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会学的目的仅仅在于发现那些拉动它所观察的个体的提线，如果社会学忘记了它在与人打交道，即使人们以木偶的方式玩他们不知道其规则的游戏，总之，如果社会学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向这些人再现其行为的意义，那么社会学也许不值得花费一丁点努力。

” ——布迪厄，2009[2002],p.104为什么社会出身弱势的学生即使进入了最好的大学，却仍然在出路上劣势明显？一个简明的思路是去问他们自己，如何以及为何走上了这条路。

两种主流理论视角对此给予的解释尚有未尽之处：分层与地位获得研究的分析重点并不在行动者的主观意愿与能动性，而重视行动者的人力资本-理性选择研究则要么完全忽略价值观，要么简化假定行动者都是由世俗工具利益驱动的。

然而，本研究中被访者的出路获得过程表明，大学生并非总是如同理论假设的那般目标明确，私人工具性利益也并非总是统摄着大学生的去向。

正如第二章已经说明的，在当前“双向就业、自主择业”的政策背景下，对名校大学生而言，出路的获得，绝不单单是能力高低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选择。

本研究正是试图去理解不同家境的大学生作出这一选择的处境、过程和缘由。

显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自己需要选择，更不是所有人为这一选择做好了准备。

这一发现挑战了我在研究之始不假思索的假设：大学生的出路总是经过审慎的考虑之后才获得的。

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我不得不推翻这一原本以为理所当然的假定——在“直觉依赖模式”下，大学生恰恰就是缺乏组织行动的明确理由或目的。

他们如同一叶孤舟，被潮流裹挟着、彷徨着，不知自己要去往何方；他们又如同在迷宫里不带地图的探险者，全凭直觉依着迷宫的地势而行。

“目标掌控模式”才是最适合精英大学场域规则的行事方式，是一套暗藏阶级壁垒的文化技艺。

因为没有掌握这套关键的技艺，“直觉依赖者”在出路的竞争中受到了排斥。

下文将首先对这一文化解释进行理论上的回顾与讨论，接着对本书的核心关切——寒门学子在名校遭遇的文化障碍——进行总结梳理，最后基于全书的发现，对寒门学子突破文化障碍、取得理想出路提出了建议。

当工具理性遇到价值信念基于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学和文化社会学所贡献的相关理论，本书构建了一个包含了“资本化过程”、“投入过程”和“价值选择过程”的一个“大学过程”的分析框架，前者考虑到入学前社会出身的结构性影响，后两者则对学生入校后发挥个体能动性提供可能。

在分析社会出身对大学生的影响时，本研究区分了组织大学生活的两种模式——“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

在分析大学生的投入过程时，本研究展现了两类模式下的投入特征对职业优势生成的影响。

“目标掌控者”了解大学及劳动力市场的游戏规则，因而意识到目标的重要性，并掌控自己的投入过程去服务于已有的或正在形成的生涯目标。

他们往往在大学里较早地树立职业目标并做好方向性的准备，因而主动追求也往往获得那些更高要求、更高回报的目标职业。

而“直觉依赖者”则往往在不了解游戏规则的情况下沿袭直觉和习惯去组织大学生活，往往无意识地陷入“目标失焦”状态，常常到毕业关头还没有明确的自主职业目标，履历缺乏方向性，只能被动地选择一条自己够得着的职业，或者推免直研以延缓就业。

全书试图论证，“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并非取决于个体的自由选择，而是阶层习性的产物，是不同阶层成员日用而不知的、前反思性的实践特征。

大学的评判标准或职业竞争的游戏规则客观上有利于“目标掌控者”获取职业优势，从而促进了学生出路结果不平等的产生。

在教育不平等实证研究的主流范式中，行动者仅仅被有意无意地假定为通过成本效益计算而追求最大私人利益的理性人。

在分层与地位获得研究中，教育被看作是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毕业后的职业地位或薪水等教育结果则被认为是这种投资所获得的相应回报如。

教育似乎只剩下工具性职能，行动者在教育选择和职业选择过程中的理性被大幅简化了。

如果说视野宏观的分层与地位获得学派忽略行动者主体性尚且无可厚非，那么企图解释个体选择行为的理性选择理论也作类似忽略就堪称遗憾了。

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个体行动者在特定条件和情境下会倾向于自身效用最大的策略。

它原本在理论上将结构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因素并行考虑，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出于方法原因偏向结构层面，这一特征与地位获得研究有同流之处；再者，出于对这个多层次模型的简洁化考虑，理性选择理 论 家 要 么 对 个 体 行 动 目 标 和 价 值 观 完 全 缄 默 不 提 (“thinmodel”)，要么策略性地假定个体行动的驱动力就是由大众普遍追求的、可通约的私人工具性利益(private instrumentalgoods)——例如钱财和权力(“thick model”)。

理性选择理论家对再生产给出的解释是：学生的教育选择或职业选择行为是学生对一系列成本和回报的衡量过程，而同一个选择对不同阶层的学生意味着的成本和回报则是不同的，因而他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也自然是分化的。

理性选择解释具有显而易见的解释力。

但一个潜在的问题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理性”程度可能是分化的。

Gambetta在一本探讨学生教育选择的书中指出，学生会运用多种理性而不是单一的工具理性来衡量教育选择，而这个衡量过程难免受到特定阶层偏见的扭曲。

另外，关于职业选择的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求职者不仅会对薪水、职位等世俗成功标准之列的外在回报进行考虑，还会对个人兴趣、同事、工作风格等非物质类内在回报进行考虑，而对这些回报的感知和评估标准势必与个体生活其间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关。

就工具理性可以观测到的外在行为——树立目标与使用策略来说，部分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了阶层之间存在着的差异：第一代大学生与非一代大学生相比，更有可能发生生涯目标不明确的情况；关于学习投入特征的研究也表明，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比低阶层学生在学习上有更多的策略，当低阶层学生单单靠自己在学习上费劲时，中产阶级学生则倾向于采取多种策略来寻求支持（例如咨询老师和学长），而这些策略恰恰被学校的评估标准所青睐。

其实，工具理性和阶层的关联也从布迪厄的理论中可见一斑。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资本”一词正是想表明文化也可以成为一种可以被“用”来获取竞争优势的权力资源。

透过习性这一试图衔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新概念，布迪厄似乎想表露工具理性也是受社会结构规制的。

在《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一书中，布氏辛辣地批判了学校制度是如何隐秘地造成大学生工具理性的失调。

在以教育为名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辞藻下和教师的配合下，下层阶级的大学生很容易忘记为求职做准备：“做一个大学生最合乎理性的方式就是根据未来职业的要求组织当前全部活动，利用所有合理的手段尽快尽好地达到这一目的。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通过将今天和未来隔绝，将手段和他们本应该实现的目的分开，学生们仿佛在无意识地掩饰他们活动的真实性”p.57。

关键是，并非所有大学生都割裂了学业和前途之间的联系，“因为前途并非对所有人都同样不真实、不确定或不乐观。

……大学生与他们的前途和学业的关系，直接与本阶级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客观机会有关”p.58,62。

下层阶级的大学生在考试成功的强烈吸引下忘记了为前途打算，而最优越背景的大学生却反而为达到一种“明确而单一的理性目的”而有条不紊地组织学习chapter 3。

本书对“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区分正是表明，在组织目的-工具行动方面，学生的“理性”程度在阶层之间是分化的。

前者善用工具理性，往往尽早树立职业目标并形成有效的准备策略；而后者自主树立目标的意识弱，或出于固有的习惯而将学习当成目的本身，因而往往在毕业关头陷入被动。

理性选择假设的另一个问题是忽略了行动者多样的价值选择。

首先，虽然追求世俗利益者众，但大学生群体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是多样化的，忽略价值观的驱动作用非常遗憾——作为正式组织的学校，其内部的价值观教育和同辈文化对个体价值观很可能产生系统性的制约和导向作用。

大学不甘心仅仅将学生培育成唯利是图的理性人。

某种程度上，高等教育往往怀着改写学生价值图式的使命。

几乎全球范围内的精英高等教育，在文化上都倾向于颂扬一种价值无涉的信念伦理和普遍主义的利他倾向，这种价值信念与仅仅指向个人或局部利益的实用主义相反，是一种去功利化的、造福他人的终极情怀与责任感，中国经典里早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的古训，在欧洲的古典教育中也早有“精英责任”(noblesse oblige)之说。

在大学与世俗社会边界越来越模糊的今天，顶尖大学仍然坚持向学生传递这一理想。

正如特罗所言：“（大众化时期的）精英高等教育向学生（试图）传递的观念是：他们可以完成世界上的重大事情，可以有重大发现，可以领导大型机构，可以对他们国家的法律和政府施加影响，以及对知识的增长有所作为。

”p.359。

那么，精英高等教育一方面试图鼓励学生投身普遍主义和利他取向的理想追求，一方面又承载着拉动个体向上流动、改善自身生活机会的功能。

理想情怀和现实利益就此横亘在面临职业选择的学子面前，二者孰重？“钱对你来说是什么？”这道经纬遇到的面试题，无论是否被意识到，对所有的毕业生们都是必需的考虑。

如果说我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感触，那就是我并未预料到被访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差异性如此之大。

尤其是在我国体制与市场的精英职业路径二元分割下，毕业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更是难以预设的。

倘若研究者仅仅对毕业生抱有一种简化动机的工具人假设，我们就会无从解释那些抛弃了更高薪水而选择了远赴基层或扎根学术研究的学生，也难以理解“迷失无从者”究竟是缘何不能尽早为自己铺就生涯发展之路。

本书揭示了毕业生们对这一问题的权衡，这些千差万别的答案向读者证明：仅仅立足于成本-效益计算的理性选择模型作为一种理论假设，在解释和预判人的行为时的确有用但也有缺憾。

与韦伯和布东观点一致，本研究在前提假设上同意行动者是理性的——即行动者的信念和行动远不是动机不明、虚假的和偶然的，而是对他们而言建立在充分的理由之上——不过这些理由可以是基于成本-效益比较的、后果主义式的工具性理由(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也可以是基于价值感认同的、非后果主义式的价值性理由(axiological rationality)。

钱固然对人人都重要，但对某人而言究竟有多重要，以及人赚钱又是为了什么，终究是由行动者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对多样的价值对象赋予权重的结果，其赋值人人各异。

而这个起关键作用的“赋值”过程，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在“大学过程”中发生的各类价值图式的冲突中完成建立的：原生家庭所给予的习性和资源，以及学生在大学中的投入和努力，二者相互影响、妥协、融通，共同定义了学生的偏好倾向。

文化社会学中关于文化与行动之关系的研究，为本研究深入探究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与生涯选择提供了理论资源。

基于文化-行动的二元路径模型，本研究在目的-手段合理性的维度之外添加了价值观驱动行动目的的维度，并根据个案在不同维度上的特征，将大学生的出路获得机制分为四种类型：“自主驱动”、“机会主义”、“迷失无从”和“价值归顺”。

其中，“机会主义者”完全符合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自主驱动者”在多数情况下符合，“迷失无从者”和“价值归顺者”则并不符合——“迷失无从者”并不是没有能力去追求目标，而是不知道目标在哪儿，因为树立目标的意识和工具理性被对大学的陌生感、道听途说的误解和专注学业的惯性所掩盖住了，更不用说在受到学校价值教育的影响后，即便他们知道很多“机会主义者”致力于赚钱，他们也不会轻易跟随；而“价值归顺者”因为内化了学校倡导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走上了一条象征资本和精神回报高的道路——其行动有时甚至可能与理性选择理论的预测是相反的——想想大成从鼎鼎大名的金融学院转到较为边缘的社科学院；家境平平的梓桐不去市场赚钱反而有志于做一个收入平平的文科研究者；浩凡拒绝了某建筑咨询公司年薪30万的录用通知，最终选择了某国家航天开发部门，薪水只有前者的一半。

当我们不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念时，会认为他们的选择从理性选择的角度似乎是不可理解的，而当我们将他们的客观处境和主观信念并置，就会发现他们这样选择其实具备充分的合理性。

在目的-手段行动力和价值信念驱动力两个维度的基础上，本书构建了对名校大学生出路不平等的一种文化社会学解释。

通过强调行动者利用文化建立目标的可能和使用文化达成目的的能力，本研究试图重新将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带回高等教育结果不平等的讨论中。

倚重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解释诚然在宏观或群体层面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这些解释对个体所能提供的洞见却十分有限。

本书表明，个体能动性依然在塑造大学生出路差异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直觉依赖模式”下的寒门学子之所以在毕业出路上陷入困境，并非被迫如此或必然如此，而是在习性牵引下所自觉组织的行动让他们毫无察觉地步入了困境。

不过，尽管家庭背景赋予了一些学生更多的优势，但获取职业优势终究在于自己主动树立目标、并运用可习得的文化能力去逐步实现目标。

这样，虽然或许从宏观层面无法避免优势再生产的发生，个体却不至于悲观绝望，因为仍有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空间。

即便出身贫寒，也有从“直觉依赖模式”向“目标掌控模式”转变的可能，尽管这种转变的发生需要一些条件。

特别是当“直觉依赖者”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内化了学校所传递的理想信念，还有可能获得来自体制强有力的组织赞助。

若说本书试图对理解高等教育结果不平等现象提供一丝微薄的贡献，那就是本书力求说明，仅仅透过工具人假设去审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可能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假设并未考虑到文化能力和价值观对行动的强烈影响，再考虑到工具理性在阶层中的不均衡性，研究者很可能系统性地损失对于弱势学生的失败的合理解释，更难以解释其取得的成就和成功。

布迪厄在《继承人》一书中说：“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过于不觉悟，从而促进了自己命运的实现，因而学校教育系统的合法性权威可以加剧社会不平等”p.72 。

不少弱势学生的确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过于不觉悟，在此意义上，问题的症结不仅仅在资本的多少，还在于意识的清晰程度和信念的强弱。

关于高等教育结果不平等的研究，理应为促进这种“觉悟”添砖加瓦。

需要重申的是，我本人作为研究者，并不希望在分析每一种模式或类型时带有个人的价值倾向，而是力求展现不同类型产生的缘由以及其现实处境。

正如已经在文中体现的，无论是“目标掌控者”还是“直觉依赖者”，都有自己的行动合理性，两者所秉持的道德感各有其源流，他们的行动模式在自身的逻辑体系内也完全是自洽的。

不过，本研究仍然启发我对评估学生教育结果的价值标准进行反思：“目标掌控者”和“直觉依赖者”中，哪一类是教育者期望培育的呢？“机会主义者”的成功和“迷失无从者”（看上去的）失败，究竟能否从教育者的角度看作是“成功”或“失败”?或许并不容易回答。

“机会主义者”更擅长达到目标，却可能因为工具性太强而错过了内在意义上的个人成长；“迷失无从者”看上去在毕业去向上表现不佳，其在大学里的散漫发展和自由探索却有可能让他们在内在自我的探寻上取得进步，只是这种进步尚未外显出来而已。

当研究者试图从某一个重要的外显角度（比如职业获得）测量学生的教育结果时，“直觉依赖者”因为所付出的努力缺乏方向上的集中性，其表现很可能不及“目标掌控者”。

然而如果从多个衡量内在个人发展的角度测量，“直觉依赖者”所取得的成就或许更大。

只不过，恰如布迪厄的理论洞见，大学这个场域的“游戏规则”或评判标准，明显地倾向于优势阶层的学生。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它也将继续催促我们继续反思，并继续寻求改变。

文化障碍的二重性 揭示寒门学子在当前中国名校中遭遇到的文化障碍，是本书的一个核心关切。

自20世纪60年代社会理论的“文化转向”以来，学界一直关注阶层或种族的文化差异如何在学校教育环节中传递其优（劣）势。

“文化”在此语境下不仅包括客观的言行举止、文化商品、消费习惯等等，也包含主观的意义阐释框架、规范意识和一系列前提假设。

从“反学校文化”到“扮白人(acting white)”，，再到文化再生产理论和文化错配理论(cultural mismatch theory)，学者达成了共识：学校教育系统隐性的文化要求与低阶层文化不相兼容，而是系统性地与优势阶级的主流文化相一致。

因而，当低阶层或少数族裔学生进入学校后，会因为自身文化与周遭环境错配而被排斥。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这种排斥机制的分析提供了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基础。

对布氏而言，习性和场域构成了社会分层结构的两种相互扭结的存在方式：习性内在于行动者，是作为知觉、态度和行动的母体而存在的一套持续性的性情倾向系统，而场域外在于行动者，是生产和交换某种利益的一个结构性的竞争领域。

行动者或组织所持有的各种资本、与场域里其他行动者的客观关系决定了其在场域里的位置，而行动者的习性既反映了其在场域中的位置，也同时内化和合法化了其场域位置。

由于习性和场域之间的对应性，当低阶层学生走进以中产阶级文化为主导的精英大学场域时，会感觉自己似乎走错了地方——体验到一系列陌生感、混乱感、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很不自在。

这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既考虑行动者的主观经验、又能够对主观经验所依托的客观结构位置同时进行分析的可能性。

沿着布迪厄游戏之喻的思路，大学可被视为一个具有一些特定游戏规则的迷宫（即场域），处于场内不同位置的行动者试图使用拥有的资本去获取各种机会和荣誉，他们的位置也会塑造他们的习性——即“一种对游戏的感觉，对必要的行动和此游戏之逻辑的感觉”p.64。

而影响行动者在游戏里获胜的资本，既包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包括文化资本，也就是对场域中主导文化的掌握和熟稔。

显然，与家境优越的城市学生相比，来自农村、贫困地区、西部偏远地区的家境弱势学生，对城市和大学都相当陌生，对大学里的出路竞争游戏很可能根本找不着“感觉”，也缺乏获胜所需要的文化资本。

由此，进入精英大学的寒门大学生，就不得不面临一种“文化障碍”。

这种“文化障碍”首先是情感性的，但也深刻地影响到了行动策略的生成；不仅仅压制了他们的自我认识与自信心，还对他们在大学里的人际交往和生涯发展不利。

基于现有的文献和本研究的发现，我试图总结出在精英大学中羁绊低阶层学生的文化障碍的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相互关联，却也有着明显的分野，可以说对寒门大学生适应名校、取得成功构成了双重障碍。

第一重文化障碍称为“文化脱嵌”，典型特征是寒门学子进入精英大学后，体会到对周遭物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全面疏离。

如布迪厄所言，习性如果突兀地进入一个与自身不配合的场域，会产生一种如同鱼离了水的感觉。

低阶层大学生往往发觉自己的外貌、穿着、口音、姿态、生活习惯等诸多原本习以为常的方面，与精英大学里“正确的”或“默认的”做法迥然不同，因此他们既难以理解新环境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又感到自己在新的环境是个异类，与原先的社群也难以维持固有的联系[35,36]。

一个直接的例子是寒门学子不知如何使用大都市庞杂的道路交通工具和公共服务设施，譬如智能导航、自助购票等。

大学当中的大部分人早已适应了使用电脑、手机和互联网传达信息、解决问题，而刚刚从中学进入大学的寒门学子可能并不知道如何操作电脑、查收邮件、在线选课等。

当被访者向我讲述这些窘境时，他们害羞和尴尬的表情说明了称为新群体中的“少数人”给他们带来的羞耻感和心理压力。

一位女生在讲述自己因为不懂得飞机舱位布局这样的“常识”而闹了笑话时，甚至禁不住开始哭泣。

除了对物理空间感到陌生和恐惧，更大的挑战是难以融入精英大学的人际互动环境。

因为精英大学的生源目前仍以来自优势家境的学生为主，寒门学子在其中容易感到孤独和被拒斥。

正如大成“语码处理器”的比喻，寒门学子的“处理器”仿佛出了故障，难以对大学里老师和同学发出的信号进行解码。

他们不知道如何融入同学圈子，也读不懂任课教授对优秀学生的期待，更没意识到自己并不了解大学里的游戏规则（特别是非制度性的那些）。

文化上的隔阂使得他们往往对新同学和新老师敬而远之，转而与背景相似的老乡或高中同学抱团取暖，而这却强烈局限了他们社会交往的范围，不利于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和“文化工具箱”的迭代升级。

另一方面，寒门学子还不得不面临与原先的社群相脱离的问题。

空间上的隔绝和新身份的获得，都对他们维系与以往的亲人和朋友的关系造成了障碍。

数位被访者向我提起过，上大学以后和原先的朋友疏远了，家人也并不能理解他们遇到的很多新困难。

总之，因为实现了向精英高等教育的流动，他们仿佛被“移植”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文化上或多或少的水土不服总是不可避免。

“文化脱嵌”带来的困扰大部分是短期的。

虽然一段时间内（大部分是入学初期）感觉强烈，但“常识”的欠缺和社交上的孤立感大多会随着寒门学子在校时间的累积而逐渐消弭。

老乡、室友和辅导员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起了重要的陪伴作用。

多数被访者在入校一学期或一年之后，就会感到状态更平稳了一些。

恐惧感和孤立感渐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社会环境中正在形成的新身份。

从本研究被访者的情况看，跨越“文化脱嵌”障碍的过程在个案之间存在差异。

如果寒门学子入学后发现同宿舍或同班有不少和自己背景差不多的同学，并交到了投缘的朋友，克服“文化脱嵌”障碍的难度会减小许多，过程也会相对更短。

而如果恰巧被分配到一个背景差异悬殊的小环境，“文化脱嵌”障碍则会更加彰显。

另外，校园的学生文化似乎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拿南方大学和北方大学举例来说，南方大学的学生文化相对比较松散，班集体和学院集体对个人的组织程度都很弱，学生的社交圈子几乎全以个人为单位组织，对集体的归属感整体偏弱，学生身在其中容易有更强烈的“文化脱嵌”感；而北方大学的校园文化环境则更加中心化，学生对班集体和院集体的归属感普遍比较强，个体也很容易被整合进集体组织的活动中去，这种较为中心化的秩序容易使个体对组织和集体迅速产生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缓解“文化脱嵌”带来的不适。

总体而言，南方大学的被访者表达出了比北方大学被访者更强烈的“文化脱嵌”感。

第二重文化障碍称为“文化迷失”，其典型特征是寒门学子升入名校之后，场域的剧烈转换造成了内在自我的冲突，继而引发了行动目标和策略的迷失。

“文化迷失”障碍使得进入精英大学的寒门学子对自己感到迷茫和困惑，弄不清楚当下的自己“是谁”“想要什么”“该干什么”。

它极大地削弱了寒门学子使用文化工具去树立目标、达成目标的行动力和能动性，使得他们很多时候仅仅停留在茫然的观望状态。

随着习性不断地调和自身与场域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需要维持与旧系统的连贯性，另一方面又需要发展新的倾向以适应新环境，于是产生了布迪厄所预言的“习性裂化”p.511。

一方面，寒门学子已经脱离原来生长的环境，接触了许多新鲜的观念和事物，与原本熟悉的自我逐渐拉开了差距；另一方面，其在名校新获得的身份和自我认知又不断被原先的自我和社会关系所干扰，以至于自我认同时刻处于一种不稳定或撕裂状态，个体因自己的出身陷入自卑感与羞耻感当中，甚至将自我分裂成多个部分。

对中国高校低阶层大学生的研究不约而同地确认了自我的撕裂与认同多重化。

另一方面，因为不了解精英大学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游戏规则”，寒门学子往往不清楚如何做才能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优势，也不倾向于对外寻求帮助。

拉鲁及其学生认为，掌握学校这样的正式组织如何运转的“文化知识”，以及向教师寻求理所当然的帮助，是塑造学校教育不平等的关键点。

“文化迷失”不仅对寒门学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意味着釜底抽薪，还不利于其在当前白热化的竞争中抢占先机、获得成功。

正如第六章所述，价值感的混乱和无规划的投入很容易导致“直觉依赖者”在毕业前夕迷失无从，陷入无准备状态。

寒门学子应对自我认同危机的策略常常是固守自己熟悉的学业成功，而放弃自己所不熟悉的课外社会性活动，然而这种做法却容易让他们在未经仔细省察自身真正的志趣就匆忙踏上直升研究生或博士的学术道路，虽有助于纾解一时之困，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其职业发展。

“文化脱嵌”和“文化迷失”两重障碍常常是共生的。

寒门学子可能首先强烈体会到“文化脱嵌”的困扰，而后才逐渐体悟到“文化迷失”这种慢性的痛楚。

在“文化脱嵌”障碍未克服的情况下，因为失去了社群的支持与接纳，“文化迷失”导致的自我认同撕裂和目标失焦的问题也更加突出。

与短期内可能自然得到缓解的“文化脱嵌”相比，“文化迷失”似乎更加击中要害、也更需要有意识地反思和克服。

因为身处茫然之境的人，甚至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意识到自己的迷茫。

从“文化迷失”状态中恢复并重新回到一种确定的状态，对寒门学子来说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过程。

多位被访者认为，他们直到毕业也仍然没有走出这种对自我和未来的茫然之境。

要走出“文化迷失”的状态，归根到底需要重建内在自我，在新的场域找到定义自身价值与人生目标的新方式。

相对而言，“价值归顺者”在大学里比较完整地经历了“文化工具箱”的重塑，更新了看待工作意义和自我价值的眼光，也走上了一条方向明确、前景宽阔的生涯道路，故而更容易跨越这一阶段。

附录一 个案描述 续表续表续表续表注：编号以S开头者来自南方大学，以B开头者来自北方大学。

附录二 被访者基本信息被访者基本资料问卷 个案编号：_____填写日期：以下问题帮助我认识和了解参与这项研究的同学。

所有的个人信息都是保密的，仅供此项调查之用。

每个受访者都有一个编号，只有我知道受访者的真实身份。

如果发表，将不会透露任何身份识别信息。

【个人基本信息】姓名：_____出生日期：_____性别：①男 ②女 修业阶段：①本科生 ②研究生入学年份：_____所在院系：_____所属专业（请写全称）:你进入大学时招生录取的方式是：①高考统招 ②自主招生③保送生 ④体艺特长生 ⑤定向招生 ⑥其他你本科阶段的平均绩点(GPA)为多少？__全班排名：前__%（若现为本科生请跳过此题）你研究生阶段的平均绩点为多少？__全班排名：前__%【家庭基本信息】 籍贯：_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___市（州）_____县_____乡 入学前户籍性质：①非农 ②农村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①小学及以下 ②初中及相当水平③高中 ④大专 ⑤本科 ⑥研究生及以上 父亲目前的工作单位：_____职务/职责：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①小学及以下 ②初中及相当水平③高中 ④大专 ⑤本科 ⑥研究生及以上 母亲目前的工作单位：_____职务/职责： 【就学感受】如果请你对大学的归属感/认同感进行一个总体性评价，您会打几分？（最低）0----1----2----3----4----5----6----7----8----9----10（最高）本科四年期间，你在大学大概共交到多少位朋友（这里“朋友”的标准是可与之谈论理想与未来）?①多于15 ②10—15③5—10 ④3—5 ⑤少于3本科在校期间，你和大学的老师们在课余时间平均多久进行一次面对面谈话？①一周几次 ②一周一至两次 ③一月一次④一学期一次 ⑤几乎不和老师讲话本科在校期间，你在学生组织里担任领导职务的最高级别是哪一级？①班级 ②学系 ③学院 ④大学 ⑤市级及更高当你还是大一新生的时候，你知道在T大有几位你的高中校友？①10位以上②5—10 ③3—5④1—3 ⑤没有高中校友或根本不知道本科在校期间，你有过几段知名公司或机构的实习经历？①5段以上 ②3—5段③2—3段 ④1段⑤没有过实习经历你觉得在本科期间追求下述目标有多重要？ 【职业选择】 你是否已有比较明确的职业路径选择意向？①有 ②无以下六组词语，哪几组最接近你目前在工作中所追求的目标？请按重要程度排序：1_____2 ①.自主 兴趣 成长 创造 ②.地位 成功 财富 成就 ③.社会 家国 公益 责任 ④.收入 舒适 稳定 确定 ⑤.探索 好奇 体验 文化 ⑥.不清楚以下六组词语，哪几组最接近你的人生目标或终极意义？请按重要程度排序：1_____2 ①.自主 兴趣 成长 创造 ②.地位 成功 财富 成就 ③.社会 家国 公益 责任 ④.收入 舒适 稳定 确定 ⑤.探索 好奇 体验 文化 ⑥.不清楚以下六组词语，哪几组最接近你身边的大学同学的职业追求？请按重要程度排序：1_____2 ①.自主 兴趣 成长 创造②.地位 成功 财富 成就③.社会 国家 公益 责任④.收入 舒适 稳定 确定⑤.探索 好奇 体验 文化⑥.不清楚

附录三 访谈提纲第一部分：个人生活史1)请简要谈谈你的家庭、求学经历。

2)你从小到大一直是优等生吗？3)你如何解释自己的优秀？4)父母对你从小抱有什么样的期望？他们是怎样培养你的？5)父母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他们对你的人生追求有何引导？第二部分：大学就读体验1)被大学录取的始末。

对你来说，考上南方大学/北方大学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为什么选了这个专业？你喜欢自己的专业吗？3)来到大学之后，你发现这里和你想象的是否一样？是否经历过适应困难？4)你是那种主动融入大学的各种组织和各项活动的学生吗？简述大学四年的求学经历。

5)北方大学/南方大学崇尚的价值观是什么？你通常通过哪些渠道感受到这种学校价值观的号召？你对此有什么看法？6)你喜欢大学的多数老师和同学们吗？他们在你心目中是怎样的形象？7)为什么同意（或不同意）南方大学/北方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部分：人生价值与工作1)职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生活的一种手段还是生活的一部分？2)谈谈你心目中“理想的工作”是什么样（不考虑现实的限制因素）。

3)你为了获得这种“理想工作”，做了一些有意的准备吗？哪些准备？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职业路径的选择的？4)你觉得你身边的同学一般如何区分“好工作”和“一般的工作”？5)家人提供了哪些意见？你的工作理想和目前面临的实际情况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感受如何？6)什么是“人生赢家”？你还能想起你上大学前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吗？7)来到大学后，之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变化吗？（大学有没有在过程中改变你的人生航向？）8)你感觉自己身边的同学在出路决策中追求什么样的价值？你怎么看？你觉得自己的人生观被某种“大学文化”所影响吗？9)你对自己目前所秉持的这一套价值观念有多少把握？为什么？后记从踏入复旦校园开始算，这个研究问题已困扰了我十年有余了。

犹记得2009年的9月，妈妈送我千里来沪进行新生报到又简单安顿之后，那一天我在复旦的正校门口与她作别。

没有很多话，我和妈妈的道别一如往常那样故作轻松，干脆利落。

我站在偌大陌生校园前边，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再也禁不住复杂的心绪，失声向着她喊道：“妈妈，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学的！”泪水溢出了眼眶。

我知道接下来的路全要靠自己了。

我想对妈妈许下一些承诺，可我实际上压根不知道接下来要学的是什么、怎样学，以及学了能做什么用。

毕竟，就在几天前，我还没亲眼见过名牌大学教授的样子，还没坐过地铁。

我信誓旦旦的背后，是被耀眼的新同学衬托出的心虚和自卑，再加上被层出不穷的看不懂的安排（例如在线选课、书院制等）冲击后的惶惑与恐惧。

开学后的头一个月，我都在失魂落魄中流泪度日。

每每独步校园，看着身旁一个个看起来从容自信、似乎都在快马加鞭的同学，我感到自己是个异类，不配与他们为伍。

我不仅一无所长，还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关于大一，很多记忆都已失去，唯独记得我一点也听不懂徐珂老师在“社会学导论”课上的旁征博引。

而这门课名声在外、好评如潮的事实，更让我确认了自己的差劲。

三年的大学时光里，我所做的所有努力，无非是从各个方面试图赶上我想象当中的“同学”。

然而到了大四，终于有机会被选送出境交流的我，才蓦然发现自己马上就要面临毕业出路的抉择。

站在香港中文大学依山傍水的校园里，看着自己拉拉杂杂的简历，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事实：我好像无路可走了。

我考虑过打工度假，也考虑过冒险求职，最后是在周怡老师的邮件鼓励下，决定试试学术研究的路。

我申请了延毕一年，为自己浅薄的学术积累夯实基础。

在这一年中，我停止了乱打乱撞，开始沉下心来思考研究的事。

从我的所学和所见中，我逐渐意识到，我在大学所经历的这一切周折和迷茫，并非奇异的个例，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源于我的社会出身和局限的见识。

那么，社会出身的影响究竟是如何延续到大学阶段的？我一直以来相信的奋斗精神难道只是泡影？我于是一头扎进了以布迪厄为代表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开始探究家庭背景对大学生的影响。

这一年也意外地迎来了幸运的光顾：徐珂老师知道我对研究教育感兴趣，便在这个暑假把我推荐给时任复旦高教所所长的熊老师做研究助理，由此结下了与熊老师的师生缘。

在硕士一年级期间，我不断回望自己的大学经历，反思自己投身学术的动机，还是感到迷茫和困惑。

我忽然想到：不如索性以这种出路的迷茫为题，去研究一番其他同学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那时寒门学子的话题还不像现在这样时兴，但我想至少能对自己的困惑带来启发。

在熊老师慷慨的资助下，我完成了在南方大学和北方大学的38个访谈。

这是我第一次主导一个质性研究，我的假设在起初也很清楚：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学可能对出路选择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

然而，在进行访谈的一年多里，我深切经历了质性研究者不得不承受的巨大的模糊感和不确定性。

最困难的阶段当属2015年1月，在北方大学做访谈的日子。

每每访谈结束后，我话别被访者，孤零零地瑟缩在北方大学巨大的校园里，总也找不着路。

北国的寒风刺骨地刮过全身，我的脑子在这风中却比头发更加凌乱。

当时，我已经在南方大学完成了将近一半的访谈，满心觉得已经发现了家庭背景和职业价值偏好之间的某种直接的联系。

之所以在导师的建议下选择北方大学再访谈一部分，只是为了验证我的发现。

可是，在北方大学的几乎每一个访谈都令我绝望——被访的同学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真诚，可是他们的情况为什么和我的预设就是不一样？好不容易有点眉目的框架，又一次轰然倒塌。

我恨不得立即回去，就当从没来过，可是旋即又对这种掩耳盗铃的愚蠢想法更加懊恼了。

回到学校，我立即跟熊老师抱怨我所遭遇的挫折。

谁料他哈哈一笑，款款说道：“解释不了也是一种发现哟！想想为啥解释不了？”我心中长叹一声，面上做了个鬼脸。

此后将近整一年的时间，我又在南方大学做了不少访谈，关注了不少两所学校里有名的微信公众号，看了无数两校学生的知乎帖子，时常注意观察两所学校里学生所使用的话语和分享的常识。

然而，眼看着晚一年开题的同学们都进入写作阶段了，我的论文框架仍是一片废墟。

从2016年的11月开始，我几乎觉得从千姿百态的现实生活里抽象出概念和理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一度想放弃对定性资料的分析，换做一篇量化文章，这样至少比较安全，不会动不动就框架碎裂。

一个山重水复的故事总有一个柳暗花明的结尾。

2016年12月，当我怀着不多的勇气再次踏上前往北方大学的列车，我不知道此去又会遇到什么。

天气仍然那样寒冷，我对此行必将遭受的困苦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然而几个访谈之后却发现，之前的那种屏障感和隔膜感竟鬼也似的消失了！我终于感觉到南方大学和北方大学的被访者有了共同之处——虽然这是个再不能显而易见的发现。

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个研究究竟能产出什么结论毫无把握。

要贯通理论与被访者的现实、被访者的现实与可能的结论、可能的结论与我自己的预设……每一个环节都经历了来回反复的更改。

我决定不去操弄资料，而是坚持要产出一个适用于所有被访者现实的结论。

当我终日坐在图书馆里，细细咂摸访谈记录和笔记，开始分清楚哪些是被访人的信念、哪些是自己的偏见、哪些是理论的偏见时，终于发现布迪厄理论的解释力还在那儿，只不过不是按我所想象的那样。

家庭背景与选择偏好之间的联系看样子很难建立，而有一些人根本没有意识去主动作选择，却是最鲜明的区别。

又一轮理论抽象过程艰难启程了。

奇妙的是，在旁听一位同学的预答辩时，“自我主导”(self-authority)四个字悄然跃入脑海，正是我正苦苦描述却不能形容的意思！虽然这是一个着眼点极为微观的心理学理论，与我想说的仍然不同。

但我却已经受到启发，想到去对“目标掌控”与“直觉依赖”两种实践模式进行类型化，再回头看访谈资料，发现简直每个个案都是对这一类型化再贴切不过的注解，理论构建的基石由是始成。

于是将原先的思路推倒重来，信马由缰10日余，硕士论文初稿终于完成了，正是本书第二、三、四章的主体内容。

这篇论文获得了论文答辩主席唐安国老师的表扬，我也颇为得意。

但当熊老师认真建议我出版成书时，我又生出了不少惶恐与担忧。

主要的顾虑在于，这篇论文批判多于建设，而且受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强烈影响，论文大体上还是讲了一个再生产的故事。

我开始担心，这样的一本书能给那些最有需要的读者什么真正有帮助的东西，也决定再多做一番仔细的反思和必要的修正。

那时我正在香港大学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导师白杰瑞教授和张丽芳教授颇为宽容，没有干涉我这些看起来“不务正业”的投入。

2017年和2018年暑假，借着牛新春老师邀请的契机，我又在南方大学开展了两轮针对农村学生和贫困专项学生的访谈。

在这轮访谈中，我接触到了更多具有典型性的“直觉依赖者”，激发了更强烈的共情。

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一位大四学妹噙着泪水的倾诉：“我从小的时候，我奶奶就一直跟我说，你以后要好好念书，要有出息。

但是当我真的上了好大学了，对我这样一个入学前连电脑都不会玩的人，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有出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出息。

”我蓦然意识到，她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宣判，而是静水流深的支持。

我暗下决心，这本书要为和我一样经历过文化障碍的学子而写，不能只瓦解热望而不传递勇气。

我开始学着扭转眼光，从关注他们的失败，转向寻思他们的成功与满意。

这样想来，“直觉依赖模式”与“目标掌控模式”的区分就过于简单化了。

“直觉依赖者”中也有对自己的出路比较满意的，比如选调生、读研读博等等。

文化社会学的理论为我提供了价值信念驱动力的视角，也开始意识到先前的思路因为过于被舶来的理论所主导，而并未“看到”当代中国塑造毕业出路机会结构的独特现实——由政治轨道和市场轨道构成的二元精英职业路径。

循着这些思路，我又对价值信念与职业优势的获得进行了探讨，遂构成了本书的第五章。

除此以外，在访谈中我还意识到，诸如二元精英路径、大学生出路选项这样的“学者常识”，对寒门学子来说其实往往是知识盲区，因而专门增补第一章，算是对大学场域规则的简介。

当然，本研究的一些局限性使得本书的结论和建议都仍然值得进一步推敲。

首先，并不是对每个个案都做到了跟踪研究，因为访谈时间安排的关系，有些个案在访谈时已经落实了去处；其次，篇幅所限，也深感在质性资料的运用上还尚未得心应手，因而在分析过程中并非对每一个个案都进行了描述，而是选典型个案重点描写；还有，本研究憾而未将资料的潜力更大程度上发挥出来，出于论文写作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未能纳入大学之间、性别之间的比较分析；还有，本研究在个案选择上范围较小（只选择成绩排名在前50%的学生），可能导致理论的外部效度降低。

一个可能的处理方案是配合大样本的调查研究，使用量化手段去检视本书提出的两类实践模式是否有实证上的区分度。

对本书进行了初步概念化的“文化障碍”概念，可以开发用来进行量化测量的量表，以获得更翔实的结论。

另外，对寒门学子应对文化障碍的过程的理解仍然比较粗浅。

这些缺憾为我的博士论文指明了方向。

回顾来路，心头唯有感激。

我感激这馈赠给新手的、一波三折的质性研究过程，孕育了我短暂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果子。

虽然还显得青涩，却滋养了我的生命，让我与那个迷惘的自己达成和解。

正是那些曾死死攫住我的困难，常常将我推向自己认知世界的边缘，提醒我看到那些熟视无睹的预设和偏见，使我的心灵更加开阔。

倘若这个初熟的果子能带给那些和我一样经历过文化障碍的学子些许慰藉和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

2021年9月30日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