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列宁格勒违背与莫斯科的外交一致，以盛大规模接待南斯拉夫代表团这件事，尤里不想给出任何形式的评价，但是从本心来说，他认为日丹诺夫以及整个列宁格勒州州委，都是存在问题的。

苏联尽管是一个加盟共和国，但是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这个加盟共和国采取的实际上是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别说是列宁格勒这么一个州，哪怕是加盟共和国，都没有自己决定外交政策的权力，因此，列宁格勒违背莫斯科的外交政策，自己决定了接待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态度和规格，确实是过线了。

如今仅从这个角度说的话，举报信上说：列宁格勒的领导层正在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之间制造隔阂，是没有问题的。而在这种隔阂的背后，确实是有一些人，在看到了日丹诺夫同志声名日隆的情况下，有了在苏联制造两个中央的想法，并且还在推动其成为既定事实。

有了这么一个背景放在前面，再去看列宁格勒党组织代表会投票造假的问题，其中的问题无疑就很严重了。

从组织程序上说，如果地方党组织代表会的投票，被选举方没有占据绝对优势的话，上级党组织，也就是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是有权插手过问的。中央委员会可以要求列宁格勒地方党代会重新投票，或是启动相应的组织程序，调和赞同方与反对方之间的矛盾，最终达成投票一致性。

可列宁格勒党代会在投票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选择上报上一级党组织，反而是在计票中弄虚作假，做出了一个全票通过的既成事实。这是一件什么性质的事？往小里说，这是违规，党内民主的违规行为，而往大里说，这还真就是反党，因为这种弄虚作假所实现的目的，是隔绝了上级党组织对列宁格勒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说的形象一点，就是列宁格勒党组织在向莫斯科喊话：我们这的事我们自己管，你们别插手。

一个是外交事件，一个是党组织行为，两者结合在一起，直接造成的外部印象，就是列宁格勒党组织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与莫斯科党中央泾渭分明的独立小团伙，换句话说，就是形成了一个反党集团。

别说斯大林同志是个强势的领导人，而且年纪又大了，容易疑神疑鬼，即便是再年轻二十岁，遇到这种事情，估计也免不了会多想，会想着要将这个反对集团全部揪出来，将他们碾成粉末。

从克里姆林宫出来，乘车返回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路上，尤里都显得忧心忡忡。他知道，斯大林同志对列宁格勒工作的不满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当然，这个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将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那些人，都列入到反党集团的名单上，更有可能，他现在都没想过要大开杀戒。

但就像那句话说的，这世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看看过去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在整个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范围内，难道真的有那么多立场上倾向于同情南斯拉夫，同情铁托的人吗？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罗马尼亚，被清除出党的二十万党员，其中恐怕有很大一部分都不知道铁托是谁，更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但这些人同样被清理掉了。

所以说，在某个特定时期，被牵连到某个政治事件中的人，本身很可能与这个政治事件无关，他们只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罢了。

尤里可以相信列宁格勒存在一个想要树立两个中央的反党分子，但却不相信这样的人真的会有多少，更不会相信这些人都存在着反布尔什维克情绪。换句话说，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无论列宁格勒的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总会有一批无辜的人葬身其中，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可惜的是，不管心里怎么想，尤里还是要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图，安排好一系列的后续工作。

在尤里接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一职之后，这个如今手掌大权的强力部门，还从没有召开过全体监察委员会议，尤里的风格，就是尽可能不将某个特定的案件扩大化，而是尽力将案件的侦办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但是这一次的情况不同了，他不能再利用自己的职权，消弭案件侦办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扩大化问题。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几乎涵盖了苏联所有的强力部门，全体监委都需要参加的监察委员会议，实际上就是要将这些强力部门的权力集中起来，重点查处某一个影响非常大的案件。

会议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大楼顶楼的大会议室召开，尤里作为监委主席主持会议，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作为斯大林同志的代表，列席会议。

这场会议从当天上午十一点开始安排，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才正式召开，之所以拖延这么久，是因为其间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安排需要处理。

就在这将近二十四的时间里，包括陆海军总政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在内的诸多部门，已经悄无声息的运转起来，尤里在向监察委员们下达通知的时候，已经要求他们做好相应的保密工作。

当天晚上，列宁格勒军区内，包括司令员德米特里·尼古拉耶夫·古谢夫上将在内的16名中高层指挥员，被陆海军总政治部以军队建设会议的名义，从列宁格勒召集到莫斯科，随后便被集中到莫斯科军官俱乐部，并限制外出。

同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贝利亚同志亲自签发命令，由第三总局，也就是所谓的边防军总局派出观察团，前往卡累利亚边防军指挥部，名为视察防御部署工作，实则是暂时接管那里的边防军指挥权。

尽管一切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但平静的水面下，总是难以掩饰住那种令人惊悸的波澜，因此，消息灵通的人总是能够事先得到消息的。

为了避嫌，同时也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一晚尤里都没有回自己的住所，他将监察委员会的四名副主席召集起来，进行了连夜的磋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安排好整个案件的侦办事宜。

最终，经过磋商，什基里亚托夫被任命为列宁格勒案件的调查小组组长。

这个调查小组的组长权限巨大，在案件侦办的过程中，他有权力指挥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在经过授权的情况下，有权力调动军队。

因为现在只掌握了一份匿名举报信，监察委员会对列宁格勒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所以，调查小组在赶赴列宁格勒之后，将首先从卡普斯京以及拉祖京两人身上着手。前者不用说了，是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而拉祖京则是列宁格勒最高苏维埃主席，同时，他还兼任着党代表会议计票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列宁格勒在党组织会议的投票上弄虚作假，至少这个拉祖京摆脱不了关联。

尤里之所以同意任命什基里亚托夫为调查小组组长，不仅仅是因为对方是监察委员会副主席，还因为此人与马林科夫、贝利亚集团走的很近，甚至可以说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尽管现在还看不清列宁格勒这场风暴背后的推动者是谁，但尤里有理由相信，一切的一切与马林科夫等人脱离不了关系，这是他们对日丹诺夫集团的反攻倒算，在隐忍了这么久之后，他们终归忍不住要发动了。

作为莫斯科权力核心中的一名新人，尤里如今的地位有些超然，这个超然不是说他的权势超过了别人，而是他从表面上看，与任何一方都没有关联，也与任何一方都没有矛盾。

就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做出案件侦办具体安排的时候，第二天上午不到九点钟，也就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监察委员会议开幕之前，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尤里，突然接到了克里姆林宫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斯大林同志再次过问了对列宁格勒案件的侦查安排，同时，他向尤里询问了一个意见，那就是由安德里阿诺夫同志出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兼列宁格勒市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是否合适。

安德里阿诺夫就是指的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安德里阿诺夫，此人也比较年轻，1902年生人，1924年入党，此前先后担任过斯大林格勒州州委书记、斯维尔德洛夫州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是个经验丰富的同志。

但问题在于，如今列宁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还有人呢，波普科夫同志年轻力壮，精力充沛……因此，在听到斯大林同志这个询问的时候，尤里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在斯大林同志的观念里，波普科夫是存在问题的，他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现有职务了。

换句话说，斯大林同志是在隐晦的表达他的看法，列宁格勒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列宁格勒市委组织，而是整个列宁格勒州都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