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普鲁登斯在牛津的最后一年乏善可陈。那些一开始让他感到兴奋的事物——赛艇周、晨雾里的钟声、穿着传统黑色长袍的学生——都成了习以为常的背景。大部分学生去向已定：白厅，法院，西敏斯特，军情六处，家族产业。其余的，比如哈利，拿着推荐信四处碰运气。

1955年六月，他和亚历克斯从康沃尔出发，坐渡轮去圣马洛，在那里过了一个湿冷又烦躁的假期。哈利的心思都在《邮报》的工作上，忐忑不安。主编说八月末或者九月初就会告知哈利他们的决定，没有什么比这种模棱两可的答复更能毁掉一个夏天的了。因为下雨，两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室内，那是个顶楼客房，木板在风雨的抽打下痛苦地叽嘎作响。窗外，海鸥聚集在倾斜的屋顶上，扇着翅膀互相恫吓，争抢稀缺的栖息空间，吵闹不堪。两周之后，终于得以乘船离开布列塔尼半岛时，哈利不由得松了口气。

《邮报》还没到九月就做出了决定，雇佣了哈利，在烟雾弥漫的大办公室里分给他一张桌子，但哈利并没有在那里待很久，三个月之后就因为院长的引荐去了《视点》报社，为园艺栏目写写赞美新品种水仙的短文，不久之后开始跑本地新闻，带着好脾气的摄影师四处追逐警察，捡拾凶杀案和窃案的面包屑。

亚历克斯和他仍然住在杜松街55号的小公寓里，亚历克斯现在把多余的那间卧室用作书房，把打字机和一摞一摞的书搬进去，整天呆在里面，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凌晨才到床上来。哈利往往也没睡，在台灯下赶明天的稿子，亚历克斯凑过去吻他的耳朵，越过哈利的肩膀偷窥他的报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下班时间是五点。”

“理论上是五点。”哈利心不在焉地回答，敲下一个逗号，“但是这位贝克先生决定晚上十一点用酒瓶碎片刺死债主，这不是我能控制的。”

“可怜的普鲁登斯先生想要茶吗？”

“想，谢谢。”

亚历克斯到厨房去了，哈利听见水沸腾的呼啸声，然后是瓷器轻轻碰撞的叮当声，亚历克斯轻手轻脚地回来，关上门，把茶杯放到哈利手边，自己坐到桌子上，随手拿起一张稿纸，看了起来。

“我不明白你对这份工作的热情。”

“把它想象成翻译。”哈利抽出写满的纸，换上一张空白的，“只是你处理的不是语言，而是人类的行为，最好的和最坏的，报纸实际上控制了你对世界的感知，而记者控制了报纸，这么说能打动你吗？”

“寡头大财团控制了报纸，而且报纸没有创造空间。”

“我们都知道谁是我们两个之中最有创造力的那一个。”

“你的奉承技巧仍然没有改进，普鲁登斯先生。”

“但很有效？”

“但很有效。”

哈利对着打字机键盘微笑：“去睡吧，亚历克斯。”

如果发挥一点事后聪明的话，人们可能会说，要不是《视点》的驻外记者在格勒诺布尔的滑雪场上摔伤并落下永久疾患，而且精通德文的副主编有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妻子，哈利余生的故事是不会偏离杜松街55号的，他不会得到新的工作机会，不会在回家路上买一瓶红酒，也不会兴高采烈地告诉亚历克斯自己要到欧洲大陆去。

“卢瓦索先生的反应是什么？”记者问。

“他也很高兴，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他问我这是长期还是暂时的，需要离开多久，我说我还不知道，那是真的，我当时确实不知道。他回答，去吧，水手，我会在这里等着的。我记得我的出发日期，1957年1月23日，坐的不是飞机，而是渡轮，伦敦到加莱，从那里转乘慢悠悠的火车，中途停下来通过检查站，又换一班车，这才辗转到波恩。我在欧洲大陆没有固定住所，被主编的电报牵着鼻子四处跑，亚历克斯的信只能寄到报社的波恩分部，积压在那里。”

普鲁登斯抽出一个用打字机打好地址的信封，是寄给“H·普鲁登斯先生”的，每个字母都是大写，也许是寄信人懒得转换，信本身是手写的，用的是深蓝色墨水。

“哈利，

这是你被欧洲吞噬的第五个月，也许你在单枪匹马地阻止核战争，这才能解释你为什么没有回信。我很好，谢谢，虽然你没有问。

在《视点》上看到了你6月20日发表的社论，关于北约对华约政策的那一篇，如此严肃而强硬，既像你，又不像你。我对自己说，这就是其他人看到的普鲁登斯先生，不同于我的哈利。很遗憾你和《外交家》期刊苛刻的莱文先生陷入纸上骂战，莱文先生是个真正的战争贩子，你们彬彬有礼的交锋在过去一个月里为我提供了可观的娱乐。

至于我，我尽量在十一点前起床，吃足够维持生命的东西，远离酒精，尽管不一定成功。坐到写字台前，对付我脑中喧闹不堪的对话和未经整理的段落。家里太安静了，因此最近几天我作出了一些改变，到“海雀与三叉戟”去工作，非常有效，小酒馆的吵闹平衡了我脑海里数十个角色的声音，他们从来不肯闭嘴。酒保同意把靠近窗户的桌子留给我，当然，条件是必须至少付两杯黑啤酒的价钱。你还记得那个地方吗？进门靠右，楼梯下面，我能听见其他人的谈话声，但他们除非仔细观察，否则很难看见我，巴掌大的小窗户能看到荒芜的花园。哈利，又一批年轻学生聚集在这里，像可爱的麻雀，酒馆二楼的鬼故事又把他们吓住了，没有人敢靠近楼梯。

昨晚梦见墨丘利，旷野里不知道为什么有卡尔法克斯的钟声，我们往海边走去，但直到醒来都没有走到。

还有什么值得告诉你的呢，当然，《埃格尼斯的风筝》近日再版，增加了插图，出自一位才华横溢的D·西蒙斯小姐之手，她完全理解这个故事阴暗的一面，对此我非常感激。另外，我

哈利，

原谅这封信缺乏条理，写到一半的时候被打断了。我今天有别的安排，恐怕不是好消息。乔治的“状态不太稳定”，父亲在电话里这么模棱两可地告诉我，从目前有限的消息看来，出于未明的理由，乔治昨晚在伦敦寓所中开枪，幸而没有击中任何人，或任何物体，但他的妻子和邻居都吓坏了，邻居报了警。父亲还在康沃尔，莱拉在布莱顿，能马上去看他的只有我了。就到这里。

你的，

A.

6.20.1957”

记者折起信纸，小心地放回信封里，接过普鲁登斯递过来的下一封信，日期是四天之后，1957年6月24日，从伦敦寄出，盖着加急印戳。

“亲爱的哈利，

本来想发电报的，但是我不愿意发到报社去，不想引起注意。看在上帝份上，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呢？

见了乔治，比平常还要令人难以忍受，顽固，高傲，动不动就发脾气。他坚持那天晚上看见了窃贼，但警察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痕迹，门锁完好，窗是关着的，窗台上也没有攀爬的痕迹。他不准任何人拿走他的佩枪，我只好偷偷把弹夹卸掉了，也许他很快会发现，到时再想办法。

医生认为这是战后综合症，‘炸弹病’，你知道成千上百从欧洲回来的士兵都有这个问题吗？医生告诉我，他见过一个病例，那可怜人连听见水壶烧开的呼啸声都会吓得嚎啕大哭。乔治当然不能接受这个结论，差点把医生的脑袋拧下来，好吧，我夸大了一点点，但实际情况也差不多了。医生建议他到乡间休养，我们说服他回康沃尔住几个月，他勉强同意了，感谢上帝。

假如你收到这封信，不要回复伦敦这个地址，我明天出发把乔治送回康沃尔。如果你想发电报或者打电话，请寄往我们的旧巢穴，号码不变。

A.

6.24.1957于伦敦”

一周后，又一封短笺继续描述事情的进展：

“哈利，

枪击事件又发生了一次，差点把可怜的玛莎吓死，玛莎现在住在一楼，她61岁了，爬不动楼梯，枪声在她房间听得最清楚。乔治声称自己见到花园里有可疑的入侵者，怀疑他是德国间谍。可怜的乔治，或许在他备受折磨的大脑里，战争始终没有结束。

现在我们藏起了他的枪，父亲的勃朗宁也藏起来了。大家都惶惶不安，不确定他还会不会好转。

A．

于康沃尔”

下一封信装在厚实精致的淡蓝色信封里，封口印着短刀和知更鸟。

“亲爱的水手，

电报收到，很高兴知道你马上要回来了，车票确定后请告知，我会去车站接你的，别拒绝，我坚持这么做。父亲和乔治向你致以问候，我们很好，谢谢，乡村生活对乔治有所帮助（对我也有帮助，老实说），他终于不再半夜三更带着枪在门厅里游荡了。

我已经好久没有来过这家邮局了，卡尔斯顿小姐还在这里，现在已经是‘米尔斯太太’了。这封信是在柜台上匆匆写的，我马上就要回牛津去了。

你的亚历克斯”

普鲁登斯轻轻抚摸信封，看着壁炉，木头烧尽了，露出下面红热的炭块。

“我的假期只有两周，除去路途上花的时间，就只有一周多一点了。我把信和电报都带了回来，以免弄丢。亚历克斯起先非常兴奋，就像许多年前乔治从前线回家时一样，很快就变得很冷淡。我并不为此生气，他一直都是这样的，这是亚历克斯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他不擅长道别。我们讨论了我的工作——‘讨论’是个委婉的说法。到我快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已经拒绝和对方说话了。”

你现在和巴里他们没有任何区别。亚历克斯冷冰冰地说，自以为世故的行尸走肉。

而你需要长大了。哈利反驳，打算一辈子做一个自娱自乐的三岁小孩吗？

普鲁登斯叹了口气，从炉火上移开目光：“后来我写了很长一封信，道歉，匍匐在他脚边恳求原谅，我没有收到回信。回到波恩之后不久，我和《邮报》的记者跟着英美联合外交使团一起去了布达佩斯，在那里待了一周。这是我第一次到铁幕另一边去，我没有权力使用外交渠道，几乎所有通讯都断绝了。因此这封信我迟了一个月才收到。”

他递出一张单薄的信纸，记者屏住呼吸，小心地接了过去。

“哈利，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在给你写信，你也许根本收不到。

乔治死了，自杀。葬礼是昨天。”

末尾没有署名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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