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莫斯科，暴雨。

卢比扬卡大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大楼内，位于四楼最东侧的房间内，没有一丝的灯光。

一道闪电从楼前的广场上空划过，刺眼的闪光瞬间照亮了这个没有开灯的房间，从敞开的房门看进去，可以看见一道魁梧的身影侧站在窗前，电光照亮了他的半边脸，映在淌落着雨水的玻璃窗上，这张青色的脸显得有些狰狞可怖。

手指缝里夹着的自卷烟即将燃尽，感觉到燃着的烟头已经有些烫手了，阿巴库莫夫才从沉思中回过神来。

他将烟头掐灭在手边的烟灰缸里，长吁一口气，扯亮了办公桌上的台灯……灯光从灯罩的上方透出来，正好打在他的脸上，让他感觉有些刺眼。退后两步，他避开光线，将自己藏进光线照射不到的房间阴影里，那里摆放着一把椅子。

作为一名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半文盲，阿巴库莫夫很早的时候就参军了，他的人生阅历很丰富，从事过很多职业，当然，做的最多的还是“特务”。

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阿巴库莫夫自己都不记得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开始讨厌亮光，哪怕是那些柔和的光线，也会让他感觉心燥不安，只想每时每刻都躲在阴影里，让别人看不到自己的表情和眼睛。

刚才的一通电话，令某些尘封在记忆深处的沉渣又重新泛起，那段令阿巴库莫夫这辈子都不愿意想起来的经历，也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那是1942年的四月份，德军的兵峰推进到斯摩棱斯克，当时的阿巴库莫夫接到斯大林同志亲自下发的命令，要求他转移斯摩棱斯克党政机关的一切财产，并摧毁那里所保存的一切重要文件。当时的阿巴库莫夫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斯摩棱斯克大量的机密文件、党的会议记录被保存下来，并落入了德国人的手里。而在当时，斯大林同志给阿巴库莫夫打电话，询问他是否完成了任务的时候，他的回复是“任务已经出色完成”。

非常要命的一点事，在被德国人缴获的诸多文件中，有一些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苏波关系的绝密文件，其内容涉及到了1940年苏联在解决波兰战俘问题上的决议。获得了这些文件的德国人，将它们作为了攻击苏联的有力武器，弄得莫斯科非常被动。

这种工作上的失误是斯大林同志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将阿巴库莫夫叫到克里姆林宫，在长达半个小时的沉默之后，只问了他一个问题：“当你的下属对你撒谎时，你的感觉如何？”

随后，阿巴库莫夫开始接受调查，而调查的罪名则是间谍罪和叛国罪，在这两个罪名中，只要有任何一个得到落实，等待着他的处罚都只能是枪决。

幸运的是，当时战况紧急，而负责着战线后方反间谍工作的阿巴库莫夫表现出色，在一切为了战争的因素下，斯大林同志最终还是选择放过了他，在吓唬了他一番之后，还是让他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件事成了阿巴库莫夫个人履历上的一个大污点，同时，它也成了一个包袱，时时刻刻压在阿巴库莫夫的身上，让他如芒在背，不得解脱。

摸索着口袋，掏出一个精致的铁匣，从里面取出一支手工卷制的香烟，用颤抖的右手夹着，点燃，沉默的叼在嘴里。

此时的阿巴库莫夫像极了一只惊弓之鸟，因为就在刚才，他又一次接到了斯大林同志办公室打来的电话。电话是由斯大林同志的专线打过来的，但电话里的人却并不是斯大林同志，而是领袖的大秘波斯克列贝舍夫，他代替斯大林同志下达了一份通知，让阿巴库莫夫本人明天一早，到监察委员会接受质询。

“不要试图欺骗或是隐瞒任何问题，你知道那样做的后果，”波斯克列贝舍夫在电话中是这么说的，“坦率、无遗漏的交代所有问题，争取获得一个公平的评判。”

尽管电话里波斯克列贝舍夫没有说让他交代什么问题，也没有提到监察委员会以什么名义质询他，但阿巴库莫夫的心里却非常的清楚，这次自己多半是在劫难逃了。如今监察委员会的掌门人是尤里，他知道自己对尤里是一种什么态度，也知道对方一旦抓到机会，将如何对待自己，最为可悲的是，他知道到了这个时候，根本不会有人站出来挽救自己。

现在已经到了凌晨，距离最后的时刻还有八个多小时，阿巴库莫夫看着窗外的瓢泼大雨，心里在考虑一个问题：自己究竟应该坐以待毙，还是应该最后做些什么。

就在阿巴库莫夫踌躇不定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门外。

尤里拎着自己的公文包从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内走出来，跟在他身后的，便是波斯克列贝舍夫，隔着还没有闭严的房门，可以看到房间内的斯大林同志正站在一扇窗前，凝望着窗外的雨夜。

一个多小时之前，从白俄罗斯返回莫斯科的尤里，向斯大林同志提交了一份多达近两百页的文件。在这份针对阿巴库莫夫的文件中，尤里并没有添加任何反党、反国家的罪名，只是罗列了大量关于阿巴库莫夫生活奢侈、作风腐败的证据。诸如：阿巴库莫夫同志的家里用几十套高档的定制西装，有十几双来自意大利的手工皮鞋，还有十几块来自西方国家的华贵手表等等等等。除此之外，这位从事了一辈子特务工作的将军，还时不时的在自己家里举行舞会，邀请一些莫名其妙的女人参加。这些女人中，有一些身份存在严重的问题，甚至已经被确定为西方国家的间谍。

不管是生活腐化也好，堕落也罢，这些罪名其实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尤里之所以将这些对阿巴库莫夫不利的罪证提交给斯大林同志，就是想要看看在处理阿巴库莫夫的问题上，斯大林同志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如果斯大林同志想要处理掉阿巴库莫夫，那么再小的罪名也可以拓展到无限大，相反，如果他想要保住阿巴库莫夫的话，那么再严重的问题也可以被无限的缩小。

最终，尤里显然是把握住了斯大林同志的脉搏，这位冷血的领袖同志在仔细看完了整份报告之后，大发雷霆，要求尤里对阿巴库莫夫展开调查，以核实这些问题的准确性。

斯大林同志的说法，是要求尤里针对阿巴库莫夫的腐化堕落问题展开调查，但尤里真正要做的，当然不会“仅此而已”，他会以腐败问题为切入点，深挖阿巴库莫夫同志的各种问题，而调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将这个家伙牢牢地钉在死刑柱上。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就在于此，它往往会以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发起，最终却以一种冷血残酷的方式收尾。

从斯大林同志的办公楼里出来，尤里走到大楼入口处的遮雨檐下，一直守候在门口的克留奇科夫先一步撑开伞，迈下门口的第一个台阶。随后，他才察觉到，尤里并没有躲到伞下随他一同走下台阶，这位元帅同志仍旧躲在遮雨檐下，目光注视着雨幕，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

克留奇科夫又退回到台阶上，他将雨伞放下来，挡在尤里的身前，防止溅起的雨水落到他的身上。

此时已经过了凌晨，因为下暴雨的缘故，气温有些低，站在楼前，被席卷着雨幕的夜风一吹，会让人感觉有些清冷。

尤里不开口，克留奇科夫便保持着沉默，直到一辆黑色的莫斯科人轿车缓缓驶过来，停在阶梯下方的时候，尤里似乎才从沉思中清醒过来。

“走吧，”将手中的公文包交给克留奇科夫，尤里随口说了一句，当先朝阶梯下方走去。

当两人从阶梯上走下去的时候，那辆莫斯科人轿车的车门打开，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从车里钻出来，此人站在车门边，躲在一名警卫撑起的雨伞下，目光注视着从楼梯上缓步走下来的尤里。

中年人穿着一身酷似苏联元帅常服的军装，至少在一些装饰物上稍有差别，他等着尤里走下最后一级台阶，原本冷峻的脸上才浮现出一丝笑容。

“刚刚才到吗？”尤里面带笑容的走过去，同对方拥抱了一下，问道，“路上一切顺利吧？”

“这场雨的范围太大了，”罗科索夫斯基说道，“大卢基以东受气旋影响很大，只能乘车过来。”

尤里点点头，他知道，斯大林同志在一周前便给罗科索夫斯基下达了命令，要求他辞去波兰方面的一切职务，尽快返回莫斯科。这位自从战后便在波兰任职的元帅，重新回到了莫斯科，他的新职务是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同时兼任军方的总监察长。

“斯大林同志没有休息，”现在显然不是聊天的时候，尤里回头看了一眼，说道，“不过他现在的心情不太好。”

罗科索夫斯基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迈步朝楼梯上走去。