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震颤中，知识分子何去何从？

今天我们来讲讲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大概写了10年，从1946年1月一直写到1955年12月，问世之后，遭遇极为曲折，也变成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把书稿寄给苏联最著名的文学杂志《新世界》，但被拒绝出版。当时帕斯捷尔纳克有一个情人叫伊文斯卡娅，她认识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这个人是意大利共产党员，他读了《日瓦戈医生》，觉得特别了不起，于是把原稿带到了意大利，想马上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知道以后，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这本小说必须在苏联国内出版以后，才能在国外出版。为了实现这一点，帕斯捷尔纳克和伊文斯卡娅全力与苏联当时的出版机构联系，甚至还提出来，如果稿子里有什么当局不满意的地方，可以删减，把一些所谓的敏感内容删掉。但即使这样也不行，苏联的那些出版机构都拒绝出版这部书。苏联还派人要求费尔特里内利把这本小说的手稿交还苏联当局，便于“修改”。紧急之下，1957年费尔特里内利以最快速度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文版，这一下子就挡不住了，欧洲多家出版社连续出版了英文、法文、德文版，此书立即成为西方社会的畅销书。

更加轰动的是，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学院评选委员会宣布，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个奇迹，诺贝尔文学奖从来没有以这么快的速度颁发给一本刚出版的作品，这要放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理解。那时候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正在激烈地对抗，被苏联体制否定的一本书，自然会被西方看重，《日瓦戈医生》这本书获得诺贝尔奖，毫无疑问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授奖词里甚至一句也没提《日瓦戈医生》，只是说奖励帕斯捷尔纳克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这句话隐含地把奖项授予《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得知自己获奖，喜不自禁，马上向评奖委员会发电报表示感谢：“无比感激、激动、光荣、惶恐、羞愧。”然而喜悦戛然而止，第二天清晨，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人费定严厉地指示帕斯捷尔纳克公开声明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严正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且给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写信：“任何力量也无法使我拒绝人家给予我——一个生活在俄罗斯的当代作家，即苏联作家——的荣誉。但诺贝尔文学奖金我准备转赠给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我知道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必定会提出开除我作协会籍的问题。我并未期待你们会公正对待我。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用不着过于匆忙。这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也不会增添光彩。你们记住，几年后你们将不得不为我平反昭雪。在你们的实践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帕斯捷尔纳克的这封信写得很强硬，但再强硬也硬不过政治的高压。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并没有看过《日瓦戈医生》，但他只听了那些作家协会头头的一面之词，就同意反击帕斯捷尔纳克。当局瞄准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娅，停止了她的工作。帕斯捷尔纳克和伊文斯卡娅电话讨论之后，知道不得不妥协，于是，他给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又发了一份电报：“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决定授予我的、我本不配获得的奖金。希望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然后他马上给苏共中央发电报：“请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我已拒绝奖金。”即使这样，苏共中央还是打算把这个“政治异己”驱逐出境。印度总理尼赫鲁听闻后，火速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打电话，表示他本人“准备担任保卫帕斯捷尔纳克委员会主席”。因为印度当时是不结盟国家的领导国家，所以影响很大，顾忌到国际影响，苏联当局总算没有把帕斯捷尔纳克赶出国境。

因为诺贝尔奖问题引起的波澜告一段落，但余波未了。1964年，法国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也拒绝了。为什么拒绝？首先当然是因为萨特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他认为生命存在的本质就是自由，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行为本身，意味着不自由，是别人给你的一个“限定”，因为获奖而变成了“他人眼中的物”，这是萨特不能接受的。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萨特的政治立场，他属于左翼自由知识分子。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时候，萨特上街到处散发传单。他的政治立场比较偏于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诺贝尔文学奖1958年授予《日瓦戈医生》，他说：“诺贝尔奖在客观上是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这唯一一部获得诺贝尔奖的苏联文学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的本国却是一本禁书。从这个立场出发，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必然的。但他的这个拒绝完全是主动的，没有政治高压强迫他，与帕斯捷尔纳克的情形相当不同。一本《日瓦戈医生》，引起这么大的风波，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本书很不简单，很有历史分量。我们今天阅读这本书时，整个世界早已改变，苏联已经解体了，所以我们才有条件在这么大的一个历史变迁里去重新体会《日瓦戈医生》，在新的文化视野下体察它的丰富价值。

讲《日瓦戈医生》，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帕斯捷尔纳克这个人。

1890年2月10日，帕斯捷尔纳克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艺术家庭。父亲是著名的画家，母亲是钢琴家。他从小就受到浓厚的艺术熏陶。很多艺术家在他们家聚集，包括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思想家罗斯托夫、德国诗人里尔克。其中对他们家影响最大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原来和俄国大多数人一样，都是东正教的信徒。后来受托尔斯泰的影响，转变皈依到基督教运动中。这个运动主要是讲爱，就是要以爱对待世界，哪怕是对待仇敌。所以爱就变成了一个绝对的信仰和律令。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在杂志连载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主动给这部小说的每一章画插图，给杂志寄过去。在1910年11月的寒冷天气里，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倒在一个小车站附近的路边，奄奄一息。人们发现了他，送到附近火车站的站长家里。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带着20岁的他，匆匆赶到小车站，给托尔斯泰画了临终肖像。父亲对“托尔斯泰主义”的虔诚，深深影响着帕斯捷尔纳克，让他在少年、青年时期，深深沉浸于爱的执着、爱的思考中。

托尔斯泰逝世时，帕斯捷尔纳克正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不久又转到了历史语文系哲学班。1912年，他又去了德国的马尔堡大学，他研究新康德主义哲学，新康德主义是一种非常注重人类社会道德的哲学，特别重视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原则，认为所谓历史的进步就是道德观念的进步。新康德主义并不是一种完全的理想主义，也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新康德主义所讲的道德原则实际上是作为一种乌托邦存在的，是人类永无止境的追求目标。

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要去德国马尔堡学习新康德主义呢？因为这所大学有一个著名的马尔堡学派，领军人物是新康德主义的权威柯恩。帕斯捷尔纳克到马尔堡大学的时候，柯恩已经是68岁了，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德国学习期间，帕斯捷尔纳克认识了一批未来派诗人，其中包括著名的未来主义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勒布罗夫，他们交往频繁，这对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在一些诗歌杂志上发表诗作，逐步展开了他的文学天赋。191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从他的求学和创作经历看，跨度很大，尤其是哲学和文学，这两个领域在他精神世界中融合在一起，使他在理性中燃烧起感性的炙热，又在感性的敏锐中沉淀着理性的明澈，这在作家中是很少见的，因此他的作品充满思考性，而思考性中又不失生活的肌肤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帕斯捷尔纳克不顾马尔堡大学的挽留，毅然回到苏联，为祖国尽力。他回去之后，去了乌拉尔地区的一个工厂当了个办事员。虽然他很想上战场，但没办法去。他三岁的时候从马上掉下来，右腿摔断了，痊愈后留下了残疾，右腿比左腿短了三厘米，因此没法服兵役。不过也因祸得福，这让他有了充裕的时间在后方写作，1916年他又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在街垒之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爆发，他从乌拉尔回到莫斯科，到政府的教育部图书馆工作。但工作对他来说只是谋生，挚爱的还是诗歌写作，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他的诗歌创作源源不断，成为当时未来主义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创作虽然进入爆发期，但他的家庭处境却越来越艰难。他那画家父亲与红色时代的激进文化格格不入，曾经被革命政权流放。到了1921年，他的父母带着他的两个妹妹流亡到德国去了。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去，他的文学生命在苏联。这并不是说他的文学生涯在苏联很顺遂，恰恰相反，他深深感觉到革命时代文化环境的压力。20世纪20年代之后，苏联兴盛的是无产阶级文学，十分强调革命的主题，要求作家写出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历史性飞跃。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化遗传是偏向艺术和自由的，他只想把自己内心的声音传达出来，而不是做一个时代的传声筒。他在马尔堡大学系统学习过的新康德主义，这更加使他忠诚于人的道德立场，坚持人和人之间富于人性的道德关系；也这让帕斯捷尔纳克和当时的不少青年作家们有了不可弥补的思想差异。那些青年作家大多数从底层上来，对新社会的情感很朴素，热衷于“改造”旧社会，满怀激情地歌颂新社会，人很单纯，但缺乏广阔的文化视野。在他们看来，帕斯捷尔纳克过于孤傲，过于沉陷于个人情绪。我们来看一首帕斯捷尔纳克写的诗，体会一下他的诗风：

你不要激动，别哭泣，别竭虑殚精

耗尽心力，也不要让心受磨难，

你在我身边，在我之中，在我胸中，

像柱石，像朋友，像一个机缘。

对未来的信念让我不惶恐

在你面前大言不惭，夸夸其谈。

我们不是生命，也非精神联盟——

我们在用力砍去双重的欺骗。

它从萎靡者们伤寒病似的苦闷里

走向各纬度典型的大气！

它是我的手，我的兄弟。

它像一封信送到你那里。

像信一样，快把它大大撕开，

去和地平线互致信函，

去战胜精力衰竭，疲惫不堪，

来一番阿尔卑斯般的交谈。

这首诗选自他的诗歌集《第二次诞生》，意境宏远而开阔，很有现代感，诗句闪烁着鲜明的审美个性，与急匆匆的革命步调相去甚远。按常理说，这样的诗人早就应该被革命洪流冲到沙滩上了，但帕索捷尔纳克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命运，他不投靠政治，政治却总是抓着他。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中布哈林特别欣赏帕斯捷尔纳克，不但褒扬他，甚至在1934年的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还把他树立为诗人的榜样。不过好景不长，1935年，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宣布，另一个未来主义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才是诗人的楷模，帕斯捷尔纳克在政治上不合格。那个喜欢帕斯捷尔纳克的布哈林的遭遇更悲惨，他在政治斗争中被清算，1938年被斯大林枪毙了。

这下帕斯捷尔纳克的处境艰难了，很多杂志不敢发表他的作品。无奈之下，他开始大量翻译欧洲经典作品，在悠久的欧洲文明中尽情呼吸。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德的《浮士德》大受欢迎，他也被称为最好的翻译家。因为帕斯捷尔纳克是个诗人，语言非常抒情，具有高度的原创性，不受语言习惯束缚，故而特别传神。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翻译的一些格鲁吉亚诗人的作品，被斯大林读到了。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他读了以后非常高兴，夸奖帕斯捷尔纳克翻译得好。这时候帕斯捷尔纳克已经被关到集中营，即将受到严厉审讯。得知斯大林欣赏帕索捷尔纳克的翻译，有关部门赶紧把他放了。就是这么神奇，帕斯捷尔纳克逃过了一场厄运。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帕斯捷尔纳克毅然上前线，写了不少战地文学，表现出英勇的献身精神。他的内心里有着多种多样的文化继承，但他始终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他与那些简单的革命作家不同的是，他对世界的感情有一个不变的人性标准，这里面不仅有泛爱的托尔斯泰主义，有新康德主义的道德观，更有对土地上万千生灵的怜悯。有了这样的人性标准，他与当时苏联的政治步调有时候合拍，有时候不合拍，鲜活地显示出一个独立作家的必然命运。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帕斯捷尔纳克经人推荐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使反对西方“意识形态进攻”的苏联当局十分恼火，从此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处境就彻底逆转了。杂志上、报纸上开始批判他的诗歌，说他写的只是个人情感，缺乏时代的声音，缺乏人民的立场。这迫使帕斯捷尔纳克不得不思索20世纪初期以来独立知识分子的命运，大历史与个人自由到底是什么关系；群体政治运动与人的生命价值应该如何衡量；革命给知识分子带来了什么；爱情在大动荡年代有什么样的可能……于是，1946年开始，他动笔创作《日瓦戈医生》。这一年他56岁，人生阅历的积累已经相当丰富，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已经“知天命”了，他要写的，正是大革命波涛中知识分子的“天命”。这是当时苏联文学中的一个巨大空白，只有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人才可能用自己的生命、经历来填补：他15岁的时候亲眼看到俄国革命，后来又经历了1918年的俄国二月革命，后来是同一年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整个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惊心动魄，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大肃反、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高度集权的斯大林，太多人在其中凋零。俄罗斯大地上发生的历史变迁震撼着全人类，1914年，俄罗斯约有1.2亿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增长到1.5亿人左右。当时整个世界的人口不过17亿人左右，在俄罗斯这么大的人口规模中，在这么历史悠久的文化共同体里，发生了那么宏大的一场场战争和政治运动，发生了那么多触目惊心的生生死死，诗歌远远不足以描绘这么大的历史场面。因此，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要写一部长篇小说，用这样的体裁去写出一种史诗来，写出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坎坷命运。

苏联当局知道帕斯捷尔纳克要写这样一部小说，立刻想办法阻止。阻止的方法很干脆：把他的情人伊文斯卡娅抓起来，送进劳改营关了5年。没想到这办法根本不管用，帕斯捷尔纳克还是不停笔，一直坚持写到1956年，奇迹般地完成了这部小说。之后的事情并不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控制之中，特别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的政治风浪，对他来说竟然变成了一场失控的命运过山车，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1958年获奖之后，仅仅两年，他就因为癌症和精神抑郁去世了。直到1982年，苏联政府才逐步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1987年，苏联作家协会专门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1988年《日瓦戈医生》在苏联正式出版。1989年12月，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为父亲代领了诺贝尔文学奖，此时距离1958年的获奖，已经过去31年。

一本5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历史影响？我们要仔细地读一下这部小说，才可以理解其中的内涵。美国文学评论家威尔逊说：“《日瓦戈医生》体现的是革命、历史、生命哲学和文化恋母情结，它是人类文学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与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相辉映的诗化小说。”这个评价十分精当，我们只有把《日瓦戈医生》放到俄国1861年“解放农奴”后的大历史中才能看到它的伟大价值，同时也要放到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传统中才能看到《日瓦戈医生》的精神创新。这部小说中写了三个男人，两个女人，这五个主要人物，是帕斯捷尔纳克对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历史命运的高度概括，既写出了他们的不同道路，也写出了他们的毁灭，更写出了他们的重生。在吊诡无常的人类生活中，《日瓦戈医生》想写出一种美好，这种美好的核心是自由，如同书中所写：“世界上的每一次震颤，都各有其计划和目的，但把它们聚合起来，它们又自然而然地沉浸在将其联结的生命之流中。人们工作、奋斗，每个人都被他自己所关心的目标所操纵。但那些其中的因果关系，如果不是由某种更高的意识——超越的自由所统辖的话，就无法舒展地运行。这样的自由来自：感受到所有人的生命都互相关联；它源于一个必然，所有的生命都必然互相流通。这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觉得所有的事情不但发生在这埋葬死者的国度，同时也发生在别的地方。这地方有些人称之为上帝的国，有些人称之为历史，还有些人称呼它别的名字。”

帕斯捷尔纳克是如何描写这一切的呢？

日瓦戈和冬妮娅为什么没有“生命之爱”？

小说一开始，主人公日瓦戈才10岁，他面临了第一次痛苦的人生经历，那就是父亲的去世，有个叫米沙的孩子在火车上亲眼目睹了事情的经过。一列正在行驶的火车突然紧急刹车，因为有一个中年人跳车自杀，这个中年人就是日瓦戈的父亲。在米沙的眼中，日瓦戈的父亲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好几次来到米沙家的包厢，态度诚恳地请教一些与财产有关的法律问题，股票、债券、破产，等等，看起来特别焦虑。和日瓦戈父亲在一起的是一个律师，名叫科马罗夫斯基，这是书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总是拉着日瓦戈的父亲去喝酒，引诱他喝得酩酊大醉、神志混乱。那一天，日瓦戈的父亲一边喝着酒一边诉苦，说他自己两个多月都没睡觉了，只要酒一醒就痛苦万分。他说着说着，就冲向火车车厢的门口，猛然跳了出去。

日瓦戈的父亲为什么会痛苦万分到自杀呢？因为破产了。他曾经家财万贯，有日瓦戈工厂、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商号，但是最后都没有了。律师科马罗夫斯基引诱他去西伯利亚、去欧洲到处游逛，把钱挥霍一空，其实这些钱都被科马罗夫斯基骗走了。妈妈几年前已经去世，父亲一死，日瓦戈顿时陷入困境。富人家的孩子向来不愁衣食，往往比较天真，对社会也没有什么防范心，心理年龄比穷苦人家的孩子更幼稚。突然间变成一个孤儿，眼前一片茫然，“小男孩两手捂起脸，放声大哭起来。一片云彩迎面飞来，将冰冷的雨点浇在他的脸上和手上”。这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无依无靠，更是精神上的飘零。他父亲长期游走在外，他的母亲有肺病，经常要去欧洲诊疗，每次诊疗都带着日瓦戈，去法国南部或者意大利的北方，这让日瓦戈大开眼界，对广大的世界充满好奇和热爱。这种经历使他和别的孩子有些不一样，他的生活一直不安宁，性格深处久而久之有一种流荡性，既宽广又不安。他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女性，对所有人都心怀仁慈之心，这对日瓦戈来说是细水长流的精神哺育，所以书里说：“日瓦戈和他母亲一样，有一种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贵感情。他也和她一样，看一切事情都凭第一次印象，而且，一开头是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只要这些想法还没改变。”也就是说，日瓦戈很率真，没有什么心机。这样的孩子，如果是在一个稳定的持续的和平社会中长大，尽管失去了父母，也可以在有序的社会生活里逐渐适应，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他未来面临的各种人生问题，都会在正常的社会里一点点地化解。但是日瓦戈面前的这个俄罗斯社会，却正在撞向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全部生存逻辑都将被打乱，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时代大动荡中的命运会是如何。

故事的开头是在1903年，这是一个什么年代呢？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前夕。俄国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开始社会改革，宣布废除农奴制。这听起来是巨大的进步，是俄罗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在这之前，沙皇专制高度集权，19世纪初期执政的尼古拉一世依靠警察暴力治国，不准任何人发出反对的声音，书报检查空前严格，大学里面连哲学课都不能上。这和西欧蓬勃发展的民主浪潮格格不入，与俄罗斯知识分子从国外吸收的自由价值观严重对立，因此整个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到处都有非常强烈的思想反抗，反抗的声音主要针对国家农奴制度。什么叫国家农奴制度？就是在俄罗斯，人身不自由的农民占了一半多，他们被强制性地归属到大大小小的贵族农奴主统治之下，形成沙皇统治的政治基础。农民作为最底层的生产者贫困不堪，收获几乎全都变成国家征收的人头税，而且每周还要给农奴主义务劳动三四天，一旦有什么“违规”之处，就立刻会被农奴主送进监狱。

这样不平等的、残酷的制度怎么能持久呢？在一片反抗声中，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开始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废除农奴制度，但时间不长，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那些反对他的人炸死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上台之后，从父亲的政治立场上大大后退，又强化了专制统治，引起社会更大的不满。1894年，亚历山大三世死了，他的大儿子尼古拉二世继承皇位，整个俄罗斯社会的政治风向变得更复杂了。西欧那边的工业化如火如荼，而俄罗斯却大大落后了，它也想追上去。整个俄国对国家发展的主张众说纷纭，反对沙皇专制的人分成主张君主立宪的自由派和主张社会主义的革命派，互不相让。但他们反对沙皇专制的态度是共同的，自然也受到沙皇专制政府的严厉打击，鞭挞、流放、绞刑遍地都是。不过，反抗的力量也很强，很多高官被暗杀。1904年，8万工人在圣彼得堡皇宫前请愿，沙皇的宫殿卫兵开枪扫射，死伤1000多人。整个俄国社会都愤怒了，国家处在分裂瓦解的边缘，社会进入大规模的动荡期。

生活对于日瓦戈这样一个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变得非常严峻，他的孤立无依，被到处断裂的社会环境放大了。但这本小说并没有把日瓦戈写成常见的那种孤儿流浪记，例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在狄更斯笔下，孤儿奥利弗主要的痛苦是物质穷困，是底层的普遍苦难。帕斯捷尔纳克不打算写这样的故事，他要写的重点是精神磨难，是心灵坎坷。所以，在他笔下的日瓦戈，物质生活仍然保持在上流社会的水准，因为他的舅舅把他接走了。他舅舅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个人很不简单，是个热爱思考的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当过教士，探讨过托尔斯泰主义，又不断地向前探索。他渴望有一种切实有益的主义，这种主义能够在千变万化中指明真正的道路，使世界有所好转，这种主义应当是妇孺都能看得到、听得清的，就像天空的闪电与滚雷。他渴求的是新的东西。”他后来成为了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文化人，“跻身于当代文学大家、大学教授、革命哲学家之行列”。这对日瓦戈来说就太重要了，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他的文化格局。一个人如果从小关注的只是些针头线脑，生命就很封闭，长大了就会无意识地将这个世界观带到不断展开的人生经历中，将一切社会生活都装到自己的小小算计中，很难与大世界同步，释放不出温暖人间的热度。而日瓦戈十岁之后跟随舅舅生活，遇到了社会上那些很优秀的人，每天都受熏陶，对他的思想气质有强大的塑造力。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他舅舅那个圈子的批判性思想，让日瓦戈渐渐知道，要在大历史、大社会的视野中，理性地看待当时社会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观念，不能放弃独立的思想。舅舅告诉日瓦戈：“确实有些人是很有才华的，但时下最风行的是搞各种各样的团体和会社。不管这些团体信奉的是索洛维约夫、康德，还是马克思，反正都是随声附和，是庸才的藏身之所。人只能单独地探求真理，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那些歪曲真理的人的影响。”

舅舅带着日瓦戈从伏尔加河畔的小城去了首都圣彼得堡，后来又送日瓦戈寄住在好朋友、著名的化学家格罗麦科教授莫斯科的家中，然后自己一人去乡野读书和写作去了。格罗麦科教授家里有个名叫冬妮娅的女儿，年龄比日瓦戈小一点儿，这个小女孩的出现，让我们豁然明白，这部小说让日瓦戈在俄罗斯走来走去，真正的目的地就是格罗麦科教授家，就是要让日瓦戈与冬妮娅会合，让主人公遇上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之一。读到这里，读者不难感觉到青梅竹马的氛围，一种美好的期待悄然而生，同时也有些悬念：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这一对年轻人会如期获得人生的幸福吗？

初看起来，一切都顺理成章。日瓦戈和冬妮娅在格罗麦科教授家里一起成长，后来日瓦戈选了医学专业，冬妮娅选了法律专业。两个年轻人如兄妹一样，感情水乳交融。冬妮娅的妈妈安娜·伊万诺芙娜最大的心愿，就是这两个年轻人结为夫妻。“她一面咳嗽，一面把这两个年轻人挨在一起的手抓在自己的手里，让他们的两只手在一起紧紧贴了好一阵子。然后，安娜·伊万诺芙娜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和呼吸说：‘如果我死了，你们不要分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儿。你们结婚吧。这是我对你们说的话。’她说完这一句，就哭了起来。”

不但冬妮娅的父母期待这对年轻人成家，过上平淡幸福的生活，日瓦戈自己对生活的选择，也是中规中矩。他走的是一条非常理性的人生道路，高中毕业后选择医学，就正是他这种选择的体现。他喜欢艺术，喜欢历史，喜欢写作。他中学时就写散文，甚至还写过一本传记。他想把自己平时所看到的、所想到的东西都写到他的文字里。但是日瓦戈觉得自己太年轻了，写不好这么丰富的社会，无法写成一本深刻而厚重的书。所以他开始写诗。“他之所以敢于写诗，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诗有热烈的感情和独特性。他认为这两个特点，即热烈的感情和独特性，是艺术的现实性的标志，而缺乏现实性的艺术，全是空洞无物的，是无益的。”为了追求现实性，他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去攻读艺术专业。“不管他多么喜欢艺术和历史，他在选择终生事业时却没有多加考虑。他认为，不能把艺术当作事业，正如不能把天生的乐观和多愁善感当作职业一样。他对物理学和生物学很感兴趣，并且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一种对社会有益的职业，所以他选择了医学。”按照日瓦戈这种“现实性”法则，他“正常”地与冬妮娅结婚，也是完全符合他的人生逻辑的。冬妮娅不但代表着青梅竹马的美好，也象征着上层社会高贵女子的温馨品格。冬妮娅从小就是他的玩伴，给了他人性的暖光，融化了日瓦戈潜意识中的孤独，也使他认可了冬妮娅代表的这个社会。有了冬妮娅，年轻的日瓦戈遗忘了自己的孤儿身份，快乐地与上流阶层漫步同行，欣于所遇，乐天知命。

日瓦戈的这种感觉实际上是很表面的，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存在。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最大的危险是不知道自己的内心矛盾。日瓦戈觉得自己选择了一个很扎实的职业，还要和一个美丽的上层女子结婚，多么美满。他并不明白，自己是一个双重身份的人，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都是寄人篱下的流浪儿，仅仅只是过得很体面而已。他潜意识中的创伤需要在成长中愈合，需要在精神的奋斗中伸展内心坚韧的枝叶。而他现在的快乐生活，本质上是别人给与的，他的幸福婚姻，并没有经历过筚路蓝缕的探寻，缺乏坚实的精神内核。如果日瓦戈所处的生存环境是个稳定的、常态的社会，他的未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他作为一个医生，会和现实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越来越稳固的专业关系，他和冬妮娅的爱情婚姻也会恩恩爱爱，沿着平滑的年轮循序渐进地走下去。如果是这样，日瓦戈身上另一种更重要的潜质——诗人气质就永远不会爆发，他不过是活成了一个标准的绅士。但历史不允许他这样活下去，很快读者将看到，大动荡的社会革命打碎了他的所有预期，在残酷的历史暴力中，他没有任何可能安稳地当一个医生，革命的铁锤，将他的生命急速地打造成了一首悲凉的诗。

日瓦戈和冬妮娅婚姻的另一个空白，是他们没有一段真正的恋爱过程。

整个小说里边并没有写日瓦戈和冬妮娅是如何热烈相爱的，更没有浪漫的表白、深情的斗气、为爱的猜忌、抒情的出游……一切都像水到渠成，结婚了，生孩子了，合理性贯穿在每一步中。冬妮娅似乎为标准而生，具有好女人的全方位品质，善良、温柔、体贴、宽容、勤劳……极度完美。但这里面埋藏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优渥家庭里面长大的冬妮娅，没有经历过日瓦戈那飘摇的童年，没有体会过冰凉的孤独，没有走过冰天雪地的无助，两个人的心理世界，在基础部分有巨大的差异。这样的差异鲜明地体现在日瓦戈对待尸体的感觉上，他能够在尸体的冰凉中看到死亡之美，书里这么写：

在日瓦戈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学期他整天在大学的地下室里学习解剖尸体。他顺着弯弯的阶梯走下地下室。解剖室里有许多头发蓬乱的大学生，有的站成一堆，有的单独站着。有些人把许多骨头摆在身边，翻着破烂的教科书，死记硬背；有些人一声不响地在角落里解剖着尸体；还有一些人在说笑打诨，追赶停尸间的石头地上一群一群跑着的老鼠。在黑乎乎的停尸间里，有许多白白的尸体像磷光一样隐隐闪着亮光，有不明原因的死者，有不明身份的自杀的年轻女子，有保存完好的溺水女子。因为注射了明矾，他们都显得年轻而丰润。把尸体剖开，切开，做成标本，不论切得多么碎，人体的美依然如故，所以，在把一具完整的美人鱼般的尸体粗暴地摔向镀锌的解剖台时，会感到美得令人吃惊，等到把胳膊或骨头切下来时，依然会感到美得惊人。地下室里充满了福尔马林和碳酸的气味，充满了神秘感，所有这些僵直了的尸体的不明的命运是神秘的，生命本身是神秘的，就像回家或者来到自己的大本营里一样，来到这地下室里的死亡本身也是神秘的。

这一段描写表现了日瓦戈的深层意识，他在“尸体”这个生命的终结点看到了神秘之美。他在父母的早早去世中熟悉了死亡，随后自己的命运被抛入虚空和未知。他后来尽管成长于富裕之家，但这只是幸运，而不是幸福。一切幸运都是单薄的，幸运背后是不可知的神秘，他的心灵深处终究是孤独的。这种深在的孤独本来可以被爱情的喷发打破，让他在灯火阑珊蓦然看见的一刹那，握住灵魂伴侣的命运之手，让眼中燃起凤凰涅槃之火。爱情往往会强力推动人的生命瞬间跃升，推动生命的关键性转折，因为爱是内外结合，是心底火山的猛烈爆发，相爱的人像钢铁融化，像春花怒放，最终实现心灵的本然。但日瓦戈没有，他获得了甜蜜，却也保留了孤独。他的生存经历既有苦难又有温暖，冬妮娅代表着温暖，却不能化解苦难。

《日瓦戈医生》的大转折出现了：俄罗斯相对的和平时期戛然而止，在1917年陷入大动乱。1917年先是“二月革命”，把沙皇打倒了，后来的“十月革命”更加猛烈，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日常生活全部变了样，整个社会都将要重组。日瓦戈作为一个医生，随着医疗队来到了前线救死扶伤，结果自己“被一阵爆炸的气浪冲倒，一粒榴霰弹把他打伤。日瓦戈倒在街心里，浑身是血，失去了知觉”。待他苏醒过来，已经躺在了野战医院。这医院十分简陋，却是决定日瓦戈一生的命运枢纽，他在这里猝不及防地遇上了真正的命中之爱：在一个“温暖的二月下旬”，日瓦戈正在看“在军邮局里积压了很久，现在一股脑儿送来的冬妮娅的很多来信”，忽然“风沙沙地吹动着信纸和报纸，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日瓦戈抬起眼睛看去。走进来的是拉拉”。

这个拉拉年轻美丽，日瓦戈不是初见，但从未相识。她是一个底层的女孩，却与上流社会有暧昧的关联，在日瓦戈的眼中，拉拉是一个堕落的边缘人。若是没有战争，日瓦戈永远不会和她有什么交往，但战争把原有的秩序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也崩坏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奇怪又必然地碰到了一起，日瓦戈和拉拉，正是这样。日瓦戈知道拉拉已经结婚，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现在和安季波娃在一起工作，她是莫斯科来的一位护士，是乌拉尔人。你该记得，在你母亲去世的那个可怕的夜里，有一个姑娘在圣诞节晚会上对检察官开了一枪。后来大概她受过审讯。我记得，我那时候对你说过，我曾经在一个下等旅馆里见过这个女大学生，那时候她还是一个中学生，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我和你爸爸一起到了那个旅馆，现在不记得为什么事去的了，只记得好像是在武装暴动的时候。那个姑娘就是这个安季波娃。

冬妮娅的回信迅速而悲伤，“在这封泪痕斑斑、字迹模糊的信里，冬妮娅叫丈夫不要回莫斯科，干脆跟着那个好得不得了的护士去乌拉尔，因为他一生和她有那么多的巧遇和缘分，是她冬妮娅的平凡的一生无法相比的”。日瓦戈赶紧给她回信：“我虽然和安季波娃住在一座楼房里，可是我至今还不知道她的房间在哪儿，而且我也不想知道。”

真的不想知道吗？女人的直觉和男人的巧辩都是常见的，只有发生的事实才能证明一切——几个月之后，拉拉要离开野战医院了，日瓦戈在餐厅的一角找到了她，两个人有了一番心意起伏的对话。日瓦戈禁不住要说说“心底所有的秘密”，说说“我的妻子儿子，说说我的一生”。这些掏心窝子的话，都是面对最爱的的人才会倾泻而出，拉拉岂能不明白？日瓦戈感叹：“整个俄罗斯的屋顶掀掉了，咱们和所有的老百姓都在露天之下了。没有人管咱们了。自由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活跃起来，新生了，所有的人都在变化，转变。可以说，每个人都遇到两种革命，一种是自身的，另一种是社会的”。日瓦戈的声音“忽然哆嗦起来，开始激动了”。拉拉停了一会儿熨斗，“郑重地、惊愕地看了看他”。日瓦戈开始“没头没脑地胡乱说起来”：

在万众欢腾之中，我常常遇到您神秘而忧郁的目光，那目光游移不定，好像是在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国度里。我多么希望我看到的不是这种目光，希望看到您脸上满意的表情，希望您满意自己的命运，丝毫无求于人。多么希望您的一位什么亲人，您的朋友或者丈夫（最好是一位军人），抓住我的手，要求我不要为您的命运担心，不必操心、过问您的事。那我就抽回我的手，再不问了……哦，我失言了！对不起，请原谅。

这深情的爱怜之言说得不能再明白了，完全“泄露了他的情感”。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表白，表白之后，日瓦戈“带着无法克制的尴尬心情站起身来，走到窗前。他背朝着房里，用手托着腮，胳膊肘撑在窗台上，用漫不经心的、视而不见的目光朝黑乎乎的花园里望着，希望镇静一下”。

表白之后，他是多么希望听到拉拉同等热情的回应，这是所有男人的愿望。但拉拉的反应却像夏天的雪花，清凉地落在日瓦戈的心里。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啊，我就是怕这种事儿呀！多么不好的误会呀！日瓦戈，不能这样呀……”她平静地让日瓦戈去喝杯茶，“等您再回来，还是要像我已经看惯了的、我希望看到的样子。”

她和颜悦色地拒绝了日瓦戈：“我知道，这是您做得到的。就请您这样吧。”

一个星期后，拉拉就走了。她难道不爱日瓦戈吗？并非如此，她“每天值班都要在早晨和傍晚查两次病房，同日瓦戈以及同其他病房的病人交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她对日瓦戈很有好感，“这人真怪，真好奇。人很年轻，却很不亲热。鼻子翘翘的，不能说很漂亮。不过，从好的方面来说，他很聪明，头脑灵活，挺招人喜欢”。

但她不能爱日瓦戈，她有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曾经爱过的丈夫。更重要的是，她有伤痕累累的过去，她不想打破现在的生活。

难道日瓦戈和拉拉就此分别永不相见了？绝不！历史将告诉他们，革命和战火已经推翻了所有的常理，爱情被遍地的硝烟和死亡重新定义，它如同美丽的悲剧，变成了人间不可抛弃的最后一片树叶。在爱之下，一切禁忌都不值一提。这乱世的至理，只有在他们第二次相见时才彻底明白。

为什么拉拉在日瓦戈眼中有这么大的魅力？

上一节讲到，日瓦戈在战地医院向拉拉表白了心意，但被拒绝，一个星期之后拉拉走了。不久，日瓦戈也离开了医院，回到了莫斯科。

在回家的路上，日瓦戈心潮澎湃，两种全然不同的心绪此起彼伏，“有时缠得紧紧的，有时抖落开”。“有一种心绪想的是冬妮娅、家庭和原来十分安定的生活，那种生活充满了诗意，是亲切的、纯洁的”。而第二种心绪是新鲜的，“这种新鲜东西是另外的、完全不同的！这不是在自己心目中已经习惯了的、从旧东西中产生的那种新东西，而是不由人意、不可遏止、像迅雷一样突然的、来自现实的新东西。战争、战争的血腥气、战争的恐怖、战争的惨无人道和野蛮，都是这样的新东西。战争的考验和战争教给人们的处世秘诀，是这样的新东西。经历了战争的偏僻城镇和人，是这样的新东西。还有革命，不是1905年大学生们所想象的那种革命，而是现在的、从战争中诞生的、流血的、在所不惜的、由有经验的革命家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士兵革命，也是这样的新东西”。战争与和平，革命与承继，两种生活给人截然不同的生命感，让人的感觉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争与革命中的美，需要更沧桑、更坚韧、更鲜艳的人性，这让日瓦戈愈发想念拉拉：“拉拉因为战争出来漂泊，过着动乱不宁的生活，毫无怨尤，很少说话，硬是不肯表露自己的痛苦，而且几乎以不表示怨尤为美，这也是新鲜的。”

为什么拉拉在日瓦戈眼中有这么大的魅力？那是因为她充满着生命的复杂和寻觅。

拉拉的妈妈基莎尔是法国后裔，但是已经俄国化了。她的丈夫是个比利时工程师，那时也去世了。法国和比利时都属于拉丁文化，热情奔放，对生活纤细敏感。南美的那些葡萄牙后裔、西班牙后裔，都是属于大的拉丁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与冷静严峻的日耳曼文化、理性规范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区别相当大。因为丈夫去世，35岁的基莎尔太太带着一儿一女，从乌拉尔地区来到莫斯科，“把儿子送进士官学校，把女儿送进女子中学”。为了不让自己的为数不多的积蓄坐吃山空，她买下了一个不大的成衣店。

而这一切都和那个害死日瓦戈父亲的科马罗夫斯基有关：“基莎尔太太这样做，是采纳了科马罗夫斯基律师的主意。科马罗夫斯基是丈夫的好友，是基莎尔太太信得过的人，也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他对俄罗斯商业界的情形了如指掌。她迁往莫斯科的事，也是在信中和他商量的。他在车站迎接他们，带他们穿过整个莫斯科城区，来到军械胡同，进了黑山公寓，住进为他们租的一套带家具的房间。”这个健壮的中年男人安顿好基莎尔一家人，“眼睛盯了拉拉一阵子，盯得拉拉脸都红了”。

基莎尔是个精神上的弱者，“胆子非常小，怕男人怕得要死。正因为怕和没有主见，她一会儿投进这个男人的怀抱，一会儿投进那个男人的怀抱”。科马罗夫斯基顺理成章地变成她的情人。这让中学生拉拉格外迷茫，在母女关系中，母亲往往就是女儿的文化模子，然而基莎尔对于拉拉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示范，女儿内心深处并不想跟随母亲的脚步，这就放大了拉拉的精神空白，她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这城市生存的苍茫。作为一个小店主的女儿，在一般意义上来说属于社会的中下层，普遍的愿望是过上更高一层的生活，况且拉拉挺漂亮，16岁的女孩儿，容颜动人，正处于女孩子好奇心丰盈的生命转折点，再向前一步，就成年了，成人社会的大门，即将打开。但是，在拉拉面前，横亘着科马罗夫斯基强壮的身影。他野心勃勃，纵横捭阖，屈伸自如，无论在什么社会浪潮中，都能审时度势，获取先机。他没有很强的专业性，却是无师自通的钻营高手，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目标明确，具备超强的社会生存力。他最大的强项是不受什么道德约束，更不受什么政治准则的规范，一切以我为准，实行彻底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这个男人特别善于应对复杂的社会变化，顺畅地对接着不同社会阶层的人。

这个通吃型的人浑身都是劲儿，肌肉发达的身板，散发着超群的男性荷尔蒙气息。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女性对于这样的男性，无论从生物性上还是社会性上，都有无形的崇拜感。拉拉明白，全家人的生活都依靠着科马罗夫斯基，她在心底里也有对他的依赖感。但这种依赖感来得太不是时候，拉拉16岁了，正处于成人化的门槛上，“拉拉学习很好，不是因为求知心切，而是为了得到奖学金，她必须成为好学生，要成为好学生，必须刻苦学习。她不光学习好，还很会做家务，常常在成衣店帮忙，替母亲跑腿。她沉静、潇洒，而且她的一切：那轻盈的举止、那身段、声音、那灰色的眼睛和金色的头发——都显得异常和谐”。除了人们看到的这些美好，她还有另外的感受，一个女孩向女人发育的身体脉动。在七月的暖风中，她“仰面躺着，两手放在脑后。……她从左肩膀头和右脚大指头，感觉出自己长大了，把被窝塞满了。肩膀和脚是这样，而其余的一切——她本身，她的心或者发育得十分匀称、急切渴求生活的身体——或多或少也是这样”。大自然赋予女性的规律，让她的每一个细胞都燃烧着莫名的渴求。

这时候的科马罗夫斯基变得异常危险，他如此之强的占有欲，随时可能打破拉拉的心理防备。机会果然来了，有一个舞会，科马罗夫斯基邀基莎尔一起去。但基莎尔身体不舒服，让拉拉代替自己去舞会。拉拉第一次来到这样的舞会，华尔兹的旋律，完全隔绝了她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拉拉整个身心都在旋转，她心想：“华尔兹真是一种疯狂的玩意儿！转呀，转呀，什么也不想。当音乐在演奏的时候，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就像小说中的生活那样。”兴奋中她愿意让科马罗夫斯基紧紧地楼抱着自己，“让别人对自己这样放肆，是出于夸耀心情，想要别人明白，自己已经是大姑娘了。她没想到科马罗夫斯基跳舞跳得这样好。他的双臂有多么灵活，搂她的腰搂得多么稳当！”就在这强烈的晕眩中，华丽的炙热氛围隔绝了所有的女性常识，她不由自主地失去了童贞。

回家的路上，“一路上她就像掉了魂似的走着，回到家里，她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家里人都睡了。她又陷入迷惘状态中。她怅然坐在母亲的梳妆台前……她成了法国小说中的那种女子，明天她还要去上学，同那些女孩子坐在一起，她们和她相比，都还是一些纯洁的小孩子呢。天啊，天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拉拉从这一天开始，走上了和其他女孩不一样的道路。

每个人在精神上都有三重性：真实的自我、感觉中的自我、理想中的自我。而此刻的拉拉，感觉中的自我是个罪人，她已经感受不到自己的美好，更不敢想象理想中的自我。她沉陷在难以自拔的精神泥潭，生活的方向一片混乱：“这真是中了邪魔呀！假如科马罗夫斯基闯进拉拉的生活，引起的只是她的厌恶的话，她会起来反抗、挣脱他的。但是事情却不这么简单。她感到得意的是，一个论年龄可以给她做父亲的头发斑白的美男子，一个常常在大会上受到鼓掌欢迎、报纸上常常报道的人，竟会为她花费金钱和时间，称她天使，带她上戏院或音乐厅，让她‘见世面’。因为她还是一个穿棕色长衣的未成年的中学生呀，只懂得天真烂漫地开开玩笑，淘淘气。科马罗夫斯基在马车里当着车夫的面或者在剧院包厢的众目睽睽之下大胆地勾引她，使她心醉，使她那沉睡的芳心不住地跳动。”然而“心醉”并不长久，“沮丧心情和害怕心情却牢牢扎下了根。她整天昏昏欲睡。因为夜晚睡不好觉，因为经常哭和经常头疼，因为功课负担重，因为身体疲劳，她整日里昏昏沉沉。科马罗夫斯基是她的灾星，她痛恨他”。可让她万般无奈的是，她的痛恨之中又饱含着依依不舍，因为她发现，在这近乎乱伦的男女关系中，科马罗夫斯基忽然变成了弱者：“不是她在科马罗夫斯基的手掌里，而是他在她的手掌里。拉拉看得出，科马罗夫斯基是怎样需要她。”归根到底，她恨他，也爱他，16岁的拉拉，心灵深处四分五裂，恓惶地站在人生的刀锋上。

不仅是拉拉，科马罗夫斯基也坠入彷徨。单纯无邪的拉拉像一面镜子，让这个在社会泥潭里摸爬滚打已久的男人忽然有了点儿原罪感。“他小声呼唤着，合上了眼睛，脑海中出现了她那枕在他的手臂上的头，那睡着了的头在睡梦中垂着眼睫毛，全不知道有人一连几个小时地看着她。她的一头秀发披散在枕头上，那种蓬松的美使他眼花缭乱，心荡神驰。……不能一味地这样缠绵相思、寻愁觅恨！科马罗夫斯基想，自己又不是小孩子，应该明白，如果由于他的迷恋，他的亡友的女儿，这个幼小的女孩子，成为他爱得发狂的对象的话，他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要悬崖勒马！要对得起自己，不能改变自己以往的一切，否则一切都要完了。”

科马罗夫斯基看上去十分强势，但在这个时候也变得特别软弱。世界上没有彻底的好人，也没有彻底的坏人，所谓善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一瞬间的意志：是善念压倒恶念，还是恶念压倒善念。恋爱中的拉拉和科马罗夫斯基既不大善，也不大恶，他们内心大起大伏，难以一刀两断。科马罗夫斯基第一次感觉到人生失控。“他多么不害臊地跪在她的脚下，哀求说：‘不能这样过下去。咱们这样混下去，不得了！你要朝下坡路滑下去。咱们还是告诉你妈妈吧。让我娶了你。’”而拉拉虽然知道他说的“都是空话”，但还是常常披着掩盖真容的面纱，去“那座可怕的饭店”和他幽会。“饭店的侍者和顾客们都用那样的目光盯着他们，好像要剥去他们的衣服。拉拉只有一个劲儿地问自己：难道相爱的人低人一等吗？”

真正使他们的疯狂关系猝然停止的，是拉拉的妈妈，她发现了科马罗夫斯基和拉拉的私情，绝望中吞下大量碘酒自杀。日瓦戈跟随格罗麦科教授前去急救，看到“一个半裸体的女人躺在床上，大声哭着，头耷拉在一只洗脸盆上面，头发一绺一绺地粘在一起，浑身湿漉漉的，又是水，又是泪，又是汗。”突然，在房间暗处的屏风后面走出来一个男子，“这是一个结实、魁梧、脸刮得光光的、神气十足的人。他高举着煤油灯走出来，走到一个姑娘在旁边睡觉的餐桌前，把煤油灯放进灯架里。灯光一照，姑娘醒了。她对那人笑了笑，就眯起眼睛，伸了个懒腰。这时姑娘和那个男子演起了哑剧，他们彼此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交换目光”。日瓦戈一眼就看出来这一对男女之间隐藏着不可人知的秘密，并且和基莎尔的自杀有关。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拉拉，正是1906年的初春。“他的心由于这种未曾体验过的心情，感到憋得难受。这就是他和米沙、冬妮娅常常议论并且莫名其妙地称之为‘下流’的东西，就是那种又可怕、又吸引人、不接触时在口头上很容易摆脱的东西。”五年之后的圣诞节之夜，他又一次看到了拉拉。这个长大了的姑娘早已不再和科马罗夫斯基来往，但在1911年圣诞节，她“做出了一个不幸的决定”：向科马罗夫斯基要一笔钱，还清债务。她为什么会欠债？因为她那不争气的哥哥把同学们的一大笔钱拿去赌博，都输光了。拉拉只好向自己当家庭教师的东家借了这笔钱，替哥哥还债。拉拉想从科马罗夫斯基那里要到钱之后，真正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她以为，“在过去种种事情之后，在她已经脱身好几年以后，他一定会像个男子汉大丈夫一样，不需任何解释，不附带任何肮脏的条件，无私地帮助她”。她来到科马罗夫斯基正在参加的圣诞舞会，出乎意料地看到他正和一个年轻的姑娘眉来眼去：“有一个拉拉不认识的姑娘从大厅里走进客厅里。科马罗夫斯基用拉拉非常熟悉的那种目光看了姑娘一眼。受到青睐的姑娘对科马罗夫斯基笑了笑，脸一红，顿时满脸放出光来。拉拉一看见这情景，差点儿叫起来。一阵受辱感使她的血往脸上直涌，她的额头和脖子都红了。她想：‘这是新的牺牲品。’拉拉好像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愤怒之中，她一枪打向科马罗夫斯基，却击中了坐在他旁边的副检察长。

眼前的情景，让日瓦戈万分震惊：“一看见她，他就惊呆了。就是她！而且又是在这样不平常的场合！又有这个头发斑白的男人。”日瓦戈并不感到恐怖，却从姑娘的眼神中看到了不寻常的愤恨，看到孤注一掷的决绝，看到“她是多么高傲呀”！这一枪，震动了日瓦戈，他把自己的深层感情和拉拉联系在一起。这共同的感情不是爱，而是恨，是两个人对科马罗夫斯基共同的恨。优雅的日瓦戈打不出来的这一枪，被拉拉毅然打响了，这情节若是放在《哈姆雷特》里，就如奥菲利亚替哈姆雷特打死那个篡位的叔父，报了杀父之仇。

日瓦戈这些复杂的心情，拉拉浑然不知。她直到来到野战医院之前，根本不认识日瓦戈。此时的她已经嫁给了相恋已久的安季波夫。这个工人家庭的青年，结婚之夜才知道妻子竟然有着那么复杂的过去，瞬间从“幸福的顶峰”坠入到“绝望的深渊”。新婚之夜俨如一场“交代大会”，“丈夫的猜疑和妻子的坦白招认不断地相互交替。他在问，拉拉每回答一次，他的心就往下一沉，就好像他在往深渊里坠，他受伤的心跟不上新发现的事实”。安季波夫是个追求完美的青年，从家庭到社会，他都抱着理想主义的期待。拉拉的累累创伤，令他心里对未来的那些期盼都像落叶般凋零。他和拉拉结婚后一起到了乌拉尔的小城尤梁津，去一所学校教书。安季波夫常常“坐在底朝天的木船上望星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决心离开她；难道他不明白，拉拉爱的不是他，拉拉爱的是她对他尽的一种高尚的义务、一种伟大的职责？这种热情的、值得称道的责任心，和真正的家庭生活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安季波夫心里的灰暗思绪若是直率地向拉拉说出来，倒也是一种夫妻交流的最好方式。但他只会默默地想，在自我对话中越走越远，“他望了望星星，好像是征求他们的意见。星星不停地闪烁着，有密集的，有稀疏的，有大的，有小的，有蓝的，有色彩不停变化的。忽然星光渐渐暗了，院子和房子、木船以及坐在木船上的安季波夫被一道奔驰而来的强烈亮光照亮了，就好像有一个人打着火把从田野上朝大门口跑来。原来是一列兵车喷吐着带火的黄烟，穿过交道口向西驰去”。兵车的奔驰让安季波夫笑了，“他站起身来，回去睡觉。他想找的答案找到了”——他要参军，去鄂木斯克军事学校学习，离开拉拉。

拉拉的第二个男人，就这样远去了。尽管没有离婚，而且还时常听闻他的消息，但这对夫妻再也没有团聚。安季波夫在红军中一步步高升，但他从来没有主动去看望妻子。拉拉曾长途跋涉地寻找他，但始终找不到。为了尽快见到丈夫，拉拉“以护士的身份登上医疗队的火车，经过利斯基城，向匈牙利边境的麦佐‐拉波尔奇进发，安季波夫的最后一封信就是从那个地方发出的”。到了那个地方，安季波夫还是杳无踪影。后来，拉拉学习了一些护理技术，从莫斯科来到前线医院当护士，她绝没有想到，在战地医院相遇的不是安季波夫，而是她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日瓦戈。见面的场面弥漫着血腥气：“有一个担架上躺着一个伤员，伤得特别可怕，惨不忍睹。有一块爆炸的炮弹壳的底片，把他的脸炸得粉碎，把舌头和牙齿炸成血肉模糊的一团，弹片从炸开的一边腮上进去，陷入颌骨当中，然而却没有把他炸死。这个已经没有人形的人用细得不像人声的声音短促地、断断续续地呻吟着，使听到的人都觉得，他是在恳求，恳求快点儿把他打死，免得让他这样活活地受罪。那个护士以为，那两个在担架旁边走的轻伤员是听了他的呻吟受不了，正准备徒手从他的腮里往外抠那块可怕的铁片。”日瓦戈一眼就认出来，那个护士就是拉拉。

两个人在生死线上的相逢，激发了日瓦戈前所未有的珍惜感。战场上的上一秒与下一秒也许就是死亡的分界线，在生死面前，瞬间获得了永恒的意义，爱情的价值再也不能用日常生活的道德来衡量了。日瓦戈身不由己地向拉拉表达了心意，但这纯净的表达不在正确的时间，拉拉还在寻找安季波夫，她还严格地遵循着女性的忠诚，坚守着婚姻的道德性。在这个时间点上，她不可能接受日瓦戈的爱，只有在一切坚守都化为碎片，毫无价值的时候，她才会悄然看到那一株随风摇曳的战地爱情是多么美好。

而这必然发生！

日瓦戈满心惆怅地回到莫斯科，当他“下了马车，走到大门口按门铃的时候，他的呼吸急促，心怦怦跳了起来。没有人来开门。他又按了一次。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他着急了，就一下接一下地按了起来，于是他看到旁边的小门打了开来，冬妮娅手扶着门站在那里。起初两个人都因为太突然，呆呆地愣住了，也没有听见彼此的叫声。但是因为在冬妮娅手里敞开的门有些像敞开的怀抱，这才提醒了他们，他们像发了疯似的互相扑过去拥抱起来”。但喜悦却像烟花，喷放之后，又归于沉寂。日瓦戈“在后来的几天里，他发现自己是那样的孤独。他不怪任何人。显然，他自己希望孤独，也就孤独起来”。莫斯科的政治形势越来越鲜红，在俄罗斯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公告到处可见，让日瓦戈感觉到“此时此刻的伟大和重要，他十分激动，一时回不过神来”。他喜欢这样的变化，“多么了不起的手术！巧妙的一刀，一下子就把多少年发臭的烂疮切除了！痛痛快快，干脆利索，一下子就把千百年来人们顶礼膜拜、奉若神明的不合理制度判了死刑”。日瓦戈终究还是个诗意的青年，他欢呼着改天换地的时代，并不知道革命也是一场深度地震，地面上的所有生存都将被打破，“日瓦戈一家穷困到了极点。一家人饿得奄奄一息”。无奈之下，日瓦戈一家只好远赴乌拉尔的尤梁津，那里的瓦雷金诺庄园，是冬妮娅的外婆家。

冬妮娅并不知道，那里也是拉拉的故乡，拉拉找不到自己的丈夫安季波夫，已经回到了尤梁津，日瓦戈和拉拉的重逢，就这样冥冥之中不可避免。这就是革命，一切皆有可能，无论悲喜，谁都无法预见。

男人有一种真爱，就是让最爱的人离开

日瓦戈和家人来到了尤梁津后，突然看到了拉拉。日瓦戈是在尤梁津的图书馆看到了她，“一眼便认出是拉拉”。她“穿着一件浅色方格短衫，腰间束了一条宽腰带，正全神贯注地在看书，像孩子一样微微往右偏着头，一动不动。她不时仰面沉思，或者眯起双眼凝视前方，然后又用手支着头，用铅笔在笔记簿上奋笔疾书……她的一切多么得体！她读书时的那副神情，好像读书不是人类的一种最高级活动，而是连动物也能办到的一种最简单的事，好像她是在挑水或是刮土豆皮”。日瓦戈并没有前去相认，而是从借书单上抄下拉拉的住址，悄悄地回到瓦雷金诺庄园。直到一年之后，他才去找她。

拉拉十分淡定：

“是什么风把您吹来的？来了已经一年多，竟抽不出空来？”

日瓦戈有些惊讶：“您听谁说的？”

“消息到处有，只看你听不听。再说我在阅览室里已经看见过您了。”

“那您为什么不叫我？”

“您不会非要叫我相信您没看到我吧。”

这对话感人至深，在有情人之间才会发生。若是寻常情意，哪会忍在心里一年多才相见呢？近乡情更怯，到了爱慕之人的身边，更是如履薄冰。这一对同命人，千回百折，总算走到了一起，但他们还是以“您”相称！

重逢的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很快日瓦戈就“留在拉拉家过夜”。拉拉不再期待她那见不到面的丈夫，她告诉日瓦戈，安季波夫率领红军攻打尤梁津时，“用大炮轰击我们。他明知我们在城里，但他从来没有打听过我们母女是否平安……他近在咫尺，竟不想办法来看看我们！这我实在想不通，无法理解。对我来说，这简直无法捉摸，这不是生活，而是古罗马时代的美德，当今最时髦的一种做法”。从这些看似只是女人的抱怨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冷酷。革命毁灭了人情，人们都脱离了轨道，都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日瓦戈和拉拉开始以“你”相称，犹如家人。在久盼的温暖中，他又“觉得自己是个罪犯”，因为这幸福包含着欺骗，向冬妮娅“隐瞒那些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能容许的事”。一想到这里，“他喉咙里的东西再也咽不下去，他放下调羹，推开盘子，强忍着满眶的泪水”。

日瓦戈的进退两难，被红军游击队轻易解决了：游击队把他抓走了，因为革命队伍太需要医生。革命时代的爱情遭遇，总是被强大的外力急转弯一般改变，谁也无法抗拒。等到一年多后日瓦戈想方设法回到尤梁津，才知道妻子一家已经被驱逐出境，去了法国，只留下一封信，信里这样说：

你可以个人提出离境的申请，那时我们又可以团聚在一起了。我写是这样写，但我自己也不相信我们会有这个福分。最不幸的是我爱你而你不爱我。我一直在为我这个想法寻找根据，想证明这样想是对的。我反复考虑，回顾我们的生活，检查我的所作所为，但我找不到起因，也想不起我做了什么事才招致如此的不幸。我总觉得你对我另眼相看，对我看不顺眼，就像从一面不平整的镜子里看我一样。但我是爱你的。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得出我何等爱你！我爱你身上所有的特点，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有些方面虽然平平常常，但它们不平常地结合在一起而使我感到珍贵；爱你那由于内心的美而显得端庄高雅的面容，虽然看起来它可能并不英俊；爱你的才情和智慧，它们填补了你所欠缺的坚强意志。这一切我都感到十分珍贵，在我心目中没有人超过你。不过请你听我告诉你：即使我不如此珍爱你，即使我不这样喜欢你，我仍然看不到我凄凉冷清这一痛心的事实，我仍然以为我爱你。只是因为我惧怕没有爱情是一种屈辱的致命的惩罚，才不知不觉地一再不肯承认我不爱你，无论是我、无论是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我的心不会告诉我，因为没有爱情几乎等于杀人，我不能使任何人受到这样的打击……当我们离开这决定我们命运的可怖的乌拉尔之前，我和拉拉有过短时间的接触。在我困难时，她一直跟我在一起。我分娩时，她帮了我很多忙，我对她十分感激。我应该坦率地说，她是个好人，但我也不愿说违心的话，她和我全然不同。我来到人世是要使生活过得单纯，寻找一条正确的出路，而她却是使生活复杂化，使人迷失方向。……我亲爱的，我心爱的，我的丈夫，我孩子们的爸爸，怎么竟落到了这个田地？我们此生再也不能相见了，我这些话的意思你能明白吗？明白吗？

冬妮娅的这封长信，在《日瓦戈医生》中极为重要，是打碎所有人心底的一声长叹。没有经历过恋爱的冬妮娅慨然懂得自己“不知不觉地一再不肯承认我不爱你”，这是多么痛苦啊！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孩子，并不等于能够情深意长地生活，爱情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啊！“此生再也不能相见了”，而人只有“此生”，谁也不能重来一遍。冬妮娅是那么完美，却也因为完美而无法理解拉拉的曲折人生，不能谅解她“使生活复杂化，使人迷失方向”。冬妮娅代表的是社会的常识，是和平年代的主旋律，是人类美好的期望，但不是日瓦戈和拉拉的命运。这两个“例外”之人被历史复杂化了，思维和情感都发生了巨变，如同日瓦戈对拉拉所说：“如果你无所抱怨、无所遗憾的话，我就不会爱你爱得如此之深了。我不爱那些没跌过跤、没失过足的不犯错误的人。他们的美是僵死的、没有价值的。他们不懂得人生的美。”

日瓦戈和拉拉开始生活在一起，他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科马罗夫斯基突然来到，他带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消息：安季波夫被当作革命队伍里的异类，已经被枪毙了。红色政权早就知道拉拉的身份，以前没有惊扰她，只是因为想让她当诱饵，诱捕逃亡的安季波夫。现在“诱饵”已经没有价值，拉拉很快就会被抓走。科马罗夫斯基刚刚被任命为远东地区边疆政府的部长，他可以将拉拉和日瓦戈带走，保障安全。他说得很明白：“关于你们的情况我了解到的比你们自己想到的要多得多。你们正处在悬崖边缘，这你们恐怕还蒙在鼓里。如果不及时采取对策，你们自由自在的日子以至活着的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了。现在存在着一种共产主义模式，很少有人能适应。但谁也没有像您尤利·安得列耶维奇这样明目张胆地去反对这种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刺激人家。您讥嘲这个世界，侮辱这个世界。如果没人知道倒也罢了，但莫斯科一些重要人物对您的心思了解得一清二楚。您是个男子，无拘无束。如果您任性胡来，拿生命当儿戏，那是您的神圣权利。不过拉拉跟您不同，她是个母亲，孩子的性命、今后的命运都在她手里。她可不能跑到九霄云外去胡思乱想。我劝了她一个早上，要她认真对待这里的局势，但她不愿意听。请您运用一下您的权威力量，对拉拉施加影响。她无权把卡秋莎的安全当作儿戏，也不应该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

科马罗夫斯基为什么要来搭救拉拉？这是个神秘的问题，这个在社会风浪中搏斗大半生的男人，也许到了反思和沉淀的阶段。他的一生恐怕也只谈过一场真正的恋爱，那就是和拉拉的不伦之恋。对拉拉他是动了真情的，在混乱的革命年代，他或许终于明白世上最珍贵的东西还是真挚的感情。他身上积累的油滑和心机太多，不可能立地成佛，但再污秽的人，一生中也会做几件善良的事，更何况还是为了当初的情人？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人性，太难解。

日瓦戈几经思虑，痛苦地决定动员拉拉带着女儿跟科马罗夫斯基走，自己留守在瓦雷金诺。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他向拉拉说出了心里的秘密：“你是藏在我心中的一个像禁果似的秘密天使；在和平的天空下，你曾出现在我生命的源头，而在这战乱的年代，又眼看着我生命的结束。记得那时你还在高年级读书，那天夜里我看到你穿着一身深咖啡色的校服在旅馆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和现在一样秀丽，令我惊叹。后来我常常想为你那时候射进我的内心、令我陶醉的光辉、那渐渐消失的光束与声音找个名称，因为从那时起，它们便在我的生命中流动，成为我认识世界万物的一把钥匙。这要感谢你。当你那穿着校服的身影从阴暗客房中走出来时，我虽然对你一无所知，但我痛苦地感到这个瘦削的女孩浑身像充满电流似的充满了世界上一切女性的美。只要走到她身边用手指一碰，迸出的火花便会照亮房间，我不是当场触电而死，便会终生带上渴慕与悲伤的电磁。我满眶泪水，整个身心都在闪亮、哭泣。我非常怜惜自己，但更怜惜你这个小姑娘。我非常惊异，心里在问：如果爱慕她，吸取她身上的电流是如此痛苦，那么，做女人，做电流，惹人爱慕，不是更要痛苦万倍吗？我到底都说出来了。这种心情可以令人发疯。我的心里一直是这样想的。”

这个选择了医生职业的日瓦戈，本性完全是个诗人，他在拉拉母亲自杀的那一夜看到的拉拉，如此神性地化痛苦为诗意，变成指引命运的天使，这才是他真实的诗人本色，是他天生地就的本心！这本心道德框不住，政治压不住，亲情拉不住，他就这样不顾一切地奔向了拉拉！

现在，为了深爱，为了解救，日瓦戈决然让拉拉带着孩子离开，而且是跟随着有杀父之仇的科马罗夫斯基。为爱放手，这是最高的境界。为了这份爱，他故意让拉拉和科马罗夫斯基先走，自己随后赶上来。其实，这是一句假话，就这样，残酷的分别时刻到来了，拉拉和孩子的雪橇渐渐远去：

日瓦戈站在门口，大衣斜披在他一个肩上。另一只手紧紧抓住台阶上一根细柱子上端，好像要把石柱子掐断似的。他的眼睛注视着前方。他看到山坡上有一小段路，两旁有几棵稀疏的桦树。这时落日的余晖正照在这片空地上。他们的雪橇随时会从浅谷里奔出来，来到这里。

“永别了，永别了，”日瓦戈一面等待着雪橇在空地上出现，一面默默地重复着，把他这来自内心深处的话向傍晚的寒风吐露，“永别了，我唯一的爱人，我永远失去了你！”

“出来了！出来了！”当雪橇从斜坡上像箭一般从下面飞出来，掠过一棵棵桦树时，他那苍白的嘴唇单调急促地说着。雪橇好像要叫他高兴高兴，渐渐慢下来，在最后一棵桦树旁停了下来。

啊，他的心跳起来了，几乎要跳出胸膛，腿也发软了，他只觉得浑身软绵绵的，就像正从他肩上滑落的大衣！

“上帝啊，你是要把她送还给我吗？出了什么事？那落日照耀的地方在干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停下不走了？唉，完啦，雪橇又走了，又飞奔起来了。她大概是停下来再看这房子一眼，也许她是要看看他动身了没有，现在是否在追赶他们。他们走了，他们走了……要是太阳不过早地落山，他们还会出现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他们的雪橇会在前天晚上出现狼群的峡谷那边的空地上出现。”

这一时刻终于来临而且很快就过去了。暗红色的落日还悬挂在白雪皑皑的地平线上，白雪贪婪地吮吸着落日洒下的菠萝色光辉。

瞧，雪橇出现了，随即飞快地驶过。

“永别了，拉拉，来世再见吧！永别了，我的美人，永别了，我永恒的无尽的欢乐。”雪橇消失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此生永远、永远也见不到你了。”

从此，日瓦戈孤身一人，在冰天雪地里写下一首首晶莹的诗。他后来历经磨难回到了莫斯科，艰辛地生存着。一天，他正在公交汽车上，“忽然觉得胸口一阵剧痛，这在以前还没有过，他意识到身体里什么东西破裂了，这一下要了他的命，一切都无法挽救了。……他开始从车后门的人群中往外挤，又惹起一阵谩骂声，人们踢他，朝他恶狠狠地喊叫。他也顾不了这许多，挤出了人群，踩着踏脚板下了电车，走了一步、两步、三步，咕咚一声摔倒在路上，再也没起来”。

拉拉这一天很偶然地来到莫斯科，她被神秘的命运领引，来到了日瓦戈的遗体边。回忆起和日瓦戈在一起的日子，“日瓦戈那种自由坦荡的精神又充满了她全身。她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冲动。她多么想借助这种冲动冲出这痛苦的深渊，到外面去，到新鲜空气中去重温往日自由的欢乐，哪怕是重温一会儿也好。她仿佛觉得同他告别，尽情地俯在他身上痛哭，就是这样一种欢乐。”难舍之中，“她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头、自己的胸膛、自己的心灵以及像心灵一样宽大的双臂紧紧抱住棺材、鲜花和他的遗体”。

葬礼之后，拉拉开始整理日瓦戈的诗歌。直到有一天，“她离开住的地方，便没再回来。看来是在街上被捕了。她也许死了，也许被送到北方数不清的普通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里，被编成代号列入名册。后来名册丢失了，她也被遗忘了”。

这是一个悲欣交集的故事，美好的生活总是那么短暂。时代的粗粝，让那么多善良美丽的生命过早地流逝，唯有爱的诗篇，漂留到后世的记忆，犹如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行：

春天又在太阳穴的血管中突突跳动，

大地上的积雪融出了空洞，

冷清的夜晚，不见一只飞鸟，

只有雨珠悄然飘落，它来自高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