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电话，尤里看了看面前桌上刚刚做的笔录，轻轻叹息一声，抬头看向对面正盯着自己的两个人，说道：“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打了电话过来，要求将莫洛托夫同志请到克里姆林宫去。”
什基里亚托夫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释然的表情，他将手中的记录簿合起来，起身就准备往门口走，他与尤里的关系并不好，双方又不是同一立场，除了公事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好谈的。
“怎么，这就结束了吗？”莫洛托夫笑道，“你们不想听听我在第一次、第二次以及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所秉持的立场吗？不想知道我都做了些什么吗？”
对于莫洛托夫口中所说的三次莫斯科审判，尤里还是有所了解的，毕竟他的职位摆在那里了。
所谓的“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指的是一九三四年基洛夫遇害之后，由斯大林同志所发起的，针对包括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在内的十六名布尔什维克高级干部的审判，当时，这个审判在莫斯科的工人文化宫举行，最终，这些人被定名为“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反苏中心”，十六人全部被处决。
“第二次莫斯科审判”则是针对的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审判，包括皮达科夫、索科利尼科夫、拉狄克在内的十七名布尔什维克高级干部受审，最终十三人被处决。
“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则是针对的所谓“右派-托派反苏联盟”的审判，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京斯基在内的二十一名布尔什维克高级干部受审，其中十八人被直接处决——最凄惨的就是布哈林，他请求服毒自尽，但被拒绝，当时的总检察长，也是三次莫斯科审判的公诉人维辛斯基，安排他观看了十六人被行刑的全过程，最后才将其处决。
对这些过去的事情，尤里并不想做出任何评判，但斯大林同志正是通过这三次审判，清除掉了布尔什维克党内所有不同的声音，在实际意义上，实现了党内观点和立场的一致性，树立起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后世，有人曾经将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遭受的失败，归结为苏联这种大清洗所造成的自残导致的，但作为一名真正从卫国战争中走过来的人，尤里认为这里头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可若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如果在卫国战争爆发之后，苏联高层没有形成这种一致性的话，各种小团体、形形色色的反对派依旧存在，那么面对德国人的闪电战，苏联能够最终扭转战局，还真是一件说不定的事情。
当然，尤里也知道，在当初的那场大清洗中，莫洛托夫也好，卡冈诺维奇也罢，凡是目前处在莫斯科权力核心中的人，都起到了一定的主导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人存在，斯大林同志不一定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其实都有其必然性，与其说三次莫斯科大审判是由斯大林同志发起的，不如说是由当时的局势所造就的，如果没有斯大林同志主导的审判，也必然会有另一个人来主导这些审判，只不过当那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三次审判将有一次属于斯大林自己罢了。
“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监视的对象，当然，我们也都在监视着别人，”莫洛托夫终究没有机会继续说下去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颇有深意的看了一眼尤里，最后说了一句，“不能成为专政的执行者，就要变成被专政的对象，尤里·阿尔希波维奇同志，摇摆不定是很危险的，在必要的时刻，任何人都要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
“毕竟，”走到门口，他一只手扶着房门，另一只手戴上帽子，最后说了一句，“不愿意接受晚宴邀请的人，就得出现在晚宴的菜单上，这就是政治的原则。”
目送这个家伙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尤里并没有送他，而是面色凝重的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后。
从莫洛托夫的态度上看，在如今的莫斯科，已经有一伙人在策划推翻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了，这些人很可能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只等着最后发动时机的到来了。而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他们可能还需要拉拢更多的人加入进去，毕竟不管从哪方面考虑，斯大林同志都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来的国家领导人，在不经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确定的情况下将他赶下台，就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政变，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其行动的人数有多少，将决定其行动的合法性。
尤里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也有委员的身份，他还是候补的主席团成员，而在担任的职务上，他又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有这些身份和职务，决定了其能做的事情很多，尤其是在这场政变获得成功之后。
可想而知，如果某些人正在策划推翻斯大林同志的领导地位，那么，即便是政变成功了，他们也不可能堂而皇之的将斯大林同志推下台，只能说他染病在身，无法继续主持工作。
随后，参与这场政变的主席团成员们，将重新做一些分工，有人会接替斯大林同志出来主持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定然会有人表示怀疑，而且持有疑虑的人估计还不在少数。那么，面对这些怀疑的人，新的权力核心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将能够拉拢过来的人拉拢住，而对那些无法拉拢的人，莫洛托夫所说的“镇压”将是最好的解决手段。
那么，谁来主持镇压工作？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它们当然不能直接采取行动，因为党内问题是不能靠这两个强力部门去直接解决的，它们只能是执行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真正的镇压决策机构终归还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任何逮捕行动，都只能由它来发布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亦或是内务部负责执行。
当然，这些家伙如果真的胜券在握的话，也可以在政变的同时，将尤里这样的人物一起干掉，但那么做的话，将会令他们的合法性降到最低，甚至会节外生枝。一方面说斯大林同志染病，无法主持工作，另一方面又干掉了斯大林同志亲自任命的要害部门首脑、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委员，最重要的是，这个人还是个功勋卓著的元帅，类似这样的事，交给任何人去考虑，恐怕都会产生疑心的。
另外，将尤里这样的人拉拢过来，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好处，那就是更容易在政变之后，安抚住军方的情绪，这不仅仅是因为尤里在军方有足够的威望，还因为他这段时间以来，正在重新构建与军方将领们的联系。
政治斗争从来都不是温情脉脉的，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军事斗争更加的残酷和诡诈，尤里心里很清楚，现实将他送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十字路口了，是继续忠于斯大林同志，还是站到他的对立面去。
送走了莫洛托夫之后，尤里整个下午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其间，他给妻子安捷利娅打了个电话，询问了她和孩子的近况，而在临近三点钟的时候，又给他的保健医生打了个电话，说他最近感觉总是犯困，希望保健医生能够在最近两天里为他安排一个全身检查。
四点钟，尤里又从办公室向外面挂了一电话，这个电话打去了总政治部，联系的人是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热尔托夫上将，在电话中，尤里要求热尔托夫挑选精明可靠的人，为谢列平接下来的调查工作提供支持。
将近五点半钟的时候，尤里才离开他的办公室，前往克里姆林宫参加之前已经确定好的会议。
从表面上看，整整一个下午，尤里的表现都没有任何异常，但作为他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却是感受到了一些不同——作为委员会的主席，尤里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将之前安排好的一切工作都取消了，他甚至没有去参加委员会的例行工作会议，而这在以往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克里姆林宫的会议是之前就安排好的，会议地点选在叶卡捷琳娜大厅，参加会议的，主要都是中央书记处成员，其中以组织干部处的人为主，而讨论的议题，则是波罗的海三国的领导干部任免问题。
这次会议原本应该是由斯大林同志亲自出面主持的，以往，他从来都没有缺席过这样的会议，不过，今天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诡异，临开会前的十分钟，波斯克列贝舍夫才匆匆赶来，宣布斯大林同志将缺席今天的会议。
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提议，这次会议由尤里负责主持，作为斯大林同志的代表，波斯克列贝舍夫列席旁听，并在会议推荐发言的环节，代表斯大林同志作了简短发言。实际上，尽管斯大林同志没有出席会议，在干部任免名单上，还是主要体现的他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