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教育，尤其是文化教育（甚至科学教育），暗含地以一整套有教养阶级传递的知识、本领、表达模式为前提。
……它导致了这种特权者游戏面前根本性的不平等。
然而，每个人都得参加这一游戏，因为它以具有普遍性价值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
……当人们反复批评传统教育的内容失落了其真实性，他们忘了加上一句，不同阶层的大学生所体验到的不真实感十分不同。
——布迪厄与帕斯隆(J.-C.Passeron)，1979,pp.21-22大学不仅是象牙塔，更是竞技场。
尽管高等教育阶段（特别是精英大学）中的不平等往往被进步主义的舆论所掩盖，难以为旁人所觉察，但实际上每个身处其中的成员都不能否认，今天的大学是一个与社会愈发联系紧密、资源和权力蕴藏其中、且竞争无处不在的空间。
稍微一瞥有关大学的社会新闻就会发现，无论是大学自身，还是教师，抑或学生，每一方都在向着对各自有意义的有价资源进行激烈地角逐。
在此意义上，大学正如同布迪厄笔下的“游戏场”(field)p.67——一个空间和时间都有严格界限、存在明晰而具体的“游戏规则”的社会领域，对此游戏抱有不同感觉的“参赛者”置身其中，并投下各类资本作为赌注以试图取胜。
正如本章开篇的引文所示，布迪厄将学校教育视作一个有利于特权阶级的游戏，并断言这一游戏具有根本上的不平等性。
这一立场或许不易为人所接受，却在今天仍有着强烈的启发意义。
在中国，精英大学这一场域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如果顺着布迪厄的思路，将名校看作一个迷宫或者丛林探险的游戏现场，这个现场的基本布局和游戏规则是怎样的呢？学生应当如何做才能在当中获得优势？对此，社会学家和高等教育研究者已经积累了深厚的文献基础，为我们洞悉当代大学生在精英大学中所面对的现实处境提供了启发。
在本章中，我将利用已有的文献，剖析在当下我国大学生在一流大学的出路竞争中所面临着的现实情势，以展现该游戏现场中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样，以及它对“参赛者”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仔细地揣摩那些从未被官方文件清楚地言说、却鲜明地体现在现实当中的“游戏规则”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倘若大学生缺少关于大学和就业市场的了解，对自己未来的毕业出路没有做到独立规划、提前部署、有序准备，到了毕业之际，即便持有名校文凭，其价值也很可能会在兑换职业地位的环节中大打折扣。
游戏规则被教育大众化和全球化裹挟着的中国一流大学，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和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力量之间的拉锯，由此形成了一种极富中国特色和矛盾性的毕业生现实处境。
市场化改革、高校扩招、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学办学模式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这些宏观的历史与制度因素的作用下，大学生个体越发被推向就业市场的自由竞争，学生毕业后的选择越来越多，个体需要为自己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而与此同时，出于高等教育的育人使命和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宗旨，高校并不以最大化学生的就业市场竞争力为首要目标。
这种矛盾性为学生造就了一种氛围宽松、价值多元的培养环境，为学生的发展道路制造了多种可能，却也对学生独立自主地安排大学生活方面的文化技能和见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扩招背景下的大学生求职市场今天的毕业生面临的首要现实是，他们必须自己寻找工作单位或深造学校。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以“统”和“包”为特征的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被认为不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
1986年，原国家教委编订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 p.2849 提出，“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双向选择’制度”，并明确提出“逐步把竞争机制正确地引入高等教育”。
1989年3月，该制度正式由国务院批准，决定在全国范围逐步实施，由此拉开了毕业生就业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序幕。
1994年，原国家教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提出建立入学收费制度，引导学生毕业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改变上学国家包、分配国家包的“两包”做法。
同年，原国家教委开始推行高校招生并轨改革试点，并在1997年在全国高校实施并轨招生，即统一收费、不再区分公费生与自费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
紧接着是势如破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
1999年，教育部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启动了高等教育大扩招，决定大幅度提高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
此后十年间，高校扩招每年都以40万人左右的规模递增。
2009—2019年期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规模基本上年均递增80万人。
经过20年的扩招，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人数，从1999年的84.8万人，升至2018年的753.3万人，相当于1999年的8.8倍。
据估算，2011—202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累计总规模达到一亿人，其中普通高校毕业生为7000万人。
201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8.1%，根据特罗的理论，中国高等教育即将由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也意味着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面对与日俱增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国家自20世纪末提出了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口号，2012年提出“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战略，2015年李克强总理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详见，更将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解决方案向市场竞争机制推进了一步。
就业市场化改革将大学生“推入”就业市场，而高校扩招政策则将更多的大学生“拉进”学校，两项政策自然导致了市场上竞争强度的激增，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膨胀。
虽然高校扩招使得千百万普通人家的孩子有机会进入大学，也标志着国家在实现教育机会公平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而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处境却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全球各个国家的经验都证明：当越来越多人持有大学文凭时，市场对教育水平的要求随即水涨船高，大学文凭作为一种用来交换职业地位的通货，其交换价值 在 市 场 上 发 生 了 萎 缩 。
美 国 社 会 学 家 柯 林 斯 (RandallCollins)在《文凭社会》一书中将这一现象称为“文凭的通货膨胀”。
胡瑞文等研究者发现，新世纪前十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已经开始大于劳动力市场中白领岗位的总需求人数，因此部分大学毕业生从白领岗位溢出、向蓝领岗位转移是必然趋势。
今天，进入大学的机会不再稀缺，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竞争却并未休止——只是争夺的重心发生了转移。
首先，正如“有效维持的不平等”(EMI)假设所预见的那样，随着优势群体进入大学的机会接近饱和，他们转而去竞争那些在教育市场上相对更有价值的通货，例如重点中学、声望更高的大学、热门专业等，越精英化的教育场域里不平等就越加剧。
重点高校在高等教育系统里声望最好、回报最高，但其开放给农村学生或低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实际上在扩招之后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其次，正如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所预测的，文凭贬值激起了人们对更高学位的追逐。
大学生考研人数连年攀升的事实有目共睹，即便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也多数首选升造而非工作，而研究生才是重点高校中求职的主力军。
所有上述现象都提示我们高等教育的梯子可能正在变得越来越拥挤，也因此愈发失去其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运载效率。
虽然名校文凭仍可带来一定的就业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经受着文凭通胀的冲击。
扩招的另一后果是，文凭在求职市场上代表能力的“信号”作用开始失真，大学生的就业结果越来越依赖家庭文化资本和个人化优势而非学业水准。
英国社会学家布朗(PhillipBrown)指出，随着同样的文凭持有人大量涌入就业市场，雇主再难以通过文凭来甄别求职者的就业能力，因而招聘要求开始被定得更高更精细。
这意味在两个拥有同等学历的求职者中，只有那个条件更优越者能够被录用。
“就业能力”这一概念，在布朗的语境中有着双重意涵：一是求职者所具备的满足岗位资格要求的绝对能力水平，这取决于个人所接受的知识技能训练；二是求职者在所有竞争者中的相对排序位置，这取决于市场与人才的供需关系。
当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具备更强的相对优势，即便是绝对就业能力足够的求职者也会陷入劣势。
在这样不断升级的竞技游戏中，包括个人性格、荣誉、工作经验、实习经历在内的“软”实力就成为了证书、学位等“硬”通货的必要补充。
于是，大学生要想将自己打造成能够在求职市场获得优势的候选人，必须有意地、持续地反思和管理自己的大学生活，将大学四年打造成一种致力于为简历加分的“履历经济学”(economy of experience)。
要完成这些极具技术性的操作，需要额外对旅行、实习、体验等课余生活进行精细地投资利用，并加以适当地包装以衔接雇主的偏好，而这显然需要来自家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加持。
全球竞争中的大学生出国潮在不断升温的就业市场竞争中，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的“出国热”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的出国留学政策也渐趋自由化。
80年代以来，国家开始逐步放开对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限制。
2003年，我国取消了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费用征收和审批手续，并设立奖学金鼓励优秀自费留学生。
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松绑，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连年攀升。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8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66.21万人，其中自费留学59.63万人。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个主要留学生输入国的国际学生份额中均占首位，是全球国际学生的最主要来源。
虽然留学生的低龄化趋势明显，但高校毕业生仍然是出国深造大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出国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强烈，而有出国留学意愿者通常是在校成绩优秀、家境优渥、外语能力好的优质生源。
在重点高校中，毕业生到世界一流大学深造的风气尤盛。
院校声望越高的大学，毕业生出国深造比例越大。
根据2017年《中国留学发展趋势报告》，包括北大、复旦在内的4所部属高校毕业生的出国深造率超过30%，14所部属高校出国深造率达20%以上。
不难看出，出国深造已成为相当多名校学子积累全球竞争力和提升人力资本的选择。
在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的留学中介广告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现实。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对国际化学习经历的追求已经成为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共同特征。
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是，高校与世界各地的大学签订学术交流与合作协议，并乐于在官方网站上宣传自身的国际化水平。
在劳动力市场上，境外文凭（甚至是一段境外访学经历）可以作为学生国际视野和个人能力的象征符号，为简历锦上添花。
当然，出国深造的价值并不仅仅停留在象征层面，而是会切实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和就业优势。
经济学家发现，海外留学经历在中国（特别是东部地区）能够显著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更有针对同在国内读本科的首都大学生的跟踪调研发现，在控制了个人、家庭、学校、在校表现和就业状况等众多因素的基础上，留学归国学生仍享有比国内读研学生高出25%左右的就业起薪。
当然，要获得出国深造机会，需要满足境外大学对申请者提出的要求。
这些要求通常包括优秀的学业记录和外语水平测试成绩，来自多位教授的推荐信，以及提交诸如个人陈述、研究计划、个人作品示例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
对于大多数自费申请者，他们还需要为留学支付比国内读研高得多的经济成本。
事实上，从选校，到编写简历、撰写申请文书，再到准备面试，为申请出国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是一项事无巨细的系统工程，需要花费1至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因为申请者不仅需要时间去准备好上述申请程序所需要的文件，更重要的是需要花时间去“打造”出国所需要的个人特质和经历，譬如展现好奇心、实习实践、参与研究课题和国际会议的经历等等。
一篇谈论大学生留学规划指导策略的文章甚至提出，“对于大学生的留学规划指导不应停留在大四，而应从大一开始贯穿四年的学习生涯，在不同学年有针对性地准备语言学习、专业成绩、实习实践等”(p.219-220)。
要在有限的大学时光里准备好这些，既需要有条不紊地根据申请需求安排大学生活，又要对国外大学的录取规则和申请程序有充足的了解，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而言绝非易事。
于是，委托咨询经验丰富的留学中介机构就成了许多学生的选择，而对于不同家境的学生而言，这笔动辄数万元的咨询费又意味着不同的分量。
中国特色大学治理模式下的校园生活上文揭示了市场化和全球化趋势丰富了大学生毕业之后的选择，也加剧了大学生在毕业出路上的竞争强度。
在这幅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为特征的图景中，大学成了求职和升学竞赛的预备所。
每个学生理所当然地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各类经济、文化资本，尽可能地增值自己的竞争力，好为自己赢取优势。
可实际上，置身于大学校园的学生直接面对的大学生活现实却比这幅图景混沌复杂得多。
其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现代社会中的核心组织之一，其功能的复杂性远超过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这一个方面。
美国学者克拉克(BurtonR.Clark)提出了一个包含大学、政府和市场三者权力的三角协调模型，为我们认清现代大学的多重角色和使命提供了思路。
首先，作为生产与传递高深学问的教育场所，大学最核心的使命是探求高深知识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英国的纽曼(John Henry Newman)、西班牙的加塞特(Ortega Y.Gasset)、德国的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中国的蔡元培等近现代教育思想家的著作中，这种对学术自主性和人文精神的追求俯拾即是，也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大学的教育理念——这一点从当代各著名大学的校训中就能见微知著。
如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提出，学生“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而非“徒志在做官发财”，凸显了大学教育有意趋避现实功利的倾向。
其次，随着现代大学对社会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愈发密切，大学的运作也不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干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由政党和政府全面管理社会各个领域的国家有目共睹，而高等教育也并无例外地处于国家权力的管理范围，形成了“政校一体”的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简政放权成为时代强音，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始终是高校组织管理的核心制度，党的领导仍然是中国特色一流大学治理体系的首要特征，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仍处于政府的影响力之下。
换句话说，虽然大学生的毕业出路越发市场化了，大学的教育宗旨、校园生活以及校园里潜藏着的机会和资源，却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市场化，而是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特征。
当政府权力渗入高校治理的环节，且大学坚持知识生产和育人使命时，现实中的大学生活就远非市场逻辑所能理解的了，而是充满了与市场理性无关的许多其他内容。
可以这么说：从新生入学的那天起，直到他/她有一天忽然意识到自己快要毕业了，这一过程的丰富性甚至可能让他/她短暂地忽视就业市场的竞争规则。
事实上，在我国一流大学的校园里，占据学生们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各类课内外活动，诸如讲座、社团、党校、学生会、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学术科创竞赛等等，大都与就业准备并无显然的联系。
生机勃勃的校园里充斥着一张张令人炫目的活动海报，看似杂乱无章，实则各有其理：讲座主要由院系举办，目的是增强学术交流、拓宽师生的知识面；以兴趣爱好为基础组建的各类学生社团则有助于丰富校园生活、促进兴趣和特长发展；党团组织活动是吸纳、培养党员和发扬党的先进性的抓手；学术科创项目意在激发学生的科研潜力和创新能力；各类社会调研、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则扮演着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二课堂角色……学校表彰奖励优秀学生的评价体系很大程度上基于学业水平、品德和校园活动参与度，与市场上对就业能力的评估标准关联度不大。
学校提供的针对毕业生就业的政策也以全局的国家利益为先，对学生的价值感召——例如那句耳熟能详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往往带着浓厚的集体主义的家国情怀，而非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逻辑。
总之，市场化在大学内外部发生程度的不同，使得“成为好学生”和“找着好工作”对应着不同的游戏规则，这无疑加大了学生安排大学生活的难度。
当大学生懵懵懂懂地踏入名校校园，很可能会发现其间的生活像极了一个被精心布局的异彩纷呈的迷宫：并不存在一条“主路”或某种标准走法——似乎每一天的过法都有许多种可能，每个人在路口处需要不断地做选择，每一条小路（例如科研、学生会、社团等）都各有乾坤，且大多与迷宫外的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他们在各个小路之中穿行探索，一边选择自己的路线，一边在路途上收集着有价值的筹码（成绩、经历、奖项等）。
他们与其他探索者之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竞争关系，因为筹码的数量是有限的；当他们到达迷宫出口的时候，他们需要将口袋里的筹码拿出来，用它们来兑换成下一个旅程的入场券。
不过，对不同社会出身的探索者来说，这个迷宫的神秘度是不同的。
有人对里面的布局相当了解，有人半知半解，而有人只能通过道听途说略知一二。
尤其关键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很清楚当中的游戏规则，譬如迷宫的尽头究竟有哪几个出口，而每个出口处有用的筹码又有什么不同。
迷宫的出口迷宫在出口方面的设置——即大学生毕业后的出路，正是前文所述及的历史和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纵观各个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报告，可以发现迷宫出口的设置具有稳定的一致性：学生的毕业出路基本分为最主要的三条，即出国留学、国内读研和求职（即签约就业）。
当然，还存在一些诸如灵活就业、自主创业、暂缓就业等小众选择，不过上述三种选择通常占据了高校毕业生去向的绝大多数。
大学生对出口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因为，三个出口坐落在迷宫尽头的不同方位，会将探索者带去不同的天地，并且不同出口对筹码的设置和兑换率也不同：出国留学意味着申请者参与到全球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去。
如前文所述，成功获得境外优质大学录取的前提是，申请者既拥有优秀的学业记录，又有合格的托福、雅思、GRE等外语考试成绩，还熟悉国外高校的专业排名、项目设置，且能按自身职业生涯规划找准定位并按要求准备申请材料。
在用资历兑换录取通知的环节中，漂亮的学分绩点与外语成绩、给招生委员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个人陈述和令人满意的英文写作通常是最重要的获胜筹码。
另外还包含一些间接和隐性的要求，例如申请材料一般包含数位学术界资深人士的机密推荐信。
这意味着学生不仅需要有良好的学业记录，还需要和多位教授建立比较个人化的良好关系，最好有参与学术研究项目的实践经历和境外大学的交流学习经历，并且有能力支付国外生活的开支。
国内升学则细分为两种渠道：一是通过推荐免试的方式直升研究生，二是考研。
现行的推荐免试制度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国家为增加研究生的优质生源、加大拔尖人才培养力度而推出的一项政策举措。
在该政策下，有推免资格的高校组织院系选拔并推荐优秀本科学生成为推荐免试生，而获得推荐名额的学生则毋须参加全国研究生考试，只参加招生单位组织的复试。
作为一个惯例，院系分配推免名额的最重要的依据通常是学业成绩。
相对而言，推免读研是最不需要学生在短期内专门准备的一个选项，因为所依据的学分绩点是由学生从大一到大三期间每学期的成绩汇总而成的结果。
由于推免生的生源质量得到高校的普遍认可，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获得录取的概率很大。
所以不难理解，推免直研已经成为研究型大学里许多学生国内升学的首选，也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升学需求。
据范皑皑和杨钋课题组针对北京市高校的调查，985院校的本科生推免直研的比例可达40%以上。
相比之下，通过考研来获得读研机会的风险和难度则大得多。
要获得成功，不仅初试的单科成绩和总成绩要全部通过目标学校划定的分数线，还需要在差额录取的复试中有好的表现。
由于研究生入学初试是选拔性考试，报考人数多、淘汰率高，况且名校分配给考研录取的名额一般也偏少，更是加大了获得录取的难度。
因此，考研通常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专门准备所考科目的知识，花一年甚至更长时间者并不鲜见。
为提高分数，学生还可能需要花钱参加考研相关的培训，甚至到目标学校旁听课程。
同时，学生还需要具备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为应对考研失败的风险而做好多手准备。
求职对学生的要求与升学大相径庭。
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应聘者，求职者需要满足用人单位对雇员的期待。
学业表现仅仅是次重要的参考性要求，起关键作用的条件包括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有实习实践经历、良好的业务水平、对行业有深入的理解，并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等等。
如果家里拥有社会关系，有机会通过熟人推荐去应聘，则成功概率更大。
对于体制内的用人单位而言，例如省市直机关选调生的遴选，党员身份和学生干部经历则是重要的条件。
总而言之，对于高年级的大学生来说，无论有没有清晰的目标，毕业出路都是一道难以回避的选择题。
早做选择者将赢得优势。
因为几条主要的毕业出路要求学生所做的准备各不相同，学生要想在毕业时获得满意的出路，往往需要从大三上学期甚至更早开始选定目标并着手准备。
多手准备需要消耗很多精力，而完全没有准备的学生则会在毕业关头陷入被动。
范皑皑和杨钋调查发现，除去一部分因锁定推免无需准备的学生，在声望越好的学校里，学生越倾向于选定一条出路去准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学生，越倾向于早做准备；而准备目标越明确者，职业成熟度越高。
牛新春和郑雅君通过对某重点大学一届本科生历时三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大学生生涯定向的发展轨迹从大二暑期就开始发生分化——大二暑期之后，生涯定向清晰度高的学生对高影响力活动的投入呈现出愈发明确的方向性。
如果进一步把眼光放长远，去看迷宫出口外的道路延伸向何处，就会发现大学生需要选择的还不止于走哪个出口。
在某种意义上，升学仍可看作为职业做准备的预备过程，绝大多数人未来毕业后终究会走上工作岗位，在社会的职业地位结构上占据某个位置。
那么，学生在职业（预期）路径上又有什么选择呢？林南和边燕杰在90年代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逻辑——以国家权力的控制力为核心由中心至边缘，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
单位体制资源对个人的生活机会发挥着实实在在的影响。
因此，与做什么工作、挣多少钱相比，去什么部门的单位更能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掌握着组织生产、管理和资源分配的核心权力，是地位最高、待遇最好的部门，而私营经济则是地位最低、体制福利最少的部门。
不过，伴随着我国逐步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非国有经济部门从1996年起已经超过国有经济份额。
后来关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研究认为，国有经济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已经在城市形成了两个并行的劳动力市场。
两个市场中的工资定价机制有所不同：国有经济部门的工资标准、工资定级和增长幅度仍然是由传统的体制决定的，用人单位无法改变，且增幅缓慢，但往往在货币工资外辅之以实物福利和保障服务，比如优惠的住房、医疗、教育等；而新生的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工资定价则是一种市场行为，根据市场和劳动力的供给需求情况决定，因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决定工资定价的重要条件。
近年的研究表明，薪资丰厚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高校毕业生的热门之选。
当然，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高校毕业生对非国有部门的偏好或许会发生变化，但总体的二元格局料将长期存在。
上述关于我国就业体制中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与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提出的著名理论模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二元精英职业路径不谋而合。
魏昂德与同事基于事件史分析方法发现，政治管理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是中国职业流动机制中的两条分立的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大学学历始终是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先决条件，而党员身份始终是获得高行政管理职位的先决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转变为行政管理人员，反之亦然。
而郑辉和李路路研究发现，中国的精英群体在代际之间并非保持着二元路径的分立传递，他们的子女在两类路径之间实现着自由交换。
简言之，政治忠诚和高等教育是分别对应着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两条精英职业路径的两块敲门砖，这两类精英的下一代不一定会传承上一代的精英职业路径。
因而，对于手持国内顶尖学府毕业文凭的学生而言，无论家境如何，他们既拥有非国有经济部门需求的人力资本，又是党组织发展潜在成员的关键对象，因而有机会进入任何一条职业路径——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做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择。
至此，我们已经大致勾勒出了名校游戏规则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制度因素的根源，也切实地塑造着大学生身在其中的某种矛盾性的体验。
如同一个迷宫一样，名校生活精彩得令人炫目，也令人困惑。
当寒门学子拼尽全力，带着改变命运的信念来到这里，却可能发现人的全面发展、解决社会问题和高深的学术追求才是被津津乐道的主题；当他们认为好好学习才是学生的职责，却可能一进门就迷失在形形色色的学生组织和社会活动中；当他们默认上了好大学就能有好工作，却可能发现大学的生活内容很少和就业市场发生直接的联系；当他们想象来到名校就可以摆脱应试枷锁、自由发展了，却可能最终发现这里无非是另一片地形更为复杂的赛场……无论经历过多少茫然与困顿，到了毕业关头，学子们终究需要摊开自己手中的筹码，去某个出口处换取将学业成就转换成职业地位的资格。
只有那些顺利获得更高兑换价值的人，才更可能换得高职业地位。
由此观之，大学四年不啻是一场回报丰厚但挑战度极高的探险之旅，其内容繁复、规则复杂，需要参赛者对此有透彻的领悟，尽早决定自己将要去哪一个出口兑换筹码，并适时调整好前往的路线。
正如本章开头布迪厄的那段论述，这样看似平等的“游戏规则”，实则暗含着一些特别的要求，因而对于不同社会出身的学生可能意味着天差地别的难度。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来自优势家庭的学生更早地意识到职业准备对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并且倾向于在毕业前两年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开始将职业生涯规划付诸行动”，范皑皑和杨钋老师注意到了不同阶层学生在调研数据中显示出的差别 (p.99) 。
差距更集中地反映在毕业之际。
不少量化研究已经确认，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去向上也存在明显的分化。
弱势家庭出身的学生比优势家庭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就业而非升学，然而弱势家庭学生的就业结果却又不及家境优势的同学。
闵尊涛、陈云松和王修晓基于某重点大学十年的学生调研数据所做的研究，更是说明在影响大学生毕业意向的因素中，家庭背景的解释力比个体学业表现重要得多；过去十年中，大学生的深造机会分配仍然体现为一种社会再生产逻辑。
问题是，作为生涯发展条件最薄弱的群体，弱势家境学生为何反而更无心做职业准备呢？不同家境学生在毕业去向上的差距，又是如何在上大学的过程中被一步步拉开的？我着手这些问题的思路，是去了解不同家境的大学生穿越迷宫的过程，以此来理解他们在迷宫出口处或好或坏的处境，究竟是何以被造就的。
下一章将具体地阐述本研究的理论思路与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