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倚靠学校来决定自己的前途显然是‘作死’的行为……我一直坚信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我想’最重要——我想往哪边发展。

我一直都在慢慢地往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靠近。

漫无目的地生活其实是一件没有效率的事情。

所以我劝学弟学妹你们最好早点知道自己要什么，早做准备，越早越好。

……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仅仅是在道听途说之下被动地选择了一条路。

”——泽斌，南方大学，东部城市学生，父母均为私企中层管理者“我感觉我当时（大一时）已经做好准备了，我就以一个全新的新起点、新开始，一张白纸进来了，我感觉我没啥障碍啊……现在就是为以后职业上的东西没做好（准备），之前都没考虑过的事！从来没想过我以后要得到什么。

感觉周围的人，通过好好学习进入好大学的话，是可以跳出小地方。

但是我也没想过跳很远，这个想法我不太深入，我就是想五年跳哪去，我都不知道。

……我感觉当你学习‘进入一个状态’的话，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我想的问题是有限的。

”——牛铭，北方大学，中部农村学生，父亲务工母亲在家两种实践模式“有的人想清楚了干什么然后去努力，然后剩下那些人是我要努力，然后再想我去干什么”，经纬若有所思地耸了耸肩。

优秀的学生在南方大学司空见惯，但根据他的观察，不同的人优秀背后的逻辑迥然不同，“像很多人的动机是，我遇到很多‘学霸’，他是一种责任感驱动自己去努力，或者说他的努力是习惯性的。

不是因为说我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所以我要去努力。

”在南方大学读书7年，在藏龙卧虎的数学院，他已经“见过太多绝对优秀的人，但他们不够‘有趣’，最后还是去了四大这种很普通很稳妥的地方”。

我注意到，“有趣”一词是经纬频繁用来描述自己的方式。

与那些“习惯性优秀的学霸”不同，经纬在经历数次试错和自我评估之后，紧盯着自己树立的职业目标，在大学里时刻掌控着自己努力的方向，不为大众风潮所动，却能及时根据外部反馈调整策略，默默为自己的求职之路添砖加瓦。

现在，他站在毕业的门槛上，手握数枚工作邀请——包括几家鼎鼎大名的中资投行、券商和股票研究所。

他最终选择接受一家全球顶尖投资银行的交易员职位，这一岗位办公地点在中国香港的亚太区总部，拥有起薪超过50万人民币的全球薪酬(global pay)，年终奖金额度无上限，可预期的每年收入涨幅可达一倍以上。

话说回来，他拿到的多个工作机会的薪酬差不多都在同一水平，收入多并非他最终选择这一职位的理由。

他无意中对自己选择逻辑的阐释，让我注意到他仿佛有种特别的思维风格：“因为这个工作可以让我用钱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投票。

你的决策能加速或减缓事情的变化。

比如某种技术需要用金钱催化，你可以给它投入更多的资源去加速这件事情的到来。

……你有没有看过讲交易员的电影？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行业，很多人思路开阔，实现财务自由后都去干各种事情去了，有的去南北极跳伞，有的去搞极限运动……换句话说，这个工作可以让我变成一个更有趣的人。

虽然XX证券总部的机会也很好，但可能做的事就比较常规”。

对经纬而言，交易员工作的意义在于钱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去服务于他对外部形势的判断；这份如愿以偿的工作在他眼里也并非目的本身，而是服务于他最终想要取得的目标——成为一个有趣的人。

他喜欢徒步旅行、潜水和古典音乐。

眼下，他打算趁毕业前去非洲西部走走。

2个月以后，他将飞赴美国总部参加小半年的培训，然后出现在香港公司正式开启职业生涯。

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鲜体验正在向他招手，而他心里明白他想从这份工作中获得什么。

如果说经纬在职场的优势部分得益于他所学的专业——毕竟，像数学这样的基础学科在业界深受欢迎，那么泽斌则是并不靠学业优势获得满意出路的代表。

收到南方大学的录取通知时，泽斌才知道自己的专业被调剂到了技术科学实验班，后来在专业分流中被分到了一个光电工程类的专业。

“你要说感兴趣，其实不是特别感兴趣，谈不上喜欢，”泽斌很直白地说，让他仍然坚持学业投入的动力并非来自学习兴趣，而是考虑到“以后就业需要一个实在的文凭”。

他并不指望靠自己的专业特长找工作，因为他已经在名企实习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未来要从事的那种工作——商业营销。

“我发现真实的商业案例，远远比专业内的知识更吸引我。

我不觉得承认自己不适合科研是一件丢脸的事，虽然我的专业课成绩也很好，但种种迹象表明我不爱摆弄这些散发理工硬汉气息的玩意。

”泽斌在谈话中的直率令人印象深刻。

虽然他在系里的绩点排名四年来都稳居上游，但他一再表达自己对专业学习的“另类”看法，并且坦言自己的好成绩主要是得益于考前突击和有技巧地选课。

在他看来，上大学最重要的不是好好学习专业知识，而是“三观建设”，也就是要认清自己的目标，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课内怎么做这个题，怎么弄这个电路，这种专业知识对于你个人的那种三观建设基本上没有什么帮助。

其实大学层面对个人生涯规划方面的教育也是止步不前，大学所教的极少涉及学生的职业发展。

……完全倚靠学校来决定自己的前途显然是‘作死’的行为。

”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口吻，他对大学重科研、轻就业的工作局面表达了批判，也对那种经纬口中的“习惯性优秀的学霸”流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大四伊始，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保研名额，凭借自己在商业营销领域积累的实习经历，拿到了某知名网络游戏公司的市场营销岗位的入职邀请，起薪达20万人民币，后续每半年还有可观的调薪幅度。

从工科类专业到游戏公司的商业营销，再到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他知道自己这条路为什么能够走得通，也深信这样选择是“对自己负责”。

“我一直坚信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我想’最重要——我想往哪边发展。

我一直都在慢慢地往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靠近。

漫无目的地生活其实是一件没有效率的事情。

……我们班除了我还没有人拿到这种offer，他们的都没有太好的。

”经纬和泽斌来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院系，互不相识，而他们谈论择业的逻辑却异曲同工。

禹海这样的同学或许正是经纬和泽斌提到的那种“习惯性优秀”的学霸。

高考成绩位于全省前20位的他，从考上北方大学，到选择专业，到安排自己的大学生活，再到考虑出路，甚至再到他目前的研究方向，他感觉自己每一步“没有想清楚理由是什么”。

大一刚入学的时候，辅导员让每个同学写下自己在大学里的目标。

他反复思量后，谨慎地写下了“成绩排名居于30%—40%”。

说起目标就反射性地想到成绩，这在他从小到大熟悉的思路里并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他后来才惊觉，其他同学的目标好像远不仅限于成绩，可是自己在这方面总是“赶不上趟”——“就是忽然发现这件事情别人已经做完了，才会认识到这件事情应该去做。

比如当你知道你的同学要出国了，其实你已经只是知道一个结果，但是他们可能已经准备了很久，这个时候你知道了就会非常惊讶这种事情。

”从他讲这些时连贯的逻辑和用语上，我能感觉到他在接受访谈之前就早已有了这种体会，也曾反思过究竟为何会如此：“自己的经历以及所处环境的限制，导致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会被别人晚个一两年这种感觉，但其实晚一两年就差别很大。

现在想起来，对于大学的规划，我可能刚入学的时候完全没有规划的，还是眼界问题吧。

”他把自己习惯性地只考虑学习的倾向归因于自己“眼界”不够，以至于他无法形成明确的生涯目标并且对此浑然不觉。

大学快念完了，禹海才意识到似乎不能单单把成绩当作目标。

即使目标里只有成绩，即使他目前的成绩也的确达到了当时的目标，他却对自己成绩水平并不满意。

“现在想想目标定得太低了。

其实挺遗憾的，我觉得还是由于我自己的视野影响了我的这个预期，其实我可以对自己要求更高一些啊”。

当时之所以对这个区间的设立如此谨慎，是因为他对自己能否在这样一个强手如林的顶尖学府中胜出没有一点把握。

禹海的家在山西农村，从小跟随父母在城郊的矿区长大。

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母亲为此专门辞了工，搬到城里租房陪读。

当禹海不负众望踏进了北方大学的校园，却被一种心虚感所笼罩。

“怎么说呢？因为刚进去没什么自信。

觉得这里厉害的人那么多，我就中游就行了。

”事实证明禹海的学习能力远比他以为的要强，不过他的成绩也的确就如同他的目标那样，并不顶尖，而是处于中游偏上的位置。

回头看看，禹海又觉得自己并没有在学习上投入百分百的精力，这是一种“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的目标失焦状态。

“发现成绩好的同学好像都是那些目标明确的人”，他苦笑道。

在他所在的工科院系，课业负担很重，其实大家花费在学习上的时间都很多。

但通过观察那些“目标明确的同学”，他发现虽然大家看上去同样是在忙着学习，但实际上自己和他们有很大不同：“不一样的，他们是在认清了整个现实之后依旧选择好好学习，而我可能是刚开始不知道做什么就去学习了。

虽然中间看上去和别人干的事情都一样，但是人家的策略和动机都不一样。

而且他们知道其他的事情是什么样子，所以会比较专心不会受到其他环境的干扰。

像我，就天天看看这儿看看那儿，不知道自己在干吗。

”禹海当初之所以选择报工科就是因为听说工科好就业。

但直到大三，他仍然没有为就业做过任何准备。

直到必须要考虑毕业出路的大三下学期，他才匆忙选择了符合大众主流的保守策略——推荐免试博士研究生。

他选择直推博士而非硕士的原因又一次让我意识到他的思维方式：“硕士好像学不到什么，大家第一年上课，第二年稍微做一点事情，第三年开始找工作。

我觉得这个有点……嗯，意义不大。

”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读硕士这个过程本身可以策略性地服务于就业。

如今，他又对当初的选择统统都有点后悔：如果早知道读博士，其实本科就应该选理科，会更有助于打好理论知识基础；现在要面对漫长的博士研究生涯，他又找不到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意义在哪里，觉得若直接去找工作或许对个人成长更好。

他想着以后博士毕业了还要去业界求职，却不知道现在如何做才能有利于未来求职。

能够抓住免试直升的机会，这样的幸运并非人皆有之。

冰倩从湖南乡下考入南方大学某社科专业，她曾天真地以为到了大学就可以松一口气，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学习了，因而从一开始就几乎放弃了对成绩的要求，并对即将面临的竞争和即将失去的机会浑然不觉。

“我当时不记得是听谁说的，就是大学好自由，你喜欢的东西你就努力地去追寻，不喜欢的你去拿个60分就可以了。

我大一抱着这种思想去学习，其实后来我发现我有好多B+，我当时就想还不错，随便学着都是B+，我当时心目中B+还是一个挺好的分数。

后面哪知道绩点好重要，决定你能不能出国、你能不能直研，还有你的奖学金。

当时我好像是不知道这个事，我不知道。

”她懵懵懂懂地凭着兴趣上课，跟着室友刷剧，轻松的两年很快过去了。

到了大三，冰倩才蓦然意识到成绩在大学的重要性。

而现实是，她凭借这一纸毫不起眼的成绩，根本没有推免直研的机会。

因为她并没有任何实习经历和行业履历，也没做过求职的准备。

无奈之下，她只得选择考研。

然而经过半年辛苦备考，她又因为几分之差而落榜了。

几度寻求调剂机会未果，她面临着无学可上也无业可就的僵局。

这被她视为人生中最低落的时刻。

她不甘心，只好延迟毕业，准备来年二战。

我坐在她面前，能轻易看出写在她脸上的错愕、懊悔与不甘。

“真的，要是当时有谁跟我说说绩点决定很多东西，我估计就不会抱着那么随便的态度去学习了。

后面我才知道，你要是不努力去学，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旁边有一些那种不拿A就很难过的同学，然后我当时觉得我们好不一样，我拿了个B+就好开心，他们拿了个A-都难过，而且他们很多人是知道成绩是用来做什么的，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就好傻。

”说这些话时，冰倩已经步入大四的尾声，办好了延毕手续，眼神里难掩失落之情。

她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好傻”，傻在当初不懂得绩点的重要，傻在不清楚绩点多高才算高，傻在轻信了那些鼓吹自由与兴趣的鸡汤，傻在没有从一开始就依照大学里真实的游戏规则行事。

与禹海一样，冰倩回望自己的大学时光时，看到的尽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懊悔之事。

但这一切岂是她的过错呢？冰倩从小父母离异，父亲常年外出打工。

她从记事起就当起了留守儿童，由年迈的祖父祖母照料。

她是家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应该怎么上大学，哪些事情是重要的，连最基本的学业竞争规则也不得不靠自己付出代价去摸索。

冰倩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傻”，但如果将她的故事与其他被访者的故事并置，很容易发现这似乎是与冰倩家境相仿的被访者的一个共同特征。

譬如，禹海在访谈中反复提到的“眼界局限”就与这种“傻”的含义颇为类似。

布迪厄在《继承人》一书中说：“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过于不觉悟，从而促进了自己命运的实现”p.94。

冰倩、禹海后来才察觉到自己的“傻”和“眼界局限”，是这句话最贴切的注脚。

顶尖的大学虽然可以通过合法化学习资格来授予所有学生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实际上，他们当中最需要靠教育改变命运的学生，并不真的知道该在大学里如何做才能改变命运。

同样天资卓越的优等生，面临着（至少程序上）共同的游戏规则，甚至看上去正在做同样的努力，但被访者们在言谈举止间向我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名校大学生。

正如文中所示，四位被访者也不约而同地察觉到了这种不同。

在经纬的语境里，“学霸”这个被用来指称学业成绩优异学生的词，明显带着轻微的贬义。

他并非觉得优异成绩不值得追求，他非常明确地阐释了他语气中贬义的来源：“他们做事情都特别好。

可是你问他为什么要做好，他会觉得做好就行了，不是说我看到一个远的东西（目标），所以说我要走过去。

只有临到决策那一刻才想：我到底要干吗？其实大多数‘学霸’都是属于这样的。

”这种差异是如此让人介意，以至于经纬需要常常使用“有趣”一词来强调性地标识他自己和那些大多数“学霸”们的界限。

这条界限区分的——如果我尽可能地描述准确的话——既非优秀程度，也非努力程度，而是对大学生活的安排在多大程度上有自我主导的方向性和目标感。

循着这道界限，我归纳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上大学”实践模式的理想类型，依此区分名校学生在组织大学生活中表现出的思维、认识、评价和行动的不同模式。

这两种模式的形成与学生的社会出身紧密相连，抑或说正是在大学前的教育经历和家庭环境中深刻地具身化(embodied)而形成的一套阶级化的性情倾向系统。

换言之，在考入顶尖大学伊始，学生对上大学的态度、知识和策略其实就是分化的。

虽然学业成绩水平或许相当接近，但不同社会出身的学生往往带着不同的由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奠定的阶级习性。

我在此处借用了布迪厄在《再生产》一书中所使用的“习性”(habitus)概念，表示这两类模式反映了特定阶级或集团所持有的“共同的感知、理解和行为图式”p.52。

我将经纬、泽斌，以及禹海口中的那些“目标明确的同学”上大学的方式称为“目标掌控模式”。

目标掌控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了解大学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和非制度性的规则，因此能有意识地树立生涯目标，并且知道如何通过管理自身的行动来趋近目标。

目标掌控者有条不紊地组织大学生活，通过掌控自己的生涯目标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他们在大学中的经历和成果往往可以高效地转化成他们下一步生涯目标的资本。

比如，若要出国读研就努力提升成绩和学术经历，弱化与此无关的投入；而若要找工作就有意积累目标行业的实习经历，将成绩保持在一定水平即可。

目标意识使得他们在选取行动策略时有明确的方向性——在哪里多投入，在哪里省点力，他们应付自如。

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前提是洞悉精英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和自身所处的位置，即对大学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转逻辑有所了解——这实际上是一种暗藏阶级壁垒的文化性知识(cultural knowledge)。

与此相对，我将禹海、冰倩以及经纬口中那些“习惯性优秀”的“学霸”们组织大学生活的模式称为“直觉依赖模式”。

直觉依赖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在陌生的大学场域中难以自我定位，从而无意识地陷入无目标状态，主要倚靠直觉和旧有习惯来组织大学生活。

直觉依赖模式主要是由于阶级原有习性不匹配新的精英大学场域而引起的，即布迪厄所谓的“习性滞后”(habitus hysteresis)。

“习性滞后恐怕是机遇和在抓住机遇所需的倾向之间存在差距的根据之一；该差距致使机遇被错过”p.84——在《实践感》一书中，布迪厄一针见血地阐明了直觉依赖者总是抓不住机遇的原因。

直觉依赖者并非没有树立目标的能力，只是因为升学流动带来了场域的剧烈转换，从而引发其内在自我及文化常识的震动，陷入一种不清楚自己是谁、将要成为谁的模糊的位置感。

此外，他们的父母大部分没上过大学，所以他们对适应精英大学缺乏必要的文化性知识，譬如学生社团是如何组建的，团委和学生会在大学里扮演着什么角色，教授青睐什么样的学生等等。

自我认同和必要知识的缺乏使得目标感无从建立。

因而，他们对大学生活的安排常常缺乏方向上的一致性和策略上的技巧性，难以为日后的出路选择积累优势。

例如，想当然地以为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参与课外活动、实习实践是“耽误”学习，但又没想过或不清楚成绩搞好是为了什么。

缺乏包含多样策略的文化工具箱使得他们往往奉行单一的行动风格——勤恳而单纯，对任何事情都一样认真。

也正是这种老实持重的风格使他们难以意识到尽早树立目标的重要性，也更难树立起一个对自身有意义的目标。

有意思的是，目标掌控者与直觉依赖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组织行动的技术层面，更体现在道德层面。

换句话说，二者秉持着基于不同逻辑的道德判断，由此构成了区分“我们”与“他们”的象征边界(symbolic boundary)。

目标掌控者认为，认为大学生理应有自己的目标，并且相信在规则允许的限度内使用策略去达成目标无可厚非，无目标地组织生活和学习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而直觉依赖者却往往将围绕生涯目标组织大学生活视为“功利心强”“动机不纯粹”，并且对使用讨巧的策略去达成目标有种道德上的拒斥感。

譬如，分别来自甘肃和贵州贫困地区农民家庭的成忠和余涛在入校不久后都发现，身边不少同学为拉高绩点去选一些给分容易的课。

对此，成忠感到惊奇，却也很不以为然：“他们这也不是厉害，就是套路更深罢了。

他们可能确实会拿到更好看的成绩。

但是按照这种方式我觉得没必要。

这样就失去了按兴趣来培养的初衷嘛，太功利了。

”余涛还发现，身边聪明的同学会频繁和任课老师接触以取得老师在给分上的关照，他虽然羡慕别人的好分数，却对这种走捷径的“套路”嗤之以鼻：“他们会想方设法和老师和任课老师套近乎，经常问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就为了让老师记住他的名字，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行为非常不齿。

”这种道德感似乎与余涛对农村人的认同相连——他想保持住自己“本质”的东西：“就是自己最纯真的那一面。

像我们很多人就说，当提到我们那边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很淳朴啊那个人，农村没有套路，是什么就是什么，大家都很朴实。

所以我不会为了某个目的不择手段什么的。

”必须承认，虽然我最终从第一手的访谈资料中发现了上述两种实践模式，但在概念化的理论思路上，我受到了三条学术脉络的研究洞见之启发：一是布迪厄在《继承人》一书对于大学生行为合理性与职业准备的论述，他认为大学通过老师的合谋有意无意地将学习的成功与职业前途之间的关系分隔开，不同阶层的学生由此出现两类模式——“考试能手”和“浅薄涉猎”。

处于最薄弱地位的大学生往往被学习的成功所强烈吸引，“除考试外忘掉了一切”p.74；而处于最优越地位的大学生则往往“与自己的工作保持着一种很神秘化的关系”，从而能够达到“一种明确而单一的合理目的”p.81。

布氏提出的两类模式与我力图理论化的两类理想类型在内涵上颇有接近，不过这两类模式在他笔下着墨不多，仅在分析逻辑中一笔带过。

二是心理学家Baxter Magolda发展出的自我主导理论。

该理论提出了自我主导性( self-authority)这一概念，即个体根据其内在声音和核心价值观去主导自己的认知发展、自我认同和人际关系。

“目标掌控模式”中的“掌控”一词，含有该理论所指涉的自我主导之意。

不过，作为心理学的理论工具，自我主导性这一概念主要指涉个体的能力，而对其社会性特征语焉不详。

三是社会学家斯威德勒于1986年讨论文化与行动的一篇著名的论文，她在该文中挑战了韦伯-帕森斯意义上驱动行动的文化观，而是提出文化作为一套“工具箱”( tool-kit )可以被人策略性地使用。

她在文中区分了两种生活状态下不同的行动风格——在“稳定生活状态”(settled lives)下，行为方式是预先确立的，行动者自然而然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熟悉的文化工具来建立行动策略和达成目标；而在“不稳定生活状态”(unsettled lives)下，先前的文化目标被抛弃了，人们需要学习组织行动新方式、践行先前并不熟悉的行为习惯时，就会受到外在的意识形态、象征和仪式等文化资源的直接影响。

“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与上述两种生活状态颇有对应之处，两类学生的观念塑造行动的模式差异正如斯威德勒对这两种状态的区分。

需要澄清的是，之所以有必要建构“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这一对概念，是因为二者的区别并不能被目前研究中常用的几个近似概念所代替。

例如，有无职业目标、目标定向是否清楚、职业成熟度是否足够、职业决策是否果断、职业准备是否完善这些概念，都不足以涵盖本研究所提出的理想类型所表达的实践模式的系统性差异。

作为实践模式的分类，“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不仅强调大学生在组织大学生活中的行动策略上的区别，还试图捕捉他们在组织大学生活过程中进行价值判断、伦理立场和个人风格上的分歧。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现实中的优等生只分为两类，或某一个人只能带有某一类的特征。

事实上，这两类模式仅仅描述了韦伯方法论意义上的两种理想类型，个人在现实中完全可能同时带有两种类型的特征，其比例和表现形式也千差万别。

根据我的观察，上述两类模式只有在社会出身最为弱势的学生和最为优势的学生身上才各自体现得最为典型。

从“目标掌控模式”到“直觉依赖模式”的渐变差异可被视为一个与学生出身弱势程度相对应的连续统。

表3展现了两类组织大学生活的实践模式的特征。

表3 精英高校大学生“上大学”的两种实践模式模式的养成对“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的运用之所以与大学生家境的优势与劣势存在对应关系，是因为上述两类模式本身就是不同的阶层习性的产物，是在不同阶层大相径庭的教育经历与生活境况中逐渐养成的。

尽管升入名校的大学生看似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他们入学前经历的巨大差异却是难以掩盖的。

这些差异如同涓滴细流汇成的巨浪，推动着不同社会出身的大学生上大学的实践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大相径庭的中学教育经历同样是被名校录取，不同家境的学生获得的基础教育经历却有天壤之别。

经纬家在上海，父母均为企业中层经理，在上海市区拥有四套商品房。

用他的话说，他家属于“收房租就可以过得很好”。

他毕业于上海市“四大名校”之首的某著名高中。

在经纬的描述中，他的中学教育显然与大众印象中的“应试教育”截然不同，“高三其实跟平常也就一样，跟高一、高二一样，大家上完课该打球的还是去打球，周末该放（假）的还是放，礼拜五还是三四点就放了，周末不会让你来补课的”。

他的高中非常强调学生志-趣-能的结合式发展，不仅开设了500多门发展课程供学生选修，还创建了30多个现代数字化创新实验室帮助学生开发学科兴趣。

经纬在年级里位于75—100名之间。

根据全校历年的行情，他考上南方大学是意料中的事。

高三的时候，他还参加过南方大学的自主招生。

在自主招生的初试环节——一个满分为一千分的10科联考笔试中，他的考试结果并不理想，因为文史科目需要识记的题目他大多答不确切。

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露出了自信又鄙夷的神色：“我绝对不会记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记住哪一年发生什么事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你不需要知道它是哪一年，只要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很多这样的问题导致了我当时的千分考考得不是特别好，而且我至今还是这样，不太去记某些东西。

”经纬自信地批判了他对一所著名学府的招生考核标准。

在他的观念里，独立思考的批判性精神和全面发展的综合能力——也通常正是那些著名高中的人才培养目标——比识记能力要重要得多。

类似于这样的态度是家境优越的被访者们的一个共同特征。

来自东部大城市、家境优渥的被访者通常就读于质量优异也相对轻松的高中，这让他们更有闲暇去反思自身的处境，发展自己的自主性。

并且，华东大都市顶尖高中的丰富资源，使得他们在高中就兴趣广泛，并且形成了与大学类似的学习和生活方式：“我高中有一个老师教政治学的，他讲课很有趣。

然后他会说，如果有同学想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那下课可以来找他借书。

然后我就从他那边开始借书来看，算是一个起步。

另外。

我还有一部分奇奇怪怪的兴趣来自于我对自然的好奇吧，有点像小孩子那种的。

那个是通过杂志来完成的，我可能一个月当时订了有接近十多本杂志吧，各种各样的科技类的杂志，我记得其中印象最深的两本好像是《博物》和《青少年国家地理》。

”（晓刚，毕业于浙江省某著名中学，东部城市学生，父母经营工厂）“其实感觉高中和大学的环境已经挺像了，无论是学校的教学，或者说周围同学的环境，会比较类似。

所以我适应（大学）比较快可能与这个有一定关系吧。

因为周围同学从高中到大学都很优秀，然后各种特长都有，虽然他们特长未必一样，但是这方面是类似的。

”（彦超，毕业于北京市某著名大学附属中学，东部城市学生，父亲为大学教授）“高中时候经常考年级第一，但因为实在不想花很多时间在奥数奥赛班了，就从理科转到文科。

我记得那时候我爸送给我一套礼物，是译林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系列’，大概有五箱书，都是在高中看完的。

”（庆溪，毕业于江苏省某地方著名中学，东部城市学生，父母均为高级图书发行人）“我的高中是全福建省省状元最多的学校……反正那个学校……或者说整个福建就是非常开放的一个环境，就是思想非常活跃，包括我们高中老师会带我们读什么萨特，所以说进入大学一上手，我们看到这个才是大学真正应该有的样子。

”（宇森，毕业于福建省某著名中学，东部城市学生，父亲警察，母亲在当地教育局工作）他们通常不会对成绩太过焦虑，也不会对顶尖成绩抱有执念。

他们最常见的心态是——“只要在那个区间就可以了”。

他们描述高中生活时的轻松神情常常令我惊讶，或者说，身为在顶尖高中里“傲视群雄”的优等生，他们得让自己至少看起来游刃有余。

他们中的不少人向我淡定地表示，他们在高中其实没有费多大工夫。

他们常以一种极其稀松平常的语气向我讲述他们当年取得的辉煌成绩，并表示自己其实并没有把这些太当回事。

虽然他们事实上都以极其优异的中考成绩考入当地最好的高中，又在高中继续保持在优等生行列，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都对成绩带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和轻松的语气： “成绩考差不多就搞‘副业’去了，那时候喜欢读法律和政治学的书，还有一些经济学的科普书。

我记得我当时住校，因为要开灯嘛，室友又都睡了，我觉得躲在被窝里不是很好，所以躲在衣柜里看过法律的书。

那时候其他人应该在熬夜做数学 题 ， 我 躲 在 衣 柜 里 开 着 手 电 筒 在 看 法 律 …… 我 这 个 ‘ 副业’一直搞到高三，那时候已经通过了自主招生，我只要过一本线20分就可以了。

”（晓刚，毕业于浙江省某著名中学，东部城市学生，父母经营工厂）“我很早就意识到，你成绩比我好，不代表你比我厉害。

厉害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我那时候（高中）打‘魔兽世界’，每天回家都要开电脑，在当时的所谓‘好学生’里面，是不能想象的一件事情。

只要在众人眼中你还是这个区间的就行，成绩差不多就行了，我还是干自己喜欢的事比较重要。

”（钦凯，毕业于上海市某著名中学，东部城市学生，父亲为私营企业主，母亲为工程师）“高一学竞赛时候还学得非常开心，因为学的都是新东西，高一拿了一次全国（物理联赛）一等奖。

高二之后就非常无聊了，刷那些题很无聊都是在炒冷饭，有什么意义啊。

然后高三又拿了一次全国一等奖，但那时候就觉得实在很无聊。

只是要一定程度上满足父母的期望嘛，然后嗯就听妈妈的话，假装就做个好学生这样子，那时候找到一堆东西来填补空虚，比如篮球和漫画。

”（夏宇，毕业于上海市某著名中学，东部城市学生，父亲为警察，母亲为教师）在鼓励独立思考、广泛涉猎的高中环境里，学生们自然而然地意识到学习成绩好只是优秀的基本条件。

从他们讲述自己高中生活风格的语气和他们想强调的重点中我理解到，在他们的常识中，一个出色的学生本就应该特长明显，有自己的爱好，思维活跃而有主见，又在学业上游刃有余。

换句话说，要在鼓励素质教育和个性发展的中学里成为佼佼者，成绩优异只算达标，而富有自主性的思想和有趣的个性才是加分项。

这种超越庸众的思路，恰恰能够帮助学生更早认识到“自我”和“个性”的存在，调动起他们对爱好、目标、倾向的自主掌控，在大学前就对“目标掌控模式”习以为常。

相对而言，农村学生和中西部学生接受的基础教育则往往不允许他们考虑所谓的“个性”。

禹海的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在家务农，家里还有一个姐姐患有慢性疾病，一家四口靠着父亲作为矿工的薪水勉强维持。

不过即便如此，一贯重视教育的父母还是倾尽所能支持禹海读书，母亲在他中学期间在市区租房陪读4年。

在高中陪读期间，母亲为了让他专心学习，趁他不在家时收走了电脑。

在类似家境的被访者中，禹海仅仅是一个寻常的例子。

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高中生活都极其辛苦，需要学生付出几乎全部的时间和心思专注于学业。

许多人凭借出众的成绩跳过了县中，直接升入了全市乃至全省最好的高中，但这常常需要合家鼎力支持，学生所承担的压力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因而，一个“懂事”的寒门学子必须十分专注于学业，才能取得好成绩回报父母，或是为辛劳的父母“争口气”。

学业成绩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学业本身，更是为自己和家人换得尊重和指望的筹码。

“感觉我妈牺牲挺大的，因为要伺候我上XX一中，不能出去工作，还得在县城里租个房子，给家里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

因为这事我妈和我爸闹得很僵，她也很焦虑。

我等于一半的学习动力来自于，我要给我妈争气，你知道吧？有这种感觉。

”大成来自甘肃省某乡镇，从初中起就由母亲陪着去外地的一个以“苦学苦教”著称的县中去读书，父亲因为并不看好如此高成本的主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支付学费，家庭关系一度陷入僵局。

坐在北方大学的咖啡馆里，大成与我说起那段“不堪回首”的高中岁月，仍然唏嘘不已，“那时候XX一中时间很紧，早上6点钟学生都到教室里坐好了，老师5:50就在校门口站好等着抓迟到，晚上11点下自习，有的学生还要打着手电再学一阵。

作业又多，考试又勤，根本没办法考虑别的事，就是学。

”那个时候，对于许多像大成那样的寒门学子而言，一纸名列前茅的成绩单，既是对自己付出努力的回报，也是对父母的报答，更是一份跳出农门、远走高飞的模糊的希望。

在母亲租房陪读六个寒暑之后，他总算不负众望，以全县第一的高考成绩被北方大学金融学院录取。

处于同样处境的不乏其人。

牛铭家在湖南农村，小学和初中就读于乡下的学校。

当地经济状况一般，但历来重视教育。

牛铭说，如果说小学成绩好是因为聪明，那初中起就能保持尖子生的水平就必须得归功于他的勤奋了。

雅君：“你初中后特别努力的原因是什么？”牛铭：（笑）“因为我觉得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我该好好学了。

”雅君：（惊讶地）“真的吗？”牛铭：“嗯，我初中突然感觉一下子有了认识，就是我不能再和镇上的那些人比了。

我们镇上有两个中学，都很好，但是我感觉市里的同学有很多很厉害的人，那时候我天天看作文书，感觉这些所有很厉害的人都有优秀作文，总感觉需要努力奋斗。

”从初中开始，牛铭发愤读书主要出于某些他“感觉”到的单纯理由：先哲的鞭策，或是打败某些想象中的市里的竞争对手。

听到“为什么要好好学习”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下，仿佛从来没想过好好学习需要某种理由。

他怔了一怔，有点语无伦次：“为什么要好好学习是因为，首先我觉得学习是我一个，我肯定是希望自己以后有所作为的，并不是为了提升自己，我真是觉得这个东西不掌握好，你怎么有所作为，就这么回事。

再一个你说兴趣吧，我也挺喜欢学习的。

……优等生一般不都这样吗？”在他自幼形成的常识里，人理所当然就是要努力奋斗、好好读书，因为只有“学习好”才能“干一番大事”。

不过至于究竟什么是“大事”，实际上他很少考虑这个问题，或者说紧凑的学习节奏和有限的知识面使得他无暇顾及这个问题。

“我们那个地方，湖北教育搞得非常严，比如说6点起床，晚上10点半，初中开始就这样，就一直在学校。

早上5点天还没亮就去跑步，然后就一直在学习、刷题，抓紧时间休息，基本上就干这些事。

当时基本上从来没有过大学规划，有一个想象就是能考上武汉大学，然后努力奋斗，因为其实在我们那个学校感觉考上武汉大学也是挺难的。

”天道酬勤。

经过初中三年的刻苦学习，牛铭升入了一所全省顶尖高中——在牛铭就读的初中，“一届毕业生能考上四个五个就不错了”。

然而，勤奋有时候需要付上健康的代价。

因为长期过度透支，他高一的时候生了一场重病，住进了医院，经过手术才恢复了健康。

从那以后，牛铭的母亲就从镇上搬来市里，租房陪读。

康复以后的牛铭更是加倍投入到了学习中，这种投入可谓是“全身心的”。

他专注于“拼命”学，以至于很少考虑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

牛铭：“主要是我身体不好，我从初中开始身体就不好，一直是身体不舒服，身体弱得很，感觉学校环境比较苦。

”雅君：“怎么会身体不好呢？”牛铭：“就是一天到晚想学习，很刻苦，其他的人生目的从来没想过，就是学习。

”雅君：“估计你那时候很想考上武汉大学？”牛铭：“不，高一想过（这个问题），以后从来没想过。

都是先考再说。

我感觉当你学习进入一个状态的话，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我能想的问题是有限的。

” 最终，牛铭以全省理科前20名、超过北方大学录取分数线15分的高考成绩被这所全国分数线最高的大学录取。

实际上，牛铭在高考前拿到了北方大学20分的自主招生加分优惠，但这20分也没用上，因为他的高考分数已经足够了。

牛铭的故事仅仅是众多低阶层学生的一个缩影，“先考上再说”的思路在他们当中并不鲜见。

在我的被访者中，非东部大城市著名高中毕业的被访者几乎都在高中阶段过着极度自律的苦行生活。

“高中我们都封闭式管理的，就一周放假一天，六点钟起来背英语，然后中午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午休，就是你必须要去宿舍睡觉。

然后我呢，中午不休息，吃了饭就到教室里刷题看书。

老师来检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说好话，我就在那边写。

晚上10点下晚自习，10点半熄灯。

我就拿着充电台灯到厕所里去学。

我们宿舍那个厕所，刚好能容下一张桌子和一个小凳子，不到一点半我不出来！然后高三那一年，整整一年天天如此，周末我也在学校里面看书。

我这一年之内刷完了数理化生四套‘五三’（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除了这些之外，还刷了天利38套，刷了30多套理综……然后老师布置的所有作业我全部做完，不耽误老师的东西。

”（鹏程，毕业于广西某县城中学，第一代大学生，父亲事业单位职工，母亲为个体户） “可能对自己一直都有一个期待，就是比别人做得出色一点。

每个人都有吧。

但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对自己有多高的期望，我就觉得考试就是大家都考，我也去考，别人都能考那么高，你也读我也读，要读就（分数）比别人高一点。

偶尔闲下来，也会想想好好学还是有好处的，至少考上大学能离开这个小地方。

”（梓桐，毕业于云南某市级中学，农村学生，第一代大学生，父母务农）“高中学习是很苦的，是相当苦。

虽然我们高中当时也有社团，但办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从初中开始就比较苦，很有压力的。

压力很大，就是要去竞争角逐那种感觉。

当时是叫什么？好像很多高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标语，就是‘多拿一分压倒千人’类似这样的口语。

也没人做班干部，越到后面越没人做，大家都像要隐居了一样，一门一心搞学习。

”（大明，毕业于贵州某县城中学，非一代大学生，父亲为事业单位科级干部，母亲为个体户）在紧张繁忙的高中生活之外，中西部地区家境平平的学生很少有机会考虑学习以外的其他问题，对成绩的重视深嵌进了他们的常识，也就无需发起质疑和追问。

换句话说，在中学笔直而单一的赛道里面，成绩优异很大程度上成了学习的目的本身，也是证明自己能力和价值的一种成就。

在无数个日夜的勤学苦练中，尽力提高成绩已经被深刻内化为他们的习惯。

然而升入大学以后，面对这个赛道复杂多样的“迷宫”，原本得心应手的参赛策略和知识就不够用了，很多人甚至没有很快意识到这一点。

这些身处迷宫而不自知的人，只能循着自己的直觉和过往的习惯慢慢摸索。

父母在重大决策中的作用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告诉我：至少从高中开始，父母对他们的约束和引导就变得极其有限，不再催促他们的学习，也很少在重要关头（比如文理分科、选专业等）直接替他们做决定，自己的路几乎都要靠自己决断。

然而，相比之下，不同阶层父母在子女的人生道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有微妙而重要的差异。

优势阶层的父母插手少，可谓是一种“无为而治”。

不过，尽管他们不会直接发表意见，却会为孩子提供足够的信息和资源，支持孩子做出明智的决定。

多数家境优越的被访者表示，虽然父母是技术精英或管理人员，却很少鞭策他们的学习或直接根据自身的偏好替他们做决策，而是常常鼓励和引导他们自主决策：“主要还是看我自己的兴趣或者想法吧，对，基本都是这样。

他们不会给什么主观的意见，基本是会有引导，但是不会直接说你就去吧。

包括他们会给一些建议，类似于说：如果你选 A ， 那 可 能 会 是 什 么 样 的 状 况 ， 基 本 上 是 ‘ 如 果 …… 可能 ……’ 吧 这 种 假 设 ， 然 后 告 诉 你 之 后 ， 你 就 自 个 儿 选 一下。

”（彦超，北方大学工科，东部城市学生，父亲为大学教授，母亲为医生）“他们算是支持我的学习，很明显的引导倒没有，可能算是一种保障。

那比如说，我要订杂志，当时接近一年订杂志也要定到快1500块钱嘛，然后他们也都支持我。

然后我记得当时买书也很多，比如说我会买很多竞赛的书来看，他们也都不太管我了。

”（晓刚，南方大学社科，东部城市学生，父母为私营企业主）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考上一个好的学校，但不是那种特别逼迫的学，而是有兴趣就学。

父母也不会说你必须拿个奖什么之类的，我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自己决策。

但是该做的我父母肯定也会都做，比如说去找老师沟通，再是选文理科，他们都会给我提供意见供我参考。

”（经纬，南方大学理科，东部城市学生，父母为中层企业管理者） “他们不会替我决策，他们会问我你想怎么样。

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会参与，比如报专业，他们会说你要不要考虑中文，或者要不要考虑社工？这样你去了之后可以转专业，还能修二学位怎么样之类的，他们都很操心。

就是这些东西他会把信息提供给你，然后你了解了之后自己选择，是这种模式。

”（敏浩，南方大学社科，中部城市学生，父母均为正处级干部）也就是说，优势阶层的父母一边鼓励孩子发展掌控自我的能力，一边又有足够的实力和眼界从旁为他们保驾护航。

这些父母自身有上过大学的经历，有的甚至在大学工作，他们自然洞悉如何在重大教育决策中趋利避害。

比如，经纬的父母就曾建议，本科阶段选择培养口径比较宽的科系，有利于硕士阶段进入细分领域深造——基础学科既可以为艰深的科学研究打好基础，也能轻松跨到好就业的经管类专业；再比如，敏浩的父母就指出，在好学校和好专业不能两全的时候，先选好学校，然后可以通过转专业和辅修的方式化解专业劣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阶层的父母不插手，多半是因为没有能力和见识去参与孩子的决策。

他们绝大多数从未踏进大学的校门，对大学里发生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

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他们再无法就子女高中以后的重大决策给出具体的咨询意见了，更不用说指导他们管理大学生活和确立生涯目标。

实际上，他们的子女能够超越他们成为全家第一个大学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期望。

至于上大学的目标，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认知范围。

“他们不大会引导我。

因为我的视野已经比他们更高了，所以他们也会尊重我的想法。

”（初晓，南方大学工科，东部城市学生，第一代大学生）“他们从不管我，反正我成绩好也不是他们要求的。

比如说我小学、中学的时候晚上出去玩，什么几点回来，从来不管。

我如果成绩差的话，他们说没什么事，因为我能考上那个重点高中已经超过他们的想象了，我们镇上有几个人能到那个高中去呀？我觉得我已经大大满足了他们的预期了。

”（牛铭，北方大学社科，中部农村学生，第一代大学生）“我父母不管，我考上一中之后他们就不管了，像选文理科这种，你自己想干吗都可以。

我自从考上市里的一中他们就特别满足，这是毋庸置疑的，就是特别满足，我回家他们也不怎么问，你要看书就去看，反正就这样。

”（梓桐，南方大学文科，西部农村学生，第一代大学生） “他们都是尊重我的选择，我想去哪就去。

我父母在我这个大方向上的干涉很少，文理科是我自己选的，志愿是我自己报的，都是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其实没办法提供（帮助），他们知道的信息比我少，那么他们给我的建议肯定也不会是那么的正确，那这样的话还不如我自己来做。

”（明宇，南方大学社科，西部农村学生，第一代大学生）如果说优势阶层的父母放手让孩子选择是一种策略，那么从未上过大学的父母放手让孩子选择则是一种无奈。

在大学这个游戏规则愈发复杂的迷宫里，优势阶层的父母基于对这一场域的洞悉，为孩子织就了一张“安全网”，帮助孩子认清形势、定位自身、树立目标，顺利通关；而弱势学生则没有这张“安全网”，只得独自在这个陌生的场域里无助地摸索前进，父母能提供的建议越来越少，往哪走全靠自己或对或错的直觉和过去的习惯。

至此，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家庭背景受访者的中学教育经历和父母在重大决策中的作用，本研究展示了“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形成是如何与家庭背景交织在一起的。

换句话说，这两种模式作为大学生日用而不自知的实践和思维图式，其实是特定阶层生活经历所塑造的习性的一部分。

下文将通过两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这两种实践模式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选报专业在填报专业志愿的时候，绝大多数被访者都对自己填报的专业并无深入的了解，多半凭借的是模糊的认知和流行的传闻。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使用两种模式的学生截然不同的选择逻辑。

“我为什么选经济金融（专业）就是这样，没想着选了这个以后能干啥，就是觉得要进那个最好最难进的，给我妈争口气，也不知道还有啥其他的更好的选择。

”大成的考分足以让他在北方大学任选专业。

他很显然把进入“最好最难进的”金融专业当成了他证明自己和回报母亲的目的本身，而并未考虑过该专业和未来前途的联系。

临近本科毕业之时，大成才意识到，这个专业虽然光鲜热门，却并非自己的志趣所向。

和大成一样，牛铭的高考分数也几乎可以让他任意选择专业，“但其实北方大学哪个专业比较火，哪个好就业，我其实不太知道，也不太知道每个专业是干吗的，就凭专业的名字自己想象”。

在眼花缭乱的院系和专业面前，牛铭用他对专业聊胜于无的认识，出于“扬长避短”的考虑填报了社会科学实验班。

雅君：“你是理科生，你为什么会来社会科学实验班？” 牛铭：“当时是太天真了，我其实是崇尚理论的，虽然我感觉北方大学以工科见长，但总感觉工科不是我的追求……当时我太年轻了。

” 雅君：“为什么工科不是你的追求呢？”牛铭：“反正就是我感觉就算学理的话，我也想学什么研究物理数学（这种理科），而不是学什么工科。

而且当时我电脑从来没摸过，但是计算机比较火。

我总感觉一个人要想成功，一定要扬长避短，人家那些比如说科学家这些人，从小新闻报道上都有，他们有可能高中计算机就很熟练了。

其实我很勤奋，我可以混得很好，但是我总觉得和他们一比的话我不能做出更大的成就。

一看‘社会科学实验班’，我就感觉反正来北方大学学社会科学，应该是不错吧，就报了第一志愿，提着东西我就来了”。

说这席话的时候，牛铭脸上带着诚恳而憨厚的笑容。

事实上，在选专业的时候，他对社会科学一点也不了解，“感觉好像是研究社会”，更不清楚自己在这个学科领域是否真的能“避短”。

他后来才发现，他去的是北方大学里相对弱势的院系，而社会科学又是一个要求学生有宽阔的见识和阅读量的学科，他在课外阅读上的先天“短板”恰恰在这个学科中显露无遗。

实际上，大成和牛铭绝不是个例，出身或多或少带有弱势背景的大学生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往往显得较为随意或冲动，很少会考虑到自身的兴趣、特长或优势，也很少会基于未来的职业规划作决定： “我现在回想，我觉得我没有（对选专业）作过认真的思考，也没有考虑喜不喜欢，或者说哪个好找工作。

以我个人的性格，我觉得我可能学其他专业也总归都还挺喜欢的，我觉得这学专业就大概跟找女朋友有点像，有的人就是会……比如说包办婚姻其实也过得蛮好的。

”（禹海，北方大学工科，中部农村学生，第一代大学生，父亲为工人，母亲务农）“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在上海打工，好像是一二年级的时候，妈妈暑假带我坐卧铺去上海，看了好多各种各样的房子，去看动物园吧啦吧啦都觉得很开心。

我妈后来跟我说卧铺特别贵，当时她花了好多钱……就整个那段经历，让我觉得想报上海的学校……有一次好像北大的同学来我们高中做暑期宣讲，有个同学在他们宣讲的团队里面，我觉得他讲话干什么都很吸引我，于是我就喜欢上了。

他说他自己的专业是社会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那个名字。

”（冰倩，南方大学社科，中部农村学生，第一代大学生，父亲务工）“选专业的原则就是‘不能浪费自己的分数’，因为我分数高嘛，所以只能在医学和经管里面选，然后我又怕血，所以就选了经管。

没考虑太多兴趣，只是考虑到工作前景，报的人多，听上去高端，其实后来没有什么特别大兴趣。

”（王冰，南方大学经管，西部城市学生，第一代大学生，父母均为中学老师）从分文理科到选择大学和专业……直到选择职业路径，“直觉依赖者”们在人生关键时刻的很多行动都堪称“误打误撞”——跟着感觉走，走到哪算哪。

换句话说，他们的决策并不是经过理性的分析、在某种中长期目标的驱动下做出的，也不是出于对自己兴趣和优势的匹配。

阅历和见识的局限使得他们难以看清形势，因而即便他们的高考成绩优势到足以让他们任选专业，他们在大学里采取的行动策略也难以将这种成绩优势转化为未来职业地位的优势。

由于他们的“文化工具箱”中可供用来理解大学里的事物、组织行动策略的知识和信息过于匮乏，他们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要么随意盲目，要么缺少精打细算，以至于与“读书改变命运”的想象南辕北辙。

并且，由于他们的家庭整体缺乏这种关于大学应该怎么上的知识和信息，他们只能独自摸索，没有后援。

Megan Holland对美国第一代大学生挑选大学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即第一代大学生往往对大学所知甚少，在挑选和比较大学时无从下手，大多采用比较随意的态度，或是只秉持非常局限的标准去选择。

当很多像牛铭这样的“直觉依赖者”对专业选择摸不着头脑时，经纬已经在筹划如何通过专业选择为未来的发展铺就道路。

实际上他对数学专业了解不多，也没有强烈的个人兴趣。

他选择了数学专业是因为，他从一些渠道获知数学专业更容易为未来的专业发展奠定基础：“其实说白了也就是高中老师觉得这个东西，首先你以后想做什么东西都可以转，你以后想做计算机你就可以做计算机，你想做金融可以做金融，你想要转生物，其实数学转生物也很多，做统计的，都很多的。

然后其实高中选专业都是特别盲目的，我们当时也觉得老师说得有道理。

我们班级一共就三十几个人，六个人进了数院。

”钦凯的思路与经纬并无二致。

在聊到当初为什么选了化学系时，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主要是为方便以后出国：“我高中那个化学老师挺会讲课，然后就觉得化学挺有意思，很容易学。

再一个当时选化学专业，有一大半原因是听好多人说这专业特别容易出国，就你愿意申PhD的话出去特别容易，那就选了化学。

当然后来我意识到这根本不是我想走的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后来钦凯意识到，出国读化学博士对他而言意味着要放弃很多东西，因为在他看来“上海已经几乎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之一了”。

化学固然有意思，但他不愿意为此放弃自己目前的生活方式。

在讲起当初选专业的考虑时，他和经纬一样，语气轻松淡定，似乎觉得选专业就应当“为未来计深远”，没有解释的必要。

北京学生彦超选了北方大学建筑系，主要是受到了他父母专业背景的影响。

他在专业精英家庭长大，父亲是农学教授，母亲是某三甲医院的医生。

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建筑学，“那时候也谈不上喜欢，主要就是一个很专业的学位，所以我爸妈当然觉得挺好，建筑学和法律、医学一样都是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可能跟我的家庭环境有关，专业性是特别重要的。

另外再就是它分高呗，每年第一波招人，学号是从我开始排的”。

父母很支持他的选择，他们非常清楚一个专业壁垒高的学位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更强。

在真正学了建筑学之后，彦超才逐渐发现自己越发喜欢这个专业，既能培育专业技能，又贴近生活，还可以带来很强的成就感。

更重要的是，临近毕业时，正如彦超曾经筹划的那样，在并非一片大好的就业形势中，他的专业果然是不愁找工作的：“学建筑的其实工作口径很宽，可以去建筑事务所，也可以去地产公司……然后因为建筑师又是一个相对专业的领域，所以不是很难找”。

与第一代大学生相比，优势阶层的学生更清楚大学里的专业分类，也更有渠道去了解各个专业那些很少被官方言明的特征，例如人才稀缺程度、行业专业化程度、境外市场需求、深造前景等。

更重要的是，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并不十分了解特定专业的具体情况，但他们在选择专业的思路中明显带着更多的目标意识，更倾向于将专业选择与自身正在形成的生涯规划结合起来。

大学初体验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同一片校园里，不同家境的学生对名校环境的体验和感受千差万别。

很大程度上，学生在大学前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进入大学之后感觉熟悉或者陌生、自在还是紧张、失望还是仰望。

彦超高中毕业于北京市某著名大学的附属中学，和北方大学位于同一个行政区。

加之自己的父亲就在大学工作，北方大学的一切对他而言是如此熟悉，以至于谈到适应大学环境的话题时，他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适应得很快。

因为其实大学环境和高中环境非常地接近。

就是那种周围同学比较厉害，什么特长的都有。

虽然他们特长未必一样吧，但是这方面是类似的。

”从福建考来北方大学的友斌也颇有同感，他出身于国企工程师家庭，习惯用“还好”来形容自己对北方大学的适应过程：“跟想象中差不多，我来之前就做好心理准备了，估计这些同学都很厉害，果然来了都很厉害。

适应还好，知道自己的实力在入学时排在中等，果然我来了以后第一次考试我就是排在中间，正好在中间，很符合我的预期，我就觉得没什么。

”国凡从小生长在上海，父母均为高校教师，他从小在南方大学的附属学校读书，考入南方大学毫不意外。

当他提起来到南方大学某文科系就读的感受时，一股“嫌弃”之情溢于言表：“对系不太满意，进去以后也不太满意。

我觉得里面的人都太古董了，姑娘都长那么丑，然后男的又长得很奇怪，又很自傲，氛围实在是太垃圾了”。

因为不喜欢该系的氛围，国凡后来转系到新闻学院，但听起来新闻学院仍然不能令他满意：“当初一直给我们介绍新闻的美好前景，可是谁也不会告诉你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

我发现就是新闻学教育的问题，学生从来没有任何职业规划。

新闻学院很坑爹。

”对于从小生长在深圳商人家庭的宇鑫来说，南方大学令人失望之处在于硬件设施和住宿条件：“刚来的时候是非常嫌弃的，我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哪里都不行。

基础设施和条件实在太差，跟深圳实在没法比，特别是因为还要跟高中同学有很多联系，他们有很多去香港，就落差很大”。

总之，对家境优越的大学生而言，大学是一个认知上较为熟悉、心理上有亲近感，甚至社会交往上也有些许联系的环境，入学后的适应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与他们原本的习性并无明显的冲突。

即或他们在大学中有不适应之处，他们也往往将这种不适归咎于大学，而不是自身。

况且，即或不甚满意，他们还是能够迅速利用自己的各种资源为自己赢得先机。

当大城市的中产子女对大学校园投来稀松平常、甚至是挑剔或嫌弃的目光时，来自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同学可能是第一次踏出家乡的省份、第一次踏进大学的校门。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造访过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更不用说见识过这些地方有名的大学。

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孤身一人来城市里读书，好奇、陌生、胆怯、自卑等这些词汇都不足以概括习性错置(habitus dislocation)带来的冲击——Reay等人称之为“精英休克”(“the shock of the elite”p.1110 )。

身处于名校当中，身边围绕着家境丰裕、见多识广的高阶层同学，作为少数群体的低阶层学生往往感到与周遭环境差距巨大，原先的习性不再能驾驭新的精英场域，而新场域所要求的习性和文化技能他们又不具备，因此他们只能单凭对大学仅有的片面的知识、直觉和先前的习惯来行事——也就是上文提出的“直觉依赖模式”。

习性与场域之间的不匹配对他们适应大学环境制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障碍。

首先是对周遭社会环境的差距感与疏离感，感觉自己仿佛“走错了地方”。

如布迪厄所言，习性如果突兀地进入一个与自身不配合的场域，会产生一种如同鱼离了水的感觉。

出身寒微的大学生往往发觉自己的外貌、穿着、口音、姿态、生活习惯等诸多原本习以为常的特征与名校里“默认”的风格迥然不同。

他们既难以理解新环境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又感到自己是新环境中的异类。

原有的自我认同和自尊心被动摇，个体陷入自卑感与羞耻感当中，故而无从谈起理性的自我认识和生涯规划。

本研究中家境劣势的被访者们，在进入大学之后普遍经历过一个自信心被松动乃至瓦解的阶段。

这是一段艰难的自我调整过程，长则数年，短则一两个学期，严重者甚至对自己的能力和身份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

昌盛生长于甘肃省的一个偏僻农村，通过贫困专项计划被南方大学某社科专业录取。

当他接到录取通知时，以种地为业的父母甚至没听过南方大学的名字，只怪他为什么没被省内的兰州大学录取。

昌盛坐在我对面，平静又不失尴尬地吐露了大一刚入学时的困窘心境：“来了之后就发现，现实已经远远地偏离了我的预期。

这种差异就非常的……怎么形容呢？就是相当于我从中国大西北最偏的一个小山村来到中国最繁华的国际化的大都市里面，那这种落差你知道，很多东西我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我都是第一次去尝试，所以很多时候感觉自己非常的土。

大一刚来的时候可能还不注意这些，但是慢慢地发现其实和周围的人是有非常大差距的，而且这差距不是你努力就可以赶得上的。

他们的经历，包括他们的一些旅游或者求学的经历对我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

我身边的同学都出过国对吧，那我在高考前我连省都没有出过，感觉差距非常大。

大二就陷入了一种非常低迷的状态，可以说稍微有点抑郁。

每次出门我都会有一种恐惧，就是害怕与其他人交流，更不愿意跟其他人谈起我自己，然后感觉别人看我时候的眼神是不对的，我感觉他们可能是在嘲笑我。

”当昌盛发觉自己与其他同学的差距已经大到努力也无法弥补的时候，他开始嫌弃自己，并陷入了长达一年的轻度抑郁状态。

他拒绝社交，也不去上课，终日躺在床上有气无力，浑浑噩噩。

他没有勇气面对这种差距，虽然置身校园，心里却感觉自己并不属于这里：“那时候就两重折磨，心里的空虚是一种，另一种就是感觉自己与环境的这种格格不入，这种差异也是一种折磨。

那段时间我到底做过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就回想起来一个场景：就是我躺在我的床上，然后看着窗外。

因为我是住在三楼，能看到外面。

窗帘是半掩着的，然后外面阳光很好，但是我不愿意出去，我就听到外面人声很嘈杂，很热闹，但是我感觉我和外面是隔绝的。

” 尽管并非所有低阶层被访者都经历过像昌盛这样痛苦的体验，但昌盛的体验的确有一定的普遍性。

根据布迪厄的理论，进入名校的寒门学子往往需要不断地调和自身与精英大学场域之间的矛盾，需要维持与旧有场域的联系，又要发展新的倾向以 适 应 新 环 境 ， 故 而 容 易 产 生 一 种 “ 习 性 分 裂 ” 的 体 验 (ahabitus divided against itself)p.511 。

自我认同的撕裂和对自信心的打击使得他们不再清楚自己是谁，更不用说树立目标，去定义自己想成为谁。

更重要的是，寒门学子在名校中受到冲击的不仅是情感层面的效能感和自信心，折损率更高的是他们对场域游戏规则的了解和行动策略方面的准备。

由于失去了一种对场域的熟悉和自身的“位置感”，又欠缺大学场域默认掌握的一些知识和技能，他们很容易陷入一种茫然无措的境地。

与擅长使用策略的中产阶级学生相比，出身于工农家庭的被访者在安排大学生活和毕业出路时普遍缺乏策略性和计划性，决策时所凭借的信息有时也并不准确，全凭直觉和外部机遇随时调整，导致他们容易在懵懵懂懂之间错失机遇。

例如，鹏程在大一时不知从哪听说保研名额只有10%，就放弃了保研，结果到大三才发现名额不少；余涛和一帆也在大一时受到了“60分万岁”的误导，导致成绩排名靠后，因而被分流到弱势专业或错失保研机会。

在一片茫然中，“直觉依赖者”们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难怪他们在组织安排大学生活方面，几乎谈不上有什么主动性和确定感：“从上海站那边一下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跟我所熟悉的环境已经完全脱离了，就是找不到方向了，我爸也是。

然后坐上大巴去学校，一路看有高架，各种各样的啊，我觉得以前都是一些电视里面能看到的，当自己真正去接触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原来世界已经变成这样了’，当时就有些恐惧。

就像我们县城，再厉害也就是房屋高一点，但是现在看到这些高架已经完全超过我的想象了。

学校很大，熟悉环境就大概花了半年时间。

然后就觉得落差感很大，好像一时迷失了自己。

对，我都不知道那段时间是在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而且就是完全打破了以前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上课这件事情你自己还要去选课、抢课，然后自己去找教室上课，然后老师们永远不要再喊起立、坐下这种，上完课就走了，你有问题也找不着他。

”（益民，南方大学管理学类，安徽农村学生，父亲为供电工人，母亲在家）“学长学姐开学的时候迎新一下，说我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问一下他们，但是也提不出啥问题。

选课也不知道该怎么选，就是看着那一本《培养方案》，很迷茫。

不是说看不懂，就是很迷茫那种感觉。

”（余涛，南方大学医学类，云南农村学生，父母务农）“当时很多东西需要在网上操作地选课，还有什么比如交费啊什么的全都是要在网上进行，它其实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而且就是你知道在这里，很少有人，不，没有人会问这种问题！（苦笑）就很搞笑！然后久而久之，你就会有自卑。

然后没有一个可以给我真正一些建议的人，整个上海我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熟悉的学长学姐。

我们高中老师一直鼓励我们的一句话，就是‘到了大学你就清闲了’。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预期来的。

然后，我来到这里，大学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应该要做什么，我需要做什么，我不知道。

”（琳琴，南方大学社科类，甘肃农村学生，父母务工务农）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优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的性情倾向和文化能力始终能够满足学校场域的规则和要求，因而他们一入校即会体会到一种舒适感，在基础教育阶段已经被培养起来的自主性、自我反思能力和目标意识也得以较好地彰显。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低阶层大学生的习性好不容易适应了基础教育阶段严苛的应试环境，却又在大学阶段遭遇了一个脱离了考试主义的规则更复杂、更隐蔽的场域，入学以后不得不经历一个痛苦的适应期，他们在情感层面和行动层面承受双重的茫然无着感，加之基础教育经历又多强调苦学而不强调生涯目标的选择，他们在大学里起航的状态和家境优越的学生迥然不同。

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方位，前路一片模糊，只好如履薄冰地凭着感觉行事，对自己迈出的每一步都忐忑不安。

本章试图剖析家庭教育经济背景转化为学生在大学里的初始优/劣势的过程。

大一新生在进入精英大学之始，就带着社会出身和基础教育经历的烙印。

通过区分“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两种组织大学生活的模式，本章将这种烙印的差异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

顺着这一理论思路，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两类学生从跨入高等教育的第一步——选择专业志愿开始，其行动逻辑已经出现了鲜明的区别。

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Armstrong) 和 汉 密 尔 顿 (Laura T.Hamilton) 提出，中下阶层的学生上大学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以实现向上流动。

但本研究却表明，即便中下阶层的学生的确抱着向上流动的期待来到大学，他们事实上对“向上流动如何发生”知之甚少。

特别是在树立具体目标（如毕业出路）而非抽象目标（如改变命运）方面，低阶层学生缺乏必要的态度倾向和知识，这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他们高效地组织大学生活的难度。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努力向它迈进”，或者至少“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先给自己铺一条最宽的路”，这种意识，在经纬这样的目标掌控者看来再简单不过，却并非对所有新生都是常识。

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个体能力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关乎所属阶层和社群的思维习惯、视野和见识的区别，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事实。

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只强调能力和表现差距的研究在解释大学生毕业出路分化上存在的局限性。

布迪厄常常用一个游戏的比喻来阐明习性、资本和场域三个概念在教育不平等中的关系 p.98-100p.66-69 。

倘若把学校教育比作一场具有竞争性的游戏，场域是参与者的行动所指向的社会世界，也确定着这场游戏的规则；资本就是确定行动者在游戏中成败机会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习性则是指在场域中处于特定位置的行动者对游戏抱有的一套倾向系统，或说他“对游戏的感觉”。

在本研究中，置身名校的各阶层大学生们就好比是在参与一场迷宫探险的游戏。

场域就是如同迷宫一样有着复杂游戏规则的精英大学，学业、学术科研、学生工作、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出国交流、入党、科创比赛……迷宫里的各关比拼堪称“过五关斩六将”的升级打怪游戏，关底对决则通往另几个不同的游戏场——求职或是升学。

资本就是大学生用以获取通关优势的各种资源。

习性依社会出身分化为两类玩家对游戏的不同感觉：同样是面对地形复杂的迷宫探险，“目标掌控者”是持有迷宫的地形图入场的——他们洞察了这套游戏的规则，对各关取胜之道深谙于心，于是他们不会单单关注某一关的胜负，而是直奔自己设定的关底对决，不惜动用技巧、装备、利用游戏规则来尽可能减省在中途所要花费的精力，甚至常常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这套游戏规则本身；而“直觉依赖者”们则从未见过迷宫的全貌——他们常常忘我地专注于每一关的竞争，没有意识到事先设定关底对决才是整个游戏的取胜之道，按部就班地走着。

他们勤勤恳恳地遵循游戏规则，面对每一关的挑战都心怀忐忑或力不从心，更不知道下一关又将面临什么任务。

很明显，目标掌控者更容易早日通达关底，获得他们想要的职业；而直觉依赖者对关底对决毫无预设，哪怕前几关表现还不错，也更可能在关底手忙脚乱。

当然，社会出身仅仅奠定了新生在大学中起航的初始状态。

虽然习性的结构性力量强大，但尚不足以决定个人最终的职业去向。

高等教育过程本身也是学生获得个人成长的过程。

一部分学生也能在此过程中实现从直觉依赖者到目标掌控者的转变。

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大学经历是如何将两类玩家送上“关底对决”。

雅君：“那转化率又是什么？”钦凯：“就是你不可能有所有东西的知识储备，很多时候就是他发一个资料你看一下，然后你经过快速学习，给他的回应让他觉得你是专业的，这就是那种及时转化率。

”钦凯告诉我，他的化学专业背景对于申请咨询和金融类的职位并无优势，他之所以能拿到比较好的入职机会，主要是因为他个人比较擅长“演绎”。

他有着健身、养鱼等诸多兴趣爱好，平日结交的多是较他年长不少的商界精英，交际圈的拓展使得他视野开阔，在面试中的表现更加从容：“很多时候其实你硬实力过的时候，他们给你一个高端的地方面试，高端的人出现，你很惶恐。

但对我来说，比你更高级的人我也见过，那我就不惶恐。

并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由内而外透出来的”。

而托福接近满分的外语水准，和他一贯自信的“有趣”特质，让他在表达上也更容易获得优势，并且在他看来这种能力是在他日积月累的社会交往中逐步锻造的：“当你说话比较有意思的时候，就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跟你聊天；当你转化率特别高的时候，很容易话语权又到你这儿来。

别人的注意力慢慢往你身上走，多和人聊天是有增益效果的”。

他最后放弃了年薪超过30万的某顶级咨询公司的入职机会，选择了一家更为小众的外资酿酒企业，“因为不想那么忙，连健身的时间都没有”。

有太多和经纬、钦凯的经历一样精彩的故事，限于篇幅无法一一道来。

我们从他们的故事里看到，大学里的学业和社会性投入是如何有力地促进了“目标掌控者”对职业出路的探索，增进他们在前景上的优势，抑或是帮助他们将劣势转换成优势。

不理解“目标掌控者”的人对他们有一个常见的误解，认为他们太过强调达成行动的目的性和策略性，从某个角度看似乎很急功近利。

其实并不尽如此，如果我们把“功利”定义为“花费尽可能少的代价达成短期目的”的话，“目标掌控者”优等生的确重视目标的达成，却不一定在所有任务上都企图花费最少的代价，而且他们的目标也可能是长期的。

泽斌在回应这种“功利”评价的时候主动辨析了二者的区别：“比如说我找工作，那么我要实习，那么每一份实习，如果我只是为了凑（简历上的）经历，这是一种功利性的想法。

但是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目的是工作，那你就不应该把实习当作一种你刷简历的方式。

所以我所指的这个目的其实不是那种功利，是你要对自己负责，你在决定了做某事的话就是你不能就什么都不想，你要为它做好准备！所以如果你要去工作的话，当然要有本科文凭，但其实在上课这件事情上投入很多就没有必要。

”我们从泽斌的话里可以对“目标掌控者”的道德感有所认识。

他们中的不少人向我表达过：“有目标地组织你的大学生活”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任的表现。

在目标所指向的领域，他们同样鄙视短期功利化的行为，也强调要在自己选定的目标方向认真努力；反之，对于那些并非他们目的、又必须去做的任务，他们则接受一定程度地使用策略去省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在自己的目标方向进行投入。

“有的人你看他成绩平平，那是因为他的重点就不在学习上”，“目标掌控者”大概都会同意晓刚的这句话。

即使中途经历挫折与诱惑，心无旁骛、持之以恒地向自己真正的目标迈进，勇敢地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是“目标掌控者”认同的道德价值观，也常常是他们与“跟着感觉走，走到哪算哪”的“直觉依赖者”划立象征边界的标记。

“我一直都在慢慢地往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靠近，哪怕读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我也在不断朝那个方向调整。

但可能很多人，他既然已经学了这个，不知不觉自己就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这时候突然扭转自己，他肯定会感觉痛苦。

但是你要坚持那个目标，就是要承受这些痛苦。

”泽斌神色坦荡地说道。

这番话的精髓与经纬的意思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毕业选择的关头，泽斌放弃了唾手可得的推研资格，接受了他自己颇为满意的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工作邀请。

依赖直觉“直觉依赖者”的投入过程则是在几乎不考虑生涯目标的情况下进行的。

他们通常没有太多对预期收益的谋划，习性引导下的直觉和外部随时出现的机遇主导了努力的方向和程度。

他们倾向于孤立地看待学业，又对校园里的人际交往和课外活动保持着天然的排斥。

更重要的是，在付出努力之时，他们自己往往不清楚这些投入将会将他们带去什么样的境遇。

学业投入：“绩点无用论”背后的优等生惯性对于从小到大经过多轮严苛考试筛选的“直觉依赖者”而言，被南方大学和北方大学这样的大学录取，已经意味着在学业竞争中取得了某种了不起的成就。

他们的名字总是被挂在高中的光荣榜上，供后来的学子和家长们瞻仰艳羡。

然而，许多人都未意识到，一场更激烈的比拼即将在大学校园拉开帷幕，只是这一次拼的不再只是学习。

在游戏规则如迷宫一般复杂的大学里，赛道更多元了，地形更复杂了，对玩家的要求也增加了更多微妙的东西。

正如上文中“目标掌控者”们所熟知的，学业在大学里是一个最基本的竞争领域，与表彰奖励和升学机会直接相连。

讽刺的是，尽管学习曾经是他们骄傲的全部来源，尽管许多人总是习惯性地将学习放在第一位，不少“直觉依赖者”们还是会首先在学业竞争中败下阵来。

这些曾经在高考独木桥上十拿九稳的优等生们最容易走入的误区，不是学习方法和能力，而是对成绩的态度。

当他们从清苦的高中时期转折到看似自由的大学阶段，他们中许多人的反应都是：在大学里可以轻松地看待成绩了。

牛铭大一时觉得：“我都已经看重成绩这么多年了，都上了X大了，还那么看重成绩干吗呢？应该随自己的兴趣去发展”。

结果，大一结束时在70多人的班里，他只占中等排名。

然后他很快面临了上大学以来的第一次挑战——社科实验班的专业分流，即根据学生填报的志愿和成绩情况将学生分入具体专业，他想去“感觉会好找工作一点”的经济学，而选这个专业的同学往往要面临激烈的成绩竞争，这让他一度有点焦虑他能否如愿分到经济学。

后来总算是有惊无险，但他终于明白：“还是太年轻了，大一进来之后从来不看GPA，我那时候视GPA为粪土。

但是我必须承认，在大学如果你想混得好的话，或者有机会（想拿到）的话，比如说交换、奖学金，还是成绩好最重要。

”牛铭的观点可能是许多和他一样的“直觉依赖者”都会同意的——来上大学就是来探索自我、学习本领的，不应该太看重像绩点这种诟病重重的结果性评价。

来自浙江省工人家庭的初晓在南方大学读力学类专业，他在低年级时也觉得，多年的勤学苦练好不容易换来一朝自由自在的大学时光，可以用来增长见识、开拓兴趣了，不用再重视成绩了。

道听途说的亲戚建议更让他确认了这种想法。

结果是，他的成绩从大一第一学期开始就处于班级中后位，以后再想往上拉，已经为时晚矣： 初晓：“那时候就觉得都进了大学了，不用再看重成绩这个东西了。

我那时候一下选了好多门课，第一学期就选了至少28分吧，觉得哇好多课，多新鲜啊！什么光政治课就选了两门！（苦笑）然后平时上课听也不听，然后最后考试也就突击一下，准备点资料考试，成绩也就一般吧。

大一上绩点也就2.9几。

后来慢慢拉上来一点，但也幅度很小。

”雅君：“你那时候看到这个成绩是什么反应？”初晓：“我那时候因为其实也不是特别看重绩点，所以太差了我也没怎么管它。

那个大一的时候不是感觉有点低了嘛，就拉一拉，拉上3.0好看一点嘛。

然后我就拉到3.0，然后大二上了3.0的话……就觉得差不多了，没必要去管了（笑）。

但是后来到了大三保研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唉呀！这个绩点要保研的话太重要了！怎么这样啊，不太好，还得继续往上拉。

”雅君：“那为什么大一的时候没有早意识到这个呢？”初晓：“我当时这样想的，这个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我当时觉得我读书读了十几年了，一直的目标就是我的成绩要比别人好。

现在进了大学了，是吧，我就觉得应该是不要把重心再放在成绩上了，或者说把重心转移一下，就是去想想、找找别的东西有没有比较好的，或者找找自己的目标或者什么的。

而且我当时我家里的一个亲戚，年龄大三十来岁，是交大出来的。

跟我说什么大学里成绩不是那么重要，什么大学里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就是啊恋爱谈谈吧，是吧，什么社团参加玩玩啊，培养培养兴趣啊，挺好的是吧。

以后工作了需要什么你再在上面强化。

然后他的话可能有一点影响。

我也觉得一直关注成绩都关注了13年了，进了大学还是看那个成绩，是吧，没有意义，我就没有太关注了。

”雅君：“你选课的时候一般考虑什么呢？”初晓：“就是看看哪个老师比较好，上课比较有意思。

听了觉得有收获，或者听得比较轻松。

怎么说呢？主要就是这个课有意思吧。

当然再能学到东西那最好了。

但是就是不要抱着书好像我死命读，然后刷绩点，弄得自己很痛苦这样子，没有必要。

”雅君：“那你当时觉得在大学里追求什么东西比较必要呢？”初晓：“以前其实没想那么多。

那时候就觉得大学里么，愉快一点，多交交朋友啦，轻松一点，然后看看各种……怎么说呢，多增长见识吧。

”大一时对成绩的漫不经心，使得初晓到了大三才蓦然发现自己如果要推研恐怕绩点不够。

到了大三下学期，他发现他的成绩的确不够推免研究生的资格，一扇门就这样关上了。

现在他回过头来颇有悔意，“绩点稍高一点还是有好处，至少有很多事情会比较游刃有余一点”。

除了“绩点无用论”的误区，还有一部分“直觉依赖者”会因为不假思索地承袭高中的学习方法，或者不能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而在学业竞争中处于劣势。

阳龙是来自江浙农村的体育生，高中生活过得还算轻松，在参赛和训练之余他总能快速消化一些文化课知识，因而成绩在体育生中算佼佼者。

然而来到南方大学以后，他把在高中时的学习方法移植到大学，没有在学习上特别花费精力。

也并未着意管理绩点，结果他第一学年的绩点只有3.0，在文科类学生里属于下游位置，这使得他在大一结束时面临专业分流时非常被动，“当时没想过要把它拼死拼活搞好，就是顺其自然……就是还没有意识到这绩点的重要，我知道它重要，但是并没有特别重视，也没想到后果会很严重。

然后就一直就是延续了高中的这种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谁知就一下子绩点成这样了”。

对成绩漫不经心的反面则是对成绩特别紧张。

在许多“直觉依赖者”的概念里，成绩不啻是评价一个学生的最重要标尺，成绩甚至被习惯性地作为定义一个人素质和价值的主要标准。

来自湖北农村的禹海在进入大学后，一方面觉得成绩应该没那么重要了，一方面又会常常担心自己在北方大学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以致于经常因此而做噩梦：“自信心不够呗，会有一种紧张感。

我当时有一个典型的事情，在大学前两年或前三年，不止一次做过一些不太好的梦，然后当时大概的情景就是自己因为考试不及格之类的事情被大学劝退，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在梦里面。

”其实他在班里的成绩表现还算不错，但这种担心持续了好几年。

多年后的今天，他对成绩的态度正好有了一个反转：在大学里成绩好还是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构筑你自信心的基础”，而当初其实不必为自己的实力如此焦虑。

特别当自己成绩和其他同学拉开差距时，“直觉依赖者”往往会陷入对自己各方面能力的怀疑和胆怯，专注于自己学业上的欠缺，以致于进一步限制了他们在学业以外的其他方面发展的可能性。

被南方大学自然科学实验班录取的四川农村学生高翔，在大学的头两年都在紧张一件事——不挂科，他想不通为什么江浙地区来的室友就看起来学得很轻松，而自己却每每在及格线上苦苦挣扎，甚至因此消磨光了参与竞争的勇气：“那种影响确实比较大，以前的话都想去争个输赢，然后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好像反而变得比较不太想去争什么东西了，也很少去参加什么活动认识什么人，我想的就是怎么能不挂科”。

因为对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缺乏了解，“直觉依赖者”常常会在进入大学后误以为学业成绩在大学里不再重要，而秉持一种自由探索的学习态度。

但同时出于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一贯养成的习性，虽然在认知上觉得不应该再只看重成绩，却又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大学里真正重要的，因而不由自主地还是将自信心和大学生活的重心建立在学业的基石上。

秉承着“进了大学就要根据兴趣自由探索、学真本事而不仅是混个考核”的心态，他们顺服地坚守着这套“好学生”的学习伦理。

其实，不少“直觉依赖者”在进入大学后，很快就注意到了“另一类人”对待学业的不同态度和投入策略。

《选课学概论》这样的知识，在大学里是学生们在选课季茶余饭后的常见话题。

然而有趣的是，即使是了解了“目标掌控者”们提高成绩的常用策略，大多数“直觉依赖者”们对这些策略的第一反应也是拒绝。

他们当然明白这是一条通往好成绩的捷径，但许多人的道德感却不允许他们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或者说某种象征层面的“道德边界”将两类人的学习观念区隔开了：禹海：“我从来没有操纵过我的成绩。

比如说很多人，他们会为了高成绩，然后就跟老师套近乎，或者选课总挑简单的选，这些事情我从来都不会去做。

” 雅君：“你从什么时候发现，其实拿到好成绩是有捷径的？”禹海：“这些事情我知道以后我还是不认可，他们这个不是正经道路，我也不会去做，我比较倾向于通过硬实力来参与竞争。

” 雅君：“嗯，所以你即使是知道你也不会去做？”禹海：“首先我确实也不知道这些技巧，然后知道之后我也不会后悔当时我没有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就是你凭硬实力，或者说凭你最大的努力的程度去做就行了。

”雅君：“那你觉得你在大学里的学业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吗？” 禹海：“（讪笑）显然没有，肯定是没有的。

” 雅君：“嗯？那你在干吗？”禹海：“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在左顾右盼，大概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所以也没有在一门心思地学。

”牛铭也是一样，他也发现要提高成绩其实是有技巧的。

但在他的观念里，这种行为是“投机取巧”，是他所鄙视的。

直到今天，即便是知道自己可能已经因为绩点失去了一些机会，他仍然坚持：“如果你现在让我给学弟学妹介绍经验，我也会说要好好学习因为绩点很重要，但是最重要还是要发现自己的兴趣，绩点能带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很短的一些利益，但比较长远的话你还是不能看这边。

我感觉他们选的那个（课）根本学不到东西。

”高翔同样面临这个矛盾，大一时他从室友那儿了解了选课的秘诀以后，也很不以为然：“至少瞎选的时候选择很多自己想去上的课。

我就觉得那个模块课，有些课就是他们都不敢选，我就敢选，没事反正我的成绩已经这样了”。

不过，当他后来听说大二的专业分流是根据成绩排名，他还是亦步亦趋地学会了使用选课策略，尽量规避掉那些可能拉低绩点的选修课。

但现在到了大四，当他回望大学时光，又为那几门为“刷分”而选的课感到遗憾和懊悔。

在清晰的道德边界和模糊的目标意识之间，“直觉依赖者”在学业上置身在了一个矛盾的处境中：他们坚守着自己对待学习的纯粹目的，认同踏实勤勉的学习方法，却又常常因为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和策略而不容易表现出色，却又打心眼里不认同“刷绩点”的取巧策略。

显然，仅靠学习很难直接带给“直觉依赖者”们紧缺的职业目标意识，于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会在禹海描述的这种“东张西望”的状态下度过他们在大学中的大多数时光。

当他们到了三年级，惊觉自己面临着毕业出路问题时，除了那些乐意走上学术道路的学生，大多数“直觉依赖者”往往发现自己不想在意又禁不住去在意的学业无法带给自己一个关于职业前景的答案，或者说无法带给自己一个让自己真正有兴趣去从事的方向。

勤勉学习唯一能直接带给他们的，是一条还不算太坏的“缓兵之计”——推免直研——正是被目标明确的泽斌们不以为意的“平庸之路”。

社会性投入：被习惯性忽略的宝藏如果说目标掌控者会不假思索地多在社会性方面投入，那么“直觉依赖者”则往往不假思索地尽量少在社会性方面投入。

正如上文所述，大学里的竞争绝不仅在于学业，社会性投入在帮助学生找到职业方向方面所能带来的帮助远胜于学习。

然而，正如已有研究已经指出的，弱势背景的大学生往往会对校园中的社交活动和课外活动保持着一定的拒斥感，他们倾向于将这些活动视作是对他们的主业——学习——的一种干扰。

换句话说，他们的阶层习性没有为他们养成对社会性投入的向往和积极性，也没有令他们足够地意识到社会性投入在生涯发展上的价值，再加上习惯性地对学业的重视，使得弱势背景的大学生往往对大学里的人际交往和课外活动投入程度较低。

当然，在讨论“直觉依赖者”对社会性投入的惰性之前，必须要承认，弱势学生在名校中要参与社会性投入，本就面临着更多挑战。

根据家境劣势的受访者叙述，他们入校后或多或少地都会首先经历一个“社交融入困难阶段”。

且不论经济上的窘迫对社交活动的直接限制，他们还面临着社交融入上的文化障碍。

他们在上大学以前的十几年中所装备的“文化工具箱”不足以让他们快速与名校的老师同学所默认的文化技能和风格品位无缝衔接，这种对默认文化的不掌握往往令他们感到捉襟见肘。

对于好不容易从甘肃考到北京来的大成而言，适应北方大学的社交环境并非易事。

首先是见识的问题，“当然是眼界变得很开拓，很多东西我都没见过，比如说网购什么的这些细节的东西，虽然很小、很容易，但对我来说需要时间去学习”;再者是语言能力与其他同学的差距，“我们经管学院从大二起绝大部分课程都是英文授课，我的英语根本不行，当时是真听不懂，只能翻着课本硬听”。

如果说这些障碍都是短期靠努力还尚且可以克服的话，弱势学生和优势学生在头脑里的某种“思想资源”上的差距曾经令他苦恼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大成：“我印象很深，大家都讲普通话，但是很多同学语气语调就是很不一样，很特别。

”雅君：“你是说有口音？”大成：“不是，我觉得语音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

就是某种流行文化，接触得更多我觉得，也不是……我说的是……”雅君：“那是什么？”大成：“最典型的一个场景是什么？比如说一群学生坐一起开始开玩笑，这个时候就特别明显——你并不能讲出一个很好的玩笑。

这当然是一个困难的磨合阶段，因为我不怎么玩游戏而且不怎么上网，不懂他们的语言。

”现在回过头来反思的时候，大成认识到，他所经历的尴尬和局促，并不是因为他不够好或是其他同学有意疏离，而是由于“文化语码”的不适配：“你的语言资源跟你的思想资源，其实跟大家差别很大。

并不是说你不够幽默，而是一时间你没有办法把它转化成他们熟悉的那套话语讲出来，让他感受到你善意或者那个‘笑点’。

这就好比是你这个‘处理器’难以识别他们的‘语码’，需要一下‘重新下载安装’的过程”。

他在谈话中一再用到“语言包”的比喻。

在他看来，适应大学社交环境相当于主机重新下载一个语言包，这个新的语言包里需要包含北方大学的本地常识、校园热门话题、网络流行话题、本校学生的习惯用语等等，“新的语言包下载好就不会‘乱码’了”。

可惜并不是许多人都会成功度过这段“乱码”的社交适应期，文化障碍带来的脱嵌感仍然或多或少地限制着“直觉依赖者”近距离接触与他们不一样的人。

同样来自农村的牛铭，就因社会融入不足导致交往圈子十分狭窄，从而始终对自己的职业前景处于困顿的摸索当中。

牛铭并非没有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他大一时也曾加入过不少学生社团，“既在校学生会干过，又在院里干过，我应该是那种都尝试过的学生吧？但我没有投入很多时间……我在这方面不太出色，都一个学期、半个学期，然后就默默没有了，就消失了，然后就没干了”。

牛铭在尝试进入了多个学生组织后最终发现，自己试图融入一些学生组织的努力一次次失败，“算是没有真正地融入进去，我感觉没融进去，然后就出来了，比较失败”。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对自己并不满意，有一点怪自己的情绪，但又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我感觉我当时（大一）已经做好准备了，我就以一个全新的新起点、新开始，一张白纸进来了，也许是有适应过程，但是有可能没预料到（这种局面）吧，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绩点没搞好，然后为职业做准备的东西没搞好。

从来都是在搞‘自由教育’‘通识教育’。

”说到自己总在“自由教育”“通识教育”的时候，他无奈地笑了。

他虽然也在班里担任班委，班级有什么事也会去参与；在学院的科协也当过副主席，帮忙筹建挑战杯，举办比赛。

“但是感情建立是没有的，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在生活中改变我的价值观”。

冰倩是一个从湖南农家考进南方大学的纤瘦女生。

和牛铭的经历类似，低年级时努力试图融入五彩缤纷的课外活动，却次次以失败告终。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因为她不知道如何以被认为“正确”的方式与他人互动：冰倩：“我大一的时候会觉得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像我室友那样。

我最明显的比较就来自我的室友。

感觉她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社团，还当了核心层的干部，而且她也是班委。

”雅君：“你和她有啥不一样？”冰倩：“我竞选班委失败了。

社团也一个都没加进去。

我去面（试）了几次，但感觉我的面试肯定是很烂。

我记得一个场景，就是我想去当个小记者，是一个那种新闻学院办的一个杂志，面试的学姐问我，‘如果你成了我们什么这边的小萌新，你会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吗’?我当时说应该不会。

我现在想起来就很傻，你都成了人家记者，你不关注他们公众号？（笑）我当时还想着我还挺有个性的，后来我觉得肯定就类似这么傻的经历，让我对那些我喜欢的社团没有加进去。

其实也加了一些不是很核心层的社团，但是参与感实在太低了，所以也没有印象。

大一下学期我又去面了几个，我感觉聊得挺好，但不知道怎么还是没进。

”面试上的屡次挫折让冰倩越发怀疑自己的能力。

她开始害怕失败，以致于她之后的一年索性拒绝接受挑战，把社交限制在由几个老乡组成的狭小范围内。

虽然这样能让自己的生活简单一些，但她其实心里清楚这样无异于“掩耳盗铃”。

到了大二，她对自己的状态愈发不满意，甚至陷入了抑郁情绪：冰倩：“大二就‘弃疗’了，不去社团了。

就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如果你去参加面试，要去社团的话，他会要你去做ps(photoshop)，做剪辑那些的，我就觉得我不会的话去好像给他们没有什么用。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人也都不会，去了才有人手把手教的。

很多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会做ps才去，而是他们去了才会做ps。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些……” 雅君：“那时候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冰倩：“那时候简单又有点懵懂，刷剧刷得很开心。

” 雅君：“很开心？” 冰倩：“因为我害怕的事情我都拒绝掉了。

但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抑郁过一次，抑郁主要是觉得我除了一起打球的老乡之外，没有别的自己建立起来的好朋友。

好像是还在耿耿于怀自己没有在核心层当一个小干部，就还有那种现在想起来很傻的 —— 不 会 写 公 众 号 ， 不 会 做 ps ， 不 会 做 海 报 ， 也 不 会 剪辑……我就觉得那些我应该都会，我为什么不会？甚至是像什么写问卷星或者干吗，只要一听到这种不会的东西我就害怕，所以那个锅也分不到我，所以我经常看别人会我就很难过。

”到了大三，正当其他同学都把社会性投入的重心从学生活动转向与求职升学衔接更紧密的实习、科研等活动时，冰倩才开始为自己鼓劲，进入了学校的某行政部处做了助管，虽然她后来意识到“也就是打杂”，但至少让她状态回升了一些。

从那以后，她给自己加油鼓劲，自学了ps、公众号写作等技能，结交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作为语言伙伴，还努力拿到了学校全额资助的海外交流机会，感觉自己“曾经害怕的东西好像一样一样变少了”。

这些社会性投入让冰倩开始重拾自信，状况有所回升。

然而，当她才从抑郁中稍微缓过神来，其他同学早已经在紧锣密鼓地为求职或升学做准备了。

她似乎还在纠结于自己要更努力一点去学做ps，还没来得及考虑她的努力能不能为她的简历添砖加瓦的问题。

直到大三下学期，她才意识到自己没有为毕业做好准备，没有校外的企业实习经历，而推免直研的名额好像也轮不到自己，她于是陷入了出路的危机。

匆忙之下，她只得孤注一掷，决定考研。

六个月后考研失败，她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禹海也类似，因为自己其实并无明确的出路意向，于是也就受到了身边“大多数人”的强烈影响。

虽然他当时选择工科是考虑到“好找工作”，但他却也莫名其妙地上了读博的船，因为他在整个大学四年中都没发现身边有任何为工作做准备的人：“我猜想可能北方大学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实习文化的学校。

我们系也没有这种氛围，学生基本上很少实习，或者说去专门为工作做准备，很少，从来没有见过。

其实不管是系里面还是学校层面，这样的引导都不是很多。

实际上一届80%以上的人都是各种读书，我们班现在看来只有一个人可能就业，去一家IT公司，但我觉得他也没有准备，直接就去了”。

所以对他来说，自己的出路也谈不上是出于学术志趣的主动选择，无非是看身边人都继续读书，就又抱着“直觉依赖者”固有的学习伦理直接选择了读博士。

这个决策的生成全然是被动的，他被紧迫的局势推着走，也被身旁的潮流推着走。

而身旁的同学们实际上是什么情况，他其实知之甚少。

谈起大学当中的人际交往，禹海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疏离感。

虽然大二时在课业之余也参加一些学生组织，但他总是不免会担心这些事情会影响成绩，所以也不会花很多精力在上面：“参加系里科协的一些活动，但是也比较表面，没有深入地参与过。

然后学校层面的社工，绿色协会也是参加过一点，但是投入也不是很深入，我当时总是觉得可能会影响成绩之类的，所以并不会特别深入地去做。

大三主要还是在学习，准备推研，然后大四一开学，推研完就进实验室了……而且我觉得这可能与个人性格有关，我比较倾向于遇到事情自己解决，很少向外物或别人投入感情，或者说我其实并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要去参加那些活动”。

从禹海的话中可以发现，他其实对参加课外活动和学生组织的潜在好处浑然不觉。

极低的目标感带来的是低要求和低期望，以至于不论是对待学习还是在课外活动方面，他都抱着仿佛置身事外的观望态度，并未全心投入。

人际交往方面亦然，他在谈到大学的时候坦言大学让他值得留恋的地方并不多，因为在那里其实没有什么让他觉得依依不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