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的爷爷跟北洋算是结了深仇，随后受中山先生委托，我的爷爷小两口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去筹集革命经费。在美国，他跟司徒美堂先生一起到处奔走呼告，倾尽所有支持中山先生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这期间，他也曾去过欧洲活动，受一位友人指点，认识了当时在巴黎勤工俭学的伍相公和红司令，与他们相谈甚欢，成为终生挚友；也认识了那位友人特别交待“一定要好好交好”的、当时还是伍相公小跟班的我甜朝太宗，不过或许是性格相克吧，他们却相处的很糟糕，互相都看不上对方。

1923年，中山先生发表《新三民主义》，受此鼓舞，我的爷爷毅然决定离开灯红酒绿的美国，回到国内，先回了家乡，然后又去广州加入樊钟秀的豫军，参加了保卫广州、东征陈炯明和北伐的历次战斗。

1927年7月，时任建国豫军、即第12军副军长、第2师师长的爷爷作为第二集团军代表，赴九江参加军事委员会会议，受友人提醒，他觉察到叶挺部、贺龙部等亲CPC的部队要“搞事情”，便在晚宴上设法把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灌醉，以至他没能在8月1日赶到南昌，否则以张发奎在老第四军中的威望，他万一到了南昌，后果将不堪设想。

后来，豫军随着西北军一起反常公失败，所部被编入列入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我的爷爷任二十五师师长。赴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在那里，他受友人指点，与我的奶奶共骑一马、乔装改扮，带着一批抗生素进入苏区，见到了我甜朝太祖，跟他把酒言欢，从此我的爷爷便与CPC建立了秘密联系。回到部队，他在战斗中故意“放水”，致使二十七师高树勋部三次吃了败仗，恼怒的高树勋在二十六路军军事会议上大叫“红旗老五的旗果然是红的！”拔出指挥刀要跟我的爷爷拼命。结果自然是高树勋打不过我的爷爷、被胖揍了一顿，此事不了了之。

后来，我的爷爷历任师长、军长，在抗战中转战河北、河南、湖北战场，作为孙连仲的参谋长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还同高树勋一起设计处死汉奸石友三。其间一直利用防区便利向延安、太行山等八路根据地偷偷输送紧缺物资。

抗战胜利后，因不满常公发动内战，1945年9月上旬，第十一战区新八军的高树勋决心起义，我的爷爷时任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军军长，他设法拖住原计划去高树勋新八军视察的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高树勋才得以顺利起义。随后爷爷又故意率部走错方向，让出防区，结果刘伯承帅部突然出现在四十军侧后、全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等高级将领被俘虏。

此战之后，我的爷爷受到猜忌，赋闲，一直到渡江战役前夕才被起用为江陵要塞司令，此时他已决心起义，渡江战役时，他下令要塞对南岸开炮，用炮火支援第四野战军的渡江行动。

建国后我的爷爷历任河南军区副司令、志愿军后勤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参谋长，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爷爷去世后留下的遗物不多，最重要的就是三把手枪、9把小刀和两根白蜡杆，这两根白蜡杆当然不是他当年离家时带走的那两根，而是他离休后在自己院子种的，我记得很清楚，他亲手把两棵3米多高的白蜡树伐倒、去皮、熏蒸、浸油、晾晒、打磨，然后竖着挂在储物间里好久不许我们碰一下，折腾好几个月才能用，从那以后，爷爷每天早上都要拿出来挥舞一阵子。现在摸起来还感觉沉甸甸的。不过，文史馆的家伙们对这个和那9把小刀都不感兴趣，只把三把手枪带走了。

临走前，他们中有个家伙忽然问：“您爷爷不是有绰号‘红旗老五’么？太祖他老人家也说过他有面红旗，他有没有留下来面红旗什么的？”

我听了愣了一下，想了想，好像还真的从来没见过，就摇摇头。

看着文史馆的家伙们有些失望的出了门，我心里想，你们哪里知道，“红旗老五”的红旗在心里，而非手上。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