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得以付梓，背后凝结着许多人的爱心与帮助。

首先我要感谢所有参与访谈的同学。

要接受一个长达3小时、没有报酬的访谈，还要和盘托出自己的故事，需要付出非凡的慷慨和勇气，而我能回馈的唯有忠实的倾听和无尽的感激。

没有他们真诚的分享，本研究就无从下手。

他们为本研究付出的时间和耐心，特别是那份倾心诉说的勇敢和对我和盘托出的信任，在最想放弃的时刻给了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的信念。

正是他们的故事写就了本书，希望我的努力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

感谢我的硕士导师熊庆年老师。

他是一位绝佳的教练。

他很少讲大道理，却常常于细微处给我最适当的提醒。

他敏锐的思想、宽阔的视野、坚韧的精神、认真的态度使我获益良多，他“接地气”的研究风格将在我日后的研究中传承。

他对本研究给予的无私指导，对出版本书的慷慨资助，使本书得以面世。

感谢我的博士导师白杰瑞(Gerard A.Postiglione)教授与张丽芳教授。

杰瑞对本研究一以贯之的支持给了我无穷的动力。

他谦逊又幽默的绅士风格总是吸引我与他讨论问题，而我也总能从他天马行空的思想中获得启发。

张老师更像一位宽厚仁慈却一丝不苟的母亲，给我足够多的自由去安排读博期间的学习生活，却总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第一时间给我建议。

如果没有他们俩的支持和信任，本书的出版将遥遥无期。

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编辑杜鹃老师。

她在我因个人原因写作陷入停滞、不能按时交稿时给予了我谅解和宽容，她甚至试图纾解我的愧疚感。

她对此书的出版付出的耐心和责任心令我感佩。

没有她宽宏大量的包容和认真细致的编辑工作，本书的出版计划也将付之东流。

感谢对本研究作出过指导和批评的师长们。

本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基础大部分来源于复旦社会学系周怡老师的教导。

无论我在哪里求学，她都如我在系里读书时一般关心、勉励我。

她在文化社会学领域几十年如一日地深耕，令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感谢复旦高教所的牛新春老师，她的学术信念点燃了我，在她身上我看到了殷勤的行动与谦卑的姿态，和她的多番合作也使我得以从不同角度去检视本研究的结论。

感谢复旦社会学系的李煜老师，本书的许多参考文献都得益于他的课程，部分思路亦得益于与他的交谈，他幽默风趣又真性情的为学风格使我体会到何为平易近人、如沐春风。

感谢复旦社会学系的徐珂老师，是他将我领进社会学理论的殿堂，又为我打开了深入发展研究兴趣的大门。

还要感谢曾与我在不同场合讨论过本研究的师长，包括（排名不分先后）：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罗梁波老师，复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陆一老师、田凌晖老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胡安宁老师、田丰老师，广州大学教育学院的谢爱磊老师，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肖文明老师，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的吴肃然老师，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的余秀兰老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刘世定老师，复旦大学化学系研工组长杨慧丽老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党委副书记郁颖佳老师，以及兰州大学社会学系的刘宏涛老师，本书的写作都从他们的评论中受到启发或鼓舞。

当然，我本人对书中的谬误与缺点负全部责任。

感谢高教所办公室的王丽老师，她对我的勉励常常让我重拾信心。

还要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谭康荣老师和师母张苙云女士，在我赴港读书期间，与他们的聚会和交流已经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特别是在本书的写作陷入停滞的阶段，他们的鼓励和祝福让我一次又一次鼓起了重拾笔杆的勇气。

感谢为本研究贡献过奇思妙想、给予我最多支持的同窗伙伴们。

书中两类玩家的比喻直接来源于夏彧学姐的聪明智慧，本书自始至终都得益于和她的许多讨论；本书的进展也得益于吴菲学姐和刘子曦学姐的勉励与评论；复旦社会学系的学妹张天格、余雪微和田仁优对本书部分个案的选取提供了帮助；与查自力师兄和李威师兄的勉励与讨论也常常使我获得启发；与郭巍蓉、唐俊超的无数餐桌讨论更是贯穿了本研究从构思到写作的几乎整个过程；与陈滢、袁斌骅废寝忘食的熬夜讨论常常给我非常重要的启发；黄克柔、黄世婷、汪卫平和朱成顺在硕士论文的写作期间不仅是我名副其实的“伙伴”，还是我形成结论之际的“辅导员顾问”和“自分析案例”；吕倩文曾在我写作期间专程赶来慰劳，也曾根据切身感受对本书提出过重要的修改意见；钱米青提供的强大技术支持使得我可以方便快捷地检索文献；吴秋翔曾邀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沙龙分享本书的初步思路，使我获益良多；另外，感谢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同窗好友，包括苏余芬、祝婕、胡立如、叶薇，马莹学姐，覃云云学姐，戴婉真学姐，李桃学姐，傅明忱学姐与苏超学妹，还有Ewan Wright和Samson John Mgaiwa，来自他们的评论与勉励也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帮助。

我还要感谢祁银杉学妹多年来对本研究的强烈兴趣，感谢她义务对本书第一版的一些文字错误进行了订正；此外，还要感谢一位陌生网友“阳光流转”，在我陷入产后倦怠、迟迟不能进入写作状态之时，她向我发来讯息表达了对本研究的关注，帮助我重新燃起了完成本书的信念。

感谢曾给我机会分享本研究发现的会议平台，包括中国社会学会2017年学术年会文化社会学论坛，2017年首届全国实证教育研究论坛，“社会-CJS学术论坛之第七届社会理论工作坊(2018)”，2018年北京大学“高校学生发展与就业”博士生论坛，以及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研究会议(PRC)。

在这些会议上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为我提供了打磨本书内容的动力和方向。

还要感谢香港田家炳教育基金的资助，使我得以无忧往返大陆参加会议、收集数据。

我还要感谢《青年研究》的匿名评审和编辑老师们曾对第五章部分内容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责任编辑折曦老师细致的编辑工作也使其更具有可读性。

感谢我的家人。

他们对我恒久不变的爱，让我无惧风浪。

我的母亲刘希芹一直是我最坚强的后盾，在我身上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她还是本书的第一位读者。

我的父亲郑雄在我11岁时不幸意外离世，但他留给我刻骨铭心的宠爱让我时常备感温暖。

我的继父吴天贵在我过去十年的求学历程中，也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支持与帮助。

给予了我启蒙教育的外公刘濂，在我写作书稿过程中不幸中风去世，但他从幼时给予我的信任和鼓励都化作了我写作本书的信心和动力。

还要感谢我的先生李晓亮，他陪伴我走过了这段酝酿书稿的同时还要孕育孩子的艰难道路。

作为同行，他对书稿进行了细致的订正，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感谢我们的儿子近溪，他让我在书稿写作的过程中亲身领略了生命的至美和身为母亲无以言表的幸福。

感谢这段曲折的研究旅程，使我看到自己的骄傲与软弱。

她改变了我的人生。

最后，感谢本书的读者们，愿意去了解和批评一个初出茅庐的学者不成熟的思考，并贡献自己的见地。

我 想 起 一 句 歌 词 ： “I am strong,when I am on yourshoulder;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导论对学生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学校在多大程度上平等，而是他们离开学校时是否能不受自己社会出身的影响，在平等的原则下去迎接同辈的竞争……换句话说，学校只有使学生的前景尽可能免受其社会出身的制约，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1966,p.71-72 大约自科举取士以来，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就已成为中国社会妇孺皆知的常识，勾勒出中国式贤能政治的社会理想，也奠定了历代学子的自我期许。

古有《劝学诗》云：“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今有高悬在高中教室的励志标语：“辛苦三年，幸福一生”。

教育成就与前途之间的紧密关联早已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预设，驱动着千家万户对子女教育的慷慨投入，也成为了寒门学子刻苦学习的不竭动力。

近代化之后，教育更是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推行现代民主政治和公共治理的基石。

在几乎所有关于工业化社会的分层与流动模型里，都将教育视作个人获得职业地位的首要机制。

换言之，教育在现代社会承担了授予人力资本的功能，是帮助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梯子”。

而在众多门类的教育中，高等教育无疑已成为那架最值得向往的梯子：一纸大学文凭，在许多国家都已成为通往高级职业和体面生活的前提条件。

在中国，通过考上大学来换取丰足人生的希冀从未像今天这样真实。

大学扩招20年来，高等教育系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扩张。

高达45%的毛入学率，意味着上大学对普罗大众来说已不再是黄粱一梦，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出现第一代大学生；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大学文凭的经济回报大幅提升，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去向选择上也愈发自由和多元化；“211工程”、“985工程”以及“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等一系列重点高校建设项目正在支持多所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迈进；2008年以来，一系列倾斜性招生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人数，助学贷款、“绿色通道”等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也日臻完善。

所有这些振奋人心的事实，似乎足以令人确信：任何一个学生，不论其家庭经济背景如何，只要靠勤奋学习考上一所大学（特别是一所重点大学），他/她便可以挣脱原生家庭的限制、迈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光明未来。

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说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业已深刻地内化了这一预设。

不论是国家对重点大学公平入学机会的大力倡导，还是中产阶级父母千方百计为子女争取的择校机会，抑或是地方县市高中生分秒必争的课业安排表，以及无数公益机构想要托起的农村孩子的大学梦，还有每逢高考必然刮起的为考生加油的舆论热潮……一桩桩社会事实堆叠映衬，制造出了一种带有救赎意味的幻象——正如许多老师和家长告诉学生的那样——“考上大学之后就‘解放’了”。

这一预设同样影影绰绰地显现在学术研究界。

自从教育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至今，其主流关切稳定地集中在社会分层、入学机会和职业地位获得上，对于教育过程则关注甚少，使得高等教育的过程与其结果的关联机制长久以来处于“黑箱”状态。

当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的现实生活体验被化约成一个个结果变量，获得高等教育的学生群体内部的分化被忽略了，大学生的际遇也似乎被想当然地假定为某种同质的过程。

然而，考上大学之后，真的“解放”了吗？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

一个客观现实是，教育公平政策的确将更多第一代大学生吸纳进了大学。

然而，正如安东尼·杰克(Anthony A.Jack)的《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所言：“入学并不代表融入”p.24。

来自不同家境的学生虽然同处一座校园，但对大学的了解和在校的感受可能相距甚远。

那么，中国寒门学子在大学里究竟体验如何？他们上大学的过程是否还带着家庭背景的些许烙印？大学“入场券”与高级职业之间究竟是如何衔接的？遗憾的是，已有的知识并不能为我们充分揭示这些问题的答案。

本书旨在提醒读者注意到埋藏在这一幻象之下的现实：对于那些冲破无数壁垒、最终赢在高考的寒门学子而言，考上重点大学虽可说是一个众望所归的胜利，却更是另一轮激烈角逐的开始。

并且，由于这一轮角逐的规则更隐蔽，寒门学子的取胜难度更大，也可能经受更深刻的痛苦。

基于对国内两所著名大学62名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跟踪式访谈，本书将向读者展现，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背景下，一纸名校录取通知书并不能确保将学生带入向上流动的光明前景，而仅仅是一张声称“获胜者通往此地”的游戏入场券。

要在大学场域里的这场游戏中获胜，即在毕业前夕可以顺利获得高级职业的入职邀请，或是著名研究所的深造录取，学生需要掌握一整套特殊的技艺——一套关于“合理”看待与安排大学生活的实践图式。

更重要的是，这套技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优势的家庭经济文化背景所赋予的。

低微家庭背景出身的学生，即便考入名校，享有学校提供的丰厚资源，或许也勤奋努力、执着追求，却很可能因为没有以某种有效的方式组织自己的大学生活，而难以将所取得的名校文凭兑换成更高的职业地位。

换句话说，在获得理想出路方面，“上大学”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无差别的传送带，而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又一重隐秘的筛选过程，一种与家庭所赋予的文化资本紧密相连的、难以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艺。

本书名为“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意在揭示身处一流大学中的寒门学子们面临着的不为人知的文化障碍，并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这种文化障碍的成因及其后果进行了分析。

基于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和实地调研所得的资料，本书提出了出身于优势和劣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组织大学生活的两类典型的实践模式——“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总结了运用两种模式的大学生在大学安排时间与精力的特征，揭示了为何“目标掌控模式”通常能带来比“直觉依赖模式”更优势的出路；接着，本书还考察了两种模式下大学生是如何使用熟悉的文化资源来选择生涯发展方向的，揭示了价值信念对于塑造出路优势的重要性。

通过对“家境的影响”、“在校的投入”和“方向的选择”三个相互嵌套的过程进行分析，本书从文化的视角揭示了名校大学生的毕业出路发生分化的机制。

本书提出，对“目标掌控模式”的掌握与运用作为一套根植于阶层习性的文化技能，至少是部分地导致了各校大学生毕业出路优势的分化。

需要澄清的是：尽管本书试图说明“目标掌控模式”能够制造更多的毕业出路优势，本书却无意于褒扬或倡导“目标掌控模式”，也无意对运用任何一种模式的学生表示评判，更不是为了表达对现状的悲观无力感。

本书所要做的是一种尽可能去理解现实为何如此发生的经验现象探究，是一种以促进教育成果共享和社会公平为立足点的社会学努力。

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世界的苦难》扉页上提到的那句著名的格言：“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p.1 。

对寒门学子在名校当中的现实处境达成理解而非诊断或批评，是写作本书的出发点。

我试图揭示的，无非是不同阶层所拥有的天差地别的客观条件，铭刻进了阶层成员各自的身体，化作了他们日用而不知的“上大学”的独特实践。

对于模式的使用者而言，两种模式各有其合理性，而其作用机制和后果却值得仔细思索。

无论读者（甚至包括我自己）的立场如何，两种模式各自对学生的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所带来的潜在后果是不容忽视的。

归根到底，只有在清晰洞察现实的前提下，大学、学生和政策制定者才可能朝着各自的目标采取明智的行动。

难以回避的名校学子之叹本书致力于探究一个显见却难解的迷思：为什么社会出身劣势的学生即使进入了最好的大学，却仍然在毕业出路与生涯前景上劣势明显？鉴于高等教育在当代社会职业地位分配中的关键作用，大学从各方面能够为学生提供的丰沛资源和支持性政策，再考虑到劣势背景学生通过了基础教育的严格筛选，低阶层学生势必在能力上比肩、甚至优于高阶层学生。

人们似乎有充足的理由期望他们家庭背景方面的劣势能够为优质高等教育所补足。

尽管扩招之后普通大学的文凭含金量有所下降，但人们期望顶尖大学至少应该有能力使学生的前景免于家庭背景的制约。

然而，现实情况却更加严峻。

任何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轻易感受到，即便在顶尖大学，学生也失去了对自身前景的安全感。

近年来，多篇来自985高校学生难以越过社会出身藩篱的“喟叹帖”红遍网络，自媒体平台上“985废物”和“小镇做题家”们的自嘲更是俯拾即是，甚至“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等词已经成为标识这一社会热点的专用词汇。

自嘲虽各有所指，却弥漫着一种相似的情绪——对精英高校难以平抑自身弱势背景的巨大落差感和对前景的失望：“从一个连电影院都没有的小县城，考到了全河北最好的高中，六年之后要来到国际大都市上海了，要来到倾尽我家所有小积蓄，才能勉强付个首付的上海了。

我这才发现，光考了好大学也是没有用的。

”（摘自网络热帖《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虽然网络热帖仅仅基于模糊的个体经验，但社会学家提供的研究证据也表明，上述帖子所描述的社会现象可能已经颇具现实性。

研究发现，自引入市场经济制度以来，中国城市社会阶层间的继承性或复制能力仍然远强于其流动性，大学扩招并未缓和阶层之间的激烈竞争，反而导致优势阶层转而为子女寻求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例如本科、重点高校及前景较好的专业），竞争越激烈的教育场域里阶层不平等就越严重见。

这意味着，虽然总体而言重点大学文凭确与更高的劳动力市场回报相连，但同一文凭的回报对于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却是有差别的。

即使底层子女凭借勤奋和天赋冲破高考壁垒进入了重点大学，与那些来自优渥家庭背景的同学相比，其在学业成就、就业质量、升学选择、起薪、满意度等诸多教育结果方面仍处于显著劣势见。

十年寒窗换来大学梦圆，但当他们置身于房价高企的陌生都市，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压力增大，发现自己未来的前景并非如同向来所期待的那样乐观，也不难理解为何背景平平的名校学子会陷入如此强烈的幻灭感和自我怀疑。

然而，喟叹之余，现有的知识仍不足以解答人们的困惑：名校当中究竟存在怎样的挑战，让寒门学子难以兑现他们所期待的回报？在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回答这一问题正变得越发紧迫。

虽然最终能够进入名校的学子总是极少数，但精英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名校生的体验却是个关乎全社会的重要议题。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中国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多。

特别是近年来，在一系列倾斜性录取政策的推动下，获得重点高校录取的贫困学生和农村学生数量增长迅速。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专项计划招录的学生在学业表现和生涯发展方面仍与非专项计划学生保持着明显差距，这意味着随着重点大学为越来越多的专项计划学生敞开大门，家庭背景在高等教育阶段所带来的持续限制可能会愈发成为更多学子的困扰，也将成为阻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拦路虎。

从更抽象的方面讲，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家迈耶(John Meyer)认为，高等教育机构之于现代世俗社会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帮助个体完成社会化、能力培训和地位分配，更是全社会秩序和规范的合法性来源，在现代国家建设中代表着进步、理性、公正、知识等具有道德神圣性的概念。

享有盛誉的名牌大学，作为高等教育质量和声望的代表，在当代已经成为全体社会成员追求公义和诉诸盼望之所。

正如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在《被选中的》一书中所言：“耶鲁怎样招生，其意义不仅仅关乎耶鲁本身。

因为大众对其录取过程公平性的认识将反映整个教育系统的公正性——而这事关这一系统的合法性”(p.376)。

由此观之，如何帮助走入名校的寒门学子在大学中获得满意的发展，也不仅仅关乎这些少数的“幸运儿”自身，更是关乎每一个家庭对于教育系统的信任和指望。

2014年的夏天，我带着这些问题，在熊庆年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探究的旅程。

我决定走一条少数人走的路，绕开那些从宏观的制度变迁和社会结构层面所做的宏大解释，转而从行动者与能动性的层面入手，去理解家庭背景造成的出路分化是如何在大学生组织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中形成的。

毕竟，对普罗大众来说，倘若想试图做些什么来缓和社会不平等或者是少受其害，终究更需要靠自身的点滴行动。

走进高等教育过程的黑箱探究家庭背景与教育结果之间谜一样的关联，以及揭示社会不平等通过教育得以产生和延续的机制，是社会学家玩味已久的理论旨趣。

以北美社会分层与地位获得研究为代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一直致力于探究教育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上的阶级差异和代际流动特征如。

其影响力之深广，勾勒了北美甚至全球教育社会学的底色。

在理解社会结构与教育结果之关联，特别是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环节中的不平等问题上，社会学家大体依从两种理论视角 pp.6-7 ：一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将教育看作个人取得的一种可在劳动力市场获取回报的资本。

不同阶层获得高人力资本的能力和条件不同，再辅之以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假设，学生的升学或求职结果通常被假定为是个人在既定条件下对风险、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之后的利益最大化决策 见。

二是倚重宏观社会结构的视角，将学生升学/求职结果的阶层分化看作是特权阶级再生产现存秩序的结果。

不少基于大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很多国家，代表社会出身的结构性变量（如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性别）对教育和职业获得、甚至职业期望高低的影响深远持久，即便在教育大众化的条件下，优势阶层仍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保持自身的相对优势。

两种视角前者微观后者宏观，相互补充，共同勾画了家庭背景在塑造教育结果不平等中的重要角色。

不过，这两种解释进路也有未尽之处。

理性选择解释因拥抱“经济人”假设而对价值目标的多元性避而不谈，而结构解释又因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强力而有忽略能动性的嫌疑。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理性选择解释还是社会结构解释，已有的研究在分析逻辑和操作测量上都存在一个亟待填补的缺憾——将教育仅仅视作某种如同资产财货一般的“所有物”(possession) ， 忽 略 了 教 育 作 为 一 个 生 成 性 的 “ 过 程 ”(process)对个体的阶层身份认同、职业目标定向和价值目标的塑造性影响。

换句话说，这一研究传统实际上把高等教育的过程缩略为一个“黑箱”，仿佛作为行动主体的学生在当中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其核心关切在于底层人究竟“有多少能力”将教育成就兑换成尽可能高的职业地位，却疏于关注他们在学校里“成了什么样的人”“想兑换什么”的问题。

然而，无论是切身生活经历还是高等教育学者的研究结果都提醒我们意识到，大学对人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带来社会地位和物质成功，更在于奠定成年以后的自我认同、长期生活目标、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等深层精神特征。

事实上，赋予人审慎而批判的目标选择能力、激励学生追求崇高价值，恰恰是古今中外的经典高等教育哲学赋予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

教育史学家李弘祺认为，贯穿中国教育传统精神的思想核心，乃在于追求个人自身德行的完善与心灵乐趣的“为己之学”，而不是为了求取外在的社会功能或工具性的自我效用。

举例来说，在《礼记·大学》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儒家教育理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把个人道德完善和性灵成长放在首要位置，至今对东亚国家的大学办学理念发挥着深远影响。

高等教育学者特罗(Martin Trow)特别指出，在如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各类教育形态层出不穷，精英高等教育的核心特征即是启发学生追求更重要的志向，并对实现这些志向提供必要的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教育者们最重要的工作，却在社会学家们的研究里被隐落埋没了。

浮现在两种学科思路之间的张力，孕育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学生的社会出身与他们在一流大学里所受的精英教育如何对学生的生涯选择共同产生影响，从而促成了毕业出路及其预期职业前景上的优势差异？由此，立足于现有解释的不足，本研究试图沿着一条新的发问思路去理解名校大学生毕业出路优势的分化现象：悬置再生产假设和“经济人”假设，去倾听学生们自己的声音，他们为何这样选择，他们如此选择的意图是如何形成的，大学所提供的教育在此过程中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沿袭理性选择理论的主张，本研究假设学生对自己的生涯目标和毕业去向作出的选择是基于某种目的的审慎选择，而且大学生的家庭背景（无论是以父母教育程度还是父母职业、家庭财富为代表）的确可能构成了约束他们选择的重要条件。

不过，与传统的理性选择解释不同，在本研究的前提假设中，其选择不一定仅基于经济利益计算的工具理性，还可能受到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文化因素和价值理性的引导。

而与过分强调结构力量的路径不同，本研究将他们所身处的大学校园看作是一个充斥着多元价值目标和行动逻辑的“意义竞技场”，学生在其中有相当大的空间发挥其能动性，在不同的目标和机会之间做出选择。

本研究的中心任务，就在于通过对中国两所顶尖研究型大学62名毕业生的跟踪个案研究，运用阐释学方法去理解他们的毕业出路选择背后的“意向”是如何在大学过程中形成的，即“为何如此选择？”。

其次，在文化社会学的视野下对家庭背景或社会出身造成出路优（劣）势的分化机制进行解释，即“分化如何形成？”。

本研究聚焦于一流大学，基于两种考虑：第一，其研究必要性最为迫切。

这类大学是一个社会所能提供的最高水准的高等教育，其招生的高度选择性已经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学生在天赋和才能上的差异。

一流大学的学生作为最高强度筛选下的“幸存者”，毕业出路尚且受到社会出身的牵制，遑论更低层次的大学。

第二，其所面临的价值和意义冲突最为尖锐，身在其中的寒门学子可能尤其迷茫。

出于自身的精英属性，一流大学必将坚守其传统的精英教育价值，试图激励学生不满足于个人功利、去追求崇高理想；而另一方面却必须面临社会对凭借其文凭实现物质成功的期待。

在人人艳羡的名校校园里探索着自身可能性的青年才俊们，似乎有了选择明天的权力，却又似乎牢牢地被社会出身维系住；似乎想要继承父辈们的物质追求，却常常可能在五花八门的价值话语之间迷失方向……某种意义上，精英大学犹如一个天然的实验室，为探讨结构与能动性、文化与行动等宏大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中观的观察环境，而去理解身处其中的学生们，正是接近这些议题的一把钥匙。

关于本书从2015年秋到2017年初，我陆续在分跨南北方的两所著名大学（出于研究伦理考虑，以下均使用化名“北方大学”与“南方大学”指代）访谈了38名家境各异的男性毕业班学生，详细询问了他们的成长背景、在大学的经历和感受，以及他们是如何决定毕业出路的，平均访谈时长约3小时。

对于那些初次接受访谈之时尚未决定出路者，我会在访谈之后与他们建立后续的联络，直到他们最终确定去向，并听他们讲述做出该选择的缘由。

考虑到一流大学中求职的主力军是研究生群体，我在选取访谈对象时有意识地扩大了研究生的比例，并确保所有被访者都是在本校或同等水准的重点大学接受了本科教育。

2017年暑假和2018年暑假，受复旦高等教育研究所牛新春老师之邀，我又在南方大学访谈了24名主要来自较低阶层背景的毕业班本科生。

此番访谈使我补充了更多女性和本科生的个案，基本上没有改变我第一轮访谈所得出的发现，而是使我更加确认了前一阶段的结论的确具有某种程度的广泛性。

如果说整本书有什么是我最迫切想和读者分享的，那就是当我将自己浸没在被访者的声音中，我的发现恰恰挑战了自己先前想当然的前提假设——学生的毕业去向都是他们有意图地主动选择的结果。

受韦伯的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理论的影响，我预先假定了“选择毕业去向”这一行动总是出于清晰的、足以构成行动动机的目的，只不过对目的和手段的选取受到了外在价值规范的约束。

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我逐渐意识到，比起先前目的论的“理性行动者”预设，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似乎更具现实性。

实践者的行动受到既往经验塑造的行动图式系统——习性(habitus)的限制，在其所能调适的范围内享有各种思想、感知和行动的自由。

因而，在习性的作用下所生成的实践活动，能够客观地“得到调节”并“合乎规则”，而并非有意识地目的性活动和服从某些外部规则的结果p.53。

被访者的切身经历表明，大学生的出路结果不总是出于有意识的选择。

不少人的毕业出路更恰当地说是一种无意识、非理性的“被选择”，即在全无计划的情形下临时抓住一个恰好够得着的机会。

然而，正如第一章试图论述的，就客观的场域规则而言，在当前所面临的升学、就业市场和竞争环境下，大学生要获得有优势的毕业出路，就需要在入学后尽可能快而清晰地确立生涯发展方向甚至具体的职业目标，并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手段、利用大学的资源去尽可能地实现目标。

我的研究则发现，名校大学生在组织大学生活的方式上，特别是在树立生涯目标方面存在着系统性的阶层差异，更不用说不同阶层在运用有效手段去实现目标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

毕业出路不平等的症结在于，即便是同处名校、有同样的资源可以利用，寒门学子却仍然在上述两个方面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从而使他们的教育文凭在被“兑现”为优势出路的环节打了折扣。

无疑，与家境相连的方方面面的欠缺都可能构成获得优势出路的拦路虎，例如欠缺的经济能力、匮乏的关系网络，以及家人有限的智力支持……不过，我在书中想着重揭示的是一重更为隐蔽的文化障碍，即一种因不具备精英大学中被默认掌握的 文 化 知 识 (cultural knowledge) 和 文 化 技 能 (culturalcompetence)而造成的无形障碍，既不利于较低阶层大学生获取向上流动的机会，也不利于他们产生主观的自我认同和对自身出路的满意感。

在所有的教育机构里，文化障碍在一流大学中尤为突出。

因为今天的一流大学远非一个控制森严、整齐划一的场域，也并非一个精英化到能够完全消除轨迹差别的狭窄空间。

恰恰相反，不同阶层背景的学生都身处其中，并享有相当多的闲暇和自由，这就对文化障碍的形成奠定了土壤。

布迪厄在《区隔》一书中指出，即使在学历相同的情况下，社会出身的差别仍然体现为文化能力的差别：“首先，当人们对一种严格的、可严格评测的能力要求越少，而对一种文化的熟习要求越多，这种差别就越明显；第二，当人们从最具‘学术’特征的和最‘正统’的文化空间转向‘课余’文化这种更松散和自由的文化空间，这种差别就越明显”。

p.63受布迪厄及其后继者的理论启发，我在本书中揭示了根植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习性是如何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大学生活的实践图式——“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并系统地分析了两种模式下学生是如何遵循各自的逻辑安排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援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和斯威德勒(Ann Swidler) 将 文 化 视 作 组 织 行 动 路 线 的 “ 工 具 箱 (tool-kit)”或“技能库(repertoire)”的概念化思路，我将文化理解为个人和集体在日常生活中共享的、惯常使用的表意与实践图式(schemas)，社会意识形态、传统和常识构成的社会思潮是形成这些图式的原材料。

文化对行动的影响不仅是通过定义价值观去定义行动目的，也是通过提供建构行动策略所需要的文化工具（比如规范、价值、故事、象征边界、分类体系等），使人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下无需深思熟虑即可知道如何恰当地行事。

可及的文化工具总不是单一和强制的，但对于在客观社会结构和历史中处于特定位置的人们而言，因为内在化于身体的结构总是为某些文化工具的获得提供了固有范围，所以特定文化工具的可及性和掌握熟练程度总是依习性结构的不同而有着系统性的差异。

可以说，本书总结出的两种上大学的模式，正是不同阶层在看待大学和组织大学生活上所运用的两套典型的“文化工具箱”。

本书试图说明，低阶层大学生更常用的“直觉依赖模式”，实际上与当前精英大学对学生文化技能的隐性要求不相符合，这使得他们常常在浑然不觉之中错失利用名校资源为职业前景做准备的良机。

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将上大学比作一个“迷宫寻宝”的游戏，则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大学生就好比是手持迷宫地图，事先已经做好路线规划的一类参赛者，而“直觉依赖模式”下的大学生则从未见过迷宫的地图，对其中隐含的规则也不甚了了，更谈不上提前规划路线，因而更可能在里面绕弯子。

书中也指出，对“直觉依赖模式”的运用并非一成不变。

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在上大学的过程中发生向“目标掌控模式”的转换。

但因为两类学生在道德感上的抵牾总使得双方的拒斥多于融合，而大学也并未为低阶层学生有意提供那些重要的文化技能，因而总体来说寒门学子完全突破文化障碍的机会仍然比较小。

在提出上述两种“上大学”模式及其投入特征的基础上，本书还分析了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内化的价值图式在具体生涯方向的确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根据内化的价值信念驱动生涯方向的程度不同，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大学生进一步可以分类为“自主驱动者”和“机会主义者”；运用“直觉依赖模式”的大学生进一步可以分类为“价值归顺者”和“迷失无从者”。

这一部分揭示了常被研究者忽略的价值图式之于生涯选择的重要作用。

特别对寒门学子重要的是，该部分指出了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原本处于不利地位的“直觉依赖者”通过对主流理想信念产生认同而获得体制的赞助性流动的一种可能性。

尽管现阶段的青年一代正置身于一个嘈杂而富有张力的“意义角力场”，但内化程度比较深的价值信念仍可能对生涯目标的选择产生方向性的指引，从而帮助大学生避免落入迷失无从的窘迫境地。

该部分也体现出，在塑造学生的价值信念方面，高等教育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关键过程。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本书中对上大学的两种模式和获得出路的四类机制所作的类型化，并非对个体行动特征的写实主义描绘。

相反，书中所描述的类别，应该被理解为韦伯所说的纯粹类型或“理念型”(ideal type)，即一种纯粹基于事物典型特征的抽象层面的概念建构，其目的是从纷繁的现实生活中抽离出关键的普遍特征，从而便于理论建构和比较分析。

换句话说，虽然全书引用的资料来自真实的个案访谈，但书中归纳出的模式与类型，是将被访者的一个个相似的面向拼凑、整合、极致化的结果。

我们可能很难在现实中找出完美符合一种模式的实例，但每个具体的个案都会发现自己似乎更偏向于某一模式的特征。

某种意义上，“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代表着一个连续统的两极。

家庭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预先为学生在这两极之间奠定了位置，而学生在大学里所增长的见识和内在发生的改变，也持续对学生在这两个模式之间的倾向产生着动态的影响。

本书虽是一本学术著作，却也为广大的学生、家长和教师而写。

对于那些还不了解“上大学”究竟是怎么回事的高中生和大学新生而言，阅读本书可能会帮助他们完成对大学场域的“去陌生化”，以促进在大学的融入；特别是对于从家庭得不到足够支持的名校寒门学子而言，本书或许能充当“导览图”的角色，向他们介绍名校的场域规则和他们所处的位置，为他们孤独的旅途提供更多参考信息，帮助他们少走弯路；家长通过阅读本书，或许能更加体谅子女在大学里需要克服的另一重难言的挑战；而对于终日苦思如何满足学生需要的大学教师和管理者而言，阅读本书或许有助于他们反思自身在平抑大学“文化障碍”当中的角色，从而帮助共建更具包容性、对寒门学子更友好的大学社区。

正文章节介绍正文各章将分步向读者展现当前社会背景下名校寒门学子所面临着的文化障碍，它如何在制造阶层化的毕业出路上发挥作用，以及一些情形下学生试图跨越文化障碍的可能性。

第一章对当代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几个重要特征进行了梳理，阐述了当代大学中文化障碍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基础。

换句话说，这一章以文献所贡献的知识为根据，为读者勾勒出了寒门学子在进入名校后将面对的基本竞争形势与规则——布迪厄称之为“游戏规则”(rules of the game)p.67 。

第二章对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做了交代。

第三章揭示了大学生的家庭背 景 在 重 点 大 学 里 转 化 为 一 种 具 身 化 的 文 化 资 本 (embodiedcultural capital)的过程。

基于不同家境的受访者在获得毕业出路过程上的差异性特征，试图对“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进行类型化，并提出两种模式是阶层化的习性发挥作用的产物。

第四章从学生投入的角度，描绘了遵循两类模式的大学生各自在上大学过程中是如何安排自身的学业和课外活动的。

通过揭示两类学生在组织学业投入和社会性投入上迥异的逻辑，说明了毕业出路的阶层差异是如何在上大学的过程中被制造出来的。

本章还说明了投入过程如何促成了一部分“直觉依赖者”向“目标掌控者”的转变。

第五章进一步引入了价值理性的作用，重点讨论了工具理性甚嚣尘上和意义感缺失的当下，大学生的生涯发展目标从何而来的问题。

本章对“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二分类别进行了拓展，根据“目的-手段行动力”和“价值信念驱动力”两个维度建立了一个四分类模型：自主驱动者、机会主义者、迷失无从者与价值归顺者，并依托上述模型分析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获得毕业出路的不同机制。

第六章是对前面章节的延伸讨论，对贯穿本书的“文化障碍”概念进行了界定和梳理。

最后，为考入名校的寒门学子跨越文化障碍、取得满意的出路提出了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