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最终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手表告诉他现在是五点过一刻。钢笔不知道什么时候滚到了地上，漏出了一大滩墨，像坠崖的尸体。房间里充满寒意，窗户一直漏风，门房说是“结构问题”，除非整个拆掉，否则修不好，这个问题就此搁置了下来。哈利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弯腰捡起那支彻底不能用的笔，包在手帕里。

亚历克斯在床上翻了个身，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抱歉。”哈利悄声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压低声音，“你想我把台灯关掉吗？”

“到床上来。”

“我可以睡在椅子上。”

“别傻了，这是你的房间。”

“我很惊讶你还记得这件事。”

“过来。”亚历克斯捡起枕头边那朵被压得不成样子的襟花，扔到地上，“我们以前经常这么做，不是吗？”

“那时候我们九岁。”

“有什么区别吗？”

太多了。哈利想这么说，但一时间又找不到合适的说辞。亚历克斯往墙边挪动，空出位置来：“普鲁登斯先生，如果你再犹豫下去，我们都会冻死。”

哈利伸手关掉台灯。

——

普鲁登斯停了下来，靠着一块岩石休息，检查皮鞋上沾了多少沙子。大概是觉得受到威胁，一只海鸥突然冲他们尖叫，展开翅膀，向泛着泡沫的藻绿色海面滑翔而去。记者回头去看他们走过的沙滩，海浪已经差不多把鞋印抹平了。疗养院只剩下门廊的一小块褐色。雾气和海风沾湿了他的头发，黏黏的。灯塔依然在远处，一点也没有变近，仿佛永远也走不到。

“后来我直接把备用钥匙给了他，免得他又大半夜来敲门。”普鲁登斯在岩石上找了个平坦的地方坐下，记者跟了过去，“对着亚历克斯，你总会妥协的，只是迟早问题。有了钥匙之后他就常常过来，有时候是下午，有时候是晚上，我好几次早上醒来才发现他睡在旁边，连外套都没有脱掉。如果我不在，他会把小礼物放在写字台上，葡萄酒、苹果、半块国王饼、一支新钢笔。他很害怕独处，尽管他从来没有明确承认过，就算不来找我，他也不会老实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在牛津的第一年，人们已经开始悄悄议论亚历克斯的‘朋友’们，有几个姑娘，大多数是男孩，我见过其中几个，但也不记得他们的名字，这些人来得突然，消失得也很快。我从不问起，亚历克斯也从来不说。”

“你可以想象，亚历克斯的社交触须布满了牛津和伦敦，向周围的乡村俱乐部延伸。每个人都是他的朋友，从院长的女儿到没人愿意搭理的末日论信徒。他把我也拉进了他的社交世界，那些晚宴、沙龙和酒会，尤其是沙龙，听起来很迷人，但其实就是一群喝得醉醺醺的人在争夺话语权而已，每个人都在高声说话，互相打断，完全没人在听，吵得像一群野鹅。我是亚历克斯的影子，人们要不就假装看不见我，要不就过度热情。有一段时间亚历克斯很喜欢去那些秘密的左翼集会，听狂热的学生讨论要怎么拆解他们自己所在的阶层。巴里常常在家里举办这种集会，对，‘中间是a不是e’的巴里，他的全名是布兰登·莫顿，后来在外交部工作。”

“等等。”记者皱起眉，“布兰登·莫顿是个苏联间谍。”

“对，巴里曾经在学校办过左翼杂志，军情五处早在1955年就把他放上了监视名单，但他还是安安稳稳地在外交部待了十几年，事情到1972年才彻底败露。巴里想借道伊斯坦布尔逃跑，被击毙在渡轮上。军情六处一直到1991年才公开巴里的档案，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知道，就是因为那部电影我才知道莫顿这个人的，从没想过他和卢瓦索先生有关联。”

“大学、白厅和唐宁街是个很小的圈子，我们都多多少少有些关联，不管我们想不想。”

三个抱着厚毛毯的游泳者从前面走过，和他们打了个招呼，把毛毯铺在冷冰冰的沙滩上，脱掉宽大的毛衣，露出下面的泳装，瑟缩着，向海水走去。记者和普鲁登斯带着一种旁观飞蛾扑向火焰的神情看着这几个游泳者。他们嬉笑着，互相推搡，扑进冰冷的水里，发出不知道是痛苦还是兴奋的叫声。

“也只有布列塔尼人能这样。”普鲁登斯评论道，直起腰，拍了拍岩石，像是在向它道谢，继续向灯塔进发。

“还有多远？”

“三十分钟上下。你需要额外的休息时间吗，年轻人？”

“不用，谢谢。”

一条木板铺成的小路在沙滩上出现，向防波堤延伸。木板浸透了水，变软发黑，腐烂严重，但至少比走在沙子上舒服些。海风呼呼作响，记者担心录音笔无法清楚录下普鲁斯特的声音，暗自后悔没有把笔和线圈本带出来。

“亚历克斯喜欢布列塔尼，不过在我们那个时代，旅途非常费劲，我们一般会坐从康沃尔出发的夜班渡轮，在布列斯特下船，换火车去圣马洛，两天时间就这样耗费了。那是我成为《视点》外派记者之前的事了，之后我太忙，连抽出一个下午都很难。很多人不知道《视点》除了巴黎之外，在波恩也有一个办公室，我在两个地方都待过。你留意到亚历克斯往德国寄了不少信吗？那个地址就是当时的《视点》报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九十年代再回去的时候，那里改造成一个超市。一个超市！看在上帝分上。”普鲁斯特摇摇头，“公平而论，当时去康沃尔也不轻松，乔治举办婚礼的那个夏天——那是1953年7月——我和亚历克斯冒雨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上颠簸了一天半，我们两个都不是熟练的司机，车是巴里借给我们的，一辆引人注目的亮蓝色布里斯托400，可惜半路上坏了，无论如何无法发动。我们在荒郊野外走了八九英里才找到一家令人生疑的小酒馆，浑身湿透，酒保看了我们一眼，开口说打一个电话要收两英镑。”

这两个年轻学生别无选择，只能付了钱。在亚历克斯向车行的一个带着浓重苏格兰口音的修理工描述问题时，哈利脱掉滴水的外套，打量着这个阴暗的地方。唯一的顾客是角落里一个趴在桌子上的男人，戴着脏兮兮的无指手套，看起来似乎没在呼吸。雨水敲打着布满污垢的玻璃窗，酒保审视着他们，多半是在琢磨还能从他们身上榨出多少钱。

亚历克斯挂掉电话，摇摇头：“我们要在这里过一晚了。”

酒保懒洋洋地报了一个价钱，因为太过荒谬，哈利不由得笑了起来：“这些钱足够我们买一个游泳池的汽油了。”

“要不就是这里，要不就外面，你们自己选。”

客房在楼上，低矮的天花板擦到哈利的头顶。两张单人床并排放在窄小的气窗下方，床垫像个流沙坑一样凹陷，铺着发黄的被单。壁炉点燃之后，整个房间都充满了刺鼻的烟味。唯一一盏灯没有灯罩，投下闪烁不定的昏暗黄光，两人走动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免得撞上滚烫的灯泡。行李都还在车上，他们裹着粗糙的、散发出霉味的羊毛毯子，等炉火把铺在椅子上的衣服烤干。

“要是我们半夜被十八世纪装扮的土匪割开喉咙，绞碎做成狗食，这全是巴里的错。”亚历克斯对壁炉说，在毯子下面蜷缩成一小团。

“也许这里并不是提起凶杀的好地方。”哈利打量着墙上的一块喷溅状棕褐色污渍，“你觉得这是水渍吗？”

“最好是。”亚历克斯拍了拍枕头，躺下，“就算修理工明天一早赶到，我们也会迟到十二个小时以上。”

“我们明早可以打电话解释。”

“迟到也不完全是件坏事。”

“为什么？”

“减少社交时间。相信我，哈利，不是每一个卢瓦索都和我一样有意思的。”

“可以想象。”哈利看着天花板，双手交叉垫在脑后，“你还没有介绍幸运的新娘是谁。”

“老实说我也没见过她，是父亲介绍给乔治的，姓哈特福德，她父亲和我父亲一样有个不值一提的爵位，但是地产多得多。可怜的姑娘，她应该还没有发现乔治真正爱着的是飞机。”亚历克斯沉默了一会，两人各自躺在那里，听着壁炉里的木头燃烧的噼啪声，“你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以为他死了吗？没想到他在圣诞节前回来了？”

“我记得。”

“有那么一段时间，”亚历克斯清了清喉咙，“小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其实和飞机一起坠毁在海峡里，回来的是个幽灵。乔治只是看上去很苛刻，但从来不是个严肃的人。你该看看他现在的样子，一个套在空军制服的苦行僧。”

“我记得你写了个故事，一只大鸟吃了人什么的。”

“我不能相信你可以把故事扭曲成这样。”

“你就是这么写的。”

“哈利。”

“什么？”

“这里太冷了，我能过去你那边吗？”

“如果我说‘不能’，你会乖乖待在原来的地方吗？”

“不会。”

哈利叹了口气，“过来吧。”

这不是个安稳的夜晚，雨击打着这栋日久失修的小木屋，楼下的酒吧时不时传来金属和玻璃碰撞的叮当声。只要门外传来木板嘎吱的声音，哈利就会猛然惊醒，担心会有拿着刀的影子潜进来。亚历克斯，劫匪理论的提出者，反而没有这样的顾虑，一次都没有醒来。

他们天刚亮就离开了小酒馆，拒绝了昂贵的蛋饼和培根，饿着肚子回去找那辆故障的车。一夜暴雨之后，布里斯托400现在深陷在泥浆里。修理工差不多中午才到，花了三个小时敲敲打打，换了一个轮胎，最后和他们合力把车推出了泥坑。两人总算在下午茶时间继续出发，赶在日光完全消失之前驶上了那条通往大宅的碎石路。

像往常一样，玛莎等在门厅里，比哈利印象中更苍白一些，而且比他矮了一个头。她一看见哈利就捂住了嘴，感叹他“长大了这么多”，然后质问他们为什么“一副被揉皱了的样子”，听完亚历克斯的解释之后把他们赶进了厨房。

厨房和哈利记忆中一模一样，长桌、大壁炉和圆形气窗，连放土豆的藤筐也还在原处。为了准备婚礼，这里堆满了腌渍待用的肉类和未完成的花环，一盆鲜奶油放在桌子上，亚历克斯沾了一点，放进嘴里，被玛莎用勺子敲了手背。他察觉到了哈利的目光，眨了眨眼。

玛莎把哈利安排在他以前的房间里，西翼二楼。哈利把行李箱拖进去，放在地毯上，走到窗边。扶手椅比他记忆中小，木头看起来脆弱不堪。他推开窗户，外面的栗树在暮色之中变成了一丛剪影，雾气笼罩的田野泛出浑浊的灰褐色，新建公路的灯光在其中闪烁。

床单和枕头有些微肥皂和灰尘的气味，哈利挪开枕头，下面当然什么也没有，也许他可以问问玛莎有没有见过母亲的手帕，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拧亮台灯，重新打量这个小房间。整整十一年后，他再次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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