是福宁镇南协已经崩溃，黄石虽然名声响亮，但他和他的部队也从来不以水战闻名。最后皇帝决定一边下令黄石着手剿匪，一边还打算提拔熊文灿为福建巡抚，以便剿抚并用。
但军费还是要福建省和福宁镇自己筹措，在崇祯进行了大减税以后，内库的收入几乎完全断绝，无法再对国库进行补贴，所以东林党建议加农赋。加农赋并非从崇祯朝开始，万历朝虽然把农税定为农民大约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但万历还是加了总额共计五百万的辽饷的。不过万历、天启两朝，一旦某省出现天灾，朝廷就会减免该省的赋税。
崇祯天子意图励精图治，可惜手中严重缺钱，于是就规定各省赋税一定要实收，不许地方官拖延耽误。同时崇祯和东林内阁认为应该显示出新朝气象，决议清查各省积欠流弊，以图把以往历朝落下的缺口都补上。
以陕西为例，万历朝估算每亩产粮大约能卖银五钱左右，亩税是银两分左右，加上辽饷两分七厘，共应四分银到五分银上下。在万历年和天启年间，遇到灾荒的时候不但免去这笔，而且还会有相关的赈济。
到了崇祯元年，皇帝的内库已经无法对陕西灾区进行赈济，不但如此，崇祯还下令要一视同仁的收赋税。
明朝建国初期，陕西各军镇的军粮、武器、被服都由军镇自筹，进入小冰河期以后，主要由万历收来的杂税进行补贴。现在内币的源头既然近乎枯竭，东林党遂建议按照一条鞭例，把这笔赋税平摊给陕西灾区的农民，折合每亩收两钱银，天子批准了这个票拟。
明朝建国初期，朝廷在陕西地区设马政，专门画出草场以备养马以备军用，到崇祯元年的时候，陕西马政在纸面上应该有战马、挽马五十七万匹，但事实上……连一具马骨头都没有，草场也早已经退化消失。
万历朝期间，军马主要靠内币的矿税的收入来购买。泰昌朝东林党废除了矿税后，老农出身的魏忠贤不敢在贫苦的农民身上打主意，所以就密令东厂侦查文武百官谁家有钱，然后通过赐给紫禁城骑马权的方法来收集马匹（这政策本书以前有讲，这里就不赘述了）。
打倒了万恶的魏忠贤后，东林君子立刻将这条不得人心的法令废除。可是剐了魏忠贤并不能在陕西凭空造出五十七万匹马来，但九边军镇却都还需要马匹供应。东林君子不是老农出身，他们没有魏忠贤那种小农意识，东林内阁首先把马政荒废的责任推给了魏忠贤，然后告诉皇帝现在之所以养不了马，乃是因为马场都被陕西的“刁民”霸占去种田了，所以他们建议皇帝按一条鞭例，增加陕西每亩五钱银来买马，崇祯准了这票拟。
当年张居正时期，明朝的宗室人数就已经大大增加，张居正为了省钱就只给额定供给的八成。等到了要钱不要脸的万历亲政后，部分宗室他只肯给五成甚至更少。而且万历天子还创造性的发明了不给起名字所以不给钱的方法，在他主政期间，有些明朝远房宗室一辈子都得不到正式赐名，所以也吃不到皇粮。
尧舜之君崇祯上台后，东林内阁建议他按一条鞭例，通过向农民收赋的办法来补上部分宗室所需，崇祯同意了这个票拟，陕西因此又多了一份加赋。
此外，东林党号称要给陕西治水增产，按一条鞭例……
而且，东林党认为给甘陕军镇运输粮食的费用也不该完全依赖盐引……
还有，……
原本在丰年被张居正评估为亩产收入可到四、五钱银的陕西省，天子和东林党在崇祯元年给当地农民定的亩赋税总和已经高达二两银子。
……
黄石在正月底回到福建，此时朝廷逮捕俞咨皋的命令刚刚到达，他闻讯立刻前往泉州面见福建巡抚朱一冯。等见到了朱巡抚后黄石也不客套，直截了当地说道：“朱大人，末将不习海战，如果把俞老将军下狱的话，末将更不知如何编练水师、更无法清剿贼寇了。”
朱一冯也早已经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但眼下这种情况他也是自身难保，更不要说去保俞咨皋了。他向黄石苦笑道：“黄帅，这次贼寇直入闽省腹地，这么大的事情，御史已经吵翻天了，这怎么可能不追究责任呢？”
“朱大人，现在至少有一万到两万贼寇本来就是原福宁镇的官兵，如果朝廷以前不撤澎湖水师，现在也不会演变到这种地步啊。”
朱一冯连连点头，随口附和道：“黄帅说的是，都是魏逆那个奸贼，如果不是他撤澎湖海防，确实不会有今日之乱，但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郑一官本人希望把事情闹大以求招安，从而名正言顺地在福建设卡收保护费。而郑军中的主力也是前福宁镇的官军，所以接受招安在郑军中非常有市场。历史上熊文灿出马后，郑一官立刻就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成为福宁镇的海防游击。
得到大明的官身后，郑一官就和福宁镇军密切配合，利用朝廷的资源歼灭了闽海上其他各大股海寇，规定从台湾海峡过的所有船只都要向他缴税，否则就不保证商人的货船安全。崇祯八年后，郑一官每年收入在数百万两银子以上，他凭借大明官身和舰队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贸易，养兵数十万之多。
如果仅仅是个人感情的话，黄石对郑家还是很有好感的，他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去厦门时，大人曾经指着鼓浪屿的一个雕像给他看：“这就是民族英雄郑成功，他从异族人手里收复了祖国的领土，他的英名会世代相传。”
当时黄石的长辈也曾告诉他：“郑成功一辈子做的最大的错事就是提拔了一个叫施琅的汉奸。这个施琅因为贪图富贵，背弃父母之邦，把祖先的衣冠文化出卖给了异族人，用同胞的鲜血染红了自己头上的顶戴，真应该在郑成功的雕像前塑造一尊施琅的跪像！”
等黄石长大后，他才渐渐了解到，郑成功的父亲干的也是和施琅一样的勾当。等清兵南下的时候，被隆武帝依为国之干城的郑一官和满清私下达成协议，出卖了对他信任有加的大明隆武皇帝和福建的百姓。在满清残忍地屠杀沿海三十里的百姓时，身为泉州人的郑一官还卑颜屈膝地请求满清封他为“闽海王”，最后还带着自己几千万两的积蓄去北京留辫子当寓公。
而郑成功却掷地有声地说道：“父不为忠臣，则子不为孝子。”断然拒绝了满清的招降。
因为郑成功这个人，黄石本对郑家没有什么恶感，对郑家也没有杀心，不过现在黄石是官兵，而郑一官是海寇。
——这不是个人恩怨。
黄石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声，然后抬头问朱一冯道：“末将敢问朱大人，大人是主抚还是主剿？”
朱一冯当然是主剿的，但现在眼看已经剿不下去了。朝廷既然已经动了启用熊文灿的意思，那就说明主抚派已经在朝廷里占了上风。郑一官屡次声称要接受招安，看来熊文灿多半能把招安的事情办成，那他朱一冯说不定会因为“处置不当、激起变乱”而永远失去复起的机会。
这些天来朱一冯前思后想，对自己的前途已经近乎绝望，他听黄石问出这样的话后也只有报以苦笑：“南协水师覆灭，俞老将军下狱，黄帅还有什么办法么？”
“修桥铺路无骨骸，杀人放火金腰带。聚众作乱，攻掠州县，然后受招安摇身一变成为官身，天下岂有这么便宜的事情？”黄石负手冷笑了几声，大声对朱一冯说道：“朱大人，末将认为应该从严剿办，绝不进行招安。”
“黄帅好气魄，只是国朝对于内寇一项是抚办的。”
“那是对吃不下的饭的流民，不是对海盗、倭寇。此次贼寇深入内地，杀害官兵、平民数万，导致朱大人和俞老将军被弹劾，俞老将军更甚至有性命之忧。如果俞老将军有了什么万一，反倒让末将和贼寇成为同僚，那末将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
“黄帅说的好！”朱一冯情不自禁地赞同了一声。郑一官这次攻破诸多州县，闹得朱一冯的官位也要没了，如果朱一冯丢官的同时还看到郑一官成为朝廷命官，那他觉得自己也是要被活活气死的。
不过气归气，朱一冯脑筋转了一下就又气馁了：“奈何没有粮草、船只、水手，也没有水师大将，这又从何剿起呢？”
黄石轻轻把官帽摘了下来，捧着它对朱一冯严肃地说道：“朱大人，末将愿用这乌纱为俞老将军作保，上奏疏恳求朝廷剿办海寇，不知朱大人愿意不愿意领衔上奏。”
这番话听得朱一冯又惊又喜。按说这个事件本轮不到黄石倒霉，如果黄石不吭声的话，多半郑一官也会成为他名义上的部属。以黄石现在的名义保一个俞咨皋自然没有大问题，而只要朝廷通过剿议，那他朱一冯的官位多半也就保住了。
当然，这个保住也只是暂时的，如果最后剿匪失败惩罚会变得更重。朱一冯知道自己现在激流勇退只是丢官，而如果再次剿匪惨败，估计就会有杀人之祸。他惊喜过后又是一番迟疑：“黄帅，不知剿办可有成算啊？”
“末将愿以两年为限，保俞老将军必能剿匪成功。”
朱一冯盘算了一下，两年这个时限不算太长，朝廷大概也可以接受，如果到时候局势不恶化得太厉害，自己活动活动说不定也可以调往他处。就算恶化得太厉害，说不定也不会摊上死罪，总比现在现在束手丢官强。想到此节朱一冯就对黄石的方案表示赞同：“既然黄帅有如此把握，本官就也用这项上人头为俞老将军作保。”
两个人连忙写好了急奏，然后两人就开始讨论军队问题。朱一冯当即提出：“福宁镇本有八个营的编制，以本官看来未必够，本官想可以再次上书，把福宁镇官兵扩编到十个营，营制就由黄帅全权负责。”
黄石的一营报的是五千战兵，朱一冯咬牙切齿地说道：“海寇大约有四、五万之数，如果福宁镇的官军有十营五万战兵，以黄帅的武勇，定能把贼寇赶出闽省。”
不过福宁镇说什么也养不起五万兵。朱一冯虽然嘴上不提，但他对平蛮大借款也略有耳闻，所以他估计黄石本打算解散现有的三营兵力以节省花销。要想支持黄石和俞咨皋打下去，那朱一冯肯定也要想办法拿出些钱来。
朱一冯问起开销问题，黄石就老老实实地报告道：“福宁镇每兵每月饷银是一两五钱，算上盔甲、粮草、器械、造船、铸炮、一个月平均下来怎么也要二两银子。”
朱一冯作为福建巡抚，福宁镇的基本数字他心里也有数：“嗯，黄帅说的不错，那五万兵一个月就是十万两银子，一年就要一百二十万两白银，募兵还要给五两银子的安家费，这就又是二十五万两，嗯，我们要尽快拿出来五十万两银子，一年之内总共需要一百五十万两银子。”
黄石提出可以利用军票节约一部分，如果全部用银币结算的话，一年只要大约一百万两白银就够了，而且福宁镇自己还可以解决一部分。两个人算了又算，最后主要的粮饷还是福建省拿大头，第一年至少要七十万两白银，第二年也不可能少于这个数字。
“这可如何是好啊，朝廷已经下令停收海税了。”如果不停收海税的话，福建大概还可以从漳州、泉州得到每月十万两白银的收入，这笔钱原本就有很大一笔是拨给福宁镇用来维持水师的，只是现在已经指望不上。不等黄石回答，朱一冯就自顾自地低头盘算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抬头说道：“唯今之计，只有加靖海赋了。”
根据朱一冯的计算，他可以给商人、市民加一些额外特别税，全省一年怎么也能敲诈出二十万两来，而剩下的五十万两朱一冯打算通过靖海赋和火耗的名义转嫁到农民头上，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打算多收一点：“采用一条鞭例，每亩加收……”
黄石对这个计划没有任何的好感，因为他认为农民可能根本就缴不出，而且一收几十万两白银的加赋，地方官员要是不从中盘剥一番才怪呢。实际上朱一冯也认为老百姓一年辛苦的结余可能还比不上这笔税，福建的粮食亩产量一直不高，沿海农民都要一边种地、一边出海打鱼来维持生计。
现在为了对抗海贼，福宁军和福建布政司很可能还要对闽海实行戒严和禁海，这更会让农民和渔民受到损失。而且如果对市民和商人加征赋税的话，也会引起商业受损，加上海贼和朝廷的戒严、海禁，商人估计更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不过朱一冯认为老百姓的钱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肯挤就总能抠出来：“小民一般也都有些积蓄，实在不行也有家产可以典当，只要黄帅能在两年内平定海寇，本官想这点钱他们还是拿得出来的。”
黄石却听得暗自摇头。
现在郑一官为了收集情报，故意做出慷慨大方的姿态，遇见书生会给些赶考的银子，遇见穷人还会施舍一些铜板，还花重金收买了不少细作，以致出现了百姓“德贼，以附贼为志”的行为。
但这种人毕竟是少数，郑军在闽海沿岸的抢劫让福建大批百姓吃不上饭，而且他还焚烧了漳州、厦门等地的大批商船，所以福建的士农工商，大多还是热切盼望官兵剿灭匪帮，还给他们太平生活的。
如果执行朱一冯的策略，那么朝廷势必大失人心，福建的父老说不定会憎恨官兵超过海贼，接受郑一官招安的呼声也就会愈发响亮。
“朱大人，末将敢问，朝廷和福建布政司可不可同意福宁镇在闽海收靖海钱？比如根据货物或船只的大小收一定量的银子，用这笔钱来组建水师。”黄石说的就是郑一官在他原本历史上得到的权利，那时郑一官是福宁镇的海防游击，沿台湾海峡设卡收税可以一年可以得到至少上百万两银子的收入。
“不就是把海税改头换面嘛，嗯，虽说朝廷有禁海令，不过本官想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只要……”
朱一冯做了送钱的动作，黄石点了点头：“这笔银子末将当然不会独吞，就请朱大人给末将许可吧，末将打算靠这个组建水师。”
“嗯？一纸许可好办，不过这个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而且现在闽海外无处不盗，我们没有水师收不到靖海税……”朱一冯说着、说着就停下来了，他感觉自己的思路有一点乱。
“朱大人可是想说，我们要先有水师才能收税，而要先收税才能有水师，因此以眼下的情况来看，我们既不会有水师也不会有税。可是如此？”
朱一冯愣愣地看了黄石一会儿：“黄帅说得不错，正是如此。”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有水师，剿灭了海寇，就一定能有税了？”黄石微笑着问道，不等朱一冯回答他就抢着说：“那就请朱大人立刻给末将许可，并通告全闽，让每个商人都知道福宁镇的水师有权收这笔款子。”
“但……但我们水师的钱还没有呢？”
“借！以靖海税为抵押。”
……
二月二十一日，京师
东林党首辅李标和次辅钱龙锡拿到黄石和朱一冯的加急奏章后，看得不禁笑了起来，跟着就拟票建议天子接受黄石的保举，听他以两年为期，对闽海贼寇采用剿策。
不料崇祯并没有立刻批准这个票拟，而是把钱龙锡招去问话：“阁老，黄帅似乎不以水战闻名啊，这是不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圣上，黄帅实乃我大明第一猛将，以前黄帅常驻长生岛，以臣之见，那水战自然也是相当了得的，就是没有机会展示罢了。再说黄帅武勋卓著，有大功于国家，既然黄帅如此情辞恳切，一定要保俞咨皋戴罪立功，臣以为也不好驳了这奏疏。”
身披龙袍的男孩琢磨了一番，觉得钱龙锡说的不假，他点点头道：“俞咨皋本来该当何罪？”
“回圣上，臣以为俞咨皋罪该论死。不过他多年戍边，为国家收复澎湖，就算治出死罪，臣以为也该罪减一等，剥夺世职也就差不多了。”
“好，既然罪不当死，那就听黄帅保他戴罪立功吧。”
“圣上明见万里。”
钱龙锡回去就下令速发圣旨给福建，改抚策为剿策。同时扣住了罢免朱一冯、提拔熊文灿为福建巡抚前去招安郑一官的圣旨。晚上下班后钱龙锡就亲自去拜访了孙承宗，既然是阁臣到访，孙承宗自然也不敢怠慢，两个人分了主客坐定后，没几句话就同辈论交。
又过了许久，孙承宗终于问起了钱龙锡的来意，后者就把今天黄石和朱一冯的奏章讲给孙承宗听，连同内阁的决定也都告诉了孙承宗。
孙承宗有些迷惑地问道：“机山兄，这是何意啊？我从未听说黄石以水战见长，何况以福宁镇一镇兵力，如何能迅速扫平倭寇？”
“本来就是要挫挫他的锋芒！”钱龙锡冷笑了一声，端起茶喝了起来。当年阉党内阁把黄石调去平奢安之乱，除了要分毛文龙的实力外，也有觉得黄石风头太劲的意思，所以打算想让他在西南消磨一下锐气。
不料延续数载的奢安之乱，黄石到后先是神行军三千里赴援，然后就把奢安之乱一举荡平。虽然黄石把所有的功劳都推给了张鹤鸣，但明眼人还是能轻易看出这到底是谁的功劳。不但朝中的大臣这样想，就是京师的说书先生也都把这份功劳算在了黄石的头上，在他们嘴里，平定西南首功的张鹤鸣反倒成了一个配角。
崇祯收到奢安之乱平息后的奏疏后，当即就向内阁垂询是不是可以给黄石赐爵，这可把文臣们吓得不轻。黄石不过三十岁，现在就隐隐有锋芒盖过文臣的趋势，那再加以时日还能得了？所以他们拼死拼活地劝皇帝放弃这个主意，一边说先帝方去不宜重赏，一边又是新帝登基当慎用朝廷名器，总算是打消了崇祯小孩的这个念头。
钱龙锡慢悠悠地饮了一口茶，然后又把身子往孙承宗的方向微微探了一下：“圣上已经宣张翁和袁崇焕入京，估计就是要问平辽策的问题。以我之见，这张翁恐怕会保举黄石提督辽东吧？”
孙承宗知道钱龙锡对张鹤鸣的态度不太友好。因为当年钱龙锡也曾官至兵部右侍郎，不过被魏忠贤罢官了，但张鹤鸣老头却一直是政坛的不倒翁，混得最差的时候也捞到了一个南京工部尚书的头衔。张鹤明的文章从头到尾做得滴水不漏，魏忠贤就是想整他也没有什么好借口，最后干脆打发他去西南，指望老头子患上水土不服就自己蹬腿。
不料这个七十六的老头子不但越活越精神，还借着黄石的大捷更上一层楼。本来像钱龙锡这种在天启朝被罢官的东林党对这个老头子就是羡慕、嫉妒加上恨，现在更是眼红不已。不过就算他们以前对张老头有所不满，现在也断然不敢发泄出来，毕竟张老头的功勋和资历摆在那里。
和钱龙锡不同，孙承宗和张鹤鸣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除了他的老师叶向高的关系外，孙承宗在天启朝也没有怎么倒霉，而且混得还蛮不错的。因为这个原因东林党中的李标、钱龙锡之流对孙承宗也不怎么看得上，总觉得他不是共患难的自己人，崇祯朝以来东林党内阁对孙承宗也很是排斥，所以孙承宗倒是和张鹤鸣有些同病相怜。
“恐怕是吧。”
钱龙锡斟酌着说道：“有人在背后非议张翁，说他是由魏逆处得官。”
“无稽之谈！”
“还有人说黄石也和魏逆勾勾搭搭的。”
“这更是捕风捉影了，黄石一身正气，我保他绝无此事。”
“那魏逆为什么要送他们二人这么一个大功劳？”
孙承宗顿时不吭声了。这么多年下来，官场上的事情他早就看透了，孙承宗记得以前东林党就是拿着三案对骂，指责别人是逆党。现在把其他的党派都打倒了，东林党拔剑四顾心茫然，就开始互相指责对方是阉党余孽，东林各派系都举着逆党的帽子彼此乱扣。
“恺阳兄，我是支持张翁的。你看，我甚至还把召袁崇焕入京的圣旨压了一下，并没有用急件，而且圣旨上也含糊其辞，沿途安排是革员待遇。等袁崇焕接旨后再启程入京，怎么也要到七月了，到时候张翁估计也处理好了西南善后问题，说不定还能赶在袁崇焕之前到达呢？”
“袁崇焕也不是没有打过仗的人，宁远、觉华大捷，都是他的运筹之功，那次斩首两千余具，可是百年来对北虏的第一捷啊。”
“恺阳兄啊，我记得那次也有黄石在吧？”
“是的，不过袁崇焕和黄石的关系好像很糟。”
“正是如此！”钱龙锡轻轻用力一拍桌面，然后正色对孙承宗说道：“内阁已有成议，辽事不可用黄石。如果张翁不向圣上举荐此人，我们就支持张翁督师辽东，否则，我们宁可要袁蛮子。张翁一定能听得进恺阳兄的话，此事就有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