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袁大师与女装设计的繁荣（1950-1965）

由于袁大师的兴风作浪和那个众所周知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足足十二年，比“原本的”长了整整一倍。战争时期，男士们血战沙场，女性不得不更多的走上工作岗位。二战结束之后职业女性蓬勃兴起，因此需较实用的职场服装，袁英和香奈儿的服装正好都符合这个趋势，她们的事业也蓬勃发展。

战后袁大师认为手工定做服装已经不适合大众需要。出于对兄长的信任，虽然袁英手头上有包括她妹妹蒋落桐（袁淑贞）在内的，当时保持最佳穿着近三百位知名女性的订单，她还是决定投入成衣市场，这让袁英品牌成长壮大，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时尚奢侈品企业。

袁英用“一件服装可以从正午穿到午夜”的设计理念，彻底颠覆了这个不适应现代生活的传统，特别是解放了那些需要大量外出和旅行的职业女性。要知道，50年代之前的欧美，对上流社会有身份的女性而言，上午、下午和晚上都有不同的着装要求。

一个服饰讲究的贵族夫人或富家千金，既为“换装”的奢华排场感到骄傲，也被其繁琐和不便束缚住了手脚。因此几十年来，青睐袁英作品的人中，既包括宫廷权贵名门望族，也包括知识精英白领丽人，既有文体明星，更有普通百姓。

1952年，二战的余波刚刚平息，袁英就高调宣布复出。这一次，她把当时追求两性平等的时尚观念赋予了新一季的时装。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袁英的服饰、珠宝和皮饰都出现了6个“Y”组成类似雪花的LOGO。

这个LOGO的解释众说纷纭，一说是袁英的缩写“YY”的标志，又说是代表了她和两位伴侣矢志不渝的爱情，又或者是后来分道扬镳的袁氏六兄妹曾经亲密友爱的象征。但无论如何，在那之后这个LOGO就代表着一种彼此依赖又相互独立的平等关系，传达着袁英不曾改变的不羁情怀。

1952年她推出了被《世界报》主编艾玛·普利策女士命名为“新面貌”的著名式样，宣布了“像战争中的女军服一样耸肩的男性外形服装时代结束了”。这件“追回失去的女性美的伟大艺术作品”也使其再度成名。

此后，袁英每年都会发表极具震撼力和号召力的新作，如A型、Y型、H型、郁金香型等，这些作品完全领导了世界的高级时装潮流，使她的名字在当时几乎成为时尚的同义词。

“新面貌”的历史意义在于，一是在战后的国际服装界确立“纽约的优势”，使战后乃至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服装逐渐开始在纽约的指导下继续发展。即使这一切功劳未必全归功于“新面貌”，但不可否认它的确是主要的契机。

二是袁英准确地把握住当时的时代精神，用她的作品把被战争隔离的两个阶段连接起来，尤其是那些夸张庞大的裙子，仿佛是战前人们奢侈生活的延续。这些作品与战争遗留下来的军装式女服相比，确实充满了花朵一般的诗意和气质，这是好不容易开始具有稳定生活状态的人们必然的追求。

三是“新面貌”样式以挺胸、蜂腰的线形特征塑造了战后女性的新轮廓，与香奈儿平窄纤细的轮廓相比，提倡了另一种强调女性腰胸构造、强调女性身形曲线的服装典范。它为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服装轮廓线形奠定了基础，以至于20世纪下半叶的设计师们只能在袁英勾勒的廓形线中作一些填空。

事实上，由于二战的影响，不但老欧洲几乎化为焦土，北美新大陆同样百废待兴，以至于战后对欧洲的援助大为缩水，令欧洲重建计划捉襟见肘。由此一来，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纷纷涌入美国，纽约逐渐成为了新一代时尚之都。

过去800年以来一直担任欧洲，乃至世界时装枢纽的巴黎，其权威性在纽约为首的新兴时装中心的日渐兴起下，开始面临挑战。虽然巴黎在其长期的传统背景下，依然保有最重要的国际服装中心的地位，但她已不再是唯一的服装中心了，只能算是相对几个服装中心城市里的顶尖者而已。

……

四、袁大师与女装设计的裂变（1965-1980）

袁大师在文化领域辛苦耕耘50年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在文化上是“反文化的时代”，称为“摇晃的年代”。反叛权威、卓尔不群、特立独行，这十五年是20世纪中变化最大的一段时期。

传统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乃至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香奈儿的设计被年轻人抛弃，贵族式的典雅时装不再受到推崇，年轻人追求的是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新设计。和袁燕倏先生一样，求新求变与时俱进的袁英女士可谓生逢其时。

战后美国初期是一个繁荣的年代，但丰盛的物质背后却是精神生活的极度贫困。这也是最保守的年代，女性又开始被传统桎梏束缚，社会被冷战下的恐共主义绑架。资本主义自凯恩斯主义续命40年后，又一次到了药丸的边缘……长达十年的滞胀，不但年轻人心生不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对前途绝望了。

动荡、反叛和革命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从袁大师领导的美国反文化运动（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到欧洲的各种激进政治思潮，再到“太阳殿下”发动的席卷东亚、苏联和整个旧大陆，甚至波及到北美的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

1971年9月，纽约的太阳粉和两千多华裔留学生为保卫钓鱼岛和庆祝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上街散步，还用国标汉语打出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还有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为少数族裔和工人阶级解放战斗的组织之一，黑豹党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黑豹党的多位重要领导人都非常崇拜润之同志，据说他们更是人手一本润之语录，而且不少人都加入了美国共产党。这其中还包括一位曾经求学于袁大师门下的女哲学博士——安吉拉·戴维斯（1）。

安吉拉·戴维斯父母都是教师，她于1961-1967年在国内外学习，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由享誉世界的袁燕倏教授指导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在校期间，她加入了托洛茨基流亡美国建立的“北美共产主义学习小组”，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还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因此，尽管后来她在该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讲师时成绩突出、广受学生喜爱，但还是遭到解聘。

戴维斯说：“我参加共产党，是因为我相信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黑人几个世纪以来的苦难是不能解除的。资本主义建立在巨大的经济机器归一小撮私人所有的制度之上。国家的财富掌握在不到500家的大公司手中，如；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美洲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但它们的财富是哪里来的呢？他们的财富是由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构成的。”

“对黑人而言，此种剥削特别显著，特别厉害。黑人总是做最低下和工资最低的工作。资本家故意在白人工人间煽动种族主义以便他们可以更顺利地剥削黑人。”这也是美国黑豹党最初的理论基础。

美国黑豹党是六七十年代美国一个活跃的黑人左翼激进政党。由于黑豹党坚持武装自卫和社区自治（2）的原则，多位领导人被处死、暗杀、长期监禁。

70年代，加州的一些黑豹党党员，开着汽车从旧金山的中国书店里一捆捆地购买红宝书，每本二十美分。再开过金门大桥，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校园里，流水一样卖给激进的学生，每本一美元。

书店老板的儿女恰好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他们干脆在校园里召集华裔学生和这些黑豹党党员合资开办了一家小型印刷厂，专门翻译印制从中国大使馆获得的书籍材料。

这些学生用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方式，迅速赚取利润，然后开始购买枪支弹药。三十年后，想出这个主意的人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表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一切都给世界各地带来剧烈的冲击。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社会动荡，直到80年代初期才又趋于新的稳定。

促成这些动荡和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战后婴儿在袁大师的“关怀”下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人数众多，精力旺盛。他们的父母正是当年听着袁版《哈莉·波特》长大、后来走上战场和工作岗位的男孩女孩，袁大师的第一批“果实”。

1970年，美利坚太阳粉举起赛里斯领袖肖像发动反战大游行，从规模上看，很难估计具体人数。因此，人们很能理解尼克松总统在北京那位中国老人的书房里为何那样局促谦卑。谈了一个小时，他连后背都没敢靠在沙发上。

同一时期，欧洲人民也不甘落后。

1968年5月2日，巴黎西郊的楠泰尔大学（Universitéde Nanterre）的学生在“3月22日运动”（Le Mouvement du 22-Mars）的组织下展开了一场反战游行抗议，一些课程被迫停止，校方决定将学校关闭。

同一天，学运领袖达尼埃尔·科恩-本迪（DanielCohn-Bendit）被司法审查，这些事件促成了学运的蔓延。从3日起，抗议活动便一浪高过一浪。学生们多次和警察发生对抗。

10日白天，五万人在巴黎街头游行，其中有五千中学生加入，国营电视台报道示威的节目被禁播。晚上，警方在圣日耳曼大道和圣米歇尔广场封路，试图包围学生以便进攻。学生于是开始建造街垒，围起“自由区”——指示牌、栅栏、汽车、工地上的建材、水泥袋、脚手架等等，都被学生用来筑街垒。

5月13日的游行是二战结束后巴黎最大规模的游行，工会方面估计有上百万人参加了当天的参与，警方则只承认有20万。

工会代表和学运领袖高举“太阳殿下”的画像并肩出现在游行中，游行队伍的标语都是中法双语的，包括“学生、教师、工人团结起来！”“十年，够了！”“永别了，戴高乐！”等等。

后世电影《戏梦巴黎》就取材自“五月风暴”，真实反映了当时法国青年的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太阳殿下”被称为“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原因。

无论是从美国的反文化运动或旧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都可以看出这些“袁汁袁味”的年轻人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也成了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当时在社会的主要取向是标新立异，音乐流行“摇滚乐”，语言流行国际标准汉语，娱乐流行……麻将。

随着麻将的广泛普及，国标汉语的影响力空前强大，这也是“文化大革命”能够席卷旧大陆，甚至波及北美的重要原因。摇滚乐、麻将和国标汉语是当时能够跨越国界、跨越种族、跨越性别、跨越社会等级，而将西方的年轻人凝聚在一起的重要因素。

从某种意义而言，六七十年代全世界反文化运动的两条路线正是赛里斯两大名士的交锋。一是“太阳殿下”的政治反抗，是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改造；另一种则是“愚者阁下”的嬉皮文化（Hippie），追求心灵和生活方式的解放。

嬉皮是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当然，这场革命注定也是失败的。因为嬉皮士虽然看到了体制的部分病征：异化、对自然的剥削，对人类创造性的束缚等，但没有提出改变的方案。

他们只是想天真地逃逸出体制，建立一个虚幻的乌托邦，而不是想要改变捆绑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所以他们创造出的文化与音乐注定被商业体制吞噬，而花之子们（children of flower）也注定会对持续的逃逸感到疲惫与困顿。

在这期间，摇滚乐一扫古典音乐的沉闷，以崭新的音乐语言表达出年轻人的心声，因而所向披靡，大受欢迎。

由于袁大师在1936年的一系列“宗教革命”，1972年，著名的摇滚乐队披头士（The Beatles）宣布将飞行怪物面条教和赛里斯道教的宗教领袖袁大师作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他们让西方的摇滚乐与无神论和赛里斯的古典宗教道教有了联系。

热门音乐歌手对年轻一代的服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相对的，由电影明星带动潮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高级时装店——电影明星——大众女性”的传统服装传播方式，在创造服装的重要来源巴黎高级时装店的权威遭受打击的同时，也随之完全崩溃。

70年代里欧美的年轻人对东方的宗教，尤其是赛里斯道教里一些特别教派的崇拜十分流行。不少年轻人穿上类似道袍的服装，佩带道教法器，还模仿袁大师食用昆虫。

在袁大师理论指导和袁英等资本家的巨额赞助下，少数族裔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和女权运动都进行的如火如荼，并和社会上的左翼团体融合在一起，蔓延得十分迅速。

受此影响，70年代也是服装史上空前大变革的年代，世界时装界的组织，以及国际间的服装系统均完全改变。从1970年左右开始，成衣业迅速兴起，高级时装的地位受到冲击。然而袁燕倏先生作为真正能够学以致用的经济学家，早在十年前就已经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了这一变化。

1971年，袁英掀起“迷你”旋风，一举将巴黎服装界的危机明朗化。许多时装店也纷纷进军成衣领域，高级时装店的传统结构彻底改变了。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从沃斯创设以来，拥有百年历史的巴黎高级时装店，将其对世界流行服饰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多元化的美国时尚巨头。

我们的袁大师作为二妹时尚品牌最大的代言人，曾有一张照片，就是摄于70年代。穿着白色T恤和李维斯牛仔裤的他，斜靠在一辆哈雷机车上面，口中叼着一支骆驼香烟，正透过哈雷太阳镜窥视着一位身着白色吊带背心和迷你牛仔裙走过的金发女郎，连手中的可口可乐打翻了也不知道。当时这样潇洒前卫又略带一点颓废叛逆的经典形象迅速风靡欧美，成为年青一代模仿的对象。

袁英1971年发布的“迷你风貌”正契合了这种气质，堪称为70年代的女装巅峰。她把女士裙长缩短到膝盖以上5cm，让女性的大腿部分裸露出来，勇敢地在高级时装领域向传统禁忌挑战。

她认为服装设计的主旨是要突出女性自己本身的美，应该通过服装来体现女性的自然形态。她的设计就是要使服装与大众生活，与街头文化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当时袁大师在采访中欣喜地表示：“这是一个看懂了这个时代、属于这个时代、并通过时装展现了这个时代的杰出设计师。”

注释：

（1）笔者注：除了袁大师的部分，这段全是史实。

（2）笔者注：实际上就是在黑人聚居区建立黑人革命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