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讲座和同学。

我以前总翘专业课去听哲学系的课，我还听了很多的讲座，不断地听讲座。

……再就是大学的同学，有很多人都特别有趣，能力很强但又很有想法。

你会发现和他们聊一次天，就觉得我怎么人生过得那么乏味、那么单纯？他们告诉你，你可以不用像学生会那些（循规蹈矩的）学姐那样。

那时候我才大二大三，他们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那个时候才开始真的考虑我想要什么。

”——经纬，南方大学理科，东部城市学生，父亲国企中层管理者“参加系里科协的一些活动，但是也比较表面，没有深入地参与过。

然后学校层面的社工，绿色协会也是参加过一点，但是投入也不是很深入，我当时总是觉得可能会影响成绩之类的，所以并不会特别深入地去做。

大三主要还是在学习，准备推研，然后大四一开学，推研完就进实验室了……我比较倾向于遇到事情自己解决，很少向外物或别人投入感情，或者说我其实并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要去参加那些活动。

”——禹海，北方大学工科，中部农村学生，父亲务工不论哪一类“玩家”，在大学这一局迷宫游戏中的表现都决定着他们在关底对决的求职或升学竞争中能否占据有利位置。

换句话说，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出身背景，学生在上大学过程中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与精力，都攸关他们能否在残酷的竞争中抓住下一轮升学和就业的机会：要么自信地踏上自己主动选择的职业路径，并借着大学提供的资源为自己创造良好的发展预期；要么到了紧要关头才仓皇考虑自己的资格能“够得着”的出路，而那样的路往往并非自己本心所愿。

每个人都告诉我大学的经历对他们意义非凡，那么究竟是大学经历中的什么决定了他们在终极对决中的处境？一个简明的答案是——玩家能否在上大学的过程中尽早预见到自己在关底将要走向哪个关口。

话说回来，对于所有新生而言，要在短短的大学四年里迅速适应大学的游戏规则，并认清未来的职业目标（对于部分人还意味着实现习性的转变），绝非易事。

即便对于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来说，形成对未来职业道路的明确想法也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大学生发展研究已经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学生必须主动投入，积极投身学校的各类教育实践，提升学习成果，主动与老师和同学互动，才更有可能取得成 功 。

根 据 该 领 域 的 文 献 ， 学 业 投 入 (academicintegration/engagement) 与 社 会 性 投 入 (socialintegration/engagement)一般被认为是学生的投入中促进自身发展的两个最重要方面。

因而本章对于各类学生的投入的分析逻辑也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我们将在本章看到，两类学生在面对课业学习和社会性投入时的态度和行动（策略）是如何不同，“目标掌控者”是如何在投入过程中一步步为自己的目标做好准备，而“直觉依赖者”的投入又是如何促成了他们在升学或求职中的劣势。

本章还将展现，大学中的投入过程是如何推动一些“直觉依赖者”实现了向“目标掌控模式”的转变。

掌控目标“目标掌控者”的投入过程是以目标的树立和实现为纲领的。

他们倾向于在投入过程中时刻保持一种元认知层面的自我省察，以明晰自己通过各类投入意图取得的收效，确定下一步投入的方向。

并且，这些目标和预期收效往往是以生涯目标为核心去统筹管理的。

下文从学业投入和社会性投入两方面进行阐述。

学业投入：学以致“用”的策略“成绩只有在一种条件下很重要，就是你推研的时候。

因为这是门槛，你要有这个敲门砖，其他没有任何意义，学得好不一定以后用得好”。

已经决定本系直升博士的北方大学工科学生海文带着一种不以为意的语气告诉我，虽然他的成绩实际上在本系排名中相当靠前，但他似乎并不在意成绩。

换句话说，他努力学习根本不是为了成绩。

他深知学校的游戏规则里绩点很多时候是一项硬指标，但他仍然强调“自己看重什么”才最重要：“虽然学校评奖学金、出国交流等等是要看成绩，但是要看你看重什么，把那个你看重的东西做好就行了，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分数把自己给套死”。

不在意，却尽量不错过它所能带来的好处（至少不能让它成为一种阻碍），是多数目标掌控者对待学习成绩的态度。

他们清楚成绩对他们的“用处”在哪里，也知道什么样的课该去怎么应付。

这并不是说“目标掌控者”不会认真对待学业，而是说他们牢牢把握住了投入的意义，并且从这些意义出发，选定他们的学业投入策略。

实际上，他们对学业投入的程度基本取决于他们在实现生涯目标方面对学业成绩的需要程度。

尚未明确出路预期的“目标掌控者”对学业的态度通常是：把成绩控制在某一区间，以保证未来不会因成绩过低而失去机会；同时又尽可能在学业中节省投入成本，以便让自己投入到更广泛的目标探索中去。

南方大学工科学生泽斌其实在大学低年级时也不清楚以后要选择哪条路，他一进大学就开始了马不停蹄地探寻，这意味着他必须从学业里节省精力去尝试更多的事。

而“如何在维持成绩水平的情况下从学业里节省精力”早已在学生群体中广为流传。

几年前，在南方大学的BBS里，甚至盛传过一个名为《选课学概论》的帖子，历数了高绩点的几大“用处”，透露了许多门选修课的老师给分情况与作业要求，该帖作者明确表示其目的正是“帮助大家在学习总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GPA（学分绩点）”。

泽斌在访谈中坦言，《选课学概论》对自己很有用：泽斌：“其实我上大学以后没把成绩当一回事。

就我并没有关注这种东西，差不多就行了嘛。

”雅君：“然而你成绩还是很好，怎么说？”泽斌：“以前就考前突击型的嘛，就一门课看个一星期，就刷刷题，去考试啊。

”雅君：那你会去看那些《选课学概论》吗？你知道这个东西吗？泽斌：“我当然知道了！肯定那个时候都看过嘛，对吧，肯定就希望轻松一点。

我选课标准就是只要轻松就行了，当然还有你给分不要太差了。

当然我倒没有非要拿A啊什么的，我倒没有这个执念。

”雅君：“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觉得已经够高了吗？”泽斌：“不是，是我觉得不值啊。

就比如说我（绩点）3.5对吧，然后3.5在我们理工科系已经很高了，那我觉得花那么大力气3.7、3.8，没有意义。

我要是用这些时间去做别的事效益会更大。

我觉得已经效益最大化了吧，用最短的时间来获得我能够满意的这个成绩。

”雅君：“你又不觉得成绩重要，但是选课你又要轻松的话……看样子你好像不打算在课上学到什么真东西？”泽斌：（笑了）“对吧，这个是核心！所以我并不指望说我在课上一定要学到什么高深的东西，买菜又用不到微积分的咯。

但我觉得反正上大学嘛，我觉得学习也就占个不超过20%，顶多吧。

其他部分就是你要体验生活啊，你要认识人啊，你要考虑你这个未来啊，不是吗？”泽斌认为，尽可能地以最少的时间换来还不错的成绩，以尽快明确未来目标，才是在未来的学校-工作转换中为自己积累优势的上策。

这种思路听上去“投机”味道十足，但他并不认同这种评价。

他认为，自己只是在合适的时机做了该做的事。

因为已经决定未来在求职中不靠专业技能，所以他自然需要把努力的重点放在学业以外的其他方面。

更重要的是，从他的视角来看，这非但不是一种功利心驱使下的投机，而是踏踏实实地为自己的目标做准备的负责任态度：“你得对自己负责。

你决定了做某事的话，就是你如果有一个目标的话，你不能就什么都不想，你一定要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去帮自己做准备”。

泽斌的例子并不说明“目标掌控者”都会用这种表面应付的态度来对待学业。

对那些已经明确了出路预期的目标掌控者而言，对学业的投入程度取决于他的预期职业要求与学业之间的关系远近。

敏浩当初一进南方大学校门就打算从政，大二时开始考虑本科毕业后读研。

出于积累基层工作经历的考虑，他选择了通过参加研究生支教服务团直升研究生的出路，同时注意到这条出路对学业成绩只有一个最低线的要求。

从那以后他明白他的绩点只是需要满足那个要求即可：“我只要（绩点）过了2.8就行了，即使排名一直靠后，我也无所谓了，因为我不用它直研。

当然学还是得好好学，但就没那么紧张了”。

而对于决定读博搞研究的海文而言，学业与他未来的职业道路息息相关，所以他在大学里就对学业有着密集的投入。

他在大二的时候就主动找老师申请加入研究团队，并入选了学校的本科生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还获得了不少竞赛奖项。

说起他自己感兴趣的热源研究方向，他的眼里闪着光亮：“怎么样根据时代的发展去选择利用不同的能源，是让我着迷的。

而且我去过银川、涿州、太原等等很多地方，去看他们当地的能源系统，包括自己现在也在参与新疆的一些能源规划。

我觉得做这些事情总是能让人充满动力，去解锁你探索未知的这些能力。

当然现在也是还没有完全毕业，精力还不能完全扑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我觉得读博之后应该会学到更多”。

在访谈后不久的那个寒假，他即将飞往瑞典交流考察。

还未正式读博的他，早已在自己选定的路上迈开了步子。

“目标掌控者”根据自己的生涯目标来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他们对待学业的态度和学习的目标也就自然而然清晰了，策略也随之即来。

即便是被调剂到自己没兴趣的专业（比如泽斌和敏浩），他们的发展也不会从此受限，因为他们会很快分析清楚这个专业能为他们所“用”的方面是什么，由此努力坚定地迈向自己选定的方向。

“也考虑过转专业，但是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的意愿，就觉得理工科还是蛮有用的，可能就无论是为了以后就业，还是说学的东西的实用性，我觉得可能都有一些用处。

那些工作需要的东西你学哪个专业都要自己去积累啊。

”（泽斌，南方大学工科，父亲为私营企业合伙人）“（自己的专业）还不错，唯一比较失望的就是太微观了，就是太过于局限在人际交往里头，宏观的东西太少了。

所以我研究生选的是社会政策，就不读自己专业了。

反正我大一大二就知道学这个东西又不一定是做这个工作嘛，然后你只需要从他的教育里面获得你所需要的东西就可以了。

我觉得它教给学生的那种对人的关怀啊、与人沟通的能力啊，这些东西对我以后（从政）还是很有用的。

”（敏浩，南方大学社科，父母为机关干部）由此可见，重视成绩而又不盲目盯着成绩，而是根据学业之于自身生涯目标的“用处”来通盘规划学业投入策略，这是一种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的文化倾向。

况且，由于“目标掌控者”们多出身于东部城市的优渥家庭，虽然他们大部分人不会一门心思只重视学业（除了那些决定要走学术科研路线的人以外），但实际上他们在大学学业的比拼中可能更占优势。

牛新春对某双一流高校十年本科生成绩的历时分析表明，东中西部的生源在成绩上确有差距，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往往会追赶上来，但西部学生和东部学生之间的鸿沟却一直存在。

与“直觉依赖者”相比，“目标掌控者”掌握和运用了更多精准提高绩点的文化技能（比如和助教保持联系、提问、上课回答问题、策略性地选课等等）。

且不论在教育学上的伦理争议，许多人同意这些策略客观上的确是行之有效的。

其次，因为东部城市显著突出的教育质量，“目标掌控者”总体的学习能力和高中使用的学习策略都（至少在入校时）更接近大学的要求。

从小在上海读书的钦凯，高中的时候托福考试就能轻松过100，大学本科绩点3.6，被化学院的同学称为“学霸”，但他本人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我其实没怎么认真学，英语课动不动不来，然后只是因为动手能力还比较好，因为我们化学学科专业课里面150个学分里面，大概有20—30分是实验，那样的课我基本上都拿A。

所以说我的绩点还行。

然后那帮人就一直叫我‘学霸’，其实我的脑子一团糨糊真的不是学霸，不是谦虚，实在话”。

社会性投入：锚定职业目标的关键环节“专业知识给不了你对自我和这个社会的认识，这个是‘内功心法’，而不应该落实到招式”。

谈起大学对他最大的意义，经纬直言并不是课业，尤其不是专业课，而是课外的人际交往、讲座和各样的社会实践经历。

他这样描述大学里的社会性投入对他自我探寻的意义：“经历丰富的人，他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你想，其实大多数学生，大学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给你安排的，你不去经历，你就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你去经历去尝试，会做错很多事情，但只有这样才能知道自己想要的。

”成绩固然重要，不过作为大学各种机会资源分配、求职、升学的基本条件，它只是一道最基本的关口。

英国社会学家Phillip Brown在二十年前就观察到，在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力(employability)越发成了一个建立在比较和排序之上的相对概念：毕业证书只是就业中的敲门砖，求职者还需要对自己的过往经历、个人品质、甚至性格和自我认同进行一系列管理和展现，才能获得雇主的青睐。

这个诊断在今天的中国仍然适用。

毕业生需要精心打造自己的简历，不仅展示自己在大学的学业表现，更重要的是通过恰当的履历来展示自己的素质和品质，例如团队合作能力、表达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等。

而在打造简历时，学生在大学期间的社会性投入（包括人际交往、实习、实践等）比学习投入可能更重要。

泽斌正是因为认清了这一现实，才认为他理所当然应该在课外的实习实践上投入绝大部分精力。

在打造履历的过程中，学生投入过的重要组织和课外活动将一个抽象的学生形象逐渐描画丰满。

凭着这份简历，面试官才有理由断定他有足够的资质胜任他所申请的职位或学位。

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将与这些实践和相连的文化产生密切的关系，生涯目标也将由此变得更加清晰。

因此，对大学中社会性投入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实际上是顺应场域规则的另一种重要的文化倾向。

大多数“目标掌控者”都清楚，他们需要通过在大学期间参与各类社团、校内外组织、实习实践、人际交往等社会性投入，为自己的简历积累增值要素，也使自己心目中职业理想的雏形逐渐变得丰满具体。

“我就一直秉承一点，我就想做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

然后这个有用的事具体问我是什么，我刚进大学的时候真不知道，或者说哪条路都在考虑中。

”海文回想起了他在大学四年中寻求职业理想的历程。

最初的时候，他只是对自己未来的目标有一个模糊的认知，并无明确的方向，但大一时申请加入北方大学的某个因材施教培养计划的经历迅速让他受到了启发：“在最后一轮面试的时候，（面试老师）问了我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把我问倒了，他问我：‘以后想做什么职业？’然后我脑子一懵，我就很坦诚地说，我并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我就想做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情就够了，政治也可以、科研也可以、商业也可以，这些都可以。

然后可能就同时来面试的是建筑专业、数学专业的同学，他们回答起来就非常贴近自己的专业，但是我那个时候并不清楚我的专业能干什么。

所以我这个问题的确答得不好，而且输在这个规划上，从那之后我就自己主动去寻求、去探索了。

” 海文在这次惜败的面试经历中深受震动，自那以后开始了主动寻求职业前景的历程，他一股脑儿讲述了这个过程：“我大一暑假跟着我的班主任建立的一个支队，去调研绿色小城镇的发展状况，第一次了解专业能干什么事；然后跟着新生导师开始听会，报名参加XX计划，然后督促自己去做项目，就发现了专业到底分为哪几个领域，专业到底能做什么事情；再就是和学长交流，就是在大一暑假的时候带我支队的那个学长，跟我说我们专业除了冷这一块，农村这块还有很大的一块（研究潜力）在热力，我就开始感兴趣这一块。

但我们课程培养体系对热的培养不是特别足，特别是对于城市能源这一块的热没有太多，到了大三才会有，所以我大二的时候就主动申请那个SRT（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跟着那个做热项目的老师做项目，就了解了热，从那之后也定下我以后就要做热的方向”。

显然，海文顺利找到心仪的发展方向得益于他在社会交往和课外学术实践上源源不断的投入。

现在，大四的海文已经在本系直升博士，致力于热能源的研究。

并且，他在科研学习过程中深受系里老师们学术人格的影响，树立了将科学研究服务于百姓生活的意识。

我请他再回答一遍面试老师曾经提出的那个问题，他爽朗地说出一串：“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给我们国家的城市能源利用带来一些改变，为煤、电、气、热、可再生能源的协同利用作出贡献。

有可能跟规划、能源政策相关的部门，或者说跟工程相关的部门都可以，总之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

其实，到了高年级海文才发现，实际上他所学的建筑与环境专业其实是这样的：“这个专业前三年你（如果按部就班学上来）根本就不知道你能做什么，因为基本上都是基础课，没有学你能用的东西，到了第三年你才能有稍微清晰一点的认识”。

现在回想起来，海文还是很感谢北方大学，感谢那次面试经历，“尽管最后没录我，但它逼着我去提早探索我自己要做什么”。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海文这样幸运，“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志趣所在。

可能更多人会像经纬一样，经历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尝试—体验—放弃—再尝试……直到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并在失败面前叩问自己真实的兴趣，最终锚定一个职业目标。

在这条探索之路上，经纬走得可谓艰辛，一度“山重水复疑无路”——经纬：“当时所有的人问我理想是什么，我可能高中的时候是想当科学家，大一的时候想好好读书，然后出国读研，大二那时候想当高管，其实连高管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感觉听上去很厉害。

然后到了大三的时候去创了一下业。

”雅君：“那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 经纬：“当我失败的时候。

” 雅君：“什么？” 经纬：“你知道什么是选择吗？” 雅君：“什么是选择？”经纬：“我们都害怕选择，是因为选择往往要意味着放弃已有的东西。

当你选择自己要的东西时你可能就必须放弃一条安逸的路。

其实你大多数的时候不想去选择，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你不去改变，顺着既有的轨道往前走。

但是当你失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条（原先的）路堵死了，然后你才会发现什么才是我最终要做的。

那个时候其实人很难，当那条路已经堵死的时候，你必须选择：你要么重新启航找一条路继续走，要么说你真的去寻找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认清自己、为之努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想很多事情。

” 雅君：“你的人生在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件事情？”经纬：“就是大三创业失败的时候，就是所谓的‘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虽然说没有那么夸张，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没有去上课一年，也挂过科。

然后那时候本来是想着出国读研，大一大二的时候是想着安安分分出国读研，大三了（成绩）就成了这样……当然又觉得可以去争取。

因为我家有足够的钱，要想出国读书不是一件难事。

你可以真去，但是你真的是想要这个吗？当时我咨询了很多人，如果我要是去做这件事情，重新开始努力而且我还要比别人更努力，或者说就去做别的事情。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失败）才是真正的选择。

因为当你可以不去选择的时候，你觉得不去改变是最好的选择。

”大三的经纬，曾面临过他求学生涯中最大的挫折——创业失败，成绩也因此一落千丈，不能获得推研机会，先前想好的出国路又犹豫了——光景只能用惨淡二字形容。

这是一次自我认同的危机，更是职业出路的困局。

奇妙的是，就是在这困局中，社会性投入又一次促成了转机：“我当时选了一门课，一半中国学生，一半留学生，我跟一个新加坡人聊过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来中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尝试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当时交谈很愉快，我就忽然觉得我比数学系的学生多了一分这种讲话的条件。

”在和不同背景的同学交际的过程中，经纬忽然意识到自己的优势之一是口才——能够辩护自己的观点，并且能让别人信服，“我当时就想我应该做什么去符合我的能力，然后就忽然意识到我应该去学金融，金融领域你首先要会算，其次要会说，而且钱也多，所以我觉得金融更适合我，而不是做数学。

”锁定了行业领域，下一步要考虑如何达成。

经纬明白，如果以后想在金融领域从业，本科学历是不够的，他需要拿到硕士学位。

在出国读研还是本校考研之间，他犹豫再三，最后根据咨询了解的情况，发现出国回来从业不会带来许多额外优势，遂决定考研。

他本来报考的是管理学院的金融硕士，但后来听说该项目要读4年，他认为时间成本太高，就凭借自己的高分调剂到了数学院的金融硕士项目。

考上硕士的经纬仍走在探索生涯目标的路上。

他趁毕业的空档迅速去了行业研究所实习，“行研实习非常有趣。

当时我在XX，号称行业里压力最大的研究所。

常常写报告，让你去研究自己从来没有了解过的行业。

可能突然给你一个报告，你就要去研究军工飞机，你要研究飞机有什么材料，会利好哪些公司，谁知道飞机有什么材料？我发现我非常喜欢做那些研究，我可能是那一批实习生中做得最好的，我做完之后老板跟我说，如果你想留的话，就继续来实习，那时候其实我研一还没进去”。

他还在毕业的假期去了西藏“漂泊”，在旅途上与不同的人交流思想，这让他有功夫定下心来思索关于人生航向的问题：“去了西藏跟着他们去转山，跟着他们绕着布达拉宫转，然后在那个山上去绕着山转，我就跟着他们转，和藏漂一起生活。

跟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去认识一些当地有趣的人，其实我觉得人生的选择很多，没有必要顺从别人的定势”。

他从这些经历里获得的，不只是一个重振旗鼓的机会，也是对人生意义的重新反思。

他意识到人性里的一些矛盾，甚至意识到人的计划和处境的某种虚空性。

讲到这里，他张口背起了一段《天龙八部》里虚竹和尚念过的《入道四行经》：“‘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

所以凡事也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

人其实有很多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会让你做很多错误的决定。

所以，修身比技术等重要，要去了解自己、剖析自己。

”在实习和旅行中经历了成长的经纬，研一上学期基本上修完了三分之二的研究生课程，研一下学期就去了他现在就任交易员的那家公司开始实习。

一年之后，他决定应聘这个公司的交易员职位，应聘的过程可谓惨烈：公司初筛留下60份网申简历，再细筛出20个候选人；然后，通过人力资源部的面试选出2个最终角逐者；接着，部门高管亲自与2人面谈，被选中的幸运儿获得为期6个月的实习机会；最终，实习期满后，公司根据实习表现最终决定是否录用。

事实上在申请的整个过程中他都不曾松懈，他通过网页尽可能地了解这家公司，在几天内读完整本行业书籍，以及挖空心思琢磨面试表现。

最终，他胜出了。

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胜出，很可能正是因为“更有趣一点，至少知道自己要什么”——也就是他身上的“目标掌控者”特质。

经纬的反思可能没错。

Jenny Stuber对美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积极参与课外活动是一种回报丰厚的投入，既是个体积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关键渠道，也是显露阶级差异之所。

与第一代大学生相比，社会出身优势的大学生自带乐于进行社会性参与的文化倾向，也更能通过课外活动为自己积累有用的文化能力与社会资本。

就读于南方大学化学系的钦凯在大四时已经获得了年薪超过25万人民币的工作机会，但他还是决定继续在南方大学读研，最主要的考虑就是南方大学的环境不错，“可以再多认识一些有意思的人”。

和经纬一样，他也课外兴趣广泛，把“有趣”作为人生追求。

他喜欢独自旅行，也是健身俱乐部的教练级成员，还对养殖世界各地的热带鱼有浓厚的兴趣。

因为觉得面试很有趣，他甚至有意向不同类别的公司投了简历，专门去体验五花八门的求职面试，虽然有的公司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用他的话说，他要的是那种“既有钱，又有趣”的工作，收入高只是一个基本条件，终极标准是“有意思”:“月收入是两万还是四万对我来说差别不大。

如果在这个能赚钱的过程中，同时实现了有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而不是你纠结每年搬砖300天，为了比如说收入高30%，我觉得这个就不值得。

如果你能找到一份，每天比如说工作10小时甚至6小时，你觉得还有意思的工作，那就更好了，更何况那样一份工作你也许也可以去欧洲玩一次，去美洲玩一次，是这样子”。

访谈时正值气氛紧张的求职季，已经手持几个顶尖咨询公司入职邀请的钦凯，看上去游刃有余。

他凭借自己丰富的求职面试经历告诉我，那些能抵达顶级金融和咨询公司的终面环节的候选人往往有一些通性，除了“硬”的认知能力和业务素养以外，最重要的是钦凯称之为“演绎”的自我表现能力：钦凯：“这类公司，一半看人的基本条件，比如说我们面咨询，你对case了不了解；你面投行，你对金融对市场直觉正不正确，基本概念有没有，或者也包括你的学历，可能他们只要求复旦或者交大，专业对不对口，这些都算上。

但是另一半就靠演绎，演绎怎么演绎？这个演绎也是一坨东西，包括长得怎么样？你情商高不高？你给人的印象怎么样，仪态怎么样，比如坐下的时候西装外套的扣子有没有解开？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转化率。

诸如此类。

”雅君：“情商是什么？”钦凯：“所谓情商高的人，就是让你感觉在人际交往中，他能让周围人都觉得很舒服。

其实招聘的时候，说到底也是这种我愿不愿意与你相处。

即使我是你的上司，我得考虑万一下一次我跟你同时上一个项目，如果我们一起去等一班飞机，结果我们晚点了，我们得在机场留一下午，我跟你有没有得聊。

就是这种能力。

”禹海：“我在大学的时候重点培养了一下与高中同学的感情（笑），虽然他们没几个人在北方大学。

总的来说，我觉得和北方大学的同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深入接触。

”雅君：“为什么呢？你对大学同学的印象是怎么样的？”禹海：“说不到一起去吧。

拿我本科的那个寝室来说吧，我们一共4个人，有两个人我感觉明显和我不是一路人，一个是北京本地的，就是不好好学，一天到晚玩，成绩也不好，我和他交流基本浮于表面；另一个是黑龙江的，他和我成绩差不多，但是行为习惯和我不一样，他应该很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和他应该有一些单独聊的机会，但是聊着聊着，就总是觉得大家对某些东西的看法可能不一样，并不会有那种好像很设身处地的那种认同感，然后也不会把话题深入下去。

最后是江苏的一个同学。

他现在也是我博士寝室的室友，我和他关系应该是最近的，算是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交流。

另外还有一两个人，我认为从事业上讲，我们是追求比较一致的，想法比较一致的。

但是我和他们一般不会交流除了事业之外的其他事。

”雅君：“那大学的老师们呢？你喜欢他们吗？”禹海：“嗯，大部分人是欣赏吧。

我觉得挺好的，但并不会觉得和他们很亲近，会有距离感。

虽然他们很亲切，但是我自己确实不管是答疑，还是找他们谈任何（个人话题），比如说谈谈大学里我的困扰，这种事情我都没找他们谈过。

雅君：“为什么呢？” 禹海：“首先我觉得我个人没有这种主动和老师接触的倾向。

我也挺喜欢一个人，自己想想就完了，不会特别在关系上和老师走得近。

要是遇到困难，反正先自己解决，就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可能才会考虑去问别人，但是像这种情况非常少，就一般来说都自己想想好就算了。

” 雅君：“那问别人不是更快就解决了吗？”禹海：“依靠会有不安全感吧。

我也会咨询一下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不会有太多情感上的投入，只是问一下他们比如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啊，那我去问一下大概就明白了。

但我很少会向外界的人和物倾注那种真正的感情，不太习惯投入在一堆人的这种环境里面，到现在为止没投入进去过。

”有研究表明，来自弱势社会背景的学生在遇到挑战时更偏向独立解决而不是求助或与他人合作，禹海在访谈时直言他确实如此。

独立解决问题固然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但有限的社会性投入和同质化的交往圈子，限制了他扩展“文化工具箱”的机会，也限制了他为职业道路早做准备的可能。

根据同在北方大学的“目标掌控者”宇森的观察，“北方大学在明面上虽然倡导集体主义、奉献社会，但实际上会在官方或者非官方的地方很鼓励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哪怕你就是想赚钱也是可以的，但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一点大学或许没有搬到台面讲，但是私下里辅导员、老师、学长学姐都会给你讲，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个很重要，所有的一切焦虑、一切纠结都源于自己不清楚这一点”。

可见，禹海身边的人（甚至是多数人），其实并非他以为的那样都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准备。

假设禹海与辅导员、老师、学长学姐们沟通更加密切一些，或许他就会更早地意识到树立未来职业方向的重要性。

在后文的“转变者”部分，我们会看到那些后来在大学里转变成“目标掌控型”的“直觉依赖者”们，许多人转变的契机正是社会性投入。

需要说明，我作为现象的观察者，希望努力地避免在分析“目标掌控者”和“直觉依赖者”的特点与处境时带有个人的价值倾向。

我力求展现两类人投入学业和课外活动背后的心态以及这些行动带给他们的现实处境，无论是目标掌控者围绕目标而投入的理性模式还是直觉依赖者听话而谨慎地摸索，我并不想表达哪种模式更值得赞赏，也不认为任何批评在这里应有一席之地。

正如已经在文中体现的，两类人都有自己的行动逻辑和道德观念，两者所秉持的价值判断各有其理，他们的行动在他们自身的认知体系内也是自洽、合理的。

只是，恰如布迪厄的理论洞见，大学这个场域的“游戏规则”的确更倾向于掌控优势阶层的知识和文化倾向的学生。

从上文中我们看到，“目标掌控者”以生涯目标为核心来组织学业和社会性投入的策略确实更容易使他们在大学里积累职业优势。

“直觉依赖者”虽然可能同样努力，其学业和社会性投入却缺乏目标意识的统领，因而容易流于松散，不利于他们在有限的大学时光中积累优势。

更不用说，由于习性错配所制造的适应障碍，他们在学业和社会交往上融入大学环境的难度本就更大。

结果就是，“直觉依赖者”常常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地被推向毕业的出口。

抑或说，“直觉依赖者”组织学业和社会性投入的松散方式本无可厚非，甚至比“目标掌控模式”更接近于“博雅教育”的人文主义理想，但一旦被置于第二章所述及的宏观制度背景和竞争规则之下，其相对于“目标掌控模式”的低效性就显而易见了。

说到底，“直觉依赖模式”下组织学业和社会性投入的低效方式，是习性不能完全适应场域游戏规则所产生的结构性限制。

大成的一席话正是对这种结构性限制的生动描述：“（高考）状元也会挂科。

比如说你是西部地区的，你的这个原先生活层次就是不够现代化，突然来到一个现代化的学校，必须要求你开始过现代化的生活、参加现代化的竞争，你的综合素质短板就会被放大，你又很高傲，就会很受打击。

比如说你一门课考得不好，很消沉，因为人都是正反馈，一旦有负反馈就所有负反馈都来：你的学习不好，你的声望就低；声望低，你交不到好朋友，你的谈吐也不会提升；谈吐不提升你更不会有女朋友，所以你各种事情都会不顺利；然后你觉得很不高兴，不高兴更没有兴趣去上课，不参加活动，更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话说回来，当然两种模式的学生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如果遭遇这些的恰巧是个“直觉依赖者”，很可能负面影响也会比“目标掌控者”更大，因为“直觉依赖者”的自主性和目标感更低，更容易牢牢被外在的反馈所左右，故而更难以摆脱这种限制。

为了使文章更易读，下表列出了上文中描述的两类模式在学业投入与社会性投入上的主要特征，以及对出路优势的影响。

表4 两类模式的学业投入与社会性投入特征转变者社会结构的力量诚然令人难以抗拒，但“直觉依赖者”们所遇到的结构性限制并非一成不变的。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带有时间性和生成性的过程，不仅仅生产文凭，更是以促进人的改变为己任。

Stevens提出，高等教育的另一重面向是一个如同“育婴室”的文化性/社会性过程。

学生身在其中，接受一番被精心创设的、集中的再社会化过程，其认知图式、文化修养、气质、品位，甚至价值观都可能发生微妙的转换。

这也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观点并行不悖——习性作为一种可转换的持久倾向系统，会不断地调和自身与场域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需要维持与旧系统的连贯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发展新的倾向以适应新的环境。

在将部分“直觉依赖者”向“目标掌控模式”转变的神奇过程中，高等教育集中地体现了它在促进社会流动上的重要性——原本对职业生涯没有自主意识的学生，通过大学经历逐渐形成了对自身职业道路的预期或规划，从而迅速扩充他们的“文化工具箱”，利用大学的时间和资源为自己的“关底对决”做好准备。

文化移入与意义感的重组来自云南省的农村学生梓桐也曾一度出于“直觉依赖模式”的惯性，最看重学业成绩。

他回想起刚进入南方大学的时候，“还是很在意这个绩点的，刚进来的时候觉得大学的成绩和高中的那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就是很优秀的那些人，必须得好好学习，不然学不过他们”，大一上学期小心翼翼，拿下了将近3.6的绩点。

然后渐渐地，通过他对系里同学的观察，他发现那些优秀的学生似乎都不是很看重成绩，于是也亦步亦趋地“开始对绩点失去了执念”，并且对盲目追求绩点的人有了一丝鄙薄。

大二时他一门课拿了“C-”，绩点应声跌落至3.2，成了班里排名后50%的人。

梓桐这样解释他对绩点看法上的转变：“中文系很崇尚那种书读得多、思维活跃的人。

当时我就观察那个班里怎么样，后来我发现我们班最有想法的那些人，就是中上等那些人，这种人绩点都不好，后来我就对绩点失去了执念，发现这个不是正比关系嘛！刻意去追求那个绩点没意义！后来就大一下了，大二的时候看到外面很多名教授来讲座，去蹭讲座，然后就越发感觉这个绩点不是太重要，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个上，还是多读书，这个才是重要的。

要不然人家讲什么你都听不懂。

”听讲座的经历和与其他同学的接触使得梓桐开始意识到，似乎并不能将绩点等同于“优秀”。

然而那时候的他，更像是处在一个过渡性的十字路口——发现了自己固有的“工具箱”可能存在问题，却也不能完全了解另一套“文化工具箱”的运转原理，于是当他一下子意识到绩点不是最重要的时候，就模仿性地放弃了对成绩的掌控，实际上他那时尚未意识到成绩对他而言或许还有“用”。

处于这种“半觉醒”状态之下的他选择了一条学业投入的“中间道路”，既拒绝刷绩点，又不再对所有课全心投入：“一方面专业课绩点我很在乎，还有什么史记精读，这种课我是很在乎的，选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认真上，不能刷（绩点）。

另一方面其他的课就那样，混一混。

一些课拿了好成绩也没意义”。

直到梓桐后来经历了长时间的迷茫期之后，开始对自己未来的道路有了细致的反思，树立了明确的目标意识——决定读博并从事学术职业，并且重组了可供他组织行动与生成意义感的“文化工具箱”，他才算基本完成了从“直觉依赖模式”到“目标掌控模式”的转变。

这种转变是从持续不断的社会性投入开始的。

梓桐在大二、大三期间陆续参加了勤工助学中心、支教等活动，还曾自己组队去甘肃定西支教，并在平时不断地听各类讲座。

在一些名师讲座的熏陶下，他对古代文学有了一些研究兴趣，身边志同道合的小圈子也为他的学术兴趣提供了支持，“我们有个微信群，都是5号楼的，都是文史的，平时也不怎么见，互相见面不认识，建了一个群慢慢地就发展成为一个小圈子，现在基本上都是一周聚个一两次，就是讲大家研究的是什么，大家最近有什么新发现，什么都扯。

在大学同学之间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特别容易，我从他们身上获得的东西和从老师身上获得的东西都是很有分量的”。

梓桐在讲述同学和老师的时候充满了感激和钦佩之情，看得出他十分珍视和老师同学的交往。

大三上半年，他又去台湾某大学交流了一学期，全新的经历给了他重新审视自我的机会。

“在那边又是全新的，因为话语环境不一样，是另外一套东西，等你回来以后就会想，我做的这些事有意思吗？当时我很纠结，大三下学期非常迷茫，两个月的时间不知道自己在干吗。

成天想，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到底要怎样？搞学术又有什么意义呢？看到身边的一些同学，以前也爱读书的人也有准备去工作的，大二、大三就开始到处实习，然后就拿到了offer比较好的，这个时候就会有强烈的反差，就会经常在想搞这些有什么意义，要不要还是找工作赚钱去算了！”从跃跃欲试找工作到决定投身学术，对于梓桐而言，要归功于他跟着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做研究项目的经历。

“大二上课的时候认识了现在的我那个指导老师，一个搞古代方向的老师，对我非常提点，指导也非常深，所以经常跟他聊天什么的，我就跟他申请了一个XX项目（本科生学术资助项目），跟着他做。

我申请的XX项目是一个古典文献学的东西，做起来很枯燥，但这个老师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本科生你还是扎扎实实的，先把该做的东西做掉，该读的东西读懂。

不要去搞那些花拳绣腿。

”与导师密切的交往使得梓桐逐渐移入了老师所秉持的价值图式，即作为学者，“首先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在自己深耕的领域有所建树”，就他所钟爱的古代文学而言，就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思想继承。

说到这里，他回忆起了导师对他说过的一席话：“我没有为这个社会创造GDP，是社会的废人。

虽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废人，但我至少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这个东西要有人来读。

现在的人天天想着搞大新闻，整天想着提出个什么惊世骇俗的理论，你不要这样。

你先把前人的东西读读懂，传下去，不要让它断掉。

”梓桐坐在我的对面，淡然地笑笑。

他发现自己还是对读书和思想最有兴趣，希望自己日后投身学术职业，“如果我真的在这条路上走得好，我就只求在我的研究领域里面有点影响。

你研究那个人，至少你要提出一个有启发的洞见或者一种观念，能够帮助今天的人理解自己的处境，这是我最想做的事”。

身处经济理性发达的上海，他当然发现大批同学在择业的时候“还是最看重钱”，但他在大学阶段逐渐形成的职业理想显然与随大流的选择形成了某种对抗，他管这个过程叫“整个人的画风变了”。

当他真正开始反思自己的追求，并对自己的未来作出了审慎的抉择，他提到了南方大学对他的影响：雅君：“你是怎么就慢慢‘画风’变了？”梓桐：“其实我觉得当时大一大二的时候影响最大的就是‘X演说家’（南方大学前任校长）。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的开学演讲，他讲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不能只盯着眼前利益，要对自己的使命有更高的要求之类的。

他在开学典礼上一直这么讲，那个时候懵懵懂懂，但是记住了这些话。

我同意南方大学就应该是精英教育，因为你吸纳进来的这些人全都是国家的未来精英，如果你把这些人全部教成一个出去赚钱的工具，那这个国家难道还指望那些二本、三本的出来做那些赚不了钱但很重要的事吗？”雅君：“这种转变是在南方大学完成的？” 王梓桐：“嗯，这肯定是南方大学带来的。

我刚进大学以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的认知能力呈指数型增长，每天想的问题都不一样。

当时很傻，看到一个大四的学霸，恨不得跪在地上朝拜。

后来慢慢开始考虑一些真正的问题，到了这个时候你慢慢搞清楚你想要什么，你会怎么样，大概知道一点。

我觉得所有人的认知都是这样过来的吧？之前本来就没怎么想过，就是想也就是以后要跳出农门，过上更好的日子。

这个可能跟个人生活经验有关，因为我之前的生活经历还是很局限，不像江浙沪的孩子，他们高中阶段就出国的出国，到处去长见识了，这个也是个人局限吧。

所以到了大学会有很大的转变。

”。

雅君：“你觉得大学对你的影响是通过什么机制产生的呢？”梓桐：“南方大学的资源比较好，通过和这些人的接触，你能切身感受到一种感召。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因为你光鼓吹没有用的，你必须实实在在地摆出来给我看。

我们南方大学能把宇文所安请过来，能把田晓菲请过来，还有裴宜理……看到这些人，他们是怎么通过学术研究，通过他们自己的手段，在他们这个领域里面影响世界、影响其他的人。

就觉得这种才是一个南方大学的人应该考虑的问题。

” 雅君：“那你怎么看现在很多人追求的‘小确幸’？”梓桐：“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发现他们觉得这个（小确幸）很好，比如说在寝室楼下摆个花，就能感动一年，然后他们喜欢大半夜骑车到阳明山去吹风。

我就想啊，可能台湾社会相对公平一点，社会问题也稍微少一点，在那个社会你去追求小确幸，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在大陆，读了这么好的大学，你追求小确幸，发发朋友圈？如果满足你的生活只满足于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是没良心的。

上了南方大学，你吸取了多少人都够不到的非常有限的资源，国家把资源都投在这个上，你享受着这个资源去过你的小确幸日子？我做不到。

” 雅君：“那你会不会顾虑学术界里面的潜规则呢？”梓桐：“没有办法，你还能怎么样，学庄子去钓鱼？不现实，要做事情，最主要是你要做事情。

前两天我们那个系主任还讲，求学问如果只是为了知识的话，没有意义。

只追求独善其身，不求道的话，那没有价值。

我觉得人文学科都会有这种野心企图，没有这个你做什么学问？” 雅君：“你所说的这个‘道’是什么？”梓桐：“用张载那句话说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南方大学的求学经历，让梓桐心目中对“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这一问题终于有了一个经过自己详细省察的答案，并对自身的现实处境和生涯目标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

他将这一预料之外的转变归功于大学经历。

这个转变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也让他感到自己的生活状态变得更加有秩序感和意义感：“你总得找个东西来做你的价值支撑，不然你的行动就会无意义，前一个行动和后一个行动连不成一条线，你说服不了自己，那样的人会过得很惶恐。

就像我有些同学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比较慌，到毕业季就看出来了，有的人真的慌。

一开始是准备保研，保到一半就要出国，出国到一半又要去工作……我看到过有这种。

他可能没有太注意反思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或者他想做什么，所以到了选择的关头就非常慌。

所以想想跟他们比至少挺幸运的。

”虽然家庭背景劣势明显，但大学教育过程带给他的转变，使得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了自主的掌控，并从本科阶段就开始有所积累。

他甚至在本科阶段就发表了两篇文章，为日后的知识精英之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他直研出现问题的关头，他的老师“马上找了另外两个教授给我写了三封推荐信一起交上去”，使他最终免于出路上的风险。

两年后，他顺利转入本系的博士修业阶段，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自己选择的方向发展。

行动策略的充实化除了意义感的重塑，从“直觉依赖者”到“目标掌控者”的转变过程往往还伴随着文化工具箱中行动策略的充实化。

如果说“直觉依赖者”升级自身文化工具箱的第一步是开始有意识地选择“我要的是什么”，那么关键的另一步就是对“我该怎样做”增加更多的概念。

当梓桐决定将目标设为学术研究之后，安排自己时间和精力的策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会刻意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比如说这个课题它要求很低的，你只要做到基本的东西就可以。

但是我不会这样，我要把多余的时间空出来，在我要研究的方面下更多的工夫，而且读书也分方向，古代会多读一点。

不会像以前所有书都是一种读法。

”和梓桐一样，高程也是一个在大学过程中发生蜕变的第一代大学生。

当初在被北方大学录取时，他毫不犹豫地把经管学院的金融专业填写为第一志愿，原因是“金融专业最热门，当然先报这个了，而且当时查资料发现那些省状元都去这个地方。

其实当时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啥的，没有这个概念，反正就是感觉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专业”。

不想后来被调剂到了社会学系，他也同样对这个专业无甚认识。

当时的他还没想过未来要做什么，只是在印象中觉得“最优秀的人都去那些跨国公司，年薪好几百万，公司名字一说出来地球人都知道”。

然而在北方大学度过七个春秋以后，他最终主动放弃了银行和地产公司年薪20万元的工作邀请和难得的北京户口，选择了月薪只有3000余元的某省直机关的选调生岗位。

今天，当他和我谈到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他并无犹豫和后悔，而是认为自己走了一条“对的路”。

现在的他，已经从身边同学的启发下意识到，优秀并非单维度的，一个优秀的人需要像那些“目标掌控者”一样，首先为自己选择一条发展的轨道。

在积极投入大学课外活动与人际交往的过程中，高程受到学长学姐和自身学生工作经历的强烈影响，最终选择进入体制，投身于公共服务中去。

雅君：“你是怎么样发生这个转变的？”高程：“大一的时候，大家谁都没有这个明确的一个导向。

当时我高中的时候就一心学习，什么都不做嘛，后来想大学就是锻炼锻炼，我就从大一就进了院里的学生会，也在班里当班干部嘛。

后来慢慢和学长学姐接触多了，就怎么说呢，就是开始是觉得评判一个人就业优秀的标准其实更多的时候看这个人年薪多少钱呗是吧，后来我就发现在北方大学里最优秀的学生反而不去赚钱的有好多。

大一大二的时候看到好多非常优秀的师兄师姐很突出的那种，反而去了这个地方基层政府。

很多身边一批批的学长学姐选择这条道路。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最优秀的人不一定要出去赚钱。

这种事情我认为你不管是干什么，在学校里都是一个就是渐渐慢慢互相影响的一个过程，不可能说一开始大家就已经想好了。

而且到了大概大三的时候，就发现北方大学的同学，他自己的这个主见很强。

虽然有那种跟着大部队走的，但是不都是那种随波逐流的。

”雅君：“哦？主见很强怎么说？”高程：“就发现身边同学啊，就是从大三大四这个阶段开始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分化了，当时我们班同学，并不都是盯着某几个同学看人家干吗就干吗。

都会自己想得比较清楚自己是要干什么。

因为不同追求的人在学校里干的事也不一样。

就比如说是想要去赚钱的人，发现他们从大三开始就基本不在学校里了，除了必须来的课，平时都在实习。

像这个搞学术的人呢，那些乱七八糟的学校活动也都不参与，然后就是做功课，就跟着导师去弄这个课题研究，或者申请学术研究的这种项目。

嗯反正就是大家都在做事，在自己的方向上努力，其实很少看到那种什么都不干的人。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触动了，其实优秀不是一个可比的东西，因为你比的是这个方面，而人家在努力的是另一个方面。

那时候（大三）就开始考虑我以后要干什么。

”雅君：“怎么考虑的呢？”高程：“那时候因为一直在学生会嘛，慢慢地做这些宣传工作，然后寒暑假什么的也经常去这种社会实践，然后感觉在地方政府工作也很有价值。

后来我就想我其实对于物质追求不是很高，我个人生活成本其实很低。

我觉得去国企或者去这个大外企，每天忙得不行，天天加班，无非就是挣钱，挣完钱去干吗呢？我就想我在60岁退休的时候还在某个外企赚钱，为老板卖命，人生就没什么意思。

要忙得有意义，而且从政会受到更多的尊重吧，待遇的话保证个人基本需求也是可以的。

然后看看那些很厉害的学长学姐，要是出去（工作）百分之百赚大钱的那种人，去了非常艰苦的地区奋斗，然后也是越来越觉得人生的这个社会价值重要了。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要从政嘛。

我大四的时候有个学长，软件学院的，他当时研究生毕业，网易游戏给他60万年薪，他最后去广西还是贵州当了选调生。

我觉得这种人特别厉害。

”雅君：“所以是你学生工作的这些经历让你逐渐树立了要从政的方向？”高程：“反正最后选择去这些基层政府或者老少边穷地区的，有相当大比例的人都是学校这些学生工作系统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学生会主席啊之类的，反正至少是干部。

我个人感觉就是在大学这些学生会团委这些组织，他本身就像政府一样，和政府的性质有些类似。

这个两个谁影响谁都不好说，事实是我认为就是你本身就特别讨厌这些政府机关工作模式的人，你肯定不会来做这个，你要是来做就说明你有机会接受它嘛。

你的履历和价值观两个互相影响，你也说不上是谁先谁后，反正就是互相影响。

然后我也一直在学生会做嘛，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去体制内了。

”显然，高程也在大学里经过了文化移入与意义感的重塑，从未经省察的随大流状态转变为了有志于公共服务的“目标掌控者”。

决定了进体制的方向以后，高程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特别的“资本”可以让他在政府机关谋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岗位，而那时候他已经大三了。

如果大四毕业就去工作，他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但至少他已经坚定了这一方向，并且在学生工作投入方面有一些“无心插柳”的积累。

对一个“目标掌控者”而言，一旦确定方向，准备策略的谋划则“亡羊补牢犹未晚”。

于是，他选择了推免直研以使自己有更多机会为职业道路作准备，大四的他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院学生会的学生事务中去，并在大四的时候被任命为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同样是在学生组织里认真工作，其行动的出发点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读研之后，他有意地在本学院主动担任起更多学生工作职责，在研一研二期间“双肩挑”，担任了本科生的思想政治辅导员，“因为在北方大学，你在你们院担任辅导员，就说明你在这个社工方面表现或者说能力还是数一数二的”。

并且，他也意识到社会学专业理论性太强，并不符合未来自己重实践的职业预期，于是索性在申请推免直研时申请换了专业： 雅君：“你本科和研究生不是同一个专业？”高程：“对，我转到了一个主要研究科技政策的研究所去读研。

” 雅君：“为什么会到那里去呢？”高程：“转到这个地方还是说是一些客观的因素，因为我当时和这个所的一个老师特别熟，他就是我现在的导师，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在社会学系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以后不搞学术的话有点太那什么了，有点太不接地气了，理论性太强。

”高程：“这个所是一个类似于像政策研究一样的一个地方。

当时我就想北方大学的工科学校，找一个交叉学科学学也挺好，对我以后有点用。

说实话，我虽然也不知道他当时具体是要干嘛的，但我觉得可能至少比社会学更实用一些，而且他们会常常下去做调查，搞这个产学研相结合的东西嘛。

感觉对我来说更实用一点。

社会学研究做这种理论太费劲了，而且这个搞学术并不是我的职业选择，不是我想走的路。

所以就转了。

”从实现生涯目标的角度看，高程为未来考虑而作出的转专业决策无疑是正确的。

他脱离了过于理论性的学科训练，进入了与管理实践更加相关的研究领域，他在读研期间跟着老师做过一个航天科技集团和一个关于退伍军人转业安置政策的评估项目，还与其他同学一起帮老师翻译过一本外文著作。

现在，他已经通过了某省委组织部的考核，被正式录用了。

作为从北方大学遴选的选调生，持有硕士学位的他入职之后直接被给予副科级别，然后三年之后升为正科级。

对于一个立志从政，在国家公共部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学来说，他在成为政治精英的职业道路上颇有前景。

至此，从担任院学生会主席，到“双肩挑”，再到有意地转专业，我们已经看到了高程从大三以来着意部署的行动策略已经具有了明显的“目标掌控模式”的风格。

只是因为经历了一个过渡性的转变过程，他比那些一进校门就直奔目标的“目标掌控者”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成本。

类似于高程的转变颇不少见，大约半数“直觉依赖者”在高年级或读研后（至少部分）完成了向“目标掌控模式”的转变。

前文提到的浙江籍第一代大学生初晓，在大三遭遇了绩点不能本系直研的冲击之后，在系友的提点下幡然意识到“尽早确定方向”有多么重要：“以前就觉得大学里啊愉快一点，我自己轻松一点，然后多增长点见识。

（笑）现在我觉得尽早地确定之后的方向最重要，这样可以早点朝那个方向作准备。

虽然知道这个是很难……你得去多接触人、多经历，然后看看会不会有一些东西觉得不错。

然后有时候也可能碰不着，那就继续碰呗，再一个多思考也挺重要的吧，就是想想看到底要什么。

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最初的方向比你一个劲地努力要更重要。

”那时候，与室友的一番不经意的谈话让初晓认识了生物医学工程这个研究领域，力学系出身的他立即对这个交叉领域有了兴趣，也由此确定了以后的职业方向——医疗器械与工程行业。

然而在那个时候，他还连任何与此领域相关的经历都没有。

于是他决定先读一个短期的硕士项目为自己争取准备的机会——虽然已经大四了，他还是立即主动去接触南方大学专攻这一方向的老师，参与他的研究课题。

毕业之后，他也没有亦步亦趋地找工作，而是决定先度过一年的间隔年，其间一边跟南方大学的老师继续做项目，积累用来申请硕士项目的研究经历，一边找找与医疗有关的实习，积累行业工作经历。

他第一次接受访谈的时候，正在准备递交留学申请。

几个月后，他的辛勤准备总算是有了收获——他已经收到了一家排名靠前的英国大学的录取通知。

出路的危机终于过去，虽然多花了一年时间，但初晓总算踏上了他要去往的理想方向。

两年后，初晓通过微信联络告诉我，他已经毕业回国，就职于上海的一家知名外资医疗器械公司，对现在的工作颇为满意。

来自福建农村的鹏程是另一个因在社会性投入过程中充实了行动策略而免于出路危机的典型例子。

他就读于南方大学经济类专业，低年级时也曾因搞不清场域规则而跌跌撞撞。

大一时，他对学习还算兢兢业业，成绩排名处于中等偏上，可大二时不知怎么的，他就想当然地觉得自己保研没有希望，于是就放弃了对成绩的管理，对学业越发随意，也越发投入到学校勤工助学的一个小部门的活动中去。

到了大二暑假，他也没有任何安排和规划，后来抱着不切实际的想象接受了一位学姐介绍给他的某500强公司的实习机会，然而入职一周后又因为“感觉太累太无聊”而主动请辞，放弃了这个积累实习经历的好机会。

大三开学后，还未有任何生涯目标的他主动约见辅导员，讨论未来的方向，辅导员建议他尽早开始主动找实习。

一番尝试之后，他顺利申请到了某世界500强公司的实习机会。

在大三一年，鹏程接连获得了平安保险、普华永道等业内知名公司的四份实习经历，也慢慢在此过程中积累了更多求职准备策略。

到了大四，他选定了几家目标求职企业，开始了有条不紊地准备，最终顺利收到他最心仪的某通信科技巨头公司财经部门的入职邀请，起薪超过15万。

他求职成功的背后，是对该公司具体招聘要求的长期了解和大量的针对性准备：“××财经跟经院联系得比较密切，我关注它好久。

然后从他们给我的反馈来说我也觉得不错。

为了××财经我确实是很努力了。

××财经在上海办了三次招聘活动，第一次做了个小型的参观，就是只要上海几个学校的人去参观，之后有个交流，我就去了；第二次是××财经请学校的经院学生吃饭，我也去了；然后后面他们办了一个正式的宣讲会我也去，也经常和去了那边工作的一个学长交流。

其实××财经跟其他公司有点不一样，至少从我目前面试过的许多公司来看都不太看重学生具体的专业。

但××财经第一面是群面，第二面就是专业面，他们很看重专业素质。

所以我其实从暑假的时候就为了××财经看财务报表会计那块，那时候就已经开始看CPA的财务管理分析。

” 现在回想起来，鹏程觉得身为“学渣”的自己之所以求职战绩不错，主要归功于实习经历。

“其实我比身边很多人早出去忙了一学期。

大家基本上是大三下（学期）去找实习，但实际上从我个人来看，肯定大三上（学期）找更好，因为很多人出去（境外）交流，专业课会排得很少。

像实习这种东西，最后你不一定做出什么成就，但起码你实习过，就经历摆在那里，而且可以混脸熟。

像我就是因为我刷脸刷得比较多，确实整个面试过程挺顺利的，面（试）完我就知道我稳了。

”回到我们的游戏比喻。

如果说资本化过程奠定了各类玩家在游戏中的基本倾向，那么本章所讨论的投入过程则更直接地为他们积累了可用于关底对决（毕业出路）的装备与能力值。

学生在大学里的学业投入，课外社交活动的参与、与老师的互动、同学社交圈子的营建，既是融入大学生活的过程，也是能力形成、奠定简历优势的过程，甚至还可能是重组文化工具箱、发生习性转换的过程。

某种程度上说，在大学这一局的游戏规则里，学业投入是“初赛”，社会性投入则是“预决赛”。

课外的社会性投入尤其重要，正如学者们已经指出的——大学生活经历在帮助学生们意识到他们“想要什么”这一问题上功劳卓著。

在这一过程中，结构性因素和个体能动性的重要性都不可忽视。

在有限的游戏时间内，带着什么样的实践模式来走完迷宫路线，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学生在游戏出口处是从容还是仓惶。

虽然上大学的实践模式首先是由社会出身奠定的，但并非一成不变。

我们在本章看到，在当前的扩招和自主择业制度背景下，“目标掌控者”组织学业与社会性投入的方式的确有助于高效且有针对性地为获得毕业出路做好准备。

恰如泽斌的忠告，在当下内卷加剧、“履历经济学”当道的今天，围绕一条确定的生涯发展道路开始准备得越早，则越有利。

较大规模的学生调查结果也侧面反映了这个事实：牛新春和郑雅君基于连续三年对部属X大学的本科生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早在大二暑期之后，学生进行学业和社会性投入的特征就发生了有规律的分化，生涯目标清晰的学生投入的范围明显缩小，方向性更加明确——打算升学的学生越来越集中于学术投入，而考虑就业的学生越来越集中于就业准备；而生涯目标清晰度偏低的学生则投入持续偏低且无方向性，并且迟至大三暑期才开始考虑就业准备。

后者比前者在着手出路准备的时间上整整晚了一年。

这种后知后觉意味着什么，禹海深有体会：“自己的经历以及所处环境的限制，导致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会比别人晚个一两年这种感觉，但其实晚一两年就差别很大。

”我们也在本章看到，要在毕业出路中占据优势，大学的确对所有人都意义非凡。

只是对不同人的机制不同：对于使用“目标掌控模式”的玩家而言，大学对他们的意义主要在于提供了一个供他们自主探索自身兴趣和积累履历的平台，通过探索多个毕业出路所通向的事业，尽早使他们心中模糊的生涯目标具体化为某些职业领域，尽早明晰他们在这一领域将要面临的游戏规则，从而便于他们尽早地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为自主择业积累优势；而对于使用“直觉依赖模式”的玩家而言，大学的意义则更加重大——通过提供社会性投入的机会，帮助他们（至少是部分地）实现从“摸着石头过河”的低效模式转变成围绕生涯目标来主动获得出路的高效模式。

成功实现转变者可能像“目标掌控者”一样，尽早对未来职业目标形成预期，熟悉游戏规则、着意积累资本，最终走上与自己志趣投合的理想职业道路；而未实现转变者的出路则可能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更容易取决于外部的制度机会和偶然因素，也更容易被推向没有选择的被动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