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真的很要命。

他可能在直研前一周想好了我要直研，这种和没想好其实没什么区别。

然后绩点不够，废了吧，搞不定了，家里来帮我吧！家里帮不上呢，那就临时开始找工作，要不延毕。

还有一批呢，好像有个打算，但他想得很空，比如想好了我要当公务员，但当公务员为的什么呢？我是求稳？求工资？求以后发展还是求留在上海？不知道。

”——敏浩，南方大学社科，中部城市学生兼本科生辅导员，父 母为机关干部“我也想去国外看看，像其他同学那样，可是家里的经济不支持。

我想找工作给家里挣钱，因为家里没钱，然后指导老师又严肃地提醒我，说你一定要做你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这样才是正确的思考方式，我就真的懵了！我也考虑过做学术，这是我的兴趣，但又怕我的实力撑不起自己的兴趣。

”——冰倩，南方大学社科，中部农村学生，父亲务工（父母离 异）前两章已集中展现了在大学期间尽早决定生涯方向对于所有人的重要性。

或许有些读者会有这样的困惑：就算明白主动树立目标的必要性，可还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尽管“目标掌控者”比“直觉依赖者”在树立目标方面拥有更多先发优势，但大学生毕竟年资尚浅，在二十出头的年纪要尽早想清楚“我想成为谁？”“为了什么而工作？”这样大的问题，还要做出影响深远的生涯决策，不可谓不是难题。

学者对美国一流高校的学生研究也发现，很多学生在入学前对劳动力市场了解很少，不清楚哪些工作应该被视作“好工作”。

那么，生涯目标或发展方向究竟是如何被选定的？本研究不愿将大学生简单化地假设为仅仅为高薪而汲汲营营的“工具人”，一个更具现实性的假设可能是：一个让人认真对待并持之以恒的目标背后，必定有强有力的意义感的支撑。

韦伯著名的“扳道夫”假设认为：“直接支配人的行为并非理念，而是物质型利益和理念型利益。

不过，由观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景’，常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了行为沿着哪条利益驱动的轨道发生”p.274。

在本研究的访谈中，我邀请被访者详细讨论了树立生涯目标的过程和缘由，特别是被访者赋予目标的意义和价值。

本章即是旨在深入受访者的意义世界，去探究他们为未来的工作赋予价值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与其出路获得之间的关联。

本章首先探讨了名校大学生建构工作意义的文化资源，接着讨论了意义感和价值信念在生涯定向中所发挥的作用。

最后，本章提出了一个关于毕业出路产生机制的分类框架。

意义感的来源当名校大学生选择未来的发展方向时，有哪些文化资源可供他们用来建构工作的意义感？在访谈中，我与被访者详细讨论了他们做出生涯选择的缘由，以及工作之于他们的意义，以此来理解他们选定生涯目标、获得毕业出路的过程。

需要稍作说明的是，本部分分析共计使用了70位同学的访谈资料，是在前文所交代的62名被访者的基础上另外增加了后期增补的8名南方大学的受访者，以女生和对自己出路满意的弱势学生居多。

考虑到本部分分析采用了更严格的归纳法，需要对所有访谈材料进行以主题为区分的逐级编码，因而使用了尽可能多的访谈材料以提高归纳的可靠性。

大多数被访者对自身工作之意义的理解都是在进入成年期之后才逐步成形的。

南方大学工科学生浩凡把这种价值取向上的懵懂状态比作“一张白纸就进来了”。

当新生代青年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稳固的价值体系和习以为常的行动逻辑，外部环境中盛行的话语、惯例、常识等就为他们提供了理解自身现实和组织行动路线的文化资源。

通过对70份访谈资料的216处编码参考点的编码归类，最终获得关于全体受访者阐释工作意义的三种轴心编码，据此归纳出名校大学生用以建构工作意义的三种主要的文化图式——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家国理想/社会价值以及自我表达/个体趣味（见图2）。

图2 名校大学生工作意义来源的三角图式结构更重要的是，上述三种观念图式形成了一个富有内在张力的三角结构。

也就是说，对“90后”名校大学生群体来说，似乎并不存在某种单一的、对工作之意义的“主流”理解，而是呈现出多个意义系统并行的状态。

家本位的传统观念：为地位保障/家庭责任而工作为取得社会地位、履行家庭责任而工作，是访谈中最常被提及的一类图式，访谈资料中的编码参考点多达101个。

这种图式塑造了一个“养家者”或“家庭成员”的意象，主要是强调工作之于个人和家庭的资源供应功能，将工作视为获得稳定收入以立身养家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

70位被访者中，有54位被访者明确表示自己在择业决策中激活了这一图式，将获得地位保障、履行家庭责任理解为自身工作的意义。

即便是对职场了解最少的大学生，也对“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稳定高收入=过上好日子”的观念非常熟悉，这通常是家长和父辈从小到大对他们的一贯期望。

绝大多数被访者在谈论这种观念时，会自然地提及父母或家人的这类期待。

在这类话语中，对一个担负着家庭责任的成员来说，靠工作谋求一份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是最重要的，因为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成立家庭和维系家庭。

或许因为“60后”经历过物质匮乏和社会动荡的年代，在被访者的描述中，父母一代对工作的追求常常极具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

在他们看来，生活的真正意义来源于丰裕舒适、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工作无非是养家糊口、给家人创造良好生活条件的手段，至于自身的工作兴趣、个人理想都在其次。

虽然富有家庭和中产家庭的父母已经取得了物质上的安全保障，但在儿女工作的考量上，稳妥、安逸和体面的社会地位仍是重要的因素。

“（父母）他们这一代人感觉就没有那个意识、或者说没有那个条件去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基本就只能是把上一代的老人都照顾好，把下一代的子女都教育好了，他们会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要。

直到现在我爸妈还是希望我读个博士，当个大学老师……当爹妈的嘛都可以理解，都希望你没有风险，比较稳定。

”（思同，北方大学社科，河北籍，父亲为大学教授，母亲为医生）那些出身于底层家庭的被访者，更是清楚父母多年来含辛茹苦供自己读书，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自己能通过一份稳定有保障的好工作来改善全家的处境。

这样的一份工作之于他们，不仅意味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还意味着对长辈辛苦的一种报答，以及一份光耀门楣、反哺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家庭责任。

南方大学工科女生美华家在农村，父亲患有腿疾，高一时母亲又因病去世，年长她两岁的亲姐姐不得不辍学，做生意供她读书，支撑家用。

对美华来说，工作首先要让她在财务和时间上都有能力照顾家庭，以减轻姐姐的重担。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体制外的企业会比体制内的钱多，但是可能我想要相对稳定一点。

如果当公务员，就不像企业的话天天加班，都没有办法照顾家里。

我姐姐就是非常希望我进政府部门工作，而且最好是回云南，我们可以一起照顾家里。

农村都有一种观念，就是读书出来吃国家粮，很光荣，大家都这么觉得。

”（美华，南方大学工科，云南籍，父亲无业）崇高追求的学校话语：为家国理想/社会价值而工作为建设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工作，将自己的个体价值融入对社会和大众的价值中，是被访者反复提及的另一种意义阐释逻辑。

这种图式塑造了一个“回馈者”或“关怀者”的意象，认为工作的真正意义在于使整个国家和社会、甚至全人类获益。

因为每一个工作者都是国家和社会悉心培养的结果，对所属的社群饱含情感，所以工作是对社群的回报和责任。

如果说前一种图式集中代表一种看待工作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立场，这种图式则代表了另一种极具精神价值和意义感的崇高理念。

属于该图式的同类别编码参考点多达65个，有44位被访者在谈论中提到相关的话题，其中26位明确表示自己在择业决策中激活了这一图式。

与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图式不同，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主要是通过学校的德育宣传工作和老师的言行被传递和接受的。

有目共睹的是，在外部社会环境不断经历市场化浪潮冲击的背景下，主导我国学校教育的意识形态却并无明显的自由化趋势。

在南方大学和北方大学这类一流学府的毕业典礼上，总少不了校长这样的谆谆教导：“同学们，希望你们永远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中最崇高的位置，在服务祖国、人民的奋斗中绽放自我。

”在习近平总书记“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旗帜领导下，从日常的校园媒体和精心组织的学生活动，到课堂内外与教授的互动，再到典礼上庄严的演讲，为这种文化图式的制造创造了一种稳定而鲜明的话语来源。

大学生时常浸润在这种话语环境下，自然而然能够察觉到其价值导向，甚至许多人还作为学生干部担任了宣传环节的某一部分。

正如友斌在北方大学校园里观察到的：“这种导向非常明显，就是学校鼓励我们努力学习，要成才，然后要为祖国作贡献，甚至要为全人类作贡献，要志存高远又要脚踏实地。

什么叫为祖国作贡献？就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将国家的效益最大化。

学校做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喊口号，它有很多的活动做支撑。

比如说班级里要学习好几次，还有党课小组的活动，团支部有活动，然后系里、学校层面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志愿服务活动、实践活动，会让大家在实际行动中感受到。

”（友斌，北方大学工科，福建籍，父亲为国企工程师） 倘若从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出发去考虑择业，思路就会从“小我”转向更具超越性的公共领域，核心是思考个人能够对国家社会发挥什么样的价值。

显然，这种鼓励“舍小家为大家”的观念图式，与前一种为了致力于保障小家庭生活的图式之间存在不小的张力。

上一章提到过的梓桐就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张力。

曾经只是想着出人头地、衣锦还乡的他，从教授的治学态度中受到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的感召，萌发了进行学术研究的志向。

然而，新的意义图式的激活，与父母基于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图式的期待产生了明确的分歧。

“他们（父母）就是迫切地想让我回去考公务员，想让我走仕途，但是遭到了我的抵制。

学术传统总得有人去继承，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上了南方大学，你吸取了多少人都够不到的非常有限的资源，国家把资源都投在这个上，你享受着这个资源去过你的小确幸日子？我做不到。

”（梓桐，南方大学文科，云南籍，父母务农）消费社会的新潮理念：为个体趣味/自我表达而工作 为追求有趣体验、表达自我的个性而工作，是访谈中浮现出的第三种制造工作价值感的观念图式。

这种图式中所建构起的是一个“人生体验者”的意向，致力于追求有趣又新奇的体验以满足自身想要体验更多的欲望，而工作则仅仅被视作为这些体验奠定条件的手段。

与前两种图式相比，第三种图式更加前卫，更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特征，也最令他们的父辈感到陌生。

该图式在访谈资料中共涉及编码参考点44个，有29位被访者在访谈中主动提及自己工作的目的至少部分在于此，其中15人将其作为定义自己工作意义的最重要方面。

在这套话语中，工作既不是仅仅为了守护家庭责任，也不是为社会大众创造价值，而是收窄到自我和个体领域——为了满足自己的趣味和愿望。

与前两个图式里镶嵌在社会规范中的行动者不同，为个体趣味/自我表达而工作的人只以自己的偏好和兴趣为准绳。

他们对就业去向的选择，认为工作自身的内容和价值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它能否尽快得到尽可能多的金钱，使其在财务上和时间上获得双重自由，从而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

而这些“做自己想做的事”，通常是极其个人化的愿望和趣味，比如收藏、旅行、创作、开店，甚至是流浪。

“我希望这份工作能给我所期待的生活，就是一切有意思的事情，我都能有足够的资本去尝试。

人活着说白了就是为了体验。

赚更多的钱，无非是为了追求体验别人所体验不到的东西。

因为其实说实话，有意思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

你干了这个，又会觉得那个更有意思。

”（钦凯，南方大学理科，上海籍，父亲为私营企业主，母亲为国企工程师）钦凯的话表达出一种鲜明的自娱观念，认为工作的目的、甚至人生的终极价值就在于无止境地追求一种趣味，让自己体验更多有意思的事物。

必须承认，当今社会，这种对自娱的渴望，通常需要强烈地依赖商品市场才能达成。

而生长在市场化年代的“90后”，对琳琅满目的消费市场和商品广告从不陌生，早已自觉形成强烈的消费者角色认同。

对钦凯来说，用钱购买趣味是天经地义的，而“不差钱”的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仍需要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是因为趣味常常迭代转换，而这需要很多钱和闲暇来支撑。

他坦率地告诉笔者：“很多奇奇怪怪的爱好是很烧钱的，比如说我自己喜欢养鱼，去乡下包池子，然后去日本买鱼。

……我在养鱼上花的钱够买一辆奥迪了。

”对追求个体趣味的大学生来说，消费实现了工作的全部意义。

正如鲍曼所言：“寻求自我认同、获得社会中的一席之地，过一种被视作有意义的生活，都需要每天在消费市场中实现。

”p.68消费市场不断更新迭代的商品，使他们心中永远存在下一个想体验的兴趣目标。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描绘了这种由市场制造出的源源不绝的自娱愿望：“某种对烹饪、文化、科学、宗教、性欲等等的普遍好奇由此苏醒。

……一种被扩散了的牵挂挑动起来的普遍好奇——这便是‘娱乐道德’，其中充满了自娱的绝对命令，即深入开发能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的一切可能性。

”p.72-73在对市场上各种各样“有趣”事物的追求中，工作、财富、甚至闲暇的首要意义，就是能让消费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双重“解放”，从而获得更多的消费自由。

经纬通过工作想达成的愿望是年轻时就完成环球旅行，晓刚想去外太空，庆溪想当一名作家，天宇的目标是成为专长诸多的“斜杠青年”，宇鑫的愿望是去从事人类学研究，梦瑶想去不同国家体验生活，思同则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去流浪，去体验不同的社会角色……虽然他们的终极目标大相径庭，但他们的择业逻辑却惊人地相似，都想首先通过高薪工作实现“财务自由”，再用钱去置换闲暇。

晓刚在访谈中直白地表达了这种“花钱买时间”的思路：“第一件事就是财务自由，就是说我可以赚到足够多的钱，然后就不用再攒钱了，就可以用这些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晓刚，南方大学社科，浙江籍，父母为小业主）不过，至于究竟多少钱算得上财务自由，自我趣味与社会角色如何兼顾等问题，又引起了他们或多或少的纠结。

从被访者的相关论述中不难发现，上述三种观念图式（在最典型的情况下）各自出于不同的社会制度组织所构建的话语体系。

名校的大学生日常接触最多的三个话语制造者——家庭、大学和市场——平行地生产出三种不同的意义阐释逻辑，为名校大学生看待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提供了竞争性的图式资源。

这或许彰显了“90后”文化工具箱的某种时代特征：一方面在温和渐进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完整地掌握前辈群体的传统家国观念，另一方面又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潮流中同时习得新潮的自我概念和个体意识。

选择与被选择由此观之，名校大学生建构工作意义的“文化工具箱”是由多种竞争性的文化图式构成的，这些观念图式来源各异，对工作意义的定义千差万别，使大学生仿佛置身于一个多重意义框架的角力场。

曾担任过北方大学本科生辅导员工作的浩凡告诉我：“我们管学生工作的老师经常说，‘年轻人的思想就是一片空地，你（学校教育）不进入的话，其他东西会进入’。

”（浩凡，北方大学社科，河南籍，父母务农务工）这句话道破了不同图式及其背后的话语权力之间的多重性和竞争性。

虽然绝大多数被访者对上述三种（甚至更多的）图式都相当熟悉，但正如斯威德勒所言：“人们所知道的文化比他们所使用的要多”p.277，大学生也会在适当的情形下调用自身工具箱中的元素去建构行动路线和自身的现实，以尽量维持自身行动的连贯性和意义感。

在一个市场规则主导的大学生就业制度体系下，个人需要独立面对多种选择：求职，读研，出国，创业，每一条路上又需要进行许多选择，终究要凭借某种价值评估依据作为准绳，否则难免陷入纠结和混乱。

正如梓桐所言：“你总得找个东西来做你的价值支撑，不然你的行动就会无意义，前一个行动、后一个行动连不成一条线，你说服不了自己，那样的人会过得很惶恐。

”那么，在择业过程中，大学生们究竟是如何运用自己文化工具箱里的图式资源的？根据被访者的叙述，大学生择业行动中的图式运用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形：“方向导引”和“结果合理化”。

“方向导引”是指大学生经过四年的学习生活经历，在毕业之际已经形成对某些图式的鲜明认同和内化，因而在择业时自然知道该激活哪些图式，此时学生的决策方向往往力图保持与该图式的指向相一致；“结果合理化”是指大学生在毕业之时工具箱中的各类图式均保持在较低的内化水平，因而在择业关头未能主动调用任何图式来驱动选择，其出路结果通常是服从外部制度安排（如推免或征兵）或偶然性因素的结果，此时学生可能调用与该结果相符的某图式来合理化自己的择业结果。

根据访谈对受访者意义世界达成的整体性理解，我对每位被访者援引和认同各个图式的程度进行1—5范围内的赋分，从而在由上述三种图式组成的“意义地图”上标记出所有被访者的位置。

根据受访者调用每个观念图式的程度得分，图3标识出所有受访者在该意义角力场上的大致位置。

每个以B或S开头的个案编号代表一个受访者（B代表来自北方大学，S代表来自南方大学），其距离图中每个图式圈圆心的长度越短，表明对该图式激活程度越高。

图3 每位被访者在三种观念图式之间所处位置图示在“方向导引”情形下，被激活的文化图式会直接左右择业决策，其决策结果往往与该图式有意义上的高度关联。

由图2可知，在考虑工作意义问题时，单独援引一种观念图式的情况较为少见。

例如，杏芳(S41)、美华(S42)和飞帆(S27)就几乎只调用了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图式。

因为没有其他图式的干扰，他们在择业中少有纠结，直截了当地选择自己看来最能够让自己出人头地或照顾家庭的选项。

杏芳选择先推免直研，研究生毕业后再去薪水丰厚的外资企业工作，以尽快减轻父母养育妹妹的经济负担；美华和飞帆则选择了回家乡当公务员，理由是离家近、能更好地顾及亲情。

三人以履行家庭责任为第一要务，各自选择了能达成此用意的毕业出路。

不过，在图3中，大多数受访者处于靠近主轴A、B、C的某个位置，这说明多数被访者同时激活了该主轴两端的两个图式，并对第三种图式保持着有意无意的疏离。

这意味着他们将面对主轴两端的图式之间的张力。

有趣的是，被访者往往能够使用一些创造性的方式达成妥协，从而来维持意义和行动的连贯性。

例如，他们会在决策中尽可能兼顾同时激活的两种图式，然后想办法去化解二者之间产生的张力。

A轴上的益民(S35)和高翔(S36)都一方面希望去西部和基层贡献力量，但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回馈家庭，他们权衡之下最终选择了回家乡省份做选调生，“毕竟离父母比较近，待遇也不错，然后未来等各方面有一些积累了，希望有机会去中西部地区吧”（益民，南方大学社科，江苏籍，父母务工务农）。

B轴上的梦瑶(S37)的梦想是去体验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但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帮父母还房贷。

于是，她的择业决策成了次序分明的几步：先求职取得稳定收入，积累了资本再创业捞金，实现财务自由后再去环球体验。

她最终选择入职沪上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希望入职五年后年薪可以达到50万，即使工作辛苦也在所不惜，“因为如果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话，资本的积累就很少，我又要花更多时间工作，这样对我来说是无意义的”（梦瑶，南方大学社科，安徽籍，父母为个体户）。

C轴上的田野(S3)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眼中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是投身于公共服务，然而考虑到他也梦想“35岁之前遍览世界各大洲”，他又很清楚公益事业不能满足他的物质需求：“这个社会但凡能养得起我的工作都很无聊，我跟你说实话。

我认识有一批人进NGO的，我觉得他们做的工作比较有意义，他们是真的在改变一些东西，但他们收入非常低，养不活我。

”因为旅行需要闲暇，他不愿意接受一份忙碌而高薪的工作。

最终，他拒绝两家地产企业的高薪工作，签约某大型央企，原因是央企“不用拼命加班，假期多”。

他认真地对笔者说：“等我玩够了，等我很棒的时候，我肯定会反过来去回馈社会的，这是一定的。

我不需要奢华到在上海买两栋别墅，然后雇5个保姆天天给我打扫，我不需要这样的生活”（田野，南方大学社科，山东籍，父母为大学教授）。

另一种化解张力的策略则是试图通过意义的再解释去模糊二者的界限。

例如，梓桐(S15)抱着强烈的家国情怀选择了学术职业，而家人却希望他当官出人头地，于是他坚持选择了学术道路，却拿家人使用的图式去解释做学术的好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想问题的乐趣，不过我跟我父母讲的完全是另一套说辞，我就说我以后大不了回老家当个大学老师，不愁没有饭吃。

”（梓桐，南方大学文科，云南籍，父母务农）而在“结果合理化”的情形下，大学生未能主动调动起任何图式去选择择业方向，他们是多种可能性之间的游离者。

例如牛铭(B14)、冰倩(S22)和禹海(B17)，他们在多种可能的选项之间举棋不定，最终往往出于偶然性或易得性接受一个权宜的结果，然后再调用特定的图式去给自己一个理由，去“合理化”这一结果。

冰倩直到临近毕业也仍在纠结自己究竟想走哪条路，似乎每个选择都有一个相对的图式与其对抗：“我也想去国外看看，像其他同学那样，可是家里的经济不支持。

我想找工作给家里挣钱，然后指导老师又严肃地提醒我，说你一定要做你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这样才是正确的思考方式，我就真的懵了！我也考虑过做学术，这是我的兴趣，但又怕我的实力撑不起自己的兴趣。

”考研失败后，她硬着头皮选择了二战，她以培养学术兴趣为理由宽慰自己：“研究生阶段至少能跟老师好好做做研究，找到一个自己的研究兴趣。

”牛铭的处境与冰倩差不多，只不过他成功地抓住了成绩这根“救命稻草”，走上了推免直升博士的道路。

他坦言自己其实是“稀里糊涂就直博了”，对自己所学的经济学方向他也并不十分感兴趣，但当他谈起工作的意义时，很自然地援引了盛行于北方大学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提到自己做学术是为了“研究社会问题，为社会做贡献”。

通过事后激活相应的图式，冰倩和牛铭为他们的权宜之策维持了些许价值感。

显然，两种情形中，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

在前一种“方向导引”情形中，意义感如灯塔般驱动和指引了对出路的选择；而在后一种“结果合理化”情形中，意义感则仅仅起到对已经形成的出路结果进行事后解释的作用。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发现是，行动者对文化图式的运用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规律可循：不同成长背景出身的受访者似乎倾向于在择业中调用不同的图式，即各图式在不同亚群体的“工具箱”里的地位不同。

由图3可见，受访者呈现出明显的代内分化：不同家庭背景的个案点在图中三个主轴上的分布很不均匀。

为了进一步探索主轴之间的代内分化，我以被访者在三个图式上的得分相对大小，判别出每位被访者的主轴位置，并在表5中标识出每个主轴位置上的亚群体人数。

表5 受访者亚群体在不同主轴位置上的分布情况由表5可知，来自内陆地区、农民/劳工家庭出身、选择了体制内就业的受访者多集中在主轴A，而来自沿海地区、富有/中产家庭出身、择业体制外就业者则多分布在主轴B。

接近主轴C的占少数，但仍以沿海地区家境优越的大学生居多。

本研究无意于论证家庭背景决定着个体运用文化的方式，不过特定的社会环境的确可能使身处其中的人更容易接触到并激活某些特定的图式，从而影响他们对文化工具的使用。

诚然，上述浅显的观察还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但或许反映了当代名校大学生文化工具箱分化的某些特征：主轴A两端一者代表着“家”本位的传统文化，一者代表着“国”为先的集体主义精神，都是改革开放之前早已深入人心的文化图式，都将个体的意义纳入某一社会角色中；而主轴B和主轴C则均与改革开放之后才兴起的个体趣味/自我表达图式相联系，这说明作为“90后”新生代的大学生虽普遍熟识从父辈承袭而来的文化工具，但其中成长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优势群体，似乎能够更加自然和熟练地运用个体本位的文化图式去建构自己工作的意义。

他们的文化工具箱所制造出的矛盾，不再是“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而是“自我趣味”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

换句话说，不同家境和地区的大学生所面对的意义感的纠结点可能存在分化。

优势的分化 上文已清晰表明，当我们真正走入行动者的意义世界，就发现他们对自身未来的谋划诚然是带有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其实远不限于对工具性利益的算计，意义感和价值信念同样占有一席之地。

甚至可以说，行动者所构建的价值信念是工具理性发挥作用的前置环节，因为工具理性指导下的目的-手段行动决定了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价值信念指引了目标的树立。

所以，本章力图抓住这个价值认知环节在被访者的生涯定向过程中浮现出的某种规律，以更加透彻地理解大学生毕业出路的产生机制。

如果说前文对于“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区分建立了家庭背景和工具理性行动能力之间的关联，本研究则试图将价值理性的作用也纳入在解释框架里，即学生内化了什么样的价值信念，这些文化图式能否帮助学生树立起清晰的行动目的。

通过对目的-手段行动力和价值信念驱动力的综合，本研究在“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二分类基础上得出了一个2×2的四分类模型，用以解释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获得毕业出路的四种机制：如图4所示，四个类别分布在由两个轴组成的象限里。

大体上，纵轴代表工具理性驱使之下利用手段达成目标的目的-手段行动力。

“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的主要分野即是在此。

正如前两章已经说明的，自如使用文化工具去达成目标的能力与社会出身有着系统性的关联，因而纵轴同时也带有家庭背景的意涵。

横轴代表价值信念对生涯选择的驱动力，前文表明学生的行动目标受信念的影响程度是有差异的，浅层内化或相互冲突的价值图式可能不会带来一个明确的目的，而深层内化的价值图式就会构成选择生涯目标的真实动机。

图4 大学生出路产生机制的四分类在纵轴的上方，使用“目标掌控模式”的行动者依价值信念驱动力的不同而分为两种类型：“机会主义者”和“自主驱动者”。

在典型情况下，二者均来自优势家庭背景，同样深谙大学与劳动力市场的游戏规则，也习惯于围绕生涯目标来组织学业与社会性投入，但二者在价值信念上有着关键的区别：“机会主义者”虽然也有很强的目标意识，却没有深入地内化一个逻辑自洽的价值图式，其目标很大程序上是工具性的，而非指向一个对行动者有意义的理想信念。

因而“机会主义者”常将生涯目标定位在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工具性利益（钱、权力）的职业上。

而“自主驱动者”则有一个自主树立的有意义感的生涯理想，虽然他们也很擅长使用策略去做好生涯准备，但他们的选择偏好却不像“机会主义者”那样容易预见，而是取决于他们的意义感设定。

（更d书f享搜索雅 书.YabooK）在纵轴的下方，使用“直觉依赖模式”的行动者依价值信念驱动力的不同也分为两种类型：“迷失无从者”和“价值归顺者”。

在典型情形下，二者均来自劣势的家庭背景，同样面临目标失焦和策略不足的文化障碍。

但二者因为意义感驱动力的不同，也有着关键的区别：“价值归顺者”虽然也缺乏目标意识，却相对比较顺服学校提供的正式教育，因而在校园环境的熏陶中内化了学校所传输的理想信念（详见上文提到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并且出于该理想选择了相应的出路。

由于“价值归顺者”的价值信念深受学校教育影响，因而在选择上倾向于跟随同学的普遍选择和进入体制系统（例如公务员、国企）。

而“迷失无从者”则因为游离于各种价值取向之间而往往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举棋不定，最终陷入被动局面。

在毕业出路的获得上，“迷失无从者”处于最不利地位，而“价值归顺者”获得了学校和体制的赞助，“机会主义者”为自己博取了能力范围内尽可能高待遇的职业，“自主驱动者”则往往能够实现自主设定的职业或升学目标。

可以想见，“自主驱动者”目标通常具有相当高的门槛和精英性质，与无路可走的“迷失无从者”可谓天壤之别。

成我所愿：“自主驱动者”的追梦之路在一系列鼓励个性和批判性思维的话语中成长，又依托巨大的家庭资本和关系资源作为后盾，“自主驱动者”们从来不缺少定义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意识和方式。

大多数“自主驱动者”们想要的生活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种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不过他们对于人生成功的定义还是不尽相同，并且通常不会直接受学校主流价值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在审视自我的基础上从更多的观念来源获得启发。

对于第三章开篇提到的经纬来说，赚更多钱或者博得一个看上去很厉害的职位并不值得被当作一种执念去追求，他深入内化了“个体趣味-自我表达”图式，希望能从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洞察自己的热爱。

交易员职位之所以吸引他也是因为这个职业比其他职业蕴含着更多人生体验的可能性。

而对于教授家庭出身的彦超来说，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出色的建筑设计师，因为他的确热爱这个行业，“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作品，就会有很多成就感……当你这个帮助别人满足他们的需求的时候，你自己也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人，然后就很高兴”。

其实他也拿到了多家机构的录用，但对他而言，挑选职位的首要标准也不是薪水，而是看团队的工作风格和对新手的培养意愿，“其实我们这个行业还是一个类似师徒制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最看重的还是团队，我能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去什么性质的单位其实没所谓……”与经纬类似，彦超最后选择的一家建筑设计院也不是薪水最高的，而是他认为可以提供最理想学习机会的团队。

其实，“自主驱动者”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什么东西最重要，只不过他们在大学期间主动地、尽早地完成了自我探寻之旅。

由于要探索自己的热忱与理想，他们不会把自己禁锢在故纸堆里，课外的社会性投入至关重要。

经纬这样描述这些经历对他自我探寻的意义：“你不去经历，你就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你去经历去尝试，会做错很多事情，但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某种程度上，与其说大学为“自主驱动者”提供了“教育”，不如说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自我成长的平台和所需要的资源。

谈起大学对他最大的意义，经纬直言并不是课业，尤其不是专业教育，而是课外的人际交往、讲座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经历。

提到学校在价值观方面的引导，经纬也直言：“我觉得我几乎没有受到官方价值教育的影响，而且官方的输出其实很少，同学中间倒是有的。

‘自由而无用’嘛，我觉得就是说人不能太功利，因为功利的人往往短视”。

对于北方大学对学生旗帜鲜明的价值教育，彦超也表达了一种冷静的审视，将这种导向看作这所大学的一种历史基因：“在历史上它可能需要这么讲，不过很多人的选择都是一个综合的东西，你自己还是环境里面的各种因素都要考虑。

所以我觉得独立自由还是很重要的吧，爱国奉献精神我很同意啊，但多大程度上成为你的动力因人而异吧。

我不会对这类话特别敏感，可能因为我平时比较忙，所以关注的是还是专业方面为主”。

经过一番不断“试错”的过程，直到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与短处，并在失败面前叩问自己真实的兴趣和终极目的，最终锚定一个职业目标——这条探索之路对所有人而言都并非易事，自主驱动者们只是在这条路上更有意识、也更容易获取支持。

最终，自我驱动者们会在心里将“自己真正想做的”和“条件允许我做的”、“很多人都去做的”，以及“父母希望我做的”等等选项做一番比较，并且基于自己深刻内化的一套逻辑圆融的世界观去作出本心所愿的选择。

他们对自己的价值系统已经颇为确信，并且对意义感和价值感表达出相当高的需要，以至于他们真的会依据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对各种潜在的选项做出评判，最终指向一个确定的选择：“从我现在做这个事（创业）来说，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工作，也是一个你往前要去追的这么一个东西。

当你去追的时候，你觉得你就跟这个事情都已经是融为一体了，其他的事情都要放在这个之后去安排了！如果按我爸妈的意思，可能我去当个大学老师什么的，那可能就是一个能养活自己、然后有点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但我现在整天都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儿啊！就是那种……认真地经历一些事情的那种感觉吧，就会有一种对每天都很期待的感觉。

”（思同，北方大学社科，北京人，父亲为大学教授，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钱太少当然不行，这是基本条件。

但对我来说差不多有个中层的收入，就是可以接受的事情，但是生活要有意义，其实我是这么觉得的。

很多人可能追求拥有一大堆奢侈品，大多数人为了赚更多的钱，无非是追求体验别人所体验不到的东西，但是如果在这个能赚钱的过程中，你同时实现了意义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

”（钦凯，南方大学理科，上海人，父亲为私营企业主，母亲为工程师，毕业后就职于某知名外企）“我有考虑过找工作啊，但是我觉得没有价值感，就是你的那种纯粹思考、讨论、自由、写文章的这种快乐就没有了，你可能要么朝九晚五，要么就被公司榨取得不行。

如果一种生活除了给你带来收入，也能给你带来价值感的话，可能会比纯粹的劳动来得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一点，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想法。

而且我们现在收入也不低，我们现在参加了一些项目，做一些课题什么的，我觉得也还行。

X大学有个老师，他说：“我现在不做别的研究，我只伺候自己的兴趣，我觉得活到这份上这辈子就比较厉害了。

自由就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让你做自己觉得有意义、有一定社会价值的事情。

”（宇森，北方大学社科，东部城市学生，父母均在机关事业单位任职，毕业后选择深造）“赚钱是一个方面，钱反正够花就行了，赚多了没用，你又不会把钱全取出来堆在家里。

事实上你还要考虑其他方面，就是过得高不高兴。

你花了人民币是要追求什么？是追求自己高兴，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虽然收入很高，但是你要工作20个小时或者工作16个小时。

投行现在收入很高，但你一天或者一段时间内就要疯狂地工作，过得也不是很高兴。

所以我觉得教育有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让人意识到其实我们的收获不是只有人民币，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它们可以融通在一起。

我学术做得好还是可以赚钱的，走遍天下都可以去做各种讲座，我的这个行业地位就奠定起来了。

”（友斌，北方大学工科，东部城市学生，父亲为国企工程师，毕业后选择从事学术职业）莫谈情怀：“机会主义者”的成功之道“机会主义者”没有深入内化某种价值图式作为自己意义感的支撑，但善于使用策略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由于家庭背景所赋予的优势，“机会主义者“们对取得好成绩、好工作的手段相当熟悉；又因为尚未深刻地内化一种成熟的价值信念，他们其实对于“为什么要成功”的问题没有答案。

这也是“机会主义者”与“自主驱动者”最大的不同之处，他们的生涯目标常常是短期的、工具性的，而并非植根于所认同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感之上。

“机会主义者”几乎从一进校开始就认清了学习并非大学里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必须从学业里节省精力去打造自己的求职简历。

但他们同时又知道自己必须要保持一定水平的绩点，以防错过好成绩赋予的资源和机会。

《选课学概论》这样的学问，在机会主义者当中最受欢迎，它可以帮助学生从“水课”中拿到好成绩，又用节省出来的时间去投入到更有“投资价值”的活动中去。

他们早就对学校提供的价值引导和“培养”放弃了兴趣，并且早已洞察到：课堂上所教的东西和就业市场上需要的东西是两回事，一个理性的求职者理应做到根据市场的需求早做准备。

正如第四章提到过的泽斌，他在学习中属于典型的“浅薄涉猎”型，居然也保持着排名前列的绩点。

他为自己谋划了一条行得通的跨专业实习求职之路——通过成功获得某行业巨头公司的暑期实习机会，大四之初就拿到了包括通用电气、强生医疗等三个世界500强企业的录用函。

但他并没有在那时候停止求职，而是继续对重点行业广泛撒网，“投了咨询，还有就是市场有关，比如像百威英博，当然我也投过几家互联网”，最终他决定选择国内某知名互联网游戏公司的市场营销岗位，起薪几乎超过南方大学本科生起薪平均水平的3倍。

与“自主驱动者”不同的是，“机会主义者”其实对自己的目标并无价值意义上的认同。

泽斌对各种为学校所赞赏的价值感到虚无，似乎只有最直接的物质报酬值得他当下去追寻。

在他看来，南方大学的同学实际上利己者众，论到南方大学“自由而无用”的文化，他显得非常怀疑，也并不觉得自己在身边见过真正践行这种价值的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在一直在做‘有用’的东西，其实真正去做无用的什么东西的人很少，反正我自己觉得很少。

自由无用啊，说说都是一些情怀，但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offer有多少钱”。

他希望自己以后能够成为业界的大佬，但他也坦言这个想法说到底还是为了“追求财富或更高的地位”。

雅君：“那你会觉得财富和地位就是你的人生理想吗？”泽斌：“目前支撑我的就是这两个，其实这个东西越简单越好。

因为这个就是当你有足够的钱啊，你才会转移到精神层面的追求。

……（意义问题）我现在暂时搁置吧，因为我觉得它目前对我来说，嗯……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而且现在想也白想，目前人生阅历也很少，又想不出来。

”国凡是在大学里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的。

他曾怀着一腔新闻梦想转学新闻学，却在几年的国际交流、访学和实习经历之后决定抛弃自己的理想。

多次媒体实习经历让他相信，现实世界远非他理想中的样子，加之如今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他因此怀着恼恨的心情彻底抛弃了原先想做一个新闻记者的梦想，决定彻底离开新闻界，转战金融。

他把这个过程叫“洗白”：“洗白就是我都不把自己的媒体实习经历写在简历上，然后去金融从零刷实习，去券商去银行。

”他专门为此转了专业读研，以为自己留下足够多的时间去准备在金融圈求职。

他的求职结果也还算满意，最终接受了某家大型证券公司总裁办公室的工作邀请。

总结自己的求职之路，他把自己全然描述成一个不相信任何“漂亮说辞”的机会主义者：国凡：“我们虽然鼓吹自由，谁也从来没有真正的自由过。

每个人都活在别人的期待里。

别人怎么样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找工作也一样。

自由这件事情其实只有自己解放自己，你别想着什么，你多挣30万，你就能有更多自由。

所以我现在找工作，我就看待遇和发展这两块，就是钱和对能力的培养。

我其实就是一条狗，谁给我的骨头肉多我就给谁干活，领了钱回到家啃骨头，就这么简单。

”雅君：“那你会考虑自己喜不喜欢吗？”国凡：“喜不喜欢是个很虚的东西。

媒体我够喜欢吗？那实习干完就不喜欢了。

你所有喜欢的行业，干到最后可能都不喜欢。

其实包括金融圈，大家都是狗。

只不过是在哪里当狗的问题，那就去找个有肉的骨头啃啊。

” 虽然“狗”的比喻听起来略显刺耳，但我注意到颇有好几位被访者使用了相同的比喻，将自己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看得透彻赤裸。

既然与雇主单纯是一种交易关系，当然要选择待遇最优的雇主。

身处竞争激烈的中国社会，紧盯高薪热门职位的机会主义者们从不缺少运用工具理性形成最优策略的能力，在竞争中自然更容易胜出。

同样是为职业生涯早作准备，“机会主义者”选择生涯发展方向的思路却与“自主驱动者”存在微妙差异：“自主驱动者”重视自己的价值信念——“我真正想做什么”，而机会主义者则更多地考虑自己的成功概率——“做什么可以让我最成功”。

“我上大学以后就没有遭遇过任何挫折，好像我想要的都拿到了，这个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认识得很清楚，或者说我没有去追求那种我肯定拿不到的东西。

……到大三之后我思考了一下，如果不出国的话，成绩有什么用。

我当时手上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可以直研了，不需要靠成绩直研。

其实只要想清楚，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能不能用，这个东西只要有用，你就把它弄出来。

……我大三上在团市委挂职，政府实习已经刷好了，现在媒体这块也做得不错。

我觉得我不需要在体制内寻找一个饭碗，我要去体制内当公务员没什么优势，可能还是做媒体吧。

……我从来不在自己做的事情上建立意义感。

我可以把自媒体做得很好，但这有什么意义，做的东西全部是虚的，意义感是很虚的东西，自己过得爽才是最重要的。

”（皓然，南方大学文科，中部城市学生，父母为当地机关事业单位干部，毕业后就职于国内某知名媒体） “一开始还对哲学蛮有兴趣的，但是越学越发觉这些问题全是别人已经搞过的，后来就你们争你们的学术问题，我去玩摄影了。

大概大四吧，开始把所谓的那些国家社会价值追求放在其次，我还是认同对社会有意义的努力的，但我只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吧。

自由而无用固然是好的，但是首先得让我吃饱喝足生活幸福吧？对我来说，我能有时间玩摄影、赚钱、在海边买个房子，过上让外人从心底羡慕的生活，就可以了。

所以我基本上研究生（阶段）都是在实习，简历上现在有八份实习吧。

……‘做自己’是个很虚的词，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

”（世民，南方大学文科，东部城市学生，父亲任大学中层行政干部，毕业后就职于某知名金融机构）路在何方：“迷失无从者”的困惑之境如果说“自主驱动者”既有自主设定的价值目标，也知道如何动用合理的手段去达成，那么“迷失无从者”则恰好相反：既没有内在一致的价值目标，所拥有又能被熟练使用的策略工具更是少而又少。

从家庭背景，到看待“好学生”的观念，再到组织学习生活的基本思路，再到最后的出路，“自主驱动者”和“迷失无从者”是天差地别的两类人。

不要说成为好朋友，他们可能甚至很难冷静地理解对方。

他们之间最显而易见的区别是：“自主驱动者”的努力是出于明确且带有反思性的目标，而“迷失无从者”的努力则并非出于目的-手段的考虑，而是基于一种缺乏方向感的直觉与惯性，以至于在毕业关头前者的努力可以高效地转化为求职优势，而后者的简历则是一盘散沙。

“迷失无从者”多为生长在工农家庭、中西部地区的第一代大学生。

前两章已经述及，相对劣势的家庭背景使他们面临着一种文化障碍，以至于常常在安排自身大学生活上策略性不足，而是更多倚赖直觉和习惯。

虽然“迷失无从者”和“价值归顺者”都面临这些障碍，但“价值归顺者”得益于大学主流价值观的教育而获得了清晰明确的方向，而“迷失无从者”之所以在毕业面前茫然不知如何选择，部分原因是他们未能为自己树立一套内在自洽的价值观念——他们是上一节中提到的意义感的“游离者”。

其实，无论在哪个主轴上徘徊，只要能找着自己在价值坐标上的位置，就有利于尽早确定生涯方向，提前为毕业铺平道路。

遗憾的是，出于家庭资源和信息来源的局限，他们的观念来源本身就比较狭窄，加上父辈们的偏见、道听途说的看法、自己的猜测……他们掌握的观念通常不成体系，如同箱子里横七竖八的零碎工具，互不配塔、甚至互有抵牾，而且很可能并不适用于大学这个具体而又相对陌生的场域。

结果是，到了毕业前夕，他们往往仍然想不清自己到底要走哪条路。

毕业出路对他们而言谈不上主观意志的“选择”，而更多地是一种情急之下的权宜之策。

“他们就是走到哪算哪”，在南方大学做过本科生辅导员的敏浩对这种“迷失无从者”的典型症候非常熟悉：“他可能在直研前一周想好了我要直研，这种和没想好其实没什么区别。

然后绩点不够废了吧，搞不定了，家里来帮我吧！家里帮不上呢，那就临时开始找工作，要不延毕。

还有一批呢，好像有个打算，但他想得很空，比如想好了我要当公务员，但当公务员为的什么呢？我是求稳？求工资？求以后发展还是求留在上海？不知道。

”远在北方大学的牛铭正是符合敏浩描述的情况。

他从未料到自己有一天会为自己的出路犯愁，然而他却真的面临这样的现实。

直到大三下学期抉择出路的关头，牛铭仍然没决定要走哪条路：“当时很重要的时期了，只能考虑保研，工作的话我没有实际经历，简历什么的都没有，比较困难，虽然我是北方大学的，其实到这之后总感觉就业还是有挑战的，并不是说什么工作不愁了，可以实现个人理想了，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

”雅君：“你大一到大三中间还隔两年，你这两年在干吗？”牛铭：“一直在学校里学习上课。

”雅君：“但是你会看到，从大二大三开始你就会看到有的同学就已经出去实习了，对不对？”牛铭：“怎么说呢？就是总有事干，我还待在学校里面学习。

看看书，有时候也玩。

”雅君：“你会去做实习实践，或者做兼职吗？”牛铭：“没干过，我也想做，但总感觉个人能力不够，不好意思做。

我就是在学校里面，一直在学校里面，大学的门基本上一年都出去不到一两次。

”雅君：“那你怎么能知道以后做什么工作呢？”牛铭：“我到现在都没琢磨，我简历上现在都空白。

所以说我就糊里糊涂地直博了，就没做好准备就直博了。

”作为一个学经济学和管理学双学位的学生，专业领域本来可以带给他一些生涯选择上的优势，然而牛铭却一年出不了几次大学校门，从来没有过实习经历。

作为一个来自中部农村、家境平平的学生，本来“家庭责任-地位获得”图式很可能是驱动他的一个动机，但受北方大学价值教育影响颇大的他，又不能接受一个逐利的自己：“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是想去赚钱的人。

可能别人会去赚钱，我自己从来没把赚钱作为我的追求。

如果没有来北方大学，我可能会和很多人一样去赚钱吧，但我来北方大学是来学习真本事的，不是来赚钱的。

……我们学校的那些最优秀的人，受到奖励的，你看看他们是干什么的？有的研究政治，有的研究扶贫，没有人去赚钱。

不过有这些思想的人一般都会主动、有些行动，但我感觉我没行动”。

就这样，现实功利的道路被自己所接受的正式教育所弃置一旁，而心里其实有点认可的理想信念——担负起更多的国家社会责任——的道路似乎也走不通。

他也考虑过当公务员，但因为对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并不熟悉，又缺乏相应的经历，专业铸就的价值倾向和自信心的缺乏让牛铭总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干公务员必须得有资源的，而且很多情况是，我感觉公务员很难真正地对一个地方有作为的。

因为我也不太了解公务员，我有可能不知道吧，我不是个崇尚体制的人，我是学经济学的怎么可能会崇尚体制呢”？牛铭似乎并没有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自主作选择，而是陷入了这个专业所面对的某种矛盾的价值立场。

然而眼下，不要说实现理想或承担社会责任，就是去找份工作解决生计问题，他都有点发愁。

最后，他只能抓住院系提供的一条权宜之路，匆忙直博。

即便是直博，他也没想好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我总感觉我是被北方大学这个潮流驱使去读博的。

我们学校大部分人都是继续读书，读研比例高得很，都是偶尔才出去工作的。

其实我是不想这样做的，但是总感觉现在找工作的话，我跟你说了嘛，我主要是没实习，我都没出去看过，我怎么知道，万一入错了行怎么办”。

学术科研其实并非他的兴趣所在，于是他设想着博士毕业后再去工作，因为在他的想象中博士一定更容易就业，“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同学继续读书呢”？再问博士毕业后想找什么工作，牛铭又一次陷入了迷茫……其实，许多被访者都表示自己曾在大学过程中经历过一段价值迷茫期。

但重要的是，多数家境好的学生会尽早度过这个阶段，以规避沉没成本带来的损失，然而，阶层背景较低的学生更容易陷入长久的迷失而不自知。

正如第三章所述，出身于农民/劳工阶层的被访者，在进入名校和大城市后，多数经历过一个艰难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无疑会消耗许多心力和自我效能。

更重要的是，大城市里扑面而来的消费文化、名校学生出国留学的风潮、加上大学所盛行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话语，很容易使他们原本内化的“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图式也松动了，以致于失去了方向。

来自江西农村的寒梅也在毕业之际深陷这种茫然无从的状态：直研未果，只好匆忙四处借钱准备留学申请，然而收到的却是一封封拒绝信。

延毕一年之后，仍然没有拿到录取的她，只得被迫加入求职大军……当考虑每一个选项的时候，她心里都会响起一个反对的声音，以至于在意义图式的海洋中漂泊无定，“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

“其实我大二的时候就想出国了，但是家里周围那些人没人听说过出国，好像我就是有种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感觉。

然后我就是觉得可能确实是我自己想要的太多了。

然后就只能考虑要么考研要么工作。

然后考研的话，感觉也会给家里带来经济负担，感觉我要读下去的话，就是一个很自私的选择。

那我就想要么工作好了，但是当时就听说什么经济形势不好、工作也不好找之类的……所以就还是想出国，但是准备的时间太短了。

我也没钱找中介，反正也没申上。

后来再申还是没拿到offer，我觉得自己好丢人，当时真的很难过……现在我打算去××公司工作了，慢慢也看开了，或许回归生活、经济独立后思想会更独立。

”（寒梅，南方大学社科，中部农村学生，延迟毕业一年准备留学申请未果后求职）再者，作为第一代大学生，“迷失无从者”严重缺乏对大学和职场内部常识和规则的知识，而这些往往被中产阶层及以上的学生认为是不言自明的。

“根本不知道有哪些选择，比如说出国这些方面，我发现他们是很早就意识到或者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我是很晚才知道这个事情，但真正开始明白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些晚了”，来自河南的农村学生浩凡道出了不少被访者的同感。

就这样，在学校的引导、世俗的追求、自己微弱的理想等若干选项的纠结之间，在残酷的竞争结果面前，“迷失无从者”总是最容易陷入一种被选择的局面。

迷茫的目标和匮乏的信息与策略共同导致了一种“生涯目标失焦、简历一盘散沙”的状态。

在左顾右盼、举棋不定之间，四年光阴匆匆逝去，使得“迷失无从者”极易错失为毕业出路做准备的窗口期，其名校文凭对职业地位的兑换能力也不免随之缩水。

跟从主流：“价值归顺者”的逆转之机上文提到，因为劣势阶层的学生“工具箱”通常小而零碎，内化的观念并不整合，因而比起“目标掌控者”而言更容易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即学校主流价值教育、风行的同辈文化）的影响。

然而家庭、市场和学校各自生产着不同的话语和意义指向，导致外部意识形态的环境又相当嘈杂，学生在其中如同置身一个意义角力场，容易迷失无从。

不过，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价值归顺者”因为接受了学校里的主流文化宣导，而树立起了被学校和校友所支持的生涯目标，由此免于生涯困境。

正如前两章所示，习性的错置和文化资本的短缺的确构成了阻碍低阶层学生成功的文化障碍。

但尽管如此，也不应该认为中国精英大学与寒门学子的文化全然不匹配。

从他们的叙述来看，他们用以理解自身现实和组织行动策略的“文化工具箱”不仅仅带着阶层生活经历的烙印，也受到政府领导下的学校教育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布迪厄也认为学校教育对国民的感知、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形成影响深远：正是学校教育系统将社会的主流思想观念传递给个体（包括无意识层面），因而有相似教育背景的人们更容易共享某些特定的常识和观念——他称为“学校化的习性”(“a cultured habitus”)p.344。

作为经过高度选择的高考制度的“获胜者”，与Paul Willis笔下那些过早背叛学校的底层青少年不同，本研究中来自劣势家庭背景的被访者们表现出了对学校教育系统及其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

无一例外地，所有被访者都对“教育可以改变命运”坚信不疑，并且对自己能有机会在大学学习充满感激和自豪之情。

因为入学之后普遍抽离出家庭、稳定地居住在大学校园里，他们便更有机会去内化校园里盛行的观念图式。

其中最鲜明者，是学校和老师在正式教育中提供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

对“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的接受为“价值归顺者”带来了一种获得学术职业和政府体制接纳的可能性。

自80年代初以来，过去以“统”和“包”为主的计划分配体制被“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市场竞争机制所代替，使得大学毕业生的处境与市场主导的西方国家具有了更多相似性。

尽管如此，对于市场转型阶段中国精英的形成，学界达成了以下基本共识：在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中，国家主导和原有体制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主导再分配权力的政府体制并未被削弱，而与市场体制并立或融通。

万闻华和方长春甚至认为，政治权力和市场共同作用于精英形成，政府体制其实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市场从属于政府体制，原因在于市场框架是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的。

也就是说，即便市场机制已经在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中占主要份额，政府机关以及包含学术科研组织在内的事业单位仍是一条上升为社会精英的关键通道，这也印证于社会上对公务员、事业编制的追捧。

而大学本身作为一种政府管理下的事业单位，与体制资源有诸多衔接之处，这就为一种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赞助性流动”创造了可能性。

众所周知，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正式组织，会为其成员创造和提供多种多样的上升机会，直观的例子包括校内行政岗位、直研深造、留校任教、向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输送选调生等。

比起一直迟疑彷徨的“迷失无从者”，“价值归顺者”的优势就在于，他们顺从了大学的主流价值导向，并据此选择了大学提供赞助的生涯发展方向，因而获得了一条走得通的出路。

上一章的“转变者”部分中提到的海文和梓桐，都是因为内化了大学所传递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而获得理想出路的例子。

更鲜明的例子体现在走上选调生岗位的被访者身上。

在我访谈的多位选调生中，这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和践行意识令我颇为震撼，而从他们的出路来看，大学和体制也的确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益民从小生长于安徽某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通过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被南方大学公共管理类专业录取。

从国家级贫困县的乡野到一线大都市的名校，益民在一开始也经受了不少文化上的冲击，往日的自信心跌到谷底，只剩无休止的自我怀疑和迷失感：“那种现代化的都市和那个偏远的小山村之间一个巨大的落差会让你不知所措，会让你有种迷失感，就是你以前很熟悉的生活，突然这边出了这么多嘈杂的声音，你不知道要去怎么走，下一步应该要去哪里”。

一向要强的他，白天强打精神正常上课，表面上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但其实“内心整个人都已经炸了，心态崩了，有时候半夜一个人会默默地流眼泪，然后想想啊，感觉自己一点长处都没有，一点优点都没有，自己是不是要完了，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能活着一天就不错了！以前长那么大没有这种事情”。

当时的他不愿和任何人聊起这些感受，独自默默坚持着。

慢慢地，在社会调研团队和支教项目中的参与让他恢复了一些状态。

虽然参与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但这些懵懂而积极的投入却换来了自我的重新整合和方向的确立：益民：“寒假或暑假我都会出去，做调研或者是社会实践，去的地方都是一些就是西南啊这些比较贫困的一些地方。

” 雅君：“你参加这个是觉得这个会对你的就业有帮助？”益民：“我没有那么强的功利性。

我就觉得我需要去因为我自己是农村的，也要去感受一下就是一些贫困地区的情况。

然后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去的是那个湖北巴东，当时也是一个贫困县，然后去的感觉就是那个贫困县比我们县还要贫困，可能是我小时候的那种状态，所以就给我很大的震惊，然后之后就觉得有必要再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状况。

” 雅君：“也没有考虑过去实习之类的？”益民：“没有，我一直没想去实习，我觉得可能赚钱这种事跟我来说好像不太搭调，怎么说，就觉得气质不符吧，讲钱太那个啥了，太俗了，所以就没有想去公司这种。

” 雅君：“所以你花了多久才算是适应了大学？”益民：“基本上是整个大一吧。

到大一下学期以后才稍微好点，然后到大二然后再继续参加一些就是社团活动，精准扶贫的调研啊这方面的，然后才稳定下来。

我觉得那种自我的撕裂感在整个大一大二都会有，可能在大三才真正地平静了下来。

然后才知道自己就是未来想要一个怎样的自我，想要怎样发展。

然后我对工作的选择就是能够发展好自己，然后最好给周围的人带来一些改变，所以就想从政，专业也对口。

跟辅导员聊过相关方面的话题，但还是很模糊。

” 雅君：“你是怎么知道有选调生这条路的呢？”益民：“我听辅导员说过，但是还不是怎么太清楚，然后大三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基层就业协会’，它会有个宣讲，然后我们之后又拉了个群，他们也会定期推出一些关于选调生的一些信息，然后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去接触和了解这些东西。

大四上的时候，就通过那个基层就业协会，他们的信息，包括也有一些学长就是往年的选调生到学校来做那个宣讲之类的，也会去听一些，然后去跟他们聊一聊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就比较明确了。

”通过参加扶贫调研、支教等公益活动，益民把工作的理想树立在了基层服务之上。

而通过加入学校的“基层就业协会”这类社团，他又得以接触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学长学姐，从而获得了选调生遴选的信息渠道。

已有不少基层服务和调研经历的他，又是预备党员身份，在选调生选拔中一路绿灯，拿到了包括江苏、浙江省在内的多个录用通知。

最终，他选择了江苏省，被分到某市的市直机关，他对这一结果颇为满意。

之所以选择去江苏，一方面考虑到离家乡近，可以照顾父母；另一方面又能学习东部地区较为先进的公共治理经验，这样以后可以更好地服务西部地区，“这也是基于我之前去西南部一些地区，去跟当地的政府官员他们交流，我自己得出的一个观点就是真的中西部的行政效率真的各方面问题都很多，跟我接触的东部地区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我就想还是去东部待几年看看情况，然后未来的话有机会再去西部”。

虽然留在了市直机关，他最大的心愿还是去更基层的乡下扎根锻炼，因为他觉得帮基层民众解决实际问题才更有意义：“我特地还问了他们，他们说可能会去村里面或者镇里面挂个职之类的。

我其实蛮期待之后两年的基层锻炼，就是能够直接地接触到一些基层社会的情况，最好的就是把他们的一些想法，一些问题啊通过我去反映上去，能够帮助他们解决。

我觉得这样还是蛮有意义蛮重要的。

因为之后我一直都在市委工作的话，你跟基层民众打交道的机会其实很少的，就是面对这些政府工作人员，其实你并不知道基层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就是我的出发点还是蛮重要的，就是不能偏离了这个东西”。

和益民一样，来自甘肃农村的大成也在大学拥抱了家国情怀。

在北方大学读研期间，他就是“双肩挑”的辅导员中的一员。

在北方大学学校文化的熏陶下，他逐渐树立了从政的理想——进入体制内，“去关心和试图解决当下社会的问题，这是我觉得真正值得去做的”，可见他对这一目标寄予了相当强的价值感。

他在校团委任职，不仅担任辅导员，还在每个假期加入学校基层研究会组织的基层挂职，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他毅然选择了从金融学院转入社科学院读研，为了让自己掌握更多分析社会问题的知识与方法。

他决定响应国家号召，硕士毕业后去乡镇做一名基层公务员。

考虑到北方大学校友网络在各地政界的有力影响，大成的从政之路其实颇有前景，“我们学校老师，党委副书记，可能每年会去看很多刚刚到地方去的新生。

其实就是去领导那点个卯，刷个存在感，提干的时候让这个领导记得，我们这可有一个北方大学的人在这。

表示一个姿态，我的学生来到你这个地方，我都一直关注着，你不关注我关注，我也是个部级单位”。

从结果来看，依托于学校和体制内强有力的资源庇护，“价值归顺者”们的出路虽然可能从薪酬上不及“自主驱动者”和“机会主义者”，但从声望、地位和权力来说同样相当理想。

“我们北方大学一直倡导的就是去重点行业重点领域，为国家做事，追求的有一个口号叫作‘入主流上大舞台’。

比如说那种60万年薪的外企，北方大学是绝不会在官方场合宣传的，他们根本就不是学校鼓励和支持的。

……我现在选了省委组织部，虽然工资确实低，但不管从事什么岗位，你始终是在为国家做事对吧？那种私企和外企，你干了一辈子之后，你感觉你除了为这个大老板赚钱之外，好像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值得称道的事，但是我去的政府，他是在基层在为国家做事，而不是在为某一个人做事，感觉这个更有意义。

而且这个位置它的社会地位还是挺高的。

”（高程，北方大学社科，东部城市学生，第一代大学生，父亲为工厂经营者）“‘爱国奉献追求卓越’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把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和你的自我价值统一起来的，你并不是觉得它们两个是对立的关系。

我觉得北方大学的人就是要追求卓越，而且并不是我奉献了就没有我自己了，你会觉得它是你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

当你有一天做了爱国奉献之类的这类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会有一种欣喜感，或者一种自我满足感。

……虽然那些企业的offer能给我几十万年薪，但我觉得去航天研发部门平台更大。

我做到了我应该去做的，然后我从来不会说什么，就像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

”（浩凡，北方大学工科，中部农村学生，父母务农）至此，四类出路获得机制的主要特征已经清晰可见了。

上述个案鲜明地向我们呈现出，同在名校，不同学生的生涯成功之路是如何被他们自己铺就或堵上的。

在每个人的故事里，阶层的限制与个体的能动性、理性计算与价值理想相互交织，共同组成了一个看似纷繁复杂难以解释的现实图景。

不过，文化社会学中关于文化和行动关系的理论为我们赋予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当我们仔细思忖上述四分类，会发现关于价值信念与行动之关联的两种理论路径——价值观驱动范式和文化“工具箱”范式，其实有论无争，甚至互相补充：价值观驱动范式的解释重点在于人的行动目的是如何确立的，而“工具箱”范式强调了人如何像使用工具那样使用文化去达到预先确立的目的。

在学校-工作转换的具体语境下，学生能在生涯选择上享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取决于两个要素：(1)内化的价值观念是否驱动了自洽的、明晰的目标；(2)学生作为理性行动者使用文化工具达成目标的能力，而如上文所述，使用文化工具来达成目标的能力与阶层有着系统性的联系。

表6 四种类型的毕业出路获得机制如表6所示，因为优势家庭背景提供了足够的信息、策略和探索自我的机会，“自主驱动者”在为自己树立目标和实现目标方面都享有优势，在有目标、有策略的情况下，他们容易获得自己的目标职业；家境相仿的“机会主义者”与此类似，只不过出于某种生活经历或环境原因他们未能树立起有意义的价值目标，但至少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取得令人歆羡的高级职业；而家庭背景优势不足的学生则很容易因缺乏信息、道听途说和相互冲突的信念而迷失职业目标，导致在毕业关头成为处境被动的“迷失无从者”；不过，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对学校、政府等正式组织的活动参与频繁，并以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为自身的理想信念，他们就可能跳脱出“直觉依赖模式”的困境，怀抱着主流理想信念在组织的庇护下获得职业机会。

如果以薪酬来测量他们的出路高低，其大致次序可能是“自主驱动者”/“机会主义者”最高，“迷失无从者”最低；如果将权力和声望也纳入测量，那么“价值归顺者”也被视为获得了相当精英的职业。

真正感到难以在名校学习期间改变命运的，就是“迷失无从者”了。

至此，我们已经详细地展示了，在家庭背景的结构性约制和个人使用文化的能动性的双重作用下，使用“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大学生各自是如何获得毕业出路，以及出路的差距又是怎样拉开的。

本章表明，虽然“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分配很大程度上遵循的是再生产的逻辑，但出路的获得却不仅仅是个决定论的故事。

“自主驱动者”固然优势占尽，但“价值归顺者”的峰回路转同样有迹可循。

在当前中国社会，市场轨道和体制轨道并行的二元精英路径下，家境劣势的大学生并非注定只能成为“迷失无从者”。

正如前文讲述的，当他们在接受大学教育的过程中读懂了大学的游戏规则，充实了自己的行动能力，或是响应国家号召、获得了组织的有力支持，他们就有可能摆脱“直觉依赖模式”的困境，获得比较满意的向上流动结果。

需要申明，寒门学子在精英大学中遭遇文化障碍，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化或习性本身存在某种缺陷，而只是因为他们所掌握的文化与大学多数成员所“默认”的文化不同罢了。

文化障碍及解释逻辑的提出，看似从寒门学子自身的角度解释了不平等的产生，本意却不在于“谴责受害者”或对寒门学子的文化表示批评。

相反，与其他力图揭示低阶层与大学的文化错配问题的研究如一样，揭示“文化障碍”的目的是展现名校的制度与文化环境看似中立，实际上却给寒门学子获得与中产阶层学生同等的高等教育体验带来了额外的困难。

说到底，这是宏观层面的大学组织特征（比如大学里各阶层学生的比例结构）和制度安排（比如就业政策、学生评价标准和资源分配制度）导致的，个体身在其中，无可选择地承受了它们带来的后果。

当然，这并不是说寒门学子只能被动接受文化障碍的钳制。

书中已经多处展现了发挥能动性去突破多种文化障碍的可能性。

正如许多运用布迪厄理论研究不平等问题的学者所同意的，要促进寒门学子突破文化障碍，就需要引导他们认识这种文化障碍产生的原因，特别是要向他们解释新的学校场域中那些或明或暗的“游戏规则”。

当有人向他们清晰地解释一番名校中实际起作用的场域规则，他们就逐渐能结合这些知识对自身的处境进行自反性的分析，就有可能重新审视原先未曾意识到的困境，松解那些本不必要的自责、羞耻和负罪感，才有了发挥能动性去突破困境、赢得转机的动力。

这正是我写作本书的用意。

寒门学子能做什么？寒门学子如何突破文化障碍，是我目前正在研究的议题，尚未得出体系化的结论。

此处根据我目前的研究进展和感悟略提几点，权当抛砖引玉，与读者讨论。

要走出文化障碍带来的低迷状态，首先可以从转变对自己处境的认知开始。

正如本研究被访者的体验，不少寒门学子对入校后可能面临的文化障碍没有任何心理准备，遇到困难后又将问题归结于自身，由此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因而突破障碍的第一步，就是意识到自己所经历的困境并非自身的能力或性格缺陷所引起，而是像本书所展现的那样，是个有规律可循的社会事实。

虽然看似是个人的体验，却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是正常的，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的。

换句话说，其实身边有这些不适感的同学大有人在。

因而，不必对身处这种困境感到羞耻和自责。

并且要意识到，支持像自己一样的学生度过适应困难，是大学本来应尽的责任。

虽然寒门学子总不习惯于向辅导员、学院老师等关键人员求助，但错过这个理所当然的帮助来源实为大憾。

要在认知上做好突破文化障碍的准备，还需要向自己强化一个信念：我愿意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挑战我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接受（至少是有反思性地拒绝）那些总是不假思索就拒绝的观念和事物。

因为习性总是不自知、不自觉地作用于日常生活的分分秒秒，行动者无需刻意思考和判断就自动知道该如何行动。

习性作用下的实践常常是前反思性的、是倾向于维护旧有习性的。

因此，当寒门学子来到新的名校场域，总是会无意识地拒斥所接触到的新的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正如书中运用“直觉依赖模式”而不自知的同学，明知道其他策略更有利，却常常轻易从自己的道德体系出发，对此嗤之以鼻。

当然，寒门学子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要有所反思和甄别，亦步亦趋大可不必，但全盘拒斥也不可取。

即便是拒斥，也要经过反思程序再决定拒绝。

对于那些自己看不惯又好似很有功效的做法，可以首先自己反思自己看不惯的缘由是否站得住脚，而后仔细思索一番令该做法有功效的机制是否合理，然后再决定是否批判性地接受这一做法。

突破文化障碍的第三个要点，是对新场域文化及“游戏规则”的广泛了解和学习。

初始的“文化脱嵌”感并不可怕，当寒门学子浸淫在名校的新环境，他们有很多机会去见识其他人习以为常的那些观念和做法。

寒门学子要做的，除了在认知上松动自身不假反思的旧观念和旧做法，还要积极为自己创造多元化的社交机会，去尽可能广泛地接触新观念和新做法。

在这方面，增加社会性投入和突破单一化的社交圈子非常重要。

要尽量避免仅仅在老乡和高中同学群体里寻求社交支持的倾向，也要着意和更广泛的人群、特别是与自己背景不同的同学沟通交流。

在遇到文化适应障碍的初期，寒门学子可能会感到与背景熟悉的同学交往更能舒缓压力、建立安全感和归属感。

随着新朋友圈子的建立，“文化脱嵌”障碍逐渐瓦解，就是时候勇敢地结交其他与自己不同背景的朋友了。

在与不同背景的朋友交往的过程中，可以留心观察和思考那些令自己感到难以理解的观念与做法，并带着坦诚和尊重与他们交流。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增进与师长的非正式交往。

教授和师兄师姐并非如同想象当中的那样难以接近，他们更清楚大学的游戏规则，也能为后来者提供切身的帮助和建议。

事实上，大学已经在促进师生互动方面实施了许多举措，例如让新生有机会进入课题组的学术启航计划、教授读书会等。

不要错过这些交往和学习机会。

假以真心与时日，相信会获益良多。

在逐步做好准备拥抱新社交圈子和场域文化的同时，还要注意衔接好旧有的社交关系和原本对自我的认识，从而缓解习性的裂化带来的撕裂感。

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向上攀登的蜕变之路上仍保持原先自我的延伸性，而非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

唯有将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在一起，寒门学子才能实现文化身份上的主动整合，而不用落入文化自杀还是文化固守的两难境地。

综合本研究中被访者的经验与叙事心理学的洞见，我认为再创作自己的人生故事可能是一个有用的途径。

丹·麦克亚当斯(Dan P.McAdams)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一书中指出，人们通过创作自己的个人神话(personal myth)来理解自身。

通过将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通过故事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意义的、令人信服的整体，人们得以获得自我认同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面对“文化迷失”带来的困境，寒门学子不妨尝试用笔写下或向他人叙述自己的成长故事。

在写作或讲述过程中，特别注意挖掘自己在经历多个成长阶段后也从不曾改变的特质，或者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愿望或信念，以提升自身故事的连贯性。

一位被访者告诉我，尽管自己发生了许多未曾料到的变化，但当他在大三逐渐意识到，自己身上许多曾经珍视和引以为傲的东西其实仍然在那里，未来仍然可以继续发展，之前碎片化的自我就渐渐地拼合在一起，重新整合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却是经历过身份扩展的自我。

尽管目前关于寒门学子上大学的研究往往极言低阶层习性与精英大学场域之间的鸿沟，但在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能考进名校的寒门学子的习性特征其实与大学场域仍有一定的连续性。

例如，寒门学子入学后多习惯性地看重学业，倾向于维护自己一贯的“优等生”身份，而学业“优等生”在目前中国大学的制度系统里的确能获得不少物质性和象征性的支持。

因此，寒门学子在大学阶段的发展具有连贯性的自我并非没有可能，个体在再造自身个人神话中无疑拥有相当的自由，这也是我后续研究的方向。

最后，在即将跨越文化障碍的阶段，寒门学子可以试着去欣赏自己的原生文化，并意识到和发挥好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过渡经历带来的独特优势。

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DidierEribon)的《回归故里》一书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厌弃自身原生文化的人即使取得了成功，也终将因情感和精神的无所依归而饱受折磨。

埃里蓬停止这种折磨的最终途径，正是从精神上“回归故里”，与从前一直抵制和不愿承认的自己和解。

尽管寒门学子可能一度因自己的身份标签（如“农村人”“贫困生”“凤凰男”“小镇做题家”等）而感到自卑和自我厌弃，但一旦当他们趟过了文化身份扩展的河流，这些经历反而会化作一种独特的个性和优势。

不少学者指出，寒门学子的原生文化的确可以制造优势，帮助他们取得成功，包括自立自强的精神、尊师重教的观念、内在生发的不竭动力等等。

更重要的是，实现了阶层跨越和文化身份扩展的寒门学子，如同穿梭在弱势社群和社会精英之间的“大使”，他们精通两边的语言、明白彼此的诉求，也有意愿、有能力去影响政策和决策，从而改善其原生社群的生活境况。

例如，不少毕业于名校的农村学生选择成为选调生、投身公共服务，并非仅仅出于自身向上流动的考虑，也是一种服务基层、回馈乡土的精神追求。

同样，公共生活和学术研究领域中，致力于揭示促进社会公平、提升弱势社群福祉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中也有许多人正是出身于弱势社群。

当他们在新的知识精英场域站稳脚跟，原先的文化身份就自然而然为他们提供了思想资源和问题意识，成为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祝福。

归根结底，要从现象上消除文化障碍，绝非寒门学子个体的责任。

高校教师和管理者需要认识到他们在消弭文化障碍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通过改善政策环境来支持学生应对文化障碍是一条可取的途径。

例如，近年重点大学已经提高了贫困学生的录取比例。

此外，可以通过一些软性的制度机制增加弱势学生在精英大学的比例和进行社会性投入的机会，促进他们的师生互动和同辈互动，帮助他们完善社会支持体系；另外，将生涯规划辅导提早至低年级甚至新生教育期，帮助寒门学子早日树立目标意识，生成职业价值目标，并扩展“文化工具箱”，组建多样化的职业准备策略。

除了透过制度措施来缓和文化障碍，高校教师和辅导员们作为日常接触学生、又手握评估权力的“守门者”(gate keeper)，只要稍微俯下身来，不将自己拥有的知识视为理所当然，多顾及弱势学生的体验和感受，就能为他们扫除不少人为制造出的文化障碍。

学术研究者在推动文化障碍的消除方面同样责无旁贷。

要做能对寒门学子提供切身帮助的研究，研究者不仅需要揭示文化障碍如何阻碍了他们的发展，还需要继续深入探究他们发挥能动性去突破文化障碍的过程和机制。

倘若只满足于无休止地对再生产既定秩序的解释，那么千方百计与文化障碍搏斗的寒门学子就失去了一份得力的支持，而学者们也错过了欣赏一幅能动性与结构性力量相抗衡的动人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