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入深秋，窗外汉水边黄叶满天，白帆从河面上划过，消失在一片雪白的芦苇荡里。
秋天是打仗的时候。粮食收了，农活闲下来了，北边的草木枯萎。游牧民族秋高马肥的时候，正好也是中原汉民粮草丰足的时候，经常要做过一场。今年又加上了广南的侬智高，秋冬暑消，瘴气渐退，正是大军南下的好时机。杜中宵看着飘在江面上的落叶，想着一个月后自己该如何带领大军出征。
饮了一会酒，王安石道：“待晓，淮南并不是地广人稀的地方，如果要营田，该如何做？”
杜中宵回过神来，道：“不管是哪里营田，其实相差不多。京西路最开始措置营田，是为了安置无事可做的营田厢军，并不是为了开发地方，这一点与淮南不同。这一带地广人稀，营田务有人地闲地，地方风波不大。以衙门所在的枣阳县为例，不过是因为营田务招人待遇强过地方，大户人家的庄客全部离了主人进了营田务。营田务一开，乡下财主全部经营不下去，只好卖地去做别的了。”
王安石道：“正如待晓所说。淮南路营田，各州又无土地又无人手，正不知从何处下手。”
杜中宵道：“只要不把营田务看成衙门，而当作种粮食的场务，就没有那么难了。各处有烧磁的场务，有制酒的场务，为什么就不能有种田的农场呢？只要投钱下去，官府主持，难待种地的人吃喝收入还不如在大户家里做庄客？如果不如，这种营田不做也罢！”
韩绛和王安石听了，一起笑了起来。确实，如果官方主办，农民待遇还不如地主家的庄客，何必搞什么营田务？淮南路那种地方，开营田务的目的，不就是一缓和地主对农民的压迫，二让官府掌握一部分稳定的粮食来源，可以作为常平仓的补充。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处？粮食可以靠税赋收集的。
杜中宵又道：“只要有了本钱，一是可以买地。选那些大块田地，无水无路，地方不愿耕种的。营田务买来之后，修路开渠，改成良田。二是选无人耕种的闲田，一修路开渠，开垦出来。这两样俱可以让地方作为徭役地方协助，以人力来代本钱。有了地，再招人就是。依京西路的经验，吸引人来，一是要有营田务的公田，百姓在公田做活，要能分到四成到一半的粮食。为什么这个数目？因为庄客从主人家那里租种土地，也多是如此。有了这些粮食打底，营田务又有农具耕牛，就不怕没有人来。再一个，一定记住让各户都有私田。数目不要太多，一户成丁田女一到二亩就可以。有这些私田，他们可以种果树菜园，种些杂粮，作为补充，换些现钱到手里。剩下的无非桑柞，最好各庄安排一些。这些要有，有了之后营田的妇人就有事做，足够一家忙碌。这些做了，再在庄中留些闲田，营田务也就开起来了。”
杜中宵说的是官营农庄，也就是后世的国营中小农场，现在都已经有了模板，照做即可。官府营田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调整各农庄人均耕地在最经济的规模，实现收入最大化。随着农业发展水平不同，新式农具的普及，良种的出现，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均耕地的最优数目是不断变化的。目标不同，如追求粮食最高产量，这个数目是一个数字，追求最高经济效益，又是另一个数字。如后世中美两国，因为自然禀赋不同，国情不同，追求的效益最大化也不同。一个偏向最高产量，一个偏向最佳收益，人均耕种土地数字必然不同。以产量为导向，中国哪怕是工业化农庄，农民人均耕种的土地也会比追求收益的美国少得多得多。一提农业就比照美国大农场，是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加上大资本相结合的舆论导向而已。
王安石想了想，问道：“为何营田务土地，要买别人不愿种的田地，再去开荒地？直接买好种的熟田，其余一切如前面所议，不是好上许多？”
杜中宵道：“介甫，官不与民争利，买熟田，就倒过来了。”
王安石道：“天下之利，不在官则在民。入于官，终究还是用到民身上，强似民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中宵笑着摇了摇头：“我们读圣贤书，起圣贤之心，这样想也不奇怪。太学李助教讲平土，便就是要耕者有其田，把天下田土分到耕种的人手里。这样想是好的，但能够做到的？官不与民争利，是说这利在民，而不是在几个豪强大户手里。现在天下人口不多，闲田所在都有，少的是人，不是地——”
韩绛道：“待晓如此说，也不全对。天下各地不同，有的地方是人少，有的地方是地少。”
杜中宵道：“总体上来说，出产粮食，现在是天下缺人而不缺地。人人皆知，要产粮食，最基本的是有地，其次是有人，第三要有农具、耕牛、水渠、道路、仓库等等。粮食紧缺，价钱上去，这些东西的价钱就上去。营田务的根本目的有两个，但不包括调节地价，那是官府营田所做不到的。”
王安石道：“不调节地价，那营田务的两个目的是什么？”
“一是调整地方的人力价格，也就是客户的收入。如果地方客户收入过少，毫无疑问，他们应得的一些收入，是被占着土地的主户拿去了。这个时候营田务招人，把多余的人力吸收进来，从而拉高本地种地的人力价钱，这是为民。开营田务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未来着想，开荒地。开荒地是要花钱的，不能配道路和水渠，不把土地平整起来，地就不是好地，强行去种，也产不出多少粮食。为什么很多地方有荒地？不是不适合种粮食，而是没有配道路、水渠，没有进行平整，我们可以把这些叫做基础设施。有了这些基础设施，荒地经过耕种才真正变成熟田。种地的百姓多是小农，做这些事不容易的，很多地只好闲在那里。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去开垦。又经过不知多少年月，多少代人一直去做，才算开垦出来。营田务买不好的田，开荒地，是用官府的力量，把这些基础设施建起来。官府投这些钱比私人省得多，等到地方上发展起来后，营田务也可以把地卖给地方，就都是好田了。这叫做官府承担开发成本，而由百姓得到好处。初始建的时候，只见粮食，建的基础设施看不见好处，叫作看不见的资产。等到遇见难处，把这些土地让给百姓，官府收钱应急的时候，叫做沉没成本变现，跟常平仓备粮荒一个道理，这里备钱荒。”
王安石与韩绛对视一眼，对杜中宵道：“待晓想的，是否过多？”
杜中宵摇头：“我在京西路营田，又提举常平，不想不明行啊。想不明白，事情就不做不好。侥幸做好了，一遇变故便就化为乌有，终究一场空。”
这是中国联产承包施行的故事，把集体资产分给农民，大量沉没成本迅速变现，出现了持续数年之久的繁荣。对于政权来说，借由这样的资产变现，可以撑过一场危机。在财富有盈余的时候，把盈余变成看不见的成本，必要时变现，本就是应对危机的一种办法。
杜中宵的身份，早已经从营田变为了主管常平司，也从平抑粮食价格中走出来，不但是平抑市场货物价格，同样平抑资产价格。营田务的角色，由安置多余人力，变成了储备资产。李参敏锐地感到了这一点，才在淮南路营田。不然那里人口密集，又没有大量闲置劳动力，他做这些干什么？
王安石沉思良久，道：“若依适才所说，营田就不能买熟田，而只能买闲田开荒地，不然就没有意思了。不过，民间富者愈富，贫者难以存活，终究还在，总不能视而不见。”
杜中宵道：“为政者当然不能装作看不见，更不能听之任之。不过靠营田务，处理不了此事，要靠其他的手段。谈营田务，就只做到该做的事，不要把做不到的事情压在上面，不然会两头落空。”
王安石道：“即使如此，人入了营田务，父生子，子生孙，人口总是会增加。纵然有闲田，也会有开完的一天。地有限，而人益增，又当如何？”
杜中宵道：“所以营田务的土地，是营田务所有，即使各户的私田，也只是让他们耕种，而免赋税而已。这些土地是不许买卖的，除非营田务搬走或者解散，人在地在，而且是在营田务手里。到了人多地少的时候怎么办？营田务官府所有，自然由官府组织去开新的土地，或者让多出来的人去做其他事情。所以营田务的村庄，是有村社的，与常平司的商场连在一起。商场做得好了，就有更多的人进村社，去做种粮食之外的事。地方只要做得好了，总能找到个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