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可没有提到这件事。”记者说。

“当然没有了，不够刺激，没达到谍战片的标准。那部所谓的‘传记片’为了讨好观众，略去了不够精彩的事实，往巴里身上套了很多捏造的奇闻异事，把他塑造成一个迎合大众猎奇心理的双面间谍。自他在地铁站拦住我的那天之后，巴里就没有再出现过，和我接头的是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他给我定了一套复杂的暗号，在电话里用的，这样就算有人监听我们的谈话，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圣多米尼克街的公寓没装电话，所以每次都是打到我办公室去的。要是他推销椰子油肥皂，意思是一小时后在两条街外的面包店门前碰面。如果他说‘你好，请问是佩里埃父子钟表维修铺吗？’，那意味着阿尔及利亚人就在楼下，我必须马上找借口去和他碰头。”

“那些‘信’大多数时候是没有标记的密封文件袋，我会把它们藏在提包里，塞在类似的牛皮纸信封和文件夹之间，趁着新闻发布会或者采访的机会带进大使馆。这算是简单的任务，有时候阿尔及利亚人会提出怪异的要求，比如必须在晚上九点二十七分带着一张明信片等在地铁站里，明信片就是普通的风景明信片，背面爬满了歪歪扭扭的笔迹，是西班牙语，我只认识‘亲爱的奶奶’，‘旅行’和‘很高兴’这几个词，看起来就像是小孩寄给祖母的纪念品。我不得不编出一套谎话应付亚历克斯，匆匆出门，去指定的地铁站。我等在月台脏兮兮的长椅上，不停地看表，直到一个拿着长柄雨伞的男人过来坐下，拿走明信片，在椅子上留下一个信封，我需要把这个信封送到约定地点，发出信号，示意阿尔及利亚人来取走‘货物’。”

“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波兰领事馆，警卫发现了我刚刚放下的文件袋，想拆开，我跑了回去，从他手里夺回文件袋，辩解说是我不小心丢失的，然后赶紧离开。那个文件袋在我的公文包里多待了整整两个星期，最后我收到新的指令，让我把它送到一座近郊的小教堂里，丢在倒数第二排长椅下面。”

“你一定留意到了，里弗斯先生，一些研究巴里的传记作家和冷战史学研究者或明或暗地指责过我：为什么居然没有怀疑那些文件袋内容蹊跷？莫非普鲁登斯先生是莫顿先生的秘密同谋？这未免有失公平，连当时的军情五处和六处也没能及时查出布兰登·莫顿事实上被莫斯科牢牢握在手里，他们怎么能把矛头转向一个从未受过情报训练的局外人？况且我是被胁迫的，我当时一心只希望这场突如其来的荒诞剧不会波及亚历克斯。”

“十一月某天，我记不住具体日期了，如果你需要知道的话，应该是能调出记录的，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几年前就公开了全部文件。应该是十一月底，我想。我像往常一样去上班，甚至比平常还早十来分钟到了报社。施密特把我叫进会议室，那是编辑们开晨会的地方，我到办公室里拿了笔记本和钢笔，跟了进去。”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但都不是编辑。我愣在门口，施密特叫我关上门，进来坐下。唯一还空着的位置就只有椭圆桌子末端的那张椅子了，所有人都盯着我看，我坐到那里，觉得自己像个等待审讯的嫌犯。”

“总共有五个陌生人，左边两个，右边三个。离我最近的陌生人和我握了握手，说自己名叫米切尔·普利斯科特，他看起来像个小学校长，或者在教区工作了一辈子的告解神父，如果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的话，那种自然而然就显得很亲切的人。他有美国口音，解释说自己是美国大使馆的雇员，负责一些‘保安方面的工作’，想问我一些问题，我可以拒绝，也可以自愿作答。当然，如果我拒绝的话，他们就不得不请法国警察过来说服我合作了。桌子周围的其他人没有自我介绍，都板着脸，盯着自己的小笔记本。右手边的一个戴毡帽的男人看上去十分眼熟，但我一时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可以。’我告诉普利斯科特，‘问吧。’”

“普利斯科特指了指我的提包，问那是不是我的，我说是。他接着问我是不是每次去使馆都会带这个提包，我回答是的，问他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他没理会，继续问我在过往六个月里有没有和苏联大使馆的任何人接触过，不一定是外交人员，司机，打字员和门卫也算。”

“‘不，没有。’我说。”

“‘普鲁登斯先生，你的生活一切正常吗？这听起来很奇怪，我明白，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欠下任何债务，有没有赌博习惯，又或者，有没有和哪位迷人的女士纠缠不清？有没有任何别人可以用来威胁你的事？’”

“我可以感觉到冷汗冒出来了，但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免得那美国人看出什么端倪。我在想亚历克斯和巴里手上的照片，想波兰领事馆那个多事的警卫，他报告了那个可疑的文件袋吗？他认不认得我是哪家报纸的记者？为什么巴里的文件袋会牵扯到苏联大使馆？我忽然记起了桌子右侧那个戴毡帽的男人是谁，那是军情五处的康奈利探员，八年前深夜敲开杜松街55号的门，把亚历克斯带走的那个。他刮干净了胡子，虽然被毡帽挡着，还是能看出来头发少了很多，但毫无疑问是同一个人。”

“‘不，我想没有。’我回答。”

“‘上星期你去了波兰领事馆。’普利斯科特说。”

“‘还有五六个其他记者也去了。’我说。”

“‘有人看见你走进了非开放区域。’”

“‘那是我第一次去波兰领事馆，找洗手间，迷路了，一发现那是非开放区域就马上离开了。’”

“普利斯科特没再说什么，接下来轮到康奈利问话了，像乌鸦追着腐肉一样咬着几个点不放：还有和迪格比联系吗？没有？詹姆呢？也没有？亚历山大·卢瓦索先生？有，为什么？布兰登·‘巴里’·莫顿呢？没有？你确定吗？”

“施密特主编这时候站出来了，说探员们已经占用我太多时间了，而且提不出任何证据，没理由继续咄咄逼人地盘问报社的雇员。普利斯科特向他和我道歉，解释说我不是‘怀疑对象’，这只是例行查问。希望没有造成太大的干扰。”

“然后他们走了，但没有离开很久。两天之后两个彬彬有礼的先生回来了，一高一矮，自称来自军情六处，给我看了证件，请我‘自愿’跟他们走。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办公室，被塞进一辆车里，后座和驾驶座之间有挡板，玻璃涂黑，就像被关进半个棺材里。车程大概半小时，押送者们把我带进一栋外观普通的两层房子。”

“普利斯科特在客厅里等着，请我在沙发上坐下，问我要不要喝气泡水。我拒绝了，他的亲切态度也到此为止。他告诉我一个使馆三等秘书确认见过我从前台取走一个信封，中情局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信封里的是泄露的机密文件，因此也有足够理由怀疑我是苏联间谍。我被这个指控吓坏了——任何人都会被这种指控吓坏的。普利斯科特继续列出我和阿尔及利亚人的几次接触，那个阿尔及利亚人碰巧和一群旅居巴黎的开罗商人关系密切，而这群开罗商人是被莫斯科买通了的，中情局很清楚这件事，因为他们也花钱‘租下’了这些狡诈的生意人。”

“‘你准备怎么解释这一切呢，普鲁登斯先生？’他问我。”

“我终于供出了巴里的名字，复述了他在地铁站说过的话。‘这是勒索，’我告诉普利斯科特，‘巴里手上有一些照片’，但我没有细说是什么照片。普利斯科特问是不是关于卢瓦索先生的，我说是，他没有再问下去，一言不发地听着，仰头看着天花板，仿佛我在说一个他早就听厌了的故事。等我说完，他道谢，离开了客厅，锁上了门。”

“壁炉架旁边的墙上有个漂亮的挂钟，雕着两个吹号角的天使。我在客厅里绕圈，像只关在笼子里的老鼠，盯着指针看。半小时过去之后我敲了敲门，没有任何回应。一小时后之后我敲了第二次，一个面无表情的警卫打开门，说普利斯科特先生正在开会，很快就会回来。”

“他始终没有回来。”

“整整六小时，天黑之后，那两个把我押到这里来的军情六处雇员打开了门，告诉我可以走了。我又被推进同一辆车里，他们把我送回了奥斯曼大道。我的提包和大衣都还在办公室里，但报社已经锁门了。我身上的零钱勉强够买一张巴士票，我设法在十一点前回到了圣多米尼克街，因为没有钥匙，不得不用力敲门。亚历克斯打开门，看了我一眼，问我是不是被抢劫了。”

“如果有可能，我十分想喝一杯白兰地，但家里早就没有任何和酒精沾边的东西了。我关上门，坐到沙发上，把脸埋在掌心里。亚历克斯问我要不要茶，我说‘不了，到这里来，坐在我旁边’。”

“然后我把这几个月来的闹剧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讲到一半的时候亚历克斯握住了我的手，等我全部说完，他站了起来，在客厅里踱步，说他一定要给巴里拍一封言辞激烈的电报，最好明天就坐渡轮回去，。我阻止了他，毕竟巴里手上还拿着照片。”

“‘他能用那几张照片干什么？寄给报社？我们可没有什么名声需要维护。’亚历克斯问。”

“我告诉他，报社可能不会理会这些鸡毛蒜皮，但万一巴里把照片寄给你父亲呢？”

“亚历克斯不说话了，回到沙发上，和我一起盯着对面的墙。过了好久，他问我现在是不是没事了，既然我已经讲清楚了巴里的卑鄙勾当，那些情报局来的混蛋们是不是应该明白我只是一头转运货物的无辜骡子。”

“我诚实地回答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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