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真是没完没了。”普鲁登斯抱怨道，说的是雨，又下起来了，浇灭了最后一点闪烁不定的日光。石滩、海水和云层糊在一起，呈现出层层叠叠的蓝色和黑色。雨滴没有早上那么大，慢悠悠地，几乎可以形容为害羞地，飘落，粘在玻璃上，像一层融化的糖霜。

护工敲门进来，提醒记者探视时间只剩半小时，所有访客必须在晚上七点前离开。如果他有火车要赶的话，那最好现在就走，今天最后一班开往巴黎的火车很快就要离站了。

“这附近可没有旅店。”护工加了一句。

“阿尔贝，让这位年轻的绅士留下来吃晚饭。”普鲁登斯插嘴，他的法语听起来谨慎又清楚，每一个元音都十分规矩，“就当是让我高兴，好吗？我没有多少访客。而且他还没有尝过你美妙的梨子甜酒呢。”

“可是我们有规定，普鲁登斯先生。”

“就说访客有非常重要的公务，必须今天完成，而且他不愿意离开，你也没有什么办法。”普鲁登斯冲记者眨眨眼，“开往雷恩的车今晚应该还会有两班，就算里弗斯先生九点才走，也还是能赶上的。”

“既然你这么说了，普鲁登斯先生。晚餐七点半开始。”

“谢谢你，阿尔贝。”

护工走了，轻轻关上门。“我喜欢阿尔贝。”普鲁登斯告诉记者，“会酿酒，富有同情心，不像星期四值班的皮埃尔，一板一眼的。我们刚刚讲到哪里？我能看一眼你的笔记吗？1961年圣诞节，我一度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和亚历克斯安稳地在布鲁日过了圣诞和新年假期。冬天的布鲁日既萧索又亲切，就像是你在壁炉边打瞌睡时会梦到的地方。旅馆里除了我们，就只有一对从意大利来的老夫妇，他们英语法语都不会，而我们不认识半个意大利语单词，偶尔在餐厅碰到，只能互相点头微笑。我们的客房窗户对着运河码头，一排游船拴在那里，等待夏季的游客潮。比起我们的夏天，我更愿意回忆我们在布鲁日的冬天，雨夹雪永远不停，但炉火也始终不灭。那间漆成淡栗色的客房就是我们的秘密巢穴，在那里，拉上窗帘，我们又重新成为二十二岁的我们，成为孩子，成为没有名字的旅客。”

“一月的第二个星期，我们启程返回巴黎。”

巴里的名字是在二月初出现在报纸头版上的：《阴谋还是栽赃？莫顿于伦敦候审》。文章说尽管外交部公开抗议，但布兰登·莫顿先生为了驱散关于苏联间谍的流言，自愿接受了军情五处的讯问。目前莫顿先生被软禁在一个未名地点，等候最终结果。记者询问了军情六处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栽赃，很可能是莫斯科一手导演的闹剧，误会很快就会澄清。

巴里扬起的风暴在头版吹了几天。哈利把每一份报纸都拿回去给亚历克斯看了，两人琢磨着上面的每一个单词，揣测巴里在这场船难里的生还几率。就像所有新闻一样，这场闹剧逐渐退往内页，沉寂下去，然而还不到五天，沉渣重新浮起，吐出了关于内部听证会的只言片语，在接下来两个紧张的星期里，巴里看起来马上就要彻底出局了，他遭到停职，军情五处搜查了他的住处，种种迹象都对他极其不利。“我们将会见证一场世纪审判。”《快报》的时政记者信誓旦旦地评论，“这也是我们首次清清楚楚地看见莫斯科的渗透有多么彻底”。然而到了三月底，巴里的大幅照片再次出现在头条，就在《莫顿洗清嫌疑》这个大标题的右下方。照片的主角直视着镜头，举起帽子，看起来像个大获全胜的拳击手。外交部和军情六处张开双臂把他接了回去。

拳击手立即着手报复。1962年4月4日，一个信封出现在施密特主编的办公桌上，上面没有邮戳，也没有字迹，显然不是邮差送来的，没人知道是谁把信封放在那里的，楼下的门卫声称没有留意到陌生人进出。信封里装着的是那几张哈利无法提出合理解释的照片，他僵硬地坐在施密特对面的椅子上，握着拳头，像个等待发落的苦役犯。

“我一向不过问别人的私生活。”施密特不情愿地靠近这个话题，就像人们不得不把手伸进排水管里，把堵在里面的老鼠尸体拉出来时一样，令人不适，但总不能丢下不做，“也许你应该离开一阵，哈利，去个有阳光的地方住几天，找个医生谈谈，也许他们能帮你摆脱这个，这种，你知道的，疾病。”

“我不需要医生。”

主编看着他，带着一种令哈利感到恼火的同情：“我欣赏你的工作，哈利，你是个棒极了的记者，这些，”主编看了一眼信封，“我不能假装我没看见，但我也不会报告警察——这里，在法国，这是犯罪，记住这一点。”

“我的私人生活和我的工作毫无关系。”

“你病了，哈利，你需要帮助。”

“你要解雇我吗？”

“停职，直到你能拿出精神科医生证明，保证你痊愈了。”

“不必。”哈利站起来，“我辞职。”

办公室里没什么好收拾的，台灯、打字机和电话都不是他的，钥匙和公函也必须留在原处。哈利只带走了几封信，钢笔和一盒回形针，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这个房间此刻看起来依然和他刚来时一样陌生，萎蔫的盆栽和雾蒙蒙的玻璃，散发出樟脑气味的文件架。哈利撕下贴在桌面上的便笺，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开门出去。

离开报社的时候没有人多看他一眼。米涅小姐今天不在，外出采访去了。他慢吞吞地走下楼梯，思忖着施密特会怎么宣布这件事，也许会说病假，或者什么都不说。门卫帮他扶住门，一眼看见他手上的信封，问他是不是要去邮局。哈利敷衍地笑了笑，没有回答，径直走进四月初疲弱的阳光里。

他折起信封，塞进衣袋里，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了许久，到达河岸，折返，随便找了一家咖啡店坐下，看着来往的行人出神。那是个阴天，春天总是这样的，没有雨，但云层很厚，泛出一种呆板的灰白色。人们的大衣也是灰色的，哈利看着他们在黑白布景般的街道上缓慢移动，像是从胶片电影里剪下来的一格。他已经来巴黎超过三年了，从没有在工作日早上认真看过这个城市，从来没有这样的时间。

侍应过来问他是否准备点什么食物，午餐时段快到了，要是他不打算吃东西的话，那麻烦把桌子让出来。哈利把零钱留在茶碟里，起身离开，过了桥，往七区的大致方向走去，因为风太大了，一直低着头。

哈利回到圣多米尼克街的时候刚过下午四点，亚历克斯在小茶几上写信，一看见他就放下了钢笔，本能地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了。

“施密特。”哈利简短地说，“他知道了。”

“那你的工作？”

哈利没有回答，摇了摇头。亚历克斯轻轻说了一句“天哪，哈利”，从起居室另一边走过来，抱住了哈利，吻他的额头。哈利摸到了亚历克斯的手，用力握紧。风吹起了纱帘，把信纸扫到地上，但他们两个谁都没有留意到。

合同终止之后报社自然也收回了那间位于木偶剧场后面的小公寓，给了哈利一个月时间搬走，和办公室一样，公寓里也没什么要带走的，哈利的大部分私人物件都已经在圣多米尼克街了。他花了一个下午把公寓打扫干净，卷起几条被忘在抽屉深处的领带，和几本书一起放进行李箱里，锁了门，钥匙丢进门房的信箱里，就此告别。

“然后。”普鲁登斯说，琢磨着这个词，仿佛那是个因为风吹雨打而变得模糊的路标，不仔细看的话就会走错路，“然后，《火刑》出版了。里弗斯先生，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埃格尼斯的风筝》和《火刑》之间有那么长的间隔了。人们——尤其是传记作家们——常常把亚历克斯的作品当成方便的刻度，自以为把他的人生测量完毕了，忘记了两个刻度之间别有深意的空隙。《火刑》的法文版最初只印了几十本——当然也是由慷慨的马纳先生翻译的——后来又增加了一百来本，并不公开出售，只能在特定的朋友之间偷偷转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火刑》并无新意，不过是两个寄宿学校男学生的故事，他们恋爱，他们被迫分开，他们分别自杀。但我们当时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不可同日而语，光是书写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种罪行。‘下划线’书店将我们拒之门外，亚历克斯以前常去的一些沙龙像驱逐麻风病人一样赶走了他。巴黎表明了她的态度：你们不受欢迎，请尽快离开。”

“我试着找别的工作，一度给剧院写过宣传单。当时英文报社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尽管施密特什么都没有说，但其他报纸都知道我突然从《视点》离职，并且对此充满疑虑，没有一家愿意给我一个职位。而法语报纸根本不需要一个无法用法文流畅写作的英国人。亚历克斯每天都收到几十封信，一些赞美《火刑》，大多数诅咒他下地狱。同一年夏天我们放弃了圣多米尼克街的小小鸟巢，回到了伦敦。亚历克斯的行李几乎都被稿子占满了，那是《永恒夏天》的雏形，依然没有完成。他依然不让我看他正在写的草稿，片段也不行，当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问我的意见。我想有些伤口不是那么快就能好的。”

“我们没有在伦敦停留很久，除了莱拉，谁都没见。男爵在伦敦有好几处房产，乔治以前住在近郊的独栋房子里，现在留给他的遗孀了，他们没有孩子。另外就是肯辛顿南边的公寓，亚历克斯和我悄悄把行李拖了进去，像两只昼伏夜出的猫头鹰躲进树洞一样。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为一家园艺杂志写稿，吹嘘最新的草耙，解释扦插技巧，诸如此类，你明白的。你从一开始就在文学版吗，里弗斯先生？”

“不，在厨艺栏目做了六个月，绞尽脑汁思考要怎样夸赞一家平凡无奇的蛋糕店。”

“上帝保佑你。”

“必不可少的折磨。”

普鲁登斯看了一眼手表，差五分钟到七点半。天已经完全黑了，窗户玻璃变成一块平滑的黑色镜子，映出老人、记者和壁炉的火光。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一扇门被风吹得砰砰作响，听起来像是从餐厅的方向传来的。

“后来，一位老朋友找上门来，是《邮报》，我的第一个雇主，他们恰好需要一个熟悉华约国家的时政记者，我刚刚从海峡另一边回来，当然是他们的第一人选。时隔七年，我又回到了那个充满烟味的大办公室，我同意九月份开始工作，这样夏天就可以陪亚历克斯回去康沃尔——应该是莱拉告诉男爵我们回来了的，因为见过他姐姐之后几天，亚历克斯就收到一封电报，让他到大宅去一趟，没说为什么。我们原本只打算在那里住五天左右，所以收拾了最简单的行李。我订了早班火车，和亚历克斯一起回到了故事最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