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凡的女性精神之旅，经常从庸俗的欲望开始

本章我们来讲一讲丹麦作家凯伦·布里克森的长篇小说《走出非洲》。

这是一部发表于1937年的作品，这部小说的一个传奇之处在于尽管它是位女作家写的，却被很多气质粗犷、具有浪漫硬汉情结的作家所称赞。例如美国作家海明威，1954年他因为小说《老人与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在授奖仪式上说，他的这个奖其实应该授予凯伦·布里克森。可见这位女作家作品的魅力是相当大的。1957年，凯伦·布里克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进入最后四人名单，可惜最终没有获奖。1959年，她再次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前四名，这回可以说十拿九稳，因为她在四个人里面排名第一位。谁也没有想到，最后宣布的却是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获奖。为什么呢？完全是文学之外的原因：一个叫约翰松的评选委员提出，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北欧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比例太高，已经引起世界文学界的强烈不满，如果1959年再授给这位丹麦女作家，评奖委员会在舆论上有压力。这理由并非空穴来风。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其中有5年没有评奖，到1969年，64位获奖者中有11位北欧作家，很多人都认为瑞典这个北欧国家评选的诺贝尔文学奖，实在是太偏袒北欧人。就因为这个缘由，凯伦·布里克森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同样也因为这个原因，世界文学界都将凯伦·布里克森视为世界顶级作家。

为什么这位丹麦女作家会有这么高的文学声誉呢？我们先看一下她的创作历程。

凯伦·布里克森1885年4月出生在丹麦，她的祖父是一个贵族，有男爵封号，还是个著名的冒险家，参加过法国军队去非洲打仗。她的父亲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七，按照欧洲的长子继承制，她的父亲没资格继承祖父的男爵封号，但他很会挣钱，全世界跑，还跑到美国做皮货贸易，跟一个印第安女人生了个孩子。1879年他34岁的时候，回到了丹麦，在首都哥本哈根北面不远的地方买下了一个庄园。六年后的1885年，凯伦·布里克森就出生于此。现在这个庄园还保留着，里面有凯伦·布里克森纪念馆。

凯伦·布里克森的家里很有钱，但她父亲精神压力很大，因为他在周游中染上了梅毒，身体很差，常年住在疗养院，在凯伦10岁那年，她的父亲上吊自杀了。父亲去世之后，这家人生活没遇到什么问题，一家人常到国外去度假，凯伦还有钱去巴黎学绘画，物质条件非常优渥。但是那时候的欧洲，男性还是家庭的支柱，凯伦一家尽管有钱，但父亲去世了，这家人在社会身份上还是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到了1909年，凯伦24岁，要考虑婚姻大事了，这时候她就特别想嫁给一个贵族，好让自己有上流社会的荣耀。她看上了一个瑞典人，名叫汉斯·冯·布里克森，是她的远房表兄，比她小两岁，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哥哥。为什么看上他？主要是他有男爵封号，年轻的凯伦这时候很有虚荣心，跟着时尚潮流走。当时很多有钱人家的女儿嫁给贵族，要的就是这个名分。据史料记载，光是1900年，就有500位美国有钱人家的姑娘嫁给了欧洲贵族。20世纪初期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写过一本著名的长篇小说，就是写一个富有的美国姑娘如何倾慕老欧洲的文化，专门跑到英国，要在没落贵族中寻找如意郎君，后来上当受骗。

凯伦没有料到，她看上的这个男人一点儿也看不上她，情路不顺。凯伦干脆又去追双胞胎中的弟弟布鲁尔·冯·布里克森，这一次成功了，两个人很快结了婚，凯伦如愿成为男爵夫人，妇随夫姓，自己的名字也变成凯伦·布里克森。

这已经是1912年的事情了。结婚之后，布里克森夫妇很快去了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去那里建了一个咖啡园。

为什么到肯尼亚种咖啡呢？因为肯尼亚是全世界最适合种植咖啡的地方。肯尼亚东面是大海，从海平面向西，经过一片小平原，地势迅速升高，达到2000多米，地理环境十分多样。在1000米到2000来米的山上，气温较低，咖啡的生长期很长，出产的咖啡口感层次感非常好，释放感丰富，还有种略酸的柑橘味儿，香浓沁人。这些咖啡是19世纪末期从巴西引入肯尼亚的，此时在全世界已是声誉高涨，市场价格一路攀升。

所以布里克森夫妇结婚后就去了肯尼亚，在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12英里远的恩贡山上买了个咖啡园。这个咖啡园非常大，有6000英亩。这么大的山地，并不是全种了咖啡，地盘上还有一些原住民，还有一些政府所说的“非法”部落。真正的咖啡园大概有2000多英亩。这个规模是很大的，肯尼亚的咖啡主要是小农种植，一家人种五六英亩，这种散户式的种植有一个好处，每一家做出来的咖啡口味都不相同，很有特色。比较起来，布里克森夫妇的咖啡园就太大了，是一个大产业。大产业需要大资金，他们的钱从哪儿来的？其实是凯伦出的，她的丈夫家虽然是贵族，但没什么钱，说得直接一些，就是凯伦用娘家的钱，买了一个男爵夫人的名号，这个大咖啡园，等于娘家人给凯伦的一份嫁妆。

这位布鲁尔·冯·布里克森心里也清楚，凯伦和自己结婚为的是虚荣，并不是对自己深深的爱。衡量一个婚姻，最重要的因素，是看自己愿不愿意为对方而改变自己。二人世界和一个人生活有质的区别。恋爱的特点是互不相让，像天上飞翔的云朵，不管男女都个性毕露。但婚姻大不相同，婚姻是地上的连理枝，婚姻需要互为第一，总是将对方放在第一位。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以为婚姻是放飞自我的理想圣地，对方是自己的燃料，结果刚刚起飞就紧急迫降了。所以，如果婚姻中没有爱情，无论男女，肯定不愿在婚姻中放弃自己，都会我行我素，将对方看作空气。布鲁尔·冯·布里克森想，既然凯伦并不是为了爱情和自己结婚，这就像一桩买卖，自己给了对方贵族名号，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义务，因此婚后也不必有什么约束。于是到了肯尼亚之后，他就到处游猎，到处找女人，自己的家反而住得很少，像个旅店一样。这个人原来就很风流，风流中染上了梅毒，一结婚又把梅毒传给了凯伦，凯伦一辈子都深受梅毒的伤害，一直没有治好。

这听上去有些悲惨，但凯伦一开始并不这样认为，她结婚后给弟弟的信里说了这件事，但她并不悲观，甚至还不可思议地沾沾自喜。这封信里有一句话：“我付出这么点儿代价，却得到了男爵夫人的头衔，很值得啊！”我们今天的人听到这话，会觉得她太傻了，太不靠谱了，还有什么比健康的身体、独立的精神重要呢？一个男爵夫人的称号，就那么光彩吗？但在20世纪初期，整个社会等级森严，在当时的社会只认两个东西：地位与金钱。贵族有政治与文化地位，资本家有金钱，要追求“两全其美”的生活，必须抓住这两头。凯伦家很有钱，缺的就是贵族的荣耀，凯伦的这种需求，比一般的老百姓强烈多了。一般老百姓没有权也没有钱，很容易接受自己的命运，接受“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生哲学。

1913年布里克森夫妇去了肯尼亚，一直到1931年，这个种植园实在办不下去了，凯伦不得不离开了肯尼亚。其间，1919年她和布里克森离了婚，离婚后与另一个英国人相恋，这个英国人叫丹尼斯，两个人的深情交往长达13年。丹尼斯是个体育高手，骑马、打板球都很在行，而且他还是个技术高超的飞行员。1931年，丹尼斯飞机失事，去世了，此时凯伦的咖啡园也被野火烧毁了。双重打击下，凯伦离开了肯尼亚，回到了丹麦。回到丹麦之后，她夜不成寐，反复回想自己在非洲的经历，长达18年的心路历程，她想用写作把它表达出来。1934年，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七篇哥特式的故事》，受到了当时文学界的高度评价，还受到著名的女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大力推荐。1937年，她发表了自己最著名的作品《走出非洲》，后来又陆续写了《冬日的故事》(1942)、《最后的故事》(1957)、《命运轶事》(1958)、《草地上的阴影》(1960)等作品。随着年龄增长，她的文学声誉越来越高，但身体也越来越差，深受梅毒的折磨，骨瘦如柴。她1962年去世，去世时体重才60来斤。这位女作家很不容易，一辈子走了很多路，经受了很多起伏坎坷，成名很晚，发表《走出非洲》的时候已经52岁了。她去世后，丹麦人将她视为与经典作家易卜生并立的文学大师，她的头像被印在丹麦的纸币上，丹麦还为她出过特种邮票，她成为丹麦文学的伟大标志。

凯伦·布里克森的一生让人感慨。她和布里克森结婚时那么功利，她想用收获一个男人来获得世界。但绝望的婚姻使她转向了经营咖啡园的艰巨奋斗中。劳动彻底改变了她，她在劳动中直接拥抱了大地，其间没有男人健壮的身影。从收获男人到收获世界，这是《走出非洲》对女性文化最大的贡献。创作这样的小说，需要伟大的独立精神，把“爱情”这个女性文学的传统主题放到第二位，而把人生自由的创造性放到了女性生存的中心。19世纪的女性文学范式，是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里面的女主人公历经曲折，最后都必须获得美好的爱情。《走出非洲》本来可以也写成一本荡气回肠的爱情小说。但是凯伦的经历给了这本小说另外一个视角，凯伦与布里克森1912年来到肯尼亚，婚姻伤痛累累，不得不在七年之后离了婚。离婚之后凯伦与英国人丹尼斯情感热烈，最后却是生离死别的结局。这样的起伏跌宕，完全可以写得沧桑凄美、爱恨交加，但凯伦的《走出非洲》不是这样，她写出了一种更广阔的生活、更超越的精神、更加复杂的生存体验。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有大约24万字，写凯伦与丹尼斯爱情的不到3万字。主要的部分，都在写肯尼亚各种人物的生活。草原、高山、飞鸟、猛兽、索马里人、马赛人、殖民者、尖顶房、原始舞……这片古老的大地，每一天都上演着生生死死，爱情只是大自然中的一道暖光。我们看看这部小说的开场：

在非洲的恩贡山脚下，我有一座农场。恩贡山向北绵延100多英里，赤道在这儿横贯而过。

农场海拔超过6000英尺。这儿的早晨和傍晚清朗安谧，能见度极高。白日里，你会觉得自己站得很高，太阳近在咫尺。到了深夜，则气温骤降，清冷无比。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恩贡山呈现出一幅地球上绝无仅有的风景画卷。这里的土地并不肥沃，也没有繁茂的植被，好似一片被净化过的非洲土地，飘浮在6000英尺高空中，散发着浓郁的非洲气息，凝聚了非洲大陆的精华。整体色调干黄焦黑，酷似陶器的色彩，零落散布着一些高大的树木。树木的叶子单薄脆弱，树冠的形状与欧洲的不同，不是弓形或圆形的，而是层层叠叠地向水平方向延伸，看起来有点像棕榈树，又像是一艘艘马上要扬帆远航的帆船，全部笼罩在一种浪漫的英雄气概中。如果是一片树林，林子的边缘就会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形态，远远看去，好像整片树林都在轻微地颤抖。光秃秃的老荆棘树弯弯曲曲地散落在辽阔的草地上；草儿散发着芬芳的香气，闻起来很像百里香和桃金娘，有时候味道特别浓烈，几乎有些冲鼻子了；花儿都小小巧巧的，像是长在小山包上一样。不论是草地上的，还是原始森林里匍匐植物和藤蔓上的花儿，都是如此。只有在长雨季开始的时候，才会有硕大的百合花骤然开放，散发出浓郁的香气。站在这片土地上，视野极其开阔，你看到的一切都显得非常伟大、非常自由，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尊贵感。

面对这样的大自然，如果我们仅仅用“爱情”的玫瑰色去涂抹它的全部，那是多么肤浅和狭窄！这是一片值得敬仰的土地，是全世界人类的起源地。700万年前，古猿从这里开始分化，经过能人、直立人、海德堡人，在20万年前进化为智人，形成我们现代人。人类学家在肯尼亚发现了150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这个被取名图尔卡纳的男孩，手持石斧，健步如飞，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智能物种。凯伦·布里克森在这亘古不变的风景画卷中看到了“无与伦比的尊贵感”，人类在其中像个幼稚的孩子，爱情在这里获得了应有的尺度，它只是大地上一株四叶草，不是整个草原和山峦。

凯伦·布里克森在肯尼亚重生了，她18年的非洲生活经历，打造了她和世界新的关系，走出了女性文学的旧模式。人们有种历史已久的固定看法：女性生来就是感性的，都是家庭化的，探险、开拓、奋斗，都不是女性的特长。《走出非洲》正面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女性到底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摆在面前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一种是按部就班，遵循着社会的主流价值，沿袭着大多数人普遍的生活道路，考上一个很好的学校，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结婚成家，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直到70岁，房子大存款多，一生平顺完美。另外一种就不一样了，可能每一个明天都是未知，都需要勇气去面对空白，每一天都给自己机会去尝试新东西，日子风风雨雨，千山万水走遍，活到70岁，钱少房子小，只存下一大堆到处游走拍下的照片，还有旅途中写的一张张稿纸。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社会都需要，都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不能说前面一种庸俗，后面一种文艺。如果社会没有前一种人，就没有继承性和稳定性，很快就会崩溃；而若是没有后面那种风雨兼程的人，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出现哥伦布，也不会有莎士比亚，更不会有那些伟大的的发明家、冒险家、探险家。两者互补，相辅相成，这是宇宙定律。

但问题是，一个女性，只能选择一种生活，到底应选择什么方向？这是一个大问题。《走出非洲》写出了一个在受苦中播种大地，在播种中展开自由的女性。女主人公失去了咖啡园和恋人，但她一点儿都不后悔，她感到了幸福。以往女性的幸福只来自爱情，但凯伦的幸福来自土地。在她的笔下，在土地上自由地哺育出香气四溢的咖啡，是多么美丽的人生图景：“能够在一片地形极不规则的荒凉土地上，看到这么一大片根据种植规律生长着、铺展着的咖啡，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当年，我在非洲大陆上空飞翔，从空中慢慢熟悉着咖啡园的样子，内心充盈着骄傲和自豪。……当雨季来临，咖啡树开花时，在毛毛细雨中，在薄雾的笼罩下，好似有一团白垩云飘浮在600英亩的土地上，那景象真是美得摄人心魄。咖啡花味微苦，闻起来颇似黑刺李花儿的味道。咖啡果成熟后，整个咖啡园就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有时，咖啡豆会在午夜被烘干出炉，此时的场面可谓美丽壮观，令人惊艳：厂房高大壮观，本来漆黑一片，此时亮起了数不尽的防风灯；灯光下，有蜘蛛网和咖啡壳在厂房里飘荡飞扬；无数黑色面孔围在烘干机的周围，虽然满是焦灼，但也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此时此刻，我们的工厂宛如埃塞俄比亚人耳垂上的宝石，在非洲大地浩瀚的夜幕中，闪闪地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样的醉人美景，不会自己来到。女性对这种生活的选择，往往是逼出来的。如果布里克森能够吃苦耐劳地耕耘咖啡园，能够悉心地照顾自己的妻子，凯伦还会百分百地投入到繁重的劳动中吗？显然没有这样的可能。她会像肯尼亚的其他贵妇一样，在一场场沙龙、酒会、家宴中忙个不停，充当合格的上流社会的女主人。我们从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小说《达洛卫夫人》中不难看到上流社会的贵妇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在每天的腐败、谎言、闲聊中逐渐失去。”幸福与不幸的逻辑转换就是这样吊诡：很多人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生活富足，最后却感到人生空空如也。有的人被生活抛入绝望，却过出了诗意。《走出非洲》写出了一个走出常规的女性，而且写出了独特的幸福体验，拥有了自己的天地，这是所有的物质丰足、所有的爱情甜蜜都不能比的。在这样的体验面前，一切痛苦都值了，个体微小的生命融化在永恒中，时间不再粗粝，空间一望无际。

这不仅仅是这部小说中的女主角凯伦的感觉，所有融入土地的女性都会产生这样的改变。小说中瑞典中年女性英格里德的父亲和丈夫都是瑞典军官，“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她在恩乔罗有一座农场，偶尔会从农场抽身一两天，不去管她的火鸡或水果蔬菜，来我的农场上做客。她像奴隶一样在地里勤奋劳作。在和这种生活做斗争的过程中，她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农场，爱上了她的牛和猪，爱上了这里的土著和蔬菜，甚至爱上了这片非洲土地上的土壤。”她热爱农场到了狂热的地步：“为了这片土地，她甚至愿意把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都卖掉。”凯伦与她交往，无比享受这“美好的时光”。凯伦与英格里德正是现代社会的新型女性关系，她们互相鼓舞、互相扩大，如大颗的雨点打入河面，一圈圈相连。

正是因为有这样心路漫漫的体验，凯伦在大火烧了咖啡园，不得不离开肯尼亚的前夕，也充满着自立于大地的自豪感。她内心沉淀着岁月的磨炼，“慢慢地才意识到，很可能这一幕就是我所寻求的答案，而且是最为纯粹的精神层面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尊重，变得与普通人不一样，虽然方式有点怪异。我朝着某些力量大声呼喊，这些力量反而比我自己更加重视我的尊严，它们怎么可能给出其他答案呢？”她甚至消融了女性最敏感的时间感，走出非洲之时，也走出了时光的囚禁，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凝固在顿悟的一瞬：“为了赎回自己的人生，我一次次地放弃自己拥有的东西，到了最后变得一无所有，我自己本人倒变成了最微不足道的东西，被命运抛弃。那些天正好是满月。月光照进空荡荡的房间，在地上留下窗上的图案。我想，看着这间屋子的月亮或许正在好奇，在这样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我还要住多久。‘啊，不对，’月亮却说，‘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彻底走出了个体的封闭，看到了生命的无限。人的一生，就像是地表上一道浅浅的笔痕，地球轻轻一转，就消失了。我们不需要把自己放得那么大，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尺度上，打破那些得失的纠缠，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融入丰袤的万物生长。男人如此，女人亦然。

书 籍 分 享 公 號：Q L S F 6 8

凯伦的艰难转变：从收获男性，到收获大地

上一节我们讲到，凯伦在离开肯尼亚的时候，她心里有一种与日月同在的东西，甚至可以说生命回归到了宇宙里边。一个女作家，写出如此的永恒性，跨越了凡俗的时间和空间，非常了不起，也十分难得。

《走出非洲》没有一般长篇小说的复杂情节结构，它的故事本身是很简单的，整本小说像一篇长长的记事散文，类似一部回忆录。而且还有意识地回避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没有写她和丈夫布里克森之间的情感伤痛，这个丈夫好像消失了一样，又好像只是一个隐约存在的背影。也许这是作家的一个难言之隐，虽然由于无法从正面描写，但从另一个隐形的角度，更深地表达出内心的痛苦。这样的写法，可能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走出非洲》中没有常见的“男主人”，少了一个“顶梁柱”式的男人，反而更能凸显女性独立奋斗的力量。凯伦当初为了一个“男爵夫人”的头衔嫁给了布里克森，这个庸俗的起点，却在婚姻的断裂中一步步迈向了精神独立。在现代社会，常常有这样的事：庸俗的人生欲望把人带入了一个不一样的生活，顶着逆风却达到了纯净之地。哥伦布当年迎风远航，起初的目的是为了发大财，他哪里知道，他的个人欲望推动的冒险之旅，打通了五大洲，开创了人类伟大的大航海时代。心怀财富之梦的男性在全世界到处跑，女性也随着男人走向全球化，默默地充当配角，打理家庭事务。女性殖民者一般来说不会介入社会公共事务，也不主导大规模的生产，但是在《走出非洲》中，一切都不一样了，凯伦没有男人可依赖，她必须放下情感，将自己变成一个超越性别的人，去应对咖啡园的大量问题，与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如此一来，凯伦彻底走出了传统女性固守的私人领域，获得了多样丰富的社会关系。哲学家说，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凯伦的生命内在完全变化了。以往的很多小说，女人一旦遭遇丈夫的“不爱”，生命立刻变得空白，变得尖锐而痛苦，酗酒啊，歇斯底里啊，甚至与人私奔。总而言之，不是毁灭，就是脱轨。但是《走出非洲》探索了另外一种可能，写出了一个女人在忘我的投入中获得了新生命，在艰难中爆发出人生的创造性，这是前所未有的女性文化变革。

我们还要注意到，凯伦的独立精神也包含丹麦民族气质的熏染。凯伦的这个家庭，从祖父到父亲都有探险家的胆略。这和丹麦这个国家的历史背景有关。现代丹麦尽管不大，但是它的历史却不平凡，它的民族来源，很大一部分是维京人。维京人（古挪威语：víkingar）是什么人？在欧洲历史上，“维京人”是中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北欧入侵者的称呼，主要是指来自挪威和丹麦的北欧人。维京人也被称为北欧海盗，擅长挥舞战斧，驾着帆船游荡在欧洲大陆、北极、北美洲，到处抢夺，甚至大量贩卖俘虏发财致富。丹麦曾经有过一个雄霸天下的海盗时代，大约公元70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11世纪，将近300年的时间，丹麦的海盗十分厉害，被称为“维京时期”(Viking Age)。不光欧洲大陆受不了他们，最后连英格兰都吃不消了。怎么办呢？11世纪的时候，法国国王最后想出一个无奈的办法，把法国西北部诺曼底附近的一块地方送给维京人，让他们定居下来，成立一个叫作丹麦的新国家，不要再惹事。这一招很灵，维京人终于安生了。知道了这样的历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丹麦的文化其实是很有闯劲的，女性在这种文化中处于弱者，不显山不显水，但当她们失去了依靠，血液里面的维京人野性遗传燃烧起来，这些女人绝地反击的劲头，必然是十分强劲的。

当女人自己走出家门，不再跟随在男人的身后，第一个感觉往往是耳目一新，她们豁然看到一个阔大的时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空间和心理时间，女性往日局促在琐细的家庭事务中，会把各种家庭用物看得很重，不停地购买形形色色的“必需品”，将屋子里填得满满。而凯伦在走过辽阔非洲之后，终于明白生命最重要的是自由，是人与大自然的心灵之约。她在离开非洲时，“把所有的家具都卖掉”，只是“把自己所有的书都放进了箱子里，平时就坐在上面，也会把它们直接当餐桌用”。然后，“房子慢慢地变回了它原本的样子，看起来像头盖骨一样高贵。里面凉爽宽敞，带着回音，房前草地上的草长得跟台阶一样高。最后，屋子里终于什么都没有了。凯伦想这种状态要比之前的更适合人居住。她对法拉说：‘我们真应该一直保持这个样子。’”这是女性生存的新感觉，超出了日常的边界，停留在传统惯性中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庄子在《秋水》中写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说，对井里的蛙不可与它谈论关于海的事情，是由于它的眼界受着狭小居处的局限；对夏天出生死亡的虫子不可与它谈论关于冰雪的事情，是由于它的眼界受着时令的制约；对见识浅陋的人不可与他谈论关于大道理的问题，是由于他的眼界受着所受教育的束缚。在辽阔的非洲生活过后，关于家是什么，凯伦·布里克森有了新定义，那就是精神的自由之所，《走出非洲》中要表达的，是如此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实现了巨大的视觉转换。在这样的新视觉中，凯伦不再想写一个女人依偎在男人身边的“幸福故事”，更不会去费力编造起伏跌宕的情感传奇，那都是小聪明，她要带着我们去看一个女性视野中的新世界。

这个女性新世界最鲜明的标志，是凯伦对于非洲本土文明与外来欧洲文明的敏锐观察。她对大自然的描写雄浑壮阔、色彩绚丽，淋漓尽致地释放出这片土地的地理之美。小说里有不少篇幅近距离地描写了肯尼亚大群大群的野生动物，书里这样写道：“我见到过一个水牛群，一共有129头。它们通体黑色，体型巨大，像是很多铁疙瘩，头上的角威猛有力，不断地在水平方向摇晃着。它们一头接一头地从古铜色的天空下走过，走出晨曦中的薄雾，看起来好像不是一步步接近我，而是就在我眼前突然被创造出来，然后被派到了凡间。我也见过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穿行的象群。阳光透过繁盛的藤蔓斑斑驳驳地洒下来，象群缓缓地向前行进，好像是要去世界的尽头赴一场约会，看起来极似一条放大了的波斯地毯边线——地毯古老且价值连城，边线由绿色、黄色和深棕色渲染而成。我还多次见到过横穿平原的长颈鹿队伍。它们浑身散发出一种奇特的、独一无二的、植物式的优雅，就好像不是一群动物在行走，而是很多花朵在缓慢移动。这些花朵硕大无比，非常罕见，带着长长的茎和斑点。我也看到过两只犀牛在清晨漫步。晨间的空气太过寒冷，它们的鼻子有点受不了，总在那儿吸气喷气。它们像两颗有棱有角的巨石，在长长的山谷里互相嬉戏，一起享受着生活。我甚至还见到过高贵的丛林之王——狮子。有时是在日出时分，当弯弯的残月还挂在当空时，草丛在月色下泛着银光，平原一片灰蒙蒙，狮王猎杀归来，满面红光地穿过平原，向家的方向走去，像一道黑线一样从草丛中掠过。有时是在正午时分，狮王的家族躺在低矮的草丛里午睡，它就躺在正中央。我还见到过它躺在自家非洲花园的金合欢树树荫下小憩，树荫面积巨大，地上柔软无比，躺在上面如在春日般凉爽。”这样壮观的非洲自然视觉，在凯伦之前的女作家作品里是从未有过的，非常原生，非常美丽，非常野性。

我们应该注意到，凯伦写这些动物世界，写这个自然背景，有她历史的批判性。工业革命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迅速向全世界蔓延，蔓延的时候带着一种“欧洲中心论”的优越感，殖民者认为历史就是不断地从原始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西方人带来的仪器、工程设备、科学知识，甚至那些屠杀了无数原住民的火枪大炮，都是欧洲先进的证明，非洲土著应该顶礼膜拜，他们的命运必须听从殖民者的安排。这种欧洲中心主义，自然也是欧洲男性强权的延伸，对殖民主义正当性的歌颂，就是对西方男性权力全球化的肯定。这种支配欲的膨胀，本质上是无尽的占有欲，背后是庞大的工商业资本的贪婪推动。凯伦·布里克森对肯尼亚乃至非洲的原住民境遇无限同情，以独立女性的视角写出了自己的观察。尤其是对于肯尼亚土著人的生动描绘，熠熠生辉，让人赞叹。

凯伦笔下的原住民，有着与欧洲人迥然不同的智慧，他们的脑回路布满直觉和感应，而不是西方人的刚性逻辑。“如果你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也不可能直接告诉你。比如，你如果直接问他，你有多少头牛，他们会故意逃避着回答：‘就像我昨天告诉你的那么多。’欧洲人觉得这种回答很伤感情，但这种直接的询问同样也会伤到土著的感情。如果你死缠烂打地问下去，非要他们解释自己的行为，他们会尽可能对你让步，让你陷入一种古怪的、可笑的空想中，把你引入错误的方向。”凯伦一开始感觉是这些原住民害怕西方人，因而故意含糊其辞。但后来她明白，“这些害羞的人并不怕我们。他们的危险意识要比白人差很多。在游猎的途中或在农场上面临险境时，在我和身边的土著伙伴们眼神交汇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他们好像在猜测为什么我会对面前的险境如此恐惧。这让我觉得，或许对于他们而言，生活已经融入了他们的每一颗细胞中。他们就像是深水中的鱼儿，完全无法理解我们对溺水的恐惧，而我们是永远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笃定，之所以能拥有游泳这项技能，大概是因为他们拥有着一种特殊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即使是我们最古老的祖先，都不曾拥有过。在地球的各大洲中，只有非洲会这样教你：神和魔是一体的，它们是世间最高的权威，永生不灭且共生共存，永远都不会单独存在。非洲土著人不会糊里糊涂地看待他人，也不会孤立地看待事物”。凯伦在这里写的是人类文明的多源性，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今天衡量一个现代人的精神含量，首先应看他能不能容纳这些差异，能不能对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差别有真诚的敬意。

在《走出非洲》中，凯伦最痛心的事情，是看到殖民者对非洲大地的毁坏，特别是在她卖掉咖啡园之后，新的买主“要把所有的咖啡树砍掉，把这片土地划片出售，用作建筑用地，因此他们也就不再需要这些土著人了。出售交易刚刚达成，买主就限令这些土著人在半年后搬出农场”。凯伦气愤至极，她知道“根据这里的法律，土著人自己不能购买土地”，而土著人多么依恋自己的故土，“他们要比身处文明世界的人感受更加强烈”。她想起当地的马赛人，他们“当年被迫从铁路以北的故乡迁移到如今的马赛保留区后，也把故土山峰、平原和河流的名字带了过来，并以它们为新家的山峰、平原和河流命名。如果要离开长期居住的土地，他们必须把周围认识的人一起带走，这样才能证明他们的存在，在迁移过去很多年后，他们还会谈起之前居住过的农场的地形和历史”。凯伦夜不成寐，为土著人的未来焦虑，她愤然奔走于殖民当局的权力部门之间，要求给原住民生存的土地，她大声告诉殖民者：“就在不久之前，在我们仍然有记忆的不久前，这个国家的土著人还毫无争议地拥有着这片土地。他们那时从来没有听说过白人和白人的法律。虽然目前他们在生活中没有什么安全感，但土地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固定的、不动的。贩卖奴隶的人贩子们把他们拉到市场贩卖，但也有一部分留了下来。被卖掉的土著人在东方流浪着做奴隶时，会时时刻刻想着回到这片高原，因为这里有他们自己的土地。有着黑色皮肤和清澈眼神的非洲土著老人，与同样拥有黑色皮肤和清澈眼神的大象非常相似。他们站在非洲大地上，一副庄严沉稳的模样，周围的世界在他们昏暗的脑海中慢慢地聚集、堆积。他们是大地的化身。”这是凯伦在肯尼亚生活18年里最光荣的时刻，她不再为自己的利益奋争，而是为被压迫被剥夺的非洲人搏斗。通过她的呐喊，殖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了凯伦的吁求，“终于同意为我的非法棚民们拨出一片土地，就位于达戈雷蒂森林保护区内。他们可以在那里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居住区，而且那儿也离我的农场不远。在农场消失之后，他们还能保留自己的样子和名字，作为一个群落生活下去”。

凯伦在即将离开非洲的时候，做了一件伟大的事，她心里非常清楚，她争取的不仅仅是土地，更是人类危在旦夕的一种古老文明。书中这样写道：“土著人是非洲血和肉的化身。这些在广袤的风景画中生活的小人儿，要比大象、长颈鹿、生长在河边的那些高大的含羞草式的树木，以及在大裂谷上空高高耸立的隆戈诺特死火山更能真实地反映非洲。所有的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核心思想，都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表现形式。他们不是由不同元素堆积而成的统一体，而是由同类元素堆积而成的异类体，就像橡树叶、橡子，以及橡树上的其他物质，都是源自橡树。我们这些穿着长靴、整日行色匆匆的欧洲人，与周围的这幅风景画完全不协调，但土著人就与周围的一切非常协调。这些有着黑皮肤、黑眼睛，个子高高瘦瘦的人，无论是在旅途中还是在田地里，无论是在放牧，还是举办大型舞会或者是讲故事，都恰似活脱脱的非洲在散步，在跳舞，在招待你。土著人外出旅行时，常常是一个接一个地排着队走路，因此非洲土著人的道路都很狭窄，即使是最好的路也是如此。在这片高原上，你常常会想起这句诗：高贵着的，永远是土著人；平凡着的，永远是迁徙过来的人。”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从来就不会这样看待非洲文明，凯伦·布里克森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发现了非洲的文明之光，独具慧眼。为什么说非洲人是由同类元素堆积而成的异类体？关键之点是非洲的文明与大自然紧贴在一起，不同地域的原住民都有很大的文化共同性。这种文化看待一切都很自然，不会像殖民者具有非常强烈的征服意志，摧毁一切阻碍自己目标的东西。我们现在看非洲地图会有些奇怪，为什么那里的不少国家边境线是笔直的？那是殖民者不问青红皂白用尺子划出来的，强迫非洲人接受。大地上哪会有这样笔直的线条呢？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民族都是随着山脉、河流、丛林、湖泊的环境变化，各自安居在自己的家园。殖民者把国界这么一划，看起来纸上作业很方便，却造成了无穷的后遗症，不同的部族被强行划到一块儿，矛盾重重，甚至发生种族间的大屠杀，给历史留下一个个死结。非洲现在的很多种族冲突、民族冲突、部族冲突，都跟这个有关系。

凯伦·布里克森转动了文化的角度，从非洲人的眼光看非洲，立刻看到了原住民独具一格的价值。《走出非洲》中有一段写得特别好：“非洲东部的人际交往活动比较活跃。这种交往活动的大门，首先是由旧时代的象牙商和奴隶贩子打开的。到了现代，欧洲的移民和大型野兽狩猎者再次打开了这道门。从高原上的牧童到成年人，几乎每个土著人都面对面地见过许多自己种族外的人。他们见过英国人、犹太人、波尔人、阿拉伯人、索马里印度人、斯瓦希里人、马赛人、卡维朗多人。这些人对于他们，就相当于西西里岛人对于爱斯基摩人。我们甚至可以说，土著人是世界居民，而不是通常人所认为的土气的乡下人。”“土著人是世界居民”，这个感觉别开生面，只有与土著人站在同一个方向，才会真切体会到其中的真实。令人遗憾的是，能和凯伦·布里克森一起转动的殖民者还是太少了，她的一己之力，不可能改变黑非洲的沉陷。她回到丹麦之后，收到黑人部落的来信，里面说：“现在，你所有的仆人天天都很不开心，因为你离开了这个国家。如果我们是鸟，我们就会飞过去看你，然后我们再飞回来。然后是你的农庄，它过去对母牛、小妞、黑人都是好地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牛、山羊、绵羊，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所有坏人心里都很高兴，因为你的老仆人们又变成了穷人。”这么一封仆人的来信，不仅写出了凯伦·布里克森女性的怜悯，还有哀伤。

在《走出非洲》中，凯伦·布里克森并没有把殖民者写成天下乌鸦一般黑，也写出了殖民者的天真与可爱，让我们读起来兴趣盎然。书里面有几个殖民者，从欧洲人跑来肯尼亚，觉得自己能够在殖民地创大业，结果东撞西撞，非常潦倒，最后失败而归。其中有个人名叫克努森，来自丹麦，“一生尝试过很多事业，他尤其钟爱那些关于大海、鱼或鸟的事业，但他从来没有成功过。他告诉我，他曾经在维多利亚湖畔经营过一家渔业公司，公司里有在湖面绵延好几英里的世上最好的渔网，还有一艘摩托艇。战争开始之后，这一切都化为了乌有”。虽然克努森已经老了，双目失明，但他脑子里还在筹划着一个伟大计划：“把奈瓦沙湖底的上千吨鸟粪捞出来。要知道，这些鸟粪可是从创世纪那天就开始被那些游禽丢在这儿的。”这个堂吉诃德式的老人最后还是悄然去世了，“那时已经是四月的天气，长雨季马上就要开始，平原上刚刚长出新草。傍晚，我和卡曼特出门想到新长出的草里找点蘑菇，却发现了老克努森躺在那条小路上。”许多殖民者心怀梦想来到非洲，到最后却默默死去，西方殖民历史中人数最多的，就是这些无声无息的人。

老克努森在殖民者中属于潦倒者，而《走出非洲》里的另一个年轻人伊曼纽尔森则是到肯尼亚寻找别样生活的漫游者。这个瑞典小伙子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个饭店做领班，“总是不停地陷入生活的麻烦境地”，是个不合时宜的年轻人。突然有一天他路过凯伦的农场，想借一点钱，然后步行到邻国坦桑尼亚去。凯伦觉得他在骗钱，因为步行走这条路要穿过一片危险的马赛人保留区，那一带也没有什么水，而且有很多狮子。但凯伦还是留他吃了晚餐，还给他收拾了一个房间，留宿了一夜。在聊天时，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个悲剧演员，在瑞典的时候演过很多经典话剧。一谈起戏剧，这个男人眉飞色舞，特别在行。让凯伦震惊的是，这个流浪的男人居然还结过婚，他说他在非洲什么也不会，到巴黎却可以做一个优秀的咖啡馆招待员。凯伦问他为什么不去巴黎？他急忙说：“巴黎？不可能。我就是在很危险的时候从那儿逃跑的呀。”这个伊曼纽尔森的生活真是有点神秘啊！他乐天知命，总是说自己过得很惨，却又宽慰自己，“在世上所有的人当中，总要有人过得惨一些。不是这个人就是那个人”。

凯伦第二天送别了他，给了他55卢比，看着他走了，“在清晨的微风中，他的黑色长风衣在他的双腿周围不停摆动，风衣口袋外面露出葡萄酒瓶的脖子。此时，我心中满满的全是爱和感激，这是留守在家的人对在世界上游逛的旅人、行者、水手、探险者和流浪汉的感情。走到山顶后，伊曼纽尔森转过身，摘下头上的帽子，朝我挥舞着，长发在他的额前不断地飞舞”。书中的描写很寥落，很诗意，很艺术，很自由，伊曼纽尔之所以不肯离开非洲，就是贪恋这片土地为他带来的这份人生。

看到这里，我们为凯伦·布里克森感到幸运。她在非洲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相遇了完全不同的人，如果凯伦一直安稳地在丹麦住着，靠家里的钱，靠着一个男爵夫人的称号，虽然可以过得很体面，但她永远看不到非洲的的这些画面，永远体会不到人在途中的诗意，永远激发不出心灵深处的灵性，更不会去关注非洲黑人的历史悲情。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粽子，不能被粽叶一层层包裹起来，我们要如莲花，在夏季的风中一天天打开。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现实世界之间有难以跨过的差距，我们如何给自己一点儿飞翔的余地？就看你能不能像凯伦一样，走入非洲，走出非洲。

“走出”，一个伤感而开阔的女性探索历程

这一节我们讲讲这本小说中的男女之情，尤其是凯伦·布里克森与丹尼斯的爱情。

凯伦的父亲在军队担任过军官，他在给家人的信里这样说：“我们热爱战争，这是一种激情，就像对其他事情的激情一样。你爱手下的士兵，就像爱年轻的姑娘，而且爱到发狂。这两种爱互不排斥，这一点姑娘们都知道。但是，对姑娘们来说，你每次只能爱一个；而对士兵的爱，则可以辐射到整个兵团，如有可能，你还希望范围可以再扩大一些。”但在《走出非洲》中，土著姑娘们这种“你每次只能爱一个”的心愿，却永远不能实现。这里很贫穷，农牧社会的生产力非常有限，和工业文明对比起来，物质生产的效率低很多。在贫穷中，最基本的需求是对财产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碾压着男人与女人的本能与愿望，女性被财产化，被明码标价，婚姻也成为了市场行为。小说中有一个名叫万博伊的土著女孩，她从运咖啡的牛车上往下跳的时候摔倒了，“紧跟而来的牛车车轮从她小小的黑色头颅上碾压过去，碾碎了她的头骨，车辙里留下了一条细细的血印”。她年迈的父母从咖啡园里过来，看到女儿就扑在她的身上嚎啕大哭。书里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因为这个女孩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会在结婚的时候给他们带来山羊、绵羊和一两头小母牛。从她出生后，父母就梦想着这一切了”。看一看，书里的这种写法，女孩长大卖出好价钱，几乎是原住民家庭的普遍愿望，哪怕是骄傲的土著马赛人。马赛人的祖先“觉得和基库尤人通婚是一种侮辱”，但马赛女人的生育能力很差，为了延缓消亡，这个奇特的民族不得不追求年轻的基库尤女孩，这给基库尤人家庭带来了致富之路，有个名叫卡尼纽的老年基库尤男子，“女儿们都很漂亮。他用这些女儿从保留区边境换回了许多毛皮光滑、活蹦乱跳的小母牛”。连基库尤人的大酋长基纳恩朱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把自己20多个女儿都嫁给了马赛人，然后从对方那儿得到了100多头牛。

从男性的角度看，这风俗很有趣。但从一个现代女性的角度看，会很难过。爱情在哪里呢？无论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男女之间的天然之爱总是存在的，只是看人们能不能实现它。在基库尤人的诸多原始舞蹈中，有一种舞是这样跳的，书里写着：“女孩们故作庄重地站在年轻男人的脚背上，搂着男人的腰，而男人们则从女孩的头部两侧伸出双臂，双手紧握一根矛，时不时地提起它，用尽全力去击打地面。这真是一幅美好的画面。姑娘们藏在自己男人的怀里，躲避着外界的一切危险；男人们保护着她们，甚至还让她们站在自己的脚背上，以免被蛇咬，或被其他危险物袭击。跳上几个小时之后，他们的脸上会浮现出天使般的狂喜和入迷，就好像他们真的已经准备好随时为对方死掉一样。”这令人陶醉的场面，才是男女之间应有的样子，如同这本小说里所说：“热爱女人和女性气质，是男性的特征；热爱男人和男性气质，是女性的特征。”然而社会生活与自然本性之间总是障碍重重，社会地位、贫富差距在非洲部落中也是难以跨越的鸿沟。《走出非洲》用现代社会的眼光观察到，虽然肯尼亚的原住民形形色色，但女性的婚姻几乎都是攀附性的，她们都想在婚姻中向上流动，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所有的女孩对自己的价值都看得很重。信仰伊斯兰教的女孩是不能嫁给比自己地位低的男人的，一旦这种事发生，她就会让自己的家族蒙羞，且受到责难。但男孩就能娶比他地位低的女孩，而这种婚姻对他来说还是好事。因此，年轻的索马里男子常常会娶马赛女子为妻，索马里女子可以嫁给阿拉伯人，但阿拉伯女孩就不能嫁到索马里，毕竟阿拉伯人要比索马里人高贵，因为他们与先知穆罕默德的关系更近一些。在阿拉伯人内部，出生在先知家族里的女孩不能嫁给不是先知家庭的男孩。凭借着性别，女孩们有权利要求更高的社会地位。索马里人很敬重母马，所以他们本能地觉得，这种规则与种马场里的规则很相似。”当凯伦·布里克森告诉这些女孩，“在欧洲的某些国家里，父亲们会免费把女儿嫁给她们的丈夫”，这些部落女孩都大惊失色，书中写道：“她们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的事情。那些父母们，还有那些放任自己受到这种待遇的女孩们真是可耻至极！他们的自尊心在哪里？他们对女人，对童贞的尊重又在哪里？她们对我发誓，如果她们自己不幸生到这样的部落里，一辈子都不会出嫁。”

奇怪的是，这些部落女孩并不觉得自己弱势，反而感到自己是男女关系中的主人。她们会反过来给凯伦讲故事，大部分都是童话般的爱情喜剧：“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女主角都比男性人物强大，在故事里最后都是赢家，不管她们贞洁与否。女儿们讲故事的时候，母亲就面带微笑坐在那儿听着。可以说，这是一个封闭的女人世界。我总感觉，在房间的墙壁和其他女性‘防御工事’的后面，存在这么一个伟大的理想：女人主宰这个世界的黄金时代终将到来。”更奇怪的是，面对这些姑娘，男人们也毫无卑微感，都觉得自己是女性的征服者：“索马里男人对女人永远不会知足，永远会垂涎三尺。对他们而言，女人代表的是高质量的生活。他们当然也希望拥有马、骆驼和家畜，但这些动物永远都不会比女人重要。”女人特别喜欢男人的傻气，“也会鼓励男人的这种天性”，尽量从男人那里获得更多的财富，“为了保持自己的价格，她们也会做出重大的牺牲。如果没有男人，她们连一双拖鞋都穿不上；她们不属于自己，永远都要依附于男人，依附于她们的父亲、兄弟或是丈夫，而她们永远都是生活给予男人最高的奖赏。真是很奇怪，索马里女人能从男人那里得到多少丝绸、多少金子、多少琥珀和珊瑚，对于双方来说，都会是一种荣誉”。这里写的是要结婚的女人，那还没有结婚的年轻姑娘怎么办？“没有嫁人的年轻姑娘们还没有男人可供她们盘剥，于是就整日躲在帐篷似的房子里，把头发整理得漂漂亮亮的，盼着哪天去征服‘她们自己的征服者’，勒索‘她们自己的勒索者’”。

这样的女性生活幸福吗？一言难尽。在《走出非洲》里的肯尼亚，原始的野性和生存的交换性密不可分，维持着精妙的平衡。凯伦·布里克森避免做出轻率的评价，她回想起了丹麦的传统女性，心头流动着另一种伤感，书中写道：“每当在这样的场合看到这些非洲女孩，我就会清晰地记起丹麦的上一辈女人。在我的印象里，她们总是套着裙子撑架，拖着狭长的裙裾。在我母亲那一代和祖母那一代，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女人们常常会在各种大型的男性宗教仪式上招待客人，例如秋季去射杀野鸡，追捕各种猎物。她们是文明化的奴隶，主人却是品行良好的野蛮人。”

美好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凯伦在《走出非洲》中要回答的问题，答案就在她和英国男子丹尼斯·芬奇‐哈顿的真挚感情中。

丹尼斯“颇受大家的欢迎和尊重”，但他“好像总是无家可归，总是在到处流浪”。这不是因为贫穷，他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文明不是一个路子：“他不仅是运动健将和冒险家，也是音乐家，而且对艺术还有着狂热的喜爱，他一定能在所有时代里崭露头角、引人瞩目。但在我们的时代里，虽然他表现出色，出尽风头，但总感觉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与那儿格格不入。留在英国的朋友们一直都想让他回国，甚至还为他制订了在英国的职业发展计划，但最后他还是留在了非洲。”之所以留在非洲，根本的原因是“土著人本能地喜欢他”，他也喜欢土著人。他是一个有着古典气质的男人，“在19世纪以前的任何文明时代里，他都能够自在随意地生活”。这样一个罕见的人，让凯伦十分感叹，在凯伦眼中，“社会没有遗弃他们，世界上任何地方也都没有遗弃他们，是时代遗弃了他们。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只有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才会有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是人类返祖现象的有力证明，应该出生在一个更早的时代，一个以后不可能再有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他们没有家，只能四处游逛”。

一份好的爱情，必然有共同的视野，相爱于共同喜欢的生活。在四处游猎的生活中，丹尼斯经常住在凯伦家中，他把自己的书和唱片都放在凯伦那里。书里这样写道：“他在农场总是很高兴。他只在想来的时候过来，而农场也知道他的一项全世界都没察觉到的特质——谦逊。他从不做自己不甘愿的事，也从来不会说什么狡诈的话。”凯伦爱上丹尼斯，是开始于辽阔无际的天空。丹尼斯酷爱飞行，他带着凯伦一次次遨游蓝天白云，让凯伦“体验到了最强烈、最激动、最深入人心的生活乐趣”。在历史上，男人女人从来没有在一个高度上看世界，男人远走高飞，女性固守家庭。而丹尼斯和凯伦，却在高高的俯瞰中获得了共同的感受。飞翔是他们独有的空间，这空间装满了蓝色的爱情，也打开了生机勃勃的非洲大地：“在非洲高原上空飞翔，你能感受到极具震撼力的视觉体验。那里有时而变幻无常，时而组合在一起的光和色，令人叹为观止；有彩虹挂在一片碧绿、被阳光笼罩的大地上；有巨大的、垂直的云朵；有狂野的黑色风暴在你的周围奔跑跳跃；还有如鞭的暴雨倾泻而下，眼前立即变成一片白茫茫。在大裂谷、苏瓦山和隆戈诺特火山群上空飞行时，我们感觉好像已经飞了很远很远，飞到了月球的背面。有时我们会在低空飞行，还能看到平原上的动物。此时此刻，我们会感觉自己是上帝，刚刚把这些动物创造出来，还没有委派亚当去为它们取名字。”

在飞行的喜悦中，凯伦和丹尼斯找到了自己的生存定位，他们知道，彼此都是爱自由的人，不愿意被束缚在地面上。从天空看非洲大地，大河在草原上奔流，城市中的人如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爬行，生命被压缩在扁平中：“想到住在城市里的人，我就感到很悲哀。他们的生活完全就是一种苦难，一种被奴役的状态。无论怎么活动，他们感受到的只有一个维度。他们就好像被谁牵着似的，始终沿着一条线向前行走。如果想要把生活从直线拓宽到平面，从一维世界进入二维世界，你就要在荒野中漫步，就要去穿越一片丛林。那真是一种对奴隶的伟大解放，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而在空中的飞行，就完全进入了一个自由的三维世界。经历了长时期的流放和幻想，那颗思乡的心终于投入了宇宙的怀抱。”飞行中的凯伦从高空望向大地，欣喜地感觉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啊，我知道了，就是这样的。现在，我好像理解了一切。”

理解了什么？理解了自由，自由的人才拥有自然，拥有自然的人才拥有爱情。《走出非洲》中描写得最美的空中视觉是纳特龙湖：“白色的湖底在湖水中闪闪发光，湖水呈现出一种摄人心魄的、非常清澈的蔚蓝，让你不得不闭上一会儿眼睛。湖面上栖息着成百成千的火烈鸟，它们呈圆形和扇形呼啦啦地散开，像是落日的光线，又像是中国丝绸或瓷器上的绝美艺术图案，在我们的注视中不断地变换着形状。”而脱离了自然的火烈鸟是悲惨的，小说中有一个触目惊心的场面：有一次凯伦乘一艘法国轮船从埃及的塞得港去马赛，船上托运着150只火烈鸟，要送去马赛的季节公园。“它们被关在肮脏的大笼子里，周围盖着帆布，每个笼子里关了10只鸟，彼此之间站得很挤。负责这些鸟的饲养员告诉我，他预计要在途中损失20%。”这些火烈鸟一路惊恐，在大海翻腾中失去平衡，经常会折断腿。“夜里的地中海狂风大作，轮船砰地撞进海浪里，每一次浪击，我都在黑暗中听到火烈鸟在尖叫。每天早晨，我都看到饲养员拖出一两只死去的火烈鸟，把它们扔到船外。这些尼罗河上的贵族飞禽、莲花的姐妹，原来像日落时飘落的云朵一样美丽，现在变成了一团松垂的粉红和鲜红色羽毛，插着一对瘦长的细杆。死去的鸟在水面上漂浮一小会儿，紧跟着轮船上下拍打几次后就沉没了。”

火烈鸟的厄运是鲜明的象征，映衬着人间的种种悲伤。爱情常常有真心的开始，却无法横渡社会的风浪。《走出非洲》写到这样一个鹦鹉的故事：一个16岁的丹麦小水手随船来到新加坡，在一间妓院和一个中国老妇人聊天。“当她听说他来自一个欧洲遥远的国家时，拿出一只她的老鹦鹉，告诉他，很久很久以前，这只鹦鹉是她年轻时相遇的一个出身显赫的英国情人送给她的。”这只鹦鹉语言天赋极高，可以说很多国家的语言，给整间妓院带来了大都会的情调。但有一句短语，是中国老妇人的英国情人把鹦鹉送给她之前教会鹦鹉的，她一直没听懂，也没有其他客人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很多年过去了，她也不再问，但这个丹麦小伙儿的到来，让她又点燃了希望。当老妇人让鹦鹉说出那个句子时，丹麦小伙儿发现是古希腊语。鸟儿非常缓慢地说着，这丹麦小伙儿听出来了，这是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一句短语：“月亮沉落，昴宿星也寂静了，午夜已经过半，时针嘀嗒、嘀嗒，我孤枕一人。”老妇人听了，“咂吧着嘴唇，转动着她的小斜眼。她让丹麦小伙儿再说一遍，然后点点头。”看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当年那英国情人为什么要留下这句话？这就是爱的命运，太多太多的不可实现，心意在嘀嗒嘀嗒的时光中老去。爱情是多么伤人的事，有时相见不如不见。

凯伦和丹尼斯的爱情飞行，注定潜藏着阴影，不一般的生活，必有不一般的危险。丹尼斯深深地懂得这一点，他和凯伦有一番关于死亡的对话，寓意很深：凯伦告诉丹尼斯，死后要葬在肯尼亚恩贡山上，丹尼斯立刻说，他也想被葬在那里。“从那次开始，有时我们开车进山，丹尼斯会说：‘我们开去我们的墓地吧。’一次我们在山里扎营寻找水牛，下午时分走到斜坡上仔细查看了一下。那里有一片极好的视野，在日落的光辉里我们能同时看到肯尼亚山和乞力马扎罗山。丹尼斯当时躺在草地上吃橘子，他说他就想葬在这里。我自己的埋葬处要再高一点。两个地方都能看到远在东边森林里的我家。尽管理论普遍认为万物终有一死，但我想，我们在下葬的第二天回来，永久地回来。”他们这样谈论着死亡，其实是在谈论着爱的永生。他们要永远依偎在一起，沉眠于非洲的高山。有爱情就不惧死亡，互相都知道，他们有永恒的相伴。

永别终于在冥冥中到来。这一天丹尼斯要飞去内罗毕机场，“他已经发动汽车，但又关掉引擎，回来找一本诗集，他说突然想带它上旅途。他一脚踩在汽车踏板上，一手指着书，给我朗读一首我们讨论过的诗。”这是一首辽远的诗，自由而深情：

我看见灰雁飞过平原

野雁在高空充满生气——

从地平线到地平线，矢志不渝

它们的灵魂梗在喉间

——它们发灰的洁白为浩瀚天空扎上缎带

太阳的光辐洒遍褶皱的丘陵

他挥挥手，远去了。第二天他飞回来的时候，飞机瞬间剧烈摇摆，然后开始旋转，“最后像一只鸟一样俯冲下来，一头栽到了地上”——丹尼斯就这样死去了，突然又必然。他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被埋在恩贡山上，从那里“可以俯视整个平原和平原上的牛与野兽”。日出日落时分，总是有狮子在墓地出没，“有一头公狮和一头母狮会在那附近站上很久，有时干脆躺在墓地上”。

人的生命总有终结，怀着爱情死去，胜过灰暗地苟生。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从不会在不爱中将就。《走出非洲》里有一个决然的故事：桑给巴尔岛的苏丹儿子要和波斯沙王的女儿结婚，英国女王夫妇丈夫把一套精美茶具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他们，祝愿新婚夫妇生活美满。可是这一对新人还没完成婚礼就散伙了，原因是“新娘不愿意放弃骑马的爱好，就把她的马也放在帆船上带了过来，这条船上全是她的嫁妆。但桑给巴尔岛是禁止女人骑马的。所以，麻烦就来了。最后，公主宁愿放弃丈夫也不愿放弃她的马，两人的婚姻也就完了，沙王的女儿又回到了波斯”。没有爱的婚姻到处都是病症，区别只是睁开双眼还是闭一只眼。这波斯沙王的公主绝不委屈自己，她不愿把自己的家当作一个精神病院。丹尼斯死去了，凯伦失去了恋人，但比起波斯公主，他们还是太幸福，人生中哪怕真爱了一天，也是值得的。

凯伦·布里克森已经去世60年，《走出非洲》风靡全世界，被翻译成40余种文字。1985年，美国著名导演西德尼·布拉克把这本小说改编为电影，影片的主线变成了凯伦和丹尼斯的爱情，并获得六项奥斯卡金像奖。大众文化的心愿是花好月圆，而真实的世界苦辣甜酸俱全。至今，凯伦在肯尼亚的农场故居依然保持着原样，成为一个旅游热点。在这个故居里的一角，摆放着一台老式留声机，这是丹尼斯送给凯伦的原物。客厅外面是个大花园，抬头能看到雄伟的乞力马扎罗山。硬汉海明威曾经对这座山魂牵梦绕，但他从未来过，而瘦弱不堪的凯伦，却在这儿度过了18年的风雨岁月。女人常被看成弱者，但只要心里有梦，女人就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一部《走出非洲》，讲的就是这个美幻的女性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