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知不觉的走了一个多钟头，等到回了家，傅玉声实在不免要自嘲，说自己是上了年纪的人，真真是走不惯山路。

傅玉华就说，多走走就惯了。他没有接话，只是低头翻弄着桌上的报纸。

到了第二天，他打听好了陆氏的所在，因为汽车去送廷玉念书，他又不敢坐滑竿，叫了黄包车，结果绕了好大的一圈。不过他辛苦这一遭，却仍未能见到陆少瑜。

陆氏闭门谢客，谁也不见，他虽然报上了姓名，却仍是吃了闭门羹。他疑心这是陆老爷子有心阻隔，却又摸不着头脑。

他在家里闲着无事，就陪着傅玉华去山里的工厂走了一遭，半个多月才回来。

因为听说他到了重庆，杜老板那边也派人来请过他，邀他出任贸易公司的经理。傅玉声不好开罪他，带了厚礼亲自前去拜访，只推说自己身体不好，实在不能胜任经理一职，若是杜先生不嫌弃，倒是愿意做个顾问。又自嘲说他身体这样坏，大约只能做个挂名的顾问了。因为在香港慈善总会的时候，他就时常的抱病，曾有人嘲讽他沽名钓誉，是个挂名的理事。他这样一说，杜氏也很谅解，就不再强求了。

那个时候上海已经闹起了粮荒，他看报纸的时候担心极了，又见报纸上说今年的时疫格外的重，愈发的放心不下。廷玉也说上海好几个月都没有回信了，他着急起来，四处想办法，最后辗转的找到了徐玉兰。

徐玉兰当初是随着电影公司西迁的，她也曾在重庆住过两年，但实在不堪忍受频繁的轰炸和战乱时的生活，就独自一人回到了上海。上海有一个出名的汉奸政客，叫做许卓文的，为了日本人四处活动，他对徐玉兰仰慕已久，也是他极力撺掇徐玉兰回沪。

徐玉兰回到上海，和他成了一种隐秘的半同居关系，她时不时的拍拍电影，唱唱歌，跳跳舞，日子倒也过得很是逍遥。

傅玉声在上海时同她的交情也算不错，因此这时候就求她去看望杜鑫，又托人给她送了一根金条。徐玉兰答应了，等过了几天，就回电话说，那条巷子里的人都搬走了，又答应他再打听打听，有了消息便告诉他。那时候上海租界的电报和邮局都已经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所有的收发内容都会受到检查，他在电话里也不敢说什么，只是请她尽力帮忙寻找。

徐玉兰那边还没有给他回话，上海那边突然传来迟骊山被暗杀的消息。报纸上一片欢腾，都认为这个汉奸死有余辜，许多故事写得神乎其神，写他夜里睡在家中就被人割去了头颅，又说暗杀者飞檐走壁，武功出神入化，保镖全然不知。

傅玉声看了报纸，愈发的坐卧不宁，恨不得这就动身回到上海去。他在家里收拾行李，又托人买票，决意要回沪一趟。

那时候美利坚已对日宣战一年多，大家都觉得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不过哪一日胜利，却仍未可知。他要回上海，朋友都不住的劝他，说身体要紧，不应冒险。杜氏那边得到了消息，竟也派了个人来劝他。

来的人就是当年曾在梅园头跟在孟青手下的罗桂成。

原来傅玉声还在淮南的时候，孟青以为他已经到了香港，就写信给跟着杜氏的罗桂成，打探他的下落和消息，还请他告知傅玉声在香港的地址。

罗桂成怕他着急，也为了安抚于他，答应替他打听，还许诺一有消息就代为转交。孟青写过几封短信，封封都石沉大海，大约是不得回复，后来就渐渐的不再写信来了。

罗桂成这一次前来，千方百计的劝阻于他，实在令他觉着异样。他再三的逼问，才知道因为有汉奸指认，孟青已经被76号的汪伪特务抓了起来，杜先生正在想方设法的营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