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真爱之前，生活都是一场场游戏
本章我们来讲一讲米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米兰·昆德拉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一位捷克作家，为什么会熟悉他？首先是因为在中国启蒙主义理想主义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他的两部小说被翻译到中国，一部是中篇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另外一部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由湖南作家韩少功翻译，当时的书名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来他的其他作品也陆续翻译到中国，比如著名的《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不朽》……“生活在别处”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两个书名成为当时中国文艺青年的流行用语，融入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理想主义一代的精神生活。可以说，米兰·昆德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而他的这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是对中国文艺青年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
要理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先要了解一下捷克这个国家。从历史上看，大约1500年前，一批斯拉夫人移居到今天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一带。800多年前这个地区被称为波西米亚王国。讲到“波西米亚”这个词，我们就很熟悉了。它来源于古代波西米亚王国的游牧民族，尤其是吉普赛人。这些人的穿着鲜艳，服装面料特别厚实，装饰着流苏、珠串，生活流动不定，给人一种自由浪漫豪放不羁的印象。我们今天对那些有点儿叛逆、独立的文艺青年，往往给他们贴上“波西米亚”的标签。这其实有一点儿反讽，古时候的波西米亚人很穷，他们居无定所，具有流浪者的洒脱。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波西米亚”，实际上是中产阶级文化中的一个亚种，要想过今天的波西米亚生活，还需要有点钱，不然连“波西米亚”青年常穿的那件皮衣也买不起。
大约400年前，波西米亚被崛起于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征服，并入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又被纳入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匈帝国瓦解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合并成立了一个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捷克斯洛伐克被纳入到苏联领头的社会主义阵营。直到1992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家了，捷克变成了一个和中国江苏省差不多大的小国。它西面是德国，北面是波兰，南面是奥地利，东面就是分出去的斯洛伐克。从这段历史来看，捷克是一个小国，四周大国掀起的每一场风暴，都会淹没它。120多年前，它被奥匈帝国统治，1939年被德国占领，1945年后又被苏联笼罩，1993年以后才算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国家。这样的曲折历史，使捷克人对民族生存有一种复杂的感觉，如同出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现代作家卡夫卡所说：“每个人都是沉默的，孤独的。对世界和自己的评价不能正确地交错吻合。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里。我们就像被遗弃的孩子，迷失在森林。当你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时，你知道我心里的悲伤吗？你知道你自己心里的悲伤吗？”
米兰·昆德拉出生于1929年，正是捷克斯洛伐克相对和平的历史阶段。他从小学钢琴，哪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纷飞的时候，也没有中断。“二战”结束之后，他又迷上了雕塑和绘画，后来上大学，学的是哲学和电影。他的专业背景，使他的文学创作带有很强的音乐感和反思性，经常会跳出具体的描写，直接以音乐般的节奏，流入抽象的哲学化思考。1958年，29岁的他开始写小说，196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玩笑》引起了极大轰动，在捷克斯洛伐克卖了几十万册。这本书之所以这样受欢迎，是因为他写出了人生的荒诞，也写出了人生的真诚。《玩笑》里面的主人公叫路德维克，是一个年轻的学生。他喜欢一个叫马凯塔的女孩子。为了表现自己很有个性，路德维克经常喜欢在马凯塔面前说一些反潮流的话。这个时期正好是1948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正在进行冷战，马凯塔去参加政治学习，她给路德维克写信，写得特别乐观，说资本主义国家很快就要爆发革命了。路德维克故意给她泼冷水，回信说“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积极精神是冒傻气”。没想到马凯塔把路德维克的信交给了上级，这可把路德维克害惨了，他被大家异口同声地批判，尤其是他那个所谓好朋友泽马内克，把他平时的“黑话”都揭发出来。最后，路德维克被送到矿山去劳动改造，干苦力。生活本来充满意义，这一下子全完了。路德维克苦熬多年，好不容易离开了做苦役的地方，他想报复泽马内克，就去勾引他的妻子，没想到居然还勾引成功了。成功之后他才发觉，泽马内克早就想把妻子抛弃掉，他巧妙地利用路德维克，曲线实现了自己的计谋。路德维克觉得生活跟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一切都是那么荒诞。《玩笑》这部小说既有现实的批判性，也有对人性的洞察，更加重要的是，这部小说把世界的本质归纳到一种荒谬性的逻辑中，奠定了米兰·昆德拉文学写作的基本气质。
如果历史是一条直线，那么米兰·昆德拉的文学生涯可能就会沿着这种幽默荒诞而又冷峻的风格写下去。然而人类社会永远是不平静的，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改变。1968年，对于捷克的历史，甚至对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这一年的春天，捷克的领导人杜布切克宣布实行新的社会改革，史称“布拉格之春”。这次改革引起了苏联的极大警觉，经过几个月的纵横捭阖，苏联当政者决定出动军队镇压。8月20号晚上，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机场收到一条苏联客机的求助信号，说出现了故障，需要紧急迫降。飞机降落之后，冲出来几十名特战队员，占领了机场，随后大批的苏联军用飞机落下来，冲进捷克的还有20万苏联阵营的军队、5000辆坦克。捷克的改革就这样被强行终止了，整个国家的文化风向瞬间倒转，米兰·昆德拉的这本《玩笑》被宣布为“禁书”。不仅如此，他在电影学院的教师职务也被开除，生存顿时困难起来。好不容易熬了7年，捷克政府终于同意米兰昆德拉一家人移居法国。一开始他在法国西南部布列塔尼地区的雷恩大学当老师，三年之后搬到巴黎，并且加入了法国籍。1984年他发表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巨大轰动。1995年捷克政府授予米兰昆德拉国家最高奖功勋奖。2019年11月捷克正式恢复了米兰·昆德拉捷克公民身份。
不过与政府给的奖项荣誉相比，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自己的文学生命更为重要。2017年3月，米兰·昆德拉的主要作品被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收入“七星文库”正式出版。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荣誉，历史上有200来位作家被收入七星文库，在世时被收入的作家只有12位，而目前还在世的只有米兰·昆德拉一位。七星文库收入的都是最经典的文学作品，这显示了米兰·昆德拉在世界文学中的重要性。从这里我们更能体会这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分量，如果没有这本长篇小说，米兰·昆德拉的文学成就会逊色很多。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叫托马斯，是一个医术精湛的脑神经外科医生。他“是一个十足的单身汉胚子”，前前后后共有200多个情人。“他要尽力为自已创造一种没有任何女人提着箱子走进来的生活，那就是他的房里只有一张床的原因。”他从不留情人过夜，他告诉情人们：“只要有外人在身边他就不能入睡，半夜之后都得用车把她们送回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内心中有着对女性的深深恐惧。“他和妻子共同生活不到两年，生了一个孩子。离婚时法官把孩子判给了母亲，并让托马斯交出三分之一的薪水作为抚养费，同意他隔一周看望一次孩子。而每次托马斯去看孩子，孩子的母亲总是以种种借口把他拒之门外。他很快明白了，为了儿子的爱，他得贿赂孩子的母亲，多送点昂贵的礼物，事情才可通融。托马斯知道自己的思想与那婆娘格格不入，试图对孩子施加影响也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这当然使他泄气。又一个星期天，孩子的母亲再次取消他对孩子的看望，托马斯一时冲动就决定以后再也不去了。”这样一来，“没人同情他，父母都恶狠狠地谴责他：如果托马斯对自己的儿子不感兴趣，他们也再不会对托马斯感兴趣。他们极力表现自己与媳妇的友好关系，吹嘘自己的模范姿态与正义感”。这一段经历给托马斯“留下的唯一东西便是对女人的恐惧。托马斯渴望女人而又害怕女人。他需要在渴望与害怕之间找到一种调和，便发明出一种所谓‘性友谊’。他告诉情人们：唯一能使双方快乐的关系与多愁善感无缘，双方都不要对对方的生活和自由有什么要求”。为了确保“性友谊”不发展成为带“侵略性的爱”，他与老情人们见面很讲究“轮换周期”，做到“无懈可击”。
托马斯的这种生活态度，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竭力想在获得性快乐的时候又不陷入深情，保持轻松的游戏感。从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史来看，这也是一种很有历史根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2300多年前，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提出，道德的善必须是快乐的，“如果抽掉了嗜好的快乐，抽掉了爱情的快乐以及听觉与视觉的快乐，我就不知道我还怎么能够想象善”。但伊壁鸠鲁不是一个穷奢极欲的享受者，他反而提倡生活要简朴，要去除那些生活的复杂，在单纯的心灵生活中感受幸福。这里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的生活需要一种极简化的能力，要用心灵的力量去调控好自己的生存，去除那些一团乱麻的东西。托马斯实际上也想“极简”，这个婚姻的失败者，他不想再和任何一个女性走得太近，始于友谊，止于友谊，避免失控。所以他制定了一个“三三原则”：“如果你一下子与某位女人连续三次幽会，那以后就肯定告吹。要是你打算与某位女人的关系地久天长，那么你们的幽会，每次至少得相隔三周。”
然而，托马斯调控自如的“性友谊”突然失灵了，因为他遇上了特丽莎：“七年前，特丽莎家乡的医院碰巧发现一例复杂综合性神经病。他们请了托马斯所在的布拉格医院的主治大夫去会诊，可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经痛，行动不便，于是派托马斯去代替他。”这个小镇有好几个旅馆，托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丽莎工作的旅馆里，又碰巧在走之前有足够的时间闲待在旅馆餐厅里。特丽莎碰巧当班，又碰巧为托马斯服务。正是这六个“碰巧”把托马斯神差鬼使地推向了特丽莎。
这六个“碰巧”看上去是偶然中的偶然，但实际上又有必然性。那一天特丽莎“在餐馆的醉鬼们中曲折穿行”，她忽然看到了一个男人与众不同：“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打开了的书，这个店子从未有人把书打开放在桌上。”而特丽莎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男人呢？因为她自己也爱读书，“她只有一件武器来与这个包围着她的恶浊世界相对抗：那就是从市图书馆借来的书，首先又是小说。她读了大量小说，从菲尔丁到托马斯·曼。”书对于特丽莎来说，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书使她获得独特性：“她喜欢腋下夹一本书在街上走。这与100年前花花公子们的华美手杖一样有意义，使她与其他人区别开来。”托马斯的那本打开的书，吸引着特丽莎的视线并转向了这个男人，偶然性转化成一种机遇，男女之间的视觉蓦然有了“看见”的发现感。
托马斯也看见了她，微笑着说：“请来一杯白兰地。”他开口的时候，实际上很轻佻，像一个玩笑。但那一刻，餐馆里的收音机放起了音乐，是贝多芬的音乐，托马斯和特丽莎的命运交响曲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当她端着白兰地绕出柜台时，她努力想弄懂这个机遇的启示：她应召给一位吸引着她的陌生男人送白兰地的时刻，偏偏就是她听到贝多芬之瞬间，这是多么巧！”巧合随后源源不断：托马斯告诉她，自己住的是六号房间，特丽莎突然想起父母离婚前住在布拉格的房子也是六号。特丽莎回答托马斯：“你住在六号房，而我六点钟下班。”
这个暗示被托马斯领会了，他说：“行，我的火车七点开。”
特丽莎下班时，一出旅馆大门就看到了托马斯，他“坐在一张黄色的长凳上，能清楚地看到旅馆大门。那个长凳，正是她以前读书时常坐的那张凳子！于是她知道，那陌生人便是她的命运”。
在西方小说中，邂逅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场景，男女之间的邂逅能不能转化成一种爱情。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逻辑是不一样的。东方爱情故事往往比较含蓄，从相识到表白是一场长途跋涉，试探和揣测徘徊反复，生命力大半消耗在等待对方的确定上，男女间的很多情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断了线。中国现代作家施蛰存写过一篇小说《梅雨之夕》，讲的是一个男子从公司下班，在濛濛梅雨中步行回家。雨中看到一个没有带伞的美丽少女，鼓起勇气邀她同打一把伞回家。一路上这个男人心潮涌动，想起初恋的女友，想起老婆阴郁的目光，满脑子烟花般的想象。走到道别处，他忽然感觉这个少女一点儿也不像自己的初恋，心里悄悄松快了。想法多行动少，无奈中给自己一个解脱的理由——这是很多男性的心理状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一样，这部小说非常强调爱情的一个原理：“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既然生命如此短暂，人生应该做什么样的决断呢？托马斯意识到，人生只能做那些“非如此不可”的事情，而不是其他的细枝末节。在爱情中，更是如此。“非如此不可”的事情，都是超出自己的理性，走出了自己意志的控制，不得不发生的必然之事。
托马斯与特丽莎，两个人都沦陷到这种“非如此不可”中。他们在旅店外面坐了一个小时，就分开了。一个星期以后，特丽莎忍不住一个人奔到了布拉格，找到了托马斯。开门的那一瞬间，“托马斯把她揽在怀里，还不到一分钟，他们便做起爱来”。托马斯自己也很吃惊，这完全不是原来的自己，“他慢慢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却很不习惯。对他来说，特丽莎就像个孩子，被人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顺水漂来，而托马斯在床榻之岸顺手捞起了她”。
草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这是多么神幻的感觉。米兰·昆德拉用这样的联想，为爱情画上神圣的光环。这个比喻来自《圣经》：埃及法老为了征服以色列人，命令接生婆将生下的男孩全部丢到水里去淹死。有一对夫妻生下了第三个孩子，这是个特别壮实的小男孩。接生婆没有把他扔到水里，而让这对夫妻把孩子藏起来养大。但这个孩子的哭声特别响亮，满大街都能听到。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这对夫妻想到，法老的女儿特别善良，她会不会收留自己的儿子呢？于是他们就找了一个蒲草编的筐，把小孩子放进去，让他顺河漂流，漂到王宫附近。法老的女儿真的看到了草筐，她特别可怜这个孩子，于是就把他收留下来，还给他找了个奶妈，这个奶妈正好就是他的亲妈。法老的女儿给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摩西，摩西长大后明白了自己的出身，后来带领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路。在《圣经》中，摩西率领下的“出埃及记”，象征着以色列人的新生。而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托马斯感觉特丽莎让自己突破了一切定义，像顺水漂来的孩子一样，突如其来敲响了自己新命运的钟声。这命运是自己人生神秘的唯一性，是无法回避的必然。“她既非情人，亦非妻子，她是一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顺水漂来他的床榻之岸。托马斯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能死在她之后，得躺在她身边，与她一同赴死。那不是因为爱情，又是因为什么呢？托马斯的无意识是如此懦弱，一个小小的玩笑就使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毫无机缘的可怜的乡间女招待，竟然作为他的最佳伴侣，进入了生活。”
托马斯失控了，他的“三三原则”、他的“性友谊”、他的“轮换周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不明白，无法回答和特丽莎的一切“究竟是出于疯狂，还是爱”。他恍然大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把它与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让它完美之后再来度过。因此“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临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像演员进入第一次排练。如果生活的第一次排练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所有的疑问都归结到一个落点：“生活总像一张草图”，而且是一张“没有什么目的的草图，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幅图画”。
米兰·昆德拉就这样把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提炼出来：生活可以非常轻，像托马斯与200多个女人的“性友谊”，他周旋自如，滑动在快乐的表层上；生活也可以非常重，像托马斯遇上特丽莎，一切都预想不到，未来也朦胧不清，全部都交付给无所依托的生命草图。多少人都在追求生活的确定性，为了确定，给爱情约定了种种条件。太多的婚姻嫁给了条件、迎娶了条件，而没有不顾一切的必然。敢不敢捞起草筐中漂来的孩子？托马斯没有办法，爱情总是行动快于思虑。当他还在沉思“与特丽莎结合或独居，哪个更好呢”，忽然接到电话，“话筒里传来特丽莎的声音。电话是从车站打来的。他格外高兴。……第二天夜里，特丽莎来了，肩上挂着个提包，看起来比以前更加优雅，腋下还夹了本厚厚的《安娜·卡列尼娜》。她看来情绪不错，甚至有点兴高采烈；努力想使托马斯相信她只是碰巧路过这，她来布拉格有点事”。就在这一瞬间，托马斯决定和她共同生活。“两个星期以来他总是犹豫；甚至未能说服自已去寄一张向特丽莎问好的明信片，而现在怎么会突然作出这个决定？他自己也暗暗吃惊。托马斯在向自己的原则挑战。”
真实的爱情，是生命的自我发现，这时整个世界都变了一种温度。米兰·昆德拉在这本书里写到，男人差不多都属于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抒情性的”，在所有女人身上寻求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存在于他们一如既往的主观梦想之中”。这种男人本质上是在女人身上寻求他们自己，寻求他们的理想。但理想的女性是如此之少，于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失望，情感曲折多变，而且还给自我抹上了一层浪漫的美色，让“多情善感的女人”感动，于是被他们的放纵追逐。
第二种是“叙事性的”，狂热地想占有女性世界无穷的姿色，多多益善。他们“对女人不带任何主观的理想”，对一切女人都感兴趣，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失望。他们像珍宝收藏家那样对待女性，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为了避免朋友们的难为情，他们从不与情妇在公众场合露面”。
托马斯属于哪一种呢？米兰·昆德拉将他定义为“叙事性的”，而且是“风流老手”，是生活得很“轻”的游戏者。这样的男人，在没有遇到真正的爱情时，生活充满了娱乐感。“做爱之后，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愿望，想要一个人独处。他厌恶半夜在一个陌生的身体旁醒来，讨厌早上与一个外来人共同起床，不愿意别人偷听他在浴室里刷牙，也不愿意为了一顿早餐而任人摆布。”他在心里为自己构筑了一道高墙，任何女人都不得进入，他只能用自己的身体与女性对话，而灵魂却要保持孤独。只有遇上特丽莎之后，他的心理高墙不由自主地坍塌了，他发现了“他与其他女人的冒险活动完全不存在的那一点，那是推动他一次次征服之外的某种东西”。
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一般的小说并不深入探讨这一点，有情人走到一起就行了。但米兰·昆德拉不同，他在这本小说中不停地向深处挖掘，他要写出，爱上一个人是多么沉重，又是多么幸福的事。托马斯爱上了特丽莎，但托马斯并不了解她，“她睡在他床上时，他跪在她身边，意识到是什么人把她放在草筐里顺水漂来”。这个古老的比喻并不仅仅是美好，也是充满风险的，如米兰·昆德拉书中写道：“比喻是危险的。爱情始于一个比喻，这就是说，当一个女人往我们的诗情记忆里送入第一个词，这一刻便开始了爱情。”
他们两个人从这个比喻开始的爱情，会遇到什么风风雨雨呢？
强权的利刃，如何更换万物的头部？
下面我们继续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托马斯不由自主地爱上了特丽莎，两个人睡醒之后，他发现特丽莎紧紧握着他的手。他十分吃惊，却又有“隐隐透出来的莫名快意”。这个向来畏惧和女性一起过夜的男子，有了一种崭新的感觉：“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关的感情，岂止不同，简直对立。爱情不会使人产生性交的欲望（即对无数女人的激望），却会引起同眠共寝的欲求（只限于对一个女人的欲求）。”这是多么温馨的体会，同眠共寝的暖情，远远大于性欲，身体和爱情虽然互不排斥，却也有了质的区别。这和托马斯以前的那些“性友谊”，完全是两个方向。这很神奇，是爱情中才有的拥抱感。
特丽莎也十分兴奋，“他们俩都盼着一起睡觉”，渴望做爱之后紧紧相拥的愉悦。她睡得很香，“只要在他的怀抱里，无论有多激动，她都睡得着”。这对特丽莎来说，是出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光。特丽莎的妈妈非常漂亮，未出嫁时有一大群追求者，其中九个求婚者曾围着她跪成一圈，“她站在中间像个公主，不知挑选谁好：第一个最英俊，第二个最聪明，第三个最富裕，第四个最健壮，第五个门第显赫，第六个背诗如流，第七个见多识广，第八个精于小提琴，而第九个极富有男子气。他们都用同一种姿势跪着，膝盖上的功夫相差无几”。女性在爱情选择时往往被不规不矩的男人带向悲剧，特丽莎的妈妈竟然选择了第九个男人，只是因为“与他性交时尽管她一再叮嘱‘小心’‘多多小心’，他却故意为所欲为，使她怀了孕，找不到人打胎而不得不嫁给他”。特丽莎出世时，妈妈默默无语，“牵挂着自已的另外八个求婚者，想起来他们都比第九个好”。不幸的婚姻常常有一种不幸的解脱方式，特丽莎的妈妈遇到了一个离过两次婚的骗子，抛下了丈夫与特丽莎，跟这个神经质的男人私奔了。那个“最有男子气的人”备受打击，到处胡言乱语，触犯政治禁忌，被警方抓起来，死在监狱里。特丽莎与母亲随着骗子继父来到—个小镇住下来，随后几年，“母亲又生了三个孩子，当她重新照镜子时，发现自己又老又丑”。而继父“却跟一个又一个女人胡来”，伤心的母亲永远都在妒忌，却又无力反抗。因为母亲的痛苦，特丽莎从小就沉浸在赎罪的沉郁中。她觉得自己是“母亲命运最主要的罪源”，是“那最有男子气的男人的精子和那最漂亮的女人的卵子的荒谬结合”。母亲无休止地提醒她，“母亲就意味着牺牲一切”，在特丽莎听起来，这意味着自己作为一个女儿，是“无法赎补的罪过”。为此，“她愿做一切事以讨得母亲的欢心，特丽莎交出自己的全部工资，做家务，照顾弟妹，用整个星期天打扫房屋和洗东西”。她天资聪颖，很喜欢读书，却在15岁时，被母亲领出了学校，当了女招待。她只好见缝插针地读书，“无论什么时候洗衣服，盆边总搁着一本书。她去翻书页，洗衣水滴在书上”。
托马斯并不了解特丽莎的这些过去，更体察不到“她的灵魂——那悲伤、怯懦、自我封闭的心灵——隐藏在身体内的底层，羞于显露自己”。特丽莎的精神中积累着底层社会生活中的典型创伤：物质贫穷，精神破碎，意外频出。特丽莎的心理阴影更加深重：“每次特丽莎洗澡，继父都往浴室里钻。”母亲不关窗帘，“在灯下光着身子走，特丽莎很快跑过去把窗帘拉上，唯恐街那边的行人看见她母亲。但她听到母亲在自己身后爆发出大笑”。为了走出原生家庭，特丽莎“期待着找到一个与别人不同的躯体，期待自己脸上显示出从最底层释放出来的水手一样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那一天她在餐馆里初见托马斯，听到托马斯叫她，刹那间感到“那声叫唤的意义太大了，因为这位呼唤者既不知道她母亲，也不知道那帮醉鬼，对他们日复一日单调的猥亵脏话也一无所知，他的上流身份使他超凡出众。”
这是特丽莎的心理，托马斯能看到特丽莎的这一面吗？丝毫没有。男女初遇，总是看到最美好的外层，一切都明亮。但其实，每个人都像月亮，都有寒冷的另一面，当它转动过来，就会蓦然给人惊心的沉重感。寻常的人间交往，每个人都不会展示自己的这一面，但进入爱情，就再也无法掩盖。爱情本身就是赤裸的，它剥去了日常的装饰，将洪荒时代徐徐打开，将每个人最原始的本相展露无遗。这正是特丽莎面对托马斯的冲动，她“感到灵魂从血管里和毛孔里冲出体外，向他展示开来”。
与托马斯生活在一起后，特丽莎更加敏感而紧张，“她对生活的全部渴望都系在一根绳子上：托马斯的声音，因为正是这个声音曾经把她那怯懦的灵魂从她体内深处召唤了出来”。这孤悬一线的精神依赖使她陷入焦虑，她总是做噩梦，梦见自己“赤身裸体与一大群裸身女人绕着游泳池行走，悬挂在圆形屋顶上篮子里的托马斯，冲着她们吼叫，要她们唱歌、下跪。只要一个人跪得不好，他便朝她开枪”。米兰·昆德拉写到这里，开始走出叙事，转动到精神分析的视角，追溯特丽莎潜意识中的自我：那些女人是在为她们的整齐划一而兴高采烈，被托马斯枪杀使她们的欢乐又更上一层楼，狂欢庆贺“在死亡中实现她们更绝对的同一”。而特丽莎为什么在噩梦中痛苦？因为她“不能告诉托马斯，自己来到他这里，是为了逃离母亲的世界，那个所有躯体毫无差别的世界。她来到他这里，是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躯体”。但托马斯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把特丽莎与其他女人等量齐观：吻她们是一个样，抚摸她们也是一个样，对待特丽莎以及其他女人的身体绝对无所区分。托马斯把特丽莎又送回到她企图逃离的世界，送回那些女人中间，与她们赤身裸体地走在一起”。
但我们也不该责备托马斯，托马斯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懂得特丽莎呢？一切都需要某种伟大的力量来打开，让他们彼此看到灵魂深处的同一性。他们两个人的阶层差异太大了，互相观望的视角只能看到有限的局部。只有被时代冲压到一个水平线上，他们才会看到真正的彼此。中唐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故事：禅门居士庞蕴父女四处游历，路过一座拱桥时，庞蕴跌了一跤，扑倒在地。女儿灵照见状，立刻伏倒在父亲身旁。庞蕴问女儿：“你这是干什么？”灵照说：“见爸爸跌倒，我来扶你！”庞蕴听了，会心一笑：把人搀起来是一种扶，而主动倒下，与跌倒的人处于一个层面上，这更是一种扶啊！后一种“扶”取消了倒地与站立的区别，是高度精神化的心灵相契，让人更加欣喜。
这个故事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形成鲜明对照，米兰·昆德拉写到一个情节：与托马斯共同生活的特丽莎“走路开始步履不稳了，几乎每天都摔跤，或者碰到什么东西，至少也得给什么东西绊一下。一种无法克制的要倒下去的欲念支配着她。她生活在不断晕眩的状态之中。常常摔倒的她总是说：‘扶我起来吧。’托马斯不断耐心地把她扶起来”。但此时托马斯“扶”的只是特丽莎的身体，真正让托马斯认识到特丽莎内心世界的，还是轰然到来的社会灾变。这场灾变正在悄悄酝酿，脚步声让人难以察觉，人们还在原有的轨道中努力生活。
在托马斯的帮助下，特丽莎得到了一份摄影的工作，她对拍照产生了好奇，于是，“托马斯的朋友萨宾娜借给她三、四本著名摄影家的专著，又邀她去一个咖啡馆，给她解释书上的照片，使她对每幅作品都增添了不少兴趣。她静静地凝神倾听，那模样，教授们从他们学生的脸上是不常看到的。多亏萨宾娜，她渐渐明白了照片与绘画之间的关系。她还常常让托马斯带她参观布拉格举办的每一个展览。不久，她的摄影作品便刊登在她所服务的那份图片周刊上，最后，她离开暗室并进了专业摄影师的行列”。
特丽莎的神速进展，似乎是一个奇迹，她的创造力从何而来？米兰·昆德拉在这里展现了他的独特观察：底层人民往往蕴藏着极大的文化创造力，人和人的差异并不在于阶层地位的高低，而在于有没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书中感叹，特丽莎这样一个“被迫终日给人上酒、给弟妹洗衣的少女，不被允许去追求‘上进’的人势必积存着极大的生命潜在力。这种力量是那些一读书就昏昏欲睡的大学生们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特丽莎读的书比他们丰富，也从生活中学到了许多，只是她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大学生与特丽莎这样的自学者的差别与其说在于知识面，还不如说在于他们的生命力以及自信心”。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子早就说过，“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秦末的农民陈胜更是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之所以能够相遇特丽莎，最基本的契合点是他没有贵族化，尽管托马斯身处社会精英阶层，但却有一双平视一切生灵的眼睛。倘若他高高在上，信奉“一流的专业，上流的生活”，那他永远不可能与特丽莎走到一起。人类生活中多少人迈不过这道坎，让爱情变成“门当户对”的狭窄通道。阶层平衡的爱情适合风平浪静的时代，纸做的小船也能随风远航。然而历史的飓风一旦到来，爱情之船的龙骨立刻受到考验。当原有的社会架构倾斜坍塌的时候，多少“爱情”瞬间消失，而托马斯和特丽莎却在大浪淘沙中展现出熠熠闪光的本色。
飓风很快到来，迅猛狂暴，横扫了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年的2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奇迹般地战胜苏联队，获得冬季奥运会的冠军。无数年轻人冲上街头，狂欢庆祝。人们开始公开谈论社会改革，街头到处飘散着摇滚乐、爵士乐的气息。剧院开始上演《谁在害怕弗朗茨·卡夫卡》，将以往官方批判的“资产阶级文学”堂而皇之地搬上了舞台。布拉格向来是个十分西化的中欧城市，与苏联那种肃穆的东正教文化氛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在悄悄出现的宽松政治气氛中，布拉格的自由之风日甚一日地蔓延，引起苏联当政者的强烈不满，一个规模庞大的进攻计划正在逐步成形。8月20日，靴子终于落地，苏联坦克轰隆隆地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伞兵幽灵般降落在首都中心，毫不费力地抓走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杜布切克。杜布切克被带走时告诉办公室主任，一定不能让苏联人得到自己的公文包，因为里面有不想让苏联人看到的文件。等他一周后回到办公室，发现公文包空无一物，这时他才明白，这个办公室主任原来是苏联的间谍。
就在这时，特丽莎开始爆发出真正的生命能量，她和其他热血澎湃的捷克摄影家和摄影记者都认识到：“要为久远的未来保存暴力的嘴脸，只有他们是最好的完成这一工作的人了。”特丽莎走出了个人的生活史，疾步跨入大历史的影像记录中，“在形势有所缓解的大街上转，摄下侵略军的士兵和军官。侵略者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用心地听取过上司的指示，知道怎么对付向他们开火和扔石头的情况，却没有接到过怎样对待这些摄影镜头的命令。她拍了一卷又一卷，把大约一半还没冲洗的胶卷送给那些外国新闻记者。她的很多照片都登上了西方报纸：坦克；示威的拳头；毁坏的房屋；血染的红白蓝三色捷克国旗所覆盖着的尸体；骑摩托车的青年挥舞着长杆捷克斯洛伐克国旗高速包围着入侵坦克；少女们穿着短得难以置信的裙子，任意与马路上的行人接吻，来挑逗面前那些可怜的性饥渴的入侵士兵”。在艰难中长大的特丽莎，此时展现出岩石般的承重力，她无形中实现了精神内部的转换，从一个被托马斯拯救的卑微女人转化为民族命运的承担者。她在小说中的分量从“轻”变成了“重”，新的生命价值正在伸开枝叶。
这场大入侵，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名叫寇德卡的剧院摄影师大放光芒。他拍下了一系列现场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一个年轻人戴着手表的手臂，时间显示了苏联坦克开入布拉格的那一瞬间。捷克人愤怒而绝望，一位女士甚至打电话给总统斯沃博达，请他开枪自杀，以表达捷克民族的抗议。而更多的人选择离开，多达10万人逃出了捷克仁斯洛伐克，流落在四面八方。托马斯和特丽莎也随着逃亡的人群来到瑞士城市苏黎世，特丽莎随身带着她在布拉格拍摄的大量苏军入侵现场照。她期待将这些照片传播到全世界，告诉人们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遭受的磨难。于是她将50张自己精心处理的照片，送到瑞士一家发行量极大的新闻图片杂志。“编辑和蔼地接待了特丽莎，请她坐，看了看照片又夸奖了一通，然后解释，事件的特定时间已经过去了，它们已不可能有发表的机会。特丽莎反驳：‘可这一切在布拉格并没有过去！’她用自己糟糕的德语努力向对方解释，就是在此刻，尽管国家被攻占了，一切都在与他们作对，但工厂里建立工人委员会，学生们罢课走出学校要求苏联撤军，整个国家都在把心里话吼出来。”
但那位和蔼的编辑只是冷静地说：“这儿没有人关心这一切。”
特丽莎想在国外开辟新战场的希望破灭了，她的生活陷入了虚空，“在一个陌生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她自己的国土之网来支撑她：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她轻易地说出她想说的话。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种心灵需要时，她才依靠托马斯，可现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这里托马斯抛弃了她，她怎么办？她一辈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惧中生活吗？”特丽莎不满意于自己的软弱，这种软弱在过去可以自我原谅，但在经历了苏军入侵、经历了自己用摄影镜头的反抗后，特丽莎已经不能接受对托马斯的依赖。托马斯在瑞士活得很好，他被一家大医院聘用，拥有能和特丽莎一起过上优渥生活的收入。托马斯的精神格局，此时暴露出中产阶级那不上不下的局限性。他在异国随波浮沉，忙碌于医院的工作中，甚至还找到了新情人。特丽莎恍然发现，托马斯也是一个弱者，她和托马斯的结识“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过是一个假证件，它使托马斯想入非非。他们相爱，但他们都使对方的生活如地狱一般。相爱的事实，仅仅能证明这不是他们的错，不是他们的行为，以及变化无常的感情的错，而是他们不相配：托马斯是强壮的，而她是虚弱的。可是，当这位强者都弱得不能伤害这位弱者时，弱者也就不得不强起来以离去”。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段。特丽莎和托马斯在瑞士可以轻松地生存下去，在远离祖国的安全距离中躲避历史的沉重。但特丽莎不能承受这种“轻”，她需要脚踏土地生活，而不能“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成长于底层的人最能感受地表的温度，上流社会的人们往往缺乏这样的肌肤感。托马斯在瑞士也可以如鱼得水，但特丽莎就不能忍受远离故土的虚无。面向祖国的向心力给了特丽莎内在的力量，她在这个需要承担家国责任的历史关头，本能地决定要返回捷克。她的这一决定带动了托马斯，故事的发动机出现了角度转换，女性变成主角，成为故事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他们在苏黎世住了六七个月，之后，特丽莎毅然回到了布拉格，她给托马斯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她原来以为国外的生活会改变自己，以为经历过苏联入侵事件以后她会长大，会变得聪明而强壮，但她现在明白她高估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负担，不愿意继续成为负担。”托马斯看了信，服了安眠药，可一夜没合眼。他反复考虑眼下的形势，知道他的祖国已经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断了通讯，不可能通过电话电报找回特丽莎，因为特丽莎拍了那些苏军入侵的照片，“今后当局也绝不会让她出国旅行，与她的分离看来已成定局”。
特丽莎毅然回到了布拉格，走的时候没有告诉托马斯。但五天后，托马斯突然出现在特丽莎面前，两个人面对面，仿佛“站在雪原中央，冻得瑟瑟发抖”。他们靠在了一起，就像一对还没有亲吻过的情侣。托马斯问：“一切都好吗？”特丽莎说：“我在等着。”托马斯问她：“等什么？”她没有回答，“她不能对他说，她一直在等着他”。
小说中的这一段写得很简洁，但含义无穷。特丽莎的离开，使托马斯寝食难安，他在驱车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路上，“一面想着对特丽莎的爱，一面柔声重复着‘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虽然他一路也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特丽莎“把他带入了牢笼，使得他再也无法脱身”。托马斯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不安歇的灵魂，他总是处于自我矛盾中，哪怕是选择医生这个职业，也是因为有一种亵渎上帝的快感：“上帝亲手创造了人体，又在其外小心地包上一层皮肤，再封好，不让人类的肉眼看到其内部，但他万万没料到，外科医生竟然敢把手伸进这人体的内部。当初，托马斯面对上了麻醉的病人，第一次以麻利的动作切开皮肤，割出一条又直又精确的口子（就像剪一块没有生命的布料、裁一件上衣、一条裙子或是窗帘什么的）时，他体会到一阵强烈但短暂的亵渎神灵的感觉。”特丽莎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让他不可分离呢？米兰·昆德拉很小心，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这完全符合爱情的本来面貌：语言达不到的地方，就是爱情的栖息之地。所有说得出来的爱，都是表面的。一个人心里犹犹豫豫，脚步却狂奔过去的人，那就是真爱了。托马斯的心情，何尝不是如此呢？
回到捷克的托马斯“感到绝望”，很晚才入睡。特丽莎醒了，她默默想到，她和托马斯的生活位置彻底转变了：托马斯回到布拉格“是因为她。因为她，托马斯的命运改变了。从现在起，不再是托马斯对她负有责任，从今往后，该她对他负责了”。
这徘徊不去的念头让她沉重，“这份责任在她看来已超出了自己的能力”。但特丽莎并不担忧，因为她回想起来，昨天托马斯突然出现在门口，“没过多久，布拉格的一座教堂敲响了六点钟。他们第一次相遇，特丽莎是六点钟下的班。她看见托马斯坐在对面的一条黄色长凳上，不早不晚，她也是听见了六点的钟声”。这巧合让她感受到“一下子从惶惶不安中解救出来的一种美感，让她全身心都充满了一种对生活崭新的渴望。偶然的幸运之鸟再一次飞落在她的肩头。她含着热泪，无限幸福地听着他在身边呼吸”。
在这个时刻，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不可承受之重”的生命内涵：托马斯和特丽莎都选择了面向沉重的生活，只有在这沉重的承担中，他们才有可能“无限幸福”地听到对方的呼吸。这部小说也是在这个地方，点出了一个人生的道理：人性的弱点是回避艰难，但爱情总是让人迎难而上。没有爱情的人可以生活在可承受的“轻”中，一生轻飘飘地度过。而已经爱上的人不顾一切，只能用“重”来衡量生命的分量。“非如此不可”，这是特丽莎带给托马斯的圣灵之光，这个“被人放在草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原来是上帝的使者。
历史太长，人生太短，爱情的成败只在一瞬间
特丽莎和托马斯回到捷克之后，发现整个国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到处都是苏联人的痕迹。他们开车去一个小镇，六年之前他们在这儿住过几天。熟悉的旅馆被更改了名字，现在叫“贝加尔旅社”。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充满了苏联味儿，街道的名字变成了斯大林格勒街、列宁格勒街、基辅街、罗斯托夫街、奥德萨街……全是苏联的地名。还有柴可夫斯基疗养院、托尔斯泰疗养院、普希金酒吧、高尔基剧院。城市中心的广场被改为莫斯科广场，整个小镇似乎都被苏联淹没了。“特丽莎突然记起苏联入侵的那几天，每个城镇的人都把街道路牌拔掉了，住宅号牌也不见了。整个国家一夜之间成了无名的世界。苏联部队在乡下转了整整几天，不知自己来到了哪里。军官们搜寻并企图占领报社、电视台、电台，但没能找到它们。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问路，人们不是对他们耸耸肩，就是告诉他们错误的地名和方向。”捷克人的这种抵抗方式，让苏联人暂时找不到东南西北，但是对捷克人自己的伤害也很大。特丽莎想到：“失去名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那些街道和建筑再也不能恢复它们原来的名字了。结果，一个捷克矿泉小镇，突然演变为一个虚构的袖珍俄罗斯。”
回到失去了名字的捷克，托马斯和特丽莎应该怎么生活呢？他们发现，自己的私人空间失去了防护，随时都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监视着他们。特别是电台上播出了一档节目，让他们感觉到无处不在的威胁。在这个节目上，公布了一位名叫普罗恰茨卡的小说家的私下谈话，他在谈话中讽刺朋友，还讽刺了一些政治人物。另外还有一档节目是关于捷克移民问题的。这个节目里也有很多私人谈话，都被电台公开播放了。这说明很多公民的个人生活被监控、被窃听，秘密警察监视着大家的生活。这让特丽莎回忆起她的少女时期，她说：“我14岁的时候写了一本秘密日记。我怕有人看到它，把它藏在顶楼上。妈妈发现了它，有一天吃饭，我们都埋头喝着汤，她从口袋里拿出我的日记说：‘好了，诸位现在仔细听一听。’她读了几句，就哈哈大笑，他们都笑得无法吃饭。”特丽莎沉重地想到，捷克现在的状况，似乎是七年前的母亲世界又卷士重来，前后左右把她团团围住。“那天早上她对托马斯谈起，母亲如何在饭桌前边读她的秘密日记边发出狂笑。当一种茶余饭后的私下交谈都拿到电台广播时，这说明什么呢？不说明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集中营吗？”
更大的麻烦和痛苦还在后面。
托马斯从苏黎世回到布拉格以后，继续在他原来的医院工作。一天，主治医生把他叫去，对他说：“你必须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托马斯想起来，1968年春天，他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常读一种印数达30万份的捷克作家联盟的周报。这家周报从当局那里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而且还涉及一些禁忌问题。正是这家报纸提出了一个问题：执政当局建立初期，为了“英勇地捍卫”新制度，大搞政治审判，处死了很多无辜的人，这个罪责应该由谁来承担？托马斯看到以后，联想起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在这个悲剧中，俄狄浦斯王无意中犯了杀父娶母的大罪。他万分自责，挖掉了自己的双眼，将自己放逐。托马斯认为，这里面的主要问题是：难道一个人因为无知而杀了不该杀的人，就可以说自己一身清白？“难道因为坐在王位上的是个傻子，就可以对他的臣民完全不负责吗？……我们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诞不经，被处死者冤屈清白，检查官先生怎么还可以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地为自己的心灵纯洁辩护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难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罪孽么？”有了这些思考，托马斯在文章中不但回顾了俄狄浦斯的故事，还称赞俄狄浦斯王的伟大忏悔精神，他说：“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亲。他知道事实真相后，不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无法忍受这种‘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文章写好以后送给了周报，一个月后，这篇文章在倒数第二版见报了。
现在，主治医生让托马斯把这篇文章收回去，实际上是让他写一份忏悔书。在整个捷克都被苏联占领的局势下，写这样的忏悔书，无疑是让托马斯抛弃自己的独立人格，表示自己对侵略者的效忠。这对托马斯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知道，一旦拒绝，他将失去高级医生的工作，被迫在贫困线上生存。从历史来看，太多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公元263年，魏国的司马昭加快了篡权的节奏，让大文人阮籍给他写劝进表。阮籍以往都是装糊涂，故意喝得大醉，躲过司马昭的各种要求。这一次司马昭没给他留有余地，把他扣在府中不放，盯着他写。阮籍这时候可以以死抗争，但他还是妥协，给司马昭写了。一个月以后，阮籍便郁郁而终，他的良心完全被这篇不该写的文章压垮了。托马斯此时也面临着人生最严肃的选择，正像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里所说，“生存，还是毁灭？”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对主治医生说：“给我一个星期想一想。”
托马斯还没有说出自己的选择，医院里却传开了谣言，纷纷说托马斯为了自保，已经在写自我批评的声明。有一些人趋利避害，“被迫与苏联占领当局公开言归于好”，他们看到托马斯，“开始对他古怪地笑，这种笑他从来没有见过：是一种有着秘密勾当的时候才出现的笑容，会意而又忸怩，正像两个男人在一家妓院偶然相逢时的笑，双方都有些窘迫，同时又都高兴地觉得他们有着共同感情”。而另一些人坚决不与苏联占领当局合作，他们冷嘲热讽托马斯，说他写了这样的声明，“从那以后，他便不开口了，再不会说长道短，再不会有丝毫异议。只要他一露头，这份声明就会变成铅字，他就无地自容。总之，这是个相当好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了”。
托马斯的处境无比烦恼：他“突然捕捉到了一个奇怪的事实：人人都朝他笑，人人都希望他写那个收回声明，人人都会因此而高兴！第一种人高兴，是因为他将他们的懦弱抬高身价，使他们过去的行为看来是小事一桩，能归还他们失去的名声。第二种人高兴，是因为他们能视自己的荣耀为特权，决不愿意让出，甚至会慢慢培养出一种对懦弱者的暗暗喜爱。要是没有这些懦弱者，他们的英勇将会立即变成一种无人景仰羡慕的苦差事，平凡而单调”。
孤独的托马斯开始失眠。他“第一次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数不清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他无法接应它们，既不能用目光也不能用言语来回答它们。他听任每一个人的摆布，听任人们在医院内外议论着他（其时紧张的布拉格正谣言四起，谁背叛，谁告密，谁勾结，传谣速度快如电报不可思议）。他虽然知道但毫无办法。他对谣言如此不堪忍受感到惊奇，对自己如此苦于焦灼感到不可理解。他们对他的兴趣令人不快，如同你碰我撞的挤迫，如同噩梦中一伙人七手八脚将我们的衣服撕扯”。
关键的时刻到来，他终于想定了，去了主治医生那里，告诉对方“他不会写一个字”。因为这个回答，他被迫离开了医院，在一家离布拉格约50英里的乡村诊所里干活儿，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一年后，他在布拉格郊外的一个小诊所里开始干更低的职位，每天给病人“开开病假条，送他们去找某些专科大夫。他看自己与其是医生，还不如说是个管家仆人”。
这样的生活他并不后悔，他保持住了自己的良知。在某些历史时期，沉重的生活是一种光荣。他拒绝了苟且，在重压下艰难地站立着，在站立中承担着历史的正义。
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诊所来了一个50来岁的男人，他说自己是国家内务部的代表，“邀请托马斯到马路那边去喝一杯”。谈话中他说：“我们知道，你在苏黎世有极好的职位，我们非常赞赏你的回国。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你认识到了你的岗位在这里。”他又像责怪托马斯似的，说：“可你的岗位应该在手术台上才对！”
“我太同意了。”托马斯说。
这个中年人为托马斯准备了一份声明样稿，让他签字，然后发表在报纸上。
“托马斯读了样稿上写的东西，吓了一跳。这比两年前主治医生要他签的声明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读后感的问题，还包含了亲苏、许愿效忠当局、谴责知识分子、说他们是想挑起内战等等内容。”托马斯知道事情很严重，机灵地说，他“愿意自己来写，给了警察局一点希望，也给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就在第二天，他在那个诊所辞了职”。他的新选择是去当一名窗户擦洗工，他主动“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这样，“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一旦他落到社会阶层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再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托马斯就是这样在社会阶梯上一点点下落，从备受尊敬的医生变为擦玻璃的劳工。他每天“拿着刷子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荡”。“卖货的姑娘叫他‘大夫’，向他请教有关她们感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看着他往玻璃上浇水，把刷子绑在长竿的一端，开始洗起来，她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开顾客，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这个托马斯头顶着统治者圈定的大罪，重压一天天增加。然而他并不愁闷，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虽艰辛却快乐，“感觉自己年轻了十岁”。以前的托马斯游戏于女人之间，他迷恋的不纯粹是性快乐，更沉溺于发现“使每个女人做爱时异于他人的百万分之一部分”。在他看来，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都是开放的，无须人去发现，“只有性问题上的百万分之一的区别是珍贵的，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入的领域，只能用攻克来对付它。”他的性游戏，“不是一种求取欢乐的欲望，而是一种要征服世界的决心”。现在，他终于觉得“布拉格近来变得这么丑恶”，顿悟到他以往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非如此不可”，他多年对女色的追求，也是其中一种。他渴望一个“绝对的假日”，从这些虚妄的“非如此不可”中解脱。他问自己：“他能告假离开医院的手术台，为什么不能告假离开世界的手术台？为什么不能离开女人们那百万分之一的虚幻的差异？为什么不能离开那把想像中切开女人们保险箱的解剖刀？”
此时的托马斯，有着一种回归生命根本的急切渴望，要过一种自然而自由的生活。因此当他听到特丽莎建议，两个人一起搬到乡下去，“回到大自然去”的时候，欣然同意，因为“大自然总是原来的样子”。
但是他并不知道，特丽莎提出这样的建议，也源于她内心的极度痛苦。
回到捷克以后，特丽莎被摄影杂志社解雇，“他们终究不能原谅她，因为她曾经拍了一个星期的入侵坦克”。通过朋友她找了一份酒吧招待员的工作，发现酒吧里都是“被入侵者砸了饭碗的人”。酒吧的会计是一位神学教授，坐在服务台里的是一位大使，“他曾在外国电视里抗议苏联入侵”。
这一天，酒吧里来了一个大约16岁的少年，他要一杯白兰地。特丽莎拒绝，因为根据国家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不得饮酒。那少年一言不发起身离开，半个小时之后又满身酒气地回来，要一杯饮料，哈哈大笑说“我想看见你，我爱你”，然后走了。一个特丽莎熟悉的秃顶矮个子男人喝着伏特加走过来，故意指责特丽莎给少年喝酒。这是无理取闹。特丽莎正在无奈中，一个“正好走近酒柜的高个头男人”阻止了那个秃头男人。特丽莎非常感谢，和高个子男人一番交谈后，知道他就住在附近，是个工程师，那一天在这个酒吧“纯属碰巧”。这工程师“开始劝诱她去他的住宅”，其中的性挑逗十分明显。前两次邀请，特丽莎都回绝了，第三次却答应了：身处逆境中的她想起托马斯“反复地对她说，爱情与性交毫无共同之处”，特丽莎想“实践一下托马斯的话，证实一下他的话”。
到了那个工程师的住处，他把她“拉到自己怀里，手放在她的乳房上。太奇怪了，手的抚摸立刻消除了她最后的一丝惶恐。她意识到工程师的手只涉及到她的身体，她的灵魂完全置之度外。只是身体，仅仅是身体，是背叛了她的身体，是被她送入世界与其他身体并存的身体。”但这仅仅是一瞬的幻觉，随后“她盯着工程师的脸，意识到她决不会允许自己的肉体——灵魂留下了印戳的肉体，由一个她一无所知也不希望有所知的人来拥抱，不允许自己的肉体从中取乐。她沉浸在仇恨的迷醉中，集了一口痰，朝这个陌生人脸上吐去”。
特丽莎从极度体验的悬崖边上走了回来，她明白自己不可能像托马斯以前那样放纵身体，不可能投入生命的“轻”。她母亲的破碎人生证实了一个关于“轻”的逻辑：人一旦向轻飘飘的生活移动，就会不可遏制地向更轻的地方滑落，失重，是这种生活永远的斜面。特丽莎在生存的刀锋上获得了顿悟，她如释重负地回到了工作的酒吧。
酒吧里的那位前大使对特里莎说，那个引诱特丽莎的工程师“是个秘密警察”。他告诉她，秘密警察有三种：“第一种是旧式的，他们只是偷听人们说些什么，向上司汇报。第二种的职能就是威吓人，他们要人们明白我们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要让我们害怕。你那个喝酒的秃头熟人就属于这一类。第三种的职能，就是制造假象来损害我们的名声，他们需要设计陷阱，强迫人们与他们合作。”特丽莎立即联想起那个工程师，他有可能就是警察局派来的。那个喝醉了又宣称爱她的那个少年、那个秃头喝酒人、那个故意为她辩护的工程师——“这三个人都在预先安排的方案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目的是软化她，使她上钩！”
度过劫波的特丽莎和托马斯都走到了人生的关键时刻：他们曾经在时代的风云中负重而行，也曾经在“轻”的诱惑中迷茫趔趄。现在，抛却了一切外在的拥有，他们恍然发现，两个人真正互相看见了，他们的世界就是彼此。小说中所以有了这样一段纯情的深夜情景：
托马斯直挺挺地在床上坐起来。特丽莎在他身旁深深地呼吸。……他突然回想起柏拉图《对话录》中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原来的人都是两性人，自从上帝把人一劈为二，所有的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游着，寻找那另一半。爱情，就是我们渴求着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托马斯自问，“有一个人用一个草筐把特丽莎送给了他，假如后来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着自己的一半的女人，那又怎么办呢？他更爱哪一位？来自草篮的女子，还是来自柏拉图假说的女子？他试图想象，自己与那梦中女子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他看见在他们理想房舍敞开的窗前，特丽莎孤零零地一个人走过，停下来朝他打望，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悲哀。他受不了她的那一瞥，又一次感到特丽莎的痛楚痛在自己心里，又一次被同情所折磨，深深地沉入特丽莎的灵魂。他从窗子里跳出去，但她苦涩地要他待在他感觉快乐的地方，做出那些唐突、生硬的动作，使他烦闷不快。他抓住对方那双紧张的手，压在自己的双手之间使它们镇定。他知道，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抛弃快乐的房舍，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放弃他的天堂和梦中女郎，他将背叛他爱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随特丽莎离去，伴随那六个偶然性所生下来的女人。他一直坐在床上，看着躺在身旁的这个女人，在睡梦中特丽莎还抓着他的手。他觉出一种对她无法言表的爱。这一刻她一定睡得不沉，因为她睁开了双眼，用疑虑的目光打量着他。
“你在看什么呢？”她问。
他知道不该弄醒她，应该哄她继续睡觉。他试图作出一种回答，往她脑子里种下一种新的梦境。
“我在看星星。”他说。
“不要说你在看星星了，你骗我。你在往下看。”
“那是因为我们在飞机上，星星在我们下面。”
“哦，飞机上。”特丽莎把他的手攥得更紧了，随后又昏昏欲睡。托马斯知道，特丽莎正从飞机的圆形窗户往外看，飞机正在群星之上高高飞翔。
而特丽莎眼中的托马斯，也完全变了样：“她不能使自己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看上去像一位老人，头发变灰了，今非昔比了，不在于从医生变成了司机，而在于不再年轻了。”他不可能再次回到一流医院的手术台前，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干粗活的工人。这样的天翻地覆，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她“久久地观察丈夫，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自责：托马斯从苏黎世返回布拉格是她的错，他离开布拉格也是她的错，甚至就是在这里，她未能给他留下一丝安宁。她总是隐秘地责怪托马斯爱她爱得不够，把自己的爱视为无可指责，视为对他的一种屈尊恩赐。现在，她看出了自己是不公正的：如果她真是怀着伟大的爱去爱托马斯，就应该在国外坚持到底！托马斯在那里是快乐的，新的一片生活正在向他展开！然而她离开了他！确实，那时她自信是宽宏大量地给他以自由。但是，她的宽宏大量不仅仅是个托辞吗？她始终知道托马斯会回家来到自己身边的！她召唤托马斯一步一步随着她下来，像山林女妖把毫无疑心的村民诱入沼泽，把他们抛在那里任其沉没。她还利用那个胃痛之夜骗他迁往农村！她是多么狡诈啊！她召唤托马斯跟随着自己，似乎希望一次又一次测试他，测试托马斯对她的爱；她坚持不懈地召唤他，以致现在他就在这里，疲惫不堪，霜染鬓发，手指僵硬，再也不能捉稳解剖刀了。现在他们已经山穷水尽了，还能向哪里去呢？他们不可能再获准出国了，不可能再找到一种回布拉格的办法了：那里不会有人给他们工作。他们甚至没有理由移居到另一个村庄”。
特丽莎满心歉意地意识到，她运用了弱者的优势，伤害了托马斯：“她总是对自己说，她用了自己一生的软弱来反对托马斯。我们所有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强力是罪犯，而软弱是纯真的受害者。但现在特丽莎意识到，在她这里真理恰恰相反。即使是她那些梦，在一个男人的感觉中仅仅是软弱而非坚强的梦，也展示了她对托马斯的伤害，迫使他退却。她的软弱是侵略性的，一直迫使他投降，直到最后完全丧失强力，变成了一只她怀中的兔子。”
特丽莎的自我感觉，并没有准确描述她和托马斯的爱情真相。当女性真心爱上一个男人，她总是变得敏感，变得忘我，变得不顾一切。真爱中的女人，是女儿、妻子、母亲的综合体，给自己规定了无边的责任。当一个女人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好的时候，那是因为她得到了爱人无限的爱，她要用一生的真情去回报，她要把对方看成第一位的存在。
托马斯很明白这一点，特丽莎对他说：“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我的错。由于我的错，你的句号打在这里，低得不可能再低了。”托马斯问她：“你没注意到我在这里很快乐？”特丽莎回答：“外科是你的事业。”托马斯斩钉截铁地说：“追求事业是愚蠢的，特丽莎，我没有事业。任何人也没有。认识到你是自由的，不被所有的事业束缚，这才是一种极度的解脱。”特丽莎听了，“把头靠着托马斯的肩膀，正如他们在飞机中一起飞过浓浓雨云时一样。她体验到奇异的快乐和同样奇异的悲凉。悲凉意昧着：我们处在最后一站。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悲凉是形式，快乐是内容。快乐注入在悲凉之中”。
有几个男人能够得到特丽莎这样的深情？在这暖光闪闪的情感高潮中，米兰·昆德拉忍不住站出来仰天长问：“仁慈的上帝，他们走完了所有的路程，只是为了让特丽莎相信他爱她吗？”
令人感叹的是，就在他们飞翔到爱情的最高点的时候，突然坠落了：他们一直住在一个村子里，托马斯当了集体农庄的司机。“那条路曲曲折折经过几座山，有一次他们在突然加速时撞坏了车，翻到陡峭的山坡下，身体摔成了肉酱。后来据警察说，汽车的刹车糟糕透顶。”
他们的人生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一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向读者问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回答的奥秘，就在于你生活在“轻”还是“重”里。在千年万年的时间尺度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生活有螺旋式的相似性，悲剧和喜剧都在一次次重演。但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太多的悲欢都是转瞬即逝，永不复还。人生很短，很多理想、很多愿望、很多爱，都无法实现。难道因为如此，我们就逃避生命的沉重，滑入无意义的轻松？一个人如何选择，世界其实无所谓，从根本上说，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是不可缺少的，也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是多余的。仔细思考一下生命的“轻”与“重”，本质上是对自己人生价值最大的尊重。想到这里，我们才会真正懂得米兰·昆德拉在这部小说开头写下的话：“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便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