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国》。

要谈川端康成，先要谈谈日本文化。1968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中写道：“这份奖励，旨在表彰您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您的小说技巧，体现了日本人纯净心灵的精髓。”可以说，在世界文学界看来，川端康成是日本精神的唯美代表，不了解日本文化，就无法理解川端康成。

日本这个离我们很近的海岛国家，从外部看，有很多外人看不懂的东西。一个比较典型的样本是京都的金阁寺，金阁寺的正名叫鹿苑寺，有七八百年的历史。这个寺里最著名的建筑就是金阁。金阁一共三层，一层二层之间没有房檐。第一层叫法水院，建筑风格是富贵人家居住的寝殿，正面5根柱子，侧面3根柱子，形成一个房间。第二层叫潮音洞，是一个佛堂结构，有格子窗。第三层也是佛堂，但却是禅宗样式，围栏跟第二层很不一样，用了逆莲柱。金阁的顶上立着一只凤凰，金灿灿的。1950年，这栋美轮美奂的老建筑被一个小和尚一把火烧了，1955年才重新建好。重建之前，只有第三层贴上了金箔，而这次重建，把第二、第三层全部贴满了，而且比一般建筑用的金箔厚了五倍，看起来金光闪闪，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历史古迹。这个建筑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寝殿、日式佛堂、禅宗佛堂互不相关，放到一起是冲突的。但是设计师硬是把它们融为一体，通过金色的一体化视觉达到和谐，这是一种很微妙、很惊险、很精巧的构造，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很复杂。

这个金阁寺，颇有日本文化的内蕴，川端康成就是在这样的文化里边成长的。这种文化初看很华美，时间长了就会感到幽玄无底，一言难尽。“二战”期间，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为了研究日本人的性格，写了一本特别著名的书，那就是《菊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刀是日本武士精神的体现，这两个东西非常矛盾，菊花耽美，刀剑好战，但在日本人的文化性格里面统一了。傲慢而崇礼、保守而善变、驯服而倔强、拘谨而狂放、勇猛而怯懦——这些对立的品格，共同铸造了日本的独特文化。身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川端康成的心态是矛盾的。1935年，他在刊登于《读卖新闻》的文艺随笔中写过：“日本这个国家很糟糕。没有文学精神，没有文学传统，乃是我们国土的罪孽。”1936年，他又在《东京新闻》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近来散漫地读了一点日本的古典文学。例如王朝和江户的小说，阅读的方法，与读我们今天的作品没有多少不同。读过之后是失望的，空虚的凄寂感淹没了我。”然而这种悲凉又是他后来的精神支柱，1947年他在随笔《哀愁》这样说：“战败后的我，只能返回日本古来的悲戚中去。我不相信战后的世态人心，不相信所谓的风俗，或者也不相信现实那个东西。”直到晚年，川端康成还是在感叹日本传统文化的隐没不显，忧心忡忡地说：“明治之后，随着国家的开放与振兴，曾出现伟大的文豪。但我觉得许多人在引进与学习西方文学方面，耗费了青春与精力，大半生都忙于启蒙工作，却没有立足东方和日本的传统，使自己的创作达到成熟的地步，他们是时代的牺牲者。”

川端康成为什么如此矛盾？这还是要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去探寻，尤其是他的心路。

川端康成1899年出生于日本的大阪府三岛郡茨木市，他的祖上据说属于镰仓幕府时代的第三代执政官北条泰时家族，是贵族阶层。不过这个记载不是很可靠，川端康成在自己的文学自传里边也说：“我有北条泰时第31代或32代孙这样一个不甚可靠的宗谱。”这个北条泰时太遥远了，我们不必管它，值得注意的是川端康成的爷爷——川端三八郎。他是个上门女婿，入籍为川端家的长子。说起上门女婿，日本和中国差别极大。我们中国的很多上门女婿都心里想着哪一天经济实力充足了，就带着老婆孩子独立门户，脱离妻家。而日本文化不一样，上门女婿会死心塌地维护妻子家族，有时候自己原来的家族和妻子家的人有了冲突，上门女婿会特别卖力，毫不客气地把自己家族的人打回去。这个川端三八郎来到川端家，很想干出点儿振兴家门的事儿来，他搞各种新产业，废了稻田种茶树，还找来海藻提炼琼脂，但都失败了，把家折腾得越来越穷。不过有一件事他干得挺成功，那就是学医。他把传统医术和西洋医学混在一起，给村里人治疗各种病，还挺见效。特别是有一回流行疟疾，附近村庄都死了很多人，但川端康成爷爷这个村的村民因为吃了他配的药，都救活了。这让他名声大振，不过这种成功实在是太少了，在他的不断折腾中，川端家的财产一天天消失。在这一路下坡的家境中，1899年6月14日，川端康成出生了。很有意思的是，川端康成对于出生在这样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还感到有些幸运。他后来在《临终之眼》中写过：“艺术家不是一代人可以造就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继承下来，才能开出一个花朵。也许有少数例外，但只要调查一下现代日本作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出身世家。读读妇女杂志的流行文章、女明星的经历和成名故事等，便会知道她们都是名家之后，在父亲或祖父一代家道中落的。而出身卑贱然后自行发迹的姑娘几乎一个也没有。情况如此相似，实在令人吃惊。若将电影公司玩具般的女演员也算做艺术的话，那么她们的故事大约也不只是为了虚荣和宣传而编造的吧。可以认为，世家代代相传的艺术教养流传下来，结果才能产生一个作家；但在另一方面，世家后代大抵是体弱多病的，犹如残烛的火焰即将燃到尽头一般，也可以把作家看成是行将灭绝的血统。”这真是让人感慨，这段话几乎是川端康成对自己命运的预言，对自己的命运，他到底是自豪呢，还是自怜呢？

川端康成的父亲是个医生，喜欢看书，家里有不少文学书籍。若是生活顺畅，川端必定能从父亲身上感受到亲情的同时，受到文学的滋养。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川端康成出生后不到六个月，他的父亲就因为肺结核去世了。更加凄苦的是，一年之后，他的母亲也因为肺结核离世，尚无记忆的川端康成，一下子失去了双亲。悲伤的爷爷和奶奶带着他回到了故乡——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痛失儿子儿媳的爷爷奶奶生怕川端康成有个三长两短，对他的关护达到了极致，不敢让他随意出门，甚至为了防止感冒，不让他理发，就这么小心翼翼地养到了7岁，1906年春，川端康成上小学了。上学了更不放心，稍微有点儿头疼脑热，爷爷奶奶就不让他上学。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当年9月，川端康成的奶奶突然去世了，一个柔弱的儿童，此时身边只有一个半盲状态的爷爷了。

川端康成在获得诺贝尔奖的获奖词中引用了日本明惠上人的一首和歌：“冬月拨云相伴随，更怜风雪浸月身。”川端康成曾经书录这首诗赠给友人，诗的深处，或许渗透着他自己童年的悲哀吧？这种悲哀深埋在心底，是欲哭无泪的长痛。川端康成后来写道：爷爷和他都是容易动感情、容易落泪的人，但奶奶去世之后，“祖父不哭了，我也不哭了”。爷孙俩面对面，常常寂静无声。

寂寞中的川端康成爱上了读书，而且喜欢爬到树上看书，“像一个轻松干活的花匠，爬上院子里的厚皮香树，坐在粗大的树枝上看书”。他说：“我觉得在树上看书，比在房间里看书踏实得多。我一坐在树上，就好像坐在长途旅行的火车上一样，各种杂念全都抛到脑后去了。”最难熬的是夜晚，爷爷为了省钱，不肯买煤油点灯，家里只有烧菜油的传统灯笼。默坐在幽暗的房间里，川端康成难以忍受，几乎天天跑到小伙伴家里玩儿：“我走出家门，顿时觉得周身轻松，一溜烟儿地跑了起来。朋友家里温暖得很，我越是惦记孤苦伶仃的祖父，反而越发不愿意起身告辞，经常要过12点钟。当背后朋友家小门的铃声响完，便有一股悲凉的哀伤猛然袭来。走到自己家的树篱前，一面感到黑暗的恐怖，一面担心留在家里的祖父会不会死去，于是跌跌撞撞地跑起来。这是每晚的惯例。然后，悄悄爬到祖父的卧铺跟前，注视着他的睡脸，同时眼眶里充满泪水，后悔不该把他一人撂下。”矛盾的心情，在小小的川端康成心里，深深地蔓延着，他还是个孩子，但已经悄悄地感受了生存的无奈。

1914年5月25日，爷爷去世了。这一天，16岁的他正在中学参加日本皇太后葬礼的“遥拜”仪式，突然感到重病在家的爷爷不行了，急忙奔回家，大声喊“爷爷，我回来了”，爷爷含糊回答了一声“真快，好极了”，随后停止了呼吸。从此，川端康成彻底变成了孤儿。全村的人都很怜悯他，葬礼那天，“送葬的行列穿过村子时，每个十字路口都站着村里人。川端康成走在棺柩前头，从他们面前通过时，女人们便放声大哭，嘴里不断念叨着‘可怜哪，可怜哪’，川端康成只是感到不好意思，觉得很不自在。走过一个路口后，那些女人们又抄近道站在下一个路口，然后又和刚才一样大哭起来”。

爷爷去世后，川端康成变为“无父母之子，无家庭之子”，只能搬到中学住读了。他所在的大阪府茨木中学声誉卓著，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尤其是体育锻炼抓得很紧，赤脚远距离长跑是家常便饭。体质羸弱的川端康成体育课成绩很差，但语文和汉文却很优秀。也就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大量阅读日本和国外的文学名著，还尝试着写诗歌和散文，“想让自己写的东西变成活字的欲望，在他的心头顽强地抬起头来”。1916年冬季，川端康成在大阪杂志《团栾》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师柩在肩》，悼念学校刚刚去世的英文老师。

一个作家的生命，在孤独的青春中萌动了。回顾他的童年、少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成长线索：爱看书。成为文学家的人，绝大部分都有这个特点。川端康成从小失去了父亲，但父亲爱读书的品质冥冥之中遗传给了他，让他在孤独中有了精神的伴侣。他的爷爷只有微薄的收入，但在支持川端康成买书方面毫不犹豫。川端康成读高中时经常去一个书店买书，那个书店可以半年结一次账。爷爷告诉他想买就买，别考虑钱。爷爷宁可忍饥挨饿，也要让孙子买下喜欢的书。读书有个规律：什么年龄该读的书当时没有读，以后再读，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说，川端康成最大的幸运，是在最好的年龄读到了最合适的书，内在精神如春雨绵绵，滋润着未来的文学种子。

1917年，川端康成将近19岁，他考上了日本最难考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当时日本的“高等学校”等于大学预科。根据1894年6月颁布的“高等学校令”，高等学校“以专门学科为主，为升帝国大学者设大学预科”，被列入高等教育范畴。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是东京大学的预科，竞争者不计其数，川端康成从偏远的西部考入这所名校，着实不易。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后面的生活会中遇到什么样的人，尤其是文学青年。他的生活圈子，彻底改变了。

东京是个大都会，与茨木小城截然不同。看歌剧、看电影、坐着电车逛街、咖啡馆聚会……都市的氛围，使川端康成消融了孤独感，怡然漂游在不拘一格的青春体验中。作家需要丰富的生活观察，来到东京的川端康成，豁然打开了一部生活的大书。他最爱的地方是浅草，浅草是一个最具有日本传统情味的城区，聚集着大量的底层居民。他写过一篇回忆性散文《浅草红团》，字里行间流溢着温情：“浅草是万人的浅草。在浅草，所有的东西都活生生地表现出来。人们的种种欲望都在赤裸裸地舞动着。这是将所有的阶级、人种混杂起来的巨大潮流，无论黎明还是黄昏始终没有尽头、没有边际的潮流。浅草活着。大众时时刻刻在前进。大众的浅草是经常将一切东西的旧型熔化并使之变为新型的铸造厂。”多少人来到大城市，倾羡的是财富与权势，但川端康成的文学之心，让他始终面向底层众生，丝毫没有向着“人上人”奋斗的狂想，对于文学家来说，这是多么重要的基本意识。

1918年的秋天，川端康成前去静冈县东部的伊豆半岛，进行了一次一个人的漫游。伊豆半岛是日本著名的温泉胜地，富士山的余脉贯通其中，逶迤入海。瀑布、山花、古寺、沙滩、海豚……久居大都市的川端康成想到这里呼吸新鲜空气，置换一下喧闹的心情。就是在伊豆半岛的修善寺，他遇上了几个江湖女艺人，其中有一个年龄很小的舞女，单纯稚气中又隐藏着微微的伤感，“她那双娇媚地闪动着的，亮晶晶的又大又黑的眼珠，是她全身最美的地方。双眼皮的线条，也优美得无以复加。她笑起来像一朵鲜花。”他一瞬间绽开了年轻的心怀，对小舞女恋恋难忘。尽管他们俩说话不多，但心灵深处的语言如樱花飘飘，起起落落。当他听到小舞女对嫂子说川端康成“是个好人”时，他禁不住流下了热泪。这次相遇让他感怀万分，1926年，川端康成怀着追念写成了他最著名的小说之一《伊豆的舞女》，把自己的文学创作推升到经典作家的水准。这部小说的结尾，“我”乘船离去，和舞女在清晨的雾中告别，“船舱里的煤油灯熄灭了。船上的生鱼味和潮水味变得更加浓重。在黑暗中，少年的体温温暖着我。我任凭泪泉汹涌。我的头脑恍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来”。读者感动之余，绵绵如缕地猜想着这两个年轻人的后续。实际上，生活现实与文学诗意往往有着坚硬的区隔，真实的情形是：川端康成和小舞女一家后来保持了一段通信联系，知道这家人从伊豆半岛去了伊势半岛的海角小城大岛港，定居下来开小饭馆维生。《伊豆的舞女》发表之后，传遍全日本，但这家人再也没有和川端康成联系，美丽的往事消散在无形中。也许这是这个小说最好的现实结局吧。

从伊豆半岛回到东京，川端康成活跃了许多，似乎是朦胧的情愫激发了他的生命能量，从小积累的内敛被一寸寸打破。他居然给商店的一个服务员写了长篇情书。但这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进展，他的主要精力还是在读书写作上。1920年7月，他如愿考上了东京大学文学部英文系。第二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招魂节一景》，获得了菊池宽等老一辈文学家的高度评价。这篇小说一挥而就，“从夜里12点过后动笔，到天亮时毫不费力地写出了20页”。故事也不复杂：主人公是马戏团的17岁女艺人阿光。她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对未来有无限的憧憬，但她的前辈阿留已经进入演艺生涯的衰落期，“跟死了差不多”。这让阿光对前程充满恐惧，在骑马演出中意外掉落。小说的心态与场景描写惟妙惟肖，表达力极强，鲜明地体现出川端康成的文学天赋。从此，杂志与报纸开始向他约稿，23岁的大学生，获得了日本职业作家的入场券。

创作之路一步步成功，却意外地遭遇了一场爱情失败，这是川端康成万万没有想到的。姑娘叫伊藤初代，身世飘零，从日本东北部的岩手县来到东京一个名叫“露兜树”的小咖啡馆当招待员。川端康成和同学常来这里，看着这个“病态般地苍白”，“好像将快活沉没到底层，一直凝视着自己深层孤独”的姑娘，川端康成心生怜惜，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后来咖啡馆的女主人爱上一个去中国台湾工作的日本人，于是把伊藤初代送到了日本中部城市岐阜的寺院，自己随情郎远赴台湾。1921年10月，川端康成到岐阜向伊藤初代求婚，伊藤初代欣然同意。此时川端康成不到23岁，伊藤初代15岁。川端喜滋滋地回到东京筹备婚事，“每天早晨醒来，纷纷的喜泪都要打湿枕头”，不料一个月后忽然收到伊藤初代的信：“现在我有件事要向您道歉。我和您订立了牢固的婚约，但我这方面出现了某种非常情况。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告诉您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现在说出这样的话，您会觉得奇怪吧？您会想让我说出这个非常来吧？与其说出这个非常，莫如让我死掉更幸福。请您把我忘掉，认为世上没有我这样一个人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川端康成满头雾水，痛苦不堪。据研究家考证，这个巨大的迷隐藏着伊藤初代不可言说的伤痛，35卷本《川端康成全集》补卷中有这样的文字：“千代在西方寺遭僧人性侵。”这是不是伊藤初代断绝婚约的根本原因呢？众说纷纭，但与川端分手的结局却是不可改变的。伊藤初代解除婚约后返回日本东北老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又来到东京，在一个名叫“美利坚”的咖啡馆打工，不久嫁给了咖啡馆老板。后来她生活困难，还来找过川端康成，而此时的川端已经结婚，两个人再也没有可能了。

川端康成真正的初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也许是一件好事。如果他们如期结了婚，川端和伊藤生活在人间常态的轨道中，在幸福的小家里投入生命的全部，那样的话，川端康成还能不能写出那些凄美孤寂的小说？这是一个大大的悬念。这个在童年、少年时期不断失去亲人的飘零者，对温暖的生活有无限的渴望，一旦获得，那将会是多么依恋。但生活并没有给他这份幸运，诚如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所写：“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伟大文学家的命运，都是心非所愿啊！

在生活的水与火中，川端康成要毕业了。东京大学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要求很高，有的学生会写上几百页。而川端康成的毕业论文只有寥寥20多页，换了别人，根本不可能过关。但东京大学国文系的主任教授藤村作很欣赏川端，认为他的文学创作成就足以证明他的学业水准。在这个主任教授的佑护下，川端康成1924年春天毕业了。毕业后他没有寻求任何工作，毅然坚持自由写作，无论多么穷，都坚持以文学打造自己的人生。这极不容易，特别是1925年结婚之后，生存的压力处处撞击着他，使他常常入不敷出。他租的房屋里没有写字台，只好将就着在啤酒箱、围棋盘上写稿。出门没钱买公交车票，请客付不出餐费，租房交不出租金……这种状况常常发生，朋友们不得不接济他。这种窘迫的处境其实很荒诞，川端康成的稿费收入在当时位居上流，困境大部分来自他们两口子不善理财的天性。朋友们印象最深的是，川端康成最穷的时候，家里竟然还养了十来条狗，花费不菲。这种天真，完全违背经济理性，但从审美的角度看，那可真是不可多得的天籁。

1935年，川端康成离开了生活多年的东京，迁居到古城镰仓，再也没有离开。镰仓依山傍海，对日本文学艺术家有着神秘的吸引力，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太宰治、小津安二郎、三岛由纪夫、大佛次郎、涩泽龙彦，这些艺术家都在这里获得了艺术的灵感。而川端康成在这里，写下了他一系列著名的作品：《雪国》初版(1937)、《名人》(1942)、《千只鹤》(1949)、《山音》(1949)、《睡美人》(1960)、《古都》(1961)、《一只胳膊》(1963)、《东京人》(1966)。1968年10月，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跨入世界经典作家的行列。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位文学巨匠，这是多么神奇的人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文学大师的生命会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高峰阶段坠落：1972年4月16日下午2点多，川端康成走出家门，直到夜里也没有回来。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晚上将近10点，助手岛守敏惠找到川端的工作室，只见川端安卧在盥洗室里，垫着蓝色被褥，口含煤气管，枕边开着一瓶威士忌酒，已经死去。

大家惊慌失措地跑来，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遗书，川端为什么自杀，成为难解之谜。人们震惊之下，想起他曾经写下的话：“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这和禅宗公案一样的话，是不是他早就给世人的预告？这惊世之谜，能不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踪迹？这也就是我们阅读《雪国》的一个角度。

余情：现代人的庸俗与漂流

《雪国》篇幅不长，8万来字，虽然不长，但川端康成写这个小说却用了长达13年的时间。从1935年开始，川端康成陆续发表了《暮景镜》《朝雪镜》《徒劳》《芭茅花》《火枕》《雪中火灾》《银河》等十来篇短篇小说，这些都是后来《雪国》里的片段，直到1948年，川端康成才正式出版了完结版中篇小说《雪国》。

雪国是什么地方？这其实是个被渲染了的“艺名”，它的真正名字叫越后汤泽，在日本新潟县的南鱼沼郡，离日本海不远。现在从东京向西，乘火车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每到冬季，从日本海刮过来的湿润气流，被这个地方东面的三国山脉挡住，冷暖交汇，融为漫漫大雪，形成一片银色世界，因此人们形象地称这个地方为“雪国”。雪国虽冷，但温泉很多，引来了大量的游客，成为东京人喜欢前往的地方。而且新潟这个地方，人的性格都比较温和。这里是著名的政治家田中角荣的故乡，他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个地方总的来说，是东京人特别喜欢去放松自己的地方。1934年5月，川端康成来到这里，想找一些创作素材，他住进了一家名叫高半的旅馆，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艺名叫松荣的艺妓。同年12月初，他第二次来到这儿，还是住在那家“高半旅馆”，这一次，他不但与松荣多次交谈，了解艺妓的生存状况，还向当地人详细了解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就是在这里，川端康成很快写出了短篇小说《暮景镜》和《朝雪镜》，这两个短篇后来经过修改，成为《雪国》的开头部分。第二年的9月底，他又来到“雪国”，与松荣有了更多的交往，并写出了短篇小说《故事》，这篇小说后来也成为《雪国》的一部分。晚年的川端康成回忆起自己写作《雪国》的过程时，感慨地说：“《雪国》写于1934年到1937年的四年间。按年龄说，是从36岁到39岁，属于30岁后半段的作品。它不是一口气写成的，而是联想式地写下来，断断续续登在杂志上的。因此，可以看出一些不统一、不调和之处。起初是打算为《文艺春秋》1935年1月号写一个40页左右的短篇，按理说应当把材料都容纳在这一个短篇里，但由于到了《文艺春秋》的收稿截止日期未能写完，又决定为收稿日期较迟的同月号《改造》续写未完部分。此后随着写作时日的增加，余韵传到后来，终于变成与起初的计划不同的东西了。”

然而正是这“断断续续”写成的“不同的东西”，却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它最感人的部分，是写出了“驹子”这样一位令人感怀的女子。川端康成坦率地说：“驹子的悲哀也就是我的悲哀，因而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吧。”他甚至还说过：“与其说我是岛村，不如说我是驹子吧。”我们要感悟《雪国》，必须从驹子开始。

驹子出生于港市的贫寒之家，十五六岁就被卖到东京当陪酒侍女。她长得冰清玉洁，“玲珑而悬直的鼻梁，虽嫌单薄些，但在下方搭配着的小巧的紧闭的柔唇，却宛如美极了的水蛭节环，光滑而伸缩自如，在默默无言中也有一种动的感觉。如果嘴唇起了皱纹，或者色泽不好，就会显得不洁净。她的嘴唇却不是这样，而是滋润光泽的。两只眼睛，眼梢不翘起也不垂下，简直像有意描直了似的，虽逗人发笑，却恰到好处地镶嵌在两道微微下弯的浓密的短眉毛下。颧骨稍耸的圆脸，轮廓一般，但肤色恰似在白瓷上抹了一层淡淡的胭脂。脖颈底下的肌肉尚未丰满。她虽算不上是个美人，但比谁都要显得洁净。”一个经常到酒馆喝酒的男人怜悯她，出钱让她赎身，去学跳舞，学出来可以当舞妓，以后年龄增长，还可以当舞蹈老师。但天不佑人，这个男人一年半之后死了，驹子只好回到到港城，跟随一位三弦舞蹈女师傅学艺。师傅不久中了风，没法继续教舞，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雪国。驹子随她而来，在这里一面干些杂活儿，一面参加一些游客的酒会，充当助兴的陪酒女。

驹子虽然身处社会底层，却有着一股面对生活千思百想的心劲儿。她每天都写日记，从不间断，“不论什么都不加隐瞒地如实记下来”。哪怕酒宴回来很晚，也不漏写，“换上睡衣就记。不是回来得很晚嘛，每每写到一半就睡着了”。她身世飘荡，没有攒下什么钱，“自己买不起日记本，只好花两三分钱买来一本杂记本，然后用规尺画上细格，也许是铅笔削得很尖，画出来的线整齐美观极了。所以从本子上角到下角，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她还练字，没钱买练习书法的专用纸，就在旧报纸上写。更不寻常的是，她特别喜欢读小说，一边读一边记笔记，把作家和作品中的人物关系梳理一番，细细体会，“16岁起就把读过的小说一一做了笔记，因此杂记本已经有10册之多”。这样心性很强的姑娘，若是出生在书香世家，那是多么灵秀清雅！然而她的原生家庭太低微，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中，她无法过上自己喜欢的日子，身不由己地走在人世的边缘，沿着艺妓的方向漂流在雪国。

这里我们先要了解一些日本艺妓的生活。日本有三个很容易混淆的名称：艺伎、艺妓、色妓。第一个艺伎的“伎”，是单人旁的伎，这个“伎”指的是男艺人，第二个艺妓的“妓”是女字旁的妓，这个“妓”才是女性。艺妓卖艺不卖身，而色妓是出卖色相的女艺人。艺妓不是随便就能当的，要日积月累，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才能入行。没有入行之前先要当舞妓或者歌妓，在居酒屋学习唱歌、弹琴、跳舞。从舞妓到艺妓，一般要三五年。艺妓吃的是青春饭，一旦结婚，马上就要退出圈子，因此职业生涯也不算长。在这个过程里，舞妓阶段花费不大，穿的和服由居酒屋女老板，也就是行规里称的“妈妈”提供，也算是女老板的一笔投资。待到升级为艺妓，开销陡然提升，和服、腰带、手绢、扇子，等等，一套下来可以达到上千万日元，等于七八十万元人民币。这些开销都需要艺妓自己解决。此时“卖艺不卖身”就往往开始有些变形了，一旦有富豪出钱包养某个艺妓，艺术、肉欲和金钱就会紧紧地勾连在一起，散发出暧昧的光泽。

驹子随着舞蹈师傅来到雪国时，她还处于陪酒女和舞妓的混合状态，在这个群山环抱的村落里寂寥地生活着。19岁的青春年华，这个年轻的姑娘，应该怎样走出人生的下一步呢？这对她来说，是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能不能像社会绝大多数劳动女性那样，耕耘劳作，生儿育女，含辛茹苦地度过一生呢？这也是一种可能，雪国的女人们都这样走过了一辈子。

雪国是一个清美的山村，春天漫山遍野的白花，冬季星空晶莹，“仿佛可以听到整个冰封雪冻的地壳深处响起冰裂声。没有月亮。抬头仰望，满天星斗，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星辰闪闪竞耀，好像以虚幻的速度慢慢坠落下来。繁星移近眼前，把夜空越推越远，夜色也越来越深沉。这里的女人耕作收割，缫丝织衣。秋天里，村里挂满了晾晒的稻谷，从一株树干到另一株树干，拴上好几层竹子和木棒，像晒竿一样，把稻子挂在上面晾干，看起来仿佛立着一面高大的稻草屏风”。男人和女人甘苦相依，劳作中处处是简朴的画面：“姑娘轻轻地扭动了一下穿着雪裤的腰身，把一束稻子抛了上去，高高攀在晾晒架上的男子，灵巧地接住，连捋带理地把它们分开，挂在晒竿上，专心地重复着熟练而麻利的动作。”雪国的乡村姑娘还有一门绝活：“在雪中缫丝、织布，在雪水里漂洗，在雪地上晾晒，从纺纱到织布，一切都在雪中进行。”姑娘们用半年心血把绉纱织好，带到集市上售卖，“绉纱上都系有一张纸牌，记着纺织姑娘的姓名和地址，根据成绩来评定等级。这也成为选媳妇的依据。要不是从小开始学纺织，就是到了十五六岁乃至二十四五岁也是织不出优质绉纱来的。而人一上岁数，织出来的布面也失去了光泽。也许是姑娘们为了挤进第一流纺织女工的行列而努力锻炼技能的缘故，她们从旧历十月开始缫丝，到翌年二月中旬晾晒完毕，在这段冰封雪冻的日子里，别无他事可做，所以手工特别精细，把挚爱之情全部倾注在产品上”。轻盈的白麻绉纱都要“用地道的曝晒法曝晒一番。晨曦泼洒在曝晒于厚雪上的白麻绉纱上，不知是雪还是绉纱，染上了绮丽的红色”。白绉纱快要晒干的时候，“旭日初升，燃烧着璀璨的红霞，景色真是美不胜收”。

然而这样的女性生活与驹子有很大的距离。她很早就在东京和港市学习弹琴歌舞，接受过系统的才艺培养，她的言行举止渗透着礼仪和文雅。在传统社会中，舞女、艺妓生存在文化艺术的中心，游离在社会道德的边缘，面对劳动妇女日复一日的日常细节，她们往往不堪重负。贫苦的城乡底层民众数量庞大，勤劳善良，但精神生活十分闭塞，缺乏艺术的灵动，每一天都在无限的循环中渐渐老去。德国文学家歌德曾经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这样描绘农民的状态：“如果你问我此地的人怎样，我只能回答：‘到处都一样！’人类真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多数人为了谋生，大部分时光用来干活，余暇无多，却为了这一点儿时间苦恼，千方百计设法消磨。唉，人类的命运呀！不过，他们都是些挺好的人呀！”在歌德看来，人类的悲哀，正是在千篇一律的物质生存中，“不那么孜孜不倦地驰骋自己的想象力，追忆以往的不幸，而是漠然地对待眼前的境遇，这样他们的痛苦就会减少”。所以说，对于在歌舞弹唱中长大的舞女艺妓看来，这样的农妇生涯，实在是太单调了。对驹子来说，她还不是艺妓，但在常人眼中，她是个经常陪游客喝酒的姑娘，有时一个月就要喝90多场，因此“虽不是艺妓，可有时也应召参加一些大型宴会什么的。这里没有年轻的女孩，中年女人倒很多，却不愿跳舞。这么一来，这姑娘就更显得可贵了。虽然她不常一个人去客栈旅客的房间，但也不能说是个无瑕的良家闺秀了”。已经不是良家闺秀，驹子想“从良”，社会的歧视就是一道巨大的障碍。

那么，能不能纵身一跳，彻底成为一名艺妓呢？这个选择对于驹子来说同样艰难。在日本历史上，“越后艺妓”一直是个名声在外的热门行业，因为越后汤泽这个地方冬季漫长，大雪厚重，冬季生活封闭沉闷，能歌善舞的艺妓就成为当地严冬生活的一道暖色，兴旺之时，曾经有高达500余名艺妓。成为艺妓的女子并不自由，她们没有固定的收入，只能得到客人给的小费，陪客人喝酒唱歌的报酬都被艺妓馆的老板拿走，充当投资艺妓的回报。在没有收回全部“培养费”之前，艺妓不得离开，更不能结婚。很多艺妓30岁之后风华渐衰，迅速沦为配角，四处飘零，孤老终生。驹子面对渺茫的未来，也很难下这样的决心。

心乱如麻之中，她唯一的投入，是忘我地练习弹三弦琴，边弹边唱。她那中风的师傅无法言传身教，驹子只能依靠二十来册《文化三弦谱》独自摸索，凄清而坚韧。“没有剧场的墙壁，没有听众，也没有都市的尘埃，琴声透过冬日澄澈的晨空，畅通无阻地响彻远方积雪的群山。虽然她并不自觉，但她总是以大自然的峡谷作为自己的听众，孤独地练习弹奏。久而久之，她的弹拨自然充满力量。这种孤独驱散了哀愁，蕴含着一种豪放的意志。”此时的她，心里深藏着一个最向往的选择：从来到雪国的游客中，寻找一位喜爱音乐、舞蹈，又有优渥家境的男子，在两情相悦的心意中，一起走向新的生活。

而这个人果然出现了，他叫岛村。

岛村来自东京，他“生长在东京闹市区，从小熟悉歌舞伎，学生时代偏爱传统舞蹈和舞剧”。岛村对舞蹈的热爱持之以恒，“广泛涉猎古代的记载，走访各流派的师傅，后来还结识了日本舞蹈的新秀，甚至还写起研究和评论文章来”。在纷纭的人间百态中，这是一种难得的文化个性。一个人的成长，要经过好几个阶段，起步常常从喜欢开始，对某种知识或才艺分外喜爱。喜欢持续不断，积累中逐渐放大，慢慢变成一个专注的学习者，然后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开拓，一步步转变为这个领域的初级生产者。大部分人通常就停留在这个阶段，比如说喜欢读小说的人，可以谈出不少关于小说的感受，甚至也能写出一点儿像模像样的小说作品，但始终无法达到专业水准，无法用小说创作建构出自己的人生。岛村也是一样，他的艺术水平超过了大多数普通爱好者，但还没有攀登到专业创作的境界，处于精神深处最迷茫的时期。他“对传统日本舞蹈的停滞状态，以及对自以为是的新尝试，自然也感到强烈的不满”，但又没有能力对传统艺术点铁成金，于是他陡然一个转身，“突然改行搞西方舞蹈，根本不去看日本舞蹈了”。这看起来仿佛是断然的叛离，其实是一种畏难而退的逃逸，他所谓的“搞西方舞蹈”，不过是一场虚幻。他从未“亲眼看到西方人的舞”，只是“凭借西方印刷品来写有关西方舞蹈的文章”，欣赏他“自己空想的舞蹈幻影”。这种空想“是由西方的文字和图片产生的，仿佛憧憬那不曾见过的爱情一样”。

岛村的这种精神状态表面上看起来，几乎是生活在浮世绘的虚幻中。但川端康成要写这样一个人，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雪国》中的故事发生于1935年左右，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气氛如野火烧山，到处是“报效天皇”的狂热。日本国内的文化潮流越来越专制，倾向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被残酷镇压，小林多喜二等无产阶级作家死于非命，而没有跟上军国主义高调的现代主义、自由主义、感伤主义作家，也屡屡被排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小说《细雪》在报刊上刚刚连载，就被当局斥责为“对战争无动于衷、冷眼旁观”，风格“软绵绵、充满女人味”，勒令停止刊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岛村的“逃逸感”未免带着些时代的悲情，他不愿意卷进城市中沸腾的军国主义狂热，想在虚无缥缈中寻得自己的一点儿小自由，营造出只属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

怀着零余者淡淡的哀愁，岛村来到了雪国。这是处处发芽的五月，“已经过了雪崩危险期，到处一片嫩绿，是登山的季节了”。他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无所事事，也许会自然而然地要去寻找保护色吧，所以他对途中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都有一种本能的敏感，打山上下来，从这个乡村十分朴实的景致中，马上领略到一种悠闲宁静的气氛”。他在一家温泉客栈住下，马上让服务的女佣人去找一个艺妓，“约莫过了一个钟头，女佣把女子领来，岛村不禁一愣，正了正坐姿”。就算是对于深谙风情的岛村来说，这女子也超出了他的预想：“女子给人的印象洁净得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岛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由于刚看过初夏群山的缘故。”

岛村看到驹子的第一眼，就看出这个女子的与众不同：“她的衣着虽带几分艺妓的打扮，可是衣服下摆并没有拖在地上，而且只穿一件合身的柔软的单衣。唯有腰带很不相称，显得很昂贵。这副样子，看起来反而使人觉得有点可怜。”她的年龄和气质不太相称，早熟中隐约潜藏着沧桑，“她说是十九岁。果真如此的话，这十九岁的人看来倒像有二十一二岁了”。谈起音乐和舞蹈，“女子比他更了解演员的艺术风格和逸事。也许她正渴望着有这样一个话伴，所以津津乐道。谈着谈着，露出了烟花巷出身的女人的坦率天性”。不过岛村丝毫不觉得这个女子满目风尘，反而“把她看作是良家闺秀。加上他快一个星期没跟别人好好闲谈了，内心自然热情洋溢，首先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类似友情的东西。他从山上带来的感伤也浸染到了女子身上”。这和岛村来到雪国的心理状态大有关系，他想在这万物葱绿的时节感受大自然，寻找跟城市不一样的淳朴，与军国化的世俗拉开一点儿距离。眼前这个“洁净得出奇”的女子，是他心中期盼但是又不愿打破的“心理造境”，所以他不想向她宣泄肉欲，小心翼翼地维持这脆弱的美感，“突然叫她帮忙找个艺妓来”。

驹子的反应出乎岛村的预料，她说：“真讨厌！我做梦也没想到你会托我干这种事！”岛村的解释却让驹子感动：“要是和你发生那种事，明天也许就不想再见到你了，也不会有兴致跟你聊天了。我从山上来到这个村子，难得见人就感到亲热，所以不向你求欢。要知道我是个游客啊。”烟花女子虽然欢歌燕舞，但内心却是浓浓的自卑与屈辱。这样一个东京来的高等阶层男人，却对她如此尊重，这真是世上难寻啊。驹子不由地说：“你这种人真少见啊！”

此时的岛村，显露出优渥人家长大的男人天真的一面。他只觉得驹子“过于洁净了。初见之下，岛村就把这种情色之事同她区分了开来”。然而他并不知道，驹子这时候深藏着另外一个身份：她还是一个被港市的男人包养的人。两年前，当驹子回到港市无依无靠之时，一个老男人跟她签了合约，让驹子成为他的地下情人，老男人给驹子钱让她跟三弦和舞蹈师傅学习技艺。驹子“打开始到如今，都讨厌那个人，同他总是有隔阂”。因为这事儿在港市太招眼，那个男人趁驹子的舞蹈师傅回雪国，“拜托她把驹子带走”。驹子“从来未曾想过把自己许配给他，这事太可悲了。由于年龄相差很大，他只是偶尔来一趟雪国”。驹子掐着指头算日子，自己和那个男人的“合约”还有不到一年就到期了，今后的生活在哪里？岛村的出现，让她眼前豁然一亮，似乎一切都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吗？似乎有几分迹象。岛村毫无兴趣地打发了驹子勉强找来的艺妓，他“发觉自己忽然想一洗七天来在山里获得的精力，实际上是由于一开始遇见了驹子这样一个隽秀婀娜的女子”。他暧昧地和驹子说，自己想找的艺妓是“和你不相上下的，要不，日后见到你，是会遗憾的”。驹子欣然于心，嘴上说：“这与我不相干。你真逞能呀。”然而两个人的内心悄然涌起了温泉般的波澜，“他俩之间已经交融着一种与未唤那个艺妓时迥然不同的情感”。岛村豁然明白，“自己从一开头就是想找这个女子，可偏偏和平常一样拐弯抹角，不免讨厌起自己来。与此同时，越发觉得这个女子格外的美。从刚才她站在杉树背后喊自己开始，他就感到这个女子的倩影是多么美丽多姿啊”。

情愫就这样不可阻挡地燃烧起来，“当天夜里十点光景，女子从走廊上大声呼喊着岛村的名字，吧嗒一声便栽进他的房间里”。岛村有点迷惑，“刚想站起身来，女子就用指头戳进纸拉门，抓住格棂，顺势倒在他怀里了”。他稍松开手，“女子就瘫下来。岛村搂着她的脖子，女子的发髻差点被他的脸颊压散了。他顺势将手探入她的怀里”。男女之情，可能关山重重，可能鱼水交融，天翻地覆的变化，有时就在一瞬间。大醉的驹子，呼喊着冲入岛村的怀中，“听任他的摆布了”。高热的激情中，“她自己只顾乱写起来。说是要写自己喜欢的人的名字，于是一连写了二三十个戏剧演员和电影演员的名字，然后把‘岛村’二字连续写了无数遍。岛村的心里“渐渐地热起来了”，他喃喃地说：“啊，放心了。我这就放心了。”他感觉到自己的温存，“甚至有一种母性的感觉”。

这也许是岛村和驹子人生中的巅峰时刻了，他们都变得有点儿不像自己，超出了日常的自我控制。多少人生都是在这烈焰腾起的时刻彻底转变，凤凰涅槃一样焕然新生。这需要积累已久的压抑，需要火山爆发的力量，需要一去不返的决绝。驹子和岛村能够实现吗？这是《雪国》提出的第一个悬疑，一切都在朦胧中：两个人缠绵到天色微明，“在迷濛的雨中，对面的层峦和山麓的屋顶浮现了出来。女子仍然依依难舍，不忍离去。但她还是赶在客栈的人起床之前梳理好头发，生怕岛村送到大门口会被人发现，便慌慌张张跑也似的独自溜走了。当天，岛村也回了东京”。

两人相约，冬季岛村再来雪国，那时的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即使徒劳也要爱

岛村和驹子在初春的五月相遇，夜醉的驹子拥抱着他，把岛村的名字“连续写了无数遍”，相约冬季再次相见。199天之后，在第一场初雪下过之后，岛村如约前往雪国。他在火车上“感到百无聊赖，发呆地凝望着不停活动的左手食指”。这个手指曾经抚摸过驹子冰冷的发髻，让岛村满心怜惜，“只有这个手指，才能使他清楚地感到就要去会见的那个女人”。

从东京到越后汤泽这个“雪国”并不算远，如果我们今天乘电气火车，不到两个小时。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蒸汽火车的速度要慢得多，几乎要开小半夜。在《雪国》中，火车不仅是现代交通工具，也是雪国连接外部现代社会的唯一通道。在日本人的眼中，火车承载着国家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乘火车是踏入现代文明的身份标识。日本最早乘坐火车的是两个渔民，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因为海难漂流到了美国。其中的一位叫中浜万次郎，他在美国住了11年，1851年回到日本，担任幕府将军的英语翻译。他热情描述火车的速度“快如飞鸟”，引起了上流社会的极大兴趣。1872年，启动明治维新五年之后，连接东京与横滨的29公里单线铁路建成，此后成百上千公里的铁路不断延伸，彻底改变了日本的空间距离和文化互动，为殖产兴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火车的起点与终点都在都市中，一群群城里人乘着火车穿过穷乡僻野，展现出城市生活蒸蒸日上的活力，让乡下人不但羡慕，而且萌生着“到城里去”的强烈欲望。

岛村这个乘着火车来看雪国女人的“外来者”，能不能给驹子带来新生存的希望呢？岛村自己也不清楚，他觉得奇怪的是，“越是急于把她清楚地回忆起来，印象就越模糊”。他对驹子的情感似有似无，犹如他对西洋音乐的钟情，更多的是释放自己百无聊赖的内心困倦。驹子能和他聊舞蹈聊音乐，是个难得的红颜知己，但这份热度仅仅是在近距离的互动中，一旦分离到不算遥远的距离，内心就仿若游云一样变得不冷不热。他答应过驹子，给她写信，还要给她寄舞蹈造型的书，但这些都没有兑现，他那细若游丝的记忆，很难化为真实的行动，去给盼望中的驹子送去希望。岛村是现代城市蜉蝣一族的一员，如同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分析过的城市中“闲逛人”。这些人与乡村社会的传统农民不同，他们在城市空间中拥挤地共处于一个空间，彼此不相识，也不攀谈，每个人都只顾向前，心灵距离十分遥远。他们看上去很有活力，但精神深处都是冷漠，严重缺乏热爱他人、关心他人的社会情感。他们匿名于街市，既迷恋城市不断变幻的场景，又无奈地感受到浮世的漂流，他们眼前的一切都是瞬间的，让人既在其中，又在其外，难以建立深厚的至情。岛村与普通的“闲逛人”略有不同，他还有些艺术的“灵韵”，这份才情让他的心理更纤细，使他在男女之情上更敏锐，更有怜香惜玉的触动感，但绝不会燃烧到大情大爱的忘我，只会像牵牛花一样晨起夕落，小情小爱一线绵绵。

夜色中的列车喷着烟气逶迤而行，“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岛村忽然注意到，“一位姑娘从对面座位上站起身子，把岛村座位前的玻璃窗打开，一股冷空气卷袭进来”。姑娘将身子探出窗外，喊道：“站长先生！”手拎提灯的站长高兴地说：“哟，这不是叶子姑娘嘛！”

《雪国》中的又一个主要人物——叶子姑娘出现了。她立刻引起了岛村的瞩目：这是个漂亮、温馨的女孩，比驹子更年轻。她坐在岛村的斜对面，同行的是一位年轻男子。这男子重病在身，一路躺在长椅上，叶子姑娘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岛村“用过分好奇的目光盯住这个姑娘，自己增添了不少的感伤”。这正是世界上所有岛村式文艺中年男子的共同心性：面对美丽的青年女子，慕情总是像樱花骤开，却又有生不逢时的感怀。岛村不敢久看叶子，于是无意识地用手指在窗玻璃上画道道。蓦然，他心里一震：

上面竟清晰地映出一只女人的眼睛。他大吃一惊，几乎喊出声来。大概是他的心飞向了远方的缘故。他定神看时，什么也没有。映在玻璃窗上的，是对座那个女人的形象。外面昏暗下来，车厢里的灯亮了。这样，窗玻璃就成了一面镜子。然而，由于放了暖气，玻璃上蒙了一层水蒸气，在他用手指揩亮玻璃之前，那面镜子其实并不存在。玻璃上只映出姑娘一只眼睛，她反而显得更加美了。岛村把脸贴近车窗，装出一副带着旅愁观赏黄昏景色的模样，用手掌揩了揩窗玻璃。……大概这些都是在虚幻的镜中幻化出来的缘故吧。黄昏的景色在镜后移动着，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在晃移，好像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出场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象，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世界。特别是当山野里的灯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

在遥远的山巅上空，还淡淡地残留着晚霞的余晖。透过车窗玻璃看见的景物轮廓，退到远方，虽没有消逝，但已经黯然失色。火车继续往前奔驰，在他看来，山野那平凡的姿态显得更加平凡。由于什么东西都不十分惹他注目，他内心反而好像隐隐地存在着一股巨大的感情激流。这自然是由于镜中浮现出姑娘的脸的缘故。只有身影映在窗玻璃上的部分，遮住了窗外的暮景，然而，景色却在姑娘的轮廓周围不断地移动，使人觉得姑娘的脸也像是透明的。是不是真的透明呢？这是一种错觉。因为从姑娘面影后面不停地掠过的暮景，仿佛是从她脸的前面流过。定睛细看，却又扑朔迷离。车厢里也不太明亮。窗玻璃上的映像，不像真的镜子那样清晰。没有反光。这使岛村看得入了神，他渐渐地忘却了镜子的存在，只觉得姑娘好像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之中。这当儿，姑娘的脸上闪现着灯光，镜中映像的清晰度并没有减弱窗外的灯火。灯火也没有把映像抹去。灯火就这样从她的脸上闪过，但并没有把她的脸照亮。这是一束从远方投来的寒光，模模糊糊地照亮了她眼睛的周围。她的眼睛同灯光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夜光虫，妖艳而美丽。

这是《雪国》中最著名的一段描写，如梦如幻，玄幽晶莹，叶子的镜像宛如尘世之外降下的神迹，震慑着岛村的身心。川端康成在东京大学毕业后踏上文学之路，首先投入的正是“新感觉派”的艺术天地，而这段描绘，将他的这份天赋发挥到了顶峰。什么是新感觉派？用日本20世纪20年代的代表作家横光利一的话来说，是“剥夺自然的外形，跃入事物自身之中的主观的、直感的触发物”。这样的艺术追求，注重的是瞬间主观的直觉，而不是客观的现实。川端康成当时也认为：“因为自我存在所以天地万物才存在，在自己的主观之内存在天地万物。以这种观点看事物，则强调主观的力量，相信主观的绝对性，其中有新的喜悦。再者，以天地万物之内存在自我之主观的观点看事物，便是主观的扩大，使主观自由地流动，更进一步则是自他一如，万物一如，天地万物尽皆失去界限，融为一个精神，构成一元世界；另外，在万物之内注入主观，使万物具有灵魂，这就成为多元的万有灵魂说。”岛村在列车上看到的镜面中的叶子已经被高度“心镜”化，“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夜光虫，妖艳而美丽”。川端康成曾经说过，文学创作是一种“魔道”，而“入佛界易，入魔界难”，要从“妖艳”中感受“美丽”，只有怀着新感觉派“万物之内注入主观，使万物具有灵魂”的心意，方可达到。

日本新感觉派的理论主张融入了东西方各种文艺理论元素，比较复杂。而《雪国》中的岛村，也在面对叶子的惊鸿一瞥中纷纭起来。他是来看驹子的，但在即将到达雪国的那一刻，情迷意乱，他的雪国之行开始心猿意马，不再专注于驹子。他下车后，发现叶子和那个重病男子也下了车。向车站的人一打听，他才知道这个病中男子是驹子舞蹈师父的儿子，叶子是那师父家学艺的女子。岛村“感到仿佛有什么东西掠过自己的心头。但他对这种奇妙的因缘，并不觉得怎么奇怪，倒是对自己不觉得奇怪感到奇怪”。是什么东西掠过岛村的心头？是命中注定的情缘，还是必然虚无的物哀？也许同时俱有，一切皆在宿命，此身已非己有。因为一个叶子姑娘，上车时的岛村和下车时的岛村已经不是一个人，他面对驹子的时候，内心是个情感分裂的男人。

让岛村大吃一惊的是，他在温泉旅馆看到的驹子也不复从前：“在长廊尽头账房的拐角处，亭亭玉立地站着一个女子，她的衣服下摆铺展在乌亮的地板上，使人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看到衣服下摆，岛村不由得一惊：她到底还是当艺妓了么？！”

和服的下摆拖到地下，这是日本艺妓的服装标志。驹子的身份，半年多的时间竟然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让岛村为之一震。当他后来知道，驹子当艺妓，是为了给师父的儿子治病，更是满心怜悯。他对叶子的神往暂时被压到了一边：“他被她慑服了，沉浸在美妙的喜悦之中，走到了楼梯口，他才突然把左拳伸到女子的眼前，竖起食指说：‘它最记得你呢。’”

驹子一把攥住他的指头，“没有松开”，反复地问：“你是说它还记得我吗？你是说它还记得我吗？”随后她“在被炉支架上屈指数起数来，数个没完没了”。岛村感到很奇怪，问：“你在数什么？”女子仍旧默默地屈指数了好一阵子，轻轻地说：“哦，第一百九十九天。正好是第一百九十九天。”岛村愕然：原来驹子在算岛村离开了多少日子！她把和岛村交往的分分秒秒都记在日记里，一天天地期待着他。

岛村不禁叹息：“这完全是一种徒劳嘛。”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心头一片初冬的凄美：“就在此时，雪夜的宁静沁人心脾，那是因为被女子吸引住了。他明知对于这女子来说不会是徒劳的，却劈头给她一句‘徒劳’。这样说过之后，反而觉得她的存在变得更加纯真了。”岛村知道驹子很想离开雪国这封闭的山乡，重回东京的艺术氛围。但他明白自己不可能和她命运相连，帮助她实现愿望。他是个半虚无主义者，审美与现实严重脱节，一直在逃避中超度自己，毫无可能伸手度人。他心情悲凉地看着驹子：“看上去她那种对城市事物的憧憬，现在已隐藏在淳朴的绝望之中，变成一种天真的梦想。他强烈地感到，她这种情感与其说带有城市败北者那种傲慢的不满，不如说是一种单纯的徒劳。她自己没有显露出落寞的样子，然而在岛村的眼里，却成了难以想象的哀愁。如果一味沉溺在这种思绪里，连岛村自己恐怕也要陷入缥缈的感伤之中，以为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但是，山中的冷空气，把眼前这个女子脸上的红晕浸染得更加艳丽了。”

岛村挥之不去的“徒劳”感，在日本文化中是个久远的存在。其中的核心观念之一是“摩灭”。摩灭发生于时间之中，任何事物都无法逃脱。日本文艺批评家四方田犬彦写过一本《摩灭之赋》，把摩灭定义为“将时间的残酷化为艺术”，如似海中的珊瑚，“微小的珊瑚虫落生于世，群集成礁，缓慢生长，完成使命后，骸骨在水流中离散，碎片大小轻重不一，漂流的归宿地也不一样。我在环礁湖里捡起的那些小块，终究要被冲击得更加细碎，在摩擦中失去重量，最后，化为岸边的一粒沙”。从世俗的眼光看，人的一切期待和奋争，不过是短暂的逆行，终究要化为“摩灭”的空无。而艺术却是精神上的“反摩灭”，以“超越文字寓意的狰狞和颓废，以及从颓废中升华的欢乐”，从世上“最低微处充满污秽的人体轮廓中脱离，上升到了那充满圣性的高处”。

岛村不是一个真正的创造型艺术家，看到变成艺妓的驹子，虽然急迫地与她同眠，虽然也看到她清晨对镜，“镜子里晶莹闪烁着的原来是雪，在镜中的雪里现出了女子通红的脸颊。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纯洁的美”，但他只能停留在视觉中，不敢想为她承担任何重量。况且，就在这纯美的一瞥中，他还想起了叶子，“看见映着山上积雪的镜中的驹子时，岛村自然想起映在暮霭中的火车玻璃窗上的姑娘”。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驹子，悄悄地埋在心中，变成横亘在他与驹子之间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像个幽灵，时不时撩起岛村的情感涟漪。当他在阳光下走到驹子的住家，迷离的心情更加漂浮不定了：驹子寄身的小屋是那么的幽暗，“只有南面开了一个低矮的窗，但细格的纸门却是新糊的，光线很充足。墙壁也精心地贴上了毛边纸，使人觉得恍如钻进了一个旧纸箱。不过头上的屋顶全露出来，连接着窗子，房子显得很矮，黑压压的，笼罩着一种冷冷清清的气氛。他想，驹子大概也像蚕蛹那样，让透明的身躯栖居在这里吧。”看到这凄清的生存环境，岛村对驹子难免生出些怜惜，“有点不安了”。正在这时，叶子走进来，她“穿着雪裤轻盈地跨过了三弦琴盒。她手里提着一个夜壶。无论从她昨晚同站长谈话时那种亲昵的口气，还是从她身上穿的雪裤来看，叶子显然是这附近地方的姑娘。那条花哨的腰带在雪裤上露出了一半，所以雪裤红黄色和黑色相间的宽条纹非常显眼，毛料和服的长袖子也显得更加鲜艳。裤腿膝头稍上的地方开了叉，看起来有点臃肿，然而却特别硬挺，十分服帖，给人一种安稳的感觉”。

叶子仿佛丝毫没有感觉到岛村的关注，她“只尖利地瞅了岛村一眼，就一声不吭地走过了土间”。而岛村却念念在心，“走到外面，可是叶子的眼神依然在他的眼睛里闪耀，宛如远处的灯光，冷凄凄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岛村自我感觉“大概是回忆起了昨晚的印象吧。昨晚岛村望着叶子映在窗玻璃上的脸，山野的灯火在她的脸上闪过，灯火同她的眼睛重叠，微微闪亮，美得无法形容，岛村的心也被牵动了”。被牵动的岛村隐约有些对驹子的负疚，“不禁又浮现出驹子映在镜中的在茫茫白雪衬托下的红脸来”。他一边走着一边欣赏山景，“心情不由得变得茫然若失，不知不觉间脚步也就加快了”。这细微的描写，宛如意识流的蔓延，点点滴滴映现出岛村漂流的内心。边缘化的精神状态，使他芦苇般随风摇曳，貌似飘逸自由，却没有自己的精神定向。在任何社会中，男性都应该具备两种品质：像农夫一样质朴坚毅，有春种秋收的恒心；像水手一样自由，能在无垠的世界中探索前行。爱情之中的男性，最能体现内在的生命品质，真爱做的是真假选择，而不是利害权衡。岛村为什么觉得叶子“美得无法形容”？根本的缘由，是叶子相对于驹子更年轻，没有驹子那复杂的经历，更少被“摩灭”的沉重感，装得下更多岛村超脱现实的艺术想象。驹子被人间的杂芜深深地压制，而叶子却还洋溢着少女的轻盈。对于岛村来说，爱恋叶子恍若一个童话，而相恋驹子却是蹒跚负重。他没有力量去执手驹子，倍感徒劳的心，本能地倾斜于叶子。

岛村的爱意渐渐远离驹子，不知不觉开始畏惧她的依恋，当听到驹子为他弹奏调式激越的三弦曲《劝进帐》时，岛村怅然了：“这弹拨的弦音要飘荡到什么地方去呢？岛村惊呆了，像给自己壮胆似的，曲着双臂，把头枕在上面躺了下来。《劝进帐》曲终之后，岛村这才松了一口气，心想：‘唉，这个女人在迷恋着我呢。这又是多么可悲啊！’”

几天后岛村要回东京，两人同眠，驹子心意怆然，说：“何必回去呢……你还是回东京去吧。我心里真难过啊。”岛村软软地说：“就是待下去，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呀。”驹子忽然激昂起来：“你就是这点不好，你就是这点不好！”她搂住岛村的脖子，“狂热得不能自已”，过了片刻，才睁开了温柔而湿润的眼睛说：“真的，你明天就回去吧。”

第二天，岛村和驹子来到雪国的火车站，火车还没来，“穿着雪裤的叶子打由小街拐到火车站的大路上，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她喘着粗气，告诉驹子：“啊，驹姐，行男哥他……驹姐！快回去！情况不好了。快！”

这个行男，正是驹子三弦舞蹈师父的儿子，他与驹子从小一起长大，据说还订过婚。听到这生死攸关的消息，驹子“闭上了眼睛，脸色刷地变白了”，但她还是断然摇头：“我在送客人，我不能回去。”

岛村吃惊地说：“还送什么呢，这就行啦。”

“不行！我不知道你还来不来。”

“会来的，会来的。”

叶子什么也没听见似的，焦急地拉住驹子说：“刚才给客栈挂电话，说你到了车站，我就赶来了。行男哥在找你呢。”

驹子一动不动地忍耐着，突然把她甩开，说：“不！”

这时候，驹子踉踉跄跄地走了两三步，就哇哇地想要呕吐，但什么也没吐出来，眼睛湿润，脸上起了鸡皮疙瘩。

叶子紧张起来，木呆呆地望着驹子。但是，由于那副表情过分认真，不知是怒是惊，还是悲伤。像假面具一样，显得非常单纯。她掉过脸来，冷不防抓住岛村的手，一味提高嗓门连求带逼地说：“哦，对不起，请你让她回去吧，让她回去吧！”

“好，我叫她回去！”岛村大声说，“快回去吧！傻瓜。”

“有你说的吗！”驹子一边对岛村说，一边把叶子从岛村身边推开。

这是一段让人震惊的描写，驹子对行男的绝情，彻底展露了她对岛村的一往情深。女性爱一个人必然是百分之百，她要抓住岛村回东京前的分分秒秒，依依不舍的心意中容不下任何他人，即使是曾经青梅竹马的少年玩伴。而男性大为不同，很多男性的情感可以兵分两路，对前任充满爱怜，对现任疼爱有加，兼容并蓄，泾渭合流。《诗经·陈风》唱道：“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真情女子的爱，只容得下一人！

此情此景，岛村何尝不明白？他“不由得深受感动”，不再勉强驹子回去，“驹子也缄口不言了”。沉默中车站开始检票，岛村上车后望着候车室的窗边的驹子，“玻璃窗紧闭着。从火车上望去，她好像一个在乡村水果店里的奇怪的水果，独自被遗弃在煤烟熏黑了的玻璃箱内”。火车开动之后，“候车室里的玻璃窗豁然明亮起来，驹子的脸在亮光中闪闪浮现，眼看着又消失了。这张脸同早晨雪天映在镜中的那张脸一样，红扑扑的。在岛村看来，这又是介于梦幻与现实之间的另一种颜色。……岛村仿佛坐上了某种非现实的东西，失去了时间和距离的概念，陷入了迷离恍惚之中，徒然地让它载着自己的身躯奔驰。单调的车轮声，开始听的时候像是女子的絮絮话语。这话语断断续续，而且相当简短，但它却是女子竭力争取生存的象征。他听了十分难过，以致难以忘怀。然而，对渐渐远去的岛村来说，现在这已经是徒增几许旅愁的遥远的声音了。”

岛村的心在“摩灭”中越来越苍老，驹子的爱随着火车的远去，化为绵绵的愁绪，让他徒生满腹的浪迹感。对于一个走在人生边缘的零余者，还能有什么再生的激情呢？余生与余情，一天天消融着岛村的心境，他正走向寂灭。

银河与大火，两种不同的生命底色

第二年秋天，岛村又来到了驹子的山乡，这是他的第三次雪国之旅，景象萧瑟：“下了火车，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山上的白花。从陡峭的山腰到山顶一带，遍地盛开着这种花，白花花的一片银色，好像倾泻在山上的秋阳一般。啊！岛村不由得动了感情。”

在熟悉的温泉旅馆，他又见到了驹子，将近一年未见，驹子对他的恋情更急切了，问岛村：“你了解我的心情吗？”岛村有口无心地回答：“当然了解。”驹子追问：“既然了解，那你说说看。喏，你说说看……你瞧，说不出来了吧。净撒谎。你这个人呀，挥霍无度，大大咧咧。你是不会了解我的。”驹子说岛村挥霍无度，实际上说的是他不懂得珍惜感情，而不是物质上的浪费。

说完之后，驹子声音低下去：“我很伤心啊。我太傻了。你明儿就回去吧。”

岛村真的不了解驹子吗？并不尽然，如《雪国》中所写：“驹子为什么闯进自己的生活中来呢？岛村是难以解释的。岛村了解驹子的一切，可是驹子却似乎一点也不了解岛村。驹子撞击墙壁的空虚回声，岛村听起来有如雪花飘落在自己的心田里。当然，岛村也不可能永远这样放荡不羁。”不可能永远这样放荡不羁——这才是岛村不能爱驹子的根本缘由。他“不是离不开这个地方，或者同驹子难舍难分，他来到雪国只是由于长期以来自然形成了等候驹子频频前来相会的习惯。而且驹子越是寂寞难过，岛村对自己的苛责也就越是严厉，仿佛自己不复存在。这就是说，他明知自己寂寞，却仅仅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

岛村听了驹子的话，有些伤情，但也难以辩解。他默默低头，茫然凝望着地下死去的昆虫：“随着秋凉，每天都有昆虫在他房间里的榻榻米上死去。硬翅的昆虫，一翻过身就再也飞不起来。蜜蜂还可以爬爬跌跌一番，再倒下才爬不起来。由于季节转换而自然死亡，乍看好像是静静地死去，可是走近细看，只见它们抽搐着腿脚和触角，痛苦地拼命挣扎着。这八叠大的榻榻米作为它们死亡的地方，未免显得太宽广了。岛村用两只手指把那些死骸捡起来准备扔掉时，偶尔也会想起留在家中的孩子们。有些飞蛾，看起来老贴在纱窗上，其实已经死掉了。有的像枯叶似的飘散，也有的打墙壁上落了下来。岛村把它们拿到手上，心想，为什么会长得这样美呢！”凄凉的美，可观而不可行，这正是岛村面对驹子的心情。

在《雪国》中，岛村的第三次前来，明显加大了叶子的出场频率，就在岛村来到的第二天清晨，他就看到了叶子的美丽身影：“土坡上围着一道芒草的篱笆。芒草绽满了淡黄色的花朵。细长的叶子一株株地伸展开来，形似喷泉，实在太美了。叶子在路旁向阳的地方铺上了草席子在打红小豆。红小豆辉光点点地从干豆秸里蹦了出来。叶子头上包着毛巾，大概没看见岛村吧。她叉开穿着雪裤的双腿，一边打红小豆，一边唱歌，歌声清澈得近乎悲戚，马上就能引起回声似的，‘蝶儿、蜻蜓，还有蟋蟀，在山上鸣叫啁啾；金琵琶、金钟儿，还有纺织娘’。”虽然只闻其声，但岛村的心怀已经如蝉翼般颤动起来。一天之后，岛村和驹子去看行男的墓地，“穿过寂静得几乎连冰水滴落的声音都能听见的杉林，沿着铁路走过滑雪场下方”，突然现出了叶子，“刹那间，她像戴着一副假面具，满脸严肃的神色，用熠熠的目光尖利地对这边睃了一眼。岛村冷不及防，向她行了一个礼，就在原地站住了”。叶子是来给行男上坟的，她“在坟前蹲下，双手合十膜拜起来”。而驹子不为所动，冷冷说了句“我呀，才不给行男上坟呢”，然后默然离开。而“叶子有点生气似的，低下头，从稻穗的入口回去了”。

岛村此次前来，更多的还是念想着叶子。他发现叶子也在这家温泉旅馆干活儿，“叶子总是在厨房里帮忙，从没赴宴陪过客。客人多了，厨房里女佣的声音也大起来，却没有听到叶子那优美的声音。负责岛村房间的那个女佣说，叶子有睡前入浴，在浴池里唱歌的怪癖，但岛村从没有听见过。”叶子像一个大磁场，让岛村面对驹子的时候“也就有点拘束了。尽管驹子是爱他的，但他自己有一种空虚感，总把驹子的爱情看作是一种美的徒劳。即使那样，驹子对生存的渴望反而像赤裸的肌肤，触到了他的身上。他可怜驹子，也可怜自己”。而叶子带给他的是阳光明媚，“他似乎觉得叶子的慧眼放射出一种像是看透这种情况的光芒。他被这个女子吸引了”。

终于有一天，《雪国》中的三人关系爆发出炙热的地火，赤裸裸地展示出情感深处的锋芒！

这一晚，驹子忙于应付酒宴，让叶子给岛村带一个纸条。叶子“像邮差似的伸手将纸条递过来，然后慌忙跪坐下来。当岛村打开这张折叠的纸条时，叶子已经杳无踪影”。一会儿，驹子“拖着碎乱的脚步走了进来”，问岛村：“那姑娘说了什么啦？惊人的妒忌之火在燃烧，你知道吗？”岛村十分惊讶，问驹子：“谁？”驹子并不明说，只是回答：“要烧死人的。”然后直接问岛村，喜不喜欢“那位姑娘”的“那种眼睛”。问罢“驹子打了个趔趄”，一把抓住梳妆台的边，“定睛照了照镜子，然后挺直身子，撩了撩衣服的下摆就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叶子又送来了驹子的一张纸条，这时的她，没有立刻走开，而是“用她那双尖利而美丽的眼睛睃了岛村一眼。岛村感到狼狈不堪。他以前也几次见过这位姑娘，每次总是给他留下感人的印象，可当她这样无所事事地坐在他跟前时，他反而感到特别不自在。她那副过分认真的样子，看起来仿佛总是处在一种异常事态之中”。

这是两个人第一次面对面长聊，紧张的岛村不由得说出自己对叶子的关注：“我见过你好几次了。最初那次是在回来的那趟火车上，你照顾一个病人，还向站长拜托你弟弟的事，你还记得吗？”叶子淡淡地回应一声“嗯”，岛村继续说着很投心的话：“听说你睡前要在浴池里唱歌，是吗？”叶子矜持地说：“哟，多不礼貌，真是的！”岛村觉得叶子的声音“优美得令人吃惊”，情不自禁地说出一句情味深深的话：“我觉得你的事我好像什么都知道。”叶子似乎并不惊奇，轻声问：“是吗，你听驹姐说的吧？”岛村此刻仿佛失去了自持，大有寓意地说：“她什么也没讲，甚至好像不太愿意谈你的事。”叶子突然打断了岛村的曲折表白，“悄悄地把脸背转过去”，清清楚楚地对岛村说：“驹姐是个好人，可是挺可怜的，请你好好待她。”说这话时，她“稍带点颤音”。

冰雪聪明的叶子姑娘，她什么事儿不明白呢！这个年轻的姑娘也无依无靠，前途茫茫。眼见驹子的贫困交加，她并不想重复同样的悲剧。善良的本性，让她深深担忧“师姐”驹子的未来，她明知岛村目光中的爱慕，却不能不让他适可而止，提醒他善待驹子。敏感的岛村此时不能再遮掩自己的本意，他直率地告诉叶子：“可是，我并不能为她做什么事。”叶子听到，“好像连身子也要颤抖起来了”。岛村是在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意，叶子似乎看到了生活中的一道暖光，随后两个人有了一段决定性的对话：

岛村把视线从她那充满警惕的脸上移开，带笑地说：“也许我还是早点回东京去好。”

“我也要去东京呢。”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都行。”叶子说。

“那么，我回去时带你去好吗？”

“好，就请你带我去吧。”她若无其事，然而语气却是认真的。

岛村大为吃惊：“只要你家里人同意。”

“什么家里人，我只有一个在铁路上工作的弟弟，我自己决定就行。”

“在东京有什么地方可以投靠吗？”

“没有。”

“你同她商量过了吗？”

“你是说驹姐？她真可恨，我不告诉她。”叶子这么说过之后，也许是精神松懈了下来，眼睛有点湿润。她仰头望了望岛村。岛村感到有一股奇妙的吸引力，可不知怎的，这样一来，反而燃起了对驹子炽热的爱情。他觉得同一个不明身世的姑娘近似私奔地回到东京，也许是对驹子的一种深深的歉意，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

“你同男人走不害怕吗？”

“为什么要害怕呢？”

“总之，你要先考虑好在东京的落脚点，还有打算干什么。要不，岂不是太危险了吗？”

“一个女人总会有办法的。”叶子盯住岛村，非常优美地提高尾音说，“你不能雇我当女佣吗？”

此时的叶子，犹如换了一个人，竟然向岛村敞开心怀，说驹子“真可恨”。岛村问她“为什么怨恨驹子？”，她却不肯明说，只是再次交代岛村“请你好好对待驹姐”。无奈而莫名的岛村也只能再次表明“我什么也不能为她效劳呀”。泪水“从叶子的眼角簌簌地涌了出来，她抓起一只落在榻榻米上的小飞蛾，一边抽泣着一边说：‘驹姐说我快要发疯了。’”

“快要发疯了”——叶子的真性情毕露无疑。她处于社会的底层，也渴望走出这冰寒的大山，去东京另寻生路。岛村对她的情感倾注，尽管毫无可靠性，但已经十分难得。上流社会一份萤火般的余情，对叶子来说也是霞光般的希望。她期待岛村把自己带出去，甚至愿意到岛村家当女佣。这是不是爱情呢？也许不是，但世界上哪有那么纯粹的爱，很多感情，都是在不明不白的同路行走中悄悄发生的。对于漂泊的女性，有时候爱情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叶子眼前的这个岛村，正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性。她想抓住，但又悲怜凋零中的驹子，她无法面对自己的复杂，她真的快“发疯了”，一面要岛村“好好对待驹姐”，一面要求岛村把自己带走，这样的叶子，只能生死由命了。

当叶子听到岛村答应带她去东京后，马上走出了房间，走进了旁边的女浴池，唱起歌来。而岛村却感到“一股寒意袭上心头”，他如此毫不犹豫地答应带走叶子，相比之下，他从未考虑将驹子从雪国带出去。他不能承受驹子的“沉重”，而年轻的叶子对于他来说，却是无负担的欣快。叶子与驹子完全不同，她走的不是艺妓的道路，而是像千千万万的年轻女子，打算过普通劳动女性的日子。她希望岛村带自己去东京，并不是求包养，而是劳动求生。这正是驹子缺乏的生存技能，驹子从小到大都封闭在舞妓、艺妓的圈子里，美则美矣，但同春种秋收的主流生活隔着无形的大山。驹子像大多数艺妓一样，期盼的是解救自己的“恩主”，而叶子不然，她能在人间烟火中自立，粗茶淡饭地生存。岛村知道这对驹子十分残酷，“同一个不明身世的姑娘近似私奔地回到东京，也许是对驹子的一种深深的歉意”，但对一个漂流人世的男人来说，这又是唯一的选择。岛村知道自己将驹子抛入了深渊，他并不是个狠心的人，内心的“寒意”混合着深深的惭愧和对自己的悲怜。

很快，驹子来了，她告诉岛村，看到叶子姑娘哭了，责问岛村：“是你把那姑娘弄哭了？”岛村心知肚明，不由地说：“这么说来，她真的有点疯了。”而且反问驹子：“不是你说她快要发疯的吗？她可能是一想起你这话，不服气，才哭起来的吧。”叶子姑娘第一次成为岛村和驹子交谈的主题。岛村要为叶子掩饰，心虚地告诉驹子：“她一本正经地托付我要好好待你。”驹子一眼看穿，咻咻地问：“真傻。可是，这样的事，你何必要对我宣扬呢？”岛村急忙应付：“宣扬？奇怪，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提到那个姑娘的事，你就那么意气用事。”驹子直截了当：“你想要她？”岛村言不由衷：“瞧你，说到哪儿去了！”驹子严肃地说：“不是跟你开玩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她，总觉得她将来可能成为我的沉重包袱。就说你吧，如果你喜欢她，好好观察观察她，你也会这样想的。”然后：

驹子把手搭在岛村的肩头上，依偎过去，突然摇摇头说：“不对。要是碰上像你这样的人，也许她还不至于发疯呢。你替我背这个包袱吧。”

“你可不要这样说。”

“你以为我撒酒疯？每当想到她在你身边会受到你疼爱，我在山沟里过放荡生活这才痛快呢。”

驹子是多么无奈啊？爱情中的女性最敏感，她越来越感觉到岛村的情感漂移，一听到岛村谈起叶子，她就妒意难平。川端康成在这里描写的是一个颇为艰深的问题：女性“姐妹情谊”的复杂与脆弱。美国历史学家吉娜维斯曾经指出，全世界女性都深受男权压迫、性压迫、资本压迫，最应该在共同受压迫的基础上建立起互相关怀、互相支持的“姐妹情谊”，开辟与充满竞争的男性世界的伦理和价值观截然不同的新生活。呼吁“姐妹情谊”的人们都相信，“女性之间的情谊是她们团结起来对抗父权文化，颠覆男权话语，建立女性身份的武器”。但这其实是几千年来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在生存的竞争中，女性之间又有着天然的对抗性。尤其是在爱情与婚姻领域，女性的竞争是天然而决绝的。2003年，日本女作家酒井顺子出版了她的成名作《败犬的远吠》，书中将女性婚姻大战中的失败者定义为“败犬”。她如此描述：“美丽又能干的女人，只要过了适婚年龄还是单身，就是一只败犬；平庸又无能的女人，只要结婚生子，就是一只胜犬。”这本书在当年引起巨大轰动，“败犬”一词被推选为“年度语”，这本书还获得日本第四届妇人公论文艺奖和第20届讲谈社散文奖。女性之间又爱又恨的驳杂情感，是轻飘飘的岛村万万想不到的。

《雪国》的情节写到这里，似乎已经逆转，故事的脉络变成了岛村与叶子。小说开始时那火车上的幻美一眼，难道真的变成了现实的爱情？川端康成不会这样把读者导向庸俗的爱情老套，他要在徒劳、摩灭之后，在小说的结局骤然揭示出人生的另一个危险：无常。这结局来得那么突然，又是那么灼热，将一切都燃烧殆尽——年轻的叶子，在熊熊大火中死去。雪国的茧房着火了，叶子恰恰困在其中：

消防队员把一台水泵向着死灰复燃的火苗喷射出弧形的水柱。在那水柱前面突然出现一个女人的身体。她就是这样掉下来的。女人的身体，在空中挺成水平的姿势。岛村心头猛然一震，他似乎没有立刻感到危险和恐惧，就好像那是非现实世界的幻影。僵直的身体在半空中落下，变得柔软了。然而，她那副样子却像玩偶似的，毫无反抗，由于失去生命而显得自由了。在这瞬间，生与死仿佛都停歇了。如果说岛村脑中也闪过什么不安的念头，那就是他曾担心那副挺直了的女人的身躯，头部会不会朝下，腰身或膝头会不会折曲。看上去好像有那种动作，但是她终究还是直挺挺地掉落下来。

此情此景，让岛村的“脚尖也冰凉得痉挛起来”。他忽然想起“年前自己到这个温泉浴场同驹子相会，在火车上山野的灯火映在叶子脸上时的情景，心房又扑扑跳动起来。仿佛这一瞬间，火光也照亮了他同驹子共同度过的岁月。这当中也充满一种说不出的苦痛和悲哀”。而驹子冲上前抱起叶子，“仿佛抱着自己的牺牲和罪孽一样”。她抱起来的不但是叶子失去的未来，更是自己永远无法追回的过去。

整部《雪国》就这样结束了。三个主人公虽然都挣扎过、奔忙过，却都失去了生活的希望。人生到底应当如何走过？这永远没有完美的答案。时间总是带走我们最美好的部分，留下无穷的追念。《雪国》是纯美的，川端康成的笔下，大自然是多么晶莹明澈！在深秋的雪国仰望夜空，能看到星光闪烁的银河：“岛村也仰头叹了一声，仿佛自己的身体悠然飘上了银河当中。银河的亮光显得很近，像是要把岛村托起来似的。当年漫游各地的松尾芭蕉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所看见的银河，也许就像这样一条明亮的大河吧。茫茫的银河悬在眼前，仿佛要以它那赤裸裸的身体拥抱夜色苍茫的大地。真是美得令人惊叹。岛村觉得自己那小小的身影，反而从地面上映入了银河。缀满银河的星辰，耀光点点，清晰可见，连一朵朵光亮的云彩，看起来也像粒粒银沙子，明澈极了。”晶莹的大自然中，人的命运却那么起伏跌宕，无论驹子执拗的坚持，还是叶子梦幻的向往，都飘散在看不见的冥冥中。

在一片混乱的结局中，“岛村站稳了脚跟，抬头望去，银河好像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上倾泻了下来”。银河永驻夜空，倾泻的都是岛村的凄凉。两个年轻女性梦幻一样走过了他的雪国时光，坠落在他的虚无中。老子《道德经》有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绝美的大自然不动声色，静看人间一代又一代的来来去去。岛村也许永远不会明白，世事艰难，却也要有一份赤子之心。与其把一切看做徒劳，不如忘却摩灭，飞蛾赴火一样投入真情，给短暂的人生一点儿温度。川端康成反复地说自己不是岛村，而是驹子，这其中有多少感叹？一个抱着三弦对着大山慷慨弹奏的女子，是多么顽强而苍凉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