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可以规避风险的政治智慧，当前路充满迷雾和风险的时候，首先给自己预留几条退路，至于究竟留几条，就要看风险可能来自于几个方向了。

谢列平的建议是立刻组建一个调查小组，这个小组的分量要足够重，要让人看出中央监察委员会对这封举报信的重视。同时，小组要任命两名副组长，但组长一职暂时空缺，而真正的退路就在这个组长职务上。

不要以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是尤里这个主席的一言堂，相反，四个副主席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集体领导形式的实现，而这四个副组长的背后，则都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偏向。只不过尤里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兼任着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本身在发言权上就占着更大的分量，他可以用调整工作的借口，将某位喜欢和他顶牛的副主席边缘化。

如今，这封明显会带来一场风暴的举报信摆在了尤里的办公桌上，他立刻组建一个分量足够的调查小组，可以向外界表明他对这件事的重视，这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表现，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来。

而在四名副主席中，因为立场不同，他们在对待这封举报信的问题上，肯定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说局势不好，斯大林同志或是占据优势的一方，决定将这封举报信涉及到的问题扩大化，那么他就可以任命一名支持将其扩大化的副主席担任调查组组长，将列宁格勒的烂摊子丢给他，让他自己去处理，将来也由他自己背锅。

反之，如果局势平稳，斯大林同志不希望将问题扩大化，那么尤里就可以任命一名反对将问题扩大化的副主席任命为组长，尽可能将事态平息下去。这样的话，即便是稍后斯大林同志反悔了，转而将问题扩大化，尤里也可以避开风暴。

这么做看似非常有话，不讨喜，但在这个问题上，尤里可以找到很好的借口，因为他是从列宁格勒提拔起来的干部，这么做是为了避嫌，合情合理。

政治斗争就是一场不见血但是却比见血更加残酷的战争，在这种斗争里，不择手段才是正常的，而意气用事的人是落不到好下场的，经过战后几年的历练，如今的尤里已经不是那个宁折不弯的元帅了，他已经脱胎成了名至实归的政客，嗯，或者说是政治家、党务活动家。

“副组长的人选，安排谁比较合适？”认同了谢列平的意见，尤里又问道。

“我认为两个人最合适，”谢列平毫不迟疑的说道，“我和瓦西里·特罗菲莫维奇·布哈尔金同志，至于小组成员，则行文最高检察院、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他们委派两到三名代表，共同组成。”

中央监察委员会为什么权力大部门小？因为中央监察委员会除了主席、副主席之外，下面的委员都在诸如最高检察院、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陆海军总政部任职。而这个布哈尔金就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内务部成员。

尤里想了想，点头说道：“去起草文件吧，我先去克里姆林宫通报情况，稍后签字。”

既然是极有可能引发政治风暴的事件，尤里自然不能选择隐瞒，第一时间通报给斯大林同志，让他了解到情况，并且由他做出最初的决定，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不仅是尤里的工作任务，同时也是对他自己的一种保护。

于是，不久之前刚刚从克里姆林宫回到自己工作单位的尤里，又一次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幸亏他现在已经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拥有了自由进出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否则的话，还得等着排队候见。

……

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同志办公室。

尤里坐在有些硬板的沙发上，夹在手指缝中的香烟已经快要燃尽，烟头上的烟灰已经有半寸长，却始终没有弹落。他在看着办公桌后的斯大林同志。

这两年，斯大林同志已经明显见老了，他的头发已经变的灰白，两撇很有精神的大胡子，现在也已经染了白霜，尤其是他原本线条凸显的面部，如今看上去竟然柔和了许多，只是似乎带了几分浮肿。

此刻，他就坐在办公桌后，看上去已经有些佝偻的腰在刻意挺直着，紧皱的眉头在灰白的头发下显得异常明显，即便是隔着烟斗冒出的淡蓝色烟雾，也能看的清清楚楚。

良久，当尤里将烟卷掐灭在烟灰缸中的时候，斯大林同志才放下手中的举报信，他将烟斗从嘴上取下来，在一旁的烟灰缸上磕了两下，随手放在一边，看似不经意地问道：“你怎么看？”

问题提出来，他顿了顿，紧接着又补充道：“对于列宁格勒反党活动集团的问题。”

尤里的心一沉，跟在斯大林同志身边这么多年，他多少也了解对方的习惯了，这位意志坚定的领袖，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想要从对方那里得到意见或是建议，而是希望能够得到符合他想法的答案。

他说的两句话，如果连在一起就很好理解了：对于列宁格勒反党活动集团的问题你怎么看？换句话说，斯大林同志问的不是列宁格勒是否存在一个反党活动集团的问题，而是问他尤里对这个反党活动集团有什么看法。

说白了，斯大林同志已经认定列宁格勒存在这样一个“反党活动集团”了。

尤里迟疑了一下，随后斟酌着说道：“卡普斯京的身上的确存在一些疑点，尤其是他在英国进修那个阶段，可能隐瞒了一些情况，没有……”

“不，尤里·阿尔希波维奇同志，”斯大林同志将一只手按在那封举报信上，打断了尤里的话，说道，“种种迹象表明，列宁格勒存在问题的，不仅仅是一个卡普斯京，也不仅仅是一个反党集团的，而是存在一个立场上倾向于‘铁托法西斯集团’的，背叛了国家的，对分裂中央与列宁格勒党组织，对叛徒给予包庇和鼓励的反苏、反党集团。”

一听这话，尤里的脑袋都感觉大了几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似乎还低估了这场风暴。

所谓的“铁托法西斯集团”，是去年苏南关系恶化之后，由莫斯科发起，并经由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在整个东欧、南欧地区掀起的，全面反对南共的斗争。

其起因，实际上就是由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不愿接受莫斯科的直接干预，也不愿意全盘照搬苏联的建设模式，并由此造成的贝尔格莱德与莫斯科的关系恶化。

不要以为苏南关系的恶化，就是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的外交问题，这实际上是一场路线之争，且直接波及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国家，大多经历了一场血淋淋的清算。

在南斯拉夫，被视为“亲苏派”的茹约维奇、赫布朗被定性为“祖国的敌人和叛徒”，并被从肉体上消灭；在波兰，老革命家哥穆尔卡被定为“铁托分子”，免去总书记职务，开除党籍，首次牵累，四分之一的党员遭到清洗；在阿尔巴尼亚，中央组织书记、内务部长科奇·佐泽等人被定为“铁托分子”，遭到处决；在匈牙利，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拉伊克等五名核心党员被定为“铁托分子”，遭到处决；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斯兰斯基等等等等，再加上罗马尼亚将近二十万党员，处决的处决，开除党籍的开除党籍。

这是一场波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堪称一场浩劫。

也就是在这场浩劫进行的过程中，有一个看似很不起眼的插曲。为了缓和苏南关系，年初的时候，南斯拉夫派出了以米洛万·吉拉斯为首的代表团，前来苏联进行国事访问。不过，这个代表团在莫斯科遭受了绝对的冷遇，根本没有什么重量级的人物与他们会面。

可是，也不知道当时的日丹诺夫同志是怎么想的，当这个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列宁格勒的时候，却受到了列宁格勒州以及列宁格勒市的热情款待，双方还签订了一系列的经济合作协议。

这件事，当时引的斯大林同志非常不快，随后，还有流言说列宁格勒出了叛徒，他们向“铁托分子”提供了不该提供的经济情报，出卖了苏联的利益。

不过，那时候的日丹诺夫同志还活着，斯大林同志尽管愤怒，却没有过分追究的意思，那些流言自然也没有引起什么太大的反响。但是，谁又能想得到，日丹诺夫才死了多久啊，斯大林同志又抓住这个机会旧事重提，认定列宁格勒出了一个出卖苏联国家利益，立场倾向于“铁托分子”的反苏、反党活动集团。

在这个时候，尤里不敢再有任何的小心思，他知道，这场风暴不是他能够阻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